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一个春日的早晨，我曾短暂地拜访过住在奥斯高特兰的一位年长的阿姨。那是在我离婚几个月后，再次开始独居的时候。我曾告诉过你，我有过几年的婚史。
我和当时的妻子曾经住在一起数年，共用一辆车。当时的想法是：我们可以继续共用这辆车，直到我们中另外一个人买新车。
那是一个星期二，是莱顿用车的一天。
是的，我的妻子名叫莱顿。
我用车的日子是星期一、星期三和星期五。我希望能够说服她，让她明白，我去奥斯高特兰对车的需求比她那一天对车的需求更迫切；我还可以将她用车的日子和我下一个星期三用车的日子对换。但莱顿星期二那天要去理发店和洗衣店，而且很可能还要去见住在几条街区之外的一位女性友人。
这不是我们俩第一次因为彼此的用车需要而产生争执。而且不幸的是，每一周都有一个会引起争执的日子。还有星期天，这一天我们俩都没有这辆车的优先使用权。后来我曾经问过她，我们为什么不制订一个计划，即我俩隔周日用车，或者每周日一个人下午三点前用车，另一个人下午三点后再开始用车。如果这能够成为一个可持续的规定，我们就必须进行一种非常公平的轮换制，例如我们每周日谁在第一个时间段用车，谁在第二个时间段用车需要轮换进行，否则这一规定将会随时被打破，引发新一轮的争吵。
或许是因为每个星期的第七天缺乏确定性的原因，每到这个休息日，我们俩都会期待着对方宣布说已经买了第二辆车，因此，我们中的一个人只需要留下这辆老的丰田卡罗拉即可。无论如何，我们俩其实都没有必要用这样的方式来“买断”对方，即便是我自己买了一辆全新的车，我也永远都不会向莱顿讨要一分钱；就像她也绝对不会幻想着去借这辆车一样。
我和莱顿依然共同居住的地方，有一个和公寓相连的停车位，但我现在住的那个小破屋附近，只有几个公共的停车计时器。虽然我们俩每人都有一把车钥匙，但是我们家只有一个停车位，它距离我新搬的地方有四站地铁的距离。这是我在高普法勒之前住的地方，位于霍尔门科伦的山脚下。
每个星期天都是我们争吵最多的日子。我们没有孩子，我搬走之后，我们唯一的争执焦点就是这辆老丰田卡罗拉——这是我们之间最后共有的一点东西，是我们之间曾经过往伤痛的联系，我们曾一起坐在这辆车里，要么是她，要么是我坐在方向盘后面开着车。这辆几乎已经快要报废的车承载着一段共同生活和一个婚姻的可怜记忆。如今，仍然存在的这部分联系再次“死灰复燃”。
正如我说过的，我在离婚之前和之后都有固定的“陪伴”——除了一般世俗意义中所说的“歌剧情人”“餐厅护卫”或是“旅途伙伴”，这一系列拥有一些陪伴意义名称的人，我唯一真正的同居者只有我的妻子。我们在一起已经数年了。在莱顿第一次在我们睡的双人**背对我之前，我们已经在同一屋檐下生活了太多的时日。最终，我们还是分开了。能够解决我们之间问题的唯一办法就是我搬出这个地方——虽然这里原本是我的公寓。
离婚的大部分原因与佩勒有关。莱顿不能忍受斯克林多先生的样子，她认为他的声音很讨厌，这是一种明显的侮辱，因为她时刻强调这件事。如果她真的无法忍受看到我和佩勒在一起的样子，也不能容忍当她不在家时，我和佩勒坐在客厅里聊天，她还是自己搬走吧。我这么对她说。但是到了最后，还是我不得不打包走人。
那天，我非常小心地问她我是否可以在星期二下午开车去奥斯高特兰，我遇到了巨大的阻力，于是我立刻改变了态度，告诉她我可以叫一辆出租车。
出租车到了，是一辆红色的奔驰。我注意到这辆结实的车是这趟漫长且昂贵的旅途中唯一值得期待的好事。在我打开车门坐到后座上之前，没想到车里的颜色会如此花哨。我立刻就注意到这种红颜色与出租车司机搭配得特别好。安德丽娜·锡格德是一位三十多岁（大约奔四十）的很有魅力的女人，她可能比我要大上一两岁，有着棕色的双眸和一头长长的棕色波浪卷发。
