傀儡师

乔恩-乔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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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维斯比回到家里的时候,还有几周就要开学了。

我之前决定利用假期的头几天重新审视一下我所写出来的内容。只有这样,我才能判断出自己是否敢把写出来的内容寄给你。是否要阅读这些内容,完全取决于你,是否要再次见到我,也完全取决于你。

我这个人有很多毛病,大家都可以挑我的刺儿。你们可以说我有很多不足,但是我有一个绝不会“不足”的地方,那就是我的自尊心。我知道自己是个有些不太寻常的人,有的人甚至会说我是个怪异的人。在格蕾特·西西莉的追悼会上,你没有送我到门口,或者至少和我道一下别,这都让我无法理解。从阿伦达尔回家的路上,你选择坐我的车,虽然你当时确实也是身无分文,没有钱再买一张飞机票,但是我认为你是“选择”和我一起坐了几个小时的车,而且这让你比预计的回家时间晚了好几个小时。

在司文-奥克·高戴尔的葬礼上,我的注意力一直在另外一边。我在仔细地观察我之前讲述过的那些送葬人员:有埃里克·伦丁的后人出现在了当场,好像除了在阿伦达尔举办的安德雷亚斯的葬礼之外,其他的活动你都在场。如果伊娃当时真的也在布鲁教堂里,那这件事就变得没有任何意义了。我后来和她的不期而遇,让我有机会把我对司文-奥克的记忆传递给了她。在我参加的一系列葬礼中,我还曾与一对伦丁家的夫妇对话。从以上描写来看,我的整个故事的线索确实非常松散,可能我自己都说不清楚。

在我的故事中,我没有提到关于我参加的其他的葬礼的内容,其中包括我那逃亡到了东方去的一个兄弟,还有今年春天我在瑞典瓦尔木兰郡的孙讷和布胡斯省的菲亚巴卡旅行时的一些经历。你现在所读到的内容,完全像是买彩票的人等待到的结果,是“随机赢取”到的。

我的故事结尾应该算是圆满的。我觉得在这个“小型家庭纪事”的故事里,让身穿黑衣的伊娃·伦丁拖着她的红色拉杆箱,冲出斯卡菲利咖啡馆餐厅外面的花园是一个很不错的完结。这个场景也很像是一部电影的最后一幕。我现在已经可以在脑海中看到电影的片尾字幕,听到优美的电影配乐了。当然,画面的最后或许会是一张我的照片,我会坐在黑色的码头上,身边是一瓶空了的白葡萄酒瓶。不过,一切都有待导演来决定。

后来,一些事情的发生让我的故事不得不发生了变化。

学校刚刚放假,我就看到了乔恩的讣告,他是我人生中最失意的时候遇到的一个朋友,而现在他却去世了。当时,我正坐在厨房的餐桌旁,我深深地鞠了一躬。不过,我当时要是得知他还活着,应该会比得知他去世的消息更加震惊。

很多人都以为他在几十年前就去世了,我们最后一次知道他还活着的消息是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

在我看来,那个时代所发生的一切仿佛就在昨天,还清晰地留存在我的记忆中。那时的玛丽安娜和斯维勒,并不是今天这样年过半百的中年人,而是一对花儿一般的青葱少年。

当时,我们谁都不用姓氏,我们只用名字。玛丽安娜就是“玛丽安”,因此,我不知道她就是那个大名鼎鼎的教授的女儿;斯维勒就是来自南方的“斯维勒”;乔纳斯·斯克洛瓦也不是现在已经去世了的“乔恩”。当时我自称为“佩勒”,乔恩曾经和真的佩勒打过招呼,愉快地聊过天。当时佩勒自称为“雅各布”,而那才是我自己的名字。

乔纳斯·“乔恩”·斯克洛瓦的讣告上写着,他是因病离世的。病痛和处方药剂带走了这位传奇人物。

我决定前往罗弗敦群岛去参加他的葬礼。我是在《晚邮报》上看到他的讣告的,他的后人在一份首都发行的报纸上刊登这则消息,可能是考虑到了他那些结识于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朋友。或许乔恩的葬礼上,玛丽安和斯维勒也会不期而至。也或许他们中的一人看到后,会选择不向对方提起此事呢?

这时,我还意识到一件事情:如果他们真的会去参加乔恩的葬礼,伊娃就肯定不会去。是的,伊娃一定不会出现,因为她从来都没有见过乔恩。她和他之间没有任何关系。我为什么突然有这样的想法?我自己也没想通。有的时候,会有一些想法零零碎碎地出现在我心里,而且不会一下子就消失不见。能够再次有机会见到玛丽安和斯维勒对我来说充满了吸引力。虽然他们再次见到我的时候不一定会意识到我就是佩勒,而且他们肯定不会想到我也会去那里,参加乔恩的葬礼。在我们之前共处的那段岁月里,我只是“佩勒”而已,不是什么别的人。参加葬礼对我来说已非什么趣事。我只是看到了一个能够提高我在伦丁家族声誉的可能性。不过,这也只是我自己的一个美妙幻想而已。

现在,我坐在另一家饭店的房间里写作。我已在昨天搭乘一早的航班抵达了博德,然后换乘海达路德轮船,于晚上九点多来到了斯沃尔瓦尔。

现在,我来继续讲述乔恩的葬礼。不过,我要先写一个小插曲。你曾要求我尽可能真诚地写作,因此,我就不得不偶尔多说一些内容。

我不是一个喜欢坐飞机的人,或许正因如此,我在奥斯陆机场登机前就多喝了几杯白葡萄酒。在飞机上,我的座位与一个女人相邻,她看上去在三十五到四十岁之间。我们除了相互点头致意,简单地说了一句“你好”,然后在放报纸和行李的过程中稀疏地对答了几句之外,整个飞行过程中就再也没有什么对话了。不过,因为喝了几杯白葡萄酒的关系,我大部分时间都处在一种很幸福的睡意里,几乎一直闭着眼睛。

