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的时候来到奥斯陆，之后开始参加葬礼。
我来自哈灵达尔一个叫作奥尔的小城，在首都没有什么认识的人。母亲在前一年去世了。从我六七岁开始，就再也没有见过父亲，但是我很清楚地记得他的样子。他有一头长长的黑发，鼻子上面还长着一个很大的疣子。他很爱笑，几乎没有什么事情不会让他发笑。
我的父亲叫爱德华·雅各布森。他是卑尔根人。奥尔只不过是我父亲当时旅行中的一站。从我出生起，到我开始学会走路，在院子里跌跌撞撞地走路，并学会在木材垛和谷仓里面躲猫猫之后，我不记得他是否在奥尔继续住过。但是在我模糊的印象中，他似乎回去过一次。我的母亲从来不会向我提及这类的问题，我也从来没有问过她。因为这些问题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无论如何，自从我五六岁开始，她就已经是一个单亲母亲了。她保留着一些我和父亲的照片，那些照片中，我们或是在河边穿着长筒靴用钓鱼竿钓鱼，或是在家里的院子里面，还有几张是我们和一些从瓦茨来的朋友一起在雷纳斯卡维山上的合照。而这些都可以作为父亲从来都没有在奥尔居住过的一种标记。当时，人们不会在他们天天生活的地方拍照。我认为母亲当时拍这些照片是为了证明我曾经有一个父亲而已，而这也是一种家庭背景的证明。
我开始上小学的那年夏天，正是八月初的时候，母亲带我去参加霍尔日[1]的一场骑马婚礼。他们以这种方式举办婚礼要么是追求一种正规的、传统的结婚形式，要么就是为了展示古时候的哈灵达尔的婚礼是如何举行的。我们参加了一场盛大的婚宴，之后大家跟随着新人沿着霍尔斯峡湾行走，那个场景就像是在八月中旬欢庆挪威国庆节似的。我其实记不太清楚了，因为我当时只有七岁，不过我记得我们去了霍尔的地方博物馆，母亲还给了我一些钱，最后我通过抽奖活动赢得了一个很精致的手工制作的木偶。那个木偶就是佩勒，或者说是佩勒·埃林森·斯克林多。他在我的讲述中出现了很多次。
阿格尼丝，你是见过他的。我注意到，在我们准备从阿伦达尔出发的那趟乘车旅行的一开始，你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他就给你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你说过，你是喜欢他的。在我们的车开出去几公里后，你说自己已经完全地爱上他了。
若是将佩勒排除在外的话，我现在也不会给你写这封信。我是代表我们俩写给你的。
当我将佩勒第一次抱在我的手臂上时，他的高度能够达到我的肩膀。而在母亲怀里，他只能达到她肘部的高度。
就像你所见的那样，斯克林多先生永远处在他最好的年纪，他没有固定的职业，穿着深蓝色的西服上衣，上面有银色的纽扣，下身是白色的裤子。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我一直相信他是一名船长。不过我现在不这么肯定了。我不知道他的过去。他就像是一个被领养来的孩子：在他来到我的生命以前的事情，我一无所知。但是从他出现的那天起，我们俩就几乎形影不离。
在那个八月的下午，从霍尔回家的路上，佩勒开始和我说话了。我非常认真地聆听了他的那些大胆的言论，并且用最真诚的心回答了他的问题。之后，我们开始了这一场终身的对话。
在我们俩聊天的时候，我从来都没有质疑过那不是佩勒本人说出的话。我知道，他只不过是不得不借用了我的嗓子发出声音而已。
斯克林多先生的到来是我人生中重要的一个分水岭。例如我在1959年的那次霍尔日的活动之后，再也没有见过我的父亲了。如果我的父亲曾经见过佩勒的话，我不会忘记这件事的；而且我的父亲也绝不会忘记这件事，因为佩勒非常善于交谈，善于用言语表现自己。他能够说出我无法说出的话，而且可以通过各种方式挑起话头。
你在阿伦达尔已经见识过佩勒的厉害了吧。他能够向你提出很多直接而大胆的问题，而这些问题都是我永远不敢提的。我觉得他当时可能有些越界，因为他并不认识你，也从来都没有见过你，但是你却向他打开了自己的心扉，而且没有被惹怒。你只是看着佩勒的眼睛，真诚地回答了他所有的问题。
当我们摇摇晃晃地开在18号高速公路上时，我转过身面对你，告诉你我为斯克林多的无礼行为而感到抱歉，但是你却说我不能为佩勒所有的玩笑话负责。我很赞同你的看法。我觉得你说的很对而且很有道理。我觉得自己不用为这个家伙所说的一切负责任。
不知为什么，我总有一种感觉，如果我的父亲真的见到了斯克林多先生，而且不得不没完没了地应付他的这些关于真实和真诚的理想化言语“挑战”，他或许会一把抢过他，然后把他的脑袋拧下来，或者更有可能的是：他会把他扔进火炉里面。
父亲并不是一个暴力的人，他从来不会对我施暴。他也没有任何理由要这么做。他到底能够有多么宽容，这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我从来没有测试过他。但是我觉得他应该忍受不了佩勒。
从我开始上学，佩勒就一直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个支持者。唯一的间断发生在我和我的妻子住在一起的那几年。在那段时间里，他一直悲惨地生活在壁橱里，为此，我也觉得很对不起他。当他从壁橱里面出来的时候，我目睹了我的妻子是如何鄙视他的，这让我感到很痛苦。
当我像个孩子似的和佩勒交谈的时候，我们一般是在谷仓或是木工车间里，俩人聊天的声音也会很大。我用自己的声音说话，佩勒则会借用我的声音，用比我的声音更加低沉一些的方式说话，这是佩勒自己的声音，尽管他是这么地依赖我的嗓子来为自己发声。有时，当他一直不停地说啊说啊的时候，我会生气。因为最后嗓子疼、声音嘶哑的人是我，不是他。木偶的嗓子是不会疼的。
我们俩说话时，很容易就能够区分出谁是谁。这不仅仅是因为我们俩的声音不同，还因为我们俩的脾气不同，对很多事情的看法也不一样。尽管我们这么亲密地生活在一起，我们对于一件事情的看法能够有多么不同，还是非常明显的。
有时候，当我们其中一方想要停止谈话，休息一下的时候，也会发生争执。特别是在晚上的时候，每当我想要度过一个安静的夜晚时，佩勒总是想要和我聊天，我不得不嘘他，让他安静。最近的几年里，这种情况尤其多，让人感到很烦恼。我第二天要上班，所以得好好休息。因为我必须要做一个精力充沛的任课教师。而佩勒不同，他每天只要待在家里享受生活就行。在我成年之后，每当我不想再听他继续说话的时候，我只要将他从我的胳膊上拉下去即可。但是，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却做不到这么狠心。
