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可能你要多下几次煤矿，才能明白周围的工作流程是怎样的。这主要是因为，单单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就已经很不容易，让你难以注意任何其他的事情。某种意义上，这甚至令人失望，或者至少和你预想的不一样。你们进入笼车——这是个钢打的箱子，和电话亭一样宽，有它两三倍长，里面能装十个人，但他们挤成了沙丁鱼罐头，高个子的人都没法站直——钢门在你面前砰地关上，有人在上面操作升降机把你们放下坑道。通常，你肚子里会出现一阵短暂的不安，车厢里会出现偾张的感觉，但没有多少运动的感觉，一直到你们靠近地底，这时笼车陡然慢下来，你敢赌咒它肯定又往上走了。笼车在半路上大概能达到一小时六十英里，在某些较深的矿井甚至更快。当到达底部爬出来时，你或许已经在地下三四百米了。这就是说，你头上有一座不小的山，好几百米坚硬的岩石、绝迹动物的骨殖、底层土、打火石、植物的根须、青草和吃草的牛群——所有这些全都悬在你的头顶，仅仅靠和你小腿一般粗的木桩子撑着。但由于笼车带你下降的速度很快，也由于你是在完全的黑暗中穿行，你几乎不觉得自己所处的位置会比皮卡迪利地铁站深多少。
另一方面，在地下穿行的水平距离之远却令人吃惊。在我下矿之前，我模糊地想象过，矿工走出笼车，在几码外的一片煤壁上就干了起来。我没有意识到，可能光是开工之前，他就得沿着甬道爬行从伦敦大桥到牛津广场这么长的距离。当然，一开始，矿井是打到煤层附近的；但随着煤层的开采和新的煤层出现，工作地点就离矿井底越来越远。如果从井底到煤壁有一英里，大约也就是个平均距离；三英里也不足为奇；据说有几个煤矿长达五英里。但这些距离和地上的距离毫无可比性。因为不管一英里或三英里，整段路上除了主道以外没有一点儿能站直的地方，甚至主道上也没有多少。
需要走几百米之后，你才会注意到这是什么效果。你微微弯腰，动身向里走去，巷道灯光幽暗，宽度八到十英尺，高度约五英尺，墙壁由大块的页岩筑成，就像德比郡的石墙。每隔一两码，就有一根木桩架着横梁和大梁；有些大梁弯成了奇怪的弧线，你必须蹲着身子从下面通过。通常脚下的路不好走——积着厚厚的灰尘或者参差不齐的页岩碎块，有些积水的矿里跟农家院一样脏。还有运煤缸的轨道，就像枕木相隔一两英尺的微缩铁道，走在上面很累人。所有东西都沾着页岩尘埃而呈灰色，似乎所有煤矿都有一种沾满灰尘的火药味。你看到了完全不明作用的神秘机器、穿在铁丝上挂在一起的大堆工具，有时还有老鼠从灯光下窜走。这都是司空见惯的，尤其是在有或者有过马的矿里。它们最初是怎么进到那里的很有意思，可能是从矿井里掉下来的——据说老鼠不管从多高的地方掉下来都能毫发无损，因为它的表面积和体重比非常大。你紧贴墙壁，给一排排运煤缸让路。地表上运动着一条永不停歇的钢缆，在它的牵引下，运煤缸摇摇晃晃地慢慢滑向矿井。你爬过麻布帘子和厚厚的木门，门开着时，会涌入阵阵烈风。这些门是通风系统的重要部分。通过电扇，污浊的空气从一边通风井排出，新鲜空气就自行从另一边通风井进入。但如果只是任空气自然流通，它就会走捷径，深处工地就换不了气，所以要把所有捷径隔开。
