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马统工党的抓捕越来越猖獗，几个月后，监狱里除法西斯分子外，政治犯的人数已经疯涨到数千人。警察局内下层人员的自主权颇为值得关注，他们中的许多人已经公开进行违法逮捕，一些由警察局长下令释放的人却在监狱大门口又被抓了回去，并且被转移到了“秘密监狱”，库尔特·兰道和他妻子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们大约是在六月十七号被捕的，随即兰道就“失踪了”。五个月之后，他妻子仍被关在监狱里，没有任何审判，也没有她丈夫的消息。她宣布进行绝食抗议，此后司法部长才送来口信告诉她：她丈夫已经死了。不久之后，她被宣布释放，但几乎是同一时间，她又被抓了回去，再次被投进监狱。更为值得注意的是，起初，无论是哪个岗位的警察，似乎都从不关心自己的所作所为可能对战争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在未经允许的情况下，他们随时都会抓捕重要军官。大约在六月末，第二十九师的总司令乔斯·罗维拉将军在靠近前线的地方被从巴塞罗那派来的一支警察队伍抓了起来。他的部下组织了一个代表团向作战部提出抗议，却得知作战部和警察局长奥尔特加都从未获悉罗维拉被捕的消息。有一件事情虽然也许无足轻重，但却始终令我如鲠在喉，那就是所有发生的事情都一概对前线部队封锁了消息。就像我前面说过的，我和前线的其他人都没有听到马统工党被镇压的任何风声，马统工党的民兵总部、红十字援助中心等都在正常运转，直到六月二十日，在像莱里达这样距巴塞罗那只有一百多里的铁路沿线城市，都没有任何人听说那里所发生的事情。所有与此相关的消息都被禁止刊登在巴塞罗那的报纸上，而巴伦西亚的报纸上谎造的“法西斯分子的阴谋”之类的消息也并没有送到阿拉贡前线。毫无疑问，逮捕那些在巴塞罗那休假的民兵的意图便是为了防止他们把消息带回前线。我在六月十五日回到前线时所带去的那期报纸一定是前线士兵所看到的最后一份报纸。我至今仍然对此事十分不解：事情怎么会不为人知呢，那些来来回回运送物资的卡车可是一直都从那里经过。但是无论如何，消息还是被封锁了。尽管我已经从许多方面得知了这件事情，但是前线的将士却是在事发好几天之后才听到了风声。
所有这一切的动机可想而知。进攻韦斯卡的战斗刚刚开始，马统工党民兵仍是一支独立部队，政府可能害怕当他们知道事情真相之后会拒绝作战。尽管，实际上，消息在前线传开时根本没有发生这样的情况，而此前那些诸多战死沙场的人一定不知道后方的报纸把他们称为法西斯分子。这样的事情让人无法释怀。我知道，作为一种常规制度，向部队封锁坏消息，也许是合乎情理的。可是眼下战士们一边在为政府奋勇战斗，一边却不知道他们所拥护的政党已经遭到政府的镇压，他们的领袖正蒙受着叛国罪的屈辱，他们的亲友已经被关进了监狱……这一切似乎都需要有个说法。
妻子开始给我讲述发生在我朋友们身上的事情。一部分英国人或其他的外国人已经离开了西班牙。威廉姆斯和斯坦福·科特曼在搜查毛琳疗养院时没有被逮捕，他们侥幸藏了起来；侥幸躲过此劫的还有约翰·麦克奈尔，他本来去了法国，而当马统工党被宣布为非法组织后，他又回到了西班牙——这是一个鲁莽的举动，但他宁愿在自己的同志身处险境时留在他们身边，也不愿一个人躲在安全的地方。至于其他人，则几乎是相同的命运，我的妻子一一罗列了出来：“xx被捕了”，“xx也被捕了”，“乔治·柯普……”他们好像“逮捕”了所有的人。当听到乔治·柯普也被“逮捕”的消息时，我突然吃惊起来。
