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可以说，全部人口都一辈子指望公共援助了。而且，我认为令人钦佩或许甚至充满希望的是，他们并没有因此精神崩溃。工人并不会像中产阶级人士那样因为贫穷的压力而崩溃。例如，工人阶级并不觉得领着救济金结婚有什么不妥。这会让布赖顿的老太太恼火，但这证明了他们在核心问题上有良好的判断，他们认识到，丢了工作并不意味着你就不是人了。因此，某种意义上，低迷地区的情况并不像看起来那么糟糕。生活仍然十分正常，比人们所能指望的更加正常。家穷了，但家庭体系还没分崩离析。这些人实际上过着往日生活的精简版。他们没有怨天尤人，而是降低自己的标准，逆来顺受。
但他们降低标准，并不是靠减少奢侈消费而集中于必需品。常常是恰恰相反的——细想一下，这是更自然的方式。因此，在十年空前绝后的大萧条中，所有廉价奢侈品的销量不降反增。大概战后影响最大的两件事就是电影和大量生产的廉价漂亮衣服。年轻人十四岁就辍学，找了一份“前途无亮”的工作，二十岁就失业，很可能终生失业。但是，花上两英镑十先令，他就可以分期付款给自己买一套西服，短时间内，远远看去，像在萨维尔街定制的似的。姑娘们甚至只用更少的钱就能变得像时装画一样。或许你口袋里只有三枚半便士的钢镚，前程渺茫，除了一个破漏的卧室角落外无家可归，但当你穿着新衣服站在街角，暗自沉醉在白日梦中，把自己当成克拉克·盖博或葛丽泰·嘉宝时，就能大大补偿你。就算是在家，通常也会喝茶——一杯“好茶”——而自1929年就失业的父亲，也因为对皇太子障碍赛马自有高见而暂时展开笑颜。
战后的商贸不得不做出调整，以适应收入微薄、食不果腹的人们的要求，结果现如今奢侈品几乎总比必需品还要便宜。一双普通的硬底鞋跟两双极时髦的鞋子一样贵。用一顿饱餐的价钱你能买到两磅廉价糖果。三便士买不到多少肉，却能买到一大堆炸鱼和薯条。牛奶要价三便士一品脱，就连“淡”啤酒也要四便士，但阿司匹林一便士能买七片，一包四分之一磅的茶叶能泡四十杯茶。最重要的是赌博，这是所有奢侈品中最廉价的。即使濒临饿死的人也可以花一便士买张彩票，买到几天希望。用他们的话说，日子有个盼头。有组织赌博现在已几乎上升到了支柱产业的地位。例如，想想足彩这种现象：一年营业额约达六百万英镑，几乎全部来自工人阶级的口袋。希特勒重占莱茵兰时，我正好在约克郡。希特勒、洛迦诺、法西斯、战争的阴云在当地没能激起人们的丝毫兴趣，但足联停止提前发布赛程表的决定（此举意在遏制足彩）在整个约克郡掀起了轩然大波。还有现代电子科技向肚内空空的民众倾泻各种奇迹般的怪异景象。你或许整晚都因被褥单薄而瑟瑟发抖，但到了早上，你就可以去公共图书馆，阅读那些为了你而从旧金山和新加坡拍电报传来的新闻。两千万人食不果腹，但几乎全英格兰的人都能听到广播。我们在食物上失去的都从电上获得了。整区整区的工人阶级被夺走了他们真正需要的，却被粉饰生活表面的廉价奢侈品部分补偿了。
你觉得这一切令人满意吗？不，我不觉得。但工人阶级显然在做心理调适，在此情况下或许已经是做得最好的了。他们既没有揭竿而起，也没有失去自尊，他们只是忍辱负重，定下心来，在炸鱼和薯条的水平上尽力泰然处之。若不如此，要么持续绝望的痛苦，天知道像什么样子；要么可能企图暴动，而在英国这样强力的政府的治下，只能导致无谓的屠杀和野蛮的镇压。