我坐在她左边靠窗的位置上,扣安全带时,她的手碰到了我的胳膊。我们俩都穿着短袖的上衣,我穿着一件黑色的T恤衫,而她则穿着一条花裙子,领口的几粒扣子没有扣上。那一刻,我感觉到:刚刚发生的短暂的肌肤与肌肤的直接碰触,令我身体中充满了一种幸福与快乐的电流。在接下来飞往博德的航行中,我一直在隐隐期盼着刚刚的那种意外碰触能够再次上演。我知道,一定是那几杯酒扰乱了我的神经,让我变得如此心神不宁,才使得那位女人的触碰对我产生了这么大的影响。我确信,她和我的接触并不是什么意外,因为在她碰到我的胳膊后,并没有如同遭受电击般立刻甩开手,而是停留了三四秒钟,然后慢慢地把手收了回去。这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当然,我当时并没有睁开眼睛看她。我在假装睡觉。

我并不是想把她的这种无意的接近解读为任何带有情色意味的暗示,因为这也不是我当时的所思所想,真的不是。是的,我只是一个坐在那里等待了一个多小时的,希望她能够再次触碰的温柔的男人,这是一种人性中充满了善意而温暖的关心。因为这个世界上不只存在着仇恨与邪恶,还有许多的温暖与友善。那位年轻的女人说着一口明显的北方方言,这让我意识到,北方人更喜欢与别人交往。同北方人相比,我们这些人则以“冷漠”和“保守”著称。我当时肯定是受了大白天就喝酒的影响,之后一直坐在那里怀抱着她会再次将手放在我的胳膊上的期待,并且希望如果有第二次,她能够多停留一会儿,待上一分钟。

我不知道为什么对你讲这件事。但是我内心认为,这件事也是我的这个故事的一部分。我并不是一个热衷于身体接触的人。我从来都不会触碰我的学生,他们也从来不会触碰我,虽然我身边教师与学生的这种接触并不少见。

在我和莱顿短暂婚姻的最后一个阶段,我们之间已无身体接触。我们还睡在一张**,因为我们家里只有一张床,但是我们都只待在自己的那一边,从不越界,除了偶尔会因为睡着了或者翻身而无意间碰到对方,但也会立刻重新调整好睡姿,绝不会影响到彼此,绝不会吵醒对方。

我现在坐在斯沃尔瓦尔的这个饭店房间里继续我的讲述。玛丽安和斯维勒也来到罗弗敦群岛了。如果这里不出现伦丁家族的什么人的话,这个故事的结局就毫无意义,我也不会将它写给你看。

那是2013年7月1日,星期一,我当时刚刚从沃冈教堂乔恩的葬礼上回来。也有人将沃冈教堂称为“罗弗敦大教堂”,这个名字的由来是因为这座超过一百年历史的木质教堂是挪威全国最大的120个教堂之一。每年1月至4月的鳕鱼捕捞节期间,会有大批渔民和人群聚集在这里,因此,这里需要一个可以容纳下很多人、举办大型礼拜的教堂。

在北方,这里的夜晚是温暖的。我所住的这个酒店房间是一个完整的套房,有一个很宽敞的阳台,站在上面可以眺望西边和北边的群山,还能看到外面广场上的风光。但是,在阳台上坐久了就会觉得很热,那里的阳光太强,照在我的电脑屏幕上让我看不清上面的字。

1967年的夏天,披头士发表了那首著名的《爱之夏季》[1],而那时的乔恩身在挪威首都,那里是嬉皮士文化的中心,当时他只有十七岁。几年后我再次见到他时,他已经俨然是嬉皮士文化中的一个神话般的人物,一个“邪教代表”。而当时的我则是一个来自奥尔的乡村青年,我的家乡与旧金山海特-阿什伯理区[2]有着十万八千里的距离,只不过勉强给自己找了一些有意思的东西,才作为一个嬉皮士进入了尼瑟山[3]。

那时,我一直有一种“局外人”的感觉,这与我位于哈灵达尔的老家无关,我并不是土到不能理解他们的文化,只是被他们排斥在外。但当我进入皇宫公园的时候,我就有了一种融入感。

那是我第一次拥有了一种积极的归属感。乔恩不知道我的成长背景,也不知道我的家庭情况,他从来不问我这些问题。不过,如果他要是知道了我的这些情况的话,我想他一定会将之视为我的加分项。在皇宫花园里有大批不和父母住在一起的人,他们中的很多人都是离家出走的,和家里断了关系。那时,我也不了解乔恩的任何背景,只知道他操着一口北方方言。

虽然嬉皮士运动还是比较具有包容性的,但是其中还是会有特殊的“潜规则”与“暗号”。例如,作为一个嬉皮士,你要是不认识“乔恩”,或者没有听过他的大名,那你基本就可以被划为“智障”了。我当时很幸运地在每次的“仪式”中都可以坐在他身边,就像是佛祖周围的莲花花瓣一般,这无疑对我投身为嬉皮士的那短短几个月的声望起到重要的提升作用。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的那场嬉皮士运动其实很像是一个大型的家族活动。那里有各种各样的氏族,而这也正是我在那个时间点最为需要的:一处停泊的港湾。我只需要在那个环境里适应一件事:聆听不同的声音。在皇宫花园里没有任何的审查制度或是主导意见,各种思想百花齐放。要不是因为我们都待在一个露天的环境里,我敢说,这里的各种声音能把任何房子的屋顶给掀翻了。在这里,人们都放下警惕,不会拒绝各种类型的“实践”,无论是水烟还是大麻。

