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吴氏全书》推荐序
文/屠思凡
夏庆阳九十六年七月，江南最大氏族吴家再度展开修谱工作。与十年一度的例行修谱不同，各家支的代表此番汇聚一堂，只为决定一个人的去留。
此人本名吴承恩，在竟宁元年因叛国之罪而被逐出家门。朝廷的一纸敕书改变了一切。敕书嘉奖他著书有功，列数其平生功绩，追谥为文忠公，命吴家推举贤才，择日上京，完成其遗作《长生志》的修订工作。这在历史上几乎绝无仅有—直到两代皇帝后，没落的曹氏家族的后人才终于取得足以与之争辉的功绩。
成就吴承恩的，是他耗尽一生创作的鸿篇巨制《西游记》。同其他“明珠之作”类似，《西游记》的创作过程非比寻常：与数十人合力编撰的《山海经》或呕心沥血一气呵成的《石头记》不同，吴承恩一生中博览群书，寻访全国各地，最终以重大历史事件为内核，陆续演绎出了六个版本的故事，故事同根同源，又形态各异，其内涵循序渐进，自通俗志怪小说逐步深化，直至成为家喻户晓的史诗，普照万民。
与先秦时期大量佚名作品的评述方式有所不同，考察汉以后的文学作品的价值，必须将作者的生平纳入分析范畴（二者之间的一致性则要依赖考古成果确定）。
在分析《西游记》时，这或许是最恰当的方式，因为吴承恩不仅创造了脍炙人口的经典名篇，还从某种程度上折射出整个夏朝的文学和社会发展历程。司马迁曾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指出：随着秦汉更迭，在和平世代，若有人寿可齐国，那么，此人必将是那个时代的缩影。必须承认，这份预言具有惊人的前瞻性。
而接下来，我们将会看到，为何吴承恩恰好是它的出色证明。
从阿房宫到《东山伏魔录》
吴承恩出生在江淮流域的商贾家族，在同辈中位列第三。吴家本来世代官宦，却在吴承恩的父辈手中沦落，吴承恩的两位兄长又不幸早夭，其父吴锐因而对吴承恩寄予厚望，为他取名承恩，希望他能读书做官，上承皇恩，下泽黎民。
吴家主营歃器(1)生产，因手艺精湛，颇得官家赏识。家族产业在取得许可后，日积月累，到承恩时，已联合当地另外两家，组成了制造—运输—贩卖的完整链条。父辈的期待和家族的底蕴为吴承恩的未来奠定了基础。他也不负众望，不仅博览群书，通读前朝经史，还积极参与家族事业。一方面“髫龄，即以文鸣于淮”，另一方面，还曾在观览歃器的烧制过程后，参考医馆常用的角法(2)，提出了“虚管汲液”的改进方案，大幅提升了抽血效率。
吴承恩对神怪传说和稗官野史的喜爱始于一场沿长江逆流而上的远游。在夏朝的官位制度中，入朝做官除了基础科目考试外，还需要得到不少于三名州郡长官的推荐。吴锐于是自夏乾化百一十三年起，多次乘船出访，拜会友人，谋求上荐的机会。
在第二次西上途中，父子二人取道骊山。在此，吴承恩首次见到了阿房宫的遗址。始皇帝嬴政在徐福带回长生不老之术后，于在位第三十五年开始建造这座天下第一宫。后经汉、魏两朝逐步扩建，最终形成了覆压一千七百余里，连接南北东西，隔天蔽日的恢宏楼宇。虽然在魏、唐两朝间，建筑群因战乱而被付之一炬，但气势磅礴的废墟却依然深深震撼了吴承恩。目睹这座庞然大物，他在想象之中感受到了时空的喘息。
要还原那些活生生的人，向来惜字如金的史书自然力有不足。民间口耳相传的故事却恰恰相反，虽然离经叛道，其人其事却栩栩如生。自此，吴承恩的学识分裂成真实与虚构两个方向。他博古通今，在与吴锐促膝夜谈后，决定成为史官，并为此发奋读书；而同时，他也“尝爱唐人如牛奇章、段柯古辈所著传记，善模写物情，每欲作一书对之”。从《山海经》中，他认识到地理、博物与社会间的关系；从《庄子》《老子》中，他学会了如何编织寓言……到了而立之年，不论是文学素养还是文史积淀，吴承恩均已经远超同辈之人。