当然战后廉价奢侈品的发展对我们的统治者来说是一大幸事。很有可能，炸鱼和薯条、刺绣丝袜、鲑鱼罐头、减价巧克力（六便士能买五根两盎司巧克力棒）、电影、广播、浓茶和足彩帮他们避过了革命。因此，我们有时听说这整个事情都是统治阶级在搞鬼——一种“面包和马戏”的把戏——用以稳住失业者。依我所见，我不相信我们的统治阶级有这等的聪明智慧。而事实上确实产生了这种效果，但是一个不自觉的过程——是生产商对市场的需求和饿得半死的人民对廉价阵痛剂的需求之间相互作用的必然结果。
肚子不饱，军队不走
我上小学的时候，有一位讲师一学期来一回，就布伦海姆、奥斯特利茨等过去的著名战役做一番精彩的演讲，他喜欢引用拿破仑的名言——肚子不饱，军队不走。在演讲的最后，他会突然转向我们，喝问：“世界上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我们就该吼道：“粮食！”要是我们不这么做，他就大失所望。
显然，某种意义上他是对的。一个人首先是个装粮食的口袋。其他的机能和本事或许更加神奇，但在时间顺序上还得往后排。人死入土，他所有的言行都被人遗忘，但他吃过的粮食还会在他的子孙后代或强健或羸弱的筋骨里长存。我认为，如果说饮食的变化比王朝的更替乃至宗教的变迁更加重要是大有道理的。例如，如果罐头食品没有发明出来，第一次世界大战就绝不会发生。要不是中世纪末引进了块根作物和其他各类蔬菜，不久以后又引进了非酒精饮料（茶、咖啡、可可）以及爱喝啤酒的英国人所不习惯的蒸馏酒，英国过去四百年的历史就会全然不同。然而，人们却甚少认识到粮食无比的重要性，真是怪哉！政治家、诗人、主教的雕像随处可见，却没有一座给厨师、熏肉师、菜农的雕像。据说查理五世皇帝曾给腌熏鲱鱼的发明者立了一座雕像，但这就是我此刻唯一能想到的例子。
所以，对于失业者真正重要的东西，我们着眼未来时真正基本的东西，或许正是他们现在赖以为生的饮食。如我前文所说，普通的失业家庭靠每周约三十先令的收入过活，其中至少四分之一要交房租。剩下的钱怎么花，值得细细考量一下。我这里有一位失业矿工和他的妻子给我列出的一份预算。我请他们列一份清单，尽量准确地代表他们典型的一周花销。此人每周的补贴为三十二先令，除了妻子还有两个孩子，一个两岁零五个月，另一个十个月大。
此外，婴儿福利所每周给婴儿供应三包奶粉。这里要做一两句说明。首先，这份清单上漏了很多内容——脑子里马上能想起来的，就有黑色鞋油、胡椒、盐、醋、火柴、引火柴、刮胡刀、器皿更换、家具和床单被褥的破损。这些项目上的任何开支都意味着其他项目上的削减。一项更严重的花销是烟草。这个男人碰巧抽得不多，但即便如此，他每周也要花至少一先令买烟，意味着食物上又要削减。失业人员每周要送进去那么多钱的“服装店”，是各工业城镇中的大服装商经营的。没有了它们，失业人员根本不可能买到新衣服。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也从这些店里买床单被褥。据我所知，这家人几乎没有床单被褥。