后来,我开始学习挪威文学,每当阅读到 《培尔·金特》中《山魔王的宫殿》这一章时,都会让我联想到尼瑟山。这座位于皇宫花园下的山与《培尔·金特》中的山魔王的宫殿似乎有一种颇具讽刺意味的平行关系。两者当然有区别,首先,山魔王的宫殿完全是想象出来的一个地方,而且充满了迷幻色彩;而尼瑟山则是真实存在于我们的感官世界中的一个地方,而且曾有众多的嬉皮士在那里聚留。

我不再参与嬉皮士运动后的数年间,每当我路过尼瑟山,看到它的时候,都会像培尔·金特一样,想到自己曾经是那山上的“众鬼之一”。随着时间的推移,我越来越意识到嬉皮士思想的局限性。但他们还是坐在同一片草地上。然后,真正的大人物出现了。

玛丽安·伦丁最初是以乔恩女朋友的身份被介绍给我们的。1967年夏末,她已经和乔恩站到了统一战线上,那时她也只有十七岁。他们两人身穿的旗帜性的长袍上面印着后来传遍了整个奥斯陆的《爱之夏季》,而他们俩的合照还曾数次被印在一些报纸和其他印刷物上,作为挪威嬉皮士运动的代表性人物,成为了一时的偶像。

这里是一个大家族。所有人都是朋友,但没有所谓“最好的朋友”或“死党”。我当时从未听到这样的词语在我们之间使用过。不过,除了玛丽安之外,乔恩还有一个,也是他唯一的一个非常亲密的朋友,就像他的门徒一样,他就是斯维勒。

斯维勒和乔恩一样,都是离家出走的逆反青年。斯维勒的家在南方,乔恩的家在罗弗敦群岛。他们在同一天来到奥斯陆,相遇在奥斯陆东边的火车站,并一见如故,之后就成为我们今天说的挚友。而他们成为朋友的几周后,乔恩就遇见了玛丽安,并立刻在一起了。乔恩从未告诉过我他是在哪里遇见玛丽安的。或许他俩是在皇宫公园遇见的,几个小时后,乔恩把玛丽安带到了某一个街角处,而那个时间点并不是我们一般谈话的时间。乔恩和玛丽安的关系并没有影响到他和斯维勒的关系。他们三个人常常凑在一起。斯维勒、玛丽安和乔恩就像是一片三叶草,仿佛是一个神圣的三人小组,他们“三位一体”。四年后,当我从哈灵达尔的老家奥尔来到奥斯陆大学学习时,第一次见到了这个三人组。

几个月之后,当我终于融入这个环境,成为他们之中的一分子时,玛丽安转而投入了斯维勒的怀抱。这种相互变换交错的爱情关系并不是什么罕见的事情,而且我对这种行为也没有任何意识形态上的批判或反对。不过,后来玛丽安再也没有回到乔恩的身边。从此以后,乔恩就变成了一匹孤独的狼,他脱离了这场嬉皮士运动。嫉妒、仇恨和情伤与“花儿”们简单的头脑“不兼容”。我自己现在也是一名“叛徒”。因为玛丽安和斯维勒扎在乔恩心头的那一剑太深,所以他痛了很久。

乔恩和玛丽安刚分手后的那段时间里,我曾经见过他几次。当时,他已经开始了在奥斯陆大学的学习,不过他应该没有参加任何考试,只是作为一个自由的学生在不同的学院间来回听课,就像是一个自由人。有一次,他给了我一本葛吉夫[4]所写的《与奇人相遇》。后来,他又给过我一本杰罗姆·大卫·塞林格的《麦田里的守望者》。

乔恩曾经来过一次我当时住的学生宿舍,那也是他唯一的一次来访。我已经想不起来他来看我的原因了。但是,就在那一次的来访中,他见到了佩勒。因此,我永远都不会忘记这件事。

当时,我们刚走进宿舍里,我感到自己的左臂有些痒痒,因为佩勒很想和乔恩打招呼。于是,我把他从窗户旁拿起来,放到手臂上,让他变成他惯常的样子。然后,他就开始了自我介绍,说自己名叫“雅各布”,因为我当时已经使用了“佩勒”这个名字。

他说:“我是雅各布。你是谁?”

或许是因为乔恩早已知晓了,我和他是一样孤独的人,当然,这只是我单方面的想法,佩勒一开口,就成功地在乔恩心中点燃了一根蜡烛,照亮了他。乔恩一下子就进入了角色。我记得他们当时聊了有一个多小时,而且在我觉得他们已经聊得差不多的时候,他们还不想停下来。我本来以为他们至少会让我也加入他们的对谈中,但是佩勒和乔恩都丝毫没有这个意思,他们陷入了热聊。这让我感到有些不快。不客气地说,我觉得这有些过分。

对我而言,乔恩的来访是一件有些令人兴奋的事情,我们当时还准备了一瓶烈酒打算一块喝,但是佩勒将乔恩的全部注意力都吸引过去了。最后,我用闪电般的速度将他从手臂上甩了下去,掉在地上的佩勒看上去就像是一只软兮兮的牡蛎一样愚蠢。我的行为把乔恩逗得哈哈大笑。所幸他没有要求我再把佩勒重新放回手臂上。然后,我们俩开始喝酒。

