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容易理解的事故原因是瓦斯爆炸。矿井中总是存在多多少少的瓦斯。有一种专用灯可以检测空气中的瓦斯含量，如果含量极高，普通戴维安全灯的蓝色火焰就能检测出来。如果把灯芯拉到最长，火焰仍然呈蓝色，就说明瓦斯含量高得危险。然而，这并不容易检测，因为瓦斯并不会在整个空气中平均分布，而是聚集在细缝裂隙中。在开工之前，矿工常常把灯向各个角落探照一遍，检测瓦斯。爆破行动中的一个火星，锄头触击岩石的一个火花都能触发瓦斯爆炸，哪怕是一盏不合格的灯。有时候的“自然发火”——在煤层里“闷烧”的自燃火，都极难扑灭。不时发生，导致数百人遇难的严重矿难，通常都是由爆炸引起的，因此人们往往以为爆炸就是采矿的主要危险。实际上，绝大部分事故都是由矿井中习以为常的危险引起的，尤其是巷顶坠落。例如“涡坑”——岩壁上出现圆洞，大得足以杀人的石块以子弹般的速度激射而出。只有一个例外。与我交谈过的矿工全都宣称，新型机械以及一般的“加速工具”都增加了工作的危险性。这种看法或许部分是由于保守主义，但矿工们给出了大量理由。首先，现在的挖煤速度过快，意味着一连几小时的时间里一段危险的巨大巷顶没有支撑；然后还有震动，容易把所有东西都震松；还有噪音，会使人更难察觉危险的信号。要记住，矿工在地下的安全大大依赖于他自己的谨慎和技巧。所有富有经验的矿工都声称能够凭借一种直觉知道巷顶不安全。按他的话说，是他“能感觉到自己身上有压力”。比如，他能听见轻微的坑柱开裂声。木柱仍然比铁梁广受欢迎的原因在于，木柱将塌时会喀喀开裂令人警觉，铁梁则会毫无预兆地飞出去。机器铺天盖地的噪音让人什么都听不见，因此增加了危险性。
矿工受伤后当然不可能马上得到救助。他要在千钧巨石之下、地底狭缝之中躺着，就算解救出来之后，也许还必须在根本站不直的巷道里，把他的身体拖动一英里或者更远。和曾经受过伤的人谈谈，你就会发现，通常要过好几个小时，他们才能把他弄到地面上。当然，笼车有时也会出事故。笼车能以高速列车的速度迅疾升降几码的距离，并且是由地面上的人操作，操作者根本看不见是什么情况，只是利用非常精妙的指示器来判断笼车走了多远，但他可能会出错，曾有过笼车以最大速度撞向矿井井底的情况。在我看来，这是一种痛苦的死法。因为当那个小小的钢铁盒子嗖嗖穿过黑暗时，一定有一刻，锁在里面的十个人明白过来出了问题，他们被撞得粉身碎骨之前的那几秒简直让人不忍想象。一个矿工告诉我，有一次他就在一个出了问题的笼车里。它该减速的时候没减速，他们以为肯定是钢缆断了。没想到，他们安全下到了井底。但当他走出来时，发现自己断了一颗牙；原来他一直紧咬牙关，等待着那可怕的撞击。
若不发生事故，矿工们还是挺健康的，他们也没法不健康，想想他们得付出多少体力劳动。他们容易患风湿，在那灰尘漫天的空气里撑不了多久就要得肺病，但最具特征性的行业病是眼球震颤。这是一种眼科疾病，当眼睛靠近灯光时，眼球会奇怪地震颤，想必这是在半黑暗环境中工作所致，有时会导致完全失明。煤矿公司会对因此或因其他原因致残的矿工给予赔偿，有时是一次结清，有时是每周给抚恤金。这项抚恤金从不超过每周二十九先令。如果低于十五先令，残疾人可以另外获得一些失业救济金和公共援助。如果我是残疾矿工，我会大大倾向于一次结清，因为这样一来，无论如何，我可以确保拿到钱。残疾抚恤金没有受到任何中央基金的保障，所以一旦煤矿公司破产，残疾矿工的抚恤金也就到此为止了，尽管他还算是债权人。
