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轻轻推开那扇门，摸索着在那张破席子上坐下，不是靠眼睛，而是凭记忆—— 眼睛现在是一件碍事的累赘。他闭上了眼睛，静静地听着身上的触角像刺一样在暗夜中铮铮开放。他觉出了身下的尘粒。这不是旧尘，旧尘已经被他们的身体擦拭一净了。这是她走之后积攒起来的新尘。如果她还不回来，这些新尘也将渐渐成为旧尘，被更新的尘粒彻底覆盖。
他脱下手套，用手抚了一下席子，突然吃了一惊：那层尘埃已经被某一样东西撕开了一个大口子。后来，他闻到了气味。那是一丝隐隐的茉莉香味，不是长在树上的那种，也不是摆在篮子里的那种，更不是压在枕头边的那种，而是一种熏到了骨头里，又从骨头里丝丝缕缕渗出来的暗香。
“秋？”他试探着喊了一声。
一团黑影窸窸窣窣地朝他靠了过来。
她提前三天回来了，却没敢去找他，怕被厂里的人看见。她想来想去，只有在这间屋子里碰一碰运气，结果她真碰上了。
“提前？为什么？”他问。
她轻轻笑了一声，说：“你知道为什么。”
她语气里的那份轻松突然激怒了他。他猛然抓住她的肩膀，嚷了一声：“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你要走这么久？”
他听见她的骨头在他的爪子里嘎吱嘎吱地碎裂。他知道他的力气，在战场和运动场上，他早就试过了，可是他从来没有在一个女人身上验证过他的强悍。思念被二十七个日夜反复碾压，从棉纱压成了铁片。思念在急切地寻找着出路，最近的一条是愤怒。
她呻吟了一声，却忍住了疼。她任由他的愤怒如一条受潮的雷管，噼啪地爆出最初的混乱之后，最终渐渐消耗了自身。
她挣开他，坐到了离他稍远之处。
“你值得去嫉妒一个倒霉到顶了的人吗？”
她幽幽地说。
她的丈夫在三岁时死了生母，八岁时死了生父，由继母带着他和另外四个同父异母的弟妹，嫁到了一个严格来说都不能定义为继父的人家里。他十三岁的时候似乎什么都懂了，因为他多次洗涤过他继母换下来的沾着经血的**，他也用在学徒夜校里学的那些字，磕磕巴巴地读过赫胥黎的《天演论》。他十三岁的时候似乎又什么也不懂，他把“黑人牌”和“凡立丁”都当成了一种新药的名字，因为他从来没有使用过牙膏，也从未洗涤过毛料衣裤。十三岁时，当夜校的一位老师悄悄塞给他一本《共产党宣言》的时候，他毫不犹豫地跟着那人去了延安，倒不是因为他真正了解共产主义，而是因为他知道他去的任何一个地方，都会比他留下的那个地方幸福。
他就这样糊里糊涂地上了战场，在第一场战斗中就受了伤。匆匆的手术治疗之后，他很快归队继续作战，没有人，包括他的医生，知道这次负伤对他日后生活的影响。新中国成立后没多久，他就被保送到了一所大学读书，成了她父亲的学生。他打破了调干生带给人的那种刻板印象，在最初的调整阶段过去之后，他很快就脱颖而出，成为班里最有才华的学生。她父亲把他带回家来，介绍给自己正在上大学的女儿认识。他们相识在一个一切都上了发条的年代里，他们的关系只经过了三次见面就定了性。他很快向她求婚，她也很快答应。就在洞房花烛的那个夜晚，他和她才共同意识到了那次枪伤对他身体的巨大破坏力。经过许多轮不堪回首的讨论、妥协、反悔，他们终于决定协议离婚。可是就在他们正要提交离婚报告的时候，他出了事。
