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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這位新客人到來之前，以及在藝術史學家協會在這裏開博物館之前，有好長一段時間沒人住在這棟房子裏。工作日的下午，偶爾有小孩為了在朋友麵前逞能，會從一樓的窗戶爬進來，這讓我也算是有了伴兒。有時候，我要是心情不錯，還會給爬進來的孩子助助興，要麽砰地關上一扇門，要麽搖晃一扇窗，嚇得他們尖叫著往外爬，還會狼狽不堪地把自己給絆倒。
但是，我想念有合適的客人陪伴我的日子。一個多世紀以來，一些人陪伴過我，但非常非常少，我愛他們。沒了他們的陪伴，我現在每星期都得忍受一次強加給我的恥辱：忙碌的人群蜂擁而至，職員們還津津樂道地剖析我的過去。遊客的嘴裏，都說著有關愛德華的事，可他們會叫他“拉德克利夫”或是“愛德華·朱利葉斯·拉德克利夫”，這讓他聽上去，既老氣，又古板。人們忘記了，他住在這棟房子裏的時候是多麽年輕。我們決定離開倫敦時，他才剛過完二十二歲生日。他們用嚴肅、恭敬的語氣談論著藝術，還望著窗外，衝河邊的方向比畫著，說的話類似於“他畫的泰晤士上遊，靈感來自這處風景”。
範妮也備受關注。她成了一個悲劇性的人物，可對於在現實生活中和她相識的人來說，這是難以置信的。人們猜測著“那件事”是在哪兒發生的。報道中的說法從來就不清不楚，而且不同的報道還會相互矛盾。再者，雖然那天房子裏不止一個人，但他們的說法含含糊糊，一些細節也湮沒在曆史之中。我自己並沒親眼看到——我沒在那個房間裏——但因為造化弄人，我看過警方的調查報告。我以前的一位客人，倫納德，拿到了非常清晰的報告副本。在很多個安靜的夜晚，我們一起仔細研究過這些報告。當然，上麵的內容完全是編造出來的，可當時就是那樣的世道。也許現在仍然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