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帝退位前，南北议和所签订的《优待条件》包括三部分，即“优待皇室八条、待遇皇族四条、待遇满蒙回藏七条”。其中，与旗人相关的有以下几条：
在“丙、关于满蒙回藏各族待遇之条件”中，“一、与汉人平等”；“二、保护其原有之私产”；“五、先筹八旗生计，于未筹定之前，八旗兵弁俸饷，仍旧支放”；“六、从前营业居住等限制，一律蠲除，各州县听其自由入籍”；“七、满、蒙、回、藏原有之宗教，听其自由信仰”。
另外，在“甲、关于大清皇帝辞位之后优待条件”中，第八款也涉及到旗人，即“原有之禁卫军归中华民国陆军部编制，额数俸饷仍如其旧”。
话虽如此，由于民国初年政局动**，加上前清时期财政已濒临崩溃，到民国后自不可能立刻扭转，八旗生计问题也由此成为北洋政府颇为头疼的问题。民国元年，内务部呈文临时大总统袁世凯：“查筹办八旗生计为今日当务之急，请特设筹办八旗生计处，委任专员办理。”袁世凯批示：“所请特设筹办八旗生计处，自应照准。著派宝熙、三多、治格、陆建章、蔡金台、祝瀛元办理。”
辛亥年后，逊清内务府曾多次登报向民国政府要求支付费用，而后者自始至终都不曾如数付给。白纸黑字、有约在先的“小朝廷”尚且如此，一般旗人的待遇就更加可想而知了。如旗兵改编后，虽说“饷额如旧”，但实际上并没有履行过。颇具讽刺的是，“驱除鞑虏”的民族主义在清廷覆亡后被迅速“选择性遗忘”，而受到同等待遇的也包括那些“鞑虏”们（旗人们）。旗人之前主要靠俸饷、钱粮为生计之源，在辛亥鼎革、沧桑巨变之后，俸银、俸米全部停发，“铁杆庄稼”绝收，他们将何以为生呢？
首先生活不下去的是京旗营房中的寡妇们。原本她们有清廷发给的抚恤金，现在忽然不发了，于是很快陷入了断炊挨饿的惨境。后来实在没办法，京旗和驻防八旗的寡妇及家属们来联合起来去中南海总统府请愿，男女老少一大群，请愿队伍一边喊着：“饿！饿！我饿呀！”一边把沿街的烧饼铺、馒头铺一扫而空，边吃边进。
当时总统府外的卫兵，很多也是之前旗人新军改编的。对此，他们完全采取了同情的态度，不去阻拦。总统府管门卫的人着了慌，赶紧报告里面。后来出来一名科长，他站在凳子上对大家喊：“八旗弟兄们，对不起你们！让你们跑了这么远的路。饷，一定照发！你们先回去，容几天筹措的工夫。现在民国财政实在困难，大家也知道。我姓*名*，绝不能诳大家！大家先回去，绝不食言！”请愿的人回去后，发了两个月，又不发了。
北洋政府财政困难是事实，旗人请愿他们没有办法，但他们也没钱！
清末时，旗人已经贫困不堪；革命之后，更是每况愈下。以荆州驻防旗营为例，在革命军攻下荆州城后，“查荆属满民众多，向无职业，贫困异常”。据一份“调查各旗极贫官员数目单”的记载：京师八旗中共有极贫官员六百八十三员，其中满二百七十四员、蒙一百二十员、汉一百九十九员，键锐营、内火器营、外火器营和护军管理处共有极贫官员七十六员。八旗中的官员尚且陷入贫困化，其他普通旗人更是可想而知。
在人数最多的京旗，据统计，仅上三旗旗人中，无衣御寒、无米下锅的贫困户就占了十之七八，约有十余万户。一些人家在吃光当尽后流离失所，或流浪街头，或辗转沟壑，冻馁而死的不在少数。
俸禄停发后，大部分旗人因为之前制度原因而缺乏工作技能，由此导致衣食无着、饥寒交迫而倒毙的现象并非罕见。当时的报纸上就刊有很多旗人贫困冻饿而死的消息。民国参议院议员、旗人讷谟图曾在报上“征求关于筹划八旗生计启事”中说：“我旗同胞痛苦流离，饿殍载道者有之；悬梁投井，或卖儿鬻女者有之。种种惨情，言者痛心，闻者落泪。”这说的基本都是实情。