车开了没多久，我俩就陷入了愉快的聊天中，而且之后展开了关于人生哲学的讨论。在我们聊天的过程中，她不断地透过后视镜看看我，我也能透过后视镜看到她的面部表情。她说话的口音明显来自南方，能够听出是曼达尔地区的方言。她在几年前离婚了，有一个十来岁的女儿，现在和女儿一起住在同森哈根。
在同一辆车里的坦率交流，使两个人之间迅速地生发出一种几乎是有些亲密的气氛。通过这一种机会，人与人之间可以在极短的时间里建立起一种比其他情况下要深刻的友谊。这种在车厢里的热情相处，还能够在不断变化的风景中，让谈话进入一个从未有过的新境界。
她在开车，我坐在车上，但我们俩迅速地建立起了一张两个人能够共同参照的精细的关系网，尽管在日常生活中，我的学历和讲师工作经验与她的驾驶经历相去甚远。我们聊得越多，我们告诉彼此的内容也变得越多。
突然，我意识到，几个月前我与莱顿也有过一次这样的驾车旅行。当我们通过山谷的时候，两人间发生了激烈的对话。不过，那是在佩勒出现之前。
我们俩最后一次同坐在那辆旧丰田车里的时候，都一言不发，我们之间充斥着一种意味深长的寂静，可能我们那时都在思考关于佩勒的事。我认为就是在那次驾车旅行时，我们两个最终看清了，一些东西已经结束了——或者说一切都已经结束了。
关于那趟去看望我的阿姨的旅程，在这里我不必细说，因为它只进行了大约一个小时的时间，而且这一时间长度也不是她能控制的。因此，安德丽娜选择在奥斯高特兰等我，承诺回奥斯陆的路上不再打表计费。她随身带了一本很厚的书，是一本小说，这本书有黄色的封面，被放在副驾驶座上。我既没有听说过这本书的作者，也没有听说过书名，这本书一定是一本译著。
返程的路上，我们在田园诗般的一个峡湾小城略作逗留，在一间不错的咖啡馆里吃了午饭。爱德华·蒙克曾经在这里住过几个夏天，创作了那幅《桥上的女孩们》。我们在木头房屋间狭窄的街道上走了很长的一段路，路边花圃中散发出又酸又甜的芬芳，我们将它评价为“四月之味”。最后，我们漫步至海边，来到一个码头上，有两只天鹅静静地待在这里。“两个灵魂。”我脱口而出，不过这也可能是她说的。我们两人中的一人说出了这句话，另外一个人点了点头。
我们走回停车的地方后，我很自然地坐到了安德丽娜的旁边。如果我当时仍然坐到车后座上的话，我觉得她会感到不快。我们度过了一整个春日。时间已经是傍晚六点，马上就要到五月份了，因而下午变得像是一个夏日的夜晚。
她发动车，在我将那本黄色封面的书放入汽车仪表板边的小柜里之前，我开始谈一些关于印欧语中的“继承词”的话题。我和佩勒之前已经坐在一起研究过这一内容。我和佩勒现在都自由了，因为我已经和莱顿分开了。
“黄，”我一边指着那本书，一边看着她说，“你知道一个非正常的字是怎么来的吗？”
安德丽娜正在专心致志地开车，在见识了她加速超过一辆停在路中间的拖拉机之后，我判断她是个急性子的人。但是，我觉得她还是对我说的话做出了反应，点了点头。于是，我接着说：“日耳曼语中的基本形式是gula，这是英语中yellow（黄）和德语中gelb（黄）的基础，但是它也是挪威语中gull（金）、英语中gold（金）和德语中Gold（金）的基础。”
“真的吗？”这位有魅力的司机看了一眼前面的路，然后瞟了我一眼说，“gul和gull，嗯，还有yellow？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一点。”
“词语之间的这种相似之处比人们所知的更加深刻，”我接着说道，“它们间的这种联系可能长达数千年，我们将这种古字称为‘继承词’。”
“继承词？”“是的，因为它们都有原始的词根或词形。”“那外来词汇呢？”
我摇了摇头说：“不，这是另外一种情况。对于两种完全不同的语言来说，当它们中有词与词之间一样，或者是几乎相同的时候，可能是因为其中一种语言曾在过去借用过另外一种语言的这个词。我们将这种词称为‘外来词汇’。在挪威语中，vin（酒）这个词和意大利语中的vino很像，这是因为我们在很久以前把它借用过来了。英语中的酒是wine，德语中的酒是Wein，这也是因为英语和德语从其他语言中引入了这个词。”
