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暗，沉寂，朦胧的身影。这里不是伦敦，这里不是格罗夫纳广场十七号。汉娜消失了，至少在目前。
“欢迎回家。”一个声音从黑暗中冒出来，有人倾身向我。
我眨眨眼，然后再次慢慢地眨眼。
我认得这个声音。是西尔维娅，我突然觉得老迈，疲惫。
“你睡了好久，你吓死我们了。你感觉怎样？”
地点不对。遭到遗弃。时空错置。
“你想喝杯水吗？”
我一定点了头，因为一根吸管被塞进我嘴里。我吸了一口，熟悉的温水。
我觉得不可思议的悲伤。不，并非不可思议。我很悲伤，因为局势扭转，而我知道即将发生的事。
今天又是礼拜六，春季展览会后过了一周了。我是说，自从我的插曲发生后——大家现在都已经知道这件事。我在我的房间里，躺在**。窗帘大开，阳光在遥远的石楠荒原上闪烁不已。现在是早晨，鸟儿高鸣。我在等一位访客。西尔维娅为我打理一切。我像洋娃娃般被一堆枕头撑在**坐好。她将床单折得很整齐，前面反折一段下来，塞在我手的下面。她决心要让我看起来很体面。上帝保佑她，她甚至帮我梳头。
传来一声敲门声。
乌苏拉从门口探出头来，看到我醒着，绽放一抹微笑。她今天将头发整个往后梳，露出脸蛋。
她走到床旁边，低着头看我。那双大大的深色眼眸，属于油画的眼眸。
“你好吗？”她问。大家都这么问。
“好多了。谢谢你来看我。”
她迅速摇摇头；别客气，她的态度如此说：“我应该早点来的。我直到昨天打电话时才知道这件事。”
“好在你不知道。我累坏了，事后我女儿就跑来了，她吓坏了。”
“我知道，我刚在大厅碰见她。”她心照不宣地微笑，“她叫我不要太刺激你。”
“但愿不会！”
她坐在我枕头附近的椅子上，将肩包放在旁边的地板上。
“电影，”我说，“电影的进度如何？”
“几乎快完成了，我们已经完成最后剪接，后制录音和电影配乐也快好了。”
“电影配乐，”我说。他们当然得有电影配乐，悲剧都该有音乐陪衬，“什么样的音乐？”
“我们用了几首二十年代的歌，”她说，“主要是舞曲，还有一些钢琴演奏。悲伤、美丽和浪漫的钢琴曲。多莉·艾莫丝风格。”
我看起来一定是一脸茫然，因为她继续说下去，提到我熟悉的音乐家。
“用了些德彪西，还有普罗科菲耶夫。”
“肖邦呢？”
她抬高眉毛：“肖邦？没有。我们该用肖邦吗？”她的脸垮了下来，“你不会现在才告诉我，姊妹中有一个是肖邦迷吧？”
“不，”我说，“她们的哥哥戴维喜欢弹肖邦。”
“哦，感谢老天。他不是个主要角色。他死得太早，无法影响后来的事。”
这个观点似是而非，但我没有和她争辩。
“整体看起来怎样？”我说，“它是部好电影吗？”
她咬着嘴唇，吐口大气：“我想是如此，我希望如此。我恐怕已经失去整体观感。”
“拍得如你想象吗？”
她思索这点：“是，也不是。解释起来太困难。”她再度吁口气，“在我开始拍摄前，一切都在我的脑海里，它拥有无限的潜力。但现在拍成电影了，感觉反而受到许多限制。”
“我猜大部分的电影都是这样的。”
她点点头：“我觉得责任重大，我是指对他们的故事。我希望它完美无缺。”
“没有事能完美无缺。”
“的确。”她微笑，“有时候，我担心不该由我来诉说他们的故事。万一我搞错了呢？我到底知道什么？”
“利顿·斯特雷奇说，无知是成为历史学家的第一个条件。”
她皱起眉头。
“无知才能澄清一切，”我说，“它会平静、完美地做出取舍。”
“你的意思是说，因为加入太多事实反而讲不出好故事？”
“类似如此。”
“但事实才是最重要的事吧？尤其是在传记电影里。”