在上面的清单中，如果拨出一先令买烟，去掉这项和其他非食品项目，还剩下十六先令五便士。就算十六先令吧，不算婴儿——因为婴儿每周能从福利所领到奶粉——这十六先令要为三个人——其中包括两个成人——提供所有的营养，包括燃料。第一个问题就是，即便是在理论上，三个人有没有可能靠着一周十六先令来获得足够的营养？有关收入调查的争议如火如荼时，有过一场恶心的公众纷争，争论维持一个人的生命一周最低要多少花费。我没记错的话，有一派营养学家算出来是五先令九便士，而另一派要大方些，说是五先令九便士半。此后，有不少人写信给报社，声称自己每周只花四先令吃饭。
请注意，这份清单上没有包括燃料。实际上，作者明确表明，自己买不起燃料，所有食物都吃生的。不论这封信是真的还是个恶作剧，现在都不重要。我想，必须承认的是，这份清单代表了可以想到的最为明智的花销。如果你必须靠三先令十一便士半过活，那你很难能获得比这更多的营养价值了。所以，如果你集中在基本食物上，或许足以靠公共援助养活自己，但若不如此，就难了。
现在把这份清单和我之前给出的那份失业矿工的预算对比一下。矿工一家每周只花十便士买绿色蔬菜，十便士半买牛奶（记住，其中一人是个不到三岁的孩子），不买水果，但他们花了一先令九便士买糖（就是大约八磅糖），一先令买茶。买肉花的半克朗也许代表做炖菜用的一小块关节等食材，很可能常常是四五听牛肉罐头。因此，他们的基本饮食就是白面包配人造黄油、咸牛肉、糖茶和土豆——可怕的食谱。难道他们多花点钱吃点健康的东西，比如橙子和全麦面包不好吗？或者甚至像那个写信给《新政治家》的作者那样，省下燃料，生吃胡萝卜。是的，这样更好，但问题是没有哪个普通人会做那种事。普通人宁愿饿死也不愿靠全麦面包和生胡萝卜过活。而且有个特别的问题在于，你越是没钱，就越不想把钱花在健康食品上。一个百万富翁或许会享受橙汁和瑞维塔饼干当早餐，失业者可不会。这就是我上一章结尾所说的那种倾向作祟。当你失业时，也就是当你食不果腹、疲惫厌烦、惨惨兮兮的时候，你不想吃那乏味的健康食物，你想要点“美味”的东西。总有些廉价可口的东西**你。让我们来三便士的薯条吧！跑出去给我们买两便士的冰淇淋！架上炊壶，我们要喝杯好茶！在公共援助的生活水平上，你的心态就是这样。白面包配人造奶油和糖茶给不了你任何营养，但它们好过全麦面包配牛油和凉水，至少大多数人是这么认为的。失业是一种永无止境的惨痛，需要时时宽解，尤其用茶宽解，茶就是英国人的鸦片。一杯茶，甚至一片阿司匹林，都是比一片硬硬的全麦面包强得多的短期兴奋剂。
所有这一切的结果就是明显的体质下降，这一点你可以用你的眼睛直接研究，或者看一看人口统计数据，推想一下。工业城镇的平均身体素质低得可怕，甚至比伦敦还要低。在谢菲尔德，你会觉得像是走在一群类人猿之中。矿工们都是健硕的男人，但他们通常矮小，持续的工作壮实了他们的肌肉，但光是这一点并不意味着他们的孩子从小就有良好的体格。不管怎样，矿工们在身体上都是人中翘楚。营养不足最明显的表现就是人人的牙齿都很差。在兰开夏郡，你要找上很久，才能见到一个长着一口自然的好牙的工人。实际上，除了孩子，你极少能看见有谁长着自然的牙齿，就连孩子的牙上也有一层淡淡的蓝色痕迹，我想这意味着缺钙。几位牙医告诉过我，在工业地区，三十岁以上的人要是还剩一颗自己的牙，都算是异类。在威根，不少人告诉我，他们的观点是越早摆脱牙齿越好。“牙齿就是受罪。”一个女人对我说。我待过的一户人家里，除了我自己，还有五个人，最大的四十三岁，最小的是个十五岁的男孩。这些人中，这个男孩是唯一一个还保有一颗自己的牙的人，而且他这颗牙齿眼看也命不久矣。至于人口统计，在任何大型工业城镇，最穷困片区的死亡率和婴儿死亡率总是能达到富裕居民区的两倍左右——有些地方还远远不止两倍——这个事实几乎无须多做评论。