她看着我笑了笑：“我现在想喝一杯酒。”然后，她又说，“那gul、gull和yellow又是怎么回事呢？”
我觉得她是一个很细心的学生。我说：“它们都是古老的继承词，根据数千年前的历史来看，我们可以将古印欧语中的词根ghel（闪光）重构，在这个音节之后有一系列存在于大部分印欧地区的生动的词语，例如拉丁语中的helvus（蜜黄色）、挪威语中的gyllen（金色），可以用在‘金色的头发’和‘金色时代’这些词汇中，还有古代的金币，即波兰的硬币兹罗提[1]中也会用到它。”
“所有的这些继承词的意思都是一样的吗？”
“不一定。”我说，“不过，我提到的这些词都有同一个词根ghel，意思是闪光。相同的情况还有挪威语中的gulgr?nn（黄绿色），在希腊语中是khlorós，这其中有挪威语中的外来词klor，还有galle（胆汁）和kolera（霍乱）等一系列表示黄色和绿色的词，来源于斯拉夫语和印度-伊朗语中。”
安德丽娜突然说：“哎呀，我更喜欢黄的变体词。”她微笑着侧过脸看了看我。
但是，我要说的内容才刚刚开始。我接着告诉她，印欧语中ghel这个词根衍生出了一系列的词语，覆盖了整片日耳曼地区，例如挪威语中的“光（gl?d）”“光晕（gl?de）”“眩光（glo）”“盯（glane）”“闪耀（glans）”“闪烁（glimt）”“辉煌（glimre）”和“耀眼（glorete）”。她又很快地看了我一眼，说：“这是全部的吗？所有的词语吗？”我慎重地点了点头说：“当我们盯着某人看时，当什么东西闪耀时，例如白炽灯，或者是当什么东西很耀眼时，我们会使用gull或klor这样的词来形容。当德国人喝热葡萄酒的时候，他们喝的叫Glühwein，即挪威语中的glovarm vin，但是我们这里也喝gl?gg，这个词来源于瑞典语中的gl?dgad饮料。有趣的是，这样的语言亲缘关系可以一直追溯至六千年前。这也与保持舌头在嘴里的正确位置有关，即正确发音。”
当我把黄色封面的书放进汽车仪表板边的小柜里后，她问：“你是怎么知道这些事的？你是在哪里看到的？”
我回答说我对语言有一种狂热的兴趣。
我之所以一口气说出这些关于词源的话题，或许是因为我想看看安德丽娜是否能够和我一同分享这种关于语言的迷恋之情，关于词与词之间起源方面的问题。她说她很喜欢看书，而且她也很喜欢写作。这个回答让我很高兴。一个喜欢阅读和写作的人，应该也会喜欢语言本身。
她告诉我，多年以来，她一直很想写一本书，书中记录那些搭乘她的出租车，坐在后排座位上的乘客和她聊天时讲述的故事。一个出租车司机可能听到很多故事，有时会听到一切的内容。在她作为出租车司机的职业生涯里，她体验过精神顾问、心理治疗师和法律顾问这些不同的身份。
在长途旅程中，她会请坐在后座的乘客讲述他们自己的人生故事。她可能并不仅仅是为了活跃气氛让乘客说话，初衷应该只有一个：安德丽娜喜欢听别人讲故事。
她解释说，出租车司机，也许尤其是女司机，经过漫长而疲劳，甚至是审讯一般的采访之后会感到很神经脆弱。她说这就像是在比赛过半时拿到了球一样，该是属于乘客的下半场。安德丽娜说：“跟我讲讲你的故事吧！”大部分人都会被**。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人生故事，犹如史诗一般。安德丽娜体验过，乘客是多么容易就能够放开自己，打开自己的人生故事。
安德丽娜很喜欢与人交往，终于有一天，她所听到的故事已经多到足够填满一整本书了。而且，这本书的书名已经被她起好了，就叫《后座轶事》。
我不认为我们之间有一段罗曼史，但是在奥斯高特兰之旅的数月后，我们两人又见面了。我保存了她的名片，每当我需要打车的时候，就会给她打电话。有时我会去米勒，有时我会经过那里去诺德玛卡滑雪，还有一次我打她的车去了一趟德勒巴克。九月里的一个星期天，我们一起去了索利豪格达，还有一个星期天我们去了北山。这两次游览活动都是她提出来的。这样的旅行当然不需要计费。
