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收下她們的兩便士，歡送她們離開。佩恩太太拿著沃波爾的《流氓哈裏斯》，韋弗太太拿著《鷹之路》。
很快他又逛回了另一間房，走向放詩歌的架子。一種憂鬱的魔力，這些書架總帶給他這樣的感受。他自己那本可憐的書就在那兒——當然是束之高閣，在高處賣不掉的那堆裏。
《鼠》，高登·康斯托克著，一個不起眼的小小的八開本，定價三先令六便士1 ，而現在降到了一先令。在它的十三份書評中（《泰晤士報》“文增”2 上宣稱它展現了“卓越的前景”），沒有一個看出來這個標題中並不怎麽隱晦的玩笑。而在他擔任麥基奇尼書店店員的兩年間，沒有一位顧客，哪怕一位也沒有，曾從書架上取下過這本《鼠》。
1 一英鎊等於二十先令，一先令等於十二便士。
2 指Times Literature Supplementary（《泰晤士報文學增刊》），最初是《泰晤士報》的增刊，後來成為獨立刊物。
有十五到二十個架子上放著詩歌。高登酸溜溜地看著它們。大部分都是些廢物。在稍微高於眼睛，就快升入高閣而沒入無聞的地方，放著往年詩人的作品，他們是他年輕時代的明星。濟慈、戴維斯、豪斯曼、托馬斯、德·拉·馬雷、哈代，死去的星辰。在這下麵，正好和眼睛平齊處，是時下炙手可熱的紅人。艾略特、龐德、奧登、坎貝爾、戴·劉易斯、斯彭德。這幫人真是浪得虛名啊。死去的星辰在上，浪得虛名的人在下。我們還能有值得一讀的作家嗎？但勞倫斯還不錯，喬伊斯在他裝神弄鬼之前還要更勝一籌。而萬一我們真有了個值得一讀的作家，我們還能一眼就認出他來嗎？會不會已經被垃圾憋得昏了頭？
叮！店裏的門鈴響了。高登轉身。又來了位客人。
一個20歲的小夥子，櫻桃小嘴，金色頭發，女裏女氣地跌了進來。他顯然是個金主，帶著那種金錢輝映出的金色光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