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是一条好多事的狗，如今也活得很低调。把我叫张驴儿，也咬牙认了。可对史托芬这个人，我还是想给大家念叨念叨。他就是我过去的主家，那个老跟老婆吵架的副教授。他为评不上职称，还有其他一些不顺心的事，气没哪儿撒，对我竟多次实施家暴。我是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才愤然出走的。
真是冤家路窄，世界太大也太小，我们竟然在贺家又遇见了。他第一次见我，有似曾相识感，还很是好奇地问了贺加贝一声：“这狗是哪来的？”贺加贝那天有些心不在焉，只支吾了一句：“银莲养的。”就算过去了。我为了不自寻烦恼、自取其辱，也很少朝他跟前凑。可有一次，潘银莲领着我，我左躲右藏，还是撞见了史副教授，他又问：“这狗是哪里来的？”潘银莲也是一笑说：“我养的，咋了？”他说：“没咋！”就再没吭声了。我在他家时，他也不咋待见我，高兴了，戏耍一下；不高兴了，他的书房我都不能进。我记得他还给我起了个很不好的名字，叫墨菲斯托，那是魔鬼的名字。可见我在他心目中的形象和地位。之所以这样叫，也是因为他夫人叫过我浮士德博士。吵架了，见我向着他夫人，他不高兴，踢了我一脚，随口就叫了声墨菲斯托。我听他们讨论过这部叫《浮士德》的诗剧。好像浮士德曾跟魔鬼墨菲斯托签下过一个约定：墨菲斯托给浮士德博士当仆人，可以尽量满足浮士德的一切要求，尤其是一切远离人类道德的娱乐至死方面的要求。一旦浮士德对这些快乐感到满意时，他的灵魂就归魔鬼所有，浮士德就算彻底堕落成魔鬼了。大意如此，好像他们夫妻为此还合作写过论文，掏钱发表在一个什么C刊上。总之，他对我随意嬉笑怒骂，我对他也印象不佳。如今是狭路相逢，好在他终是没弄明白我的履历。
我平常主要跟潘银莲一起活动。过去还卷在中心位置，对梨园春来的内部管理和高层机密，几乎无所不知。自从来了史托芬，一切就都改变了。首先，史托芬认为家族式经营是“环扣闭锁”“发胀不大”，不合乎现代企业制度。其实他在大学时，恨不得把自己和夫人的几个亲戚，都弄到学校和系里当差。其中他二母舅，就寻情钻眼地弄到大食堂做饭去了，以为谁不知道。批评所谓“家族式管理”，其实质是逼着我主潘银莲交权退位。潘银莲又是个好说话的人，让交就交了。贺加贝从来都没有设身处地为他老婆好好想过，说是财务总监，其实就是聋子的耳朵——摆设货。对不起，以我的修养，是不能用这种伤害残疾人的比喻的，只是再没有比这个更恰当的词语，能说明潘银莲的尴尬处境了。
潘银莲只有很少的时候，才参加一次喜剧坊全体会议。贺加贝虽说是老板，其实都是史托芬在那里“老贼一手遮天”。开两个小时会，他能讲一小时五十分。说“老贼”，其实史托芬并不老，才四十多岁，除了便秘，爱蹲很长时间厕所，一看半天武侠小说外，好像身体还没啥别的毛病。“老贼一手遮天”是我从戏里学来的，用给他，挺合适。每次开会，他也都会礼貌地请贺加贝讲话，毕竟是老板，但贺老板都讲得很短，有些语无伦次，更缺乏重点。他肚子墨水太少，开口闭口就是要大家演好、咥（吃）好、喝好、发（大概是钱和财）美，真是让我既担惊受怕又能羞出一脸冷汗来。我看各部门的头头，拿笔记都没法记。而史托芬却是ABCDEFG的长篇大论，整得头头是道。