当然，不应该把体质差的普遍现象全然归咎于失业，因为很有可能在过去很长时间里，全英国的人平均体质都在下降，而不仅仅是工业地区的失业者如此。这一点在数据上无法证明，但如果你用自己的眼睛观察，就逃不过这个结论，即使在穷乡僻壤，即使在伦敦这样的繁华城市都莫不如此。有一天，当乔治五世国王的遗体穿过伦敦前往威斯敏斯特教堂时，我正巧被堵在了特拉法尔加广场的人群中，耽搁了一两个小时。那个时候，谁要是左右看看，就不可能不为现代英国人的体质下降吃惊。我周围的大部分人并非工人阶级，他们是商店店员、旅行推销员一类的，还有一丝财气。但他们看起来都是个什么体格啊！细瘦的四肢、病态的脸庞，映衬着伦敦哭泣的天空！几乎没有一个体格健壮的男人或模样好看的女人，哪里都见不着一张鲜活的面孔。当国王的灵柩经过时，人们脱帽致哀，一位朋友当时在斯特兰德大街另一侧的人群中，后来对我说：“无论哪里，唯一的色彩就是光秃秃的脑袋。”就连灵柩旁边一队阔步走过的卫兵在我看来也不同于以往了。二三十年前的那些胸膛如巨桶、胡须如鹰翅，从我稚气的目光中大步流星地走过的那些孔武壮汉哪儿去了？被埋葬了吧，我想，埋在了佛兰德斯的泥巴里。取而代之的，是这些脸色苍白的小子，他们因为个子高而被选中，于是套着外套像根竹竿一样——事实是，在现代英国，身高超过一米八的男人常常都是皮包骨的，再没多少别的。如果英国人的体格变差了，毫无疑问，部分原因在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仔仔细细地挑走了英国最优秀的百万男儿，残杀了他们，而他们大部分还没来得及繁衍子嗣。但这个过程一定在那之前就开始了，最终的原因一定还是在于不健康的生活方式，也就是工业制度。我不是指城市的生活习惯——城市在很多方面大概比乡村还健康些——而是指现代的工业技术给一切事物提供了廉价替代品。我们可能会发现，长此以往，罐头食品是比机枪还要致命的武器。
英国的工人阶级，也可以说是英国整体上，对食物格外无知且浪费，这实在不幸。我已经在别处指出过，和英国人比起来，法国的挖土工人对膳食的看法多么文明，而且我无法相信，你会在任何法国家庭中，看见英国家庭习以为常的那种浪费。当然，在最最贫穷的家庭里，全部人都失业的时候，你见不到多少真正的浪费，但那些浪费得起的家庭就常常这么做。对此，我可以给出不少惊人的例子。就连北方人自己烤面包这个习惯本身都有些轻微的浪费，因为一个操劳过度的女人一周也就烤一次面包，最多两次。事先无法知道要消耗多少材料，烤完后一般都要扔掉一定量的面包。一般情况下，是一次烤六条大的、十二条小的。这全是老派英国人大方的生活态度所致，本是可爱的品质，但眼下却饱含了灾难性。