乾化百一十九年，吴锐取得了靖州令的承诺。吴承恩只要撰文上拜，水平得到其认可，即可得到举荐资格。为此，吴承恩创作了两篇作品，一篇是论述性杂文《野党杂论》，另一篇以前者为基础发挥想象，是一部歌颂前朝平叛功绩的小说。
这便是《东山伏魔录》—《西游记》雏形—的由来。
在《野党杂论》中，吴承恩围绕秦末发生的动乱，展开了对人口、外交和选官制度的评析。“始皇虽获彭祖之寿，然饮血养颜，人所不容。故纳文武，授长生之法。郡县丞属，长官征授。另废田租，以血代之。”吴承恩认为：地方自治的选官模式造成了权力的分散，使长生之法在秦末“流于乡野”，再加上中央政府的苛政，最终导致了秦末的大规模起义。到了汉代，官府清剿乡党，鼓励生育，重新调整赋税结构，施行察举征辟，均是对前朝做出的修正。
《东山伏魔录》则舍去了上述论述，以水怪无支奇(3)为核心反派，讲述了一场天庭祸乱。全文分为“猴王出世”和“天庭之变”两部分。无支奇是东山上的一块灵石，修炼成精，本性顽劣，拜师学艺也未曾悔改，在接受招安失败后，大闹天庭，逃回下界，自立门户。主人公项公明则是与无支奇同门的正统子弟，渡劫飞升，历经千辛万苦，成为天兵中的一员，最终参与大战，率军击败了叛党(4)。
《东山伏魔录》的情节无疑精彩纷呈，但是从残篇来看，故事过于侧重项公明的刻画。无支奇被描绘成赤面獠牙的怪物，大闹天庭也只是肆意妄为之举；同时，讨伐无支奇的大战又过于强调项公明发挥的作用（尽管他的军阶并不高），缺乏格局。相比于同时期的《汉中演义》《百鬼谭》等流行作品，这无疑落了下风。同时，虽然意在暗讽，但是在《野党杂论》中提到的各项弊端却均未得到有效的体现。从文学成就上看，这部处女作并不成功。它最重要的地位，在于为《西游记》奠定了基础。
乾化百二十年春，吴承恩将《野党杂论》交送靖州令。同期，他开始关注另一件重大历史事件—玄奘西游。靖州令在通读全文后，对吴承恩大加赞赏。通向朝堂的路重新向吴家敞开。这并非一趟直通车，在此之前，吴承恩还要接受培训与考试。
不过，举家欢庆的吴家显然对此毫不担心。他们在淮明的江畔沙洲张灯设宴。这件光宗耀祖的事也在家族会议上被记入了族谱。
这一年，吴承恩二十七岁。
玄奘取经：从西征到西游
举荐只完成了做官的第一步。接下来，等待吴承恩的，是夏朝漫长的进学之路。
在这一时期，吴承恩完成了《东山伏魔录》的续作《西征记》。二者存在诸多共通之处，除了参照的历史事件不同外，主要的区别在于《西征记》中，对长生之法的描写更加真实生动，同时，故事的内容也更加充实。
这一变化与吴承恩的个人体验息息相关。根据夏法，长生之法会在书院的入学仪式上以血液交换的方式传授给学生。仪式完成后，学生将在后续的修学过程中，陆续克服随长寿而来的各项缺陷。吴承恩在《汝忠杂记》中清晰地记述了有关体验：“虽耳张目明，神清气爽，跌打损伤愈于须臾。然须日饮生血二两，如啖铜臭……畏光，日光尤甚。昼伏夜出，昼出则披玄甲。甲甚重，多有不便。”其中，作息翻转和对太阳的不耐最为痛苦：“尝昼夜不息，翌日，昔时所学尽忘，领仗责二十，同舍生皆笑……”
克服这些缺陷的方式取自佛经。这与吴承恩当时的精修议题十分类似。在修习中，他将《严楞经》《法华经》等佛法同《唐书》《魏史》《域外志》等史册进行了对比，并通过亲身验证，将长生之法的缺陷归为心理和生理两类。其中，作息翻转与日光不耐同根同源，均属生理缺陷(5)。