一开始，弯腰走路像是好玩的玩笑，但这个玩笑很快就让人笑不出了。我个子格外高，本就吃亏，但当屋顶低至四英尺以下时，对除侏儒或小孩以外的所有人来说都成了问题。你不仅要弯腰，还要一直仰着脑袋看着横梁、大梁，在它们出现时进行躲避。因此，你的脖子会持续抽筋，但与你膝盖和大腿上的痛苦比起来，这不算什么。半英里之后，这就成了一种难以忍受的痛苦，我并没有夸大其词。你开始怀疑你究竟能不能走到尽头——还有，你到底要怎么回去。你的步子越走越慢。你来到一段几百码长、空间极低的路段，不得不蹲身前进。然后，巷顶突然开阔起来，高得不可思议——很可能是从前岩石掉落的地方——整整二十码，你都可以直直站立了。轻松之感令人喜不自禁。但这之后又是一段一百码长的低空路段，然后是一连串的横梁，需要你从下面爬过去。你四脚着地，在蹲了半天后就连这样也算是一种放松。但当你爬到横梁尽头，试图重新站起来时，你发现你的膝盖已经暂时罢工了，拒绝把你举起来。你丢脸地叫大家停下，说你想休息一两分钟。你的向导（一位矿工）同情你。他知道你的肌肉和他的肌肉不同。“只剩四百码了。”他鼓励地说。你觉得他干脆说还剩四百英里好了。但最终你还是想办法爬到了煤壁。你走了一英里，花了快一个钟头，而矿工只要二十多分钟就可以。到了那里，你不得不瘫在煤尘里，恢复体力，几分钟后才能稍稍转动脑筋观察工作进展。
回来比去时还要糟糕，不仅是因为你已经筋疲力尽，更是因为回矿井的路略呈上坡。你以乌龟的速度穿过低处，而且现在当你的膝盖罢工的时候，你毫不羞愧地叫停。就连你拿的那盏灯也让你恶心起来，很可能踉跄时失手丢了它，这样一来，戴维安全灯就会熄灭。蹲身躲避横梁变得越来越困难，而且你有时会忘记蹲身躲避。你尝试像矿工们那样低头走路，然后就撞到了背。就连矿工也常常撞到背。这就是为什么在很热的矿里，需要半裸而行时，大部分矿工有了所谓的“背上的扣子”——就是每段椎骨上都结着一块永久的痂。木屐下面是中空的，遇下坡轨道时，矿工们有时会把木屐扣到推车轨道上滑下去。有些矿里，“走矿”太艰苦，所有的矿工都会拄一根两英尺半长的棍子，并把把手下方掏空。在正常地方，你手抓着棍子顶部；在低空地方，你就把手滑进下面的空洞里。这些棍子大有帮助，而木制的安全帽——一项相对较晚的发明——更是上帝的恩典。这安全帽看起来像法国或意大利的钢盔，但是用木髓做成，质量很轻而强度很高，就算你脑袋上狠狠挨上一拳，也不会有任何感觉。或许只在地下待了三小时，走了两英里，等终于回到地面时，你却比在地上走了二十五英里还要累。之后一周，你的大腿都无比僵硬，连下楼都成了艰难的壮举，你不得不用一种特殊的姿势——侧着身体，腿不打弯儿地下去。你的矿工朋友们注意到你走路僵硬的样子，为此取笑你。（“下矿怎么样啊，啊？”等等）然而即使是矿工，长时间没有工作——比如生病了——再回到井下，头几天也会难受不已。
看起来我像是在夸大其词，尽管但凡下过老式矿井（英国的矿井大多是老式的），真的走到煤壁那么远的人不太可能这么说。但我想强调的是：这样爬来爬去是多么可怕，对任何普通人来说本身就是劳累的工作，然而这还根本不算矿工一天的工作，这只是一个附加物，就像城里人每天坐地铁一样。矿工每天都要往返一次，这中间还有七个半小时的残酷工作。我从来没有走到过一英里外的煤壁，而去煤壁经常要走三英里，这是除了矿工以外，我和大部分人根本到不了的。人们总是容易忽略这种问题。当你想到煤矿时，想到的是幽深、燥热、黑暗、在煤壁前挖掘的漆黑人影，你不见得会想到来回爬过的那几英里路。还有时间的问题。矿工一个班上七个半小时，听起来并不太长，但你得加上每天至少一小时的“走矿”时间，经常是两小时，甚至三小时。当然，“走矿”严格来说不算工作，工人们不会为此获得报酬，但这和工作没有两样。人们容易说矿工们不在乎这个。肯定的，这对他们来说和对你我来说不一样。他们从小就在干这个，他们锻炼出了恰当的肌肉，他们可以以惊人的、相当可怕的灵巧在地下来回穿梭。