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一年半之后，我们又见面了，大约是2013年的4月15日。那是一次有趣的见面，在一场葬礼上，所以我们的见面并不意外。你有非常令人信服的理由出现在那里，而我也有，虽然我的理由与你的完全不同。
在参加过你姐姐的葬礼之后，我曾下决心再也不参加任何陌生人的葬礼，至少不在奥斯陆这里，因为我在奥斯陆已经能够独自生活了。那时，当我走在城市里的时候，逐渐开始感觉到有人在看我。这可能是我的一种想象。但是有几次，在教室里讲课时，我感觉一些学生好像听说了我的故事。我当然在葬礼上见到过我的一些学生，或者是我教过的学生。因此，感觉自己看到了一些具有警示性的目光并非我的偏执或臆想。我正处于人生的一个转折点。如果我想要参加更多的葬礼，我就必须离开奥斯陆。我继续阅读着报纸上的讣告，我永远不会停止做这件事，虽然我不会再为此采取任何行动。我看到了安德雷亚斯·丹尼维格斯突然离世的消息，在谷歌上搜索后，我知道了他的葬礼将在阿伦达尔举行，这让我难以抗拒，如果这将是我最后一次……
我将车停在了大路边的一条岔道上，告别佩勒，然后走向圣三一教堂，它位于帝霍尔姆广场的右侧。我并不担心自己会在这里被任何人认出来，因为这里离我家很远。当然，依照惯例，我已经想好了一个我与这位海洋学家是如何结识的故事。
我既不兴奋，也不烦恼，只是充满了期待。我又一次体验了一场家庭生活。不过，安德雷亚斯的意外离世还是让人感到有些离谱，因为他只有五十五岁。当时，他正在西斯岛外进行海上研究，在一艘小型科考船上心脏病突发而亡。
我被他去世的消息震惊，我怀着对安德雷亚斯的家庭，他的妻子玛蒂娜和四名子女巴布罗、奥罗拉、皮特和乌丁娜的同情而来。通过在网上找到的文章和采访报道，我已经为自己描绘出了一个与安德雷亚斯结识的相当别致的故事，当然里面也有一些我自己的发挥和其他的引用。
要是我在这场葬礼上碰到了埃里克·伦丁家的人，我就不得不为自己提供一个不在场证明。如果莱顿出现了，她作为我曾经的妻子，知道我那些雪茄盒里的内容，我的故事就会变得毫不可信。除了他们之外，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人能够插手我参加安德雷亚斯·丹尼维格斯的葬礼这件事。
安德雷亚斯在奥尔有一座别墅。那座别墅位于瓦茨山不远处的赫斯胡达旁的白桦树林里。安德雷亚斯和这个地方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他经常离开家人和同事在这里进行数日的研究工作。另外，他还和这周围的山区有着非常特别的联系。他是一个徒步旅行的狂热爱好者，这是我们之间的共同点。我们都认为，如果不让身体动起来的话，头脑也不会动起来。爬山是一种进行思考的方式，一种认识自我的途径或模式。
我们第一次见面，是在八月末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里，在雷纳斯卡维山上。我记得我们第一次谈话的内容，是关于山间牧场管理的话题。之后，我们变得更加熟悉，是因为我们在之后几年中经常一起去爬山。我们曾经一块去过拉夫达伦冰川，在那里可以360度地看到北边的挪威尤通黑门山和南边的高斯塔峰。我们在一个秋高气爽的日子里登上了雷纳斯卡维山，虽然那里野生黄莓的生长季已经结束，但是那里秋日的颜色仍然艳丽着。我记得我们坐在山上聊了很久，谈论了我们这一代人致命的碳燃料燃烧问题，因为它将导致大气变暖、海洋酸化和全球生物栖息地面临危机的必然结果。