而现在情况发生了变化，我无法否认这一点，而且我也没有任何抱怨的理由。现在有的时候，我自己会去找佩勒，但是他却如同牡蛎一般沉默，可能是他因为什么事情不高兴，也可能只是一种报复，又或者是因为在他的世界里，他已经有了足够丰富的内容，不再需要与我对话。从我的角度来看，他是在拒绝我。我试图强迫他回应我，我用我的左胳膊摇晃他，朝他大喊，但是无济于事。
随着我年龄渐长，佩勒也逐渐不再需要借用我的声音来说话了。我买润喉糖的次数越来越少。我们开始越来越多地通过一种心灵感应的方式进行沟通，很快地，当我们处在同一间房子里时，我们已不再需要用声音来交流。我培养出了一种能够从脑海里听到佩勒说话的能力，我只需要思考就可以回应他的问题。佩勒能够知道我在想什么，而这也是我一直引以为豪的事情。另外，我要说得更加明确一些：在这件事情上，我不认为这是什么“超自然”的能力。因此，我会认为这是一件“壮举”。
当然，在我们的交流中并没有什么绝对的规则，因为即便是当我们之间没有物理上的距离时，我也可以通过低声细语或者是高声大喊来回应佩勒。当我在奥斯陆乘坐火车或汽车时，我会注意自己周围的环境。过去的几年中，这里发生了一系列较为激进的社会变革，而且对我来说很有利。因为在能够将麦克风别在外套或衬衫胸前的手机被发明出来之后，我和佩勒对话的行为就变得不太引人注目了。之前，我会被别人看作是得了“杜尔雷斯综合征”[2]的患者，而今天，我则只不过是一个普通人，一个走在城市马路上，或者森林小路上的，在和张三或李四通话的人。因为人们很难分辨出我到底是在和佩勒说话，还是在和电话另一边的对象说话。在这种无线的形式中，两种情况都是可能的。无线，但却依然联系得很好。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再进行正常的交流了，我指的是有声音的交流。一般来说，每当我们聊天的时候，佩勒都会坐在我的左臂上，但是今天他没有这么做，他不想和我进行一次真实的意见交换。当我们不在同一个房间里，他没有坐在我的左臂上时，我们通常只会进行很简单的交谈，他也可能会呐喊，或者会在爬上我的手臂之后匆忙地说点儿什么。
每当我外出旅行或出差的时候，总会带上佩勒。这不光是为了他的缘故，也是因为我想有一个能够说说话的伴儿。外出时日子总是漫长的，而我又不是一个典型的“电视控”，但是我很喜欢让佩勒坐在我的手臂上，待在饭店的房间里。我们俩之间有聊不完的话题，而且这么多年以来，我还是会对佩勒的所思所想感到好奇不已。我经常会在吃早饭的餐厅里看到一些互不搭理的夫妇，或许是因为他们之间已经无话可说了吧。我为他们感到遗憾和心痛。
另外，当我在西部地区做讲座的时候，也给佩勒安排了一些角色。我不只是为了进行自己的演讲也是为了和佩勒进行对话，例如我们会谈一些关于古代印欧语中的继承词的很细节的话题。我确信这种方式给我这个演讲者的角色带来了一种神秘的色彩。《“完美搭档”雅各布森和斯克林多如暴风一般的演讲……》
我还曾经试着将佩勒带到我上课的教室里去，例如他可以作为我教授的新挪威语语法课上进行重复性联系的助教，但是这一尝试并不成功。因为我发现一些学生在这之后开始把我叫作“佩勒”，不是当着我的面，而是在背后私下这么做。而且这件事也引起了其他教师的讨论。我的一位同事问学生们为什么把我叫作“佩勒”。而这名同事就是和你的姐姐一起研究物理学的那位同事。
* * *
我在信托公司的帮助下，卖掉奥尔的农庄搬到奥斯陆之后，我的父亲住到了另外一个山谷地区，正好在我所在城市的东南方。几年之后，他就去世了。他留下了一个同居的伴侣，或者说是一个和他在同一屋檐下生活了很久的女人，我记得她名叫托尔维格。不过，他们俩并没有孩子。作为唯一的继承人，我从父亲那里得到了一大笔钱。因为这笔钱很多，让我对他到底是如何生活的产生了好奇。
我小时候就没怎么见过他，不过，要是他曾经来看过我的话，他一定不会避免一次亲子鉴定的。就连我看过他的照片后也有这种想法。他曾经给我寄圣诞卡和生日礼物，一直寄到我满八岁为止，他愿意这么做。我将所有的圣诞卡一直保留到了今天。
上大学时，我曾经在科林硕的学生城里住过一段时间。不过我一直都自食其力。在那段求学的岁月里，我其实一直都可以跳出学生的身份，给自己买一间公寓的。
我没有兄弟姐妹，但是在老家奥尔，我有一个表弟和一个表妹。我可以在这里将他们的名字写出来，不过这没有什么意义。他们的父亲是我母亲唯一的一个兄弟姐妹，但是安布里克舅舅在我母亲离开娘家之后，就在一次拖拉机事故中去世了。
我在奥尔的表弟和表妹并非我与这个我长大的小村庄之间联系的纽带。这种家族之间的从属关系从来都不会引诱我回去拜访，无论是圣诞节还是新年，又或者是关于牧草和养羊这样的事情。我曾经被邀请参加一些大的活动，例如婚礼。但是我从来就没有“方便的”时间。
要是我有自己的孩子的话，他们会在奥尔有四个表兄弟姐妹。我曾经收到过年轻一代的照片，他们中的一两个已经成功地组建了家庭。几个月前，我收到了一张新生儿的照片，看上去是个男孩儿。他看起来很健康。
我很喜欢旅行，而且非常喜欢在自己的国家旅行，到处游历。也曾经出过几次国，去过瑞典和丹麦，还有一次是去冰岛和法罗群岛。不过，我后来再也没有去过奥尔。我不去奥尔只有一个原因，因为那是我长大的地方。我出生的第一年中，要么是和父母同住；要么是单独和母亲住，同时父亲不定期地来看我们。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单亲妈妈在社会上处于弱势。我能想象到，在一个人口稀少且很闭塞的山谷地区，这一定是一件比较严重的事情，会有一种不可避免的耻辱同这种身份联系起来。同时，我父亲不定期的回家过夜行为并不会改善这种事情的声誉。或许他从不露面会更好。他在男孩开始上学之前也进行了一番思考。
当时，全班都知道我和妈妈单独住在一个农场里，而我的爸爸则是个流浪汉……我还听别人议论说，我父亲的鼻子上有一个疣子，我听到了关于这个疣子为什么长在他的鼻子上的极富想象力的“理论”。这不光是因为他是一个卑尔根人。
关于这些事，我有很多可以写出来的内容。但是我不需要把所有的东西都写出来。