据我所知，英国各地的工人阶级都不肯吃全麦面包，要在一个工人阶级地区买到全麦面包，常常是痴心妄想。有时他们给出的理由是黑面包“脏”。我怀疑真正的原因是，以往将全麦面包和黑面包混为一谈，而传统认知上将后者与罗马天主教和木鞋联系在一起。（兰开夏郡有不少罗马天主教徒和木鞋。他们没有黑面包真是遗憾！）但是英国人的味蕾，尤其是工人阶级的味蕾，现在几乎在自动拒绝优质食物。一定有越来越多的人，偏爱罐头豌豆和罐头鱼胜过真正的豌豆和真正的鱼，很多买得起真正的牛奶来拌茶的人，也宁愿用罐装牛奶——即使可恶的罐装牛奶是用糖、玉米面做的，罐子上写着大大的“不适于婴儿”的字样。现在，某些地区已经在努力给失业人员传授更多营养价值方面的知识，宣传理性消费。听见这样的事情，你会觉得左右为难。我听见演说者在讲台上对此义愤填膺。他说，在伦敦，有些上流社会的太太现在居然有脸走到东区的家庭里给失业者的妻子讲购物课。他以此为例，说明英国统治者的思路。首先你害得一个家庭要靠每周三十先令生活，然后你还无耻至极地跑去告诉他们该怎么花这笔钱。他说得很对，我衷心地赞同。不过，仅仅因为缺失适当的传统，人们就要把罐装牛奶这种垃圾灌到喉咙里去，甚至不知道这比不上奶牛的牛乳，这同样令人扼腕。
但是，我怀疑，就算失业者学会俭省花钱，最终是否又能受益呢？因为正是由于他们不俭省，才使得他们的补贴居高不下。一个领公共援助的英国人每周能拿到十五先令，是因为十五先令是他可以维生的最低数目。假设他是印度或日本的劳工，可以靠大米和洋葱过活，他就拿不到一周十五先令了，这样算来一个月能拿到十五先令就算走运了。我们的失业补助，尽管可怜，也是为生活标准很高又不知节俭的人民设定的。如果失业人员学会了更好地理财，就会明显地宽裕起来，我估计过不了多久，救济金就该相应削减了。
有一件事情大大缓和了北方的失业难题，那就是燃料便宜。在任何工业地区，煤的零售价都是一先令六便士一英担，而在英格兰南部，要半克朗。而且，有工作的矿工通常可以直接在矿上以八九先令一吨的价格买煤，那些家里有地窖的，有时可以存上一吨，卖给那些没工作的（我估计这种行为是违法的）。尽管如此，失业者还在进行广泛的有组织的偷煤活动。我称之为偷，是因为严格来说确实是偷，尽管并没伤害任何人。从矿井里运上来的“煤渣”中，有一定量的碎煤，失业的人就花大量时间在煤渣堆里拣选煤块。从早到晚，你都可以看到有人在那些奇怪的灰色大山上来回游**，拖着麻袋和篮子穿过硫黄烟雾（因为很多煤渣堆内部都在燃烧），从这里或那里翻出埋藏着的宝贵的小小煤块。你看见人们骑着怪异而不可思议的自制自行车离开——用从垃圾场里捡来的生锈部件拼凑而成的自行车，没有坐垫，没有链条，几乎也总是没有轮胎——车上搭着挎包，里面装着大概半英担煤，是半日寻宝的成果。在罢工时期，人人都缺少燃料，矿工们就扛着铁锹、锄头倾巢而出，在煤渣堆里挖掘，于是出现了那种大部分煤渣堆起伏不平的样子。长期罢工期间，在有煤露出地表的地方，他们打出浅层矿，往地下挖进去几十码深。
在威根，失业工人争夺废煤的竞争十分激烈，导致了一种奇特的习俗，称为“抢煤”，十分值得一看。可居然从来没人把这拍下来，让我感到十分奇怪。一天下午，一位失业矿工领我去看。我们到了地方，是一片古老的煤渣堆“山脉”，一条铁轨从下面的山谷中穿行而过。几百个衣衫褴褛的男人，每个人衣服下摆处都捆着一个麻袋和一把敲煤锤，都在“山上”等着。煤渣从矿井里升上来，装到车厢上，然后引擎发动，把它们运到另一个四分之一英里外的煤渣堆顶部，留在那里。“抢煤”的过程就是要在火车运行时爬上去，只要你爬上任何一辆运动的车厢，那就算是“你的”车厢了。这时火车驶入视野。随着一声狂野的呼喝，一百来人冲下山坡，追上正在转弯的火车。即使在弯道上，火车的速度也有每小时二十英里。十个人扑了上去，抓住车厢尾部的拉环，一踏保险杠，飞身而上，每个车厢上都有五到十个人。司机毫不在意，开上煤渣堆顶部，解开车厢，然后把车头开回矿井，不一会儿拖着一列新的车厢回来，衣衫褴褛的人们又和先前一样一阵猛冲。最后，只有大约五十个人两趟车都没赶上。
