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登頂著呼嘯的狂風往家走去。風把他的頭發都刮到了腦後，讓他露出了一個前所未有的“飽滿”天庭。他的姿態向路人傳遞了一個信息——至少他希望是這樣——如果他沒穿大衣的話，那純粹是因為興之所至。而實際上，他是把大衣當掉換了十五先令。
倫敦西北的柳圃路不能算貧民區，隻是有些髒亂而陰沉。
真正的貧民窟距此不到五分鍾的步程。那裏的出租屋裏一家五口睡一張床，如果有人死了，在埋葬之前就夜夜都和屍體睡在一起；小巷子裏，15歲的小姑娘就被16歲的小子頂著坑坑窪窪的灰泥牆糟蹋了。但柳圃路本身還是竭力保持著一種可憐的中下階層的體麵。甚至有戶房子裏還掛著一位牙醫的黃銅名牌。三分之二的房子裏，在客廳窗戶上的花邊窗簾的掩映下，掛著綠色的門牌，刻著銀色的“公寓”字樣，在飄動的葉蘭的葉片上方閃著光芒。
高登的女房東維斯比奇太太，專做“單身紳士”的生意。
臥室和客廳共用一間房，有煤氣燈，要自己解決取暖、洗浴（有個鍋爐房）等問題，吃飯是在一個墳墓般漆黑的餐廳裏，餐桌上擺著一個結著塊的調料瓶方陣。高登會回家吃午飯，每周為此付費27先令6便士。
31號門頂的小窗上凝著霜花，從中透出煤氣燈黃色的光暈。高登拿出鑰匙，在鎖孔裏摸索著——這種房子裏的鎖和鑰匙從來不會完美匹配。幽黑的小門廳——事實上隻是個走道而已——散發著洗潔精、卷心菜、破布墊子、臥室汙水的味道。
高登瞟了一眼衣帽架上的漆盤。當然了，沒有信來。一種鈍重的感覺，也不能說是痛苦，在他的胸中油然而生。露絲瑪麗可能寫了信！從她上次寫信來到現在已經有四天了。而且，他還給幾本雜誌寄了幾首詩，還沒給他退回來呢。唯一能讓這個夜晚好受些的事就是到家時能發現有幾封信在等著自己，但他很少收到信，一周最多四五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