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曼德勒到威根路途遥远，为什么要走这条路，一下子说不清。
在本书前面的章节中，我零碎地记述了我在兰开夏郡和约克郡的煤矿区的所见所闻。我去那里，部分是因为我想看看最严重的大规模失业是什么样的，部分是为了近距离看看最典型的英国工人阶级地区。这是我走向社会主义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因为在确定自己是否真正支持社会主义之前，必须确定目前的情况究竟还能不能忍受，必须对阶级这一极度困难的问题采取一个明确的态度。在这里我要谈点题外话，解释一下我自己对阶级问题的态度是如何形成的。这显然需要写点自传性的内容。我会这么做，是因为我觉得我在自己的阶级，更确切地说是个亚级中，足够典型，具有一定代表意义。
我出生的阶级，可以称为上层偏下中产阶级。上层中产阶级的全盛时期在十九世纪八九十年代，吉卜林是它的桂冠诗人。当维多利亚时代的繁荣消退后，上层中产阶级就成了遗留下来的一堆残迹。或许最好改一下这个比喻，不该形容成堆，而是一层——年收入在三百英镑到两千英镑之间的一层社会。我自己的家庭就离这个最低水准不远。你注意到了，我是用金钱来定义它的，因为这个办法总是能最快就让你明白。然而，英国阶级制度的关键在于，它并非完全能用金钱来解释。粗略说来，它是一个金钱等级，但也渗透着一种阴魂不散的种姓制度，很像一栋偷工减料的现代平房，饱受中世纪幽灵的纠缠。因此，上层中产阶级的收入可以，或者以前可以低至一年三百英镑——这个收入，比仅仅是中产阶级而无社会名望的人还要低得多。可能在有些国家，你可以从一个人的收入预测他的观念，但是这在英国不妥，你一定还要考虑他的传统。一位海军军官和他的食品供应商很可能收入相同，但他们不可相提并论，只有在非常大的问题上，比如战争和大罢工，他们才会持相同立场——甚至可能连这时候也不会。
当然，上层中产阶级现在显然已经完蛋了：在南英格兰的所有乡镇，更别提肯辛顿和厄尔斯考特凄凉的荒野。那些见证过上层中产阶级辉煌时期的人，正要怀着对这个不讲规矩的世界隐隐的怨恨而死去。每每翻开一本吉卜林的书或者走进一家上层中产阶级曾经最爱、时时光顾的巨大而无趣的商店，我无不想到“沧海桑田，疮痍满目”。但在战前，上层中产阶级尽管已经不再富庶，却仍然颇有自信。在战前，你要么是绅士要么不是，如果你是绅士，不管收入多少，都要努力表现得像个绅士。年收入四百英镑的人和年收入一千英镑甚至两千英镑的人之间，有着不可逾越的鸿沟，但这是年收入四百英镑的人竭力忽视的一道鸿沟。上层中产阶级的显著标志大概是：它的传统是绝不从事商业，而主要从事军事、机关、专业工作。
这个阶级的人并不拥有土地，但他们觉得在上帝眼中，他们是土地的所有者，于是通过进入专业领域和军事部门而非做生意，来维持半贵族的表象。以前，小男孩们会数盘子里的李子核，高喊着“陆军、海军、教堂、医药、法律”来预测命运，其中，就算“医药”也要比其他几个略低一等，只是为了对称才放进去的。处在一年四百英镑的水平，却还属于这个阶层是桩怪事，因为这意味着你的绅士风度几乎纯粹是理论上的。可以说，你同时生活在两个阶层。理论上你对仆从无所不知，也明白如何付他们小费，尽管实际上你只有一个、最多两个家仆；理论上你知道要怎么穿衣怎么点餐，尽管实际上你从来请不起像样的裁缝，进不起像样的餐馆；理论上你知道如何骑射，尽管实际上你没马可骑，也没有一英寸土地可供射击。正是这一点解释了印度（近来是肯尼亚、尼日利亚等）对于上层偏下中产阶级的吸引力。去那里当兵、当官的，并不是赚钱去的，因为士兵和官员不要钱。他们去那儿是因为印度有便宜的马匹、自由的射击和成群的黑仆，扮起绅士来多么容易。