仅1912年，《申报》就报道了数起旗人因无法生活而自杀的事件：1月28日，杭州某马甲将一子两女缢毙后，夫妻悬梁自尽。不料隔日洪福桥某家又有一门七口举室自杀。初九日晨刻，某旗妇往乞施粥，因人多被挤打碎钵，伤及头部，归而愤泣，竟将十岁、七岁两女砍毙，复将怀中幼子掷入河中，己亦雉经而亡；2月20日报道，革命之后，陕西旗人“一般无家之辈孤寡独奔街市，几终日不得一饱，极一时之惨状”；8月13日报道，镇江某柏姓旗民，“一家数口，自……光复后，日用衣食一无所出，难以度日。柏妇某氏，年三十余，……因贫吞针自尽”，“又旗人朝朴臣亦因衣食无法接济，于十一月上午奔至城外，跳入荷花塘中，冀藏鱼腹”，所幸被人发现，这才被救下。
民国初年，广州的一些旗民“困苦流离，因而自尽以毙者，不可胜计，惨状难言，人道丧尽，不料桀纣虐民之惨，复见于民国共和年代”。1914年11月，山西巡按使金永呈文总统府政事堂，其中详述了太原旗民的困苦状况：“晋防旗民共一千四百数十丁口，食饷者仅六百余名。……数口之家若求日饱一餐无不可得，故卖妻鬻子女之惨状，时有所闻。”
实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部分旗人为了自救而不得不去卖唱，甚至为盗为娼。据报道，光复后的“荆州满人男女老幼不下两万余人，自共和宣布月饷无着，本其少年弟子素工京调，只得三五成群，手执板鼓丝弦，与西城一带沿街卖唱”。在北京，以娱乐而闻名的天桥一带，活跃在此的艺人、说书人、算命打卦者，多为旗人。
靠卖艺维生还算好的，有些男性旗人因生活所迫而沦为盗匪的，也屡屡见诸报端。另外，就像李玉茹在小说《小女人》中所写的，一些旗人妇女为了自己的生存和家庭的生存而不得不沦入娼门，“众所周知，北平城里至少有七千妓妇，其中大部分是满人。人们也知道，满人家里的姑娘和妇女们化装或者蒙上头在夜里拉洋车”。
1921年6月10日，北京《晨报》报道了一则京旗女子拉洋车的故事：话说前天午后九时许，有一张某由德胜桥坐车到后鼓楼院，走至三座桥时，车夫喘吁吁地蹒跚而行。张某因有要事，催其速行。车夫说：“要快呀，您另雇一辆车罢。”说着，呜呜咽咽地痛哭起来。张某一听好像是女子的声音，仔细一看，果然是一个半老妇人，头上用旧布包着。张某见了这种情形，着实惊讶，忙问她的来历。
妇人答道：“我姓阿，我在旗，家在旧鼓楼大街，今年四十五岁，我丈夫正月病故，我有两个儿子，大的叫寿全，在外当兵，一年多没有给家来信，还不定这贼小子是塞了炮眼，或遭了枪排呀，哼！先生，一头里我只靠着我二儿海全拉车，挣几个大（即铜板），吃点窝窝头杂活面。谁知现时什么都贵了，饷钱又领不到手，又赶上我二儿病了半个多月，还下不得炕，您瞧这活该不活该呢。我没有法子，只好拿命去拼吧，白天没做点活，晚上凭车来拿，挣一个大、两个大，买点吃食，富余的给我儿子买药。唉！这都是我没法子才来现眼，让先生笑话啊。”
张某听了这番伤心话，十分难过，觉得在车上坐着不安，连忙跳下车来，给了铜元五十枚，妇人含泪收下，深深道谢而去。
《药窗诗话》中也说了这么个事：民国初年，嘉兴有个在北京做小官的人，他有一天坐辆人力车，嫌车夫拉得不快，在车夫的叹苦经中，才知道他是原嘉兴知府宗培的少爷。这个小官僚，他在考秀才时经过府考，按说算是这位知府的门生。于是他赶忙将此遭遇告诉与他同样关系际遇的嘉善人、曾代理过国务总理的钱能训。后来他们到宗培家一看，果真是家徒四壁，穷得一塌糊涂，宗培本人已经老得不能动弹。好在当时尊师的风气尚在，这些官场上混得还不错的人物一号召，给筹集了上千银元送去，总算是尽了点门生的义务。这样的旗人故事还有很多很多。事实上，民国初年京城里很多拉人力车的都是旗人。
1925年8月，曾任民国总理的香山慈幼院院长熊希龄在一份要求改善旗民生活状况的呈文中提到：“自民国成立以来，天灾人祸，相逼不绝，老弱死亡不可统计。据警署调查，北京城乡内外，极贫之户约十余万人，即以希龄近数年来隐居香山，目睹西郊各营村之旗民困苦之状，尤为可悯。民五以来，旗饷久不发给，旗民既无生计，冻饿难堪，有将衣服典尽而以报纸围其下体者，有父母自杀而仅留弱小、全家投河而子女自尽者，有将所居官房拆卖而数家归并一室、人满致疫者，死亡日多、户口减少、迄今尚有孑遗者，即恃每年春、夏、秋三季之游客和冬季官绅所设立粥厂，贫民得以资生。”
