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隻沛納海航海係列手表。我出生在一個“瑞士製造”是鍾表工藝的代名詞的時代裏，可是我卻為自己身上的意大利血統而感到自豪。我有一個直徑為47毫米的超大型表殼，它用螺旋的方式固定在表身上。表身和表耳焊接成為不可分割的一體，表殼上的杠杆鎖定，讓我能夠潛入海底200米之深而不用擔憂進水，而表麵的夜光羅盤可以使佩戴我的人，在幽暗的水底世界依舊能夠清晰地看見時間顯示。雖然沛納海作為一流的運動表聞名全球還是幾十年之後的事，但它超級帥氣的表型，超級堅固的機身，還有絕對超前的潛水功能，早已讓它享譽歐洲大陸，成為每一名意大利皇家海軍最值得誇耀的擁有品。
當我還是一堆零件，散落在佛羅倫薩聖喬凡尼廣場的一家鍾表作坊的工作台上，等待著一個叫吉塞普的男人——他是沛納海家族的第四代傳人，他把我組裝成一隻時尚而實用的腕表時，一場波及全球的世界大戰剛剛結束。那場戰爭的烽火，把許多城市夷為平地，在許多張全家福照片上掏出了窟窿。可是沒有什麽可以阻擋春天的腳步，即使戰爭也不能。樹木有自己求生的方法，總能在戰火焚燒過的焦土中找到一線綠色通路。受了傷的城市在努力鏟除著傷疤和死皮，新肉飛快地蓋過了腐肉，日子仿佛又回到了戰前的那個樣式，隻是節奏快了許多。戰爭叫人懂得了耐心不再是美德，獲取和行樂都需要及時。
就在我問世的那一年裏，我的國家裏發生了許多事。報紙上那張墨索裏尼和他的情婦克拉拉倒掛在米蘭洛雷托廣場的屍體的照片，尤其是他右邊腦殼上那個滲流著腦漿的傷口，還有她那個**在衣服之外，已經死了卻還沒有死透的腰肢和胸脯，依舊還是許多飯桌上的談資。可是這樁新聞在行走了一年之後終於漸漸顯露老態，長出了皺紋和壽斑，被一些更年輕的新聞所覆蓋。那一年裏最大的新聞當然是全民公投。在廣播裏旋風一樣的聲音的鼓動下，女人們來不及脫下油漬漬的圍裙就跑到街上，用沾著橄欖油和果醋的手，第一次在一種叫作選票的紙張上寫下了自己的名字。她們並沒有意識到，她們的每一個簽名，都會把她們的國王，一個叫翁貝托二世的英俊男人，從王座上推得更遠一點。其實她們對共和製的了解，並不比賽馬的規則更詳盡一些，她們隻是忍不住想在男人們已經玩了幾個世紀的政治遊戲裏，顫顫巍巍地濕一濕自己的手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