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兰生了病，好多天没过长江来了，她给我来信显露出这十五岁的孩子早熟心境的抑郁，她说：“假如不相信学校里张先生的话，盼望和爸爸妈妈在这里能够见面，我早就想离开武汉，”她说她在这里住得厌倦了，“人家都在战场上跑着，我为什么不能呢，许多要好的同学都加入战时妇女服务队了，……”我拿了这信纸很久凝视着。我忽然记起很久以前，勃生给我的那封信上末尾所说的话：“她在命运上是属于我们一道的，”现在，李青要到北战场上去了，我也准备到战地去，那么，也让她就早些吧，开始走上颠沛流离的道路吧。
现在战争的火已燃起，要烧到什么时候，谁知道呢？但是长期的，长期的这谁也不会怀疑，而且成为无上的信心，是风是雨，就让孩子们在这风雨里奔走长大吧。此时，从弄堂里飘来无数小孩子稚弱的唱歌的声音：
……你听马达悲壮地歌唱着向前，
它载负着青年的航空队员，
它载负着青年的航空队员……
我在盘算：假设我把那事实告诉她，那么杜兰会不再等候什么，而离开这里了，总之，我愿意她在我离开之前先走。
天气很快地暖起来了，武汉上空已展开了好几次激烈的空战。一次警报解除之后，我便到胭脂山去看杜兰，我顺便把她不必再等待她父母的事告诉她。因为我想假如他们可能，一定会早来找她了，何况那个人是生是死谁能猜测呢。杜兰说她是早就想走了，要我替她找关系，……她自己要得到家庭的允许，她说她不愿太伤那一对老人的心，说着她突然低下头。我知道她有些难过了，虽然平常她是那样发怒不满，但一个小小的心灵里的感情有多么深，谁又能懂得呢？我又劝她，鼓动她，她才抬起亮晶晶两只眼睛笑了。然后就是永远有的美丽的幻想，平常，她也时常为这种种美丽的幻想所支持，她爱听一切流浪、冒险、饥饿的故事，她也希望自己到那样的幻想里面去。现在她说她要走，一定会穿起草黄色的军衣，她要把头发剪短，她早晚还要弄一支小手枪来……惹得我也对她笑起来。
经过我和李青大约一个星期的接洽，杜兰得以参加一个就要出发的妇女救护队，我写信通知了她。
次日，朦朦胧胧的罩了雾的清早，她来了，叫醒我，我首先就担心地问讯：
“怎么样？”
“总算说通了，……我闹了两天，她们怕起来，只是说让我再回来，我也答应了，只要现在肯放我。”
我起来，暗暗看她，她的脸庞是微黄的，眼圈有些肿，嘴唇微微闭着。——她就要跨过一道门限了，她要走她的路了。
在这些天里，武汉变得沸腾起来。虽然，从敌人扬言要轰炸市区以来，大批大批的人早离开了武汉，一直在疏散人口，长江码头上，行李箱子堆得山丘一样，人们都在露宿，船，每一次载得满满的向长江上游驶了去。宾阳门车站上，也是拥挤得水泄不通。这一阵纷乱之后好像又安定下来。虽然法租界的一间小房也几百元房租，靠租界的边沿通路上都安上栅栏、铁丝网，警报一响便关闭起来。从市区里，人们拥到这铁丝网边哭着，叫喊着，终归渐渐安定下来了。炸弹常常落着，爆炸着，人在死亡着，血溅到房窗上，树梢上，人们对死亡的恐怖在减低了。会到处开，夜间游行着火炬的行列，他们从瓦砾堆上走过去；到战地去的团体、组织或者个人增多起来。就在一个暮春的早晨，太阳还未出来，但天是蓝的，没有云也没有雾，人心上都想着这是可能被轰炸的一天，便忙碌起来了，我洗洗脸就到宾阳门去，还顺路约了李青，因为这天杜兰她们的救护队到长沙去。到了车站上，我们一前一后，刚刚拐过那堆积了许多麻包的月台口，就瞧见了杜兰。
杜兰扬着两只手跑过来，把两只手分给我们两人握着，她只管笑着。
我看看她——果然是一身草黄色的军衣，军帽正正地扣在头上，头发是和男孩子一样的短，不露在帽子外面；她兴奋地望着我，又望着李青，说不出话。