我在威根和一位患有眼球震颤的矿工住过一段时间。他能看到房间那头，但再远就不太行了。过去九个月，他一直领着每周二十九先令的抚恤金，但现在煤矿公司在考虑把他划入每周十四先令的“部分抚恤金”范畴。这完全取决于医生是否会判定他适合做“地上”的轻松工作。不用说，即使医生让他通过，那也没有轻松工作可做，但那样他就可以领取失业救济金，公司也可以省下每周的十五先令。看着这个男人去煤矿公司领取赔偿金，我猛然意识到地位仍然能造成天壤之别。这个男人干的是所有工作中最有用的，为此成了半个盲人。如果人真的有权利可言的话，那他有着无可争议的权利去领取他的救济金。但可以说，他无法要求这份救济金——比如说，他无法在自己愿意的时间以自己愿意的方式来领取。他必须在煤矿公司规定的时间，每周去一次公司，等他去了那里，他要在寒风中等上几个小时。就我所知，他还应该对给他钱的人脱帽敬礼，表示感激。可无论如何，他都得浪费一个下午，花六便士的公交车费。而对于一个资产阶级的人——即使是像我这种底层资产阶级的人——情况都是大不一样的。尽管我挣扎在温饱边缘，但我的资产阶级地位还是附带了一些必然的权利。我挣得不比矿工多，但我的工资至少是以一种绅士的方式打进我的银行账户里，任我随心所欲地取用。而即使我的账户见底了，银行的人也还是客客气气的。
这琐碎的不便与侮辱、默默的等待、事事要由着他人的方便，在工人阶级的生活中是与生俱来的。无数种力量不断打压着工人，把他逼成一个被动角色。他做不了主宰，他要受人宰割。他觉得自己是神秘权威的奴隶，坚信“他们”绝不会允许他做这做那做别的。我以前摘啤酒花的时候，问过汗流浃背的摘花工人（他们每小时挣六便士以下），他们为什么不组织一个工会。他们马上回答说“他们”绝不会允许。“他们”是谁？我问。似乎没人知道，但显然“他们”是无处不在的。
资产阶级出身的人一生中都认定，在合理的范围内能获得自己想要的东西。因此，面对压力，往往“文化人”会挺身而出。他们并不比其他人更有天赋，而且这种“文化”本身通常百无一用，但他们习惯了一定程度的尊重，因此有脸发号施令。似乎不管何时何地，想当然就该他们挺身而出。在利沙加勒的《公社史》中，有一篇有趣的文章，描述了公社遭到镇压后发生的枪决。当局要枪决罪魁祸首，由于他们不知道罪魁祸首究竟是谁，他们就按照上等阶级者为祸首的原则来挑。一位军官走过一列囚犯，挑出那些看起来可能是的。一个人因为戴手表被枪决了，另一个因为“长了一张聪明的脸”被枪决。我并不想因为长了聪明的脸就被枪决，但我确实同意，几乎所有的暴动中，带头者往往是说话带H音的人。
拥挤的房子与大篷车
