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知道最严重的房屋紧缺是何效果，就去看看很多北方城镇里大量存在的可怕的大篷车屋。战后以来，由于完全无房可住，部分人过量拥入了本该作为临时住所的固定大篷车。比如，威根约八万五千人口，有大约二百个大篷车屋，每个住一户人家——或许总共接近一千人。整个工业地区这种大篷车居民共有多少，实在难以精确统计。当地政府对此不闻不问，1931年的人口普查报告似乎打算忽略他们。但根据我的调查发现，在兰开夏郡和约克郡，或许还有更北边的一些地方，大部分较大的城镇里都有他们的身影。整个英格兰北部，很可能有好几千或许好几万这样的家庭（而非个人），除了一个固定大篷车外无家可归。
但“大篷车”这个词很有误导性。它唤起一幅惬意的吉卜赛式露营（当然是在天气晴朗的时候）的图景，烧着熊熊的柴火，孩子们采摘黑莓，五颜六色的衣物晾在绳子上迎风飞舞。威根和谢菲尔德的大篷车所在之地可不是这样。我见过几个，认真仔细地考察了威根的大篷车，除了在远东，我从没见过这般脏乱的。我一见到它们，就马上想起了曾经见过的住在缅甸的印度苦力所住的肮脏猪圈。但实际上，东方也绝没有这般糟糕，因为在东方，你不用忍受我们这儿的潮湿刺骨的寒冷，阳光也可以杀菌。
威根脏臭的运河两岸，有很多处荒地，大篷车就像从桶里倒出来的垃圾一样被扔在这里。其中有些确实是吉卜赛人的篷车，但都是非常老旧、年久失修的那些。大部分是老式的单层巴士（十年前那种小巴士），卸了轮子，用木桩撑起来。有些仅仅是马车车厢，顶上架着半圆的板条，扯上帆布，所以车里的人和外面的空气只有一张帆布之隔。里面的空间通常大约为五英尺宽，六英尺高（在哪一个里面我都站不太直），六到十五英尺长。我估计有些只住一个人，但我见过的都至少住了两人，有些还住了一大家子。例如，有一个长约十四英尺的篷车里，住了七口人——大约四百五十立方英尺的空间里住着七口人。也就是说，每个人全部的生活空间比一个公厕的隔间还要小得多。这种地方的脏乱拥挤，除非亲眼见到，尤其用鼻子闻到，否则无法想象。每间车厢都有一个小小的农舍小灶和塞得进去的各种家具——有时是两张床，大多数时候是一张，然后一家人就竭尽全力挤在一起睡。睡在地板上简直是不可能的，因为潮气会从下面渗上来。我见过早上十一点还湿淋淋的坐垫。冬天天太冷，灶上必须夜以继日地烧火。窗户，不必说，从来也不开。水是从整个住地公用的一个给水栓上打出来的，有些篷车住民每打一桶水都要走上一百五十到两百码。根本没有排污设备。大多数人就在自己篷车周围的小空地上搭一个小棚屋作为厕所，每周挖一个深坑用来填埋粪便。我在这些地方见过的所有人，尤其是孩子，都脏得无法形容，而且我毫不怀疑，他们还长了虱子。他们不可能不长。当我从一个篷车走到另一个篷车时，心头萦绕不去的想法是：在那些拥挤的车内，要是有人死了会怎么样？但是当然，这样的问题不太好问。
有些人已经在篷车里住了很多年。理论上，市政正在清理篷车住地，将其中居民迁出，转入房屋，但由于房子没建成，篷车还继续存在。我谈过话的大多数人已经放弃了重新获得一个体面住所的想法。他们全都失业了，工作和房子对他们而言是同样遥不可及的。有些人似乎无所谓，有些人则十分清楚他们的生活是何等悲惨。有一个女人的面容在我的脑海里挥之不去，一张沧桑的骷髅般的脸庞，神情透露出无法忍受的悲惨和堕落。我想，我脏污缠身时会有什么样的感受，她在那样可怕的猪圈里，竭力保持着自己一大群孩子的干净，就会有什么样的感受。必须牢记，这些人并不是吉卜赛人，他们是体面的英格兰人，除了出生于此的孩子们，都曾有过自己的家园。更何况，他们的篷车还远远比不上吉卜赛人的篷车，没有可移动的巨大优势。毋庸置疑，仍然有些中产阶级人士认为下等人不会介意这种事情，若是乘火车碰巧路过一片篷车住地，会马上以为这些人是主动选择住在那儿的。我现在从不与这样的人争论。但值得注意的是，篷车住民住在那里也省不下钱来，因为他们要交跟住房子一样的房租。我没听说过低于一周五先令的房租（二百立方英尺的空间要收五先令），甚至有租金高达十先令的情况。肯定有人靠这些篷车赚得盆满钵满！但是显然，篷车之所以继续存在，就是因为房屋紧缺，而并非因为贫穷。