“什么是事实？”我问，如果我有力气的话，我会耸耸肩膀。
“真正发生过的事。”她看着我，仿佛觉得我疯了，“你知道这点，你花了好几年在挖掘过去，寻找事实。”
“的确是如此。但我不确定我是否找到了它。”我滑下枕头。乌苏拉注意到这点，轻轻拉起我上臂，将我身体抬高。在她对这些词义做更多的辩论前，我继续说，“我年轻时，”我说，“想当侦探。”
“真的？一个警探吗？是什么改变了你的主意？”
“警察让我紧张。”
她咧嘴而笑：“那的确是个问题。”
“因此，我变成一位考古学家。你仔细思考的话，他们其实相当类似。”
“除了受害者死得比较久以外。”
“是的，”我说，“最先给我这个点子的是阿加莎·克里斯蒂，或说，她的一个角色。那个角色对波洛侦探说：‘你会成为很棒的考古学家，波洛先生。你有重新创造过去的天赋。’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读到这一段。我那时已经不再读推理小说，但一位护士有这本小说，而旧嗜好是很难改掉的。”
乌苏拉微笑起来，突然说：“哦！这倒提醒了我。我带了东西来。”她的手伸进肩包，拿出一个长方形小盒子。
那看起来像是一本书，但它嘎嘎作响。“这是录音带，”她说，“阿加莎·克里斯蒂的。”她有点困窘地耸耸肩，“但我不知道你已经不读推理小说了。”
“别在意。那只是暂时的，我以为这样子就可以摆脱我年轻时候的自己。战争一结束，我马上重拾起推理小说。”
她指着我床边小桌上的录音机：“我走前，把带子放进去好吗？”
“好的，”我说，“麻烦你。”
她撕开塑料包装，拿出第一个带子，打开我的录音机：“里面已经有一卷带子了。”她将带子拿给我看，那是我正在录给马可斯的带子，“这是要录给你孙子的带子吗？”
我点点头：“如果你不介意的话，请将它放在桌上就好。我稍后会用到它。”我一定会的。我感觉到我的时间不多了，我决心要在死神来临前录完。
“你有他的消息吗？”她问。
“还没有。”
“你会有的，”她坚定地说，“我确定。”
我没那么有把握，但我仍然点点头，她的信念很坚定。
乌苏拉将克里斯蒂的带子放好，把录音机放回桌上：“好了。”她将肩包放在肩膀上。她要走了。
她转身时，我紧紧抓住她的手，好平滑的手。“我想请你帮个忙，”我说，“趁露丝回来前……”
“当然，没问题。”她听出我声音中的急迫，一脸好奇，“什么事？”
“里弗顿庄园。我想看看里弗顿庄园。我希望你带我去。”
她抿紧嘴唇，皱起眉头。我让她进退两难。
“拜托你。”
“我不确定，格蕾丝。露丝会怎么说？”
“她会拒绝，所以我才请你帮忙。”
她望向墙壁。我让她心神不宁：“也许我可以拿一些电影片段来给你看？我会将它录成录像带……”
“不，”我坚定地说，“我要回去。”她仍然不敢看我，“马上，我得马上回去。”
她的眼神与我的交汇，在她点头前，我就知道她会答应了。
我点点头，谢谢她，然后我指着乌苏拉的录音带：“你知道，我见过她一次。阿加莎·克里斯蒂。”
那是一九二二年年底，泰迪和汉娜在十七号举办晚宴。泰迪和他父亲与阿奇博尔德·克里斯蒂有些生意往来，有关阿奇博尔德想要投资的一件发明。
他们在那个年代的早期常常举办宴会，但我因为数个理由特别记得那场晚宴。一个是阿加莎·克里斯蒂的出席。她当时虽然只出版了一本书，《斯泰尔斯庄园奇案》，但在我的想象中，波洛已经取代了福尔摩斯。