我曾在奥斯陆邀请安德丽娜去餐厅吃过一次饭。那一夜，我觉得我们有可能会变成一对儿。我拉住她的手，她起初没有拒绝，但是很快，她就将手慢慢地抽走了。她的神情有些阴郁，她注视着我的双眼，看上去就像是脆弱而紧张的猎物。很快，她拍了拍我的脸颊，就像母亲那样，或者像是一位伴侣，然后她告诉我她最近遇到了一个叫罗尔夫的男人。
之后，我再也没有联系过她。
* * *
很多年之后，我在《晚邮报》上看到了她的讣告。那是在2002年的新年。上面写着：“安德丽娜不得不放弃对抗癌症，在家人围绕于她身边的情况下平静地离世了。”她的葬礼于一月八日（星期二）下午一点在同森教堂举行，葬礼之后，“欢迎大家去厄斯特海姆参加她的追悼会”。我毫不犹豫地前往了这一葬礼。
这一葬礼就举办在埃里克·伦丁葬礼后的几个月，地点也在西阿克尔。因此，当我走进同森教堂，突然看到伊娃同她的双亲玛丽安娜和斯维勒时，吓了一跳。他们都坐在第一排，靠近教堂中间过道的左侧。这一场景让我想起了电影《威尼斯疑魂》中的一幕——这个电影的挪威语名被翻译成了《死者的警告》——这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上映的一部影片，在威尼斯拍摄，由朱莉·克里斯蒂和唐纳德·萨瑟兰主演。
他们尚未有机会看到我。我来迟了，牧师和一名年轻的金发女子正在与他们打招呼。我的直觉告诉我应该立刻逃离这一葬礼，但就在管风琴开始演奏的那一刻，我坐在了教堂最后一排的长凳上。
这是一间通风良好的教堂，差不多半数座位坐上了人。我注意到很多人都穿着奥斯陆出租车公司的制服。我走进教堂时，收到了一份日程表。我坐在那里，低头看着上面印着的四十多岁的棕发女子的肖像。这张照片拍摄于一辆红色的奔驰车前。
牧师的悼词以安德丽娜在曼达尔的青年岁月开始。之后，她讲述了安德丽娜从事了长达近三十年的出租车司机工作，她从未梦想过从事其他职业。接着，她讲到了疾病降临在安德丽娜身上，医生原本给她开了癌症的病危诊断，但是安德丽娜并不着急就医。之后，她带着这一不可治愈的癌症又继续开了整整三个月的出租车，直到生命的终结。
她总是将出租车的工作形容为一种自由的职业。在她生命最后的十五年里，她拥有了自己的车，就是那辆红色的奔驰。她从来没有将这辆车借给其他的司机，即便是在周末或假期她自己不开车的时候。
虽然她喜欢做一名出租车司机，但这一职业并非安德丽娜的全部生活。她有很多朋友，还有一个她深爱的家庭。她积极参与社会活动，特别是关于提高妇女的生活水平的女性权利斗争的事业。在她看来，出租车可以作为社会文明的一个前哨，它与对妇女的人格和价值的尊重有关。
安德丽娜还是一个书虫，她总是在车上带着书。每当停车超过两分钟的时候，她不会死盯着街头，也不大喜欢听收音机或音乐，是的，安德丽娜会读书。在出租车界鲜有人知，她还自己写作。在她青年时期，她的身体里就已经住了一个文学家，牧师这样说。很多年前，她曾经在一份周报上获得过一次小说创作奖，她的家人都知道这件事，牧师接着说。而那并不是她创作的唯一一部小说。多年来，安德丽娜一直在写小说，或是创作诗歌，并且由此获得了一笔很不错的额外收入。
接着，牧师讲到了她的爱人罗尔夫。十一年前，罗尔夫走进了她的生活，那时她才和皮特离婚没几年。牧师提到了皮特和安德丽娜唯一的孩子，他们的女儿安劳格，还有她的丈夫，亚历山大。他们有两个孩子，肯尼斯和玛丽亚。玛丽亚是安德丽娜的外孙女，在她离世前还曾被她抱在过怀里。
现在，我最害怕的时刻不可避免地来到了：结束曲和退场。
三男三女将棺材抬到了教堂的地上，他们都身着奥斯陆出租车公司的制服。牧师身后跟着罗尔夫、安劳格和亚历山大，然后是皮特的女朋友，或是妻子，可以理解，她的名字并没有被牧师提及。之后就是斯维勒、玛丽安娜和伊娃。我总算弄清楚了，斯维勒应该是安德丽娜的哥哥。
