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遼
（評論家、江蘇社科院文學研究所原所長）
從1995年起，我國的長篇小說產量，每年以500部—800部計，但優秀的長篇並不多。何以故？原因是多方麵的，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缺少原創性。對事物的看法大致相同，人物似曾相識，故事相互借用，如此長篇自然對讀者缺乏吸引力。
長篇創作的原創性，指的是作家第一個、前所未有地塑造了新人物（如諸葛亮、武鬆、孫悟空、林黛玉等）；提供了新的故事（如“創世”“補天”“私奔”“鬧天宮”“聚義”等等）；創造了新藝術形式（如“誌怪”“傳奇”“演義”等等）；對某一題材有新的認知（如《三國誌通俗演義》對三國曆史的新認知，《水滸》對農民起義悲劇性的新認知，《紅樓夢》對男女情愛的新認知，等等）。簡而言之，“原創性”一是“第一個”；二是“前所未有”；三是“新”。能在文學史上留下來的長篇，多半是有原創性的作品。
近讀黃國榮的《兵謠》，我發現這是一部具有原創性的作品，因此，特從這一角度對它進行論述。
一
《兵謠》的原創性，首先表現在它對人民解放軍近二三十年的曆程有著前所未有的新認知和新表現。
新中國成立至今，寫人民解放軍的長篇多多。長篇小說反映人民解放軍的思想藝術水平的高下，決定於作家如何有新意地看待人民解放軍。20世紀50年代初，出現了兩部寫人民解放軍比較優秀的長篇：白刃的《戰鬥到明天》和碧野的《我們的力量是無敵的》。兩位作家認為，要按照人民解放軍的本來麵目寫人民解放軍，不料卻受到了庸俗社會學的錯誤批判。有位批評家給反映人民解放軍的作品規定了一種模式：必須寫出“黨的領導作用和政治工作的威力”；必須寫出“人民解放軍的高度組織性和高度紀律性”；必須把“政治覺悟、紀律修養和軍事藝術結合起來加以表現”；必須寫出“人民解放軍的內部關係和內部生活的嚴格的政治原則性”；必須表現人民解放軍“英雄模範們幾乎具有同一的完整的特征”。如果不寫出這五個“必須”，或者寫得“不足夠”，就都是“根本性質的錯誤”。現在看來，這樣的批判簡直是笑話。但在五六十年代，這位批判家為反映部隊生活所規定的模式，卻被不少作家奉為圭臬。在如此思想束縛下，怎能寫出反映人民解放軍的好作品呢？所以，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除了徐懷中的《我們播種愛情》、馮德英的《苦菜花》、陸柱國的《踏平東海萬頃浪》等少數幾部具有一定原創性的長篇能夠在當代文學史上占有篇幅外，不少軍事長篇都經不起時間的篩選而湮沒無聞了。可見，如何有新意地認識人民解放軍對於軍事長篇來說，是何等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