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剧

六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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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是一条好多事的狗,如今也活得很低调。把我叫张驴儿,也咬牙认了。可对史托芬这个人,我还是想给大家念叨念叨。他就是我过去的主家,那个老跟老婆吵架的副教授。他为评不上职称,还有其他一些不顺心的事,气没哪儿撒,对我竟多次实施家暴。我是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才愤然出走的。

真是冤家路窄,世界太大也太小,我们竟然在贺家又遇见了。他第一次见我,有似曾相识感,还很是好奇地问了贺加贝一声:“这狗是哪来的?”贺加贝那天有些心不在焉,只支吾了一句:“银莲养的。”就算过去了。我为了不自寻烦恼、自取其辱,也很少朝他跟前凑。可有一次,潘银莲领着我,我左躲右藏,还是撞见了史副教授,他又问:“这狗是哪里来的?”潘银莲也是一笑说:“我养的,咋了?”他说:“没咋!”就再没吭声了。我在他家时,他也不咋待见我,高兴了,戏耍一下;不高兴了,他的书房我都不能进。我记得他还给我起了个很不好的名字,叫墨菲斯托,那是魔鬼的名字。可见我在他心目中的形象和地位。之所以这样叫,也是因为他夫人叫过我浮士德博士。吵架了,见我向着他夫人,他不高兴,踢了我一脚,随口就叫了声墨菲斯托。我听他们讨论过这部叫《浮士德》的诗剧。好像浮士德曾跟魔鬼墨菲斯托签下过一个约定:墨菲斯托给浮士德博士当仆人,可以尽量满足浮士德的一切要求,尤其是一切远离人类道德的娱乐至死方面的要求。一旦浮士德对这些快乐感到满意时,他的灵魂就归魔鬼所有,浮士德就算彻底堕落成魔鬼了。大意如此,好像他们夫妻为此还合作写过论文,掏钱发表在一个什么C刊上。总之,他对我随意嬉笑怒骂,我对他也印象不佳。如今是狭路相逢,好在他终是没弄明白我的履历。

我平常主要跟潘银莲一起活动。过去还卷在中心位置,对梨园春来的内部管理和高层机密,几乎无所不知。自从来了史托芬,一切就都改变了。首先,史托芬认为家族式经营是“环扣闭锁”“发胀不大”,不合乎现代企业制度。其实他在大学时,恨不得把自己和夫人的几个亲戚,都弄到学校和系里当差。其中他二母舅,就寻情钻眼地弄到大食堂做饭去了,以为谁不知道。批评所谓“家族式管理”,其实质是逼着我主潘银莲交权退位。潘银莲又是个好说话的人,让交就交了。贺加贝从来都没有设身处地为他老婆好好想过,说是财务总监,其实就是聋子的耳朵——摆设货。对不起,以我的修养,是不能用这种伤害残疾人的比喻的,只是再没有比这个更恰当的词语,能说明潘银莲的尴尬处境了。

潘银莲只有很少的时候,才参加一次喜剧坊全体会议。贺加贝虽说是老板,其实都是史托芬在那里“老贼一手遮天”。开两个小时会,他能讲一小时五十分。说“老贼”,其实史托芬并不老,才四十多岁,除了便秘,爱蹲很长时间厕所,一看半天武侠小说外,好像身体还没啥别的毛病。“老贼一手遮天”是我从戏里学来的,用给他,挺合适。每次开会,他也都会礼貌地请贺加贝讲话,毕竟是老板,但贺老板都讲得很短,有些语无伦次,更缺乏重点。他肚子墨水太少,开口闭口就是要大家演好、咥(吃)好、喝好、发(大概是钱和财)美,真是让我既担惊受怕又能羞出一脸冷汗来。我看各部门的头头,拿笔记都没法记。而史托芬却是ABCDEFG的长篇大论,整得头头是道。不仅能让大家明白当下要干什么,还能把五年、十年、二十年的“喜剧坊”“喜剧城”“喜剧帝国”发展思路,说得伸手可触、天堂有路。什么喜剧美学、接受美学、大众美学、心理学、观众学、社会学,都是一套一套的。他的学生甚至吹嘘什么“史老师已形成完整喜剧产业管理创新体系”。其实我知道,这小子就是爱胡谝。在学校都是有名的“史大谝”。上课连巴掌大的纸片都不带,一讲两三个钟头也不喝水,都说他谝得美!连他老婆都骂他:你就能谝闲传,有本事咋不把教授、“突贡”专家、“百千万人才”谝回来?