熊希龄所说的香山一带原系密云旗营驻防。民国以后，这里的旗人大量逃亡，留下来的不足2?000人（约为原来四分之一）。建国后的调查中，一些老人回忆说，这些人大多肩不能抗、手不能提，年轻力壮能扛上长工的已是幸运。其他人大多挣扎在饥饿死亡线上，有三分之一沦为乞丐，这里被人称为“花子村、花子店”。光在民国六年（1917年）和民国十年（1922年）这两年，这里就死亡600余人，一天最多的死30余口，其中“有冯大纯父子三人，冬天抱着火盆过夜，全家人都活活冻死在火盆边。不少妇女在卖掉子女后精神失常，不久也被折磨而死”。
金启孮先生在《北京的满族》一书中说，民国后因为旗饷断绝，窘困的旗人拆毁官房，但官房是属于北洋陆军部的公家财产，其外祖父当时是八旗中的翼长，后来就因为拿获犯事的旗人而遭到报复致死。更离奇的是，旗人被停饷后迁怒于关帝，引发了很多“拆关帝庙”的事件。关帝原本是汉人尊崇的战神，但旗人尚武，同时清廷也为了拉拢汉人，因而关帝也成了清朝的护国神，营房中多有供奉。饷银停发后，蓝旗营的关帝庙首先被拆。据说在拆像时，某旗人指着关帝像斥责道：“你是我们的护国神，我们祭祀你两百多年，到头来你不保护我们了。现在国亡家破，我连饭也没得吃了。你不管我们，我也不能让你坐在这里受香火。”说完，他抽出刀把关帝、关平和周仓的三个神像的头全部砍了下来，后来此人被判了徒刑。
据说，下层的旗兵与军官在南北谈判期间是有抗拒情绪的。他们不仅反对让位，而且说出犯上的话：“大清国是祖宗的江山，不是太后的嫁妆！太后无权送人。这是乱命，决不服从！”当时的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也意识到这种风险，后来将在武昌前线立功的冯国璋调回充任禁卫军统领，这才将局势压了下？去。
冯国璋曾当过贵胄学堂的总办，后来还做过八旗副都统。他与八旗官兵相对熟悉，其本人也对清廷颇有感情，而不甚赞成共和。在指挥北洋军攻下汉口后，冯国璋被清廷授予二等男爵。据说他得知自己封爵后竟然感动得大哭起来，说：“想不到我一个穷小子，现在竟然封了爵，这真是天恩高厚，一定要为朝廷效力！”
在向禁卫军宣布清帝退位时，旗兵们一度**不安。冯国璋亲口向他们保证：“两宫的安全，我冯某敢以身家性命担保！并且，我敢担保两宫决不离开宫禁，仍旧由我们禁卫军照常护卫。至于我们禁卫军，不论我今后调任什么职务，走到任何地方，我保证永远不和你们脱离关系！”他怕旗兵们还不肯相信，于是命令旗兵们推选两个代表，每人发一把手枪，从此后跟随他的左右，并声称：“以后不论在家出外，只要发现我和革命党有勾结的情形，准许这两个人立刻把我打死，并且不许我的家属报复。”
此后，冯国璋的身边多了两个拿手枪的旗兵。他们不但跟着冯国璋回煤渣胡同的私宅，而且真是冯国璋去哪里都跟着，这种情形一直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
辛亥革命后，孙中山在冯国璋的陪同下对禁卫军及八旗官兵讲话。据旗人所说，孙中山讲的话他们既听不懂（或因粤语的缘故），也不感兴趣。因为孙中山说的无非是建国大略之类不接地气的东西，而他们当时最关心的是切身问题，谁有兴趣去听这些不着边际的话。冯国璋上台讲话的效果就不一样了，他就说了这样几句：“听说革命成功了，你们有点害怕。怕什么，有我就有你们。我的亲兵都是你们的子弟，我不信任他们信任谁。你们要安心听我的，有我就有你们。”