穿行于工业城镇之间，你会迷失在小砖房的迷宫中。泥泞的小巷和煤渣小院毫无章法地拼在一起，院里是恶臭的垃圾箱、一排排肮脏的水池和残破的厕所。砖房被煤烟熏得乌黑，在这一片杂乱之中溃烂。这些房屋的内部结构总是大同小异，只是房间数量从二到五不等。它们全都有一间几乎一模一样的客厅，十或十五英尺见方，带开放式炉灶，大一点的还有一个厨具间，小些的水池和锅碗都在客厅里。屋后有个院子，或是几户人家共享的一个院子的一部分，刚够容纳垃圾箱和厕所。没有一家装热水。我想，你在矿工聚居的街道上真的走上几百英里，也找不到一所能洗澡的房子，尽管每位矿工有工作时每天下班回家从头到脚全是黑的。从厨房炉灶引水装一个热水系统应该相当容易，但建造者没有装，好在每套房子上省下大约十英镑，而且在建这些房子的年代，没人会认为矿工想洗澡。
因为需要注意的是，大部分房子都很老，至少有五六十年的历史了，其中很多按照普通标准已经完全不适于人类居住。它们还能租得出去，仅仅是因为没有其他房子可租。这就是工业区住房的核心问题：不在于这些房子窄小丑陋，不卫生不舒适，也不在于它们地处脏得不像话的贫民区，散布在废气冲天的铸造厂和恶臭难当的运河旁，紧邻冒着硫黄烟气的炉渣堆——尽管这些都是如假包换的事实——而仅仅在于没有足够的房子可住。
“房屋紧缺”这个词在战后广为流传，但对于任何每周收入超过十英镑的人，甚至就此地而言五英镑即可，它没有多少意义。租金高昂的地方，难的不是找房子，而是找租户。沿着梅费尔随便哪条街走一走，半数窗户上都能看见“出租”的牌子。但是在工业区，仅是觅得一处住房就很不容易，这正是加剧贫困的首恶之一。这意味着人们能够忍受任何事——任何旮旯儿里的贫民窟，任何虫蚁的侵扰、腐烂的地板、龟裂的墙壁，任何狮子大开口的吝啬房东和趁火打劫的中介——仅仅为了头顶能有个屋檐遮挡。我进过一些恐怖的房子，哪怕你付钱给我我也不肯住上一星期的房子，却发现租户们已经在那儿住了二三十年，唯愿自己能有幸死在那里。一般来说，这种环境条件被视为理所当然，尽管也有例外。有些人几乎没有意识到世上还有体面的房子这种东西存在，他们把虫蚁和破漏的屋顶视为上帝的旨意；另一些人怨毒地痛骂房东，但所有人都拼命想保住他们的房子，生怕更坏的厄运降临。只要房屋紧缺的状况继续，当地政府就无法有多大作为，改善现有住房的居住条件。他们可以判一所房子为危房，但在租户没有别的房子可去之前，他们不能下令将它拆除。于是危房仍然屹立，且因被判为危房而更加糟糕：既然房子迟早会被拆毁，房东自然不愿多在上面花钱，能免则免。例如，在威根这样的城镇，有两千多所房子已经被判危房好几年了，却还挺立着，只要稍微有点另造新房来代替的希望，整片整片的区域都会被一股脑儿地判为危房。利兹和谢菲尔德那样的镇上，有成千上万“背靠背”的房子，全都是该判危房的类型，但还会挺立数十年。
我查看过不同矿区城乡中的大量房屋，记录了它们的核心要点。我想，从我的笔记中随机摘取几处，就能充分说明这些房屋是什么条件。这些都是简短的笔记，我稍后会给出必要的解释。下面几条是从威根的笔记上摘抄的：
1.沃盖特片区的房子。后堵死类型。一上一下。客厅为十二英尺乘以十英尺大小，楼上房间一样。楼梯下的凹室五英尺见方，用作食品间、厨具间、储煤间。窗户能打开。距离厕所五十码。租金四先令九便士，税两先令六便士，共计七先令三便士。
2.附近的另一户。大小同上，但楼梯下没有凹室，只有两英尺深的一个缺口，放了水池——没有地方做食品间等。租金三先令两便士，税两先令，共计五先令两便士。
3.斯科尔斯片区的房子。危房。一上一下。房间十五英尺见方。水池和锅碗在客厅里，楼梯下有储煤间。地板下陷。窗户都打不开。房子还算干燥。房东挺好。租金三先令八便士。税两先令六便士，共计六先令两便士。
