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图页八十三
01 ——石质壁炉架装饰的中央部分，原来保持在威斯敏斯特皇宫，后移至王座法庭的礼服间。
02 ——布里斯托尔(Bristol)某旧屋内石雕，詹姆士一世时期。
03 ——赫尔福德郡古德里奇宫(Goodrich Court)雕带。亨利八世或伊丽莎白时期，佛兰德工艺。
04 ——威尔特郡教堂长座椅上的装饰。
05、07 ——约克郡伯顿·艾格尼丝庄园木雕装饰，詹姆士一世时期。
06 ——诺维奇(Norwich)附近宅邸的门廊木雕装饰。
08 ——贝德福德郡佩文纳姆(Pavenham)教堂长座椅木雕装饰，詹姆士一世时期。
09 ——布罗姆利老皇宫壁炉架木雕装饰，詹姆士一世时期。
10、15 ——威斯敏斯特修道院陵墓石雕装饰，詹姆士一世时期。
11—13 ——萨默塞特郡蒙塔丘特庄园(Montacute)木雕装饰。
14 ——克鲁庄园(Crewe Hall)石雕装饰，詹姆士一世时期。
16 ——剑桥三一学院大厅木雕装饰。
插图页八十四
01 ——约克郡伯顿·艾格尼丝庄园石雕装饰，詹姆士一世时期。
02 ——肯辛顿荷兰屋，楼梯彩绘装饰，詹姆士一世时期。
03 ——荷兰屋木雕。
04 ——同上。
05 ——沃里克郡阿斯顿庄园木雕，詹姆士一世时期。
06 ——古老长椅装饰，伊丽莎白时期。
07 ——威斯敏斯特某陵墓石雕装饰，伊丽莎白时期。
08、09 ——约克郡伯顿·艾格尼丝庄园石雕装饰，詹姆士一世时期。
10 ——恩菲尔德(Enfield)老皇宫木雕菱格图案，伊丽莎白时期。
11 ——阿斯顿庄园木雕菱格图案，詹姆士一世时期。
12、16 ——贝德福德郡佩文纳姆教堂长座椅木雕装饰，詹姆士一世时期。
13、14 ——取自伯顿·艾格尼丝庄园老式沙龙，查尔斯二世。
15、24、26 ——柴郡克鲁庄园石雕菱格图案，詹姆士一世时期。
17 ——肯特小查尔顿屋(Little Charlton House)贝思丹大理石壁炉架装饰。
18、20 ——位于主教门的保罗·品达爵士宅邸(Peter Paul Pindars’House)木雕装饰，詹姆士一世时期。
19、21 ——约克郡伯顿·艾格尼丝庄园木雕装饰，詹姆士一世时期。
22 ——橱柜装饰图案，詹姆士一世时期，法国工艺。
23 ——威斯敏斯特修道院陵墓装饰，詹姆士一世时期。
25 ——阿斯顿教堂陵墓装饰，詹姆士一世时期。
27 ——沃里克郡阿斯顿庄园楼梯木雕，詹姆士一世后期。
28 ——海格特区克伦威尔庄园石膏吊顶图案，查尔斯二世。
插图页八十五
01、15、18 ——约克郡伯顿·艾格尼丝庄园菱格图案装饰。
02 ——剑桥三一学院大厅木雕菱格图案。
06、08 ——同上，詹姆士一世后期。
03 ——威斯敏斯特陵墓帷幔装饰，伊丽莎白时期。
04 ——位于恩菲尔德一所老房子的木雕菱格装饰，詹姆士一世时期。
05 ——托特纳姆(Tottenham)教堂附近一所老房子的石膏菱格装饰，伊丽莎白时期。
07 ——刺绣织锦作品，伊丽莎白时期。四分之一大小。来自于麦金莱(Mackinlay)先生的收藏。浅绿背景，浅黄、蓝或绿色花纹，黄色丝线勾勒轮廓。
09 ——威斯敏斯特陵墓帷幔装饰，伊丽莎白时期。
10 ——肯特诺尔地区织锦椅套图案，詹姆士一世时期。
11 ——贴花刺绣。詹姆士一世时期或查尔斯一世时期。来自于麦金莱(Mackinlay)先生的收藏。深红背景，黄丝线花纹并用黄丝线勾勒轮廓。
12、14、16、17 ——老肖像上的衣饰纹样，伊丽莎白时期或詹姆士一世时期。
13 ——贴花刺绣。詹姆士一世时期或查尔斯一世时期。意大利艺术家作品。