不过，我想要澄清一件事：我从来没有说过关于奥尔和那里的居民的坏话。就算我是在奥斯陆或卑尔根长大，例如在奥尔沃勒或是菲林达尔，我或许会考虑搬到奥尔定居。今天，这里有一定的文化生活，河里面还有鱼，在一趟短暂的车程之后，就会来到一个名叫斯噶乌海姆[3]的地方。
少年时，我经常去爬山，特别是在我得到了一辆摩托自行车之后。这辆摩托自行车是母亲在我十六岁生日时送给我的。不过，如果没有我七岁之后父亲汇给我的钱，可能也买不了这辆车。而这件事是在我继承了父亲的那么一大笔遗产之后才想到的。我会带上自行车，要么是沿着送奶员的路线走，要么就是推车徒步数公里，离开奥尔，去到陡峭的山峰上的白桦林里。作为回报，我在回程的路上可以一路不用费力地冲下山，经过勒维尔德和沃特达恩。
我从没有搭过顺风车，虽然在当时山上已经有一定数量的汽车会往返在路上，特别是在夏季，会有很多人到山上，住在林中小屋里，他们会在山谷里面上上下下。当时的车辆没有今天这么多，但是能够成功搭到顺风车的几率要比现在更高。在一些特定的路段上会有一定数量的拥有“志愿者精神”的司机。而且那时只有极少数的人拥有私家车，所以搭顺风车不会被视为一种掉价的事。对我而言，站在道路两边，竖起大拇指是一件让人紧张的事情。我不确定谁会停下来，让我搭一段车。我也不知道他们愿意这么做的动机是什么。
我的旅行包中永远都会准备好盒饭、旅行的必备品，还有佩勒。我总是怕有陌生人来翻动我的包，这会让斯克林多先生感到不适。
在我长大的这座小村子里，人们不光知道我父亲的事，还知道佩勒的事。这是因为有一次，有人无意间听到了我和佩勒的对话，当时我们正在尼塞特里亚爬山。同班的两个女同学当时正在白桦林中采蓝莓，而我正站在路边，一只手扶着自行车，左臂上面放着佩勒。佩勒那天的心情不太好，所以他一直说个不停。我说话的声音很大，因此，他的声音也很大。那两个女孩儿几分钟后就发现了我们。她们看着我们咯咯地笑了出来。之后，这件事就像是病毒一样迅速地传遍了整个勒维尔德和奥尔。
这导致了我自小就被同龄人欺负和殴打，当然，我父亲的情况也是原因之一。于是，我很早就明白了，我这一生定会受到残酷的对待，而且是有原因的。今天，虽然我已经是一个成年人了，我还是清晰地感觉到，我是一个遁世者，是一个局外人。
在奥尔这样的小地方，那时候还是有集体意识的。但是当电视出现了之后，有一部分人就不再热衷于聚在一起，不过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之前，电视并不普及。松德雷的那座老电影院和小圣堂[4]贡献了当时的“八卦传播”。搬到奥斯陆之前，我从来没有去过电影院，也从来都没有踏进过小圣堂一步。不过，我确实去过正式的大教堂。我会在那里见到其他人，观察他们，甚至偶尔会和他们说几句话，不过大部分时间都是沉默的。
无论是从字面上，还是从视觉上，大教堂的屋顶都要比小圣堂的高出很多。我感觉自己很适合基督教的氛围，因此几年后，我选修了基督教这门课程，作为我的北欧相关科目中的一门，并且还选修过哲学系的一门基础课程。
我选择的这第三门课程，主要还是从兴趣点出发，不过也正因如此，我才具备了两门高中课程的教学能力：挪威语和宗教。哲学与基督教的结合是这一教学课程的重要保障和基础，除此之外还有世界宗教，其中也包括人生观和伦理学，以及其他的哲学内容。
我曾多次搭乘火车经过哈灵达尔去往卑尔根，当火车停在奥尔车站时，我会双眼泛泪，心脏剧烈跳动。每当这时，就会有一种耻辱的感觉涌上我的心头，我会站在或坐在火车的车窗前，往事历历在目。虽然火车会在这个小站停靠几分钟，但是我从没下过车。走上站台，那会让我崩溃的。要是有一个我的老同学在挪威铁路局工作，出现在我的火车旅行中，或者即便他/她只是一个普通的旅客，也会让我受不了。
还有的时候，我会开车去奥尔蓝或耶罗，路上经过奥尔。但那是在高速公路被建成通车以前。在我搭乘火车的时候，甚至会看到我曾经居住过的农庄。如果开车走新修好的高速公路的话，就看不到了。
我搬到首都之后，曾经有一次专门搭乘火车，仅仅是为了再看一眼从小长大的那个农庄。我在芬斯那站下了车，深深地吸了几口山间的新鲜空气，然后重新搭乘反方向的火车回到了奥斯陆。我在路上看到曾经生活过的农庄。那时，已经有别人搬进去住了。我在想，是否会有孩子也住在这个农庄里。
有时，我会漫步在山间古道上，一路走下去不会遇到什么山村。这听上去可能会有些奇怪，但是每到夏天的时候，就有一条从赫姆塞达尔开始的私人收费公路开放，这条路被称为“法尼图尔之路”，它一直通到哈灵达尔的奥尔。夏季，会有很多办法去到雷内斯卡尔威特的山顶，而不必开车经过勒维尔德和瓦茨。
哈灵达尔的群山永远都不会使我厌倦。它们不会让我有任何不适的感觉，只会让我思念。在这样的风景中旅行也不全然都是放松的。我经常会突然遇到一个认识的老乡，但是乡下人不懂得享受一趟真正的山间徒步旅行的意义。不过，在一百五十年后的今天，西部地区没见过世面的农民也开始学会享受徒步旅行了。
不过这样的相遇也没什么大不了，例如我遇到的人如果知道我父亲的鼻子上为什么会有一个疣子的话，我也已经提前想好应对的解释。我会告诉他我是从海姆斯达尔来的，来这个山谷是因为有一个很特别的任务。我甚至编造出了一些详细的故事，并且可以一口气说完。
曾经有一次，我和妻子一块进行了一次山间旅行。当时，挪威汽车协会出版的路程指南放在她腿上，她不明白我们为什么要选一条既陡峭又坎坷的不舒服的路来走，而不走那条距离更短也更加舒服的经过勒维尔德和沃特达尔的7号高速公路。不过，这样的距离和舒适的感觉有时也不一定，而且是相对的。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癖好。就我而言，经过海姆斯达尔的那条路就是距离更近一些的。
那之前，我将我在奥尔长大的经历告诉了我的妻子，其中包括我曾经受到的欺凌。当我们认识彼此的时候，我就曾清楚地告诉她，我是在没有父亲的环境下长大的。莱顿并不认为自己嫁给了一个“受害者”，我们的关系中，没有耻辱的部分。
一次山间旅行之后，莱顿在衣柜里发现了佩勒，她是在一个我专用的抽屉里找到的。那天，我参加完一个非常特别的学术会议回到家时，她站在走廊里，手里举着佩勒。我挑了一个比较合适的时间，把他放在我的左臂上，向莱顿介绍了佩勒，并且和他进行了一个愉快的对话。我让斯克林多先生用他自己独特的音色畅所欲言，他的声音并不比我更加低沉，而是更高亢一些，不过这是因为我必须进行语音的变化，其实佩勒的说话方式和以前一样。他直接和莱顿打了个招呼。但是她并不喜欢他。这也并不意外，或许这也是我为什么会把他藏在衣柜里的原因。