埃米琳也在那儿。她来伦敦已经一个月了。她已满十八岁，在十七日举办了她的初出社交界宴会。不像汉娜，没有人急着要帮她找丈夫。自从那场里弗顿庄园舞会以来，只过了四年，但时代改变了。女孩子们也改变了。她们追求自我解放，抛开束腰，结果只是陷入“节食计划”的暴虐统治。她们一个劲儿地追求纤细的长腿，丰满的胸部，以及柔顺的发丝。她们不再掩着手悄悄低语，或躲在害羞的眼神后面。她们和男孩子一起开玩笑、喝酒、抽烟、咒骂。腰围变粗，流行布料变薄，道德更为低落。
也许这些就是那个晚宴谈话内容如此特殊的原因，或者，是因为席上有克里斯蒂太太在场。更别提，大家激烈地讨论着最近报纸上耸动的新闻，这让我印象深刻。
“他们两个都会被吊死，”泰迪开心地说，“伊迪斯·汤普森和弗雷迪·拜瓦特。就像那个谋杀了他妻子的家伙一样。今年年初在韦尔斯。他叫什么名字来着？他是军人，不是吗，上校？”
“赫伯特·劳赛少校。”克里斯蒂上校说。
埃米琳夸张地全身发抖：“难以想象有人会谋杀自己的妻子，某个你应该深爱的人。”
“大部分的谋杀案都发生在情侣或夫妇之间。”克里斯蒂太太简短有力地说。
“整体说来，人们变得更倾向于暴力，”泰迪边说边点燃一根雪茄，“只要看报纸就知道了。尽管政府禁止手枪买卖。”
“这里是英国，勒克斯特先生，”克里斯蒂上校说，“捕猎狐狸的故乡。想要拿到枪并不难。”
“我有个朋友身上随时带着手枪。”埃米琳毫不在意地说。
“你没有，”汉娜摇摇头，看着克里斯蒂太太，“恐怕，我妹妹看了太多美国电影。”
“是真的，”埃米琳坚持，“我常在一起的这个家伙——在这里不要提他的名字——他说，那像买包香烟一样容易。他随时可以帮我买。”
“我敢打赌是哈里·宾利。”泰迪说。
“哈里？”埃米琳黑睫毛环绕的眼睛大睁，不断眨巴着，“哈里连只小苍蝇都不忍心伤害！他的哥哥汤姆还比较有可能。”
“你认识太多不该认识的人，”泰迪说，“难道需要我提醒你手枪不合法，而且很危险吗？”
埃米琳耸耸肩：“我从小就会射击。我们家族里所有的女人都会用枪。如果我们不会用枪，祖母会和我们断绝关系。你问汉娜就知道了，她有年试图找借口不去打猎，她告诉祖母，她认为杀害没有反抗能力的动物是错误的行径。祖母训了你一顿，不是吗，汉娜？”
汉娜抬高眉毛，啜饮一小口红酒，埃米琳继续说，“她说，‘荒谬之至！你是个哈特福德家族的人，天生就会射击’。”
“也许吧，”泰迪说，“但这个屋子里不准有枪。若我的选民发现我拥有非法枪支，我可以想象会有什么后果！”
埃米琳翻了个白眼。汉娜说：“你是指你未来的选民。”
“别紧张，泰迪，”埃米琳说，“你不必担心枪支的事。你这么担心，心脏病会发作的。我没有说过我要买手枪。我只是在说，现在的女孩得非常小心，到处都有丈夫谋杀妻子，妻子谋杀丈夫的新闻。你同意吗，克里斯蒂太太？”
阿加莎·克里斯蒂一直饶有兴趣地看着大家交谈。“我恐怕不太在乎枪支，”她说，“我比较喜欢毒药。”
“那一定让你很不安，阿奇，”泰迪说，显示罕见的幽默感，“拥有一位喜欢用毒药的妻子？”
阿奇博尔德·克里斯蒂微微一笑：“不过是一个令我妻子开心的小嗜好。”
夫妇俩越过桌子对看一眼。
“不比你那下流的小嗜好令你开心的程度，”克里斯蒂太太说，“而且没那么离不开。”
那天深夜，在克里斯蒂夫妇离开后，我从床下拿出《斯泰尔斯庄园奇案》。那是阿尔弗雷德送的礼物，我专注地重新阅读他的留言，以至没听到电话声响起。伯伊先生接听了电话，将它转接到楼上给汉娜。我想都没有多想。直到伯伊先生来敲我的门，告诉我，夫人要见我时，我才开始担心。
汉娜仍然穿着那件灰色丝质礼服，整个人像**般。她的金发成大波浪挂在她脸旁，头戴一条钻石头饰。她原本背对着我，我一进门时，她立即转身。