他咋谝,都无所谓,我担心的是,他当了“日弄客”,贺加贝还浑然不觉。“日弄客”是关中土话,我本来是不屑于用粗俗俚语的,可内涵极其丰富,也很生动,我就不得不加以援引了。“日弄客”既有煽动、蛊惑的意思,也有给人下套、挖坑的意思,还有揶揄、嘲弄的意思。我随着潘银莲被边缘化后,不像她能随遇而安,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我是不甘于主人被安排、被同意、被总监的处境的。有好多次,大会散了,我偏不出去,就卧在桌下,看他们当主人不在场时都谝些什么。这也是我的职责所在:狗的天职,不就是给主人巡察监戒、看守门户、预示报警嘛。既然如今没门户可看了,我总得有所作为吧。在人类的办公或餐桌下,常常能听到的,就是那些“日弄客”话语。譬如有人说:“史老师,把贺加贝是不是包装得有点过头?开始他还知道尊重我们,现在,好像一切都理所当然了。他出席啥活动、啥场面,都把我们不放在眼里了。人家请他吃饭,我们站在身后伺候,直到走,都没招呼一声。饿得我们前胸贴后背的,还得前呼后拥着把他送回宾馆,宽衣解带脱臭鞋。他那双脚的臭哇,真不是目前关于臭气熏天这类词汇所能形容到位的……”这时就会七嘴八舌起来,光对贺加贝的臭脚就能声讨半天。都说主人贺加贝越来越难伺候了,现在耍得还跟真的一样,出了宾馆门,就不认识自己了。架子端得跟啥子大人物似的,直到回来脱了臭鞋,才长叹一声:“贼他妈,把人没挣失塌!”史大谝哈哈哈一阵大笑说:“继续伺候!不仅不能松懈,而且还要加大包装力度。这不是贺加贝个人的事,这是喜剧坊共同利益的需要。他不需要认识自己,苏格拉底这句话对他没用。他只需要大红大紫,让别人去认识他,懂吗?”你说这里面有没有“日弄客”的意思?把我主人耍猴一样,弄到高杆上去表演,他们却偷偷在背后,耻笑着猴屁股的**与颜色深浅。