不仅能让大家明白当下要干什么，还能把五年、十年、二十年的“喜剧坊”“喜剧城”“喜剧帝国”发展思路，说得伸手可触、天堂有路。什么喜剧美学、接受美学、大众美学、心理学、观众学、社会学，都是一套一套的。他的学生甚至吹嘘什么“史老师已形成完整喜剧产业管理创新体系”。其实我知道，这小子就是爱胡谝。在学校都是有名的“史大谝”。上课连巴掌大的纸片都不带，一讲两三个钟头也不喝水，都说他谝得美！连他老婆都骂他：你就能谝闲传，有本事咋不把教授、“突贡”专家、“百千万人才”谝回来？
他咋谝，都无所谓，我担心的是，他当了“日弄客”，贺加贝还浑然不觉。“日弄客”是关中土话，我本来是不屑于用粗俗俚语的，可内涵极其丰富，也很生动，我就不得不加以援引了。“日弄客”既有煽动、蛊惑的意思，也有给人下套、挖坑的意思，还有揶揄、嘲弄的意思。我随着潘银莲被边缘化后，不像她能随遇而安，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我是不甘于主人被安排、被同意、被总监的处境的。有好多次，大会散了，我偏不出去，就卧在桌下，看他们当主人不在场时都谝些什么。这也是我的职责所在：狗的天职，不就是给主人巡察监戒、看守门户、预示报警嘛。既然如今没门户可看了，我总得有所作为吧。在人类的办公或餐桌下，常常能听到的，就是那些“日弄客”话语。譬如有人说：“史老师，把贺加贝是不是包装得有点过头？开始他还知道尊重我们，现在，好像一切都理所当然了。他出席啥活动、啥场面，都把我们不放在眼里了。人家请他吃饭，我们站在身后伺候，直到走，都没招呼一声。饿得我们前胸贴后背的，还得前呼后拥着把他送回宾馆，宽衣解带脱臭鞋。他那双脚的臭哇，真不是目前关于臭气熏天这类词汇所能形容到位的……”这时就会七嘴八舌起来，光对贺加贝的臭脚就能声讨半天。都说主人贺加贝越来越难伺候了，现在耍得还跟真的一样，出了宾馆门，就不认识自己了。架子端得跟啥子大人物似的，直到回来脱了臭鞋，才长叹一声：“贼他妈，把人没挣失塌！”史大谝哈哈哈一阵大笑说：“继续伺候！不仅不能松懈，而且还要加大包装力度。这不是贺加贝个人的事，这是喜剧坊共同利益的需要。他不需要认识自己，苏格拉底这句话对他没用。他只需要大红大紫，让别人去认识他，懂吗？”你说这里面有没有“日弄客”的意思？把我主人耍猴一样，弄到高杆上去表演，他们却偷偷在背后，耻笑着猴屁股的**与颜色深浅。
还比如：一次会议上，我主贺加贝有些不高兴，好像是嫌在一个什么楼盘开业场合，各类名人很多，而把他这个笑星晾在了那里，并且站台都站在了第二排。史托芬当场批评了负责出行的公关部、广告部和办公室，让他们写出深刻检查，并要求财务部扣除相关人员当月奖金。我就觉得不真实，会后潜伏下来，想一观动静。果不其然，贺加贝刚一走，他们就哄堂大笑起来。原来那天楼盘主还在京城请了几个大腕，人家来，又是记者跟，又是乌泱乌泱的粉丝团，高举着各种牌子，呐喊得要死要活的场面。而他，竟然只去了一个跟班的。跟班还被人挤人的现场踩跛了一只脚，他在前边走，那跟班一瘸一拐地跟在后头，活像《窦娥冤》里张驴儿和他老丑爹讨饭的场面。呸，偏又拿我张驴儿说事！这事贺加贝自是很不愉快，竟然在大会上端了出来。大家虽然现场默不作声，表示出失误很大的样子。可他和潘银莲刚一离开，就笑得乱作一团了。有人说：“看怎么样，是不是不习惯了？史老师，看你惯下他这大牌明星毛病，以后咋办呀？”