我的妻子看起来很美丽，她的眼睛很漂亮，但她不是一个有趣的人。她对角色扮演一点儿兴趣都没有。我曾经试着让她戴上墨镜、白色的太阳帽，穿上花哨的百慕大短裤。但是她拒绝了。在这之后，她好几个星期都让人难以接近。有一天晚上，我穿了她的红色睡衣，躺在她平时睡觉的那一侧。这把她气坏了。
现在回想起来，如果要让我给妻子一个赞美的评价的话，那一定是：她是一个无时无刻都井井有条、一本正经的人。我们可以一起喝喝酒，聊聊天，但是莱顿从来都没有喝醉过。
那次的山间旅行其实是我在努力挽救我们的婚姻，但最终没有成功。我曾经有过一个想法，莱顿也许愿意去到那些田野和山间，亲眼看看我童年生长过的地方，去看看那个山谷。但是她不为所动。我越是想告诉她这里的山林自然是我曾经作为男孩子时的避难所，她越是抵触。我感到用我在山林中的老家的这些“奇怪的行为”来打动她是一件很有压力的事情。通过我的这些表述，可以清楚地知道莱顿从来都没有读过或是看过《培尔·金特》[5]，她根本就不知道他是谁。但是，她很顽固。她在这些风景中只看到了一个可怜的受害者的影子。她不同意格蕾特·西西莉的那种“自然的神秘”的观点。我指着一处名叫劳威达斯布莱亚的地方，告诉她佩勒·斯克林多和我曾经坐在那里畅谈关于宇宙奥秘的话题。但她充耳不闻，就像是一个聋子一样，什么都没有听到。
我的妻子对我回程时反对开车经过勒维尔德和沃特达尔也表示出不理解。我不想改变主意，这是绝对不能讨价还价的。我发誓，对我来说，开车开到哈灵达尔是绝对做不到的。我当时就是这么说的。
当我们开到索克纳的时候，她解开安全带，要去上厕所。我将车停下，让她下车去了一间叫鲁斯达的咖啡厅。这是这趟旅行中她唯一一次开口对我说话。我坐在方向盘后等待着她。我不知道我当时是否关掉了汽车的引擎。
几个小时之后，我们回到了奥斯陆的家中。我知道佩勒在衣柜里，这时莱顿已经进入了卧室，我也在卧室里。我一直醒着，等待着莱顿睡着。因为我害怕她可能会去攻击佩勒。
* * *
初中毕业后，我开始在高尔市上高中。高尔市离奥尔不远，也在哈灵达尔山谷，就在山谷的下方。在那里见到的其他年轻人带给我耳目一新的感觉，但是我深知“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这个道理已经流传了千百年。很快，高中里所有的同学就都知道了我的事情。
我站在学校的操场上，和一个来自内斯的女孩儿聊天，毫无缘由地，她突然问起关于我父亲鼻子上的疣子的问题。当时，我已经有超过十年没见到父亲了。但是他的这个疣子却还在“跟着我”！还有一次，我在和一个让我觉得非常可爱的女孩儿聊天，我又被问到了“玩娃娃”的问题。数年之后，我们班上的这两个女孩儿去了一趟尼塞特里亚山采蓝莓。
虽然在我开始上高中之前，就已经有了自己的摩托自行车，这件事还曾一度帮助我吸引了一些同龄人的目光，而且能够帮助我减少不必要的骚扰，但我还是会乘坐校车。从奥尔到高尔的路程太远了，骑摩托自行车不合适，而且油费也很贵。满十八岁之后，我每周都能挣到一些钱。另外，夏天的时候，我会在贝尔高市[6]的杂货店打工，在那里开二手车挣零花钱。高中的最后一年里，我挣出了买一辆车的钱。和其他大多数人不同，我将这辆车当作是学校的车。我把这辆老福登停在教学楼前的教工停车场里，正式将我的车“介绍”给了大家。我不认为我的做法有什么不对。在学校期间，我仍然是一个遁世者，不同的是，我现在有了自己的车。有几次，当有人在周末喝了酒，我会被叫去做司机。这类经历让我有了一种融入集体的感觉。
哈灵达尔的高中期间真正拯救了我的，是一位循循善诱的挪威语老师。他名叫哈拉尔·尹德雷艾德，是松莫勒人。毫不夸张地说，是他让我变成了今天的我。他唤起了我对语言和语言史的兴趣，尤其激发了我对如同民族服装上的银饰一般的北欧文化、传奇故事和那些古老的神话传说的好奇心。在谈到这一问题时，我们必须承认，我们对冰岛人确实非常不公正。北欧文学绝对不是“古挪威”文学，而是冰岛文学。
教科书中谈到“印欧语”时，只是草草地总结为一种具有日耳曼语和古北欧语背景的语言。但这引起了我的兴趣。我渴望了解更多的内容。当我发现在印欧语和北欧神话之间存在着的可能联系时，我就走上了如今我所从事研究的这条道路。而且我必须说，巧合的是，尹德雷艾德老师当时给我讲的就是乔治·杜梅泽尔。他明确地说，他为能够有一名我这样的学生而觉得感恩。他借给我很多书。所以说，在我搬去奥斯陆之前，便开始了我的研究之路。我已经成为了一名语言学家。
当然，不能把我的学科研究发展全部都归功于哈灵达尔高中的这位挪威语老师。为了完成我的家庭阅读作业，我可以把它称为我的早期研究，我还从佩勒·斯克林多那里获得了大量帮助。每天，他会帮助我背诵我之前学习的内容，其中包括我的挪威语老师课上讲的内容，因为他的记忆力明显要比我好得多，头脑比我聪明得多。与他相比，我对自己的记忆力可是从来都一点儿信心都没有。哈拉尔·尹德雷艾德从来都没有发现，我其实在学习的时候“作弊”了，因为我是在佩勒的帮助下完成的。我在挪威语平时水平测试和最后的公共考试中先后获得了满分6分[7]，其中我的新挪威语[8]、第二外语和挪威语口语也都是满分6分。这里其实应该说是“我们”得到的分数。
几年后，斯克林多先生有一次曾经说他是个“欧洲的斯克林多”。每当他说这样的俏皮话时，都会在我面前探出半个脑袋。
通过入学测试之后，我开始学习挪威语，更准确地说是“北欧语”——这是我所学的专业的正式名称。我本人当然会挪威语，但是当时我一点儿都不想学其他的，例如法语或是意大利语。北欧语还包括瑞典语和丹麦语，在那时也具有足够的异域风情。不要忘记，还有古北欧语，它和瑞典语及丹麦语有些不同，但也非常具有吸引力。我们现在谈论的自然是我自己的母语的来源，它是北欧语和北日耳曼语的一个分支。但是在印欧语的这棵大树中，日耳曼语下面有很多的分支，另外的分支还有印度-伊朗语族下的一些语言，以及意大利语、凯尔特语、波罗的-斯拉夫语、希腊语、亚美尼亚语和阿尔巴尼亚语，它们旁边是已经灭绝了的一些语言，如安纳托利亚语和吐火罗语。