修学期间，他还结识了出身官宦世家的宋彝。二人志趣相投，吴承恩赠给宋彝《西征记》的手稿，宋彝在翻阅数页后，日夜通读。最终，二人决定综合《野党杂论》与《西征记》，编写一部长生之法演变简史，作为竟学之作。这不仅需要翻阅经典，还需要寻访各地进行调查。在书院总管葛木的指点下，二人决定暂且将范围限制在交通便利的江淮流域，以确保能够按时交稿。
时任淮安知府的葛木还指派了一名护卫随行保护二人。护卫是一名武僧，法号圆忠，为人自律，沉默寡言。相反，宋彝则主张享受生活，尤好各地美食(6)。据梅祯《高甸吴氏传》记载，此二人即《西游记》中唐僧身边的猪悟能与沙悟净的原型。
而随着田野调查不断深入，二人愈发意识到：此前的论述过于闭门造车。在秦汉交际之时，江淮流域动**不安。原本归顺秦朝统治的地方官尉纷纷各立门户。而从地方志上看，在这一时期，由长生之法衍生而来的政治理论百家争鸣，比战国时期更甚，甚至还曾流行着庶人统治士人的叛逆学说(7)。
待到三下江南时，在吴承恩眼中，与群雄厮杀的乱世相比，《西征记》中的远征不过一场儿戏。在《西征记》中，西天取经的唐僧玄奘在使团与护卫的簇拥下，一路向西，途中浩浩****，四处征讨。夏明帝治世有方，漫长的和平限制了作者的想象力，但这并没让吴承恩感到沮丧，相反，他反而从中看到了新的浪漫，新的宏大。
在返程途中，船行过合虚县时，吴承恩和宋彝交代了他的新构思—取消远征，以深入未知之地的探索取而代之。前接大闹天宫—对无支奇来说，这将是赎罪；后起西天取经—对唐王朝来说，这将是一场夸父逐日之旅。合虚县有山，日月所出。二人坐在船舱里，感受着朝阳的温度自山顶倾泻而下。即便在层层乌袍的包覆下，他们也感受得到它的炽热和光明。
回到书院后，二人立即着手整理收集到的资料。《长生志·南淮篇》用编年史的形式，以行政区划为总纲，按时间顺序，细致地罗列了各地的名人与重大历史事件。虽然事件间缺乏充分的联系，但作为一部学生作品，已足够合格。
同时，吴承恩开始着手创作《行僧西寻记》。依照历史，唐贞观年间，天竺国的僧侣们发现了能让士人耐受日光的法门，唐王朝则解决了银制品带来的困扰。两国各遣使者，带回大乘法门的使命落在了玄奘这位使者的头上。《西征记》以此为蓝本，《行僧西寻记》亦然。
从标题上即可看出《行僧西寻记》与《西征记》的核心差别。故事中，簇拥在唐僧身边的人只剩下了三名徒弟。同时，师徒几人的身份也正式从自然神转向佛家。一行人遭遇的苦难则从《长生志》中汲取灵感，变成了盘踞在一片朦胧莫测的广袤大陆上的妖魔鬼怪。困难重重，一行人的丰功伟绩因此得到了强化。
这部作品的一大特点在于：吴承恩突破了士人的惯常视角，跳出了士人因长寿、自愈迅速等特质而自命不凡的认知，塑造了一群在充满变数的未知世界战栗前行的旅行者。放在生命脆弱的庶人创作的文学作品中，这并不算出众，但对吴承恩自己来说，却已经堪称自我突破。在士人文学中，《行僧西寻记》也算得上是一部值得咀嚼的作品了。
不幸的是，该作却未能成稿。
乾化百三十二年，吴承恩和宋彝完成了《长生志·南淮篇》的编写。书稿提交后不久，二人便收到了来自京城的诏书。二人奉命上京，在金陵城接受了大乘之礼，正式脱去了随身十载的沉重盔甲，重返阳光之下，如愿以偿地前往史馆就任。然而朝廷虽然认可了二人的工作成果，却分派了一项令他们始料未及的工作—参考《长生志》及若干禁书，校订史馆的全部正典。匹配内容一经发现，即刻删除。
燃烧的盛夏：立场的翻转与崩塌
太史公虽然在《史记》中强调了士人特有的长生史观，却也综合先秦与秦汉的历史文献，指出：士人与庶人的历史观念存在诸多相近之处，其中重要的一点在于，即便拥有彭祖之龄的士人，也难以参透治世之道。在国家这个庞然大物面前，所有人都在管中窥豹。