在描述伊丽莎白时期装饰艺术特征之前，我们有必要简单追溯一下英国古典艺术如何复兴发展，并在16世纪取代了晚期哥特风格。文艺复兴最早来到英国是在1518年，那时亨利八世委派托里贾诺(Torrigiano)来设计亨利七世的纪念碑，这个纪念碑至今仍矗立在威斯敏斯特教堂，是那个时代纯意大利风格的代表作。后来托里贾诺又设计了威斯敏斯特教堂里士满伯爵夫人纪念碑，也是相同的风格，随后他便离开英国去了西班牙，然而在他身后留下了一批意大利人继续为亨利八世效力，将文艺复兴的种子在英国播撒开去。这些意大利人中间，有建筑师与工程师吉罗拉莫·特雷维吉(Girolamo da Trevigi)，画家巴托罗梅奥·潘尼(Bartolomeo Penni)、安东尼·托托(Antony Toto，意大利原名安东尼奥·努齐亚托)，以及著名的佛罗伦萨雕塑家贝尼代托·罗维萨诺(Benedetto da Rovezzano)；可能我们还要加上帕多瓦约翰(John of Padua)的名字，尽管他要晚一些，但比其他人要得到更多重用，代表作是1549年设计的老萨默赛特宫。然而，推动英国艺术新风尚的，不纯粹只是来自意大利的影响；在国王御用画家中，我们还发现了来自荷兰根特的杰拉德·霍内班德(Gerard Hornebande)或称霍雷布特(Horebout)，以及卢卡斯·科内利斯(Lucas Cornelis)、约翰·布朗(John Brown)和安德鲁·赖特(Andrew Wright)这些名字。1524年，著名的汉斯·荷尔拜因(Hans Holbein)来到英国，他和帕多瓦约翰都是影响英国文艺复兴的重要人物，他们一个融合了个人天分与德国背景，一个驾驭了地域特色与古典风格；早期威尼斯流派风格在他们手里得以重新恢复，当然他们也进行了很大程度的革新。荷尔拜因于1554年去世，而帕多瓦约翰要活得更长久，他在1570年还设计了朗利特的贵族宅邸。在1553年爱德华六世的葬礼上，我们发现送葬队伍的名单(《考古》第十二卷，1796年)中有上面提到的安东尼·托托、画家尼古拉斯·李扎德(Nicholas Lyzarde)和雕刻家尼古拉斯·莫德纳(Nicholas Modena)，其余雕刻匠人则全部为英国人。而在后来的伊丽莎白统治时期，我们只发现两个意大利人的名字，一个是费德里戈·祖切罗(Federigo Zucchero，有意思的是，他在佛罗伦萨亲自操刀设计的宅邸深受英国风格的影响)，另一个是手抄本画家彼得洛·乌巴蒂尼(Pietro Ubaldini)。
而真正伊丽莎白风格的形成，则要归功于大批的荷兰艺术家，包括根特的卢卡斯·赫雷(Lucas de Heere)、豪达的科尼利厄斯·凯特尔(Cornelius Ketel)、布鲁日的马克·加勒德(Marc Garrard)以及哈勒姆的H. C.弗鲁姆(H. C. Vroom)等荷兰画家。位于萨福克的博勒姆(Boreham)教堂中的萨塞克斯(Sussex)纪念碑由荷兰人理查德·史蒂文斯(Richard Stevens)操刀；剑桥大学凯斯学院的谦卑、美德、荣誉、智慧4扇大门由克利夫斯的建筑师西奥多·哈维斯(Theodore Haveus)主持建设，他还在1573年设计建造了凯斯博士纪念碑。除了这些艺术家，很多英国本土的艺术家也为伊丽莎白风格的形成做出了贡献，最有名的包括建筑家罗伯特·亚当斯和伯纳德·亚当斯(Robert and Bernard Adams)、史密森家族(the Smithsons)、布拉德肖(Bradshaw)、哈里森(Harrison)、霍尔特(Holte)、索普(Thorpe)、舒特(Shute，于1563年撰写了英国首部建筑学专著)，以及金匠与珠宝匠希利亚德(Hilliard)和肖像画家艾萨克·奥利弗(Isaac Oliver)。上述大部分艺术家都活跃于17世纪初，当时文艺复兴风格由于亨利·沃顿(Henry Wooton)的《建筑要素》[1]一书得到了更为广泛的传播。荷兰人伯纳德·扬森(Bernard Jansen) 和热拉尔·克里斯马斯(Gerard Chrismas)设计了斯特兰德大街上的诺森伯兰宅邸(Northumberland House)正立面，他们在詹姆士一世和查理一世时期深受欢迎。
标志着伊丽莎白风格彻底衰落的事件，是1619年因戈·琼斯(Inigo Jones)对白厅宫的重建，此时正值詹姆士一世统治接近尾声。它是对伊丽莎白艺术风格的一次改头换面。在此之前，霍雷肖·帕拉维奇尼爵士(Horatio Pallavicini)在剑桥郡的小谢尔福德所建私宅(现已损毁)已经引入了16世纪的帕拉第奥风格；另外，尽管建筑师兼雕刻家尼古拉斯·斯通(Nicholas Stone)和他的儿子试图延续旧日伊丽莎白风格，尤其在庄严肃穆的陵墓纪念碑方面，但终究迅速被更纯粹而不花哨的意大利风格所取代。