在一次组织生活会上，向来沉默寡言的他，却作了一次长长的发言。这次发言有对社会现状的观察，也有对个人生活境遇的不满。前者是表，后者是里。前者是客观看法，后者是主观情绪。情绪是毒药，浑了一锅水。于是他被遣送到一家边远工厂，从事与他的专业全然无关的体力劳动，待遇仅次于劳改。
她是在那时打消了离婚的念头的，因为她知道自己在他那场由情绪导致的灾难中负有责任。现在她是他和这个世界之间的唯一纽带，她在，他就在，无论如何卑微。她若走了，他对这个世界再无留恋。
所以，她永远不会离开他，除非她死了，或者他获得转机。
这是一个与爱无关的决定，所以任何与爱相关的因素，都不能改变这个决定。
这是她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和他谈到她的丈夫。
从那个夜晚起，她的丈夫就成了他们的谈话中缄默的那个部分。
从那个他差一点捏碎了她肩膀的夜晚，到后来她用一把刮鸡毛的刀片放完了身上的血的下午，中间隔了几乎整整四年。这四年里他们的生活中发生了许多事情，比如全知有惊无险地出了一次水痘，全力上了市里的一所重点小学，朱静芬做了一次人流手术，叶知秋的丈夫差点在一场肝病中丧命。这些事在一个人的回忆录里兴许能占据一些值得记录的篇幅，然而对一个国家来说，它们不过是一粒连最高倍的放大镜也找不着的尘埃。
那四年里国家也发生了许多事情，其中有一桩比别的都大。关于这件事的传闻，报纸和广播都不约而同地守口如瓶。最早知道的是锅灶，锅灶传给碗，碗传给筷子，筷子传给嘴，嘴再传给另一张嘴，于是全天下都知道了。
这桩事是饥荒。
饥饿最早是在肠胃里生出的，可是饥饿是一个淘气的孩子，爱四下乱窜，从来不肯待在一个地方。饥饿最初窜到了人的脸上，先抹走脸上的红，再抹走脸上的白，然后才是颊上的肉。饥饿虽顽皮，却也知道把最好的留在最后。最好的还不是颊上的肉，最好的其实是骨头里的汁液。饥饿在脸上串完了门，才钻到骨头里面死命吮吸。骨头渐渐干涸，人也就渐渐没了气力。
全崇武的工作比过去闲了，也比过去更忙，只是闲的和忙的，都是些和过去不同的内容。闲是因为厂里的三支运动队，现在已经散了两支，只剩下一支不再打比赛的乒乓球队。工人原来的一股力气，现在只剩了半股，那半股再也经不得任何浪费，只能小心翼翼地省着用在生产线上。他把从文体活动里空出来的时间，用到了别的事上。那是些他从来没管过的事，他不会管，不想管，却不得不管。他每天都在绞尽脑汁地计划着各样异想天开的合作方案，和渔业公司的，和军分区的，和近郊生产大队的……目的只有一个：从他们紧攥的拳头里，掰出一星半点的副食品，因为厂里的食堂除了白菜和五分钱一斤的小鱼，已经没有什么别的可以下锅了。现在在厂区行走一圈，工人的每一口呼吸里、厕所里冒出来的每一股臭气中，都有一丝呛人的酸腥味。
谁也没想到，厂里第一个被饥饿袭倒的，竟是看起来活得最滋润光鲜的叶知秋。其实也不是完全没有预兆的，她那一阵子几乎都没去食堂打过午饭。她一个人躲在绘图室里，用开水泡着自己从家里带来的冷饭冷菜吃。据看过她饭盒内容的同事说，她的菜和大家差不多简单，饭却是满满一大盒，怎么也不至于挨饿。有一天中午，同事在食堂吃完饭回到绘图室，发现她趴在绘图板上不动，都以为她在午睡，可是过了一个小时她也没醒，众人这才意识到她出了事。连忙送去医院，医生说是严重的贫血和营养不良。