4.附近的另一户。两上两下，加储煤间。墙壁严重开裂。楼上大量渗水。地板倾斜。楼下窗户打不开。房东不好。租金六先令，税三先令六便士，共计九先令六便士。
5.格里诺行的房子。一上两下。客厅十三英尺乘以八英尺。墙壁开裂渗水。后窗打不开，前窗能开。十口之家，八个年龄相近的孩子。因过于拥挤，市政部门试图将他们驱逐出去，但找不到别的房子给他们住。房东不好。租金四先令，地方税两先令三便士，共计六先令三便士。
威根的情况就到此为止。同样情形的我还记了好几页。下面是谢菲尔德的一户，谢菲尔德成千上万所“背靠背”房屋中的一个典型：
托马斯街上的房子。背靠背，两上一下（即一栋三层小楼，每层一间房）。下面有地窖。客厅十四英尺乘以十英尺，上面的房间一样。水池在客厅。顶楼没有门，直通楼梯。客厅的墙壁略潮，顶层墙壁龟裂，四面湿漉漉地渗水。房内十分黑暗，全天需要点灯。每天电费估计六先令（很可能估高了）。六口之家，父母二人和孩子四个。丈夫（有公共援助）患有肺结核。一个孩子住院，其他人看似健康。在这个房子里租住了七年。想搬，但找不到别的房子。房租六先令六便士，含税。
下面是巴恩斯利的一两条：
1.沃特利街上的房子。两上一下。客厅十二英尺乘以十英尺。水池锅碗都在客厅，楼梯下有储煤间。水池几乎被磨平了，不停漫水。墙壁不太坚固。投币式煤气灯。房内很黑，煤气灯估计一天花费四便士。楼上的房间实际是一大间隔成的两小间。墙壁非常糟糕——里间的墙壁贯穿开裂。窗框粉碎，需要用木头填充。几处漏雨。下水道从房屋地下经过，夏天发臭，但市政部门说他们也无能为力。六口之家，两个成人，四个孩子，最大的十五岁。第三个孩子要上医院——怀疑患肺结核。屋内有虫蚁为患。房租五先令三便士，含税。
2.皮尔街上的房子。背靠背，两上两下，有大地窖。客厅高空，呈方形，带锅碗和水池。楼下的另一个房间大小一样，可能本来设计做客厅之用，但被用作卧室了。楼上的房间和楼下的一样大。客厅很黑。煤气灯估计一天花费四又二分之一先令。距离厕所七十码。屋里八个人睡四张床——两位老父母，两个成年女孩（最大的二十七岁），一个青年，三个孩子。父母睡一张床，大儿子另睡一张，其余五个人共用另外两张。虫蚁猖獗——“天热的时候根本压不住。”楼下的房间脏得无法形容，楼上房间的气味几乎令人无法忍受。房租五先令七又二分之一便士，含税。
3.马泊苇（巴恩斯利附近的小矿村）的房子。两上一下。客厅十四英尺乘以十三英尺。客厅恶臭。墙上石膏开裂脱落。炉灶上没有橱架。煤气轻微泄漏。楼上房间每间十英尺乘以八英尺。四张床（六个人睡，全都是成年人），但有一张床“没用”，估计是因为缺铺盖。靠近楼梯的房间没有门，楼梯没有栏杆，所以你早上一下床，脚就悬在空中了，可能从十英尺之高一下摔到石板上。严重干腐，都能透过地板看到下面的房间。有虫蚁，但是“我用洗羊的消毒水压着的”。一条土路经过三户农舍，像个淤泥堆，据说冬天几乎无法通行。花园两头有石头垒的厕所，已经残破。租户已经在这房子里住了二十二年，拖欠了十一英镑的房租，每周多付一先令还款。房东现在不肯这样了，已经起诉要求停租。房租五先令，含税。