我所说的这种寒酸的绅士家庭，比任何贫困线以上的工人阶级家庭都更清楚地意识到贫穷。房租、衣服、学费是无尽的噩梦，每一样奢侈品，甚至一杯啤酒，都是不正当的挥霍。几乎全部的家庭收入都用来充门面了。很明显，这种人处在一个反常的位置，人们可能忍不住想把他们仅仅当作例外，因而无足轻重，不存在。但实际上，这类人有，或者曾经有不少。比如说，大部分的神职人员和老师，几乎所有的英国驻印官员，一些士兵和水手，不少专业人士和艺术家，都属此类。但这个阶层真正的重要性在于，他们是资产阶级的减震器。对于真正的资产阶级，那些年收入两千英镑以上的阶层，他们的钱就是一层厚厚的软垫，隔开他们与他们所剥削的阶层。他们每每想到下等人时，想的无不是雇员、仆人和生意人。但对于下面那些，靠实际上相当于工人阶级的收入努力过着上流社会生活的穷鬼来说，就大不一样了。最低等的那些上层阶级被迫与工人阶级进行密切的，某种意义上也是亲密的接触。而我怀疑，传统的上等人对“平民”的态度就是从他们这里衍生出来的。
这是什么样的态度呢？这态度就是暗自窃笑的高人一等和不时爆发出的恶毒仇恨。看看过去三十年间的任何一本《笨拙》就知道。你会发现，它处处都想当然地以为，工人阶级本身就是个可笑的形象，只有少数时候，当其表现出过于兴旺的迹象时，就不再是一个可笑的形象，而成了魔鬼。浪费口水来批评这种态度没有作用，而应该考虑一下这是怎么产生的。为此，必须认清工人阶级在那些生活在他们之间，却有着不同的习惯和传统的人眼中是什么样的。
一个寒酸的绅士家庭和一家生活在全是黑鬼的街上的“贫穷的白人”处境差不多。在这样的环境下，你必须要坚持自己的绅士教养，因为这是你唯一拥有的东西。同时，人们讨厌你的傲慢、腔调和举止，这给你贴上了统治阶级的标签。我第一次意识到阶级之分时还很小，不超过六岁。在那之前，我心中的大英雄一般都是工人阶级，因为他们似乎总是做着十分有趣的事情，比如渔夫、铁匠、泥瓦匠。我记得在康沃尔的一家农场上有一个帮工，在他们种萝卜时，常常让我坐在播种机上，有时还会抓羊挤奶给我喝；隔壁修新房的工人，让我玩湿灰浆，还教会了我“混蛋”这个词；我还常和街上水管工的孩子出去掏鸟窝。但没过多久，我就被禁止和水管工的孩子玩了。他们是“平民”，我要离他们远一点。你要说这是势利眼也对，但这也是必须的，因为中产阶级不能让自己的孩子长大说一口下流话。所以，很早的时候，工人阶级就不再是友善而神奇的种族，而成了敌人的种族。我们意识到他们讨厌我们，但我们从来不明白是为什么，自然而然地归为纯粹的恶意。对于年少的我来说，几乎对于像我家这样家庭的所有孩子来说，“平民”几乎不算人。他们面目凶恶、声音骇人、举止粗鲁，他们讨厌所有不同于他们的人，他们逮到一星半点机会，就会残忍地侮辱你。这就是我们对他们的看法，尽管是错误的却可以理解。因为必须记住，在战前，英格兰公开的阶级仇恨要比现在厉害得多。在那些日子，你很可能仅仅因为长得像上流社会的一员就受到侮辱。现在，恰相反，你更可能受到逢迎。任何三十岁以上的人都还记得那时候衣冠楚楚的人走过贫民窟的街道，不遭痛骂是不可能的。大城镇里整片整片的区域都被视为不安全，因为有“阿飞”（现在几乎绝迹了），伦敦到处都有小混混，嗓音洪亮，口无遮拦，让那些不屑于回嘴的人痛苦不堪。我小的时候，放假时一个盘踞心头的恐惧就是那帮“痞子”，他们可能会五对一或者十对一地来打你。不过，上学的时候是我们占多数，而“痞子”受压制，我记得一九一六至一九一七年那个寒冷的冬天发生了好几场野蛮的群架。