我们走到煤渣堆顶上。男人们正把煤渣从车厢里往外铲，他们的妻儿跪在下面，用双手在潮湿的煤渣中快速翻找，捡起鸡蛋大小甚至更小的煤块。你看见一个妇人扑向一块小小的东西，在围裙上擦擦，检视一番确认是煤，然后小心翼翼地丢进麻袋里。当然了，你扒车的时候，事先并不知道车厢里有什么，有可能是修路用的那种真正的“渣滓”，也可能只是打巷顶时挖的页岩。如果是一车页岩，那里面就没有煤，但页岩里可能出现另一种可燃的岩石，称为烛煤，看起来很像普通的页岩，颜色稍深，有间隔的平行纹路，就像板岩。这也勉强能当燃料，虽不足以创造商业价值，但已足够让失业者们热切地搜寻。页岩车厢上的矿工在拣选烛煤，并用锤头敲碎。那些两趟车都没上去的人只好在“山下”捡从上面滚落下来的小碎煤——这些都是还没一颗榛子大的小碎块，但这些人能找到这个已经很高兴了。
我们一直在那儿待到煤车空了。不过才几个小时，人们就已经把煤渣一粒一粒都拣了一遍。他们把麻袋甩上肩头或者自行车，开始两英里的跋涉，回威根去。大多数家庭都收集到了大约半英担煤或者烛煤，所以一共偷了肯定有五到十吨燃料。抢劫煤渣车的事情每天都在威根上演，至少冬天如此，也不止一家煤矿如此。这当然是极度危险的。我在的那个下午没有人受伤，但几个星期前有个人双腿俱断，一个星期前另一个人丢了几根手指。严格地说这是偷窃，但是，人人都知道，要是不偷，这些煤也就白白浪费了。为了做做样子，煤矿公司时不时会起诉某人偷煤，就在那天早上，当地的报纸上还有一段，说两个人被罚了十先令。但没人注意起诉的事情——实际上，报上提到的两人中的一个那天下午就在那里——而且偷煤的众人会凑份子交罚款。人们对此事习以为常。每个人都知道，失业者总得有个法子弄点燃料。于是，每个下午都会有几百个男人去冒着掉脑袋的危险，几百个女人在泥巴堆里摸索几个小时，全都是为了价值九便士的半英担劣质燃料。
这个场景在我脑海里挥之不去，成了我对兰开夏的一个印象：矮矮胖胖、裹着围巾的女人，围着麻布围裙，穿着沉重的黑色木屐，跪在煤灰泥巴里，顶着狂风，热切地搜寻着小小的煤块。她们很高兴这么做。她们在冬天迫切需要燃料，这简直比食物还要重要。同时，目之所及尽是煤渣堆和煤矿升降机的齿轮，没有一家煤矿能卖掉所有产出的煤。这应该引起道格拉斯上校的注意。
南方人与北方人
眼睛习惯了东部和南部的风貌以后，在一路向北而行时，要过了伯明翰才会意识到区别。在考文垂，你仿佛置身于芬斯伯里公园，伯明翰的牛环购物区与诺里奇市场也不无相似。中部的所有城镇之间，都绵延着别墅文明，与南部文明别无二致。只有当你更往北走一点，到达陶瓷镇以北时，才会开始遭遇工业文明真正丑陋之处——丑陋得如此可怕而醒目，可以说，让你不得不服。