还有等等等等不胜枚举。这样的例子我还能举出好几十个——只要有谁愿意到工业区里挨家挨户走访一番，可以举出成千上万。另外，我用的一些表达需要解释一下。“一上一下”是指每层有一个房间，即一栋两个房间的房子。“背靠背”的房子是指两栋连在一起的房子，房子两面各是一户人家的大门，因此你如果走过一排看似有十二栋房子的地方，实际上看到的不是十二户而是二十四户。前面的房子临街，后面的靠院，每栋房子只有一个出口。这样的效果显而易见。厕所在后面的院子里，所以如果住在临街的一面，你上厕所或者丢垃圾就要走出大门，走到街区那头绕一圈——可能有长达两百码的距离；另一方面，如果住在后面，你往外眺望就只能看见一排厕所。还有一种房子叫作“后堵死”类型，是独栋房，但建造者没有装后门——显然纯粹是为了使坏。窗户打不开是古老矿镇的一大特色。其中有些城镇被古代工事破坏了地基，于是地面不断下陷，上面的房子就向一边倾斜。在威根，你能看到整排整排的房子都歪得吓人，窗户偏离水平线达十到二十度角。有时候正面墙壁向前鼓出，看起来就像房子怀了七个月的身孕似的。墙面可以重修，但是新修的墙面很快又开始鼓起。如果房子陡然下陷，窗户就永远卡住了，门也需要改装。这在当地完全不足为奇。有个故事说，一个矿工下班回家，发现只能用斧子劈了前门才能进得了屋，叫人觉得好笑。有些事例中我记了“房东好”或者“房东不好”，是因为贫民窟的居民对房东褒贬不一。我发现——或许有人已经料到了——小房东一般是最糟糕的。这话说来反常，但其中自有道理。想象中，最恶劣的贫民窟房东是个胖乎乎的恶棍形象，大概是个主教，靠高昂的房租榨取暴利。实际上，这是一个贫穷的老妇，将自己毕生的积蓄都投到三间贫民窟的房子上，自己住一间，打算靠另外两间的房租过活——因此，从来没钱维修。
但仅仅是这样的笔记，也只对我自己备忘有价值。对我来说，每当我读到这些笔记，就会回想起我所见到的场景，但仅凭笔记本身并不足以表现那些可怕的北方贫民窟条件如何。语言是多么乏力的东西。像“屋顶漏雨”和“八个人睡四张床”这样简短的词句又有何作用？这不过是你眼睛一瞟而过，却什么也没记住的东西。然而其中包含了多么深重的苦难！就拿过于拥挤的问题为例。八个乃至十个人住在三间房的小房子里的情况司空见惯。其中一间是客厅，可能十二英尺见方，除了炉灶和水池，还放了一张桌子、几把椅子、一个碗柜，连张床也放不下。所以这八到十个人就睡在两间小房间里，很可能最多只有四张床。如果其中有成年人，要去上班，就更糟糕了。我记得，有一户人家里，三个成年姑娘共睡一张床，都在不同的时间上班，每个人起床或进门时都会打扰到另外两个；另一户人家，一个年轻矿工上晚班，白天在一张窄窄的**睡觉，家里另一个人就晚上来这张**睡。孩子们大了就越发麻烦，因为你没法让少年男女同睡一张床。我去过一户人家，家里有爸爸妈妈、一个儿子和一个十七岁左右的女儿，一家人只有两张床。爸爸和儿子一起睡，妈妈和女儿一起睡，这是唯一能消除**危险的安排。然后还有屋顶漏雨、墙壁渗水的苦处，在冬天简直能让房子住不得。然后还有虫蚁。虫蚁一旦进了房子，就会一直待到世界末日，没有什么万无一失的办法能将它们根除。然后还有窗户打不开的问题。夏天，饭都在一间狭小、憋闷的客厅里做，火差不多得一直烧着，不用我说这意味着什么吧。背靠背的房子还有特别的难处。距离厕所和垃圾桶五十码其实于事无补。在临街的房子里——只要是市政不管的小巷子——女人们习惯了把垃圾往门外扔，这样一来，排水沟里总是散落着茶叶和面包屑。还有一点值得考虑的是，对一个孩子来说，在一个目之所及只有一排厕所和墙壁的陋巷中长大，是什么样子。