从1519年托里贾诺在威斯敏斯特教堂造碑，到1619年因戈·琼斯重建白厅宫，这百年之间的艺术作品都可被称为伊丽莎白时期艺术。
在前文提到的艺术家名册中，我们发现既有英国人，也有意大利人和荷兰人。在第一阶段亨利八世时期，占据主导的是意大利艺术家，我们把德国人荷尔拜因也归为此列，因为他的金属装饰作品，例如为简·西摩(Jane Seymour)设计的高脚酒杯，还有许是为国王设计的匕首与长剑，论其纯粹与优雅宛如出自切里尼之手。他为亨利八世家族在汉普顿宫所绘大型肖像画中的阿拉伯式花纹，虽然带有些许怪异与笨重，但仍旧是对16世纪意大利复兴艺术的致敬；而他在1540年设计的圣詹姆士宫皇家礼拜堂的天顶，也充满着威尼斯和曼图亚风格。
由于英国与荷兰在政治和宗教方面的亲近，英国在伊丽莎白时期涌现出许多荷兰艺术家。尽管我们常常提起的只是荷兰画家，但我们必须记住那个时代艺术门类之间是彼此相通的，画家经常受聘来设计彩绘或雕刻的装饰图纸，甚至设计建筑图纸。他们在自己的画作中也会掺杂一些装饰设计，例如卢卡斯·赫雷所绘的玛丽女皇肖像中带嵌板的隔间就是几何交织的图案，上面饰满宝石叶饰。我们可以说，在伊丽莎白女王统治初期，信奉新教的洼地国家和德国对英国艺术产生了重要影响。[2]也正是在这个时候，海德堡(1556—1559)主体建成。说它对英国艺术产生了影响也不无可能，因为詹姆士一世的女儿伊丽莎白公主，作为波西米亚皇后，于17世纪初期在此地有个行宫。
在伊丽莎白统治后期和詹姆士一世统治时期，英国艺术家纷纷涌现，每位艺术家都在自己的领域大展拳脚，当然荷兰人扬森和克里斯马斯也依旧在建筑领域发光发热。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出现了鲜明的英国本土流派。事实上，直到这个时期，英国人的名字才和他们的建筑作品(包括其中的装饰作品)一起为人所知，这些建筑包括奥德利庄园(Audley End)、荷兰屋以及沃兰顿(Wollaton)、诺尔(Knowle)、伯利(Burleigh)诸庄园宅邸。
总之，亨利八世统治时期的那些艺术家的作品是纯粹的意大利风格，不仅上文提到的例子反映了这一点，插图页八十三的图1和图3也给出了样例。而在伊丽莎白统治时期的作品中，除了些许模仿意大利风格的蛛丝马迹，基本上是完全采用了德国和荷兰装饰艺术家的风格。詹姆士一世时期延续了伊丽莎白时期风格，而且将它发扬光大，插图页八十四的图5和11中所示的样例，就来自于詹姆士一世统治后期所修建的阿斯顿庄园(Aston Hall)。但我们很难说这一时期的装饰风格具有多少原创元素，它们不过是在模仿外国文艺复兴风格的基础上做了一些调整而已。早在15世纪末，意大利彩色玻璃装饰和手抄本中已经出现开放式涡旋图案了。朱里奥·罗马诺(Giulio Romano)的弟子朱里奥·克洛维奥(Giulio Clovio， 1498—1578)所设计的优美装饰边框，在很大程度上展现了伊丽莎白风格中的涡旋、饰带、钉头和垂花元素；同样的元素也见于乔凡尼·达·乌迪内(Giovanni da Udine， 1487—1564)设计的佛罗伦萨劳伦图书馆的彩色花窗；而塞利欧(Serlio)1515年在巴黎出版的建筑学专著的卷首插图上，这些元素则更为明显。伊丽莎白装饰艺术另一个主要特征是繁复而梦幻的交织饰带，我们必须从德国的“小大师”和荷兰雕塑家的众多出色作品中去寻找它的源头，特别是阿尔德弗(Aldegrever)、维吉利乌斯·索利斯(Virgilius Solis)、丹尼尔·霍夫(Daniel Hopfer)以及希奥多雷·德布里，他们在16世纪给世人留下了为数众多的雕刻装饰。我们同样不能忘记W. 迪特林(W. Dieterlin)在16世纪末所创作的**漾着浓郁伊丽莎白风情的建筑及其内部装饰，据弗图(Vertue)称，克里斯马斯在设计诺森伯兰宅邸正立面时曾经借鉴过迪特林的设计。以上便是伊丽莎白装饰艺术的主要源泉。我们需要注意的是，装饰艺术应根据不同的主题和材质进行适当调整，而且在有些时候这种调整是必不可少的。意大利的大师们深谙此道，大多数时候只在手抄本、版画、金属镶嵌工艺品以及纯粹的装饰中渗入绘画风格，避免将这种风格带入立体雕塑与建筑作品中；而英国艺术家则不然，他们将装饰绘画风格带入所有的艺术分支，甚至将装饰艺术家无拘无碍的想象力以雕刻的形式印刻到了建筑之上。