而上下阶层之间这种公开的敌对显然已至少持续了一个世纪。十九世纪六十年代，《笨拙》上一个典型的笑话就是一幅图片，画着一个神情紧张的小个儿绅士，骑马穿过一条贫民窟的街道，一群街头混混围到他身边，大吼着：“这儿来了位大老爷！我们来吓吓他的马！”想想看，现在那些混混哪敢去吓他的马！他们更有可能围着他，眼巴巴地希望他打赏吧。过去十几年间，英国的工人阶级以骇人的速度驯顺起来。这是注定的，因为失业的可怕武器吓住了他们。在战前，他们的经济地位相对强势，因为尽管没有救济金可以依靠，失业率却不高，老板阶层的权利不像现在这般明显。人们不会在每次羞辱一个“花花公子”的时候，看到毁灭虎视眈眈地注视着自己，那么人们自然就会在任何安全的时候，真去羞辱“花花公子”。G.J.雷尼尔在他关于奥斯卡·王尔德的书中指出，在王尔德的审判之后爆发的奇怪而下流的蓬勃怒火，本质上有着社会意义。“伦敦的暴民们”将上流社会的一员打了个措手不及，那他们就会挖空心思一直让他难堪。这一切都是自然甚至恰当的。如果你像过去两个世纪中人们对待英国的工人阶级那样对待谁，你肯定能料到他会因此而怨恨你。另一方面，如果寒酸的绅士家庭的孩子们怀着对工人阶级的憎恨长大，也是无可指责的。因为对他们而言，是一帮无事生非的“痞子”代表着工人阶级。
但还有一桩更为严重的困难。这之中蕴含着西方等级之分的真正秘密——为什么一个生长于资产阶级的欧洲人，即使自称共产主义者，也无法轻易地平等对待工人的真正原因。这可以用四个字概括出来，现在的人怕说这四个字，但在我的童年时代，可是被随意宣扬的。这四个字是：下等人臭。
这就是大人教给我们的信条——下等人臭。而这显然成了你无法逾越的障碍。因为所有喜不喜欢的感觉都要建立在生理感觉之上。种族仇恨，宗教仇恨，教育、秉性、智力甚至道德准则的差异，统统可以克服，但生理上的排斥无法克服。你可以对杀人犯或**犯产生感情，但你没法对口臭——我是指习惯性口臭的人产生感情。不管你如何真诚地祝福他，不管你多么钦佩他的心智和品格，只要他口中恶臭，他就叫人讨厌，在你内心深处你就会憎恶他。一般的中产阶级从小认为工人阶级无知、懒惰、酗酒、粗鲁、不可靠，或许并没什么大不了，只有他从小认为他们脏，才要命。我小时候，人们就教导我们认为他们脏。从很小的时候起，你就有了这个想法，认为工人的身体上有种说不清的可恶之处，除非逼不得已，你就不会靠近他。你看见大汗淋漓的挖土工人扛着锄头走过街道；你看到他褪色的衬衫和结着十年灰尘的硬梆梆的裤子；你想到那下面一层层一团团的破布，还有，所有衣物下没洗过的身体，全身都是棕色的污垢（我以前就是这么想象的），散发着强烈的熏肉般的恶臭。你看到一个流浪汉在沟里脱掉靴子——呸！你没有认真想过，或许这个流浪汉并不愿意这么双脚漆黑。就连你明知十分干净的“下等人”——比如仆人——也微微倒人胃口。他们汗水的气味，他们皮肤的纹理，都和你有着说不清道不明的区别。
每一个从小说话就带H音，住在有浴室和一个仆人的房子里的人，都可能从小怀有这种感觉，所以造就了西方阶级之分不可逾越的鸿沟。奇怪的是，人们甚少承认这一点。我眼下只能想到唯一一本对此直言不讳的书，就是萨默塞特·毛姆的《在中国屏风上》。毛姆先生描述了一位中国的高级官员来到一家路边酒馆的情景，他大吼大叫，痛骂在场众人，以此让他们记住，他是个达官贵人，他们只是蝼蚁。五分钟后，他自感挣足了面子，便吃起饭来，和挑夫们亲热交谈。作为官员，他觉得自己需要让人们认识到自己的身份，但他并不认为挑夫们和他天生不同。我在缅甸见过无数类似的情形。蒙古人中——就我所知，是所有亚洲人中——有一种自然的平等，人与人之间有着轻松的亲密，这在西方根本无法想象。毛姆先生补充道：