在这样的地方，女人只是在无穷无尽的劳作中浑浑噩噩地干着苦差的可怜苦役。她或许能坚持自己昂扬的精神，但她无法坚持自己对干净整洁的标准。总有事情要干，没点空闲，简直真的连喘口气的时候都没有。刚刚给一个孩子洗完脸，另一个又脏了；你还没洗好上一顿饭吃下来的碗盘，下一顿饭又该做了。我发现我去过的各家房子大不相同。有些在这样的条件下算是够体面的了，有些却骇人听闻，我都根本不指望能完全形容出来。首先，最明显最要命的事情，那个气味就说不出来。还有那种肮脏和混乱！这里一满桶肮脏的污水，那里一满盆没洗的碗盘，所有犄角旮旯里都堆着盘子，到处都散落着撕烂的报纸，中间总是那同样的可怕的桌子——盖着黏糊糊的油布，挤满锅碗瓢盆、补到一半的长筒袜、陈旧的面包片、油腻腻的报纸包裹着的几块奶酪！狭小的房间里拥挤不堪，从一边到另一边简直是在件件家具之间的复杂航程，每动一下，都会有一溜儿湿淋淋的浣洗衣物扑面而来，孩子们聚在脚下像一朵朵蘑菇！有一些场景在我记忆中印象深刻、格外鲜明。在一座小小的矿村里，一户农舍中，算得上是家徒四壁，全家老小都没了工作，人人饥肠辘辘。有成年儿女的大家庭盲目添丁，所有人都像一个模子刻出来的，红色的头发，宽大的骨架，被营养不良和无所事事毁掉的扭曲的面孔。一个高个子的儿子坐在火炉旁，神游物外，连陌生人进门也没注意，慢慢地脱下一只黏糊糊的袜子，露出一只光脚丫。威根一间可怕的房子，所有的家具都像是用包装箱和木桶条做成的，就算这样也快散架了。一位老妇脖子乌黑，乱发低垂，用带有兰开夏色彩的爱尔兰口音痛骂她的房东；她年过九旬的老母，隐没在背景里，坐在给她做便桶用的木桶上，用蜡黄而呆滞的脸庞神色空茫地看着我们。类似的记忆我可以写上好几页。
当然，有时候这些人家的脏乱是他们自己的问题。就算你住在一栋背靠背的房子里，有四个孩子，总收入三十二便士，每周从公援委领六便士，也不见得非要让没倒的便壶遍布客厅。但同样确定的是，他们的环境激发不了自尊心。决定性因素很可能是孩子的数量。我见过的家里保持得最好的是没有孩子，或者只有两三个孩子的人家。比如说在三间房的房子里有六个孩子，那就完全不可能保持任何整洁。非常明显的一件事是，楼下从来不是最脏的。你就算到过几栋房子，就算去的是最穷的失业者家里，也可能形成错误的印象。你可能以为，这些人家具和锅碗瓢盆都还有不少，也不算多么困窘。但贫穷的丑恶要在楼上的房间才会真正显现。究竟是因为好面子，人们才尽量保持客厅里有家具，还是因为寝具更好典当，我不知道。但可以肯定的是，我见过的很多卧室都是恐怖之地。对于连续失业好几年的人，只能说如果还能有全套的被褥简直就是异数。常常根本就没有能称得上被褥的东西——只是一堆历史悠久的大衣和乱七八糟的破布堆在锈迹斑斑的铁床架上。这样一来，拥挤问题更加严重。我知道的一个四口之家，父母二人和两个孩子，有两张床却只能用一张，因为另一张床没有被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