叶知秋拿的是技术工人的定量，一个月二十五斤粮。那二十五斤粮匀到每一天，也能有八两。八两分成三顿，早饭二两，中饭和晚饭能各摊到三两。三两当然撑不死人，可是以她的胃口，应当至少能吃个八成饱，她何至于捉襟见肘到这个地步？
后来，全崇武才听金工车间的一位师傅说，叶知秋丈夫的肝病迟迟没有治愈。他所在的那个地方太偏远，有钱也买不到营养品。叶知秋每个月给他寄十斤粮票，让他跟附近的老乡换鸡蛋吃。她寄的不仅是粮票，还有炼乳水果罐头和议价红糖。那位师傅的妻子在邮局工作，叶知秋寄的每一个包裹，包括包裹单上的附言，都经过了她的手和她的眼睛，所以她知道最真实的详情。
全崇武听了，不禁一怔。每次他以为他了解她所有的秘密，他的脑袋总会撞上一扇紧闭着的门，门上有一把没有钥匙的锁，锁的名字叫自尊。在这扇门前他没有特权，无论他和她如何亲狎，他都和世人一样，只能隔着门缝窥探揣测。
后来的一个星期天，他买了一个黄桃罐头去她家看她，只见她正把一碗米饭摊在一个米筛上晾晒。他问她在干什么？她得意扬扬地说这是她跟一个菜农学的做饭新招。舀半勺米，煮成松松的一层软饭，在风里晾成硬饭粒。再加水煮，再晾。如此三番之后，半勺米就能煮成大半锅饭。至此他终于明白了，为何她吃了满满一盒的饭，依旧会昏倒在绘图板上。
“加三番水就够了？五番不是更好？省得更多。”他沉着脸说。
她听出了他话语里的嘲讽，但她还不知道他的嘲讽到底会朝着哪个方向走。她小心翼翼地看着他的脸色，不语。
他去她的厨房找了一把菜刀，砍起了那个装着糖水黄桃的罐头盖。马口铁没有他想象的结实，他用力过猛，第一刀下去就砍出了一个大口。糖水在桌布上溅出了几个黄斑，他的指头被翘起的铁皮刮了一下，血缓缓地爬了出来。
她慌慌地掏出口袋里的手绢要给他包裹，他推开她，依旧挥舞着手里的刀咚咚地砍着，仿佛他手下是一块千古不化的榆木疙瘩，或是一根连狗也咬不动的肉骨头。
直到罐头盖子溃不成军地垮了下去，那个切成两半的黄桃容光焕发地浮上了表面，他才终于住了手。
他扔了刀，瘫坐在椅子上喘着粗气，仿佛刚刚经过了一场兵力旗鼓相当的恶战。她拿出碘酒和纱布替他消毒包扎伤口，眼角的余光里看见他额上的青筋在扑哧地狂跳。
“碗。”
他粗声粗气地说。
她去碗柜里拿了一只饭碗出来。
他把罐头里的内容哗哗地倒了出来，刚好装满一个碗。
“喝。”
他说，声音里依旧缠着一根铁丝。
她端起碗，低着头默默地一口一口地喝着那碗夹杂着他血丝的糖水。她了解他的脾性。她知道若想让他的愤怒太平无事地着陆，最好的方法是在它经过的路途上铺一层沉默。
“蚂蟥。”他哼了一声。
“什么？”她没听懂。
“除了给你惹事，吸你的血，他还能做什么？”他愤恨地说。
她松了一口气。她终于明白他愤怒的缘由了，现在她知道该怎样下脚，才能绕过那些已经被探明了线路的地雷。
她没有回话，只是把勺子里那半叶黄桃咬成两瓣。她把一瓣带着她牙印的桃肉送到他嘴边时，他没接，脖子却拧了一拧。她忍不住轻轻笑了，说：“没见过一个人脑壳上有这么多根青筋。”
他差一点也要笑出声来。这个女人就有这样本事，能在他绷得最紧的神经上挑开一个洞眼。可是他今天不能懈了这口气，否则他在她面前就再也没有威力。