有一次和一位矿工谈话时，我问他，在他那个地区房屋紧缺是从什么时候严重起来的，他回答说：“是从我们听说这回事的时候。”意思是，直到最近，人们的生活水平还是极低，他们几乎把任何程度的拥挤都视作理所当然的。他补充说，在他小时候，他们一家十一口都睡在一间房里，也没觉得什么，后来，他长大成人，和老婆住在一栋老式的背靠背房子里，不仅要走上几百码才能到厕所，而且常常到了那儿还要排队，因为有三十六个人共用厕所。当他老婆重病缠身时，她还得走那两百码去上厕所，最后一命呜呼了。他说这就是在“听说这回事”之前人们甘于忍受的事情。
我不知道这是不是真的。能肯定的是，现在没人能忍受十一个人共睡一屋了，而且就连收入小康的人们也隐隐被“贫民窟”的想法困扰，因此有了战后我们不时听说的关于“安置新居”和“清理贫民窟”的声音。主教、政客、慈善家等等，都道貌岸然地谈论着“清理贫民窟”，因为他们可以借此转移注意力，逃避更严重的罪恶，假装废除了贫民窟就废除了贫穷。但所有主张，全都收效甚微。目前来看，比起十几年前，拥挤毫无改善，或许还略有恶化。不同城镇解决住房问题的速度实在相差甚远。在有些城镇，房屋建造近乎原地踏步；在另一些城镇则进展迅速，个人房东就快没了生意。例如，利物浦已经大面积重建，主要都是市政的功劳。谢菲尔德也在拆旧建新，速度飞快，不过考虑到那里贫民窟无与伦比的脏乱，或许还不够快。
为什么安置新居总体上进展如此缓慢，为什么有些城镇借款建房会比其他城镇容易得多，我不知道。这些问题有待比我更了解当地政府运作的人来回答。一套市政房的正常价值在三四百英镑之间，由“直辖劳力”建造比合同制建造便宜得多。这些房子的房租平均一年二十英镑以上，不含税，因此人们会认为即使算上管理费和贷款利息，不管建造多少房屋供人租住，市政都能赚回成本。当然，多数情况下，这些房子必须给公援户住，所以当地政府不过是把钱从一个口袋拿出来又放到另一个口袋里去——也就是以救济的形式拿钱出来，又用租金的形式收回来。但不管怎样他们都得出救济金，而现在他们所出的钱有一部分被私人房东吞掉了。建造速度慢的理由，据说有两点，一是缺钱，一是难以获得房址，因为市政房不是零落散建的，而是成片的“小区”，有时一次建几百栋。有一件总让我感到不可思议的事情是，那么多的北方城镇在迫切需要住房的同时，又在大肆建造宏大豪华的公共建筑。例如，巴恩斯利城最近花了接近十五万英镑建造新市政厅，尽管人人都知道，他们需要至少两千栋工人阶级住房，更别提公共浴室。十五万英镑本可以建三百五十栋市政房，仍然还有一万英镑修市政厅。然而，正如我所说，我不能假装自己了解当地政府的秘密。我只是记录一个事实：我们急需房屋，可是总体上房屋的建造处于瘫痪状态。
然而，房子还是在建的，市政小区的小红房子一排接着一排，比两粒豌豆还要相像，也不知道这个表达是怎么来的，每粒豌豆可都大不一样。接连排列的小红房子就成了工业城镇郊区的常规特色。至于它们是什么样的，和贫民窟房屋比起来如何，我从日记里再摘录两条笔记，就很能说明问题了。租户对房子的看法大相径庭，所以我会给出一条满意的，一条不满意的。两个房子都在威根，都是便宜些的“无会客室”的房型：
1.毛榉山小区的房子
楼下：大客厅带壁炉灶，橱柜和固定碗柜，复合地板。门厅小，厨房大。从市政租的新款电炉，花费和煤气炉差不多。
楼上：两间大卧室，一间小卧室——只够做储藏室或临时卧室。浴室、厕所，有冷水和热水。
小花园：在小区各处不同，但大多数都比常见社区菜圃小得多。
四口之家，父母二人，两个孩子。丈夫有份好工作。房子似乎建得不错，看上去非常宜人。规矩不少，例如，不许养家禽和鸽子，不许收房客或转租或未经市政允许擅自开展任何业务。（不收房客一项容易保证，其他都不然。）租户对房子非常满意，为此自豪。这个小区里的房子都维护得很好。市政修理积极，但要求租户保持环境整洁等等。
租金十一先令三便士，含税。到市里公交费两便士。
2.威利小区的房子
