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的来说，各种政治力量的联盟就是如此。一方面，全国劳工联盟的FAI、马统工党和一部分社会主义者坚持工人阶级掌握政权；另一方面，右翼社会主义者、自由党人士和共产主义者则坚持走建立中央政府和军事武装力量的道路。
至此，人们也许已经明白我为什么更赞同共产党而不是马统工党。因为共产党有明确可行的政策。从常识的角度看，这种只考虑到眼前几个月的政策明显更实用。而可以确切地说，马统工党日复一日的政策和宣传简直糟透了，否则他们一定会吸引更多的人民大众。而且在我看来，更至关重要的是，共产主义者是在真正地与战争周旋，而我们和无政府主义者却什么都没做，这是当时人们普遍的看法。共产党人员骤增、势力壮大，一方面是吸引了反对革命分子的中产阶级，另一方面是因为当时在所有人看来他们是唯一会赢得这场战争的政党。有了苏联提供的武器，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作为主要力量在马德里成功地守卫，使他们成为西班牙的英雄。曾经有人这样说，从我们头顶上飞过的每一架苏联飞机都是对共产党最好的宣传。在我看来，马统工党的纯粹革命主义，虽然有一定的道理，但却对赢得战争没有任何意义。毕竟，胜利才是最重要的。
此时，噩梦般的党派斗争仍在继续，报纸、宣传册、海报和书刊等等无一不是他们斗争的战场。这时我看的最多的报纸是马统工党的《战斗报》和《前进报》，他们在报纸上喋喋不休地指责加联社党的“反革命”情节，一副装腔作势的样子，实在讨厌至极。后来，仔细研究了加联社党和共产党的报纸后我才发现，原来马统工党的那些指责和他们的对手相比简直逊色至极。抛开别的不说，相比之下，他们的机会实在少得可怜。他们不像共产党人那样在国外媒体有一席之地，同时，在西班牙国内他们也处于极端劣势的境地。由于共产党人控制了新闻审查权，这就意味着一旦马统工党的报纸刊登了任何被指有破坏性的消息，就很可能被停办或罚款。因此，对马统工党比较公平的说法应该是：尽管他们总是不断地宣传他们的革命信条，不厌其烦地、毫无新意地引述列宁语录，但是他们很少进行人身攻击。他们主要通过在报纸上发表文章辩论而进行斗争。他们设计大幅彩色海报是为了扩大对公众的影响（海报在西班牙尤为重要，因为大多数民众是文盲），而不是为了向自己的对手发难，其内容只是反法西斯，或抽象的革命性的言论。马统工党的民兵所唱的那些歌曲也属于这类性质的宣传。这与共产党人的攻击完全不是一回事。关于这个问题我会在后面的章节中说明。在这里，我只想对共产党人的进攻政策做一下简单的介绍。
表面上看来，共产党和马统工党之间的斗争只是一种策略上的分歧。马统工党赞同进行直接革命的路线，共产党人则反对这样做。单就这一点而言并无可厚非，但恐怕更值得一提的是后面的内容。共产党人认为，马统工党宣传的策略分化和削弱了政府力量，因此在战争中面临更大的危险，他们认为他们的策略会好很多（我并不这么认为）。下面让我们来看一看共产党策略的奇特性吧。共产党开始宣传马统工党对政府力量搞分裂是他们蓄意为之，而并非因为他们的认识有误。起初这种宣传只是试探性的传言，但不久就开始大张旗鼓地传播起来，称马统工党不过是一帮伪装起来的法西斯主义者，是在佛朗哥和希特勒的收买下以宣传伪革命的方式帮助法西斯实现他们的阴谋。他们是一个“托洛茨基主义者”的组织和“佛朗哥的第五纵队”。这无异于在暗指，数以万计的工人群众，其中包括成千上万在前线战壕里忍冻挨饿的战士和好几百名不远万里来到西班牙参加反法西斯事业，并不惜为此抛弃国籍、牺牲生命的外国人都是被敌人收买的叛徒。而这种蓄意编造的故事，通过海报等各种方式传遍了整个西班牙，并不断出现在许多国外共产主义及其支持者的新闻媒体上。如果把这些言论都搜集起来，大概都能够装订几本书了。