让我们暂且将视角放远，离开昏暗的书房。在夏朝，史馆兼行修史与部分文教工作，后者让这个本应遗世独立的部门的处境显得十分微妙。文字的分量在这里格外沉重。教化万民的师尊，同时也可以是妖言惑众的乱党。《长生志·南淮篇》本身便足以证明此事。吴承恩与宋彝不知道的是，葛木在同意他们的修书申请时，是得到了上级的许可的(8)。
吴承恩自然无法接受此事。他修书上劝，以齐国大夫崔杼三斩史官(9)为据，试图让时任史馆总簿的刘允撤回成命。刘允断然拒绝。吴承恩于是越级上奏，奏疏却被宋彝截获。也正是在宋彝的苦口婆心之下，吴承恩才平息了怒火，没有在愤懑中辞官而去(10)。
风波平息，吴承恩心中的不满却未能完全消除。小说创作成了他发泄情绪的渠道。《天宫怪话》就此诞生，其中出现了众多里程碑级的变化—在该书中，吴承恩改换视角，将讲述天宫祸乱（前十五回）的主视角完全扣在了“齐天大圣”孙悟空身上。唐僧身边的二徒弟猪悟能的形象也发生了变化，不仅不再是大师兄的得力助手，反而处处唱反调。这一变化的原因显而易见—宋彝处事圆滑，在此期间颇得刘允赏识，被提拔成了刘允的直系助理。
虽然上述变化大幅提升了故事的戏剧冲突，还首次创造出了一位反英雄，但是就意图而论，这一版本的作品依旧十分不成熟，甚至比不上它的前一个版本（尽管在篡改历史的过程中，吴承恩利用通览禁书的机会，进一步丰富了作品的内涵。禁书中多有怪力乱神，远甚于《长生志》）。它的讽刺目标也仅仅局限在言论控制、学术诚信这些肤浅的问题上。在民间，类似的讽刺作品早已汗牛充栋。江陵七子的相关杂文数以百计，下里巴人中也传有《阴阳歌》《乱病谭》等。
不过，从另一方面讲，负面的情绪也让吴承恩得以重新审视旧日的一些著作。巧合的是，虽然他所刻画的天庭腐败滋生，外争内斗，佛国虚伪冷酷，睥睨众生。但始终未能统观全局的吴承恩，却阴差阳错地完成了一场精准而细腻的魔幻现实主义叙事。
这埋下了祸乱的种子，也为几个版本中文学成就最高的《西游记》打下了现实基础。自此，历史开始从多个维度分岔，岔口位于乾化百五十七年的一场外交事故。
夏朝虽然表面上政通人和，而且已经在夏明帝的统治之下存活了四百年之久，但这却是持续不断的博弈的结果。博弈在七个甲子间一直持续不断。到了吴承恩时，平衡已经出现了新的裂痕—夏明帝的神智开始衰退，在皇子勾心斗角的同时，欧阳氏和杨氏两大官宦家族也产生了矛盾。
两大家族的矛盾核心出在一项核心国策—兵役—的征调对象上。夏朝西部与北部的国境线外并不安稳，以至于长久以来，对外交流几乎完全绝迹。在出兵征讨一事上，左丞相欧阳宁认为应当组建庶人军队，以在提供便携军粮的同时，让粮草自身也参加战斗。右丞相杨肖则认为应当让更多士人参军，积极征讨外夷，以他国庶人为粮(11)。双方争执不下，最终付诸政治斗争(12)。而伴随着夏明帝开始出现精神衰弱，由皇家控制的情报系统也逐步卷入了朋党之争中。
吴承恩对此事颇为关注，因为它为他的创作提供了大量素材。毫无主见的玉皇大帝、把持天庭的西王母和太上老君……《天宫怪话》逐步发展成了群像故事。起初，在宋彝的警告下，他曾一度封笔，将原稿付之一炬。但后来，他索性创造了一种密码，在纸上打孔，针孔模式匹配文字在《辞林》中的位序。这部讽刺文学的集大成者正是以这种方式诞生的。
但实际上，这不过是自作聪明而已。只手遮天的欧阳宁早已让密探取得了吴承恩的密稿，完成了破译，杨肖则疏通了欧阳宁身边的丫鬟，实施了二次盗窃。
历史上，史官一向不问朝政，安心修史。主簿刘允之所以不惜一切代价贯彻这一传统，正是因为一旦参与其中，便会牵一发而动全身，甚至有可能让整个史馆全军覆没。在刘允看来，这才是对历史的大不敬。宋彝对此深以为然。