在我只能蹒跚而行的地方，矿工可以低头奔跑，大步流星地穿过。在工作现场，你看到他们四脚着地，绕过根根坑柱，简直像狗一样。但若以为他们乐此不疲那就大错特错了。我跟几十个矿工谈过此事，他们全都承认，“走矿”是个苦差事。不管什么时候，你听到他们自己人讨论矿井时，“走矿”总是热门话题。人们总说，下班比上班走得快，然而矿工们全都说，在一天的辛苦劳作之后，下班尤其令人讨厌。这是他们工作的一部分，他们也担当得起，但这肯定是个苦工。也许，这可以比喻成你每天工作前后都要爬一座小山。
下过两三个矿井后，你就开始对地下的工作流程有所了解了。（顺便一提，我得说我对采矿的技术方面一无所知，我只是描述我眼之所见的情况。）煤矿蕴藏在巨大岩层间的薄薄矿层中，于是挖煤的过程本质上就像从三色冰淇淋里挖出中间层一样。以往，矿工们都是用锄头和铁棍直接砍切煤层——这样效率很低，因为煤未开采时，简直硬如岩石。现在，这种准备工作交给电动切煤机了，大体上来说，它就是一把无比坚硬的强力带锯，水平而非竖直地运行，有着几英寸长、半英寸或一英寸粗的尖牙。它可以自己来回运动，操作员可以使它这样或那样旋转。同时，它会发出我所听过的最可怕的噪音，粉尘飞扬，让人连两三英尺外的地方都无法看清，也几乎无法呼吸。这台机器沿着煤壁运动，切入煤基，往里把五英尺或五英尺半的深处都掏松，有了这个过程之后再在已经掏过的地方挖煤就相对容易了。但是，在“难搞”的地方，还要用炸药来松动煤层。一个人拿着电钻——很像整修街道时用的那种电钻的缩小版——在煤上间隔打孔，塞进火药，用黏土堵住，如果附近有拐角的话，就绕到拐角后躲着（应该退到二十五码外），然后用电流触发爆炸。这不是为了把煤开采出来，只是使它松动。当然，有时爆炸太强，那就不仅会把煤炸出来，而且也会把巷顶炸塌。
爆炸之后，装车工就可以把煤挖出来，打碎，铲到传送带上。一开始块头巨大，可能重达二十吨。传送带把煤投入煤缸，煤缸被运到主干道，架到不停循环的钢缆上，最后拉入笼车。然后煤缸被吊起来，到地面后用筛子过一遍进行分拣，如有必要还会清洗。“渣滓”——也就是页岩——会被尽量用来修筑下面的路。所有不能用的就被运到地面上倒掉。这就出现了庞大的“渣堆”，如同可怕的灰色大山，成为矿区的特色风景。当挖煤挖到机器切割的深度后，工作面就又前进了五英尺，于是架起新的坑柱，撑住新露出来的巷顶。在下一轮班，就把传送带解体，往前移动五英尺重新组装。切割、爆破和挖掘这三道工序尽可能安排在三个不同的班次，下午切割，晚上爆破（法律禁止在有其他人在附近工作时进行爆破，但人们并非次次守法），早班装车，从早上六点持续到下午一点。
即使你目睹了挖煤的过程，很可能也只是看了一小会儿。要在做了一番计算之后，才会认识到装车工们到底在做一项怎样艰巨的任务。正常情况下，每个人要清理一片四五码宽的空间。切煤机破坏了煤层，深入五英尺，这样的话，如果每层高三四英尺，每个人挖出、打碎、装上传送带的煤就有七到十二立方码。这就是说，假设一立方码煤重二十七英担，那么每个人就要以接近一小时两吨的速度挖煤。我对锄头、铲子的经验有限，只能勉强体会这般劳动强度的含义。我在自己的花园里挖沟，如果下午挖了两吨土，就觉得该歇歇了。但比起煤来，土壤算松的，而且我不必在一千英尺深的地下，忍受着令人窒息的炎热跪着工作，每呼吸一口就吞入一把煤尘，我也不用在开始之前匍匐前进一英里。矿工的工作难度之大，对我来说不亚于表演空中飞人，或者在全国越野障碍赛中获奖。我做不了体力劳动者，求求上帝，也永远别让我做，但有些体力劳动，非干不可的话我也能干。我可以做个勉勉强强的扫地工，或者效率低下的园丁，甚至末流的农场工人。但无论多么努力，进行怎样的训练，我也成不了矿工，这工作不出几个星期就能要了我的命。
