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世立，现年42岁，外省人。十五年前从农村来到市里，四处打工为生，五年前开始摆摊修理自行车至今。两个月前，他骑车时遭遇车祸，因脑震**住院治疗；治愈出院回家后再未出门，修车摊也没有再摆过。医院的资料证实，一个月前他曾在徐大夫处接受过心理治疗。至今未婚，一个人在旧城区老房子里租住了七年，警察上门检查时，手机钱包等“遗失物品”都还放在桌上。
银行记录显示，他的全部资产仅有银行卡中的两万多元；且事发当日，他曾试图用一张公交IC卡提取现金，结果被取款机吞卡。高铁南站工作人员作证说，他曾向大厅售票员询问自己“妻子”的下落。那天没有任何人接到过他的电话，他当天的通话记录中唯一一个号码，是电话公司的服务热线。
至于那张他“妻子”留下的分手字条，经过专业技术分析，核实无误，清清楚楚、毫无疑问地可以认定：那是一张超市收银机打出的购物发票。
薛霖说得没错，杨世立在接受催眠之前，就已经得上了严重的幻觉症，对于自己的姓名身份、经历记忆，以及对周围环境的一切感官都混乱了。例如，他自称“李响”，而真正的李响却是当时开车撞伤他的人。薛霖和贾迪花了一个多星期时间，收集到了以往十二起自杀案死者的各种信息，才知道他们每个人都属于这种情况，无一例外。
按照薛霖的想法，这些病人对于自己的日常生活都有强烈的不满和压抑，各种欲望（婚姻、财产、情感等方面）无法得到满足，导致患上此症。徐大夫的催眠正是令他们的本我更迫切地要求释放，最终诱发了自杀。
“依我看，纯粹是扯淡。”贾迪轻蔑地吐口气，右手指着她说，“你说他们有病就是有病？我就认为是你那骗子医生害死了他们。”
“你能不能别这么心理阴暗？”
贾迪不出意外地发火了：“我呸！我看你才阴暗！凭什么断定他们想自杀？你个心理医生就了不起吗？随便看看死者档案，你就说他们心理有病，我们公检法全都上街要饭算了。”
薛霖扔下汉堡包：“请你尊重下我的职业！—他们的生活经历和精神状态都有案可查，我不信你还能不讲证据！”
“全是废话。对现状不满，心里头有压力？这年头谁没压力？谁会对自己生活百分之百满意？”他越吵越来劲。
“……没压力，我会整天查案子，跟领导吵架，手都摔断了？对一切都满意的话，你怎么会一声不吭就跑去外地读博，说分手就分手？—我从小就疯疯癫癫，看来我精神病已经得了四分之一个世纪了，得赶紧把我抓回去电击。来吧，救救我吧，薛大夫！”
薛霖抓起包，头也不回地走了。贾迪狠狠嚼了一会儿薯条，又冲去前台，把服务员骂了个狗血喷头。没想到吃个薯条也能吃出头发丝来。
但领导们却另有考虑。贾迪的猜测虽然缺乏证据，但是薛霖的想法也没有足够的根据；何况，这种猜测也不能公开，造成恐慌的可能性先不提，民众们也不会去相信。现代社会，普通人和精神病患者的区别本就难以界定，而在这起案件中，除非自杀，否则很难看出谁是“真的有病”。
这其实与警察办案很相似，大家都处于被动地位：只有在事发之后，才能知道是谁出了什么问题，从而着手补救，但往往为时已晚。公安机关已经计划退出调查，只要不涉及刑事案件，所有的“精神疾病类自杀事件”都将交由医疗系统内部解决。
让领导们大失所望的是，最新一起案件恰恰涉及了刑事伤害。本来踌躇满志的贾迪在听过案情简报后，却再也兴奋不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