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先生经常引用一个小女孩的病例，她在催眠状态下强迫一只布艺小象吃药，如果它拒绝的话，她就威胁说她不会再爱它了。小女孩的行为让他识别出她的母亲患有名为“代理型孟乔森综合征[1]”的心理疾病：那个女人悄悄地给女儿服用大剂量的药物，只是为了让她生病，吸引亲戚朋友的注意，让自己在人们眼中表现得像个关心女儿的好妈妈。
不过，催眠师之所以记起这个病例，只是因为安妮塔·巴尔迪提到了它。她是想用这个例子说服他，如果他们发现了埃米利安身上的真相，那都是他一个人的功劳。
“可能是你的潜意识提示了你该做什么。”巴尔迪坚持道，她指的是那罐被下药的榛子酱，里面掺入了餐具洗涤剂。
但是格伯坚信，那个白俄罗斯小男孩能够得救，要归功于汉娜·霍尔。因此他立刻去找她。他很清楚，这不如说是一个在事务所之外与她见面的借口。他发现，在约定好的时间见面已经无法再满足他。就像一个为爱痴狂的恋人，他需要意外和偶遇。
他来到普契尼旅馆，冲到前台处询问，期盼她在自己的房间里。
“很遗憾，那位女士昨晚就离开了。”接待员说道。
这个消息让格伯呆住了。他道了谢，向门口走去，但他想了想，又走了回去。
“霍尔女士在这家旅馆住了多久？”他一边问道，一边把一张钞票递给接待员。
他坚信，早在她出现在他的生活中之前，汉娜就来到了佛罗伦萨，为的是收集关于他的信息，否则无法解释她怎么会了解那么多关于他过去的事。
然而，接待员却回答道：“她只在这里住了几天。”
格伯没有料到这一点。注意到他的惊讶，接待员补充了一个细节：
“这位女士订了一个房间，却从来不在这里过夜。”
格伯记下了这条信息，再次道了谢，然后匆匆离开，他惊得不知如何是好。但这间接证明了他没有猜错：如果汉娜在别的地方睡觉，那就没人知道她在这座城市里待了多久。这个女人为了演好这场戏，准备了很长时间，连普契尼旅馆里那个简陋的小房间也是表演的一部分。
她还在这里，他对自己说道。
但他已经厌倦了那个骗局，这就是为什么现在最重要的是和她谈话。他想到一种可能性，把手伸进口袋，掏出手机。
他立刻打给了“特雷莎·沃克”。
一个预先录制的声音用英语告诉他，用户目前不在服务区。
他又尝试了几次，回家后也试过，但每一次尝试的结果都是一样的。最后，他背靠在走廊的墙上，慢慢地让自己滑到地面上，紧张又疲惫。他就这样呆坐在黑暗里。他不得不屈服于这明显的证据，即便他做不到。
汉娜·霍尔不会再回来了。
他迫切地想要找到她，突然想起只剩一种可寻的途径——互联网。“沃克”有一次对他说过，在澳大利亚有两个三十岁左右的女人叫作汉娜·霍尔。一个是国际知名的海洋生物学家，另一个是他们的病人。
格伯打开手机上的浏览器，在搜索引擎里输入那个女人的名字。当搜索结果出现时，他不知为何想起了霍尔先生所说的没有影子的生物。从网络深处浮现出了他意料之外的东西，如果他没有让自己被表象所蒙骗的话，他本可以轻易察觉到。
屏幕上的照片里，那位国际知名的海洋生物学家和他的病人长得一样。
从来就没有两个汉娜·霍尔。
只不过，唯一真正存在的汉娜·霍尔并不是一个寒酸且不修边幅的女人。照片上的她驾驶着一艘帆船，一头金发随风飘扬。她面带微笑，和他在一起的时候，她从未这样笑过，这使他感到一丝嫉妒。但最重要的是，她虽然和他的病人有着相同的外貌，却是个完全不同的女人。
她很幸福。
他本应该感到高兴，因为汉娜——真正的汉娜——克服了被偷走的创伤，也克服了被转移到一个陌生家庭的创伤。他本应该为她感到骄傲，因为她活出了自己的人生，没有让过去的遭遇影响自己。然而他只能想，汉娜·霍尔为什么要演这出戏，然后又突然消失。他和自己打赌，她实际上是个注重养生的人，甚至通常不吸烟。
您父亲的秘密遗言是一串数字，对吗？
就在这时，有人按响了他家的门铃。格伯猛地站起来，走过去看来人是谁，祈祷着会是她。但他一打开门，出现在他面前的那张脸立刻让他失望了。
但那是张熟悉的脸。
与他们仅有的两次见面相比，她已经老了许多，但他还是认出了他父亲的这位朋友：他小时候在冰激凌店里看到的神秘女人，他成年后在B先生临终前看见的那个女人。
“我认为这个属于你。”这位圣萨尔维医院的前员工对他说，因为吸了太多烟的缘故，她嗓音沙哑。
接着，她举起手，向他展示从家庭相册中被偷走的那张老照片。照片上是彼得罗·格伯刚出生时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