看着矿工工作，你立刻意识到人们真是生活在不同的世界。这地下挖煤之处，是一个另外的世界，人们很可能一辈子也不会听说，很可能大部分人甚至宁愿不要听说。然而这绝对是我们地上世界不可或缺的对应物。几乎我们所做的每件事，从吃个冰淇淋到横跨大西洋，从烤一条面包到写一部小说，都少不了直接或间接地用到煤。维护和平需要煤，爆发战争就更需要煤。革命时期矿工必须继续工作，不然革命就得暂停，因为革命也好、平叛也好都需要煤。不管地面上发生什么，切煤、挖煤必须一刻不停地继续，或者无论如何，顶多能停一星期。希特勒要踢正步，诗人要互相吹捧，围观板球的人群要在劳德板球场集合，煤就必须源源不断。但总体上我们对此浑然不觉，我们都知道我们“必须有煤”，但我们很少或者从来记不起挖煤是怎么回事。我现在坐在这里，在舒适的煤火前写作。现在四月了，但我仍然离不开火。每隔两个星期，煤车开到门前，煤装在泛着焦油味儿的结实的麻袋里，穿着皮短褂的男人把它搬到屋里来，哐啷哐啷地扔到楼梯下的储煤间里。只有极少的时候，当我特别留意去想象时，才会把这些煤和遥远煤矿里的劳工联系起来。这只是“煤”——一样我必须拥有的物品。不知从哪里神奇地运来的黑乎乎的玩意儿，仿佛神赐之物，只是你要付钱而已。你大可以开一辆车穿越英格兰北部，却一次也想不起你所在的马路之下的几百英尺，矿工们正在挖煤。但某种意义上，正是矿工们驱动着你的汽车。下面那个矿灯照耀的世界对地上这个青天白日的世界而言，就像根系对花朵一样不可或缺。
不久以前，矿中的条件比现在还要差。有一些尚在人世的高龄妇女，年轻时曾在地下干过活，腰上套着枷锁，腿间绑着镣铐，拽着煤缸四脚着地爬行。她们以前怀孕的时候都接着干活。即使现在，如果没有孕妇拽着煤缸爬来爬去就产不出煤，我估计我们也会让她们去干，而不会让我们自己没有煤。但是当然，大多数时候我们宁愿忘记她们做过这样的事。各式各样的体力劳动无不如此，它维持着我们的生活，我们却遗忘了它的存在。或许，矿工可以比其他任何人更好地代表体力劳动者这类人，不仅是因为他们的工作艰苦得夸张，而且是因为它是如此必不可少，而又如此远离我们的生活经验，如此无形无迹，可以说，我们能够像忘记血管里的血液一样忘记它。某种意义上，看到矿工工作甚至是一种耻辱。它让你对自己作为“知识分子”和一般而言的上等人产生了片刻的怀疑。因为你彻底明白了，至少在观看的时候明白了，正是因为矿工们呕心沥血，上等人才能上等得起来。你、我、《泰晤士文增》的编辑、《写给婴儿的马克思主义》的作者以及X同志——我们所有人相对体面的生活都是拜地下那些全身漆黑、满喉煤尘，用钢铁般的手臂和腹部肌肉挥动着铁锹的可怜苦力所赐。
意想不到的矿区待遇
当矿工从矿井里爬到地面时，他们的脸庞是如此苍白，即使在满脸的煤尘下也清晰可辨。这都是他们所呼吸的污浊空气所致，不久就会消退。对刚到矿区的南方人来说，几百名矿工换班时从矿井中鱼贯而出的场面怪异且略带邪气。那疲惫的脸庞上，所有凹陷都附着着煤尘，带着一种激烈、狂野的表情。其他时候，当他们脸上干净的时候，就和普罗大众没有多大区别了。他们走起路来格外昂首挺胸，双肩后张，这是在地下长期弯腰的一个习惯性反应，但大多数人都身材矮小，被不合身的厚衣服掩盖了健美的躯体。他们最显著的特征是鼻子上蓝色的伤疤。每个矿工的鼻子和额头上都有一些蓝色的伤疤，并会一直伴随他们直到死亡。地下空气中弥漫着煤尘，煤尘会进入每一处伤口，然后皮肤长起来就形成了一个蓝色的痕迹，就像纹身一样，实际上也成了纹身。由于这个原因，有些年纪大的男人额头上纵横交错，就像罗克福尔羊乳干酪一样。