虽然我不能完全确定,但那应该就是我最后一次见到乔恩。

玛丽安和斯维勒最后一次见到乔恩,是在一个热闹的闰年狂欢节上,因为当时快到1976年2月29日了。地点在霍尔门考伦山福尔摩斯路上一幢很大的别墅里。更确切地说,这也是人们最后一次见到这位传奇的“嬉皮士大师”——三十七年后,我在他的葬礼上听说他后来变成了渔民,一直生活在罗弗敦群岛上的一个小渔村里,也做一些其他杂七杂八的事。

虽然我没有参加过那一次的闰年狂欢节,因为我根本就没有得到邀请。但我后来遇到了参加过的人,听到了关于当时发生的事情的很多详细内容,当然免不了猜测和八卦。

乔恩身穿一件带有银色纽扣的蓝色外套,一条白色的棉布裤子到达了狂欢节的会场。我觉得他的着装和佩勒很像。在后来的日子里,我听到了很多关于那天他的着装的细节描述,我知道这都是一些恭维的话,但还是遗憾自己不在现场,没能亲眼看到。我想象着乔恩打扮得像佩勒一样前往狂欢节,他那时可能以为我也会参加。我们俩都已退出了嬉皮士运动,不过这些后来发生在不同的山上的活动要比之前在皇宫花园里更加开放,因为当时嬉皮士的派对和单纯的社交活动之间的区别已经变得不太明显了。

那时,斯维勒和乔恩从不参加同一个活动。这是大家之间心照不宣的规则。斯维勒绝不会让玛丽安离开自己的视线,这样她也就绝不会和自己的老情人相见。

但是,乔恩意外地参加了那一次的狂欢节。据说,他是因为有件事要办才会去的。

那年的狂欢节非常盛大,那幢面积达到五百平方米的别墅全部投入使用,包括了所有卧室。别墅的女主人名叫朱莉娅,只有十九岁,她的父母当时去了佛罗里达州度假,所以她可以全权使用这幢房子。

乔恩是一个魅力十足的人,他的性格具有磁铁一般的吸引力。人们总会在聚会上发现他的身影。这一次,当他到来后,立刻就有人过来关心他——因为大家都不确定他和斯维勒之间是否会发生冲突——很明显,他已经有好几个小时不见踪影了。因此,大家开始找他。最后,斯维勒在一间宽敞的书房里的巨大桃花心木书桌下面的地板上找到了他。而找到他时,他的头和肩膀包裹在玛丽安的红色雪纺围巾里。

警钟被触发了。他刚刚在这里做什么?玛丽安在哪儿?

斯维勒抓住乔恩,但是他马上意识到,桌子下面的只是他的外套和裤子,里面被填充进了杂物和其他的衣服,这些东西后来被证实都是从地下室的酒窖里拿上来的。

当天晚上,玛丽安只在活动中很短暂地出现了一会儿。她也没有在任何一间卧室里休息。当她再次出现在客厅里的时候,一脸睡眼惺忪的样子。

她去了哪儿?她做了什么?她的双颊泛红,有些热,但看上去并没有睡过觉。

乔恩出现过的那次狂欢节后,出现了很多种说法。逃离一个聚会这件事确实是典型的乔恩做法,这甚至可以被看成是一种行为艺术。但是,他去了哪儿?他难道穿着内衣就离开了?他穿成这样在大冬天的夜里跑出去,是要冻死自己吗?难道人们会在来年的春天,待冰雪融化后,在奥斯陆北森林里面发现他?还是说其实他当时穿着另外一套不同的衣服,也躲在那个书桌下?虽然他是空着手来的,但其实他在某一个衣柜里发现了另外一套服装?那天晚上早些时候,曾经有人看到一个穿着军装的人出现了几秒钟,准确地说,是一个部队里的士兵。但是这个不知名的客人后来也突然消失了,而且没有任何一个参加狂欢节活动的人声言要穿军装。

那天之后的日子里,人们在不停地追问:乔恩去哪儿了?他离开这个国家了吗?他现在住在哪儿?是在澳大利亚还是阿根廷?一时间各种言论四起。甚至不排除他被人谋杀了。但是,谁会有做这种事的动机呢?

狂欢节后的第二天一早,警察就来到了活动现场,没人知道是谁报的警。肯定不是朱莉娅,她绝对不会这么做,因为警察会把她在自家别墅举办闰年狂欢节的事情告诉她的父母。这栋别墅不能说会丝毫不受到影响。

之后的那一整天,酒窖被法医封锁了起来。但还是找不到乔恩的踪迹,因此,警方最后得出结论,说这是一次逃离事件,是乔恩自己离开的。

从此以后,再也没有人见过乔恩或是听说过关于他的消息,而再次听到他的名字时,则是他的死讯。

三十七年后的今天,《晚邮报》上刊登出了乔恩的讣告。看到它时,我的嘴里正含着一口咖啡。

乔恩在参加过那次的闰年狂欢节之后回到自己的家乡,罗弗敦群岛。之后,他便一直过着渔民的生活。他和首都再无瓜葛。我在他的葬礼上得知:他在斯克洛瓦的家里,人们从未使用过洗礼名之外的任何名字称呼他,只叫他齐纳斯。