还是李青勉强装笑，实际很黯然的：“你很高兴吧，……我们都要走了，……”
她倒很愉快地说：“你们收到我从长沙写来的一封信再走，一定，答应我吧！”
我点着头，李青忽然抛开我们走出站台去了，我便陪了杜兰顺着月台边踱着。许多和她一样的女孩子走过来，走过去，和她招着手，笑着，叫她做“小妹妹”。她告诉我：“她们都很高兴我，我是队里顶小的一个。”这时，那些给初升的太阳的红光照亮的铁轨上，有的地方，停着空车皮，有一辆车头在拉着汽笛，吐着白烟，来去地走着，一会又不见了，只剩下远远一团团棉絮似的白烟。
她望着蓝天的远处。忽然转回头：“给勃生通信，把我的事情告诉他，他会高兴吧！”
“他一定会。”
“那……你会见他，知道他在那里，把这寄给他，交给他都好。”她从上面小口袋里掏出一只小小的粉红色信封，自己动手放在我口袋里。
当她忽然鸟一般抛开我的手，奔开，我才注意到那对老年的夫妇，摇着白发苍苍的头，颤巍巍的，在车站门口出现了。杜兰一跑过去，就两臂一张扑到老太婆的怀里了，我走过去。李青抱着他买的两匣食品也回来了。这五个人围成一个小小的密集圈子，谁也不能出声，只听见她俩呜呜的哭声，老太婆一面哭，一面用那干枯的手，抚着杜兰黑黑的头发，杜兰只是耸着两只肩膀，抽搐地哭着。……我心里很难过，望着她们。另外的老年人也偷偷侧过身，用手帕往眼镜底下擦着。结果还是李青颤抖着声音说：“不要伤心吧，老太太！杜兰一定常常来信，时局要真平复下来，也会回来的，在外面跑跑倒好，住在武汉天天不也是轰炸，还不一样担心吗？”
杜兰第一次当着我面前流泪，很害羞，半晌低着脖颈，拨弄着衣角。
老太婆却尽自说杜兰的性子怎样像她的妈妈，说怎样做就怎样做，……杜兰突然哭了出来，说：
“也许我会寻到他们。”
月台上，人更拥挤了，列车开进了站，上车的就往上拥，这一阵混乱，约延长了三十分钟，我们也挤在那激流里面，帮助杜兰和她的同伴去占位置，把行李、箱子，从车窗上塞进去。杜兰有一只行李卷，一只提箱，一只黑布袋，一只暖水壶，她在靠窗一面，和她同伴把大衣铺在车椅上，她才跳下车来。车厢下，一个工人，在检查机械，不时用一根铁棒敲得“叮叮”响，车轮边什么地方的汽缸在放着气，“咝咝”的，那白色的气像雾一样，从下面拥上来，慢慢地遮着月台边沿上站着的人们。有几辆兵车挂在后面，许多戴了绿色钢盔，背着枪的人往那面跑，我看见一个人在嘶喊着，脸涨得通红的，一会，前面火车头的汽笛长声地叫起来，这使我们每人都震惊了一下，杜兰机灵地转过身去，但忽然又迅速地转回来，慌张地拉了老太婆的两手，……又一转身，跑上车门去。一会，她出现在那车窗中间了，她的眼满含着热泪，但是泪珠挂在眼边边上，嘴唇却因为微笑而颤动着，——立刻，汽笛又响，又响，一阵铁的撞冲声，由前面很快地一节接一节地响起来，车开动了。我向杜兰挥了挥手，直到车驶出很远，我才看到她的上半身从车窗中缩回去。我走回家去。但还没有开门，当我还站在楼梯口的时候，突然听到背后有人唱难听的歌似的呀呀叫起来，我赶紧让路，谁知下来的正是前楼的那个老太婆，白头发乱得跟鸟巢似的，脸已使我辨认不出来，因为遮盖了许多乱发，我只见她很吃力地瞪起一只灰色的眼睛，我去看另只，却已经瞎了。她的衣服显得特别肮脏和褴褛，拐着两只脚，还是一只竹篮挂在那残废了的手臂上。见到我突然狠狠弄得楼梯紧响，一转眼跌撞撞奔出裁缝店的门口。我好久不见她了，也没听到她哭，只是早晨她不再提着竹篮出去了，已改为下午，因为下午阿福哥在江汉路摆水果摊子。我走上楼，遂听见老板在下面叽咕：“我们也要关门了，我说还是撵走她吧，这样出出进进算什么呢，我是不爱看的……”回答他的，只有那缝纫机忽缓忽急的嗒嗒的响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