虽然我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就开始通过阅读报纸等方式了解着这一话题，但是通过那一天的谈话，安德雷亚斯为我提供了更加深刻的自然科学的解读。他告诉我，在五千五百万年前，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含量就开始大幅度的提升，可能是由于印度大陆向北移动，造成了火山活动，从而造成了大量的碳排放，导致短时间内气温骤然升高，陆地上的冰川融化，海平面升高了数十米。他补充说，人类现在正在全球范围内“模仿”这一过程，我们的行为会产生与印度板块移动导致海底的碳物质被释放出来一样的影响，而且我们用时更短，而在产生这一变化之后，则需要用大约十万年的时间才能使碳平衡重新恢复。
我问他是否相信在外太空中存在其他的智慧生命。安德雷亚斯说：“肯定存在生命。但是我不确定是不是智慧生命。我们尚未从外太空接收到任何讯息。我们从未与外星文明进行过接触的原因，可能是因为我们刚刚谈论过的那个话题，碳燃烧。”
我不明白他最后这句话的意思：“这是什么意思？”
安德雷亚斯看着我，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他说：“生命只能存在于能够让生命维持存在的大气中。而这一情况的前提则是，大量的碳元素会以一定的形式被锁定在石头、沉积物，或者是植被以及死去的植物和动物的尸体中，还有化石里。但是矛盾的是，在这类化石能源被生产或燃烧尽之前，无法产生科技足够发达的文明。因此，星球上的大气层会发生根本的改变，而这样的文明将会很快灭亡。”
我们坐在雷纳斯卡维山上。这座山在银河系的一个星球上。或许这是一颗生了病的星球……
我将要讲的这一切，都会用我刺耳的哈灵达尔方言说出。这是一种加分的方式。我是一个农民的儿子，喜欢徒步旅行，关注气候，还有一个来自阿伦达尔的海洋学家朋友。我已经不住在奥尔了，因此，这种联系不会起到什么作用。我稳稳地坐在车里，驶向了那片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就有密切联系的山区中。如果在这场葬礼上出现了任何我以前的老乡，我就会讲一个我是如何在赫姆塞达尔得到了一个住所的故事，那里是我这么多年以来在奥尔进行爬山远足的起点。
然而，在圣三一教堂的过道上，你出现了。我之后要说，我觉得当时我们是同一时刻看到的彼此，交换了目光，而且两个人都吃了一惊。你看上去是那么容光焕发，仿佛有一道光围绕着你。你穿着一件黑色的斗篷，黑色的头发披在衣领后，看上去温柔而优雅，平和而冷静。在之后的岁月中，每当我想起你的时候，都会想到这一刻。如果能再见到你，会怎么样呢？
你只是和我一样困惑，因为当时我已经坐在了教堂的长椅上，旁边还有空位，但是你会坐在哪里呢？当时，没有合适的时间或地点让我能够伸出一只手，邀请你坐在我的身边。阿格尼丝，我看出你犹豫了一下，但在最后一秒下了决心，坐到了祭坛附近的位置上。
但是，当我们走出教堂，在那辆黑色的灵车开走后，我们聚到了一起。我们跟着大部队走在去往帝霍尔姆山上的克莱瑞恩饭店的路上。你说你和安德雷亚斯曾是同学，并且一直保持着联系。我记得你提到了关于木偶戏院的事情。
但是你没有问我是如何认识安德雷亚斯的。我将之理解为一种谨慎的礼貌。或许你只是不忍心再听我编造谎言了，这当然是可能的。
走进饭店时，你看着我，对我说：“我们要不要坐一桌？”
你为什么会这么说呢？我不知道我当时的反应是否正确，但是当我们坐下后，我们仿佛代表了同一个家庭；对我而言这是一种不寻常的感觉：携伴出席一场葬礼。