所有这些都是共产党人给我们贴的标签：托洛茨基主义者、法西斯主义者、叛徒、谋杀犯、胆小鬼、间谍等等。我承认当我听到这些，特别是想到那些捏造事实的人的时候会很不舒服。当你目睹了一个十五六岁的男孩躺在担架上从前线被抬下来，裹着毯子的身体只露出一张惨白的脸，你不禁会想起某些深谙世故的人正稳坐在伦敦和巴黎的某处地方撰写他们的宣传册，控诉这个男孩是一个伪装成西班牙战士的法西斯分子，那种感觉实在不是滋味。战争中最可怕的事情之一，就是那些名不符实的战争宣传，叫嚣、呐喊、谎言和仇恨全都来自于那些从未参与过战争的人。我在前线见到的加联社党民兵，还有屡屡碰面的国际纵队的共产党人，他们从未有人把我当作托洛茨基主义者或叛徒，而这样颠倒是非、信口开河的言辞只有远在后方的新闻记者才会编造出来。当那些人在编写对我们不利的宣传册，以及在报纸上诋毁我们的时候，他们都躲在自己的家里高枕无忧。或者，最多也就是躲在远离枪林弹雨、泥泞沼泽的战场数百里之外的巴伦西亚报馆里无所事事罢了。除了党派之间的长期斗争和诽谤外，所有那些关于战争的资料、充满英雄主义色彩的情节和充满敌意的污蔑，几乎都毫无例外地来自那些从未参加过战斗，甚至战斗还未开始就早已溜之大吉的人。这场战争带给我的最消极的影响之一，就是令我意识到，左翼新闻媒体弄虚作假的伎俩与右翼媒体丝毫不差上下(16)。站在我们，也就是政府的角度，我切实地觉得，这场战争完全不同于普通意义上的帝国主义战争，但战争的宣传却让你永远无法知道真相。从左、右两派同时发起口水战的那一刻起战争便开始了。我们不会忘记《每日邮报》的海报上所说的“赤色分子虐待修女”，而《每日工人报》上又说“佛朗哥的外国军团里充满了杀人犯、逼良为娼的白奴贩、吸毒鬼、欧洲各国的人渣”。到了后来的一九三七年十月，《新政治家》杂志上说“法西斯分子用活生生的儿童来筑成人肉壁垒”（这种壁垒是绝不可能信手拈来的），又说“据阿瑟·布赖恩特先生透露，在西班牙保皇派中‘锯掉一名保守派商人的腿’是‘家常便饭’”，这些编造真是让我们一饱耳福。而这些编造者从未参加过战斗，或许他们以为笔杆子可以用来代替战斗吧。其实，所有的战争都是如此，战士负责打仗，记者们负责叫喊。除了为做宣传而进行短暂的停留外，他们绝不会将自己那满腔的爱国热情抛洒在前线的战壕里。有时候，想到飞机正在改变战争的局面，我就会有一丝窃喜，因为，或许在下一次大战来临时，我们会看到史无前例的一幕——一颗子弹打穿了那个空谈爱国的宣传家。
在新闻媒体看来，这场战争和其他战争一样是一种非法的军事活动，而不同之处在于，记者们会把他们最恶劣的中伤投向自己的敌人，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共产党人和马统工党之间的相互攻击愈演愈烈，远远超过了对法西斯主义者仇恨的程度。不过，当时我对此并无心理会。这种党派间的长期争斗确实让人厌烦，甚至厌恶，但在我看来，这都只不过是内部矛盾而已。我认为这些不会改变任何事情，也不相信双方的政策差异真的到了不可调和的程度。我所在意的是，共产党人和自由派人士都极力反对革命继续进行下去，然而他们却无力将局势扭转，直至此时，我对这一点仍确信不疑。
在这期间我一直在前线，前线的社会政治气氛没有任何变化。我在一月初从巴塞罗那去往前线，直到四月底才离开，在这段时间里——实际上，也许一直到更久以后——在无政府主义者和马统工党的民兵部队控制的阿拉贡山脉一带，一切都没有任何变化，至少表面上看是这样的。革命氛围依然没有改变，就像我当初看到的那样，将军和士兵、农民和民兵依然是平等的，拿相同的军饷，穿一样的衣服，吃一样的饭菜，彼此以“同志”相称，或直接称呼“你”，没有主仆之分，没有乞丐和妓女，没有律师，也没有牧师，无须跪地行礼，也无须脱帽致敬。我在这里呼吸着平等的空气，我天真地以为西班牙人民都呼吸着同样的空气。然而，我没有意识到，其实我所在的队伍是西班牙工人阶级中最革命的队伍，这或多或少算是一种巧合吧。
