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潘银莲处理好麦穗后事的那几天，贺加贝也去忙了一趟“喜丧”。
丧家，是一个手头有很大资源审批权的处长的奶奶。还有人说贺加贝：一个处长的奶奶死了，还值得你去奔丧。贺加贝也不愿去，可帮着弄贺氏喜剧文化产业园的几个处长说不去不行，他就只好去了。史托芬也被他们拽去了。
那处长是在南郊盖的房，院子很大。一进去就把贺加贝吓傻了：真正叫花圈的海洋，挽幛的山峦。他还没见过这样宏大的死亡阵仗。并且好多挽联还是红色的。原来处长奶奶活了九十七岁，无疾而终，丧事便办得具有了许多喜剧气氛。院子中间还搭了舞台。贺加贝到时，一个歌唱家正在唱《雾里看花》，后边还有一些光腿女孩子在伴舞。前边已经演出三个多小时了。说是晚会基本以春晚的长度裁夺，八点开始，零点以后结束。节目以秦腔为主，也穿插有歌舞、器乐、曲艺、魔术等，并且都是名家出场。贺加贝是请来压大轴的。
贺加贝只跟处长见了一面，处长表示了一句感谢，就要去顾其他更有头脸的人物了。听说省级领导都有来的，局处级更是走马灯一样地络绎不绝。一个喜剧明星，处长照上一面，已是表示高看了。贺加贝把史托芬还介绍了一下，处长几乎连照都没照一眼，就被人拉着朝客厅跑，说是又来了啥子厅长。
在主要艺术家候场的一个房间里，还聚集着不少没有上场的人。这种演出，都很轻松。尤其是后台，几乎成了自由市场，打扑克“挖坑”的，嗑瓜子、品茶的啥都有。富裕丧家，水果、烟酒都是放开供着。一人只唱几段，或者表演一点拿手绝活就成。不像在舞台上正经唱大戏，人都很紧张，后台也很有秩序感。这儿就成了闲话的集散地，文艺界是是非非、蜚短流长的“毒蜂巢”。可今晚，没有一个人说那些糖不甜、醋不酸的话，都在说着处长奶奶的传奇人生。原来这个奶奶一生十分坎坷曲折。年轻时，其实是一个窑姐。她家里也是有些田产的富家乡绅。小姐断得文，识得字，却被人贩子拐卖到老西京的窑子里了。因为她长得绝色，而被国民党一个情报处长赎出去做了二房，但没敢朝家里领。大房住在城里，而把她安排在西郊养着。后来处长被乱枪打死，生活所迫，这个奶奶就又回归了窑子。再后来，西京解放，她又被遣散到新疆，被一个当兵的团长看上了。直到八十年代初，团长升到正师职离开岗位，才又把她带回西京。据说老奶奶为人谦和善良，走路都不愿踩死一只蚂蚁。她认为生命都是极可怜的，没有谁敢保证自己千年瓦屋不漏水。并且老奶奶一直保持着看书的习惯，临死时，手里还捏着《红楼梦》。听到这些，大家还都十分崇敬起老奶奶来。墙上挂着老奶奶的照片，的确是老而有型、风度翩翩。满头银发，鼻梁上还架着一副金丝边眼镜，十分优雅。看来看去，哪里又能找到窑姐的影子呢？大家就都感慨着命运的吊诡与无常。一个窑姐，最后活成这样，都难以想象。听说处长给他奶奶买了一块墓地，就价值几十万。连墓碑石，都是进口的印度红。碑文、书法和刊石，也都是请那些可望传世的一流名家在撰写、打造。正所谓哀荣备至、洪福齐天了。
演出完，史托芬在路上跟贺加贝说：“今晚这丧事，你猜让我感受到啥？”
有些瞌睡的贺加贝问：“感受到啥？”
史托芬说：“人，不在于你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而在于你现在是谁。”
这么绕口的话，让贺加贝听来，有些晦涩难明。他闭着眼睛说：“史老师说啥都高深莫测的。说明白些，我就听懂了。”
史托芬还是没朝明白的说，又补了几句更文绉绉的话：“饭蔬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
“史老师一转文，我就只能睡觉了。”
史托芬继续兴致很高地吟道：“丹青不知老将至，富贵于我如浮云。”
这时，车一颠晃，把贺加贝彻底给颠醒了，说：“史老师，说点通俗的。”
史托芬一笑说：“文明遗留给我们的道德训诫太多。你一认真去实践，就发现问题很大。比如说：所有文艺作品，包括经典名著，没有不把钱财当祸水的。当然，我们在贫穷时歌颂万元户的除外。所有教宗，也都几乎说过同样的意思：财主是进不了天堂的。富人要进天堂，是比骆驼穿过针眼还难的事。可现实中，又有谁不是高高兴兴、快快乐乐、争先恐后、挖坑使坏、所向披靡地把自己朝富有的‘地狱’里送呢？一个小小的处长，凭什么有那么大的势？他是谁呀？母以子贵，这是奶奶以孙子贵。没有这个大权在握的孙子，老太太就真有那么高的德行、威望、人脉？”