我想把自己藏起来，脑海中出现了“真想找个地缝钻进去”的念头，但这件事在现实中根本无法实现，我们只能在原地站着。
伊娃最先发现了我，她翻了个白眼。然后斯维勒和玛丽安娜也瞥了我一眼。因为葬礼还在进行中，他们很快就跟着队伍走了过去。
我也必须离开教堂了。教堂外停着灵车，棺材被抬上去后，它很快就开走了，送葬的人成群结队地跟在后面。天空阴沉沉的，没有一丝风，气温只有零下几度。停车场上、教堂的石板路和草坪上覆盖着一层很薄的雪，这是一月里不常见的低温天气。
我现在该做什么呢？我是不是应该偷偷地经过人群，迅速逃离呢？
但是我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她是我曾经的一个熟人，尽管相处的时间很有限，而且已经去世。我为什么会无颜出现在她的葬礼上呢？只有我自己知道这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只有我自己知道我现在承受着怎样的悲伤和痛苦，以及当我看到那篇登在《晚邮报》上的讣告之后受到了怎样的打击。
我为什么不能按照讣告上写的“欢迎大家在葬礼之后参加于厄斯特海姆举办的追悼会”，接着参加她的追悼会呢？我不是一次不落地参加过传统文化学习班吗？
伊娃不在教堂外面，她的表妹安劳格也不在。斯维勒和玛丽安娜站在外面，我在远处朝他们点头示意。我当然不在亲人之列。
这时，我想起了曾经在更早的时候见到过斯维勒和玛丽安娜。只要我能站在这里多审视他们两到三分钟，我就能想起我是在哪里见到他们的了。但由于羞愧的原因，我连两秒的时间都没有坚持住便转身离开，快速走到了几百米外我停车的路上。
我开车经过了奥沃勒中心，前往厄斯特海姆。在一条通往奥沃勒学校的陡峭的小路边，我看到了伊娃和安劳格，她们站在那里比画着手势。我把车开到另外一边，摇下车窗，问她们是否需要搭车。但是这对表姐妹不想坐车，宁愿走路。我可以理解，因为这样她们才能有机会说些私密的话，或许这也是唯一的机会。安劳格刚刚失去了她的母亲，而伊娃则失去了她的姑姑。亚历山大是开车来的，斯维勒和玛丽安娜可以搭他的车。
但是伊娃低下头，透过车窗对我说：“我很好奇，你是怎么认识安德丽娜的。”
“什么？”她身上有股柑橘和薰衣草的味道。“你不会告诉我你是她的一名乘客吧？”我笑着说：“是的，确实如此。我们遇见的时候，我就是她的乘客。”伊娃露出了一个高深莫测的表情。“遇见她……”她重复了这句话。我接着说：“那不过是一次普通的打车。我们一会儿追悼会上再见吧。”我冲着两位年轻的女士挥了挥手，然后驾车离开了。我有种感觉，她们在一边走一边谈论我。当然，这很可能只是我的幻想。我有时会把自己想象得比实际上更重要。
我将车停在一个废弃的射击场前，这里距厄斯特海姆只有一箭之遥，此处的建筑物如今被人称为厄斯特海姆酒吧和宴会厅。这里是几个月前新建成的，大约一年前，那幢有将近一百年历史的瑞士别墅被拆除了，当地居民为此举行了强烈的抗议活动。
我站在维戈·汉斯廷和罗尔夫·维克斯特隆姆的纪念碑前，他们于1941年9月10日被盖世太保执行了死刑，之后就被葬在了这个射击场里。在这两个反抗者的纪念碑上刻着：
在那一天到来之前
这些孤独的遇难者发出了光
我不明白，这些年轻的战争英雄为什么是孤独的，这让我的心里感到有些刺痛，或许，我也感到有些孤独——即便是在并未和他们进一步比较的情况下。
从教堂出来的人陆续聚集到厄斯特海姆，一些人是步行过来的，一些人不得不花多一些时间找到地方停车。我走入宴会厅，站在人群中，然后找到一个合适的地方坐了下来。
这场追悼会有三四十人参加，其中有两三个身穿奥斯陆出租车公司制服的人。我和他们中的一人坐在了同一桌。这个男人看上去和我年龄相仿，他介绍自己名叫理查德，是挪威出租车协会的代表。牧师也坐在这一桌，她名叫蕾吉娜，这是她的一份新工作，她看上去三十岁出头。
我们这一桌没有安德丽娜的直系亲属，但是有两个表兄弟坐在我们的邻桌。