在挪威语专业中唯一的特色，就是今天被我们称为“方言”的这种语言规则。这一内容与我本人也有关，我自己就是一个说方言的例子。我的语言属于“山谷方言”。在挪威的山谷、峡湾和山野地区，存在并保持着一些与众不同的挪威方言。今天，虽然为了发展水电，会架设新的电网，将奥斯陆的电网通到一座山或一个山谷里。但是，仍然不会有更多的人开车来到这些地方生活。因此，当地的文明程度和生活标准完全依赖于挪威在北海发现石油之前的水平。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在某些场合说山区的方言可能会引起一些尴尬。但北欧系或者是民俗科学系的学生不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因为这是当时最有价值的研究课题之一。在一些特定的环境中，能够说一口地道的方言是一件值得骄傲的事情。特别是当一个人可以使用古代的词语和表达方式，例如有趣的格和复数形式，发生在过去的变格或动词变化中。我自己说的方言是一种对过去的印欧时代的活生生的史前记录。在哈灵达尔，我们依然会在现在进行时中区分“我走”和“他们走”、“我看”和“他们看”、“我是”和“他们是”。我们也会在过去式中区分“我走了”和“他们走了”、“我看了”和“他们看了”、“我曾是”和“他们曾是”。
现在，我不会在语文学中迷失方向了。我只想补充一点，即我一直是说双语的人。哈灵达尔地区的方言一直被我使用至今，保存得很好。同时，我在来到奥斯陆的第一时间就掌握了巴克摩挪威语[9]。我还有一个说保守的“国语”[10]的父亲。更重要的是，我所读过的大部分文学作品都是用巴克摩挪威语书写的，这让我有了很好的语言基础。
能够在两种语言中进行选择使用有一个好处，那就是它不会透露出我是什么地方的人。在一些情况下，说哈灵达尔地区的方言会有好处。在之后的几年里，我和佩勒的对话都是使用巴克摩挪威语进行的，而且它似乎成为一种规则，但是他在回答我的时候，会使用哈灵达尔地区的方言。或者是反过来！我俩在角色转换上面都没有什么问题。我们俩都是双语者。
阿格尼丝，我不知道你对我的语言是否有所反应。我假设你没有在这一点上多想，不过如果需要提示的话，因为我说话的口音不是典型的东部地区方言，所以我使用的都是无可挑剔的巴克摩挪威语的词汇。下一次我们再见面时，我会把口音变成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哈灵达尔地区的口音。看看你到时候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应该会很有趣。
现在，我不会表现得太自大。我其实并不知道我们是否会再见面。
* * *
我住在奥斯陆的头几个月里，过得就像个嬉皮士。之前我也提到过。我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遇到玛丽安娜和斯维勒的，还有乔恩，他们可能是除了佩勒之外的我在真实人生中的唯一的朋友，虽然他们出现的时间有限，只有几周，或者是一个月的时间。
但这已足矣！这是另外的时间段中另外的故事。皇宫花园的那段隔离期，我在寻求一种集体的形式。我并不是唯一个独自来首都闯**的人。我们中的一些人也在寻找群体，以求隐身其中。我相信，我们中的很多人都是饱读诗书，高于一般人的水平，但是我也可能想错了。
你应该去尼森伯格那里看看我们典型的嬉皮士装扮！绝对不会有人怀疑我是来自奥尔的农村大学生。我可以提一件我在这样一种亚文化环境中的小事，那就是我将自己称为佩勒，并且将斯克林多先生，也就是佩勒介绍给了乔恩，但是其实他本来应该叫雅各布。事情就是这样，我也不记得原因了，不过我记得当时嬉皮士的剧院可能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因为我觉得雅各布不是一个非常适合“花童”[11]的名字。不过，我的大学注册表上还是写着雅各布·雅各布森。从这一点上来看，我有着双重的身份。当我在图书馆或在索普胡思·布格斯大楼中听讲座的时候，佩勒会坐在科林硕的学生宿舍的窗台上等待我。
这种在公园中进行的“花童”风气并不是一种随机的活动。嬉皮士运动在很多层面上来看，是一种哲学性的运动，一部分源自印度。在我来到奥斯陆之前，我已经受到过印度哲学的启发，特别是其中的“不二论”[12]。在梵语中，Advaita的意思是“不二”，或者是“不是双重的”。我们也会说一元论或非二元论的哲学。在Advaita中的A是一个古老的否定前缀，就像是希腊语中的A（在agnostiker“不可知论者”），或是挪威语中的U（在umulig“不可能的”），而dvaita在印度是二元哲学的名字，它与挪威数词中的“二”有词源关系，来自原始印欧语中的*dwo-，在哥特语中是twai，在德语中是zwei，在英语中是two，在拉丁语中是duo；这种印欧语间的亲缘关系还明显地出现在瑞典语的tv?和挪威语的单词短语中，例如tvetydig（模棱两可的）、tvekamp（决斗）、tveegget（双刃）、tvekj?nnet（双性）、 tvisyn（矛盾）、 tvinne（麻线）和tviholde（紧握）中。几乎所有的印欧语中都保留着这种原始印欧语中的数词，dvaita自然是来自拉丁语汇总的外来词汇dualisme（二元论），并且其词源和哲学含义都是外来的。
因此，这也让我有些郁闷，因为我在伊娃姑姑的葬礼之后与她在林间道上相遇时未能讲清楚这件事：这里面不光有印欧语的词汇。有很多印欧地区的思维模式都有类似的亲缘关系，因为思想是跟随着语言的，反之亦然。当然，印度和地中海的国家间确实有明显的文化交流。伊娃会指出这一点。我还想说，印度的哲学中有其自身的“二元论”，我们在柏拉图和笛卡尔这些西方思想家的哲学中都可以找到。苏格拉底之前的赫拉克利特的思想会让人想到佛教的哲学思想，这两种思想出现在大致相同的时期，并且都在佛教传到地中海国家很久之前。印度的哲学中也有他们自己的“斯宾诺莎”。他名叫商羯罗[13]，其思想在公元800年之初大放异彩。他建立了二元论的哲学体系—— 一种非二元论或泛神论的哲学：在神和世界之间没有区别。一切体验都是假象、幻觉，或是一种错觉。所有存在的一切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一切都是神。
在我进入皇宫花园之前，我已经读过了《奥义书》[14]和《薄伽梵歌》——它其实在《摩诃婆罗多》中只占一小部分，而《摩诃婆罗多》则有10万“颂”（诗节），是世界上最大的一部史诗。这让我在这一环境中有了能够独立思考的能力。