“这个我听懂了。”贺加贝笑着说。
“懂了就好。”说完，史托芬倒是有点睡意了。
贺加贝又突然想到了万大莲。一想起万大莲，自然就要想起牛乾坤。牛乾坤要不是有那么多钱，那么好的别墅，万大莲能跟他走吗？可他有时再想把万大莲朝坏想，还是想不坏。她就那么实实在在地活在他心里，无时无刻不在搅动着他的五脏六腑。她是那么美丽，那么可爱，美丽可爱得无法去诋毁。她与自己几乎共同成长了十几年，不可谓不熟悉，交情不可谓不深。为什么最后却经不住牛乾坤来看几场戏，就席卷而去了？他现在活着的所有目的，似乎就只有把万大莲重新夺回来这一项了。要不然，自己演得再爆棚，再火烧火燎，也是一个很失败的角色。
贺加贝现在真的很少能想起妻子潘银莲了。有时她就是走在身边，也不大能引起他的注意。除非突然觉得：怎么万大莲来了？当仔细一看，是潘银莲时，又使他深深失望起来。潘银莲在干啥，他也不关心，也顾不上关心。他妈好好的，儿子贺喜也好好的，就像人的身体，只要哪儿没毛病，就永远也发现不了这一部分的实际存在。在他心中，潘银莲是永远也干不出什么越格事的。因此，她的存在，就越发地淡然起来。他现在满脑子就一个重要目标：买别墅，买一栋比牛乾坤那栋更阔气的别墅。其余一切，都似乎变得无关紧要了。
从参加那位处长他奶奶的喜丧回来，喜剧坊的节目，史托芬又进行了一次大调整。那天，开了一个全体会议，史托芬讲了很长一段话。开始是总结前边的创作、演出、票房、宣发以及广告工作，最后他话题一转说：“我们还得大踏步地对目前节目内容进行改造，核心是进一步激发观众的优越感。让他们在观剧中，充分享受比剧中人聪明、能干、所处地位略高或颇高的优越性。从而，让他们更愿意来贺氏喜剧坊，一边观剧，一边把罪恶的金钱掏出来，消费更多高档酒水和美餐，然后喜滋滋地打嗝揉腹而去。价值和道德性固然重要，但不能靠我们来负载这么沉重的包袱，而让别人玩弄道德价值于股掌之间。悲剧把人性崇高化，正剧把道德严肃化，而喜剧就是拿来调侃的。让能掏腰包者，充分享受欢愉，大快朵颐，从而蜂拥而至，‘卸载’而归，这就是我们喜剧坊的新信条。总之，要把服务对象，朝更高消费层转移。现在看着上座率很高，赢利仍然微薄。只有把更高端的人士吸引进消费圈来，才可能让大家增加收入，真正让玩喜剧者，取得一份颇有喜剧色彩的好收成。”
大家热烈鼓起掌来。
张驴儿在桌下，大概是被很猛烈的掌声吓着，突然胡乱窜动起来，被谁美美踩了一脚，发出了很是具有喜剧色彩的不谐和叫声。现场立马释放出一个喜剧大包袱来。
说实话，史托芬这番话，无论贺加贝还是潘银莲都没咋听懂。贺加贝觉得他不需要懂，有史托芬懂就够了。而潘银莲脑子还在想着其他事，喜剧坊怎么发展，也从来没征求过她的意见。但史托芬的创作团队懂了，很快，喜剧的观众定位就发生了变化。为新的舍得掏腰包的观众群，寻找生存优越感，就成为新的喜剧亮点和包袱的制造点。电脑和数据的所有计算，也是一分钟一分钟地抠着新的“王炸”。随着“中高端”人群的“换药换汤”，票价和酒水餐饮单，也在发生着渐变，直至巨变。相同的演员，相同的场地，由于话语内容的偏转，而使利润出现了翻番的效果，这就是“定位”的重要。
如此同时，“贺氏喜剧产业园”也在加快推进。在“贺氏喜剧大剧院”和“喜剧坊美食一条街”设计图纸的反复修改、论证与否定之否定中，一个房地产开发项目，却在实实在在地浮出水面。他们将产业园中的四十亩地，转换成了商业用地，然后由一家地产商，悄然托起了八栋高楼的楼盘。说的是要用这四十亩土地转让费，来撬动大剧院和美食一条街的建设动工。
贺加贝每每和史托芬来到自己的产业园，看着一望无边的园区土地，都有一种无比自豪的兴奋感和史托芬老爱说的“优越感”。他在想，有朝一日，自己成了“贺氏喜剧大剧院”和“喜剧坊美食一条街”的真正主人，万大莲又该作何感想呢？会不会把肠子都悔绿了？但无论怎样，他都是会给她悔改机会的，他就把这个女人爱得那么死结。有时想起来，他都想把自己抽几耳光，就活得那么没出息，没长进吗？狗日的爱情，到底是个什么样的鬼，能这样害死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