清帝退位后，冯国璋直到1912年8月去天津上任直隶都督时才剪掉辫子，这也许是为了维系禁卫军的军心而有意为之。但一直到冯国璋死，禁卫军也确实没有和冯国璋脱离过关系。民国后，禁卫军被改编成陆军第16师，仍旧由冯国璋遥为领制，而且这个师也一直派出一个营给冯国璋作卫队，冯国璋到哪里，他们就跟到哪里。1917年张勋复辟失败后，冯国璋做上了代理大总统，第16师被分拆成了第15师和第16师，这两个师仍旧派出队伍轮流到总统府担任守卫工作。在冯国璋卸任回河间老家后，第16师还派出一个连跟着下去，以示特殊关系。
1919年的10月，冯国璋为了调解15师和16师向陆军部争饷的问题再次返回北京。但不知为何，第16师师长王廷桢突然以陆军部命令为借口，把跟随冯国璋这一连的士兵调回。冯国璋十分气愤，他觉得自己刚刚下台不久，而且当年曾许下诺言要和禁卫军的官兵永不脱离关系，而王廷桢作为自己多年的部属，如何能做出此等绝情之事。这时，他在家里洗了一个冷水澡，结果引发急性肺炎，于当年12月28日在北京去世。失去了冯国璋的庇护，原“禁卫军”的旗兵们在连绵的军阀内战中也就不知所终了。
历史它该来的，终究要到来。1924年，冯玉祥逼宫驱逐溥仪，随后宣布清理没收旗产，这给旗人社会造成了巨大的冲击。数年后，北伐成功的南京国民政府更是把民国元年的“优待条件”全部推翻，旗人社会和残存的八旗制度就此彻底消亡。
就事论事，旗人中虽有极少数人投身辛亥革命，但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对一脉相承的同盟会及国民党心存抵触。当年的“驱除鞑虏”让他们中的一些人遭受惨祸，民国后更是一度把他们逼到了生存的绝境。无论是精神上还是具体的生活中，这种从所谓的“人上人”跌落到“人下人”的遭遇令他们无法跳出自身的痛苦而采取“正确”态度去理解这场突如其来的革命与变革。
从积极的角度而言，原本就生计惨淡的旗人们获得了人身、迁徙、择业等自由，但在最初的一段时期里，缺乏求生技能的他们因俸禄的停发而迅即跌落到了吃穿无着而又招人无端歧视侮弄的梦魇之中。这种多重的生活困苦与精神痛苦，也就在无形中被放大了数倍。在话剧《茶馆》中，老舍先生用这样一段道出了众多旗人们在民国的心中悲情：民国初年有人问松二爷：“能写会算，难道找不到点事儿作？”松二爷回答说：“谁愿意瞪着眼挨饿呢！可是，谁要咱们旗人呢！想起来呀，大清国不一定好啊，可是到了民国，我挨了饿！”
革命过去后，尽管以孙中山为领导的南京临时政府很快修正了以“排满”为主要特征的民族观，并大力倡导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但之前激进思潮的影响仍旧下意识的存在。1912年4月，北京有家名叫《中华报》的社会性小报，报社总理丁瑜臣在谈到旗人时说了这样几句话：“拉洋车无力气，做生意无本钱，只有多开暗娼庶可糊口”。
同城的《正报》主笔志仲悌是旗人，他看后气愤不过，随即著论申斥批驳，并讥笑丁氏出身微贱，实乃是报界败类。丁瑜臣被讥讽后，竟然率众将《正报》社打毁并将志仲悌打伤。第二天，《正报》社通过《新民公报》社代发传单，禁卫军的士兵看到传单后就把丁瑜臣抓起来一顿辱打，一直到内务部出面才放人，《中华报》也就此停刊。
《正报》与《中华报》的冲突事件只是民国后“驱除鞑虏”情绪下满汉民族关系对立的一个缩影。事实上，这种情绪并没有因为清廷的和平易政而有所收敛。恰恰相反，在社会上、舆论上，这种论调仍旧持续风行。
民国初年，京城里有个取笑旗人且流播极广的段子，说有个在新政府里当差的衙役问一个路人：“你是什么人？”对方说：“我是旗人。”衙役大怒：“什么？我们老爷才只是骑马，你竟敢骑人！”对方赶紧辩解：“我不是骑人，我是在旗呀。”衙役举起鞭子就抽：“你还敢再骑，我还得揍你！”
民国伊始，革命光荣，接受了一点新思维的年轻学生也常无端辱骂旗人们是“满清、鞑虏、胡儿”，这些言辞颇刺痛他们的心。正如一位旗人老太太进城对亲戚哭诉的：“给我们起了许多外号，我们都不懂得！还说我们是胡家的儿子，可我们不姓胡啊！”