整件事的外表下,是一个爱情悲剧。那一年,玛丽安怀孕了,我在和之前的嬉皮士老友们联系时听说了这个消息。那时,我是一名充满了希望的大学毕业生。玛丽安后来生了一个女孩儿,但我也从未多想什么,直到看到乔恩的讣告,我突然意识到:玛丽安就是在那一次之后怀上的这个女孩儿。有时,我们的生活会变成一个圆圈。那些被遗忘和被遗失的线索会在多年之后重新回到生活网里。

之后,玛丽安和斯维勒再也没有要孩子。

* * *

我从斯沃尔瓦尔出发,走了半公里的路程,来到了罗弗敦大教堂。我走的是一条有自行车道和行车道的普通欧洲道路。我本可以打一辆车,但是我需要走一走,有时间来整理收集在我生命中这一段短暂的时代中乔恩所代表的内容。今天天气很热,但不至于让人感到不适,天气还是很好的。

对于马上就要见到玛丽安和斯维勒,我感到非常兴奋。前天晚上和昨天上午我都没有见到他们。他们确实有可能搭乘飞机从奥斯陆经过博德来斯沃尔瓦尔进行“一日游”。因此,我一路上紧紧地盯着来往的车辆,但它们都开得太快了,我根本看不清车里乘客的样貌。

经过一个小山坡的时候,我看到一个和我一样穿着一身黑的人,走在我正前方大约五百米处。走了一会儿后,我又前后张望了一下,发现一个一身黑的男人出现在我身后大约五百米处。这意味着从我离开教堂之后,这个男人就一直跟在我身后,如果在我前面的那个人转身回头,他就会看到我走在他身后。

不知道为什么,走在这条通往举办乔恩葬礼的罗弗敦大教堂的路上的三个黑衣男人,让我感到一种深深的悲伤。这种悲伤感已经多次侵袭了我。此时此地,这场景让我想起了勒内·马格里特[5]的画布,此情此景完全可以出现在他的作品中——这是一种无边的绝望。在我的内心深处,我很害怕,很怕自己会崩溃。

我在想:我知道我必须走出去。我现在已经在路上了。我要离开这个世界。我要离开这个时间。我要离开整个宇宙。

如果一个人过着文明的生活,他就会一天照很多次镜子,虽然有的人每周只会看一次自己的脸,或者是每个月一次。而作为一名嬉皮士,是不应该这么关注脸部的变化的。有那么几次,我会突然穿过一面镜子,这是因为它其实只是一束光波,这让我意识到,我已经是个超过六十岁的人了。

而我越接近生命的终结,就越感到震惊,因为我越来越感到人类世界就是一个奇迹。

但矛盾的是:或许因为我正走在去往教堂的路上,我才会对宗教信仰感到有些无所适从。

我觉得很困惑。觉得自己没有获得解脱。

我进入罗弗敦大教堂时,钟声正在响起,距离仪式正式开始还有几分钟。教堂里面坐了很多人。教堂很大,所以大部分人都坐在讲坛前中间过道的左边。前面的演讲台上有一个放满了蓝色和黄色花的棺材。

我看到玛丽安娜和斯维勒坐在右边的一张条椅上。这不是我第一次看到这对夫妻在葬礼上拥抱。

我心里在想,可怜的乔恩,可怜的我们。我经过玛丽安娜和斯维勒时,他们看到了我,然后站起身和我拥抱了一下。他们叫我“佩勒”。在埃里克·伦丁的葬礼上,我确信他们已经认出了我,这已经在安德丽娜的葬礼上得到了证实。但是经过了这么多年时间,他们的年龄和样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花了不少时间才重新认出他们。

我之后很快意识到,对乔恩来说,这是一种简单的纪念仪式。他的葬礼是这座教堂能够举办的最简单的仪式。我的个人印象是,牧师会比大部分的主教在葬礼活动上花费更长的时间,而教会也同意。

听了牧师的悼词后,我坐在那里就鳕鱼思考了几秒钟。

鳕鱼业是乔恩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他可能从来都没有思考过,“鳕鱼”这个词本身可以一直追溯至印欧语中的 *ters-这一词根,它是“晒干”的意思。“鳕鱼(torsken)”这个词来源于古北欧语中的torskr,在远古时期它和“鱼干”是一个意思,还和日耳曼语中的t?rst(口渴)、英语中的thirst、德语中的Durst这些词语具有亲缘关系。它还和梵语中的trishna有关,例如佛教中的“生命渴望”,虽然它的词根来源于“苦谛(duhkha)”或“痛苦”。痛苦会使生命的渴望消失。而它也是人类停止愚昧,产生生命渴望的先决条件。每当它发生的时候,生命之火就会熄灭,这就是生命渴望的“灭绝”。

罗弗敦群岛的乔恩就像是贝那拉斯的佛陀,他们在奥斯陆的皇宫花园和斯克洛瓦的家乡相互交织。我本希望他们曾真的相遇过,他们一定会有很多话可说。

虽然纪念仪式很简单,但之后发生的事让我感到触动极大。乔恩的棺材由六名黑衣人从教堂中抬出。教堂外停着一辆灵车,它之后开始沿着陡峭的教堂山坡慢慢驶去,后面跟着一大队人。这辆黑色的灵车开在欧洲公路上,然后缓缓地开进了一片广阔的墓地。灵车后面跟着长长的一队哀悼的人。我必须要说:他们很奇怪,并且都是一身黑。

玛丽安娜、斯维勒和我很自然地站在一起。现在我们成了“三人组”。

据我所知,我们三个是这群人中唯一的嬉皮士。当一个人过了六十岁之后,一切就变得不是很容易确认。斯维勒戴着一个红色的耳钉,这是唯一可以将我们带回到那个五光十色的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东西。