“什么！柯普？难道他不是在巴伦西亚吗？”
妻子又告诉我，柯普回到巴塞罗那，手上拿着作战部写给负责东部战线的陆军上校的一封信，信里的内容是东部战线的作战运营计划。柯普当然知道马统工党遭到了镇压，但他以为警察不会蠢到在他身负紧急军令、火速赶往前线的路上逮捕他。他返回大陆饭店取工具箱的时候，我妻子正好外出，那里的人便一边设法撒谎拖住他，一边偷偷地给警察打了电话。我不得不承认，当我听到柯普被捕的消息时，心中的怒火无法抑制。他是与我私交甚好的朋友，我在他手下干了几个月，我们一起在战火中并肩战斗，我知道他的经历。他抛弃了一切——家人、祖国、安稳的生活——只为来西班牙参加这场反法西斯的战斗。在他还在比利时预备役部队服役时，便未经许可就离开了那里，投身于一支外国军队。他曾经几度帮助西班牙政府非法生产军火，一旦回到自己的祖国，等待他的将是多年的牢狱生涯。他从一九三六年十月起一直在前线，凭着自己的努力，一步一步地从民兵当上了少校，我已经记不清他曾经参加过多少次战斗，但却知道他只受过一次伤。在五月巷战中，我亲眼看到在千钧一发之际，他成功地阻止了那场即将发生的战斗，或许有将近二十人的生命因此得到了挽救……而今，他所得到的回报竟是被那些人投进监狱。生气只是浪费时间，但是压抑这种该死的怨恨也实在是考验耐心的一件事。
当时，他们并没有抓捕我妻子，尽管她仍然留在大陆饭店，但警察根本没有动她。显然，她是被当作了诱饵，他们试图将我一举擒获。几天前的一个晚上，大约在黎明将近之时，六个穿便衣的警察闯入我们旅馆的卧室里，翻了个底朝天。他们几乎不放过每一块纸片，所幸的是护照和那本票本还在。他们带走了我的日记，所有的书籍，过去几个月来积累的所有剪报，我很好奇，这些剪报对他们会有什么用呢？还有所有的战争纪念品以及信函（不幸的是，他们一同带走了许多读者寄给我的还未来得及回复的信件，当然也包括那些读者的地址。如果那些读者曾来信和我探讨我最近出版的一本书，却没有收到我的回信，那么就请把这几行文字当作我的一次道歉吧）。我后来得知，他们还拿走了我留在毛琳疗养院里的所有东西，甚至把我的一包脏衣服也带走了，或许他们认为那上面会有用隐形墨水写的情报吧。
不管怎样，从当时的情况来看，我妻子选择留在那家饭店是更为安全的。如果她想躲起来，他们会立即追捕她。至于我自己，我必须马上躲起来，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尽管一批接一批的人被逮捕，我还是几乎不能相信自己已经身处险境，这愚蠢的攻击简直毫无意义。但是，柯普正是由于对现实缺乏认真的思考才让自己身陷囹圄。我不停地问自己，他们为什么要逮捕我呢？我做了什么？我甚至连马统工党的成员都不是。我的确在五月巷战中扛枪上阵，但同时拿着武器和我并肩的还有四五万人（这只是保守的估计）。