失势后的旗人，被辱骂为“臭旗人”、“破旗人”，被一概贬斥为“封建余孽”、“亡国奴”、“懒惰成性的游民”，乃至于“鞑子”、“胡儿”、“满狗”之类的咒骂。类似的侮辱性称呼在当时的各类报刊、读物乃至教科书上屡有所闻，旗人形象一再二、再而三的被丑化甚至被妖魔化，成为“腐朽堕落、游手好闲、玩物丧志、醉生梦死”的一个群体。更有甚者，在政府及学校等部门招收职员、教员时，旗人也常被歧视，甚至于在法庭办案时，也出现过对旗人一方严办的案例。
1912年，在陆军第一预备学校入学时，一些学员为反对前贵胄学堂的学生入校学习而两次将其驱逐出校门，由此掀起学潮，社会影响很大。事后，陆军部发出咨文斥责学校官长“姑息因循，漫无觉察”。这一事件，其实也是民初反满意识依旧强烈的一个体现。而在这种歧视与偏见的社会情绪下，旗人及其子女在就业与教育等问题上都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
旗人唐日新在一首《忆昔》的诗中写到：“自从民元到如今，民族沉怨似海深；旗族伤残如草菅，谁敢自言满族人。”在这些莫名的歧视下，民国年后的一般旗人都不敢在公开场合暴露自己的族籍。不仅如此，由于在上学、就业或经商中经常受到歧视与欺侮，一些旗人们“不得不将自己的民族成分隐瞒起来，甚至更名改姓，当时家人出外工作可以改几个姓，……族人之间不敢联系，唯恐被人发现”。更可悲的是，这种情况后来竟成了普遍现象。
1928年，燕京大学的社会学家对原为京旗守卫营的一个村庄进行了调查，他们发现2437名居民中承认是满人的不到3%。据其推测，“我们怀疑一些满人可能在调查中隐瞒其出身，因为满人通常不喜欢人们知道他们是满人。”
为了生存下去，旗人们纷纷改名换姓，如爱新觉罗氏改姓“金”，瓜尔佳氏改姓“关”，他他拉氏改姓“唐”，钮祜禄氏改姓“郎”，那些汉军旗人则恢复祖姓，如寿山之子袁庆恩就是一例。还有的人则刻意模仿当地口音，甚至冒称汉人。
民国后旗人遭遇的一个明显例证，就是旗人登记人数的锐减。按《北京市志稿·民政志》记载，1910年民政部调查京师户口时，京城二十四旗共有正户118?783户，其中八旗蒙古共22?129户，八旗汉军为25?908户，其余为八旗满洲共70?746户。除此之外，内务府三旗共4?571户，京营四郊19处旗人56?536户。换句话说，仅满洲八旗户数即超过10万户（按每户5口人计，则至少在50万人以上）。
但1919年甘博调查北京人的民族构成时，满族（后文说的满族指原满洲八旗的后裔而不再计入蒙古八旗、汉军旗的后裔，即满族人的概念与旗人的概念分开）仅占全市人口的20%~25%，蒙古族仅占全市人口的2%；1949年解放时，全市登记的满族人只有3.1万人；再据1957年北京市的人口统计，当时满族人口仅为80?411人，而这8万人还包括了1949年后移居京城的满族？人。
从辛亥革命到解放的这30余年间，北京城并没有出现大规模的战乱，京师也从未发生过旗人大规模迁回关外东北之事（伪满洲政权建立后，也只有爱新觉罗家族中的极少数人去了东北），但就在这短短三十余年间，旗人莫名其妙地断崖式剧减——他们都到哪里去了呢？
很显然，绝大部分的京旗后裔并未离开北京，他们仍是建国后真正意义上的“老北京人”。唯一可以说得通的解释是，他们为了更好的生存而改名换姓，隐瞒了自己的民族成分。
《满族简志》（初稿）中的记载，据1957年统计，全国共有满族240余万人，其中东三省共计210余万人，约占总数的81%左右（辽宁省110万；黑龙江省63万；吉林省37万）；此外，河北省20万人左右，北京8万人左右，其余约15万余人则星散于全国各地。辛亥革命中，各地驻防旗人遭遇各不相同，但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这些旗人大都在民国后离开满城，或隐名更姓，或远走他乡。