“夫人？”
“请坐下。”她领着我坐到沙发上，看着我，蓝色眼眸里满是关切。
“夫人？”
“刚刚你阿姨打电话过来。”
我马上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我很遗憾，格蕾丝。”她温柔地摇着头，“你的母亲摔了一跤，医生束手无策。”
汉娜替我安排回番红花公园的车。隔天下午，车子从车库开来，我坐进后座。她非常体贴，我没预期到会有这样的待遇，我原本都准备好要搭火车了。汉娜说，别荒谬了，她很遗憾泰迪即将举办一个顾客晚宴，要不然她会亲自陪我回去。
当司机从一条街道转进另一条街道时，我默默凝视着窗外，伦敦变得较为寒酸，杂乱无章且破旧不堪，最后消失在我们身后。乡野的风光迅速掠过，愈往东走，天气变得愈为寒冷。雨雪啪啪拍打在车窗上，景色一片模糊；冬天让活力蓬勃的世界衰颓不振。牧草地沾满了雪，与淡紫色的天空接壤，景色逐渐转成埃塞克斯的古老原始森林，眼前是一片灰棕色和青绿色。
我们离开主干道，循着往番红花公园的路径前进，穿越冷冽和遗世独立的沼泽。银色芦苇在冰冻的河水中颤抖，三花水杨梅攀爬住**的大树，形成蕾丝般的图案。我数着我们的转弯处，为了某些我不清楚的理由，屏住呼吸，在我们经过里弗顿庄园的路口后，松了一口大气。司机继续开进村庄里，在市场街的灰石别墅前停车。它仍如往常般，静坐在两个相似的姊妹之间。司机为我开门，将我的行李放在潮湿的人行道上。
“一切妥当了。”他说。
我向他道谢，他点点头。
“我五天后会来接你，”他说，“夫人这么交代的。”
我看着汽车消失在道路尽头，转进番红花路，我突然想把他叫回来，哀求他不要放我单独在这儿，但太迟了。我站在阴暗的薄暮中，抬头看着我在人生的头十四年所住过的房子，母亲生活和死去的房子。但我毫无感觉。
自从汉娜告诉我这个噩耗后，我就什么感觉都没有了。在回到番红花公园的一路上，我试图回想过去。我母亲，我的过去，我自己。童年记忆都消失到哪儿去了？
街灯亮了起来，在寒冷的空气中，形成一团模糊的黄色灯晕，雨雪再度飘下。我的双颊已经冻僵，我看到台灯的灯光，在想象中感觉到它的温热。
我拿起行李，找出钥匙，正要爬上阶梯时，门“砰”地打开。我的蒂阿姨，母亲的妹妹，站在门口。她手里提着一盏灯，脸笼罩在阴影中，看起来老迈而扭曲。“你来了，”她说，“进来。”
她先带我到客厅。她说，她睡我的床，所以我得睡沙发。我将行李放在墙边，不知为何，她气鼓鼓的。
“我晚餐煮了汤。也许不像你在伦敦的豪宅那里吃得那么豪华，但对我这种人来说已经是够丰富的了。”
“汤就够了。”我说。
我们静静地坐在母亲的桌子旁吃饭。阿姨坐在主位，后面有温暖的炉火，我则坐在母亲靠窗的座位。雨雪现在已经变成大雪，啪嗒啪嗒打在玻璃窗上。室内唯一的声音是我们汤匙的刮取声，还有炉火偶尔发出的噼啪声。
“我想你一定想看看你的母亲。”吃完饭后，阿姨说。
母亲躺在**，棕色头发散开，披在枕头上。我习惯看见母亲将头发挽起来；她的头发很长，比我的还要细。有人——是阿姨吗？——将一条薄毛毯拉到她的下巴，因此她看起来像在熟睡。她比我记忆中还要来得灰暗、老迈、消瘦。我看不清她的身体轮廓。我几乎可以想象她没有身躯，正在一块一块地分解。
我们下楼，阿姨泡了茶。我们在客厅里喝茶，几乎没有说话。之后，我喃喃说些旅途疲惫的客套话，开始铺沙发。我将阿姨留给我的床单和毛毯铺好，但我伸手找母亲的坐垫时，却找不到。阿姨在旁边盯着我。