关于伊丽莎白时期的装饰元素，我们大致可以总结成：带有卷边的镂空涡旋，图案怪异，花纹繁复；交织饰带，基本为流畅而富于变化的花纹，偶见几何纹样，如插图页八十三的图12以及插图页八十四的图26、27；绳结与钉头饰带；弯曲不相连的轮廓；垂花饰、水果饰与帷帐饰，缀有并不精细的人物造型；兽怪饰，点缀着大片流畅的枝叶装饰，如插图页八十三的图7，现在仍存在于约克郡伯顿·艾格尼丝(Burton Agnes)庄园画廊的天顶；球状与菱形状的粗琢嵌板，嵌有叶饰或盾形纹章；怪诞的拱石与支撑托架随处可见；无论石雕还是木雕，大都粗犷而风格浓烈。欧洲大陆最早期的文艺复兴，尤其是在法国与西班牙，复兴装饰只是对哥特建筑做了一下修饰，而伊丽莎白时期装饰则不然，它和它所装饰的建筑彻头彻尾都是意大利风格(窗户除外)：建筑元素层次鲜明，外墙带有飞檐与栏杆，内墙饰以雕带与檐板，屋顶是平顶或吊顶，甚至山形墙边缘常常出现的凹凸轮廓线，都是模仿威尼斯早期文艺复兴流派的设计。
与石雕作品相比，在木雕、纪念雕像人物的衣裙以及挂毯上出现的彩色菱格图案，往往要设计得更为精确和纯粹，色彩也更鲜明浓郁。这些作品有很多是墙面与家具中最常见的装饰物，特别阿拉斯挂毯，它们大抵由佛兰德斯的织机织就，也有一些是来自意大利，因为要到1619年英国才在莫特莱克(Mortlake)建起本地工厂。
插图页八十五的图9、10、11和13最富意大利特征；图13确实是意大利艺术家所作。图12、14和16取自伊丽莎白时期与詹姆士一世时期的肖像画作，也带有浓郁的意大利气息，可能是出自荷兰或意大利艺术家之手。图1、4、5、15和18虽然有一些意大利元素，但带有很大的原创性；而图6和8则是很寻常的伊丽莎白风格了。有一件1515年的主教披肩是其中精品，金色底面上饰有浓郁流畅的紫色图案，仍保留在爱仁蒙格公司(Ironmongers’Company)；它与15世纪佛罗伦萨圣灵教堂(Santo Spirito)祭坛的彩色帷幔十分相似，可能产自意大利。
牛津的圣玛丽教堂珍藏着一个讲道坛的帷幔，金色底面上饰有蓝色花纹；德比郡的哈德威克庄园(Hardwicke Hall)也保存了一个精美的挂毯，底面为黄色丝质，上面装点着绯红和金色线条图案。而此类作品中的佼佼者，当属保存在赛德勒公司(Saddler’Company)的主教披肩[3]，它制作于16世纪初期，绯红丝绒背景上饰有金色图案。上述作品以及插图页八十五中的样例都主要依靠双色实现效果，但其实大部分装饰还是五颜六色的；然而与色彩相比，镀金还是占据了主导地位——此种审美趣味可能来源于西班牙，当时新大陆发现了黄金，于是在查理五世和腓力二世统治时期，人们在装饰上用起黄金来毫不吝啬。现存于卡尔特修道院(Charterhouse)院长房间的壁炉架，是这种风格的最佳范例，其黑色大理石与精致的镀金雕刻完美融合，呈现出流光溢彩的效果。
到了17世纪中期，伊丽莎白时期特有的装饰风格已经消失殆尽，不无遗憾的是，我们再也见不到浓郁、多变、如画般美丽的伊丽莎白装饰艺术。尽管它缺乏良好的指导原则，容易让人纷乱，使人混淆，但我们不得不说，它让我们领略到什么是高贵与庄严之美。
[1] 据说在伊丽莎白时期，洛马佐(Lomazzo)和德洛姆(De Lorme)的著作已有英译版，但我未曾见过。
[2] 威斯敏斯特教堂中弗朗西斯·威尔爵士(詹姆士一世时期)纪念碑的设计，几乎和布莱达大教堂(16世纪)里那索的恩戈伯特纪念碑如出一辙。
[3] 见肖(Shaw)的精美著作《中世纪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