罗尔夫向大家表示了欢迎，然后简短地讲述了一年半前安德丽娜被诊断出这一疾病的伤心经历。他讲述了关于放疗、化疗，还有安德丽娜与疾病抗争的斗志和勇气，还有她最后的离世以及关心他人甚于自己的一些情况。
一名出租车司机，不是理查德，掏出了一包香烟，罗尔夫则在四处走动告诉大家关于就餐的信息，并且向大家宣布只能在户外的门廊中抽烟——尽管我们现在待的这个屋子已经经过了数十年的烟熏。
宴会招待了五种精致的三明治、椒盐卷饼、杏仁饼，还有咖啡和矿泉水。理查德问我是怎么认识安德丽娜的，是不是她的家人？
我向他讲述了我去奥斯高特兰的那次旅行，以及之后几个月里发生的故事，就如我已经告诉过你的那样，阿格尼丝。在我的讲述中，我只将部分事件的顺序进行了一点变换，或者是调换，主要是涉及语言学讨论的部分。在提到牧师的悼词之前，我首先讲述了与安德丽娜认识的经过。不过接下来，我的讲述将进入这一节点：我在厄斯特海姆的追悼会上站了起来，念出了我自己的悼词。
理查德对我的故事表示认同似的点了点头：这确实就是安德丽娜。我所形容和讲述的，是她这个人最典型的一面。理查德可以证实我提到的关于长途旅行中，在出租车上可能说过或发生过的一切。在听到安德丽娜关于《后座轶事》这本书的想法后，他忍不住笑了出来。然后他感叹说：“为什么这本书没有被写出来呢？”
我注意到坐在邻桌的伊娃正在竖起耳朵听。罗尔夫在餐桌间来回走动，和那些前来参加葬礼却还没来得及打招呼的人寒暄，我也是其中一员。因此，他走到我们桌子旁边听着我的讲述。
我描述了奥斯高特兰之旅的几个场景，这是我和安德丽娜相识相知的过程。罗尔夫几乎有些无助和无力反抗地站在那里，令他奇怪的是安德丽娜从来没有告诉过他这件事情。
这时，蕾吉娜过来找他帮忙。我的意思是，她过来找我们帮忙，至少我现在确实需要一些回应。牧师提醒说我经历的这些一定都是发生在罗尔夫和安德丽娜相遇之前的事情。于是，我可以轻易地从这里开始继续讲。我说我和安德丽娜只一起去过市中心一次。我们去了剧院咖啡厅。她告诉我说她认识了一个叫作罗尔夫的人，而这也是我们俩最后一次见面。
现在，罗尔夫给了我一个坚实的拥抱，仿佛是在拥抱一位同志。伊娃一直都在认真听我的讲述，她在椅子上转过身来，面向我的桌子，问：“你坐出租车的时候都要发票了吗？”
她的脖子上还戴着那条蓝宝石项链。我上一次见到她的时候，曾觉得那是她的第三只眼睛。现在我觉得，那其实是一个正在拍摄我的镜头。
有人起身到外面抽烟，罗尔夫趁机坐在我旁边的位子上。我们肩并肩地进行了关于安德丽娜的一段漫长的对话。难以想象，她竟然已经离开了我们！
我的脑子此刻处在分裂状态，一心二用。而罗尔夫的一只耳朵可能也“聋”了，导致他只听到和我的对话，因为当我们俩交换关于安德丽娜的悼词时，我无意间听到了伊娃和她邻桌的一个表弟的对话。她热烈地谈论着神话宗教信仰中的性崇拜，着重讲述了马格努斯·奥尔森对《埃达》诗集中《史基尼尔之歌》的解读。在这首诗中，繁衍之神弗雷派他的仆人西尼去女巨人嘉德那里，商讨关于他们在麦田进行的一次约会，即一次仪式性的**过程。每当她说到那些**的过程时，她就会提高音量，并且朝我的方向看一眼。弗雷和嘉德这一行为的动机在于增加和提高这一区域土地的繁衍力和产作物力，男人和女人在玉米地里发生性关系或许并不是什么非常特别的事情。伊娃最后离开宗教故事，开始谈论**——这一银河系中最为意义非凡的感觉，是的，她竟然认为**是宇宙的终极目的和意义。或许，她是有意在讽刺？或者，她只是过度紧张？
她说：“想象一下，如果我们能够给予对方一种银河似的感官刺激，或者是我们自己可以产生这种感觉的话，我们就根本不需要另一半了！”
毫无疑问：她讲述这一切的时候在别有用心地看着我，或许她想暗示大家她其实是在针对我。但是这又是为什么呢？这是为了考验我吗？还是只是为了刺激我？
我已经受够了。我跟罗尔夫道别，准备在大部分人离开追悼会之前走掉。反正我只是一个次要的客人。我不欠任何人的。