楼下：客厅十四英尺乘以十英尺，厨房小得多，楼梯下有小食品间，窄小但相当不错的浴室。煤气炉，电灯照明。厕所在室外。
楼上：一间卧室十二英尺乘以十英尺，带小壁炉，另一间大小一样，没有壁炉，还有一间七英尺乘以六英尺。最好的一间卧室里有一个小壁柜。花园大约二十码乘以十码。
六口之家，父母二人，四个孩子，大儿子十九岁，大女儿二十二岁。只有大儿子有工作。租户非常不满意。他们的怨言在于，房子又冷又潮还透风。客厅里的壁炉不供暖，倒弄得屋里乌烟瘴气——因为位置装得太低了。最好的卧室里的壁炉还太小了，根本没用。楼上的墙壁开裂。由于最小的那间卧室没用，五个人睡在一间卧室，一个人（大儿子）睡另一间。
这个小区的花园都无人照管。
租金十先令三便士。距离市里一英里多点——这里没有公交。
我可以再加例子，但这两个已经足够，因为各地所建市政房相差不大。有两件事显而易见。首先是，最差的市政房也比被它们取代的贫民窟好。仅仅是拥有浴室和一小片花园就几乎抵得过任何缺陷。另一件是，这些房子要贵得多。常常是，人们搬出租金六七先令的危房，分了一栋要付十先令的市政房。这只能影响到尚有工作或者最近还工作过的人，因为领公共援助的人，房租应该是低保金的四分之一，如果超出这个数额，就能获得一份额外补贴。不管怎样，有些类别的市政房是领救济金的人不能住的。但市政小区的生活还贵在别的方面，对工不工作的人都一样。首先，由于房租高，小区里的商店贵得多，而且数量较少。然后，在一栋相对宽敞、独立的房子里，远离了贫民窟的拥挤，这里冷得多，要烧更多燃料。而且，尤其对于工作的人来说，还要付出往返市里的费用。这最后一项是新居安置一个更加明显的问题。清理贫民窟意味着分散人口。大规模重建时，实际上是要疏散城镇中心，分流到郊区。某种意义上这是非常好的，你让人们摆脱了恶臭的陋巷，来到他们可以呼吸的地方，但从这些人自己的角度来看，你所做的是把他们连根拔起，然后丢到离工作地点五英里外的地方。最简单的解决办法是楼房。如果人们真要住在大城市，就必须学会住在彼此的屋顶上。但北方的工人们不待见楼房，即使有政府明文规定，楼房也被鄙夷地称为“经济间”。几乎所有人都会告诉你，他想要一栋自己的房子，而一栋位于一个绵延一百码的街区中的房子，对他们来说比位于半空中的一套楼房更像“自己的”。
回到我刚刚提到的第二栋市政房。租户抱怨说，房子又冷又潮等等。或许房子确实偷工减料了，但同样有可能是他言过其实。他是从威根中央一个肮脏的小棚屋搬来这儿的，碰巧我以前去那里考察过。在那里时，他使出浑身解数弄到一栋市政房，而他刚一搬进市政房，马上就想回贫民窟了。这看似只是吹毛求疵，但其中包含着一种真正的悲哀。在非常多的事例中，或许有一半，我发现住市政房的人们并不真的喜欢这房子。他们乐意摆脱贫民窟的恶臭，他们知道能有空间玩耍对他们的孩子更好，但他们并不真正感到自在。通常只有工作顺利，有能力在燃料、家具、交通上多花费一点，无论如何都算“上等”类型的人才会例外。其他人，那些典型的贫民窟住民，则想念贫民窟中臭烘烘的温暖。他们抱怨说，在这“荒郊野外”，即城镇的边缘，他们快“饿死了”（冻死了）。大多数市政小区在冬天肯定相当阴冷。我到过的一些地处光秃秃的黏土坡、顶着冷冰冰的寒风的房子，住起来很可怕。实际情况并不像大腹便便的资产阶级乐于相信的那样，是贫民窟住民自己想要脏乱和拥挤。给人们一栋体面的房子，他们很快就能学会保持它的体面。而且，有一栋模样整洁的房子，他们为了配得上这房子，会增强自尊，讲究干净，他们的孩子将有更好的机会开始人生。然而，市政房里有一种不舒服的、几乎像监狱一样的气氛，而住在里面的人们对此一清二楚。