鲁迅在《谣言世家》一文中说，清末革命后，杭州旗人的“口粮当然取消，各人自寻生计，开初倒还好，后来就遭灾。……旗人没有了粮，只好做生意，于是卖糕的也有，卖小菜的也有。杭州人是客气的，并不歧视，生意也还不坏。然而祖传的谣言起来了，说是旗人所卖的东西，里面都藏着毒药。这一下子就使汉人避之唯恐不远，但倒是怕旗人来毒自己，并不是自己想去害旗人。结果是他们所卖的糕饼小菜，毫无生意，只得在路边出卖那些不能下毒的家具。家具一完，途穷路绝，就一败涂地了”。
对旗人而言，“被造谣”无疑是一种雪上加霜，这也令其境遇变得更加糟糕。不过，也有另一种说法，在革命发生以后，“以军纪松懈著称的新军士兵进入旗营抢掠**，不少手无寸铁的旗人被迫自杀。在承认是旗人就会遭至侮辱和伤害的情况下，许多人不得不逃离旗营以‘消失’来掩盖自己的旗人身份。这些人投奔了他们在郊区的汉人亲戚，另一些则远走他乡。正是通过以暴力驱逐旗人，辛亥以后的新政权轻而易举地获得了紧靠西湖的一块宝地。”
蒋梦麟在回忆录《西潮》中说，民国后，杭州“旗下新市区的东北已经建了五百间平房，安置旧日旗兵的家属。有些旗人已经与汉人熔于一炉而离开了他们的安置区。几年之后，全体旗人都失去踪迹，一度养尊处优的统治者已经与过去的被统治者汇为一流了。旗人从此成为历史上的名词，……有关他们的故事已经渐渐成为民间传说”。不过数年，杭州旗人便无影无踪，他们或许已经搬出了杭州城，或许已与汉人汇为一流，分不清彼此了。
辛亥革命也带来了一些社会问题，譬如八旗人家多有没出嫁的老姑娘，而其成因又是多种多样的，譬如清末虽然提倡满汉通婚，但因日常生活隔阂太多（主要是满城的隔绝导致两个族群的生活隔阂），结果结亲后出现别扭，很多旗人宁愿在本族人中寻找婚配，但又因为鼎革之际适龄的旗兵人数有所下降而未能如愿。另外有一种情况就是，一些旗人认为本族不行了，希望与汉人结亲提高安全感，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则利用这种心态而实行骗婚，结果引发了很多悲剧（譬如《骆驼祥子》中的小福子）。
民国后八旗社会的瓦解给其中的两大主体成员蒙古八旗和汉军旗带来了不小的困惑。首先是蒙古八旗，他们因为长期驻留关内而早已不通蒙古语，结果并不被关外的蒙古所承认，无奈之下只能向原先的旗人团体靠拢；而汉军旗则因为在清朝时的地位优于汉人，辛亥后却欲求汉人而不可得，因为汉军旗在风俗习惯、言行举止、衣着打扮上已经被八旗化，他们的一招一式都与普通汉人有明显的差别，即使想冒充也难。不过，汉军旗在民国后融入汉人社会要相对容易一点。
为维护自己的权益，旗人们在民国后成立了一个名叫“八旗联谊会”的组织，其中仍以满洲、蒙古、汉军旗人为主，他们大多在旗饷不发时聚集开会，商讨办法。金启孮先生在其谈北京满族的著作中说，开会时也有驻防八旗人参加，发言多激烈。有一次一位湖北驻防旗人用很重的湖北口音发表长篇言论，从辛亥年的遭遇讲到现在的对策，讲到激昂处，竟泪流满面拍案而起。京旗的老年人多劝他冷静，不要太激动。这下把这个湖北旗人给激怒了，他高声指责道：“什么不要激烈，人家对我们就激烈！”说罢甩袖退场，五六个人都拉他不住，会议不欢而散。如果了解当年的那段历史，想必会理解这位湖北旗人的心情，因为辛亥年的遭遇是京旗人没有遭遇过，也就没法理解的。
最令人感叹的是，在这样的困境之下，仍有少数旗人不想方设法自力更生，反而将希望寄托在逊位的皇帝身上。当年有个名叫桂顺的皇族，他因家境贫困而从北京前往天津谋生。刚走到杨村就病倒在旅店里，他在那里给末代皇帝溥仪写了一封告急禀文：“叩禀我主宣统大皇帝：奴才镶黄旗满洲头甲爱新觉罗氏。奴才桂顺因贫穷下天津谋衣谋食，行至杨村镇，住在回回马家小店，病在店中，现下当卖皆无，又无衣无食，奴才无法，叩求我主大皇帝恩赐钱财，奴才好养病度日，别不多禀，奴才桂顺叩求。”这封信寄出去有什么用呢？当时皇族成员陷入困境的比比皆是，就算溥仪有心救济，他也救济不过来。更何况，“小朝廷”自己也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