“如果你要找坐垫的话，”她说，“我已经把它扔掉了。它又脏又破，我在底部看到一个大洞。亏她还是个裁缝师！”她发出轻蔑的啧啧声，“我很想知道，她到底把我送来的钱花哪儿去了！”
她离开客厅，上床睡觉，就睡在她死去姐姐的隔壁房间内。我头上的地板嘎吱出声，弹簧床叹息，然后沉寂下来。
我躺在黑暗中辗转难眠。我想象，阿姨以批判的眼光看待母亲的遗物。母亲在猝不及防中被抓到，来不及准备，无法展示她最好的一面。我应该是最早赶回来的人，我应该安排一切，让母亲看起来体面。我暗自啜泣起来。
我们将她埋葬在靠近展览场地的墓园。我们这群人人数不多，但都很体面。有从村庄来的罗格斯太太、母亲缝补衣服店的女店主，还有阿瑟医生。那天天气灰蒙，就像这类日子该有的天气。雨雪暂时止歇，但空气寒冷。牧师快速地读着圣经，一只眼睛观察着天际——我分辨不出他是在观望上帝，还是天气。他提到责任和承诺，以及它们为人生旅程所指引的方向。
我无法记得细节，因为我的思绪到处徘徊。我仍然试图想起我小时候的母亲。真有趣。现在我老了，记忆却常常不请自来：母亲教我怎么清理窗户，才不会让玻璃有污渍；母亲将圣诞节的火腿煮沸，头发因蒸汽而变得平直；母亲对罗格斯太太口中的某些罗格斯先生的事歪扭着脸。但那时我却想不起来这些细节。我只能看见她昨晚阴郁、沮丧的脸。
冰冷的风狂扑向我，将我的裙子拍打到穿着丝袜的腿上。我抬头看着愈来愈阴暗的天空，注意到山丘上有个人站在老橡树旁。那是位绅士，我看得很清楚。他穿着黑色长外套，戴着闪闪发亮的硬挺帽子。拿着一根拐杖，或者，那是把紧紧收好的雨伞。一开始，我没有多想，以为他是前来拜访其他坟墓的哀悼者。我当时没有想到，一位绅士应该有自己的庄园和家族墓地，怎么会来一般人用的城镇墓地悼念，这不是很奇怪吗？
牧师在母亲的棺材上撒上第一把尘土时，我再度抬头瞥向那棵树。那位绅士仍然在那儿。我恍然大悟，他在观看我们。冬雪开始飘下，那个男人抬头望天，他的脸沐浴在光线中。
那是弗雷德里克先生。他改变了很多，像童话故事里被诅咒的人，他突然变得很苍老。
牧师急急忙忙地结束，殡葬业者下令说，坟墓必须快点埋好，因为天气不佳。
阿姨走到我身边。她说：“他胆子不小。”刚开始，我以为她在说殡葬业者，或是牧师。但我循着她的眼光望去时，发现她瞪着弗雷德里克先生。我纳闷，她怎么知道他的身份。我想，母亲在阿姨来拜访时，可能曾经指出他来，跟她提过。“他胆子不小，竟敢露面。”她摇摇头，抿紧嘴唇。
她的话让我一头雾水，但我转身想问她，她是什么意思时，她已经走开，正对着牧师微笑，感谢他体贴周到的服务。我想，她认为母亲健康状况不佳都要怪哈特福德家族，但这个指控很不公平。母亲的确在多年的服务中罹患背痛的毛病，但使她离开工作的原因是关节炎和怀孕。
瞬间，所有有关我阿姨的念头消失殆尽。牧师身旁站着阿尔弗雷德，他手里还拿着黑帽子。
他的眼神越过坟墓，举起手向我招呼。
我迟疑着，几乎是抽搐地点点头，牙齿打着寒战。
他开始朝我走过来。我紧盯着他，仿佛一转头，他就会消失。他走到我身旁：“你还好吗？”
我再次点点头。那似乎是我唯一能做的事。在我内心，词语形成漩涡，旋转得太快，不让我抓到。我好几个礼拜等待他的回信；好几个礼拜心痛、困惑、沮丧；好几个礼拜清醒地躺在**，在脑海中想象着尽释前嫌和重修旧好的场景。现在，终于……
“你没事吧？”他口气僵硬地问，一只手试探性地伸向我的手，但在稍微考虑了一下后，将手缩回帽子边缘。
“没事，”我总算挤出话来，没有被他碰到的手似乎变得沉重，“谢谢你来。”
“我当然会来。”
“你不必麻烦的。”