我们这一桌共有八个人。我马上就发现了，你们七个人都是彼此认识的关系，或许你们都和安德雷亚斯有什么关系吧。只有我是个外人，这也是我很熟悉的一个角色。除了你之外，没有人见过我。
那些试着与我搭话的人，都没有怀疑我，友好且热情。之后，一个不可避免的问题随之而来：你和安德雷亚斯是怎么认识的呢？
我准备开始按照之前计划好的内容回答：在哈灵达尔的奥尔、在瓦茨、在雷纳斯卡维山的旅行中……
但是我没能做到。因为你现在坐在我的旁边，你了解我。我现在无法编造任何故事。我不知道如果我又开始夸夸其谈的话，你会有什么样的反应。
有那么几秒钟的时间，我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你看到了这一切。或许你觉得我又要开始无法控制自己了。
我看着你，思考着：我可以说我不认识安德雷亚斯吗？我可以说我是和你一起来阿伦达尔的吗？
情况变得岌岌可危。一切都处在崩溃的边缘。
但是，你碰了碰我的肩膀。你看着周围的人，告诉他们我没有见过安德雷亚斯，我是跟着你一起来参加这场葬礼的。
坐在这张桌子上的其余人都好像如释重负地松了一口气。我不知道这是否因为他们都明白了我的位置，还是因为他们为你有同伴一块来到阿伦达尔而感到高兴。
你拯救了我！已经救过我两次了。
我们聆听着追悼会上的悼词，这里的音响声音很大。在讲话的过程中，周围都伴随着哭声。安德雷亚斯的离世确实太突然了。在一个船工发现他的那艘船之前，甚至都还不够时间申报失踪。那位船工也来参加了这场追悼会，是他发现安德雷亚斯毫无生气地倒在甲板上。
我们桌上当然也有人谈论着死者。他们中的很多人都是气象学家，有些是安德雷亚斯的同事，他们在弗洛德威根的海洋研究所工作。因此，他们还谈论了一点儿关于气候的话题。在过去八十万年中，大气层中的二氧化碳浓度第一次超过了四万分之一，这项纪录主要“归功于”人类的碳燃烧活动。有人指出，目前二氧化碳的排放量是不受控的。二氧化碳气体必须被大气层重新吸收，例如通过目前大量使用的碳储存生物燃料。
* * *
你介绍我们的方式自然得体，而且让我们之后一起参加追悼会也变得理所当然。我们很快就离开了饭店，两个人单独走在一起，我们应该什么时候、如何分开各走各路则变得有些模糊不清。
我们相伴散了一会儿步，绕着花园和帝霍尔姆山的码头走来走去。葬礼之后，我们都要回奥斯陆，但是我是开车来的，而你则要去谢维科机场搭乘当天晚些时候的飞机。我们最后决定由我开车将你送到机场，然后我再掉头向北开回奥斯陆。
我们走到我停车的地方，我坐在驾驶员的座位上，你打开副驾驶那一边的车门。副驾驶的位置上坐着佩勒，我每次都会将他放在那里等待着我回来。我将他拿起，犹豫了一秒钟。我在想，我是否应该把他一下子扔到后座上。我的这种做法不会让他感到任何的伤痛，因为反正他也并没有生命……
但是当你打算坐下的时候，我只是将佩勒放到了我的左胳膊上，让他有了一次能够向你自我介绍的机会。他像是狐狸似的朝你鞠了一躬，然后用他独特的声音进行自我介绍：“我是佩勒·斯克林多。不过大家都叫我佩勒。”
你的脸上焕发出了光彩。你看着佩勒，对他说：“我是阿格尼丝。阿格尼丝·贝尔格·奥尔森。”
佩勒说：“或许你是那位传说中的北欧研究专家马格努斯·奥尔森的亲戚？”
奥尔森是一个很常见的姓氏，所以这么问其实有些奇怪。不过你还是点了点头。
“是的，我们是亲戚，不过离得比较远。”佩勒想要表现得俏皮一些，他接着说，“小姐，再远也是亲戚啊。你知道他是在我们现在所在的这座小城里长大的吗？”