矿工们一上地面，马上就会拿点水漱口，把最顽固的煤尘从喉咙和鼻孔里清出来，然后回家，有人洗澡，有人不洗，全凭各人喜好。据我所见，应该说大部分矿工都喜欢先吃饭后洗澡，我若是他们也会这样。常常可以看见一个矿工坐着喝茶，一张脸像克里斯蒂乐团的歌手一样，除了鲜红的嘴唇以外全然漆黑，吃着东西就慢慢干净了。吃完饭后，他取一大盆水，有条不紊地洗起来，先是双手，然后是胸、脖子、腋窝，然后是额头，再是脸和头皮（头皮上灰尘沾得最厚），然后他的妻子拿来毛巾，擦洗他的背。他才洗了上半身，很可能肚脐上仍然有煤尘盘踞，但即使如此，也要讲些技巧，才能仅用一盆水洗到勉强干净的地步。就我自己，我发现下过煤矿后我需要好好洗两次澡才行。光是清掉眼睑里的灰尘就要十分钟的工夫。
一些较大的设施较好的煤矿，矿口处都有浴室。这是个大大的好处，因为矿工不仅可以每天彻彻底底、舒舒服服甚至奢侈地洗个澡，而且浴室里有两个储物柜可以让他分开存放工作服和日常衣物，这样不到二十分钟，他就能从原本黑得跟个黑人一样变成能盛装参加足球比赛的样子。但这样的条件相对只是少数，因为一段煤矿矿层不会永远存在，所以不见得值得打一次矿井就建一座浴室。我无法获得具体的数据，但有矿口浴室的煤矿可能不足三分之一。很可能绝大部分矿工都是一周六天的时间里腰部以下完全漆黑。他们几乎不可能在自己家里彻底地洗个澡。每一滴水都要加热。而且在一间窄小的客厅里，除了厨房炉灶和部分家具，还容纳了一位妻子、几个孩子，很可能还有一只狗，实在没有空间再安插一间像样的浴室了。就算用盆也不行，水必然要溅到家具上。中产阶级人士喜欢说，矿工们就算有条件也不肯好好洗澡，但这是胡说。凡是矿口有浴室的地方，基本所有人都会使用，这个事实就足以说明问题。只有非常年老的人中才残存这样的迷信说法，认为洗了腿会“导致腰痛”。另外，在有矿口浴室的地方，也是要矿工自己出部分或全部费用的，这会从矿工福利基金中扣除。有时煤矿公司会捐款，有时基金承担全部支出。但毫无疑问，即使是当今社会，布赖顿旅馆的老太太们还在说，如果你给那些矿工弄个浴室，他们只会拿来放煤块。
事实上，眼见着矿工除了工作和睡觉以外的时间如此紧张，他们竟还洗澡洗得那么勤，实在出人意料。你要是以为矿工一天的工作时长只有七个半小时，那就大错特错了。七个半小时是实际干活的时间，但是，正如我已经解释过的，还必须要加上“走矿”所花的时间，基本不少于一小时，往往是三小时。此外，大部分矿工还要花大量时间往返矿井。整个工业区住房都十分紧缺，只有在小型矿村，村子环聚矿井周围，才能保证大家都住在工作地点附近。在我待过的大型采矿城镇，几乎所有人都要乘公交车上班，正常情况下每周的车费是半克朗。和我同住的一个矿工上早班，也就是从早上六点到下午一点半。他三点四十五就要起床，下午三点过后才能回家。在我住的另一户人家里，一个十五岁的男孩上晚班。他晚上九点去上班，早上八点才回来，吃早餐，然后马上上床睡觉，一直到晚上六点，所以他每天的闲暇时间大约四小时，如果去掉洗衣、吃饭、穿衣等时间，实际上还要少得多。