不过，我得注意不能在学术方面谈论此事。我只提了一些简单、不相关，且在嬉皮士的传统中相对核心且重要的东西。它们都会给人留下印象。我不会去背诵梵文中的一些单词。Aham brahmāsmi的意思是“我是婆罗门”，或者是“我是宇宙”“我就是我”。我也可以指着尼森贝尔格那里的一个玫瑰丛，说它是在表达一种对生活的冷静态度，具有几乎深不可测的认识内涵： tat tvam asi ——那就是你！
这丛玫瑰花，它就是你！当时我所说的并不是它的词源，tvam就是“你”，asi就是“是”。这就像是在踢肥皂泡。我的信誉或许已经被踢开，破碎了。我在尼森贝尔格的事业会在一切开始之前就结束。
* * *
在首都生活了几个月之后，我开始参加葬礼。不过我这里的措辞不是非常准确。我从未“开始”过这类的活动。我只记得我和佩勒坐在一起，翻看着《晚邮报》，我的目光扫在了一则讣告上，它立刻引起了我的兴趣，这并非是一种渴望，而是对思念的一种好奇心。
在所有闪闪发光的人名之后，我感到了一个大家庭的存在，他们会在父系这一边的人离世之后聚在一起见面。讣告是一种激发家庭凝聚力的存在，它是一种最后的邀请函，告诉大家，所有人都被欢迎参加葬礼之后的追悼会。
我找出我从奥尔带来的一套深色西服，这是一套我参加礼拜时穿着的西服，因为我当时没有别的衣服。我参加了第一个葬礼。你可以将它称为我的“处女秀”。现在回想起来，这一表达方式是充分的。这是我第一次参加葬礼，但是我没有想到我是在参加一个一次性的活动，我将它视为一次社会实验。
我感觉自己并没有比其他人的情绪低多少，或许我在某些情况下比大多数的人都更加感性一些，我很容易哭，但是我从来都没有害羞过。我已经有了作为嬉皮士的经验。这种经验并不比出现在一个拥挤的葬礼上更加轻松，它也是一种戏剧化的体验，尽管比孩子们丰富多彩的游戏要暗淡一些。
当我走进北岸的教堂里时，既没有出汗，也没有呼吸急促。那里面人头攒动，联想到在讣告中出现的人名，这并不意外。我可是经历过在哈灵达尔的那些大型葬礼的人。
我不紧张的原因有很多。我在这座城市中，除了奥斯陆大学的几个学生，还有一些嬉皮士之外，不认识别的人，这里没有供我感到羞耻的地方。一个人会感到羞耻的前提是要有供他感到羞耻的环境，这样羞耻感才有存在的意义。只有那些长时间拥有最少的社交网络的人，才能够“忍辱偷生”。耻辱和耻辱感的存在都要依赖于“他人”，或者是至少要有一个“你”。阿格尼丝，当我提到你的时候，我不觉得我有任何的夸张，而你是让我最有耻辱感的人。
通过一份完整的讣告，能够让我研究出我在参加葬礼时如何谈论关于我与死者结识的内容，如果有必要的话。在哈灵达尔，这样的准备是完全不必要的。我只不过说说而已。因为在那里，全山谷地区的人或者是半个山谷地区的人都会来参加任何一个葬礼。你与死者之间的联系越紧密，你在葬礼上面受到的尊重也会更多。城市中的葬礼在这一点上也是绝对相似。
像我这样一个未经训练的人，总是尽量让自己成为一个背景。我已经编好了一个我是如何与死者认识的故事，但是它还不够完整，或者说具有创造性。如我所料，我后来也不太需要它。在喝一杯咖啡的过程中，我只被提问过一次，问我是哪一边的家人，我当时还是一个青年，比死者要小六十多岁，我只是摇了摇头，这让我避免被问到更多的问题。
一个星期之后，我又参加了一个葬礼。一周后，我必须说，这种行为已经变成了一个习惯，或者是一种生活方式。很多人都会说它是一种负担，但是我没有其他的家庭生活。
记得有一次，我看到佩勒坐在科林硕学生宿舍的书桌前。我们列了一个长长的名单，上面有父亲、母亲、兄弟、姐妹、儿子、女儿，这些词都有不同的印欧语来源，既有现存的，也有已经消亡的。实际上，这六个词语都可以追溯至原始的印欧语形式，分别是：ph2tēr、*me2htēr、*swes ōr、*bhreh2tēr、*suHnus 和 *dhugh2tēr。上述的家庭关系对大部分人来说是生活的基础和支柱。但是我并不拥有他们中的任何一部分。我从未正式拥有过父亲，也不再拥有母亲。我未曾拥有过兄弟姐妹，也不想要一个儿子或女儿。
阿格尼丝！是你请求我解释参加格蕾特·西西莉葬礼的原因的，我希望你能够理解，或者至少试着了解它的原因：我来自一个关系稀疏的家庭。当我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我就养成了做一个遁世者和局外人的习惯，不是我想要远离“大而亲密的关系”，在二战之后的头十年里，这是一个让我感到模糊不清的表述。
我和我父亲的照片被我母亲挂满了房间，但是这无法弥补他只偶尔来到这座山谷中看望他自己的孩子和孩子母亲这件事。这座山谷中的很多儿子和女儿都不曾拥有一张自己的照片，或者是理解这件事的背景，但是这种空虚会一瞬间被他们的父母的存在所填满。在挪威的山谷地区，有长达数千年的口口相传历史的传统。当冬天到来时，在漫长的冬夜里，人们会讲述太阳升起落下的故事。这是每家每户一日三餐时的一项重要的活动。我和我的母亲也被卷入了这一漩涡中。
还有另外一项更加严重的农民的“原罪”：虽然我们住在这座老农庄里，但是我们并不种地。我们在山上有羊，在农舍里有牛和鸡，还有白桦林，可以砍伐我们需要的木材。有一次，我了解到我们的居住情况是一种市政治理的结果，是奥尔市银行确保了我和母亲的生活。因为有银行贷款债务，也要感谢这笔债务，让我在卖掉农庄之前不能得到摆脱。我不想在奥尔这里有任何的羁绊，所以我就把农庄卖了。因为卖掉农庄的钱能够帮助我还清所有的债务。此外，我还卖掉了一些家具。
我们和其他人不同。我们不属于任何“集体关系”。我们被很多人视为“寄生虫”和“社会渣滓”。
来到奥斯陆之后，我可以一切从头开始，而完整的大家族则对我产生了一种不可抗拒的魅力。我对从属于这样的大的集体关系有一种渴望。我并没有比大多数人更加友善。但是生活让我变成了一个独特的渴望家庭的人。
我喜欢父母、兄弟姐妹、表兄弟姐妹、侄子侄女、叔叔阿姨。我也喜欢在这样紧密的家庭关系网中的温暖和归属感。我享受这其中的所有角色，我也非常羡慕，可能是由于任性冲动而走进这些关系的人，他们通过婚姻这种方式进入了这样坚不可摧的亲属关系。
我结过婚，至少经历了数年的二人生活。因此，伤痛带来的智慧使我不会歌颂婚姻或家庭生活。这是一种名为“婚姻问题”和“同胞嫉妒”的东西。还有一种名为“精神虐待”的东西。我很了解这些。但是，和我成婚将近三年的女人来自一个贫穷的家庭，她既没有阿姨也没有叔叔，她和我一样，是独生子女。我们的婚姻也没有任何“家庭”可言。我们的同居生活中没有孩子，甚至也没有佩勒的存在。莱顿和我生活在“两个人的寂寞”中，它只不过是孤独的另外一种形式罢了。