在西方，人以群分靠的是我们的嗅觉。工人是我们的主人，喜欢用铁腕统治我们，但不可否认的是他有些发臭。没有人会对此感到奇怪，因为当你必须匆匆忙忙赶在工厂上班铃响之前去做工时，还要在清晨洗个澡可不是什么痛快的事情，搞重体力劳动也不是什么惬意的事。假如星期天的浣洗都必须由一个牙尖嘴利的妻子来做，那你也会尽量避免勤换内衣。我不会因为工人发臭而责怪他，但他确实臭。对于一个鼻孔灵敏的人，这就造成了社交上的困难。以一个清早的浴盆划分等级，比用出身、财产或者教育更为有效。
那么，“下等人”真的臭吗？当然，整体而言，他们是要比上层阶级脏些。想想他们生存的环境，他们没法不臭，因为即使到今天，英格兰也有一半以上的房子里没有浴室。另外，每天洗澡的习惯是最近才在欧洲兴起的，工人阶级又普遍比资产阶级要保守些。但英格兰人明显越来越干净了，我们可以希望，一百年内，他们几乎能像日本人一样干净。实在遗憾，有些人往往把工人阶级理想化，认为必须赞颂工人阶级的方方面面，因此必须假装肮脏本身也值得颂扬。比如切斯特顿的教徒就会觉得，脏是健康，是“自然”，干净不过是时髦，顶多算是奢侈。（照切斯特顿的话说，脏不过是一种“难受”，因此算作苦修。不幸的是，脏主要是在让别人难受。脏的人自己并不会真有什么难受的——远比不上大冬天的早上洗冷水澡那样难受。）他们似乎不明白，他们这样只是助长了这个说法：工人阶级是自主选择了脏，而非迫不得已。实际上，一般能洗澡的人都会洗澡。但关键在于，中产阶级人士认为工人阶级脏——从上文引述的话可见，毛姆先生自己就这么认为——更糟糕的是，认为他们天生就脏。童年时，我所能想象的最可怕的事，就是从一个挖土工人喝过的瓶子里喝水。有一次，我十三岁，搭乘一辆从集镇过来的火车。三等车厢里挤满了卖牲口的牧羊人、养猪人。有人拿出一夸脱瓶的啤酒，传给大家，瓶子在一张张嘴间传递，每个人都喝一口。我没法形容那个瓶子向我传来时的那种恐惧。如果在这么多下层男性的嘴喝过之后，我还从中喝水，我肯定我会吐的；另一方面，如果他们递给我，我也不敢拒绝，因为害怕惹怒他们，从这里你就可以看出中产阶级的洁癖叫人多么为难。现在，谢天谢地，我没有这样的感觉了。工人的身体本身对我来说，不会比百万富翁的身体更恶心。我仍然不喜欢从别的男人喝过的杯子或瓶子里喝水——我是指别的男人，女人我不介意——但是至少和阶级问题无关。是和流浪汉勾肩搭背治好了我。作为英格兰人来说，流浪汉其实不算很脏，但他们脏名在外。当你和流浪汉共睡过一张床，喝过同一个鼻烟罐里的茶后，你就会觉得已经见识过最糟糕的事，再怎么糟糕也吓不倒你了。
我之所以纠缠于这些问题，是因为它们极为重要。要摆脱阶级之分，你必须从理解一个阶级在他人眼中的形象开始。光是说中产阶级“势利”然后就此作罢，是没用的。如果不认识到势利是依附于一种意识理念的，你就没法更进一步。中产阶级的孩子从小就学着要为国捐躯，也几乎同时学会了洗澡洗头，并且鄙视“下等人”，所谓的势利就是从这种早期训练衍生出来的。
可能人们要怪我落后于时代，因为我的童年是在战前和战中，可能有人要说，如今的孩子们从小接受着更加开明的观念。确实，今时今日阶级矛盾大概没有以往那么严重了。工人阶级以往公然流露敌意，现在则顺服了，战后制造的廉价衣物和整体态度的软化，都淡化了表面的阶级区别。但毫无疑问，核心感觉仍然存在。每一个中产阶级人士都有隐而未发的阶级偏见，只要一件小事，就足以挑起，而且四十岁以上的人很可能笃信自己的阶级为下面的阶级做出了牺牲。告诉一个绅士出身、不善思考、竭力靠一年四五百英镑撑着门面的普通人，他是寄生虫似的剥削阶级的一员，他会觉得你疯了。