“我又不贫血。”他说。
她像个做错了事正挨老师罚的学生，顺从地把黄桃吃得干干净净，然后把空碗倾斜过来，喝完了最后一口汁，摇摇头，说：“腻得我，从今往后见到糖就想吐。”
他知道女人想逗他笑，他撑住了，却撑得很辛苦。他必须在愤怒化成灰烬之前，尽可能久地让女人处于小心翼翼的状态。
“拿不拿你自己看着办。”
他从裤兜里掏出一卷饭菜票，咚的一声扔在她的桌子上，脸紧得像钢板。他得在她翻脸之前先翻脸，他已经摸准了她，她从来不会和他同时翻脸。
他几乎不敢去看那沓饭菜票，都是最小额的零票，不知经过了多少人的手，边角毛茸茸地翻卷起来，一张顶着另一张，顶出厚厚的一沓，却经不起任何有经验的眼睛轻轻一扫。可是他只能给这么多。朱静芬干的是体力活，她的定量还不够她自己吃。两个孩子在长身体，饭量惊人，他不忍心从她们嘴里掰食。他只能从自己口里省。他只能把中午这顿饭的四两，压缩成三两或二两半。
“以后每个星期，至少要在食堂吃两次中饭。”他说，不是吩咐，而是命令。
她没接受也没拒绝，只是扭着身子坐着，仿佛在和自己商量对策。
她沉默得太久了，他忍不住转过身来找她的脸，却吃了一惊：她的脸上有一层发亮的东西，是眼泪。他认识她几年了，她看起来一戳就破的样子，可是她从来没哭过。她是一块包着棉花的铁。
他有些慌乱，忙摘下脖子上的围巾，给她擦脸，说：“我还没生完气，你倒先生气了，你讲点道理。”
她把脸埋在他的掌心，扑哧一声笑了，瓮声瓮气地说：“谁生你的气了？我只是想，我欠他的，那是没办法，你又何苦呢？”
屋里没有生火，女人的脸颊冰凉，鼻子被泪水泡得有些软。女人今天穿的是一件墨绿色的棉袄罩衫，上面印着些浅绿色的竹子。女人的衣服洗得很干净，颜色和颜色之间保持着警醒的界线。她的后颈被一只不知什么虫子咬了一个红包，他很想伸过手去替她挠一挠，可是他忍住了。她的身子对他是一路敞开的，他的手想去哪儿就可以去哪儿，想什么时候去就什么时候去。但是今天不一样。今天他和她中间隔着一个黄桃罐头和一沓饭菜票，他感觉别扭。
“要是哪天我也跟他一样犯了事，你会怎么救我？”他松了脸，绽出一丝笑。
她直起身子，定定地看了他一眼。她的回答来得很慢，也很短，只有两个字。
“拿命。”她说。
当时他和她都不知道，她这是一语成谶。
后来她果真死了，虽不是为了救他，却也是因他的缘由。
那天她把脸贴在他的心口，手开始窸窸窣窣地解他的衣扣。她要得很急，急得几乎像个欲火烧心的男人。还没等把那张小床焐暖，他们就已完了事。
她和他并排靠在她那床叠成了方块的被子上，一粗一细地喘着气。她身上黏黏的都是汗，冰冷的，擦在手帕上带着一点黄—— 她的身子到底还是虚。
她把牙缝里挤出来的那点东西，给了那个男人；又把身子上挤出来的那点气力，给了这个男人。她夹在两个男人中间，到底还剩了些什么留给自己？
他抚摸着女人渐渐有了骨头的肩膀，暗想。
那天他从女人家里走出来的时候，心里隐隐有些伤感。在他向来粗大的感受神经网络里，伤感是一种几乎完全陌生的东西。
饥饿真是一摊浑水啊，什么东西在饥饿里走过一趟，就都变了颜色。太平年月里一辈子也学不会的东西，饥饿一眨眼就教会了。饥饿叫一个如此骄傲的女人，一天之内学会了感激。