这里就出现了住房问题的核心困难。当你走在曼彻斯特乌烟瘴气的贫民窟里时，你以为只要拆掉这些可恶的房子，建起体面的房子取而代之就万事大吉了。但麻烦在于，毁了贫民窟你也毁了其他东西。房屋紧缺，而建房速度不够快，但就算安置新房的问题处理了，也是——或许这是无可避免的——以一种残忍的不人道的方式处理的。我不单单是指房子新和丑。所有的房子都注定有个新的时候。再说丑，事实上，现在在建的市政房也根本不会有碍观瞻。利物浦的郊区有些城镇整个都是市政房，十分悦目，有一个城镇中心的工人楼房街区，我想是模仿维也纳的工人楼房建造的，绝对是漂亮的建筑。但这整件事情有一种不通人情的问题。比如说，住在市政房你所受的种种限制。你不能随心所欲地处置你的房子和花园——在有些小区，甚至规定每个花园都必须装同样的篱笆。你不能养家禽和鸽子。约克郡矿工喜欢养家鸽，他们把鸽子养在后院里，星期天带出来比赛。但鸽子是种麻烦的鸟，市政自然要管制。对商店的限制更加严格。小区里商店的数量有着严格的限制，据说合作社和连锁店优先，这未必属实，但这确实是小区里常见的商店。这对普通大众来说已经够糟糕了，但从个体户店主的角度来说更是灾难。很多小店主都被新居安置方案彻底击垮，这些方案根本没有考虑到他们的存在。一整片城镇先被整体划为危房，现在将房子拆毁，把人们迁往数英里之外的某个安置小区中。这样一来，这个片区里小店主的所有客户都被一举夺走，却一分补偿也拿不到。他们无法转去小区里做生意，因为就算他们搬得起，也出得起高得多的租金，也很可能领不到执照。至于酒馆，在安置小区里几乎被完全取缔了，仅存的几个也都是些死气沉沉的假都铎风格的地方，被啤酒公司把控着，消费很高。对于中产阶级，这令人恶心——意味着为了喝一杯啤酒要走上一英里；对于把酒馆当作俱乐部的工人阶级而言，这是对公共生活的一大沉重打击。把贫民窟住民迁入体面的房屋里确实是一项伟大成就，但不幸的是，由于我们这个时代的特殊性，掠夺他们最后一丝残存的自由也被视为必须。这些人自己感觉到了这一点，当他们抱怨他们的新房子——作为房子，这比他们搬离的那些要好得多了——寒冷、不舒服、“不像个家”时，他们其实是在梳理这种感觉。
我有时认为，自由的代价与其说是永远的警惕，不如说是永远的脏污。在有些市政小区，新租户获准入住新房之前，要接受系统的除虱。除了身上穿的，他们所有的财物都会被拿走，烟熏消毒，再送入新房。这个程序自有道理，因为万一人们将虫蚁带进崭新的房子确实是件郁闷事（只要有半点机会，虫蚁都会藏在你的行李中跟着你到天涯海角），但是这样的事情，会让你希望能把“卫生”这个词从词典里抹去。虫蚁是可恶，但要人们任由自己像牛羊一样被浸洗的这种情况更加可恶。然而，或许事关清理贫民窟时，人们必须把一定的限制和不人道视为理所当然。等到一切尘埃落定，最重要的事是人们住进了体面的房子，而不是猪圈。我已经见过了太多的贫民窟，不会对其抱有切斯特顿式的兴头。一个孩子可以呼吸新鲜空气，妇女可以有点空闲暂离操劳，男人可以有一小片花园用以耕种的地方，一定比利兹和谢菲尔德恶臭的穷街陋巷要好。总的来说，市政小区比贫民窟要好，但只是好了一丁点。
我研究住房问题时，曾去过多个矿业城镇和乡村，造访考察了不少房屋，或许总共有一两百所。在结束这章之前，我不能不谈谈我在所到之处受到的非凡礼遇和友善对待。我并非孤身前往，总是有当地失业的朋友带我参观，但即使如此，跑到陌生人的家里打探、询问卧室墙上的裂缝，也是无礼之举。然而所有人都惊人地有耐心，简直不用我解释我为何对他们问东问西、我想看的是什么，他们就明白了。如果哪个莫名其妙的人走到我家里，问我屋顶是否漏雨，有没有受到虫蚁困扰，对房东做何看法，我八成会叫他滚。这种情况我只遇到过一次，而且那次是因为那个女人有些耳背，把我当成了搞收入调查的密探，但就连她，片刻之后也态度软化，给了我想要的信息。
我听说，作家引述别人对自己的评论是不得体的，但我想在这里反驳一下《曼彻斯特卫报》上有关我的一本书的评论：
窝在威根或白教堂，奥威尔先生仍将运用他准确无误的对所有美好事物视而不见的能力，继续他全心全意诽谤人类的大业。
错了。奥威尔先生“窝在”威根好久，却丝毫没有激起他诽谤人类的愿望。他非常喜欢威根——那里的人，而非那里的风景。实际上，他对威根只有一点不满意，是关于鼎鼎大名的威根码头，他一心想去看这个码头。可惜！威根码头已经被拆毁了，就连它曾经的所在地也已经无法确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