然而，局面却愈发朝着失控的方向发展，即便是记录历史之人，也无力改变。最终，在乾化百五十七年七月，波澜再起。一个史称大秦(13)的国家跨越了半个世界，走进了夏朝王廷。
大秦国的出现在首都掀起了轩然大波。据《前夏书》记载，“秦使苍颜白发，有好事者夜观，实为庶人。所乘轿甚奇，无驱自行，轿有四轮，饮生血，与士人无异”。在入朝后，百官全体无不骇然—四个车轮里竟然各坐着一名士人。
活生生的禁史堂而皇之出现在朝堂之上。夏明帝震怒，将来使打入监狱，焚车毁舆，却在当晚暴死东宫。比年老的昏聩父亲更像傀儡的太子在内忧外患中继位。杨肖当即上书揭发欧阳宁秘密修撰反书，妄图颠覆朝政，证据便是在其家中发现的密经。
朝堂之上剑拔弩张。史馆主簿刘允放下心来—他选择了亲近杨党；宋彝却顿觉局势不妙，不仅因为在这场对赌中，刘允让他押了欧阳宁，还因为作为证据的反书正是《天宫怪话》。
欧阳宁锒铛入狱在即，宋彝快马加鞭赶回史馆警告吴承恩。局势却陡然生变。斩杀夏明帝的凶手忽然遭到逮捕。欧阳宁并未在朝堂上公布此事，相反，他将此事栽赃给了杨党，并告知了禁军总管和觊觎皇位已久的定王。在定王的作证与主持下，禁军连夜入宫。金陵城顿时陷入腥风血雨，乾化这个年号维系了一百五十七年零七个月，承安却仅存活了不到四个时辰。
宋彝冒死将吴承恩藏了起来，至于藏在了何处，无人知晓。意识到天下即将大乱的刘允则开始一边指挥手下转移档案，一边委托宋彝帮忙护送他的亲眷出城。禁军闯入史馆时，他刺穿了自己的心脏。
来自异域的使团趁乱越狱逃走，两年后，从庶人奴役士人的国度带回了妖魔大军。夏朝陷入了漫长的动**期。吴承恩在茫然之中烧掉了他的书稿，却已于事无补。
吴承恩究竟是如何从这场祸乱中脱身的？我们无从得知，只能从现存的史书中寻找蛛丝马迹，拼凑出某些琐碎的线索。根据最新的考古发现及历史学家的推测，宋彝在这之中发挥的作用或许远不止提供藏身之所。他可能在转移刘允的亲眷时，杀掉了其中一人，从而将吴承恩调换进了逃难的队伍中(14)。
《天宫怪话》成了颠覆夏朝的一根撬棍，夏朝的崩塌又反过来压垮了吴承恩的价值观。政治在他的眼前变成了一团浓稠的雾，比他的善恶观更加复杂，比他所讽刺的敌人更加混沌沉重，以至于从某种意义上讲，他的价值观可谓一无是处。
这一年他五十四岁，如果一切如常，本该在六年后娶妻生子。但如今，为了保全家族，吴家却彻底与他划清了界限。当战火燃过国境，大秦国的军队踏上秦始皇奠定的江山时，通缉令和国家律法一同失效。这位几乎失去了一切的史官，便从世人的眼中彻底消失了。
士死节，庶何辞
至此，因动**逐步扩散，夏朝的历史开始出现断层。流亡四方的吴承恩在此后究竟经历了什么？这个问题已经无法通过正史予以回答。留给我们的，只有来自全国各地的乡野逸闻和吴承恩本人的三部代表作：杂文集《汝忠杂记》、文化史《长生志》，以及他最后的作品《西游记》。
在《天宫怪话》和《西游记》之间，还有另两个中间版本。这两部作品均已经散佚，其存在之所以流传至今，全要仰赖一位名叫法智的童僧。有关这位童僧的来由我们所知甚少。在《汝忠杂记》中，有关其身世的记载仅有寥寥数语：“于常阳遇小僧，年十四，善言语。寺毁，引为书童。”二人在乱世中相依为命，四处流浪。吴承恩提供保护，法智担任他的助手，同时也担任他的食粮。
据《汝忠杂记》记载，吴承恩在离开朝廷以后，对国家失望至极。他并非因抱负不得认可而郁郁寡欢，而是为看不到未来而感到绝望。在《汝忠杂记》中，他认为历史一直在不断重复自身，改换到下一个朝代，政治也依然是政治。自屈原起，不论成败，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位知识分子能逃过这个怪圈。