你有些迷惑地说：“不，我还真的不知道。”“或者你知道他的侄子也是阿伦达尔人。他的侄子是卑尔根大学的北欧语言学家，名叫卢德维格·霍尔姆·奥尔森。”你饶有兴趣地微笑着说：“这我也不太知道。”斯克林多先生总结道：“不是人人都知道一切的。”你的目光没有从他的身上离开，但是你犹豫着是否要再说点儿什么。佩勒直接说：“你结婚了吗？”你一下子笑了起来。你先点了点头，然后又摇了摇头。佩勒冲着我也点了点头，说：“他也没有。”之后，你一直盯着斯克林多先生，并不看我。我能看到你脸上有一道阴影。你说：“我曾经结过婚。”你用一个意外的方式回答了佩勒的问题。然后，佩勒又冲着我点了点头，说：“他其实也结过婚，虽然这有些难以置信。不过他现在又恢复自由身了。你呢？”你又笑了起来，几乎笑弯了腰。但是，你依旧没有看我一眼，只是对着佩勒不停地笑，笑个没完。我将斯克林多先生从胳膊上取下来，扔到了后座上。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个家伙的这一面，今天他表现得有些失控了。当我发动引擎，将一只手放在变速器上时，你也将手放在了我的手背上，大约只持续了一秒钟，但是我能感觉到你在我的手背上的重量。我踩了一脚油门，我们就上路了。
在我们开到18号高速公路的转弯处时，我本来应该朝左拐，把你送到谢维科机场去的。这时，你问我是否可以搭乘我的车回奥斯陆。你说，你觉得让我一直朝着反方向开车感觉不太合适。
于是，我们在回到首都的家的路上多相处了几个小时。我们一路上谈天说地。你让我告诉你关于格蕾特·西西莉的更多的故事，还有我们一起在奥兰斯达尔峡谷的那次徒步旅行。我看了你一眼，问你是不是认真的：我是否应该告诉你关于格蕾特·西西莉的徒步旅行更多的事情？你露出了神秘的微笑，并点点头。你看上去就像是一个小孩子，而我的故事就像一袋巨大的糖果，你怎么吃都吃不够。我于是将你想知道的都告诉了你。
我们开始聊起你的表兄特鲁尔斯的故事。或许这是我第一次问关于他前额的那道可怕的伤疤是如何来的问题。不过，回到奥斯陆的路程很长，你可以从头讲起。
你说你们俩人都是1957年11月出生的，是同龄人。你的亲哥哥们都比你大很多岁，在你的童年时光，特鲁尔斯更像是你的亲兄弟。长大成人后，你们俩的关系也很近。
特鲁尔斯还是个年轻的大学生时就和丽芙-贝莉特认识了，他们很早就有了孩子，他们的两个女儿是你从小看着长大的；你说你就像是她们的一个姨妈，而你没有自己的孩子。
现在，特鲁尔斯是一位知名的神经学家和心脏病专家，你毫不掩饰自己为他感到骄傲的心情。在他所研究的相关领域，他已经是享誉世界，他前不久还在奥斯陆负责了一个国际会议。会议的主题是“人类的大脑和记忆”，而这正好是特鲁尔斯自己的研究领域。
我问：“他是如何解释记忆这件事的？”你笑了笑，说：“这个问题我已经问过很多次了。你知道他是怎么回答的吗？”我摇了摇头。你说：“他不知道。特鲁尔斯是世界上一流的心脏病专家。但是他对记忆这件事并不了解。”这一次，轮到我笑了出来。我觉得我们俩聊得很愉快，阿格尼丝。你补充说：“每一个十二岁的人都觉得自己知道自己在想什么，大部分的男孩都认为自己了解关于宇宙的一切。然而天文学家却摇着手说他们什么都不知道。”
我们两个都笑了起来。我接着说：“他前额的那块伤疤是怎么回事儿？”于是，你将关于伤疤来由的整个故事告诉了我。当你俩还是孩子的时候，总会去住在瓦勒的祖父母家度假。虽然特鲁尔斯是男孩，你是女孩，但是你们一直睡在同一间卧室里，一直到你们长到十来岁。你们的父母其实早就建议你们分开，但是你们一直反对。
你们俩会整夜不睡一直聊天，聊到第二天早上太阳升起。暑假的时候，你们会一直聊到清晨。要不然，你们会一直醒着不睡，听着窗外夜莺的歌唱。夜莺的歌声非常优美，有一种特别的力量和音色，你们会看着彼此笑出来。有几次，你们甚至会开心大笑到直不起腰。