他会衷心向你指出，在好多方面他还不如一个工人过得好。在他眼中，工人们不是受压迫的奴隶种族，而是一股邪恶的洪流，汹涌而上，要吞噬他、他的朋友和他的家人，要扫除一切文化和一切体面。因此，出现了一种奇怪的警惕不安，忧心工人阶级恐怕过于兴盛。战争刚刚结束，煤价居高不下时，有几期《笨拙》便登载了一幅图片，画着四五个面目阴鸷的矿工开着一辆廉价汽车。一个朋友路过时，大声问，他们从哪儿借的车？他们答道：“我们买的这玩意儿！”你看，这就足够上《笨拙》了，因为矿工居然买了辆汽车，哪怕是四五个人坐一辆车，也是大逆不道，是违反自然的罪行。十几年前就是这般态度，而且我没有发现有证据表明出现了根本性的转变。工人阶级已经被失业救济金、养老金、免费教育等彻底惯坏了，道德沦丧、无可救药这种观念仍然广有拥趸。或许，最近认识到失业问题确实存在这一点，让它稍有松动。对于很多中产阶级人士，很可能对于大部分五十岁以上的人来说，典型的工人形象还是骑着摩托车赶往劳介所，用浴缸放煤的那种，以及用轻蔑的口吻说：“你能相信吗，亲爱的？”他们真的领着失业救济金就敢结婚！
阶级仇恨看似在减少的原因在于——现在书面上不太提了——部分是因为我们这个时代拐弯抹角的习惯，部分是因为报纸甚至书籍现在都要迎合工人大众。通常，私人谈话最适合研究阶级仇恨。但如果你想要些白纸黑字的例子，已故的圣茨伯里教授的附论值得一看。圣茨伯里是一位博学之士，按一定标准来看，也算是一位高明的文学评论家，但谈到政经问题时，他与同阶级其他人的区别仅仅在于他脸皮太厚，年岁太高，已经丝毫不觉得有什么理由要顾及普通礼貌。照圣茨伯里的话说，失业保险仅仅是“为供养一群啥也不干的懒汉做贡献”，整个工会运动不过是一种有组织的乞讨：
“乞丐”作为一个词来说别人，现在几乎可以被起诉了，不是吗？尽管，就全部或部分地被他人供养这个意义上说，成为乞丐就是我们国民中大部分人，还有一整个政党的热切抱负，而且很大程度上已经实现了。
（《第二本剪贴簿》）
但要注意，圣茨伯里承认失业是必然存在的，实际上，认为它应该存在，只要能尽量折磨失业者就好：
难道“临时”劳动力通常不是一个安全稳固的劳动体系的核心奥秘和安全阀吗？
……在一个复杂的工商业国家，工资稳定的持续就业是不可能的，而以堪比就业工资的失业救济金来救助失业者，一开始就会引人堕落，迟早要走向灭亡。
（《最后一本剪贴簿》）
在没有临时工作可干时，“临时劳动力”具体又会怎么样并没说清。想必（圣茨伯里赞同“好的穷人法律”）他们得去济贫院或者睡大街。至于每个人都“至少应该有机会糊口”这种观念，圣茨伯里不屑地批驳道：
就连“生存的权利”……最多也止步于保护人们不被谋杀的权利。慈善肯定会，道德可能会，公共设施或许应该增加此类额外的保护条款，维持生命的延续，但严格的正义是否必须如此，就值得商榷。
至于说，因为生在了某个国家，就对这个国家的土地有了所有权这样的疯言疯语，简直不值一驳。
（《最后一本剪贴簿》）
最后这段话的美好内涵，值得好好思考一下。这种段落在圣茨伯里的作品中随处可见，它的耐人寻味之处在于，它竟然能够出版。大多数人都有些不好意思把这种话落实到白纸黑字上。但圣茨伯里此处所说，正是任何一个每年稳稳当当领着五百英镑的小蝼蚁心中所想。因此，某种意义上人们肯定佩服他说了这话。公然做这样的卑鄙恶棍，可是要不少勇气的。
这就是一个公然承认的反动分子的意见。但那些观点不反动反而“进步”的中产阶级又如何呢？在革命的面具下，他和其他人是否真有多么不同？