用丑陋来形容煤渣堆已经是最客气的了，因为它实在太无章法太无作用，就像巨人的垃圾桶被打翻了，随便在地上倒了一堆东西。矿镇郊区的风景骇人，你的视野完全被参差不齐的灰色大山环绕，脚下是泥巴和灰烬，头顶是条条钢缆，载着煤渣缸缓缓跨过数英里的村庄。煤渣堆常常起火，晚上你能看见红色的火流左右蜿蜒，还有蓝色的硫火缓缓移动，似乎早已奄奄一息，却又总会死灰复燃。煤渣堆最终总会塌落，即使当它塌下时，也只有一种丑恶的棕色小草会在上面生长，表面仍然是那副起伏不平的样子。威根的贫民窟里有一堆煤渣堆用作操场，看起来就像波涛汹涌的海面被突然冻住了，被当地人称为“羊毛垫”。即使几个世纪之后，曾经的煤矿上已经翻过了犁耙，也仍然能从飞机上辨认出古老的煤渣堆的所在。
我记得在一个冬日的下午，置身于威根丑恶的环境中的情景。四周全是煤渣堆组成的月表风貌。北边，透过煤渣山之间的小径，能看见工厂的烟囱送出道道烟柱。水道中混合着煤渣和冻泥，数不清的木屐印记纵横交错。四面八方，一直到远方的煤渣堆，都一路绵延着“闪滩”——古老的矿井下陷时渗入空洞中的一摊摊死水。天气冷得可怕，“闪滩”上覆盖着土棕色的冰块；驳船船员们全身裹得严实，只露出眼睛；闸门上结着冰凌，像胡子一样。这像一个寸草不生的世界，除了烟雾、页岩、冰块、泥土、灰烬和污水以外别无一物。但和谢菲尔德一比，就连威根也算美丽。我想，把谢菲尔德称为旧世界里最丑陋的城镇也算实至名归：它的居民希望它能事事争先，很可能要抢这个名号。它有五十万人口，像样的房子却比五百人的东安格利亚的普通村庄还要少。还有那股恶臭味儿！如果你千载难逢地没有闻到硫黄味儿，那就是因为你开始闻到煤气味儿了。就连穿过城市的那条浅浅的河，也常常呈亮黄色，不知混有什么化学物质。有一次我在大街上驻足，数了数目之所见的工厂烟囱，有三十三个，但如果没有烟雾遮蔽，还远远不止这个数。有一个场景尤其让我难以忘怀。一片可怕的荒地上（不知怎的，那儿的荒地之肮脏，就连伦敦也难以望其项背），草地被踩得光秃秃的，报纸和旧炖锅遍地散落。右边有一排孤零零的、破落的四室房屋，暗红色，被烟雾熏得漆黑。左边是一溜儿无穷无尽的工厂烟囱，一个接着一个，渐渐隐没在一片幽黑的雾霾中。我的身后是一道用高炉的炉渣修成的铁路堤。前方，在荒地那边，是一栋红黄相间的砖块砌成的立方体建筑，挂着“托马斯·格洛科克，货运承包商”的招牌。
晚上，当你看不见房屋丑陋的形状和万物漆黑的颜色时，谢菲尔德这样的城镇就展现出一种邪异的壮丽。有时含硫的烟雾泛着绯红，锯齿状的火焰如同圆锯似的，从铸造厂的烟囱罩子下钻出来。透过铸造厂洞开的大门，你看见被照得红红的小伙子们拖着火蛇般的钢铁来来往往。你听见汽锤嗖嗖作响、砰砰撞击，听见铁器在击打下尖叫连连。陶瓷镇几乎同样丑陋，却没那么霸气。就在一排排漆黑的小房子之间，一部分街道就算是“陶瓷工厂”——圆锥形的砖砌烟囱如同埋在土里的巨大的勃艮第酒瓶，差点就把烟雾喷到你脸上。你见到绵延几百英尺，也差不多这么深的巨大黏土沟，锈迹斑斑的小桶从一边沿着铁链往上爬，另一边的工人们像采海蓬子的人一样紧贴着，用锄头切削着岩面。我是在下雪天经过那条路的，就连雪都是黑的。陶瓷镇最好的一点就是它相当小，会戛然而止。不到十英里之外，你就能站在未受污染的乡野中，站在几乎**的小山上，而陶瓷镇只是远处的一个小黑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