容易感受到孤独的人也容易感到空虚。不过我更愿意生活在“两个人的寂寞”中。如果一个人独居的话，他可以为所欲为。但是我觉得自己在大家族中会比在封闭的关系中要活得更加自由和快乐。
说到这里，够了！参加葬礼成了我的一种习惯。我变成了一个追踪家庭生活的“猎犬”。我通过这种方式，“偷取”到家庭生活，因为我需要这么做，因为我没有家庭。
我从来不会作为一个“偷窥者”出现在这些场合里，我不喜欢外人的角色。正好相反，我希望能够尽可能地，到目前为止，成为集体关系中的一部分。
教堂的钟声在每一个葬礼前敲响的时候，它们是在为我而鸣。
我每次都会为那些逝者进行一番真诚的思考，将其视为一个刚刚离开人世的活生生的人，并且为他们的亲属真切地担心，而我只是从讣告上面知道了他们的名字。
对于那些按照规矩在葬礼上和他们打招呼的逝者家属，我从来都不会在哀悼仪式结束后将他们忘记。我会小心地保存那些讣告和任何我参加过的葬礼的文书或日程，可以表达出我的精神支持和哀悼。这些特别的文件，大部分都是报纸，被我按照时间顺序叠放在雪茄盒中。你可以说，它们构成了我曾经在生活和死亡的道路上遇见过的家庭或单独的个人，或者说是构成了我的剧目。这样说可能听上去挺令人反感的，或许其他人会在脸书上这么做，但是我没有。而且，他们有能够去参加他们葬礼的家庭成员，而我没有。
我喜欢将我放在雪茄盒中的这些名字作为一种生活中的同伴的名单。或者如佩勒所说：这是一项你自己的人口普查。除了你之外，没有人会在抽屉里面放这样的东西。
佩勒·斯克林多先生知道他在说什么。他自己也在抽屉里面待过，而且就是和这些雪茄盒一起。
当我的妻子发现佩勒的存在时，她已经看到了那些盒子，或许已经看过了十多个。一开始，她对佩勒最为不满，特别是在我将他放到胳膊上，比我自己更加敢于对她直言不讳之后。后来那些雪茄盒也让她抓狂……
当我和我的妻子还在一起时，我并未频繁地参加葬礼。我努力地克制自己，因为现在我有了自己的生活，我有了莱顿。在此期间，我只参加了几次葬礼，我的妻子曾怀疑我参加的那些葬礼的对象，可能与我只有很浅的交集。因此，在参加过这些葬礼回到家里后，我必须向她重复我在追悼会上说的关于我和逝者之间关系的话。这些故事当然已经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它们如黄金一般经得起检验。
但是我不知道她是否相信我。有一次，她问我，为什么我以前有那么多的朋友，但是现在的生活中只有她一个人。在之后的日子里，当我们谈论这一话题时，她变得越来越不满。为什么从来都没有访客来我们家？为什么我们从来都不邀请什么人来家里吃饭？为什么我们总是在家里待着，就在这间公寓里面两个人面对面？
我从来都没有故意地去参加一个明显地表示为了将家庭成员的悲伤降到最小，不愿引人注目只在小范围内进行的追悼会。当讣告中写明了追悼会只在“墓地”“小教堂”或“教堂”进行的时候，我就不会去参加了。我从未参加过在讣告上提前写明了之后不会有追悼会的葬礼。
我会受到那些开放的内容的吸引，比如“欢迎大家在葬礼后参加追悼会”这样的说辞——因为追悼会要么会在教区的房子中举办，要么会在品味不错的餐厅中进行。
葬礼的最后，牧师会代表逝者全家欢迎所有的出席人员参加之后的追悼会。我也就自然而然地被包括进了这一开放式的邀请中。不然的话，我会认为牧师是在说谎，或者是在说客套话？
一般来说，会有一位家庭成员作为代表，在葬礼上进行“筛选”工作，他会小声地在出席的人们中进行耳语，欢迎其参加之后的追悼会。我曾经经历过这样的失败，没有被邀请参加之后的追悼会。我只对我周围的人点了点头，然后就离开了。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就已经体验过这种失败的角色了。但是，既然我已经精心打扮了一番，我还是会到附近的餐厅或是饭店的酒吧里，点上一杯酒，为自己纪念一会儿。在教堂或小教堂里的活动已经足够发人深省了。这种哀悼仪式中往往会充满了各种叙事元素，我一直十分欣赏优美的歌曲和音乐。
有一次，我不知怎么地来到了一间小饭店里，那里正在举办一个封闭式的追悼会。追悼会在餐厅中进行，那里有酒吧，还有高脚凳。当我无声地坐在吧台旁，独自点了一杯白葡萄酒，或是一杯威士忌之后，很多人都在偷瞄我。但是我没有起身离去。举办追悼会的这家人并没有包下整个饭店。或许他们中的一些人在嫉妒我的葡萄酒或是威士忌，因为在隔壁铺着白色锦缎桌布的桌子上只有饮料和不含酒精的啤酒。我又点了一杯，没有离去。
我只是想补充一点，我充分理解有的家庭希望追悼会能够屏蔽掉除了最内部的家庭成员之外的人的想法。我只不过是想要成为被他们选中的人而已。
如前所述，我并非唯一的外人。我看到还有一个人也在葬礼上溜达。那是一个身材高大、皮肤黝黑的男人，他经常和我出现在同一个葬礼上。我不是这艘“教堂之舟”上唯一的“偷渡者”。
我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因为我们从未交谈过。但是我们都知道彼此。很多年前的一次，我们开始在无可避免的情况下相互点头致意。但是有理由相信，我们都在试图避开对方，至少是亲密的眼神接触。
关于这个身材高大、皮肤黝黑的男人，我没有什么可说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是我的同事，或是竞争对手，而且我深深地鄙视他。或许，我必须承认，这也是我的一种自我厌恶的表现形式。
当然，除了这个身材高大、皮肤黝黑的男人之外，我还不止一次地见过很多其他的人。在我参加了数百个葬礼的这些年里，我和数千人见过面，加起来或许能达到两三万人。他们构成了我“人丁兴旺”的“家庭”，或者是我的“族群”。因此，有些人，我曾经见过多次。不过，当我们见面时，一句“你也在这里？”的寒暄似乎不太合适；同理，这对另一方也不合适。就我个人而言，他们成了我见过四五次的“熟人”。我还从来没有体验过作为儿子、兄弟、侄子或是密友的亲缘角色。
漫长的时间里，我一直在葬礼上不断地见到埃里克·伦丁的子孙。但是，这只不过是因为他们的家族很大。彩票的总量越大，一等奖的开出才越引人注目。因为人们已经在其中投入了大量的财产。
说到财产这件事，我可以多说一句：我从父亲那里继承了一笔可观的财产。这笔钱使我多年来能够生活无忧，特别是在我还没有开始讲座的时候，能够照顾我贫穷的家庭生活。我看到了这里的一个悖论：如果我能够有一个真正的父亲，就不会想去参加这些葬礼。但继承了父亲的遗产的同时也弥补了一些我个人家庭生活的缺失。