中产阶级人士可能会全心接纳社会主义，甚至加入共产党。这能有多少真正的差别？显然，生活在资本主义社会的框架之中，他不得不继续赚钱生活，如果他坚持资产阶级的经济地位，也无可厚非。但他的品位、他的习惯、他的举止、他想象的背景——用共产主义的行话说，叫作他的“意识形态”，有没有变化？他除了现在会在选举中投票支持工党，或者等有可能的时候，支持共产党，还有什么变化吗？可以看到，他仍然习惯性地与自己的阶级来往。到他家的，主要是把他当作危险的布尔什维克的他自己阶级中的成员，而少有理应赞同他的工人阶级的成员。他对于食物、美酒、衣着、书籍、电影、音乐、芭蕾的品位，仍然是明显的资产阶级品位，最重要的是，他定然与自己的阶级联姻。看看随便哪个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者。看看X同志，大不列颠共产党的一员，《写给婴儿的马克思主义》的作者。X同志，恰恰就是一个老伊顿校友。他虽然乐意战死街垒，至少理论上乐意，但你注意到，他仍然没有扣马甲最底下的那颗扣子。他把无产阶级视为理想，但显而易见，他的习惯完全不同于他们。或许有一次，纯粹是为了做个样子，他会不撕标签就抽雪茄，但要他就着刀尖把奶酪送进嘴里，或者戴着帽子坐在屋里，甚至从茶托里喝茶，这些几乎在生理上就不可能。我认识不少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者，我听过他们几小时的长篇大论，反对自己的阶级，然而我从来没有见过有谁学了无产阶级的餐桌礼仪。可毕竟，为什么不行呢？为什么一个认为天下美德尽在无产阶级的人，仍然要不辞辛苦地静悄悄地喝汤？这只能是因为，在他心里，他觉得工人阶级的举止令人恶心。所以，你看，童年时大人教他厌恶、恐惧、鄙视工人阶级，他现在仍然受到这份童年训练的影响。
假扮流浪汉
十四五岁时，我是个可恶的小势利眼，但我这个年纪这个阶级的其他男孩也好不到哪儿去。我估计，全世界没有哪个地方能像英格兰的公学那样，势利无处不在，并以如此精细而微妙的方式培养着势利。至少在这一点上，不能说英格兰的“教育”失职。离开学校，不出数月，你就忘了拉丁语和希腊语——我学了十年的希腊语，而现在，三十三岁的我连希腊字母表也背不出——但你的势利，除非你像根除藤蔓植物一样坚持不懈地根除它，否则它就会一直伴随你到死亡。
在学校里，我处境艰难，因为我周围的男生们大多都比我富裕得多，我能去一家昂贵的公学，纯粹是因为我正巧得了一份奖学金。这是上层偏下中产阶级子弟的普遍经历，包括神职人员、英国驻印官员等人的儿子，它对我的影响大概也不例外。一方面，它使我越发坚持自己的绅士教养；另一方面，它让我对那些父母比我父母有钱，并特意让我知道这点的男生们充满了怨恨。我鄙视一切不能称为“绅士”的人，但我也讨厌那些卑鄙的富人，尤其是刚富不久的那些。我觉得，正确而高雅的做法是出身绅士家庭但是没什么钱。这是上层偏下中产阶级信条的一部分，带着一种流亡的詹姆士党式的浪漫感觉，给人慰藉。
但战争期间和战争刚刚结束的这些年，学校经历了一段奇怪的时期，因为英格兰一个世纪以来，或者从那以后，从没如此接近革命。一阵革命的热情几乎席卷全国，此后尽管消退淡化了，却也沉淀下了丰富的东西。最主要的，尽管当时的人们无法预见，但是战争直接造成了青年对长辈的反抗。战争时期，青年蒙受牺牲，老人们的表现即使时隔这么久，还是令人发指。他们躲在安全地带，故作严厉，尽显爱国之情，而他们的儿子在德军的机枪下如一茬茬稻草般倒下。而且，战争主要由老人指挥，却指挥得一塌糊涂。到1918年，所有四十岁以下的人都对长辈没了好气儿，战争之后反战情绪自然高涨，演变成了一场普遍的对正统和权威的反抗。