当我穿好外套，准备离开的时候，伊娃突然靠在我的椅子背上，伸出她的右臂，摆出一副女性在古老的仪式中要求他人亲吻她们的手背一样的姿势。这是为什么？是为了羞辱我吗？这一行为在一定程度上表明，我属于一个完全不同的时代，我是另外一个时代的遗物？但我只是点了点头，然后说了再见。
我朝斯维勒和玛丽安娜挥了挥手。现在，这不会是一种错误了：因为他们俩已经认出我了！至少我能肯定这一点。之后，关于我们曾在什么时候在何处见面的回忆变得更加清晰起来。但是他们选择了不去面对我。我可以明显地看到玛丽安娜转过身去，望向了另一边。我再次注意到了斯维勒耳朵上那个红宝石一般的疤痕。
一秒钟后，我走出了宴会厅，也就在那一刻，我想起了一切：在尼斯山上！三十多年前，我曾经在那里见到过斯维勒和玛丽安娜。我们一起如嬉皮士一般地住在皇宫花园里。补充一句，对我而言，一切只持续了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在我变得理智之前。而玛丽安娜和斯维勒则在那里待了很久。
阿格尼丝，如果我们有一天能够有机会再次见面，我要告诉你关于我作为嬉皮士的人生的更多的内容，因为那是我生命中一段重要过往。现在，我想和你继续讲一些别的内容：你为什么要让我回去？你为什么不能让我离开呢？
我走到停车的射击场上，换上冲锋衣和冬天的靴子。几分钟后，我漫步在去往林德鲁德山的路上。现在这个季节，路上几乎没有积雪覆盖。
当我来到这个小池塘旁棕色的运动会所时，天开始暗下来。我曾经来过这里一次，当时我还是个大学生，带着一两升的啤酒到这里来消磨时间。
多年之后重新回到这里的感觉很奇怪。我记得这座棕色的体育会所当年是红色的。
下山的时候，不出所料，我遇到了伊娃和安劳格，尽管天色已晚，她们仍在往山上走。显然，她们已在家里换好衣服收拾了一番，或者同我一样，在车里备有冲锋衣。因为我们都是挪威人。
两个姑娘看到我的时候，都忍不住笑了出来。她们的反应应该是没有恶意的，但我却觉得自己又被嘲笑了。
伊娃肯定注意到了这一点，因为她现在，可能带有挑逗的意味，对着我说：“雅各布，我已经查过了你的词源。你说得对！可能你关于出租车的故事也都是真的吧？你不必寄给我任何发票了。忘记这件事吧！”我不知道我是否弯腰了，或者我至少点了点头。但是我立刻就意识到我必须要让这种情绪远离我。我感到自己很脆弱。因为我是孤独的。不过，这位年轻的学者没能推翻我那些关于词源的观点给我带来了些许安慰。她九月份回家后查过了那些词源。她真的这么做了。现在，她竟然说我说得对！
安劳格开始拉扯伊娃的外套。她们俩肯定有很多要说的话，天快黑了，她们不能在这个晚上在我身上花费太多的时间。
但是我有展示自己的需要。我几乎有些慷慨地进行了一番陈词：“我们很少会考虑这件事。但是日常中出现的普通词汇，如‘牛’和‘狗’、‘道路’和‘车厢’，或者是‘轭’和‘轴’、‘空’和‘丰富’，它们都来自印欧语系的大部分地方。但是如‘什么’‘谁’这样的小词，还有‘你’和‘我’、‘现在’和‘不’，或者是数字一到十，不要忘记还有很多简单的前缀，如uendelig（无尽的）这个单词中的前缀u，它出现在很多已经在消失的五六千年前的词汇中，但今天我们能够逐渐通过利用一些已经通过保护而留存下来的语言的音节，来重建这些已经消失的语言。”
安劳格突然说：“是吗？”她转过身对她的表姐说，“这么有趣啊！”
但我还是听出了某种讽刺意味，我试着看了看伊娃，然后说：“这也适用于一些基本的语法结构。某些是如此的平庸，我们自己的所有格的语法规则已经被我们沿用了几千年了。”
“所以，你还没有放弃？我难道没有明确地表示过你是一个多么博学的人吗？”
我必须得停下来喘口气。在半黑的夜色里，我无法看清伊娃的面部表情，但是她刚刚所说的那句话，或许是出于尊敬，但肯定也有些讽刺的意味在里面。