“一点也不麻烦，格蕾丝。”他的手指抚摸着帽檐。
这些词孤独地飘浮在我们之间。我的名字在他的双唇上显得熟悉但又短暂易变。我让我的注意力飘到母亲的坟墓上，看着殡葬业者快速地工作。阿尔弗雷德循着我的眼光望去。
“很难过你妈妈走了。”他说。
“我知道，”我连忙说，“我知道你很难过。”
“她很努力工作。”
“对。”我说。
“我上礼拜才见过她……”
我看着他：“是吗？”
“汉密尔顿先生叫我带一些煤炭给她。”
“是吗，阿尔弗雷德？”我满怀感激地说。
“那晚很冷，我不想让你妈妈感冒。”
我心中充满感激；我的内疚一直啃噬着我，我很怕母亲的过世是因为疏于照顾。
一只手紧紧握住我的手腕。蒂阿姨站在我身边。“全都结束了，”她说，“告别仪式也非常顺利。她应该没有什么可以抱怨的。”
阿尔弗雷德看着我们。
“阿尔弗雷德，”我说，“这是我阿姨蒂，我母亲的妹妹。”
阿姨与他四目相接时眯起眼睛，毫无来由地怀疑别人是她的天性。“人看起来不错，”她转身向我，“过来，小姐，”她戴好帽子，拉紧围巾，“房东明天一大早就要过来，房子必须整理得一尘不染。”
我瞥瞥阿尔弗雷德，诅咒我们之间仍然屹立的铜墙铁壁。“嗯，”我说，“我想我最好……”
“事实上，”阿尔弗雷德连忙说，“我原本希望……那个，汤森太太说，你也许会想回宅邸喝杯茶？”
满脸怒容的阿姨回了一句：“她回去喝茶做什么？”
阿尔弗雷德瞥了她一眼，耸耸肩，站定脚丫，前后摇晃身子又回过来看着我：“回来看看其他仆人。闲聊一下。看在以前的份上？”
“我觉得没什么必要。”我阿姨说。
“好，”我终于开口了，坚定地说，“我要去。”
“很好。”阿尔弗雷德松了口气。
“好吧，”我阿姨说，“随便你。反正我不介意。”她吸吸鼻子，“但别去太久。可别想把所有的擦洗工作都推给我。”
阿尔弗雷德和我并肩走过村庄，轻柔的雪花纷纷飘浮在微风中。我们安静地走了一会儿。潮湿的路面吞噬了脚步声，顾客进出商店门时铃声响起，偶尔有几辆汽车咻咻地飞掠过巷子。
我们走近桥时，开始谈起母亲的事。我告诉他，那天我的纽扣被皮包钩住所造成的**；很久以前我们去看过木偶戏；还有我曾经差点被遗弃在育婴堂的事。
阿尔弗雷德点点头：“如果你要问我的看法的话，我觉得你妈妈很勇敢。女人自力更生很不容易。”
“她不厌其烦地告诉我那点。”我说，语气中不免带着一份苦涩。
“你爸爸很不应该，”我们走过母亲街，村庄变成田野时，他说，“那样子离开她。”
刚开始，我以为自己听错了：“我的什么？”
“你父亲。可惜他们得分开。”
我尽量克制自己，但我的声音仍然颤抖：“你知道我父亲的事吗？”
他不假思索地耸耸肩：“只有你妈妈告诉我的部分。她说，她当时很年轻，她很爱他，但最后他们不可能结婚。那和他的家族，还有承诺有关。她没有讲得很清楚。”
“她什么时候告诉你的？”我的声音像飘浮的雪花般纤细。
“告诉我什么？”
“我的父亲。”我在围巾中颤抖，于是将它紧紧拉好，裹住肩膀。
“我最近常去看她，”他说，“你去伦敦了，她孑然一身。所以我偶尔会去陪陪她，我们常聊东聊西的。”
“她还告诉你其他事了吗？”这可能吗，在对我保守了一辈子的秘密后，母亲最后竟然这般轻易地倾吐心声？
“没有，她说得不多。对你父亲的事，她就只说了这些。老实讲，大部分时候是我在说话；她是个比较喜欢静静倾听的人，你不觉得吗？”
我不确定我该想些什么。这一整天让我极为心神不宁。母亲下葬，阿尔弗雷德意外来临，得知他和母亲最近常见面，还聊了我父亲的事。那是在我甚至能询问前，就对我关闭的话题。当我们进入里弗顿庄园的大门时，我走得飞快，似乎这样就可以甩开今天的阴霾。我欢欣地迎接漫长昏暗的车道里那股缭绕不去的湿气。我对着似乎残酷拖着我前进的不知名的力量投降。