当矿工从一个班次换到另一个班次时，他们一家人都得进行极为麻烦的调整。如果他上晚班，就在早餐时间到家，上早班就在下午两三点到家，而上下午班就会在半夜到家。在每种情况中，他都想一回家就能马上吃上当天最主要的一顿饭。我注意到，W.R.英牧师在他的著作《英格兰》一书中，指责矿工犯暴食之罪。以我个人的观察而言，他们的食量小得惊人。与我同住的矿工中，大部分都比我吃得略少些。他们很多人都说，如果事先吃饭吃得太多，就没法做当天的工作了，而他们随身携带的食物也只是一点零食，通常是面包配牛油和冷茶。他们把食物装在一个名为“扣罐”的扁平锡盒中，挂在腰带上。矿工晚上回来时，会有妻子等着他，但他早上上早班时，似乎就得自己解决早餐。显然，认为上早班前见到女人会招厄运的古老迷信还没有完全消失。据说，以前矿工大早上碰巧见了女人，常常就会转身返回，那天不工作。
在我来到煤矿地区之前，我也怀有广泛的错误观念，以为矿工相对而言报酬丰厚。人们听到那些不准确的消息说，矿工上一个班能拿十或十一先令，于是简单一乘，就得出结论，每个矿工一周大约能挣三英镑，或者一年一百五十英镑。但矿工上一个班拿十或十一先令的说法是非常具有误导性的。首先，只有真正的“挖煤工”的收入才能达到这个水平；“计日工”，例如处理巷顶的按天计算工资的工人，收入就低一些，通常是一个班八九先令。其次，在很多煤矿，“挖煤工”的工资是计件的，按挖出来一吨多少钱算，这时，矿工工资就取决于煤的质量。如果机器出了故障或者出了“差错”——也就是煤层里混进了一段岩石——就可能让他一天或者一连两天的辛苦打水漂。而且不管怎样，不该认为矿工能一周六天、一年五十二周地工作。几乎可以肯定地说，有些日子他会“下岗”。1934年，无论男女老幼，大不列颠所有矿工一个班的平均收入是九先令一又四分之三便士（数据来自1935年《煤矿年鉴及煤矿业名录》）。如果所有人都一直有工作，那就意味着矿工每年的收入略多于一百四十二英镑，或者接近于每周两英镑十五先令。但是，他的真实收入，远远低于这个数字，因为九先令一又四分之三便士只是实际工作班次的平均计算结果，没有考虑空白天数。
我面前有1936年初非连续的五个星期的五张工资条，是约克郡一位矿工的。平均下来，它们代表的总体周工资为两英镑十五先令两便士，平均每班接近九先令二又二分之一便士。但这是冬天的工资条，这时候几乎所有的煤矿都在全力运转。春天来临，煤矿业随之衰落，越来越多的人“暂时停工”，其他名义上仍算在职的工人也会每周下岗一两天。显而易见，一百五十英镑，甚至一百四十二英镑都是对煤矿工人年收入的大大高估。实际上，1934年，整个大不列颠所有矿工的平均总收入只有一百一十五英镑十一先令六便士。这个数字在不同地区差别很大，在苏格兰高达一百三十三英镑两先令八便士，而在达勒姆则略低于一百零五英镑，或者说一周只有两英镑左右。这些数据来自约克郡巴恩斯利市市长约瑟夫·琼斯先生所著的《煤篓》。琼斯先生补充道：
这些数据涵盖了少年人和成年人、高收入和低收入等不同层次……所有畸高收入都包含在这些数据中，某些官员和其他高收入者，以及加班获得的较高报酬也都包括进来。
这些数据，作为平均数据，无法……展现成千上万成年工人的处境，他们的收入大大低于平均水平，每周仅获得三十到四十先令，甚至更少。
斜体为琼斯先生所加。但请注意，即使这样微薄的收入也是整体收入。在此之上，对矿工每周的工资还要进行各类扣减。