同时，中央政府对许多地区失去了控制，造成了豪强辈出，盗匪横行的局面。庶人和士人变得同样危险，复杂的关系交织成一张错乱的网。《汝忠杂记》中曾多次出现“朝为秦虏，夜奔，复遇士贼。同渡皆死。智以舍利赠魁首，方得赎”之类的险情。危险的关系进一步加深了吴承恩的失落。据推测，自天启二年起，日记体的《汝忠杂记》出现的“诗词涌现，杂文锐减”的现象，与此不无关系。
随着战乱不断发展。这片土地也开始发生剧烈的变化：大秦国的自行机将士人与机械融为一体，在供士人食用的血液中加入了乐天(15)，进而借助这种以士人为动力的机械抢占了战争的先机。为了收复国土，夏朝的军队最终舍弃了尊严，打造出了一模一样的机械，以精神衰弱的年长士人为“燃料”。这虽然一举两得，同时解决了军事上的不利和长久以来困扰夏朝的人口结构问题，却也彻底推翻了自秦汉起华夏民族的精神风貌。
庆阳五年，《天时法》(16)颁布，自此，“金人合一”式的手工业不断发展，“自转”的机器逐步接管一切。既有的社会阶级中的剥削关系从此被放大到了极致，士人与庶人的差异也变得愈发模糊。吴承恩早在战争开始时便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趋势，在《汝忠杂记》中发出了“呜呼哀哉！人之不人，魂在金木”的感慨。
《长生志》的编写又进一步佐证了这份感慨。吴承恩意识到，世上出现了一种新事物，在其面前，不论是士人还是庶人，都正在逐渐遭到奴役。对于这种新出现的社会形态，吴承恩同法智曾多次展开讨论。讨论的范围不断扩大，最终转向士人和庶人的关系。
吴承恩以此为消遣，却从中收获了意料之外的经验。在讨论中，身为庶人的法智不仅事无巨细地讲述了庶人眼中的士人形象，还揭示了庶人对永生之法和双方共同缔造的历史的解读。历史规律很多时候是归纳而来的，寿命短暂的庶人对长生的渴望便是其中一项。然而令吴承恩感到异常有趣的是，虽然对这些规律颇有了解，但法智本人却反其道而行之。他对庶人的身份异常执着，以之为傲(17)。在流亡途中，吴承恩曾多次试图授予其长生之法，均遭到法智婉言谢绝，理由除了个人志向外，还包括吴承恩的饮血需要等(18)。
法智的这份执着为他带来了严重的伤害，却因此成就了吴承恩，不仅让他重新抖擞精神，还让他确立了后半生的志向。
秦夏之战总共持续了六年。在第三年夏至，二人被夏军俘获，强征入伍。这支军队以步兵为主，采用了欧阳宁的策略，吴承恩因此得以“与智同途”。然而在与夏军交战时，部队却遭遇了秦国的自行战车。法智为了保护吴承恩，被车轮轴承上安装的卷镰斩断了左臂。夏军几乎全军覆没，二人落水，得以幸免于难。
对此后发生的事，《汝忠杂记》记载有三。其一是“百里无人。引火止血，哭声震天”。其二是法智高烧不退，吴承恩欲以长生之法化解危机，却被其断然拒绝，称“士死节，庶何辞！”吴承恩只得凭借对年轻时家族产业的依稀回忆“寻草乌、陀罗以镇痛”。
第三段记载与前两段稍有脱节，讲述了法智痊愈后二人的经历。吴承恩仅书“豁然开朗”四字。法智则在注解中指出：是夜，皓月当空，吴承恩酒醉落水，上岸后，对月大哭。这并非身临绝境的哭号—三份记录实际上暗含着吴承恩精神思想的重大转变。“士死节，庶何辞！”法智的六字真言一语道破天机。上苍面前，众生平等。悟出了这番道理的吴承恩，最终立下了“人道如水，天道恒常。故以史为鉴，为天下文”的志向。
竟宁四年五月，他重拾尘封数十年的《长生志》，再次上路。