下葬之后,牧师拿出一个笔记本,阅读了乔恩亲笔书写的遗言。因此,我记住了这段来自乔恩的最后的问候:

感谢大家能够陪伴我重回大自然。你们把我放进了这个奇怪的“首饰盒”,我已经在外面尝够了这世间的滋味,现在是我该回去好好休息的时间了。

我是一个生活在“城堡中”的人。我一直将自己的存在视为一笔贷款,等时间到了就需要用面值等额的东西去偿还。

但是,我们每个人都是一样的破产者。无论我们在生活中做什么,都永远无法摆脱如阴影一般笼罩着我们的债务。

葬礼之后,并未举办任何追悼会。而在那样的场合里,常常需要说很多话,虽然这与我的性格相左。

或许你们中有些人还记得,我之前曾经提到关于其他世界的一些故事,特别是关于灵魂的存在和移动。我在罗弗敦群岛重新找回了这种妄想的解毒剂。我终于清醒过来了。我不再相信有其他世界的存在和来生。因此,今天就别让我说那些夸张的“希望”了。就让我沉默而有尊严地生活吧。

请微笑!别担心!

世界是和平的!大家无需多言。

结束。

很多人开始哭泣。玛丽安娜已经崩溃了,有那么一瞬间,我仿佛在她身上看到了曾经的那个年轻的姑娘。我注意到斯维勒的面部肌肉有些僵硬。

他们已经预订了一辆出租车。或许他们早就知道之后并没有追悼会。或许他们其实也愿意参加的。

我跟着他们一块回到了斯沃尔瓦尔。我们聊了聊过去的一些事情。虽然我们都没有提到乔恩,但我还是请他们替我问候伊娃。我表现得很自然,因为我们几周前才在哥特兰见过面。

当我提出这一请求时,玛丽安娜看起来有些奇怪,斯维勒则面无表情。

然后,我很快回到饭店,坐在这里继续给你写信。

* * *

现在,我已经休息了很长一段时间。我在市中心沿着码头和狭窄的街道走了好几圈。然后,我坐在饭店的户外餐厅,享用了配有芦笋、蛋黄酱和柠檬的新鲜大虾。我一边吃,一边看着广场上热闹的民俗生活景象。白色的海鸥在黑色的码头上漫步。

一艘开往南方的海达路德轮船于晚上六点半至八点半之间抵达了斯沃尔瓦尔。于是,在几个小时内,城市里人行道上的人数就翻了一倍。之后,这艘船将会开往斯坦森德和博德。晚上九点的时候,又一艘开往北方的海达路德轮船抵达这里,新的游客再次涌上街头。

我坐在餐厅里,享受着人来人往的景象。很快,这座城市就被短期观光客占领了。晚上22点的时候,斯沃尔瓦尔恢复了平静,因为那艘海达路德轮船离开码头继续向北去了山妖峡湾和斯德克马克内斯。广场上的商店都关门了。但是这里的夜晚仍是阳光明媚,太阳仍高高地挂在天空。今夜,斯沃尔瓦尔的太阳将不会落下。

我坐在阳台上。太阳在西北方,依旧散发着它的光芒和热量,让人有些无法忍受。我倒了一杯威士忌,坐在那里回想着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我试图想起一些我已经忘记了的事。但是我的想法这几年一直在变化。我想到了西西莉,也想到了你。在我眼里,特鲁尔斯依旧是那个倒栽葱落入井里的小孩儿。

永远的老男孩乔恩不会再活过来了。在他生命结束之后,他曾经的女朋友和最好的朋友都来看了他。我想到了伊娃、码头、胡金、穆尼,还有伦丁教授,他正坐在那里和他的同事讨论关于奥丁、地球上的人类生活和善恶力量平衡、统治者和知识分子之间的问题。

马上就要到午夜了。虽然两艘海达路德轮船都已经走了,罗弗敦城的生活依然继续着,它正沐浴在金色的阳光中。阳光是温暖的。哥特兰岛上正在经历热浪的袭击。这里也有午夜太阳。广场上的人几乎都穿着衬衫和短裤。我看到几个衣着怪异的人,他们就像是剧院里的角色一样。仿佛有什么事情马上就要发生。

我突然产生了一种冲动,再次回到了广场上。而当我再次站在那里时,好像变成了我刚刚看到的怪异者中的一员。

我听到轮船汽笛的鸣响,转过身看到又一艘新的轮船停靠在了码头。那是“北极熊号”破冰船。我知道海达路德轮船一般都叫这样的名字,而且它们也不会在这个时间航行到这里,因为每天只有两班海达路德轮船会在这附近的海岸停靠,一艘向北航行,另一艘向南航行。但是这艘船停在了码头上,上面印有海达路德轮船的标志,就像是舰队中的其他船只一样。

吊桥放了下来,但是没有人从船上登岸,岸上的人也没有登船。所有的人都在大街上。这时,我瞥到了玛丽安娜和斯维勒,他们正在往船上走,因为他们之前错过了飞机。我从人们的对话中听到了很多信息,诸如“没有人能够说清楚‘大爆炸’究竟是什么”“创意时刻”和“三叶虫时代”等内容。我还听到了一些关于五六千年之前印欧语的一些有趣的特征的话题,还有很多很好的例子,而这些内容一直流传在整片印欧地区:我、你、二、多、心脏、暖、女。这些继承词汇已经上升到了一个更高的单位,并合并成了一个有意义的内容。