有一次，当你们在苹果园玩的时候，发生了一起意外。当时，你们俩只有八岁，关于年龄这一点，你非常确定，因为那是格蕾特·西西莉坐在轮椅上的第一个夏天。特鲁尔斯和你当时移动着一个老井上的盖子。那个盖子是块非常沉的厚木板，但是它并没有被牢牢地固定住。你们俩把它朝一边使劲推开，想要看看井里有什么。那口老井里并没有水，但是你们还是想看看数米深的黑洞里有什么。
不过，你已经记不清当时究竟发生了什么，你说。当时可能由于意外，特鲁尔斯突然头朝下栽到了井里。你立刻高喊求救，四个大人马上赶来救援。他们将男孩从井里艰难地拉了上来，但是你强调说你记不清楚细节了。被救上来后，你表兄的脑袋上有一个可怕的伤口，而且在不停地流血。但是他的意识还在，也没有哭。
当时，瓦勒那里还没有通公路和桥梁，所以大人们必须乘船将特鲁尔斯立刻送到克洛克岛上去，那里有救护车在等待，他们会将男孩儿送到弗莱德里克斯塔的医院去。但是，你不能跟着一块去，只能待在岛上。你觉得一切都是你的错，大人们一定会因为这件事责怪你。当时，在半年前格蕾特·西西莉发生意外之后，你们家里已经不能再承受更多的意外了。
当天晚上，特鲁尔斯和他的父亲从市医院回到家里。他的头上包裹着一大圈绷带。医生给他缝了十七针，之后，他的前额上就留下了那道伤疤。
你说，你的记忆中有一块很大的空白，这让你无法回忆起所有的内容。但是有一件事你记得非常清楚。那就是特鲁尔斯之后得到了一大包的糖果，而他在能够回到家里和你分享之前一直拒绝打开它。
讲完这件事之后，你坐在那里盯着窗外看了几秒钟。然后，你又看了看我，有些尴尬地说：“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要告诉你这些！”
但是，这是我要求你告诉我的。这是我的请求。一切都很好。听到你讲的这些事，我觉得很高兴。我感觉我们已经认识好几年了。不过，问题又回来了：我现在为什么要告诉你这些？我为什么要坐在哥特兰这里重复着这一切？我们已经在车里都说过了啊。是的，阿格尼丝。我很享受重复讲述这些事的过程。你的讲述是那么的生动、温暖，而又尖锐。在我听起来，是那么的让人充满活力。我不知道我是否还有任何别的这样的密友。
很多年后，当我进行更长的汽车旅行时，我会讲起这件事。和安德丽娜去奥斯高德海滩的那趟旅行是一个谎言。那只不过是我写出来的一个故事。
我经常让自己沉醉在这样的幻想中。
在我们回奥斯陆的路上，你曾有一次让我将车靠边停下，因为你想和佩勒聊天。他表现得还可以，不过你们的对话渐渐让我觉得有些难以忍受了。我想要打断佩勃，我觉得他提了太多的关于你的个人问题。而你则很有耐心地一一回答，而且是笑着回答的。不过，你很快就再次掌握了主动权，开始将问题抛回给他。他讲得真的很多，从1959年的霍尔斯日一直说到我在纸牌游戏上赢了他的事情。关于这之前的事情，他什么都不记得了。
这时，车开进了奥斯陆，我意识到，我们这趟漫长的旅行就要画下句号了。我们俩中的一个提议说，我们可以把车停下，在霍勒姆斯的一家餐厅吃晚餐。喝完一杯咖啡后，我们两个决定，我之后可以给你写信。我们没有相约再见。我们也没有再见的机会。但是我可以给你写信。这是你说的。最后，你请我给你写信。你想要了解我是怎样的一个人，还有我为什么会出现在格蕾特·西西莉的葬礼上。
我还有一段关于那天的水晶般清晰的记忆。虽然我们没有相约再见面，但是当我们的车开进首都的时候，你说你希望能够再见到佩勒。另外，你要求我向你承诺，承诺你可以再见到佩勒。
关于我是否会把我自己的故事寄给你，我还没有做出决定。在我决定之前，我必须告诉你我在哥特兰的经历。这里还有一小章关于伦丁的故事。虽然我现在坐在这里写着信，但我不想和这里有任何的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