因此，当更了解政治的同志告诉我不能只以军事态度来对待这场战争，而必须在革命和法西斯主义之间做出选择时，我真想嘲笑他们。总体上我同意共产党人的理论，他们的观点可归结为一句话，那就是“不赢得战争，就没有资格谈革命”；我并不接受马统工党的理论，同样用一句话概括，那就是“我们必须前进，否则就是后退。”后来，我开始相信马统工党的观点是正确的，至少比共产党的观点正确，这并不完全是基于理论的判断。如果只是基于理论，那么共产党的观点是不错的，问题是他们的实际行动很难让人相信他们在诚心诚意地忠于他们的理论。他们反复提出的口号就是“战争第一，革命第二”。虽然普通的加联社党民兵虔诚地相信这一口号，因为他们衷心地相信，战争胜利后革命就会继续下去，然而他们不知道这只是共产党的障眼法，是权宜之计。他们的目标不是争取更有利的时间进行革命，而是要将革命永远地扼杀。随着时间的流逝，随着工人阶级的权力一天天被夺走，随着越来越多的各阶层革命人士被捕入狱，他们的企图也就越来越明显。每一项变动都是以军事调整的名义进行的，这是一个信手拈来的理由，而结果却是一步步地让工人从现有的优势地位走向不利地位，让他们在战争结束后，再也无法对抗重新引入的资本主义制度。请注意，这里所指的并不是任何其他普通的共产主义者，更不敢针对曾经在马德里战斗中英勇牺牲的数千名共产党人。因为他们并不是其党内政策的决策者。而那些身居高位的决策者，人们很难想象他们是否是在神志清醒的情况下进行领导决策的。
不过无论如何，即使革命失败，战争的胜利也是要争取的。我终于开始怀疑，从长远看，共产党的政策是否会赢得最终的胜利。似乎没有人可以知道，不同时期的战争应该适用什么样的不同政策。或许在最初的两个月，是无政府主义者扭转了战争的局面，但在一定时期后，他们却再也没有能力继续组织抵抗；在十到十二月期间，可能是共产党人挽救了局面，但他们是否能够彻底赢得战争就要另当别论了。在英国，共产党的战争得到了全盘接受，因为报纸媒体上不允许对他们的政策有任何的批判。而且因为他们的总方针是：消除革命的混乱，加速发展生产，部队实行军国主义。这些听起来确实可行有效，但对此方针所存在的内在问题进行进一步的挖掘是很有必要的。
那些决策者们为了控制每一步革命发展趋势，使其尽可能像一场普通战争，就必须放弃战略契机，即便这样的契机就在眼前。上文中提到过我们在阿拉贡前线的武装情况。几乎可以肯定的是，武器是被特意扣留的，其目的是为了避免武器过多地流入无政府主义者手中，避免他们日后用这些武器投入到革命运动中去。结果，我们在阿拉贡发起的强大攻势，本可以让佛朗哥从毕尔巴鄂甚至从马德里撤退，但是最终却丧失了这样的机会。相比之下，这并不算什么。更重要的是，一旦将战争仅仅定义为“为争取民主而战”，就无法得到大批的国外工人阶级的支援。实事求是地讲，我们必须承认全世界的工人阶级对西班牙战争认识不一。尽管有数万人奔赴西班牙加入战斗，但更有身后的千百万人无动于衷。据统计，在战争爆发后的第一年，英国公众为各种“西班牙援助基金”捐款约二十五万英镑，而一周不到的时间，一半的资金就被用于制作宣传海报。民主国家工人阶级本可以通过工业罢工和联合抵制的方式有效地声援其在西班牙的同志，但他们并没有这样做。各地自由党和共产党领导人都对此表示不可思议。但是，毫无疑问，只要他们仍在宣扬“赤色”的西班牙并未“赤变”，他们就是正确的。从1914到1918年以来，“为民主而战”的声音就一直被当作一种凶险的信号。因为几年来，世界各国的共产党就一直教导激进的工人们：“民主”就是资本主义的代名词，并宣称“民主就是个骗局”，“为民主而战”并不是上策。有了威望显赫的苏维埃共和国的支持，他们以“西班牙革命”而不是“西班牙民主”的名义吸引了全世界的工人阶级，人们也很难相信这些工人不会对此做出反应。