可是，他宁愿她忘恩负义。
两年以后，叶知秋割腕自杀。
叶知秋的死，在纺织机械厂里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全崇武的名字，当然成了旋涡的那个中心。可是毕竟没有人可以提供他与她的死相关的直接证据，相反，他却拥有一个具有强大说服力的反证：他的妻子朱静芬。朱静芬的声音不大，却镇定、坚持，始终如一。朱静芬的耐心渐渐磨穿了所有的质疑，这件事最终以全崇武的调离而草草收场。
过了一段时间，一种新的说法开始流传起来，说叶知秋是死于灰心。叶知秋的丈夫打成右派之后非但没有管好自己的嘴，反而在新单位又说了许多过激的话，导致从下放变成劳改，罪加一等。
又过了一段时间，另一种说法覆盖了前面的那种说法，说叶知秋是死于绝望。叶知秋被查出了胃癌，已经扩散到肝里，她不想活了，只求速死。
总之，每隔一段时间，叶知秋就要再死一回，为一个新的原因。叶知秋的名字如一潭水，似乎静了，又似乎没静，隔几个月就要泛上一圈波纹。当她在城郊的一处墓地底下渐渐分解为泥尘的时候，另一个她却在人们的舌尖存活了许多年。
在这件事上，全崇武自始至终保持着缄默。他的缄默如一张质量上乘的铁板，没有人，包括朱静芬，能在上面找到一丝诸如懊丧、内疚、怀念之类的裂缝。他把她存在过的痕迹抹得那样彻底，他甚至让人产生了一个疑问：他是否在生命的某一个时段里，真的认识过一个叫叶知秋的女人？
几年以后，在一个谁也没有想到的场合里，他那张铁板才突然裂开了一条缝。
我是一只沛纳海航海系列手表，我的最初设计灵感来自浩瀚的大海，但我在离开佛罗伦萨圣乔凡尼广场的沛纳海店铺之后，却没有创造过任何与沛纳海的名字相匹配的辉煌业绩，我甚至还没有闻过海浪的腥咸味道，便终结了我作为计时工具的平庸一生。
可是，即使再平庸的一生，也总会有一两个值得留给后世回味的小故事。我把下面这个故事记载下来，是因为它离我的大海之梦颇为接近。
这个故事发生在我离开佛罗伦萨十六年之后，也就是一九六二年的一个夜晚。那天温州城里太平无事。当然，如果非要我在鸡蛋里边挑根骨头的话，我会提起一件事：那就是一个叫叶知秋的女人，在那天下午被埋进了一座坟墓。其实对一个城市来说，这根本就算不上是事儿。大千世界，每天都有人出生，每天也都有人入土，死人留下的空间，马上会被出生的人填满。日子如水，纵然砍上一万刀，也不会留下一条疤痕。
那天晚上我主人全崇武戴着我到望江路行走。那天他的背看起来有一点佝偻，腿上仿佛少了一根筋，走起路来丢失了一些往日的弹性。假如仅仅从背影和步态来判断，我相信人们一定会产生“哀伤”“痛苦”“打击”这一类的联想。其实大家都错了，这些形容词离常理很近，离实情却很远。那天我的主人只是感觉麻木而已。麻木是一只茧子，把我主人紧紧地裹在其中。茧皮很厚，他没想咬，也咬不动，于是他一辈子就成了裹在麻木中的那个蛹，没能破茧而出，化成蝶，或是别的什么飞虫。
那天我主人在江边上漫无目的地行走了很久，然后下了岸，在一块靠水很近的石头上站下了，开始一件一件地脱衣服。直到他脱得只剩一条**的时候，我才明白了他的意图。这是一个刮着北风的湿冷夜晚，只有疯子才会想到在这样的夜晚下水游泳，可是我的主人恰恰就是这样一个疯子。