其中的某些扣减，例如慈善基金和工会费，可以说是矿工本身的责任，其他则是煤矿公司强加其上的，在不同地区数额不同。例如，让矿工付灯具租赁费（一周六先令，一年下来够他买几盏灯了）就是邪恶的骗局，有些地方并不收取。但扣除的总额似乎总是差不多。在约克郡矿工的那五张工资单上，平均每周的总收入为两英镑十五先令两便士；去掉各项扣减后，平均的净收入只有两英镑十一先令四便士——每周减少了三先令十便士。但是自然，工资单上只会包括由煤矿公司扣除或通过煤矿公司代缴的那部分扣减；另外再加上工会费，总的扣减就不止四先令。大概可以说，这样或那样的扣减从每位成人矿工的周工资中扣除了四先令左右。因此，1934年，整个大不列颠矿工的平均收入为一百一十五英镑十一先令六便士，实际应该接近一百零五英镑。对此，多数矿工获得了某种补助，能够以优惠价购买自用煤，通常为八九先令一吨。但根据前面引用的琼斯先生所说的话，全国总体而言，以货代款发放的全部补助，平均价值仅有每天四便士。而很多情况下，每天的这四便士也被矿工往返矿井的交通费抵销了。因此，就煤矿业整体而言，矿工每周可以真正拿回家算作自己的钱的金额不超过也许还略少于两英镑。
同时，矿工平均生产多少煤呢？
尽管增长缓慢，但煤矿业平均每名雇员的年产煤量一直在稳步攀升。1914年，每位矿工平均生产二百五十三吨煤，1934年为二百八十吨（《煤篓》《煤矿年鉴及煤矿业名录》给出的数据略高一些）。这当然是各类工种全部矿工的平均数据，那些真正在工作面干活的工人挖出的煤量要远远高于这个数字——很可能很多情况下，每人远超一千吨。但就算拿二百八十吨作为代表数据也值得注意，这是一项多么巨大的成就。将矿工的生活和其他人的生活比较一番，就可以深刻理解这一点。如果我活到六十岁，大概能写出三十本小说，足以塞满两层中等大小的图书馆书架。同样的时间里，一名普通的矿工产出了八千四百吨煤，足以将特拉法尔加广场铺上两英尺厚，或是供应七户大家庭一百多年的燃料所需。
在我上文提到的五张工资单上，有三张以上盖了“死亡扣减”字样的橡皮章。矿工若出现因工死亡，通常其他矿工要派份子给死者遗孀，一般为每人一先令，这个钱由煤矿公司收取，自动从他们的工资中扣除。这里有个重要细节是这个橡皮章。与其他行业相比，矿工的事故率非常之高，伤亡已经成了理所当然的事，简直赶得上一场小型战争。矿工每年的死亡率达九百分之一，工伤率达六分之一，当然，大多数伤都是皮肉伤，但日积月累会导致彻底残废。这意味着，如果矿工的工作年限为四十年，他能逃过工伤的概率为八分之一，直接致死的概率差不多是二十一分之一。没有哪个行业危险性如此之高，其次危险的就是造船业，水手每年的死亡率略大于一千三百分之一。当然，我所给的数据是针对煤矿工人整体的，对于那些真正在地下工作的工人，受伤的概率会大大增加。和我交谈过的每一位老资格矿工，都是要么亲身经历过十分严重的事故，要么目睹过同伴的死亡。在每一个煤矿之家，他们都会告诉你父亲、兄弟、叔伯因工死亡的故事。（“他的尸身散落了七百英尺，要不是他穿着一件崭新的油布西装，他们甚至没法收齐尸体碎片。”等等等等）有些故事令人毛骨悚然。例如，一个矿工向我讲述他的一个同伴，一个“计日工”被掉落的岩石活埋了。他们冲向他，把他的头和肩挖掘出来从而让他呼吸，他还活着，能跟他们说话。然后他们发现巷顶又在往下掉，于是跑开逃命，“计日工”被第二次活埋。他们又一次冲向他，解放了他的头和肩，他还活着，能跟他们说话。然后巷顶第三次坠落，这一次他们一连几小时都没法把他挖出来，后来，他死了。但跟我说这个故事的矿工并不觉得这有多么恐怖。（他自己也有一次被活埋过，但他很幸运，把自己的头夹在**，于是有了一小片可以呼吸的空间）对他来说，整个故事的要义在于，那个“计日工”万分清楚，他工作的地方并不安全，每天上班都准备着会发生事故。“这对他影响很大，都到了必须亲吻妻子之后才去上班的地步。她后来告诉我，他已经二十年没吻过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