重修的《长生志》与早前的淮南篇差别迥异，最大的不同在于吴承恩此番格外注重长生之法在演化过程中的内在规律。这让修史工作变得难上加难，再加上交通不便，仅考据便耗费了吴承恩的大量精力。最终，就连《汝忠杂记》也转由法智代为记述(19)。《长生志》奠定了吴承恩史学家的名望，不仅成为为他正名的重要工具，还成为《西游记》的重要设定参考。不过，由于其内容过于庞杂，在此不做赘述。
战争结束了。时代已经忘记了沦落天涯的史官。夏光武帝继位，国号庆阳。《天时法》颁布，这个国家的官僚体系内首次出现了由庶人掌管的部门。国家一方面积极鼓励庶人生育，另一方面，将囚犯和年龄超过二百岁的新晋老者悉数投入生产制造业。吴家自战乱中幸存下来，吴锐却在行商途中落水罹难，落入上天之手，逃过了成为燃料的劫数。同样自战乱中幸存下来的宋彝迁居到了渝州，归隐山林，潜心研究民俗文化，编纂了涵盖了饮食、历法、土木、农耕、服饰、刑罚、宗教等领域的大量著作，甚至还开发了一道名叫毛血旺的川渝名菜(20)。
吴承恩并不知道这些，据《汝忠杂记》记载，在此期间，他曾两次路过阿房宫遗址，最终独自一人前往西域，不知所踪。《汝忠杂记》就此戛然而止。几十年间，一僧一士，经历何事，除寥寥数语外，无从得知。
庆阳二十一年，江宁城的集市上出现了一位独臂僧人。僧人“负箧独行”，在城东的同文书馆外拦住了在当地小有名气的说书人沈彦才，“饮水三碗而去，遗书两卷，其中多玄妙”。
沈通宵达旦，屡屡拍案叫绝。而在首次公开说书后，同文馆的听书人数迅速增长，几乎达到了万人空巷的地步。沈彦才的名声，也随着这部作品的流传而名垂史册，位列后夏四大说书人之首。
毋庸置疑，这部作品便是《西游记》。
最后的西游
《西游记》的流传迅猛至极，到庆阳二十二年春，已传遍全国各地，上至天子，下至夷狄，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作品采用白话文言，几乎没有任何阅读障碍。其流通程度远甚四书六经，仅次于《三字经》这类歌谣式的育儿读物。
平易近人的语言却只是作品广受欢迎的表层原因。更重要的是：与早前作品相比，《西游记》大幅脱去了作者的个人立场，借用神话、史诗和怪谈，以近乎悲天悯人的口吻，冷静甚至颇具幽默地讲述了一场声势浩大的长途苦行。
全书共计一百回，其中，前七回讲述了灵猴孙悟空修行、改命、闹海、受禄、大闹天宫、迎战天军，最终被佛祖只手降服，困于五行山下五百年；八至十三回讲述唐僧置之死地而后生的身世，十三回至二十二回则讲述了他先后遭遇和招揽孙悟空、猪悟能、沙悟净与白龙马的过程。自此，四人一马，经历九九八十一难，最终取回真经，普度众生，修得正果。
吴承恩一生跌宕起伏的经历在书中昭然若揭。早年对秦汉魏唐时期的历史的浪漫狂想、少时与宋彝和圆忠的亲密关系（第三十六回：心猿正处诸缘伏，劈破傍门见月明）、做官期间的不得志（第四回：官封弼马心何足，名注齐天意未宁）、动乱期间对国政的失望与对个体渺小的感慨、晚年与法智的精彩论辩与反思（书中与妖魔鬼怪的战斗大多半文半武）……所有这些都能够在作品中找到零零碎碎的对照。这些私人经历与感悟在当时的知识分子之间激起了强烈的共鸣，甚至成为了他们著书立说时的论据。
而对布衣百姓而言，《西游记》与早前的众多作品不同，不预设任何种族立场，以各地的长生之法演化历程为本，向世人描绘出一幅五彩斑斓、气势恢宏的山河绘卷。庶人对长生的渴望、曲解（以吃唐僧肉得永生尤甚）、憎恨、利用、认同，士人对庶人的漠视、压迫、贪婪、悲悯、亲近，乃至士人与士人、庶人与庶人间的复杂关系，均在书中得到了全方位的呈现。