我怕自己被留在斯沃尔瓦尔,或是被遗弃。很快的,我就变成了唯一留在广场上的人。这座城市已经被清空了,街道上没有人,餐厅里或门廊上也没有人。我别无选择,只能也登上“北极熊号”。我觉得这个名字没有登记在册,很有可能是伪造出来的船。

我最后看了一眼罗弗敦城,这里已经空无一人,仿佛刚刚经历了瘟疫的袭击。

船上,人们三五成群地聚在一起,分别在露天甲板、咖啡厅、餐厅、图书馆、酒吧和顶层露台上面待着。他们在我周围聊着天。他们谈论的话题无所不含,从天体物理聊到进化生物学,还有一些日常的生活琐碎。有些人在打牌、玩填字游戏和数独。

我继续熟悉着这艘船。在走廊上,两名年轻女士经过我的身边,她们手挽手肩并肩,我认出她们都是我的学生,但不是同一年入学的。看到她们这么挽在一起有点儿奇怪。这两个女孩儿都穿着夏天的裙子,一黄一蓝,看起来就像是一朵串联在一起的花,具体来说更像是一种名为“继母花”的花,也被称为“日与夜花”。

“雅各布!”其中一个女孩儿看到我后喊了一声。她是安妮。另外一个女孩儿则叫道:“佩勒!”她叫布丽特。我以前曾经把佩勒作为教辅材料使用过,为了鼓励学生能够复习新挪威语的语法内容。

她们都有一双明亮的蓝眼睛,仿佛来自另外一个世界,浑身散发着一种超自然的光芒。一个女孩儿微笑着说:“您今天要教给我们什么?”另外一个则说:“我希望是一些有远见的东西。”

于是,我向她们讲述了关于印欧语中词根*weid-的故事,它是“看”的意思,在印欧地区的很多地方都有使用,例如希腊语中的idea(想法)和eidos(文化表相)这两个词,它们表示外观或可见的形式,还有外来词idé(想法),以及ideell(理想的)和idealisme(理想主义)。拉丁语中的videre,也是“看”的意思,由它产生了visjon(愿景)和visjon?r(远见卓识)。

我又用拉丁语补充说:“quod erat demonstrandum!(这将被证明!)”

她说她想要学习有远见的东西,但我没有受到影响,而是接着说:“当你‘看到’什么东西的时候,你是有意识的。‘看’这个词源于印欧语词根中的*weid,它的意思是‘看’,‘看到’是它的完成时。在梵语中为veda,这是以前圣文的名字;在丹麦语中是vide(知道);挪威语中是vite(知道),还有相关的词汇vis(智慧)和vise(展示),以及vett(才智)和vittig(机智的);在德语中是wissen(知道), 还有Wissenschaft(科学);在英语中是wisdom(智慧)、wizard(巫师),等等。”

我冲着她们点了点头,继续在甲板上走。我想要一根拐杖。我现在所处的甲板环境,非常适合拄上一根细细的拐杖。

我听到身后的年轻女士说:“他已经离开了我的脑海。”

另一个人回答说:“或许他已经被自己的智慧淹没了。”

“北极熊号”继续行进着,它沿着罗弗敦群山的边沿一直向西南航行。在莫斯肯岛的南边,“北极熊号”改变方向,开始朝着西边的公海行驶。我们经过了那个传说中的莫斯肯斯特罗门海峡[6]。经过它时,船体不停地晃动,船上的瓶子和咖啡杯就像是在一艘汽车渡轮上一样不停地震颤,一直持续到轮船驶离它附近,来到挪威海上。挪威海一片风平浪静,我从未见过这么安静的海洋。我们并非在向夕阳行驶,因为太阳不会西沉,它一直保持在船舷的北侧。太阳跳着它360度的山妖舞步,继续在这个一天二十四小时的夏日里翩翩起舞。

我走在熙熙攘攘的甲板上,周围人群的对话从不曾停下,而我也开始引起了一些旅客的注意。玛丽安娜和斯维勒这时才发现,我也在这艘船上。他们俩正坐在一间全景休息室里喝红酒,玛丽安娜的头发上面戴着一朵法兰西**。我们彼此点头示意,但我没有走上他们所在的阳光甲板。

我在这里看到了乔恩。他穿着他的那件旧阿富汗皮衣,如同他以前在皇宫花园一样,被一大群穿着五颜六色长袍的年轻人包围着。

他也看见了我,我的手里举着一根点燃的香烟。他冲着我眨了眨眼睛,但并不是像我们昨天才刚刚见过面那样,这一次,我们已经许久未见了。这么多年过去了,但时间和空间并不是绝对的,在时空的走廊里充满了各种交汇。我想起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乔恩,当时他刚刚读了阿道司·赫胥黎[7]的《知觉之门》和亚瑟·库斯勒[8]的《巧合的根源》。

我并不认为这是什么自相矛盾的事情,因为我刚刚在几个小时之前才参加了乔恩的葬礼。有些人还活着,有些人已经死了,事情就是这样。但是,在那些还活着的人与已经望见了山峰另一边和离开的人之间并没有什么严格的区别。因为整个世代不会全部衰落,正如群山不会全部沉入大海而形成巨大的洪水让我们全都瞬间淹没一样。我们会单独而孤寂地死去,一般是在家中的卧室内,躺在我们自己的枕头上。之后,关于我们的记忆和故事则会继续存在于一个个的小故事中,随着时间的流转渐渐消失,或是流传下去。