但所有问题的关键在于，采取非革命的政策打击佛朗哥的大后方是十分困难的，甚至是完全不可能的。到1937年夏天，佛朗哥所管辖的人口已经超过了政府，如果把殖民地人口也计算在内的话相差数目更是巨大，而且他领导的军队也和政府军队不相上下。我们都知道，只要后方民众对他的政党存有不满，那么他的军队就不得不派出一半的兵力去驻守战略交通要道、镇压各种阴谋破坏活动，而只能留一半兵力去战场。然而，这种事情明显没有发生在佛朗哥控制的后方，你简直无法相信，在这些地区无论是城里的工人，还是更为贫穷的农民似乎都喜欢，或者说需要他。相反，经过一次又一次向右翼的转变，政府的优势却变得越来越不明显。摩洛哥就是个很好的例子。摩洛哥为什么没有发生起义呢？佛朗哥正在无耻地企图建立独裁制度，而摩洛哥人宁可接受佛朗哥的统治，也不愿接受人民阵线政府！最明显的是，在摩洛哥没有任何发动起义的迹象，因为这样做就意味着把革命建设置于战争之上。而要想向摩洛哥人证明政府的诚意，第一要务就是让摩洛哥彻底解放。可想而知，法国人对此是多么地赞成！最佳的战略契机就在安抚法国和英国资本主义的妄想中白白葬送了。共产党人的政策倾向是尽量扼杀战争的革命性，使其尽可能发展成为一场普通战争，一场让政府严重丧失了职能的战争，这样的战争实际上是一场武器装备的较量，最终要靠源源不断的武器支持才能获得胜利。而苏联，作为西班牙政府武器的主要支援国，与意大利和德国相比在地理位置上却十分不利。如此看来，马统工党和无政府主义者提出的“战争与革命永远不可能分离”的口号也许并不像听起来那么高瞻远瞩。
我曾指出西班牙共产党反对革命的政策是错的，并且给出了我的理由，但就其目前对战争的影响来看，我倒真希望我的判断是错的，我不止一次地这样想。我是多么希望这场战争可以获得胜利，无论是何种方式的胜利。然而，我终究无法预测未来。或许政府会再次转向左派，或许摩洛哥人会团结一致发动起义、争取解放，又或许英国人会买下整个意大利，再或许只要通过军事手段便可以赢得这场战争——这一切终究无法预料。就让我们留着这些疑问，等待时间来告诉我们答案吧。
然而，直到一九三七年二月，事情并没有向任何一个方向发展。我烦透了这种寂静，我为自己在战斗中未尽到责任而深感不安，我的脑海中总是浮现出巴塞罗那街头那张征兵的海报，一字一句都充满着对路人的鞭策：“你为民主做了什么？”而我的内心却只能回答：“我拿了部队的军饷。”刚加入民兵队伍时，我曾发誓一定要杀死一名法西斯分子，因为只要我们每个人都能杀死一名法西斯分子，他们很快就会被彻底消灭掉，可至今我也没有杀死一个法西斯分子，甚至连与他们面对面作战的机会都没有。当然，我也想过去马德里。军队中的每个人，无论持有什么样的政治主张，无不希望能够去马德里参加战斗，因为这样就意味着有机会加入国际纵队，要知道，那时马统工党在马德里几乎没有部队，无政府主义者的部队也没有以前那么多了。
但是，这是不可能的。现在我们只能待在阿拉贡前线。于是我在部队里逢人便说，一旦我们有机会离开，我就会加入国际纵队，接受共产党的领导。他们都纷纷劝我放下这种念头，但却没有一个人与我真正对抗。客观地讲，在当时的特殊环境下，马统工党内几乎不存在任何对异端的排斥和迫害的现象，只要没有同情法西斯分子的倾向，任何人都不会因政治观点相异而受到惩罚。我常常一有机会便在民兵中大肆批判马统工党的“路线”，却从未因此陷入不利的处境。甚至没有任何人会因为不加入这个党而承受某种压力。我本人就从来没有加入过任何政党。可是正因为如此，当后来马统工党惨遭镇压时，我为自己的做法而深感自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