同时，与着力刻画主要人物的早期作品相比，《西游记》中引入了大量对底层人民和边缘人士的描写。在这些下级角色中不乏形象丰满之人，但是在伴随着西天取经而来的不温不火的清剿过程中，却往往只有头目得以幸存，其余小妖小怪大多只能落得被“悉数打死”的命运。由此产生的强烈宿命感深得人心。刚刚从风雨飘摇中恢复过来，却又被历史裹挟着前进的世人，或多或少都能从《西游记》中找到自己的影子。
如果说《天时法》改变了夏朝的政治、经济与社会结构，并进一步带来了精神风貌上的变革。那么，《西游记》一定是这场变革在文化领域的重要推手。它更进一步促进了上下阶级的意识融合，并以自身为梁柱，成为了后续大量衍生作品的支撑。士人与庶人都开始参与这场文化创作的盛宴。据统计，在庆阳年间，可考的衍生作品有小说三百九十六部，剧本一百七十七部，诗词歌赋四万零六百五十首，议论文六千七百八十一篇。
仅就叙事类文学来看，其延伸方向分为角色（包括《罗汉谱》《大唐白龙传》《西天演义》等，其中，《西天演义》独树一帜，以地方妖魔为主要角色，而非唐僧师徒）、情节（代表作品有《西游记续》和《西游净坛篇》等）、思想（诸如《佛国外史》与《金木魂》）等，此外，还有围绕吴承恩的生平展开的传记性的历史故事（这类作品多以吴承恩与法智的经历为核心情节）。作品还促进了考据学的繁荣，其中，吴承恩的友人宋彝也参与其中，创作了《西游山水考》，以表对友人的缅怀。
笔者不才，于十年前斗胆著书一部，名为《金木魂》，以“人之不人，魂在金木”为主旨，讲述了一场虚构的秦夏之战。战时，双方倾举国之力，以自行机为砖石，创造出比肩五岳的巨像之城。军队与军队间的杀伐因此变成了城池与城池之间的战斗。
该书三版后不久，正逢吴家修谱之盛事。家主诚邀有关文人出席仪式。笔者有幸收到邀请，并在会议期间与吴家长老们密切交流，得知筹备编写《江南吴氏全书》的计划。昨日夜里，该书终于付梓。自冤情昭雪，二十七载已逝，天道昭昭，实属可歌可泣。
《江南吴氏全书》糅合多方史料，还原并汇总了《西游记》全部九个版本的可考文字。为该书撰写序言的重任落在了笔者的肩上。于是，带着对文忠公的至高崇敬，笔者决定在这篇序言中，列数其生平履历，并详述其一生起伏与创作之间的联系，以彰西游之志。在了解这段历史以后，读者也能更好地了解其思想对其著作的影响。把握住这条脉络，便无须倚仗任何解读阅读本书。
本文成稿时，笔者正站在江南吴家的庙堂之下。旭日东升，佛光普照。负责祭祀的司仪沐浴晨曦，面朝东方，焚香祭祖，香灰在声声梵唱中滚滚西去。万丈佛光引人浮想联翩，二十七年前，就是在这里，这个活过了三个朝代，寿命已近千载的古老家族的族人们，在此齐聚一堂。
化解了老龄化危机的《天时法》已被废除。层层飞檐之下，隐居多年的高祖曾祖内祖外祖悉数到场，在为他们准备的座位上正襟危坐，以数朝元老的身份，接受子孙后代的赠礼、歌颂和朝拜，用或年轻或苍老的声音，祝福宗族的后人们。
文忠公的座位空无一人，但是他的福泽却传达给了在场的所有人。如今，长老们已经再度隐居山林，亲戚们也已经重返中州各地，但是消逝之人的痕迹却仍旧流淌在山川草木间，传唱在街头巷尾，在史官的墨笔下，在说书人的慨叹中，在孩童的歌谣声里，成为永恒。
在《西游记》的末尾，师徒四人把真经护送至长安，而后再赴天竺，在万丈佛光中修得正果。如今，目睹眼前空茫盛景，笔者感慨万分，已然不知所云。遂在这篇推荐序的末尾，援引《西游记》的文末诗句，聊表对汝忠先生的尊敬与认同。其诗云：
如是等一切世界诸佛，
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同生极乐国，尽报此一身。十方三世一切佛，
诸尊菩萨摩诃萨，
摩诃般若波罗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