小说《月牙儿》中，老舍先生用一种异常凄苦的笔调调侃了旗人们在革命后获得的“自由”——自由固然是好东西，可这种东西跟冻饿饥寒联系在一起时，“自由”也就显得更加的可憎可恶——因为“肚子饿是最大的真理”。
在《宫女谈往录》中，昔日的老宫女有这样一段话：“我极不愿意谈我们年轻时欢快的事，想起在一起苦熬岁月的姐妹们，全都七零八落，没有一个好下场的。小娟子难产死了。春苓子嫁给个护军，男的吃喝嫖赌，她又窝囊，挨打受气，自己的一点积蓄全给偷光了，小命也跟着完了。小翠起初还好些，一到民国年间，男的当巡警，当时北京巡警很多是旗下人。他又好脸面，摆阔气，弄得吃上顿没下顿，穷得揭不开锅盖，不几年也穷死了。想想她们，比比我自己，我还有什么心肠说那些欢乐的事呢。当时越是欢天喜地的事，现在越让人伤心落泪！我下狠心把当年高兴的事埋在肚子里，永世也不再对外人提了。当年别人都瞪眼瞧着我们，说我们吃香的喝辣的，跟太后、皇上沾光，他们哪里知道伺候人的苦处。”
20世纪30年代后，金启孮先生亲耳听到了这样一个酸楚的故事，说一个旗人小孩因为姥爷病了，想吃白面，家里没钱买。他就拿着口袋去抢油盐店，结果被人抓住。他还不认错，说：“白面是人吃的，我姥爷要死了，就得让他吃一顿。”事后，他姥姥抽抽噎噎地对金启孮先生说：“这孩子多糊涂！白面是阔人吃的，咱们只配吃窝窝头，怎么能说白面是人吃的呢？”这段读来颇令人心酸，小孩后来被送进了教养所。但这样的故事应该还有很多。金启孮先生在后来的书中不无沉痛地说：“前人造下的罪孽，遗累了后人，可怜这一群无辜的孩子。”
话剧《茶馆》里，一生耿介倔强的常四爷因在戊戌年冲口喊出“我看哪，大清国要完”这样沉痛的心里话而被探子抓去坐牢。但他的真实意思却是：“我爱大清国，怕它完了！”辛亥年后，清廷真的覆亡了，常四爷却说：“该亡！我是旗人，可是我得说句公道话！”
民国后，不向命运低头的常四爷靠自己的努力养活自己，不管是担筐贩菜还挎篮卖花生米，图的就是活出个人样，活得腰板挺直。可是，民国后的社会苦难与黑暗一日甚于一日，就算常四爷再豪横，再不肯屈服也改变不了自己的命运。
临到剧终，七十多岁仍旧是一贫如洗的常四爷说出最后一段酸楚无比的对白：“盼哪，盼哪！只盼谁都讲理，谁也不欺侮谁！可是，眼看着老朋友们一个个的不是饿死，就是叫人杀了，我呀就是有眼泪也流不出来喽！松二爷，我的朋友，饿死啦，连棺材还是我给他化缘化来的！他还有我这么个朋友，给他化了一口四块板的棺材；我自己呢？我爱我们的国呀，可是谁爱我呢？看，遇见出殡的，我就捡几张纸钱。没有寿衣，没有棺材，我只好给自己预备下点纸钱吧，哈哈，哈哈！”
这样一段话，出自这位行将惨死的老旗人之口，字字句句，血泪斑斑，而这也是旧社会旗人凄苦无助的告白。类似的作品，还有《骆驼祥子》、《正红旗下》，张恨水的《欢喜冤家》、李玉茹的《小女人》等等。1979年，冰心读罢老舍遗著《正红旗下》后，感慨系之，她坦言：“我自己小时，辛亥革命以前，因为痛恨清皇朝政府的腐败无能、丧权辱国，作为汉族一分子，又没有接触过任何一个‘旗人’，因此我对于旗人，不论是贵族是平民，是统治阶级还是被统治阶级，是一律怀有反感的；这种认识，直到后来在参加革命活动和社会活动中，接触到一些旗人以后，才逐渐有所改变。”
辛亥年后，旗人们失去了微薄的粮饷而又缺乏谋生手段，其遭遇当然是困苦而悲惨的。但同样应该指出的是，在同一时期，几十年的国内混战及外敌入侵给中国人民带来的巨大灾难，旗人们的痛苦虽然有别于其他族群的痛苦，但并不会引起更多的关注。因此，他们唯一能做的，也只有通过自救才能生存。