他的手在腕上那只手表的表带上犹犹豫豫地停留了片刻，最终挪开了。我身上的每一颗螺丝不约而同地发出了一声如释重负喜出望外的叹息。它们同时意识到了：那个表面上刻着的“沛纳海”字印，将在今夜里第一次——后来证明也是最后一次——经受水底现实的严酷验证。
我们一起跳进了那条叫瓯江的河流。早在岸上的时候，风就已经告诉了我们水底可能遭遇的状况。可是风出于怜悯，并没有揭示全部的实情，水里的状况远比风选择告知我们的严峻。我主人的牙齿开始发出响亮的撞击声。在此之前我从来没注意到他有如此强壮而不知羞耻的牙齿。紧接着是他的肌肉，它们通过各样的渠道相互交缠，抱团取暖。他的腿一下子短了，胳膊也是，甚至连手指脚趾都是。水变得稠黏起来，几乎像糨糊，他那变了形的四肢无法在这样的水中划开裂缝。
这时我看见他的眼睛里闪过了一丝光亮，我知道那是惊恐。我和我的主人已经相处了差不多十年，我从来没在他的眼中找到过这样的表情。我也失去了平日的镇静，我身上的部件觉察到了我的害怕，彼此间开始了一轮嘈杂的埋怨。
突然间，我主人的牙齿停止了争战，它们不知何时携起手来，推出了一阵奇怪的声音。不是求救，也不是某个人的名字，而是一串彼此似乎没有任何关联的单音节呼喊。
啊……啊……啊……
他的舌头和嘴唇大概也变了形，从那里发出来的不像是他自己的声音，甚至也不像是人的声音。我犹豫了片刻，才想明白那是狼的声音。不是饱足之后的嬉戏，也不是求欢之时的呼唤，而是狼被猎人剁去了半截尾巴时的狂嗥。
风怔了一怔，河也是。星星唰唰地震落到水面，水被砸疼了，却不敢吱声。它们突然被吓住了，开始软下来，给他的腿和胳膊让路。
我们直到这时才开始享受夜的宁静和温柔，从这岸到那岸，他游了好几个来回，打扰我们的只有偶尔路过的机帆船，还有不知季节地擂着鼓的青蛙。真奇怪，这个时节竟然还有青蛙。可是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呢？在这个连上帝都在寻找暖被窝的夜晚，下水的人和擂鼓的青蛙难道不具备同等的存在权？只有我听懂了那些孜孜不倦的蛙鸣，它在提醒我们归家。
归家？怎么可能？我们刚刚逃出了家门，我们远未尽兴。我指挥着我所有的齿轮声嘶力竭地向青蛙呼喊着抗争。
水里的世界真是怪异啊，隔着一层水看天，云很肥，月亮很脏。隔着一层水看岸，岸边的树木和房子矮了许多，臃臃肿肿，满脸皱纹。
水叫一切面目全非。
不过那夜水改变的，还远不止这些。
那夜我主人在水里做了一个在岸上绝不会做的决定：他要在他的上半身和下半身之间修筑一道无坚可摧的城墙。从此以后，他的上半身和下半身将按各自的性子活着，彼此鸡犬相闻，却老死再无瓜葛。
那个夜晚，水把我的主人变成了另外一个人。
最终离开我主人时，我二十岁。
二十岁对一只普通手表来说，可能已经是三生三世。而对一只经由吉塞普·沛纳海亲手制作的正宗沛纳海手表来说，我本应该还可以再活很多年。中年的世故，老年的惰性，似乎都离我非常遥远。我从出生到陨灭从未踏入过修理铺的门，我始终像我被造出来的第一天那样，精力充沛毫厘不差地踩在时间线上，替我的主人忠心耿耿地指示晨昏。我绝对没有料想到，正当我和我的主人开始享受艰难地磨合出来的默契时，我竟然会毫无预兆地死于非命。
