几个月后，似乎一切都进展顺利。但是1907年年初，阿萨?坎德勒拿起一份报纸，看到了这样一则新闻标题：“威利博士着手调查冷饮柜台出售的‘麻醉药’。”显然，威利说的“麻醉药”指的就是可口可乐。他说，尽管生产商声称剔除了可卡因，可口可乐的咖啡因含量仍然需要调查。1907年2月25日，坎德勒写信给威利，抱怨他的声明会对饮料的销量产生“严重的坏影响”，并提醒威利一个“清楚的事实”，即可口可乐是一种无害的、不含酒精的饮料。“不含一点可卡因或任何有毒药物”，他强调并补充说，一份这种软饮料的咖啡因含量只相当于一小杯茶。“比起进口使用的茶和咖啡，反对以饮用可口可乐的方式消费咖啡因显然缺乏更多的理由，”坎德勒总结道，“因此，我们无比尊敬地恳请您，认可我们投入了所有精力、理所应当受到赞赏的这项事业。”
坎德勒认为，这么做就能解决问题，这是可以谅解的，但是他并不了解哈维?威利的想法。在许多方面，坎德勒和威利有着相似的背景。两人都受正统派基督教熏陶，有着坚定的宗教信仰，而且都是在美国内战前的农场长大成人。在印第安纳州长大的威利回忆说，那时候必须严守主日，连钓鱼都被视为“罪大恶极”。坎德勒希望当一名医师，后来却转向了制药业；威利确实获得了医学学位，但从来没有当过医生，反而成了化学家。然而，他们最大的相似点在于，对自己所尊重的事业的正义性和正确性持有近乎狂热的信念。威利认真地秉承父亲的教诲：“只要你确信自己是对的，就要坚持到底。”
威利和坎德勒在其他方面几乎都恰恰相反。威利是北方人，他的父亲经常为他大声朗读斯托夫人的小说《汤姆叔叔的小屋》，还把家作为“地下铁路组织”的后勤站。威利在谢尔曼的军队中服役，但是亲身经历的战斗并不多。从外形上看，坎德勒和其他大多数人与威利相比都成了矮子。威利身体结实，身高1.83米，“身材高大魁梧”。一位记者描述他时说，“一个大脑袋稳固地摆在坚定有力的肩膀上”，他“敏锐的眼光”会让对手失去勇气。但与坎德勒不同的是，威利十分幽默，博览群书，能从生活中寻找有益于健康的乐趣。然而，当威利站在纯净食品讲坛上大发雷霆时，往日的幽默感却**然无存。由于他的穿着和风度，他总是被人误以为是牧师，还因此得到了“威利牧师”的外号。事实上，虽然他自称是不可知论者，但儿时所有的宗教训诫都被他引入工作中了。他的崇拜者称他是一位“纯洁的传教士”，他的批评家把他叫作“狂热分子”，某位历史学家客观地形容他是一名“信奉正统派基督教的化学家”。
尤其重要的是，威利发起了一场讨伐欺诈和恶行的道德运动。“有害公众健康，”他说，“是最不重要的问题……也应该放在最后。掺假食品的真正罪行是欺骗消费者。”威利对欺骗行为甚于健康问题的担忧也体现在他的法典之中。1906年的《纯净食品和药品法案》并没有明确规定有毒的物质是非法的，只是要求它们必须在标签上予以说明。咖啡因（不像可卡因）不属于有毒物质，没有必要列在标签上，因此，坎德勒理所当然地认为，根据新的《纯净食品和药品法案》的精神，可口可乐是安全的。坎德勒仅仅是用常识进行判断，认定可口可乐的危害不会超过一杯茶。
然而，对威利来说，这之间却有着明显的差别。人人都知道茶中含有咖啡因，但是可口可乐自称是健康饮料，并以此为由向孩子销售。同时，咖啡因是茶和咖啡中的天然组成成分，但在可口可乐中却不是。1907年2月28日，威利的回复让坎德勒很不悦：“我接到许多有关可口可乐瘾的控诉……你当然可以说氢氰酸无害，因为它天然存在于桃子和杏仁里。”威利在信的末尾带有不祥预兆地向坎德勒保证：“部里不会采取任何草率或非法的行动……当我们来调查你的产品时，你有足够的机会申述”。
7月，农业部代理部长（毫无疑问是受到威利的指使，因而化学局隶属于农业部）写信给可口可乐公司，威胁说：如果不停止在广告中宣称可口可乐得到《纯净食品和药品法案》的担保，就撤销产品的序列号。身为公司律师的约翰?坎德勒礼貌地回信询问起因，结果被告知：农业部反对可口可乐广告声称它是“纯净食品”。公司同意在以后的广告中不再使用这句冒犯性的广告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