还比如:一次会议上,我主贺加贝有些不高兴,好像是嫌在一个什么楼盘开业场合,各类名人很多,而把他这个笑星晾在了那里,并且站台都站在了第二排。史托芬当场批评了负责出行的公关部、广告部和办公室,让他们写出深刻检查,并要求财务部扣除相关人员当月奖金。我就觉得不真实,会后潜伏下来,想一观动静。果不其然,贺加贝刚一走,他们就哄堂大笑起来。原来那天楼盘主还在京城请了几个大腕,人家来,又是记者跟,又是乌泱乌泱的粉丝团,高举着各种牌子,呐喊得要死要活的场面。而他,竟然只去了一个跟班的。跟班还被人挤人的现场踩跛了一只脚,他在前边走,那跟班一瘸一拐地跟在后头,活像《窦娥冤》里张驴儿和他老丑爹讨饭的场面。呸,偏又拿我张驴儿说事!这事贺加贝自是很不愉快,竟然在大会上端了出来。大家虽然现场默不作声,表示出失误很大的样子。可他和潘银莲刚一离开,就笑得乱作一团了。有人说:“看怎么样,是不是不习惯了?史老师,看你惯下他这大牌明星毛病,以后咋办呀?”原来那天有人是故意为之。因为楼盘主只重视影视明星,尤其是外来和尚。他们给贺加贝的劳务费,连人家十分之一都不到。气得公关部、广告部和财务部都让撤人。最后就跟上去一个办公室跑腿的,腿还给跑折了。至今想起来,大家还笑得下巴都要脱落。史托芬敲敲桌子说:“以后不能再出这样的事。凡贺老师出现的地方,一律要像影视明星和歌星一样安排举牌子、拉横幅;还有各种呼喊声和尖叫声,要多安排年轻漂亮的粉丝,而不是随意到广场找一群扭秧歌的大爷大妈,一人管一顿盒饭、发二三十块钱了事。‘我爱你加贝’,还有‘我加倍爱加贝’之类的广告词,也得适时更换,创意部、广告部、公关部都要很好地研究这些问题。不能一个牌子用几次,甚至用几个月,烂得没边没沿了,还拿去举,拿去喊。这方面该投资就得投资,宣发力度还要加大。尤其不能让贺加贝有这方面的不适、不快、不满,更别说恼怒了。你们应该懂得把他捧得更火更红,对于喜剧坊、对于我们每个人的价值意义。我讲过多少遍了,还出现这样的失误?仍是那句话:只要没把贺老师捧疯掉,做了王廉举第二,就还得加劲捧。不过要捧得高级,别像那些小明星和王廉举一样,被捧得恶俗不堪。我们是双赢叠加关系,不是零和博弈游戏……”你说这是不是“日弄客”?

再譬如:他们好像在哪里弄了一百多亩地,设计方案里有一个剧场,暂定名叫“贺氏喜剧大剧院”。围绕这个大剧院,还要建一条圆形街道,叫个什么“贺氏喜剧美食一条街”。整条街就像土星外环一样,是顺着剧场形成一个大包围圈。他们想把西京所有的名吃,都带着喜剧变形夸张的手法,引进到这里来。设计很独特,很浪漫,很时尚,但也很复古。据说都得到了大领导的“点头称许”。但在研究这些重大事项时,有好几次,老板和财务总监却实质缺席着。贺加贝对这些“头痛事”完全心不在焉,即使出席会议也总在玩手机。而我主潘银莲又老被保姆叫出去奶孩子。我就不得不多长个心眼,要进行旁听了。有人甚至担心:都冠了贺氏名字,与他们是什么关系?还有的说:剧场离城里这么远,谁会天天开车来看演出?有人分析说:西京过去的老剧场,布局都很科学,基本是五公里左右一个,并且都建在人口密集的场所。现在把贺氏喜剧大剧院建到远离闹市区的地方,小心投资打了水漂。史托芬却主意很正:“远离闹市区,我们就创造不了一个闹市区吗?大家就这么不相信自己的能力?再说了,所有设计图纸都是用来施工的吗?现在不少地方都在夸海口,要打造什么东方百老汇,纷纷跑马圈地,就都能搞成百老汇了吗?其实质是借机撬动房地产,懂不懂?我们还是都太书生气了!只要地到手了,建剧院、修街道、造房子,那也要看我们的发展实际,一切都得市场规律说了算嘛!真挣了钱,再反哺文化,不是更能做大做强吗?眼下关键还是怎么‘带动发展’这四个字!”

你说这不是“日弄客”?正式会上,全说的是把贺氏喜剧大剧院和街道怎么造好、建美,搞得中国不出、外国不产。当我主缺位时,又另有企图,可能会挂羊头卖狗肉。呸,怎么又把自己绕进去了。可惜,贺加贝已经被捧得半疯半癫,潘银莲又活得太单一老实。我纵有过人智慧,与他们沟通起来,也如万山阻隔,蜀道青天。人啊,活着最具有喜剧与悲剧意味的,看来就是信息不对称造成的盲点、盲从、盲动和茫然了!我即使潜伏再深,内幕知道得再多,也补天乏术矣。

我可怜的主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