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沿著走廊前進，走下樓梯，腦中反複想著埃米琳的話。但不管如何思索，我都得到相同的結論：有事不對勁，阿爾弗雷德不會這麽笨拙。
但這個插曲顯然不是捏造的——埃米琳有何理由捏造這類意外？不，它一定是發生了，而理由正如同漢娜所說的，不過是一個意外：因夕陽在窗玻璃上的反射光而閃神，或因過重的托盤而使手腕輕微**。任何人都會犯這類錯誤，就像漢娜指出的那般，尤其是離開服務工作多年而變得有些生疏的人。
雖然我很想相信這個簡單的解釋，但我無法說服自己。因為，在我心中的一個小角落，我想到許多不同的意外——不，說是意外有點誇張——我觀察到了各種不太尋常的事情。好意詢問他的健康狀況而遭誤解；無意批評他，他卻反應過度；以前會讓他大笑的事卻惹他眉頭深鎖。的確，他在做每件事時，都帶著困惑或易怒的情緒。
如果我夠坦然麵對的話，我認為他那晚回來，我就已經察覺到了這一點。我們計劃了一個小型派對：湯森太太煮了一頓特別的晚餐，漢密爾頓先生得到允許，開了一瓶老爺的酒。我們在下午花了許多時間擺設仆人大廳的餐桌，邊大笑邊重新擺設了好幾次，隻希望阿爾弗雷德看了會開心。那晚我們因為喝了點酒而微醺，特別是我。
當他回來時，我們各就各位，試圖假裝一切都很尋常。我們等待著，期待的眼神相互交匯，耳朵留心聽著外麵的每個聲音。最後，碎石路上發出哢嚓聲，一陣低語，車門“砰”地關上。腳步愈走愈近。漢密爾頓先生站起身，撫平外套，走到門邊。我們等待阿爾弗雷德敲門時陷入熱切的沉默，當門打開後，我們湧向他。
結果並沒有很戲劇化，阿爾弗雷德沒有大聲叫嚷或畏卻退縮。他讓我們拿走他的帽子，不自在地站在門柱旁，仿佛害怕進門。他勉強擠出一個微笑。湯森太太熱情地擁抱他，像拖著一卷不容易拿進門的地毯般將他拖進屋。她領他到漢密爾頓先生右邊的主客座位，我們七嘴八舌地一起說話，大笑，驚呼，訴說著過去兩年來發生的事。我們都很興奮，除了阿爾弗雷德以外。哦，他已經盡力了。在需要時點點頭，問問題時回答，甚至擠出一兩個淺淺的微笑。但那是個局外人的反應，好像瓦奧萊特夫人的比利時難民，試圖奉承一群打定主意要包容他們的觀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