为解决广大旗人的生计问题，民国初年成立了一些社会团体，或多方筹款救济贫苦旗人，或开办教养工厂，组织互帮互救，虽然取得了一定效果，但总的来说成效不大。毕竟，救济只能救一时，而职业技能的培养亦非一朝一夕之事，何况社会能否提供足够的就业岗位尚且是个问题。
在这种情况下，旗人大批地涌入了城市贫民的生活行列。他们或者拉洋车、摆小摊，或者做茶房、裱糊匠等，旗人妇女也大多做“补花活”贴补家用。相对好一点的，做巡警，学艺当艺人，而冻饿而死，甚至沦落风尘成为妓女的也不乏其人。据统计，上世纪三十年代北京有6万名人力车夫，其中旗人占了多数。就连纳兰性德的后裔，也不免杂列其中，为了生计而奔走于通衢间。而同时期的北平大约有7千名妓女，其中仍以旗籍居多。
在社会环境的长期熏陶下，旗人一向喜好戏曲书画，其中也出了不少优秀的艺术家，比如京剧界的汪笑侬、言菊朋、奚啸伯、尚小云、程砚秋、言慧珠、荣碟仙、金秀山、金少山等，曲艺评书有连阔如、侯宝林等，书画界有溥心畲、启功等，都是名重一时的人物。
1946年，满族出身的革命领导人关向应在病危弥留之际对前来看望的毛泽东说：“我是满族。以后，满族有什么事情，希望主席讲一讲。”毛泽东事后也曾感慨地说，关向应同志那么一个老共产党员，我们党的高级领导干部，但是他的民族感情，还是很深的。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中没有满族的代表，北京一些满族人因此哭了。毛泽东闻讯后说：“一个民族没有代表，整个少数民族为之不欢！”从第二届起，全国政协更正了这一失误。
新中国建立之初，满族的民族性质未获承认。直到1952年1月7日，中共中央统战部才在相关文件中首次回答了满族是否是少数民族的问题：“满族是我国境内的一个少数民族。许多大、中城市（多是北方）中有满人居住。由于他们长期地和汉人杂居，其民族语言和风俗习惯的特点已逐步消失；自辛亥革命以来，他们更有意识地隐藏自己的民族特点。有许多人已改变自己的民族成分，但是他们的民族情感，则仍然相当强烈地存在着。”
周恩来总理也说，“任何民族都有它的民族感情，汉族因为居于优势地位，对于少数民族的心理感情是不容易体会的。比如在承认满族的问题上，就经历过一段曲折的过程。辛亥革命以后，由于推翻了清朝，整个满族也抬不起头来，他们用汉文，改满服，有些人还改了姓氏。从形式上来看，满族和汉族没有区别了，可是实际上满族还是有他自己的民族感情的。不能设想，满族和汉族杂居了两百多年，今天满族就没有特点，完全和汉族一样了。”
作为对比，国民党建立南京国民政府后，其以“反满”起家的气质仍旧残留，即便在抗战胜利后，这种习气仍不时暴露。1946年，国民党召开制宪国民大会，当时作为满族代表的医生毕天民上台发言时，台下一片嘘声。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毕说了句：“请大家洗耳静听！”而国民党元老孔庚等竟一齐大喊：“滚下去！”并且起立挥拳，势欲动武。事后，在一些报纸的报道下，却成了“满族代表扰乱会场”的新闻。
满族民众不欢迎国民党而欢迎共产党，这是真心真意的，因为具有“反鞑虏”传统的国民党对他们确有不公之处，历史的怨结一时很难解开。以老舍先生为例，他在新中国创建伊始时仍远在美国，在受到周恩来等人的邀请后返回北京。
在离开美国前，老舍先生曾表示归国后会采取政治上的低调姿态，但回国后不久他却迅速转变了态度。这段时期也是他人生中的一大创作高峰期，如《龙须沟》、《茶馆》等著名作品都是在这段时期所创作。
老舍先生对新中国的认同，很大程度是因为他真真切切地看到了，旧社会中凄苦无助的满族民众在新社会中所获得的翻身解放及其他们由衷的喜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