我想起了我们之前那次关于印欧学的争论，我知道，它将来一定会因其主题的特殊性被再次提起。但对接下来要谈到的内容，我并不羞于再谈一次。或许这个对话要持续约十分钟，或许它将导致我们之间的关系消亡。
我说：“让我来问问你：有如此多的语言，如此多的文化，它们都至少涉及了农业、畜牧业和不同的手工艺品，这些都已经传了几千年，为什么不能将宗教信仰与这件事一视同仁呢？”
我不知道她会如何反应。根据我之前的经验，她的反应都是不可预测的，如果她打我一巴掌的话，我也不会感到惊讶。这时，她的表妹又在拉扯她的外套了，这次显得更加坚决一些。
但是伊娃回答了我的问题。她说：“虽然一些字词是继承得来的，甚至就是某一个神的名字，这也不意味着所有的神话，都像你说的那样。”她的表妹公然打断我们的对话：“伊娃，你过来吗？”但是我已经让伊娃上钩了，因为她接着澄清道：“比较语言学可以利用‘音变规则’将古印欧语重新唤回。这件事让人着迷。但是在宗教历史中没有这样的‘音变规则’。我觉得人类对宗教的想象力更加活泼一些，其可塑性和变化性比其文字本身的含义，还有你所说的语法结构要重要得多。可能不存在那种可持续的神秘结构。因为这种创造力非常人性化。”
我认为她给出了一个非常聪明且合格的答案。我也这么对她说了。不过，我又顺着她接着说：“关于印欧宗教的比较研究是一门较为新型的学问，几乎处于还穿着尿布的婴儿时期，现在也许有将这个婴儿连同洗澡水一起倒掉的危险。”
听到我的话，两个姑娘都笑了。但是我不明白她们为什么会笑，或许这是一种人上了年纪的早期迹象：不再能够理解年轻人的笑点。
她们说要进森林里去，去找寻巨人和山妖。我祝她们“找寻工作”好运。
我走开几步后停了下来，听见安劳格在说：“这个男人怎么回事儿？”
伊娃说：“一个无耻的家伙，不过我现在不能多说什么……”随着她们慢慢走入森林深处，我听不到这对姐妹谈论的更多的内容了。
天空中的云逐渐散开，不一会儿，我就走到了山下的射击场，周围的环境清晰可见。
我思考着伊娃关于“**是宇宙的终极目的”这一离奇的说法。我朝着天空中的银河看了一眼，确信这种说法一定是一种“人类中心说”的夸夸其谈。星星是无性别的。或许这一问题毫无意义，在这个世界上并没有那么多的**。
有一些东西是超越了性别和性的，这是我的思辨。这漫天繁星即是如此。
* * *
2013年5月18日，星期六，正是五旬节的前一夜。在维斯比市，天气是一种不常见的温暖的五月天。太阳已经落下了海平面，但是西北边的地平线仍旧是红色的。大海在短短半个小时前仍是明亮的蓝色，现在则变成了深蓝色。
我抬头仰望着天空中的那轮半月，能够看到月亮边沿有一圈黑暗的区域围绕着。
挪威语中，m?ne（月亮）一词和m?ned（月份）有关，它是今天仍被大部分印欧地区所使用的一个原始继承词。这个有六千年历史的词语mˉenosˉ被用于表达“月亮”和“月份”的含义，且它的词根mē有“测量”之意，在挪威语中，m?l（目标）、m?le（测量）、m?ltid（餐）这些词与之相关。meter（米）、m?l（目标）和m?ne（月亮）都是它的同源词。
语言是相互关联的。各种语言在一起就像是一个大家庭，或是一个大家族。我能够感受到这一大家庭的强大凝聚力。
这也让我感到，我不需要深入瑞典就能够清楚地看出古老印欧语的词根。
在瑞典语中，m?ta即为以*mē -[2]为词源的“测量”一词。
月份是用来测量时间的，一个月份的时间长度，即第一次新月出现到下一个新月再次出现的时间跨度。
现在，我忽然意识到：距离你和我上一次在阿伦达尔的见面已经过去一个月的时间了。因为现在又出现了新月。
我将房间里的两扇窗子都打开，不停地有昆虫来“拜访”我，它们陪着我一直待到了第二天早上。
屋外的气温仍是二十度。
[1] 兹罗提：波兰语中为“黄金”之意，为波兰官方货币名称。
[2] *和ˉ都是注音符号，用于提示发音。我们可以根据它们来辨别原始印欧语是如何发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