原来那天有人是故意为之。因为楼盘主只重视影视明星，尤其是外来和尚。他们给贺加贝的劳务费，连人家十分之一都不到。气得公关部、广告部和财务部都让撤人。最后就跟上去一个办公室跑腿的，腿还给跑折了。至今想起来，大家还笑得下巴都要脱落。史托芬敲敲桌子说：“以后不能再出这样的事。凡贺老师出现的地方，一律要像影视明星和歌星一样安排举牌子、拉横幅；还有各种呼喊声和尖叫声，要多安排年轻漂亮的粉丝，而不是随意到广场找一群扭秧歌的大爷大妈，一人管一顿盒饭、发二三十块钱了事。‘我爱你加贝’，还有‘我加倍爱加贝’之类的广告词，也得适时更换，创意部、广告部、公关部都要很好地研究这些问题。不能一个牌子用几次，甚至用几个月，烂得没边没沿了，还拿去举，拿去喊。这方面该投资就得投资，宣发力度还要加大。尤其不能让贺加贝有这方面的不适、不快、不满，更别说恼怒了。你们应该懂得把他捧得更火更红，对于喜剧坊、对于我们每个人的价值意义。我讲过多少遍了，还出现这样的失误？仍是那句话：只要没把贺老师捧疯掉，做了王廉举第二，就还得加劲捧。不过要捧得高级，别像那些小明星和王廉举一样，被捧得恶俗不堪。我们是双赢叠加关系，不是零和博弈游戏……”你说这是不是“日弄客”？
再譬如：他们好像在哪里弄了一百多亩地，设计方案里有一个剧场，暂定名叫“贺氏喜剧大剧院”。围绕这个大剧院，还要建一条圆形街道，叫个什么“贺氏喜剧美食一条街”。整条街就像土星外环一样，是顺着剧场形成一个大包围圈。他们想把西京所有的名吃，都带着喜剧变形夸张的手法，引进到这里来。设计很独特，很浪漫，很时尚，但也很复古。据说都得到了大领导的“点头称许”。但在研究这些重大事项时，有好几次，老板和财务总监却实质缺席着。贺加贝对这些“头痛事”完全心不在焉，即使出席会议也总在玩手机。而我主潘银莲又老被保姆叫出去奶孩子。我就不得不多长个心眼，要进行旁听了。有人甚至担心：都冠了贺氏名字，与他们是什么关系？还有的说：剧场离城里这么远，谁会天天开车来看演出？有人分析说：西京过去的老剧场，布局都很科学，基本是五公里左右一个，并且都建在人口密集的场所。现在把贺氏喜剧大剧院建到远离闹市区的地方，小心投资打了水漂。史托芬却主意很正：“远离闹市区，我们就创造不了一个闹市区吗？大家就这么不相信自己的能力？再说了，所有设计图纸都是用来施工的吗？现在不少地方都在夸海口，要打造什么东方百老汇，纷纷跑马圈地，就都能搞成百老汇了吗？其实质是借机撬动房地产，懂不懂？我们还是都太书生气了！只要地到手了，建剧院、修街道、造房子，那也要看我们的发展实际，一切都得市场规律说了算嘛！真挣了钱，再反哺文化，不是更能做大做强吗？眼下关键还是怎么‘带动发展’这四个字！”
你说这不是“日弄客”？正式会上，全说的是把贺氏喜剧大剧院和街道怎么造好、建美，搞得中国不出、外国不产。当我主缺位时，又另有企图，可能会挂羊头卖狗肉。呸，怎么又把自己绕进去了。可惜，贺加贝已经被捧得半疯半癫，潘银莲又活得太单一老实。我纵有过人智慧，与他们沟通起来，也如万山阻隔，蜀道青天。人啊，活着最具有喜剧与悲剧意味的，看来就是信息不对称造成的盲点、盲从、盲动和茫然了！我即使潜伏再深，内幕知道得再多，也补天乏术矣。
我可怜的主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