生与死之间并没有本质的区别。人类的另一种不同则更加重要。毕竟,绝大多数活着或死去的人都拥有过彼此,或是曾经拥有过彼此,通常是两种情况都有,特别是有家庭和朋友的人。我自己则经历过作为“局外人”和“圈外人”的感受。在“北极熊号”的甲板上,我就是一个盲人乘客。我不是这个社会网中还活着的那个群体中的一部分,而这仅仅是由于那个飞机上的年轻女子曾经抚摸过我的手臂。

我现在还可以闻到乔恩身上常带的那种发甜的水烟味儿。我在想你,阿格尼丝。你是对的。我必须停止依赖他人。现在,我必须明白,我不再是一个愿意成为别人生活中的不速之客的人了。

我开始在船上四处走动,从这一头走到那一头,一开始有些漫无目的,但之后变得越来越“系统”,我要从上往下溜达。

在顶层甲板的酒吧里,埃里克·伦丁教授站在那里谈论着关于奥丁的神话传说:“虽然北欧之外也有神的名字,但是我们获得的信息来源不允许我们将奥丁看作除了真正的北欧神之外的什么人……什么东西一旦变成了原创的,就很快会产生一个卑俗化现象,例如会有人要将这种现象放入法国语言学家乔治·杜梅泽尔的一个表格内……”

安德丽娜·西格吕德坐在图书馆里,她身穿出租车司机的制服,正在为她的《后座轶事》的读者朗读这本书。所有听众都面带微笑,作者描写的很多场景都让他们感到似曾相识,很有共鸣。

我走到第五层甲板上的咖啡厅,在那里看到了伦丁家的表兄妹,他们正坐在一起进行着秘密的对话。伊娃抬头看到我,用两根手指朝我挥了挥,然后转过身恢复了刚刚的谈话。我听到她在说:“**,是的,就是这样!”

之后,我很快来到了一个挤满了人的小会议室。无论是这里还是船上其他地方,没有人是灰暗的。相反,每一个人都闪耀着人性的光辉,他们身上的光甚至让我的眼睛感到有些疼痛。我发现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是我曾经参加过的葬礼的主人公。因此,当我经过他们身边的时候,他们才会和我点头致意。但是我还看到了一些像是电脑里的二维图像的人。

在讲台之前站着鲁纳尔·弗里莱,他正在用PPT做一个报告,关于五十年代的美国电影和音乐剧。鲁纳尔高度赞扬了多丽丝·戴,她是那时知名的歌手兼演员。他好像认识她本人的样子。他说这位昔日巨星曾是他的一个亲密朋友。

周围人的话让我感到有些不安。我开始在船上不停地走。我在找寻什么东西。这时我意识到,我所在的这艘船,本身是无限的。我想找的一切都与它共存。

这时,所有甲板上的人都拥了出来。我又遇到了一个我从来都没有见过的来自奥尔和哈灵达尔老家的人。在第八层甲板的酒吧里,我看到了我的母亲,她和另外几名女性坐在一起。她看到我时并不惊讶,只是冲我眨了眨眼。

在散步甲板上站着我的父亲和另外几个人,还有一些渔民正在钓鱼。他没有发现我,我也没有主动去打扰他,我们之间可能存在着界限。

我突然想到,如果全世界的人都在这艘船上,或者是那些我曾经遇见过的人都在这里,你肯定也会在。我试图进行逻辑推理,为了能够找到你。我认为你不会和很多人混在一起。或许你会待在船舷附近,从那里可以看到船调转方向。

我知道沿散步甲板走会经过所有的小房间,一直往前走会来到一个狭窄的船舱门口,就在船舷前。我果真在那里找到了你。你没有因为我突然安静地出现在你身边而感到惊讶。我感到了来自你的期待和欢迎。

海面依然很平静,就像大海也死去了一般,但太阳则在夏季的夜晚拥有双重优势。阳光将空气晒得非常热。

你将一只手放在了我的前臂上。但是我什么都感觉不到。你试着捏了捏我,但我还是没有感觉。

阿格尼丝,我对你说,或许我只是这样想了想。

你看着我微笑。我们俩一同感觉到这艘船离开了水面。它飘浮到了空气中。但它在继续朝着西方航行。

阿格尼丝,我又说了一遍。你觉得我们能够将自己从这趟死亡航行中解脱出来,找到一条生路吗?

[1] 《爱之夏季》:“迷幻摇滚”的巅峰之作。

[2] 海特-阿什伯理:Haight-Ashbury,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嬉皮士的发源地。

[3] 尼瑟山:Nisseberget,挪威语直译为“妖精山”或“鬼山”,位于挪威奥斯陆,当时的嬉皮士聚集地。

[4] 葛吉夫:George Ivanovitch Gurdjieff(1866-1949),二十世纪初在欧美很有影响力的神秘主义者、哲学家、心灵导师和作曲家。他的主要理论为:大部分人都没有统一的意识,因此,他们的生活处于催眠中的“醒着”状态,但人们有可能通过一些途径超越意识,达到更高的境界,开发出人类的全部潜能。

[5] 勒内·马格里特:René Fran?ois Ghislain Magritte,1898-1967,比利时画家,宗法超现实主义画风,常以海和天空为题材。代表作有《风云将变》《比利牛斯山上城堡》。

[6] 莫斯肯斯特罗门海峡:Moskstraumen,即“迈尔海峡”,位于挪威,被称为“地球最强水漩涡”。

[7] 阿道司·赫胥黎:Aldous Huxley,英格兰作家,属于著名的赫胥黎家族。

[8] 亚瑟·库斯勒: Arthur Koestler,匈牙利犹太裔英国作家、记者和批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