其实，这样的说法并不完全符合科学原理。世上每一件事物，在孕育的过程里不可能不泄露任何蛛丝马迹。即使是石头长草，也会显露出最初的细微裂缝，只是我不够细心。我虽然看见了慢慢逼近的黑影，我却没有联想到那是死神的翅膀。
比如说，我其实早就注意到了全知放学回家时，臂膀上别的那块割眼的红布；我也早就看见街上女人的布拉吉和裙子似乎一夜之间消失了，男女老少穿的，都是一种与叶子相近却决不代表叶子的绿衣服；我也早就发现，公园门前的报亭拓宽了好几倍，上面贴的除了报纸，还有许多张用毛笔书写的大字报。这些纸上的墨汁还没来得及被风吹干，又很快会被新的纸覆盖上。我出事的前一天傍晚，我主人带着我到华盖山散步。当我们站在山顶往下眺望时，我们同时吃了一惊：偌大的一个城市，怎么只剩下三样颜色：袖章的红，衣裳的绿，还有墨汁的黑？那三样颜色哪一样都让我心惊，我其实已经闻到了空气中隐隐的血腥味。
我出事的那天早晨，我主人的一家和平常一样，吃过了几乎可以用简陋来形容的早饭。他妻子取下他腕上的手表，用一块柔软的棉纱蘸着牙膏来轻轻擦拭表面。这样的事，她每隔三五天就要做一回。他们压低嗓门儿聊了几句早间新闻里的一些新动向，猜测着市政府机关里发生的事。他的那位老首长虽然还没有被公开揪斗，关于他的大字报里，已经显露出了杀机。他们在替他悬着心。他们叮嘱两个孩子放学后马上回家，不要在街上逗留。全力还没来得及站起身来领着全知出门——姐妹两个在同一所小学上学，一个五年级，一个一年级——院子里就闯进来一群穿着杂七杂八旧军装戴着红袖箍的孩子，他们是相邻那条街上一所中学里的学生。他们并不是针对全崇武来的，他居住的这个院落只不过是他们漫无目的的行程中的第一个落脚点。
全崇武马上明白了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样的事——几天前他亲眼见过他厂子门口那家人被抄的情景。当他还在思索对策的时候，朱静芬已经想好了该说的话。女人没见过什么世面，可是无知的女人偏偏就有一股子生腥胆气。她站在门框里，双手叉腰，对一个看起来像是领头模样的孩子说：“你想知道我们家是什么人吗？去居委会问一问就行了。居委会隔三个门，三十六号，门口挂着牌子。我爱人是抗美援朝的英雄，你没看见他脸上的那个疤？美国佬的炮弹嗖地擦过去，再偏半分他就是烈士了。我就不值一提了，我不过是个孤儿。孤儿，你懂什么是孤儿吗？我爹妈被地主老财逼得要饿死，只好用两个番薯窝窝头的价钱，把我卖给了天主堂的嬷嬷。你说我们这样的人家能有封资修四旧吗？不过你要是不信，最好还是搜一搜。”
这个掺了水分的故事听起来很真，真得几乎接近让人感动，那群孩子有些不知所措地停在了门里和门外之间的那片模糊分界线上。事情本来可以就在这里画上一个句号的，可是老天爷不肯。
“我认得你，你搞过我们院子里的那个破鞋叶知秋！”
正当这群人几乎就要转身离去的时候，有一个孩子突然高声叫嚷了起来。
朱静芬赶紧伸手去捂全知的耳朵，可是已经晚了，全知和全力都准确无误地听清了每一个字。
我身上的齿轮咔嚓一声停跳了一拍，我的心吊到了耳朵尖上。这是四年以来第一次有人在我主人面前提到那个名字。我知道他的心已经绕着那个名字长出了一圈死肉，我以为他不再会觉得疼。没想到他像是一只被一根鞭子冷不丁抽了一下的陀螺，噌的一声蹦离了地面。他的脑子在空中嗡嗡地转了很多圈，等到他终于停歇下来的时候，天花板斜了，屋里飞满了星星。