现在，我急需让自己睡一宿好觉。我想冒险回到旅馆去，但妻子不同意，她耐心地给我解释目前的事态。我做过什么或者没做过什么都无关紧要。这不是对犯罪分子的制裁，这仅仅是一场恐怖统治。我身上没有背负明确的犯罪行为，但却被加上了“托洛茨基主义”的罪名。我曾为马统工党服务这一事实就足以把我送进监狱。现在还固守着英国的那一套只要遵纪守法就会相安无事的观念是徒劳的，现实是警察就是法律。我唯一要做的就是保持沉默、隐匿踪迹，并掩盖自己曾经和马统工党之间有过的任何关系。我们检查了一下口袋里的证件。妻子让我撕掉民兵证，那上面显赫地印着POUM几个大字，还有一张以马统工党旗帜为背景的战友们的合影，现在仅凭这些东西就足以让他们把我抓起来。可是我需要保留好那张退役的批文，尽管这也很危险，因为批文上盖着第二十九师的印章，警察可能知道那是一支马统工党的部队。但是如果没有它们，我便很可能以另一种罪名被抓起来——那就是逃兵。
我们现在需要考虑的唯一一件事情就是离开西班牙。留在这里等待早晚会降临的牢狱之灾简直毫无意义，尽管我和妻子极其希望可以留下来，只想看看事情的究竟。但我猜想这里的监狱一定已经污秽不堪（实际上，那里比我想象的还要糟糕）。一旦进入监狱，便不知道何时才能出来。这时，除了胳膊的剧痛难忍以外，我的身体状况已经差到了极点。我们计划第二天在英国领事馆见面，科特曼和麦克奈尔也会去那里。护照可能要在几天后才能准备好。在离开西班牙之前，需要在护照上加盖三个地方的印章——警察总局、法国领事馆和加泰罗尼亚移民局。警察总局显然是个危险的地方，不过也许英国领事馆能在不让他们知道我们和马统工党有任何关系的情况下把事情办妥。当然，他们一定会有一份外国“托洛茨基分子”嫌疑犯的名单，我们的名字很可能就在这份名单上，但或许在他们看到名单之前，我们已经幸运地出境了。整个过程，一定会有许多麻烦，可能会拖延一些时间，不过幸好是在西班牙，而不是在德国。西班牙的秘密警察有德国纳粹警察的某些特质，但却没有他们那么大的能耐。
分开后，我妻子回到了旅馆，我一个人则独自在黑暗的夜色中搜寻，想找个睡觉的地方，我多想有一张床，可以好好地睡一宿啊！那种烦躁抑郁的心情至今记忆犹新。但是我无处可去，世界之大却没有我的容身之地，马统工党没有地下组织。他们的领袖们无疑早已察觉到自己的政党可能会被镇压，但他们完全没有想到竟然是如此大规模的政治迫害。他们对现实太缺乏预测了，就在马统工党被镇压的那一天，他们还没有放弃对自己辖区的那些建筑进行改建（马统工党在对他们所管辖的建筑进行改建，其中的一项工程就是将行政大楼内的一家银行改建为一家电影院）。因此，那些对于每个革命政党来说都应该拥有的秘密据点，在马统工党内部却完全不存在，没有人知道那天晚上有多少人因房屋遭到了警察的突袭而露宿街头。连续五天劳顿奔波，睡在那些不是人睡的地方，我的胳膊已经痛得撕心裂肺，现在那帮家伙又追着我东奔西跑，我不得不再次睡在了荒郊野地……我当时想到的只有这些，完全没有对政治问题进行任何的思考，面临正在发生的事情时，我也从来不做这样的思考。似乎一贯如此，在面对战争或政治的混乱局面时，我只会意识到没有办法立刻缓解我身体上的不适，只希望这一切该死的荒唐事情赶快结束。尽管事后我会认识到事情的意义所在，但在那一刻，我只是想远离一切——或许这是一种可耻的想法吧。
我走了很远，不知不觉竟走到了总医院附近。我想找个地方躺下，避开那些嗅觉灵敏、随时要检查证件的警察。最后，我试着进了一个防空洞，但它是新挖的，洞顶还在不断地往下渗水。我又来到一座废弃的教堂里，那里已经被革命的烈火烧成了一片废墟，只剩下四堵露天的残壁。我在朦胧的夜色中强忍着疼痛，踉跄地在四周的碎石块中搜寻，终于，我发现了一片勉强能容纳我身体的空地。躺在破砖烂瓦上并不舒服，好在这是一个温暖的夜晚，我努力地让自己睡了几个小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