那时候，年轻人中出现了一种奇怪的时尚，就是憎恨“老头子”。“老头子”掌权造成了人类所知的每一桩罪恶。每一项约定俗成的东西——从斯科特的小说到上议院——仅仅因为“老头子”支持，就都受到了嘲弄。有几年，做当时所谓的“布尔什维克”成了一时风尚。英格兰充满了半生不熟、离经叛道的观念。和平主义、国际主义、各式各样的人道主义、自由**、离婚改革、无神论、控制生育——这样的东西都广为流传，远超正常时期。当然，革命情绪也感染了那些年纪太小没法斗争的人，甚至感染了公学里的男生们。那时候，我们全都以为自己是一个新时代的进步人士，丢掉了可恶的“老头子们”强加给我们的所有正统思想。基本是我们还保持着我们阶级的势利观念，我们就想当然地认为可以找到轻松的工作，继续领取自己的俸禄，但我们又自然地觉得要“反政府”。
我们嘲笑军官训练队、基督教，或许甚至包括义务运动和皇室。我们没有意识到，我们只是加入了一场世界性的反战姿态。有两件事情我记忆犹新，可以证明当时那怪异的革命热情。一天，教我们语文的老师给我们做了一个常识考试，其中一个问题是：你认为尚在人世的十位伟人是哪些？我们班里平均年龄十七岁的十六个男生中，有十五位都把列宁写了进去。这是一所势利而昂贵的公学，时间是1920年，可是俄国革命在众人脑海中依然鲜活。还有一件事情是1919年所谓的和平庆典。我们的长辈替我们决定了，我们应该用传统方式庆祝和平，为敌人倒台欢呼。我们要手举火把，齐步走进校园，高唱《不列颠万岁》这类沙文主义歌曲。那些男生——我觉得这是他们的光荣——则把整个过程变成了恶作剧，和着规定的旋律唱着大逆不道的煽动性词句。我怀疑现在还会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我现在见到的公学里的男生，哪怕是聪明的那些，观点也肯定要比十五年前我和我的同时代人右倾得多。
因此，十七八岁的我既是势利眼也是革命分子。我反对一切权威。我读过而且反复读过萧伯纳、威尔斯、高尔斯华绥（那时仍然被视为危险的“进步”作家）出版的所有作品，我轻率地自称社会主义者。但我不太明白社会主义究竟意味着什么，也不认为工人阶级是人。通过书本这一媒介——例如杰克·伦敦的《深渊中的人们》——我可以远远地为他们的苦难而痛苦，但每当我靠近他们时，我仍然讨厌他们、鄙视他们。他们的口音仍然让我反胃，他们习惯性的粗鲁仍然让我恼火。要记住，战争刚刚结束那时候，英格兰的工人阶级满怀斗争情绪。那是大罢工的时期，矿工被视为魔鬼的化身，老太太们每晚都要查看一下床底下，唯恐罗伯特·斯迈利躲在那里。整个战争期间，以及之后的一小段时间，工资很高，就业充足，而这时事情要回到正常水平以下，工人阶级自然要抵制。作战的人们当初是受到虚妄的美好承诺**而参军的，这时回到家乡，却发现这是一个没有工作甚至没有房子的世界。而且，他们打过仗，是带着战士的生活态度返乡的，也就是虽然有纪律，但根本上不讲王法的态度。空气中弥漫着动**的情绪。那时候流传着一首歌，副歌部分令人印象深刻：
世事都无定论，
除了富人越富，穷人生子。
与此同时，
在这之间，
我们不是玩了个痛快吗？
人们还没有习惯一生失业，靠一杯接一杯的茶浇愁。他们还在隐隐期待着他们为之奋战的乌托邦，而且甚至比以前更加肆无忌惮地表示对上层社会的敌意。于是，对于资产阶级的减震器——比如我自己这样的人来说——“平民”仍然是一副粗野又讨厌的样子。回想那段时光，我似乎把一半的时间用来抨击资本主义制度，另一半用来对公交售票员的傲慢无礼愤愤不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