我以为他会看一眼妻子，可是他没有。他径直朝那个孩子走过去，站定了，一字一顿地说：
“叶，知，秋，不，是，破，鞋。”
他的声音并不凶。他的声音岂止不凶，甚至带了微微一丝的虚弱。替他撑着场面的是他的眼神，还有眉梢的那块伤疤。那疤在一上一下地颤动着，仿佛底下安了一条力气十足的弹簧——那是积压了四年的沉默。
“你敢再说一遍，我找你妈去。我认得你妈。”他扯住了那个孩子的衣袖。
“全力她爸。”他的妻子轻轻喊了他一声，那是见好就收的提醒。
可是他依旧没看妻子，他只是对她摆了摆手，示意她把两个女儿带到里屋。
他的目光仍旧胶水似的粘在那个男孩的嘴唇上——那两片嘴唇还没真正见过世界，却已经学会了世上最龌龊的字眼。那个孩子避开了他的眼睛。或许是因为那块会跳动的伤疤，或许是因为“你妈”这两个字，那个孩子明显退缩了。说到底他们不过是由军装皮带和袖箍伪装出来的假大人，他们根底里禁不住真大人的诈唬。
事情到了这一刻，本来真就可以画上句号了，可是老天爷还是不肯。命里注定了我要在那天丧命，没有人撕扯得过死神。
“这是什么？”
学生们开始陆陆续续地离开。正在这时，拖在最后面的一个孩子一扭身，发现了躺在饭桌上，还沾着一缕湿牙膏的我。他跨过门槛走进来，把我拿起来细细地打量着。那个超大型的玻璃壳，那只与表身焊接在一起的笨拙而结实的表耳，那条针脚密致结实的皮表带，那个印在玻璃壳上的水手锚标记，还有那几个圆墩墩的蝌蚪一样的洋字母——他并不知道这是“沛纳海”商标——都是他从未见过的新奇。我看见他那双正在经历从幼稚到世故的演变的棕黑色眸子里，有一条导火索在噼里啪啦地冒着火星，点燃导火索的是好奇。好奇烧完了，火星就蔓延到了惊讶。惊讶也烧完了，就渐渐烧到了嫉恨。嫉恨最短，一两个火星子就过了，很快就烧到了愤怒。愤怒是导火索的最后一段，愤怒烧到了头，就是爆炸。我绷紧了身上的每一根神经，等候着那一声巨响。
“骗人，这家明明有封资修帝国主义的四旧！”
他那些已经散开的同学听见他的喊声，又重新走回来，围着我聚成一个圆圈。
砰的一声，那个孩子把我愤怒地摔到了地上。
我的部件散了架，它们痛楚地松开了从出生伊始就紧紧交缠在一起的牙齿。
我受了重伤。
但即使在那个阶段，我依旧还是有可能避免一死的。如果我在那个时候获救，我至多不过需要进一趟钟表修理铺，经过一轮复杂的皮肤和筋骨重塑手术，我或许还可以带着我的伤疤继续为我的主人服务。我奄奄一息地朝我的主人投去了求救的一瞥，可是他却没有接过我的目光。也许他还没有从叶知秋的震撼里恢复，也许他害怕这群孩子会深究这只手表的来历——这样将不可避免地牵扯到他那个地位岌岌可危的老首长。总之，我的主人在为叶知秋发出呐喊之后，却对我的处境保持了我无法理解的沉默。他眼睁睁地看着那个孩子挥舞着一把随身携带的锤子，朝着我狠狠地砸下来，我在窗口的那块太阳光斑里化成了一些银闪闪的玻璃和金属碎片。
就这样，我，一只由吉塞普·沛纳海亲手制造的沛纳海航海系列手表，在那个早晨意外地结束了我本该辉煌却始终平庸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