每次在参加一个葬礼之前，我都会尽可能深入地研究他或她的家庭。在几十年前，这或许是一件耗时的工作。但是今天，它已经得到了极大的改善，在去往教堂或小教堂的路上就可以解决。随着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的发展，我这样的人的生活变得更加容易了。由于公共空间的膨胀，使得私密空间受到挤压，不断变小。孟德斯鸠的格言“生活在秘密中”已经成为了一门存在于远古时代的艺术。
有时，我也会即兴冒险，或者我将之称为“盲目的会面”，即我在没有阅读讣告，事先并不知晓对象的情况下，去参加他或她的葬礼，致以最后的道别。这就需要另一种形式的注意力，或者是几乎如同变色龙一般的适应性。这种做法自然是非常大胆的，或许还有些冒险，例如参加一个多少有些公众影响力的人的葬礼。不过，参加一个受欢迎的艺术家或政治人物的葬礼不需要太多的合理性。因为这样的葬礼都是公开的，就像是那些大型的农村葬礼一般。
* * *
埃里克·伦丁是一位我非常熟悉的教授和老师，我与他结识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奥斯陆。但是我们之间没有任何私人的关系。也就是说，在我三十年后参加他的葬礼时，我的身份只是“他的一个学生”。
当伦丁在每周二的11点15分到13点之间研究《瓦洛斯帕》的时候，我抓住了那个时间，并带给了我灵感和决心。在这一伟大仙境世界中，我获得了一次新的机会，我坐在教室里，思考着一个与这首不朽神诗的最后一章内容相关的问题。
在伦丁离开讲堂之前，我坐在教室的最后一排，向这位博学的教授提出了一个问题。他下周二会讲关于格里姆内斯莫[15]的内容。而我当时已经读过了《新约抄本》[16]和《豪客之书》[17]，还有一些现代翻译诗歌。
《新约抄本》的最后一节写道：
黑龙飞来，下方是蛇，来自尼达山；
承载着它的翅膀，飞跃平原，尼德霍格，一具尸体。
现在，她将下落。
我记得当我用我自认为粗鄙的哈灵达尔方言向教授提问时，我的双腿在颤抖，心脏怦怦直跳，全身是汗，而且很僵硬。因为这是我向他表示尊敬的方式，之前我从未与他交谈过。
我装作自然的样子向他提问，关于这个中世纪著作的最后一节中，应该是女巫“s?kke（下落）”或“synke（下沉）”，而不是那个名为尼德霍格的怪物。在我的研究中，实际上已经发现了一些能够说明这一相反结果的推论。
伦丁教授睁大双眼说这是一个相关的问题。然后发生了一件从未有过的事情，他邀请我去他威格朗的家中喝咖啡，那里也是他的办公室。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这样一个非正式会谈的自发式的邀请是很罕见的，因为我们当时都知道，在学生和教师之间有一条明确的政治分裂的鸿沟。因此，埃里克·伦丁教授的邀请可能会造成一个不小的轰动。而我，这个来自偏远的哈灵达尔农场的“弃儿”，则对我该如何将脚步迈入教授的办公室而感到无法控制的紧张。
之后发生了更多的意外。我们俩意见不一致，但却把我们逗乐了。伦丁教授和我——当时微不足道的平庸学生——我们对关于世界末日的神诗的注解意见相左。
伦丁教授首先辩论道，他认为很有可能是女巫或占卜者，因为一切都在往回和“下沉”。但是，他同时指出：也可以说是尼德霍格，因为最后一个场景或激烈的斗争，也可以说是战争的终结，所有好的神最终获得了战争的胜利。失败者只有眼睁睁地看着那些胜利的力量，然后“下沉”或后退。
关于最后一行内容的解读，我与教授的观点不同。代词hón指代的一定是“女巫”，因为drake（龙）和Nidhogg（尼德霍格）这两个词都是阳性的。
如我所预想的那样，伦丁说《新约抄本》中最初的文本中代词hón没有写全。在那份古老的牛皮的文书上面只写了h，而在索普胡思·布格斯的版本中将它补充为hon——很明显后面的那两个字母是不同的书写斜体。此外，也没有正式的参考可以说明它与Nidhogg（尼德霍格）有关。
我觉得这件事很有意思。我向他借了一支铅笔和几张纸。在他那个学术版本的《埃达》诗歌中，我发现索普胡思·布格斯做了一个标记。伦丁教授看出了我询问的眼神，于是我说：“他在这里做了一个缩写符号，就在h的后面，并在旁边写道：hon就是ho，而不是hann。”
我将这一标记写在了纸上，然后递给伦丁教授。他坐在椅子上盯着这张纸看了几秒钟。我补充说：“当然，索普胡思·布格斯也是有可能出错的。”不过我说这话只不过是为了表示客气。伦丁教授认真地点了点头。他好像说了什么，但是我忘记了。我接着说：“《豪客之书》最新的一个版本中写的是hon。但是索普胡思·布格斯也写了一个标注，虽然并不是必要的。他在标注中写着：‘花园一词的代词h'on应该是h’en，而不是han。’”
伦丁教授点点头，他说：“是的，在《豪客之书》中，关于女巫的代词并没有什么疑问。”
我得出的结论是，这两个版本的来源都强调了，应该是女巫下沉，而不是尼德霍格怪物。当然，在索普胡思·布格斯1867年那一版的《埃达》中就对这一问题表示了疑问。
伦丁教授优雅地点了点头，我们两人无言地看了看对方，然后他开始收拾书桌，标志了这一场讨论的结束。
我们俩人以前从来都没有交谈过，而且在这之后我们再也没有交流过。不过几十年后，我们曾在索菲斯·布格之屋和弗莱德里克服务中心之间的几条小路上碰到过。我们只互相点头致意，并没有寒暄。我在几十年后参观埃里克·伦丁教授的纪念馆时，依旧怀着崇敬的目光向他致意。
关于我那段短暂的婚姻，我已经在这个故事中进行了足够的描述，我尽量将它按照记忆中的样子准确地表述了出来。在我搬走之后，我们之间仍有一些联系，比如我们之间依然共有的那辆丰田卡罗拉轿车。另外，我在那段时间中会时不时地去看住在奥斯高德的养老院的阿姨。我会帮助她报税。但是我从来都没有从奥斯陆打车到奥斯高德的沙滩去。
在我最后一次见到安德丽娜·锡格德后，就再也没有见过她。最后一次见到她的名字，是在《晚邮报》上看到了她的讣告。她是我离婚后第一次约会的人。当我听到牧师的悼词，看着葬礼一旁的红色奔驰车，前面放着安德丽娜美丽的照片时，我在厄斯特海姆参加的那场追悼会的故事才变得完整。我将我所讲述的内容的顺序进行了调整：我在提到牧师的讲话之前，就已经说明了我和安德丽娜之间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