我听到阿尔弗雷德在我身后快步赶上来，小树枝在他脚下噼啪断裂。
“我本来要回你信。”他快步走到我身旁，“我试过好几次。”
“你为什么不写？”我边说边走着。
“我找不到正确的字眼。你知道我的脑袋。自从战后……”他举高一只手，轻敲额头。“我似乎就是没办法再做某些事，不像以前一样。读写就是其中之一。”他快步跟上我，“而且，”他气喘吁吁地说，“有些事情我只能当面说。”
冷冽的空气碰触到我双颊。我放慢脚步。“你为什么没有等我？”我温柔地说，“我是指要去看戏的那天？”
“我等了，格蕾丝。”
“但我回去时——那时才五点。”
他叹口气：“我在四点五十分离开。我们错过了。”他摇摇头，“我原本会等久一点，格蕾丝，但提碧特太太说，你一定是忘记了。你出去办事，好几个小时后才会回来。”
“但那不是真的！”
“她为何要撒谎呢？”阿尔弗雷德大惑不解地问。
我无可奈何地耸耸肩，然后让肩膀自然垂下：“她就是那个样子。”
我们已经抵达车道尽头。巨大而阴暗的里弗顿庄园伫立在山脊上，傍晚的暗淡光线开始包围它。我们不知不觉地停下脚步，呆站了一会儿，然后经过喷泉，绕过一段路，朝仆人入口的方向迈进。
“我跑去追你。”我们走进玫瑰花园时，我说。
“不会吧，”他看着我，“真的？”
我点点头：“我在戏院等了很久。我以为我会见到你。”
“哦，格蕾丝，”阿尔弗雷德停在阶梯底端说，“我很抱歉。”
我也停下来。
“我不该听那个提碧特太太的话。”他说。
“你又不知道她的为人。”
“但我应该信任你，相信你一定会回来。我只是……”他瞥瞥紧闭的仆人大门，抿紧嘴唇，吐口大气。“我那天在想某件事，格蕾丝，某件我想亲自跟你讲的重要大事。我想问你，我那天很紧张。”他摇摇头，“当我以为你放我鸽子时，我沮丧到无法承受。我一刻也不能忍受，必须马上离开那个房子。我转进第一条街道后，一直往前走。”
“但露西……”我平静地说，眼睛看着我戴手套的手指。看着雪花在碰触到手套时消失无踪，“露西·史塔林……”
他叹口气，眼神越过我的肩膀，“我带露西·史塔林去看戏是想让你吃醋，格蕾丝。我承认这点。”他摇摇头，“我知道，我这样子做很不公平：对你不公平，对露西也不公平。”他伸出一只戴着手套的手指，默默抬高我的下巴，我们四目相接，“我很失望，才会那样做，格蕾丝。那天，在我从番红花公园往伦敦的一路上，我都在想象看见你的场景，一直练习我们见面后我要说的话。”
他淡褐色的眼睛热切地盯着我，下巴紧张地**。
“你原本要说什么？”我问。
他紧张地微笑。
此时传来铰链的咔嗒声，仆人大厅的门“砰”地打开。汤森太太高大的骨架背对着光线，肥胖的双颊因坐在炉火旁而通红。
“我就知道！”她咯咯笑道，“你们两个站在外面的寒风中干吗？”她转身对里面的人说，“他们站在外面吹风！我不是告诉你们，他们来了吗？”她将注意力转回我们身上，“我对汉密尔顿先生说，‘汉密尔顿先生，我听到外面有说话声。’他说，‘那不过是你的想象，汤森太太，能在里面取暖时，他们站在外面的冷风中干什么？’我说，‘我怎么知道，汉密尔顿先生，但除非我的耳朵听错了，他们准是在外面没错。’我是对的。”她对着里面大叫，“我是对的，汉密尔顿先生。”她挥着手臂示意我们进门，“嗯，快点进来，你们两个在外面吹风会冻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