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去春来，又是一年芳草绿，转眼间已是宣德六年的五月了。过罢端午节，早朝刚过，宣德皇帝便在奉天门西侧的西角门召见几位大臣。
杨溥同杨士奇、杨荣和金幼孜四人从文渊阁出来，来到西角门的时候，只见英国公张辅、户部尚书郭资和今年正月刚刚兼管户部事务协助郭资的礼部尚书胡滢早已到了。
杨士奇、杨荣、金幼孜、杨溥四位内阁大臣相继走进西角门。爬了几级台阶，金幼孜累得气喘吁吁上气不接下气了。
看见金幼孜一脸的难受，宣德皇帝关切地问道：“金爱卿，病体好些了么？”
“谢陛下挂念。”金幼孜按着胸部说道，“也不知怎么的，臣这两年老是胸闷气促，有时心慌得厉害，最近请太医看了几次，吃了几服药，觉得好了一些。”
“好了一些就好。”宣德皇帝点点头说道，“人上了年纪难免病多一些，爱卿也不必担忧。太医院的院使胡太医，院判周太医、赵太医毕竟年纪大了，诊治都是老一套，疗效也就一般。赶明儿朕叫太医院新进的医官应太医和尹太医去给爱卿瞧瞧，吃几服药，那疗效肯定不是一般，说不定几服药就把爱卿这病拿掉了呢！”
见宣德皇帝如此关心老臣，几位大臣十分感动，尤其是金幼孜更是感激涕零，他噙着泪躬身说道：“多谢陛下关怀。臣今年已六十三岁，区区病体，不足为惜，唯望陛下以国事为重，勿以臣下分心为是。”
说罢金幼孜的病情，宣德皇帝转向众位大臣说道：“自从去年五月，朕以天下财赋多不理，尤以苏州等九大郡为甚，特意简拔况钟等九人往任知府。这一年来，西安知府罗以礼、武昌知府邵旻等人治绩显著，赋税如额，府县渐安，已初见成效。唯有苏州府事务繁剧，至今未见起色。刚才通政司转来苏州知府况钟的奏本，朕阅后觉得兹事体大，特召众位爱卿前来议议，看此事如何处置为好。”
说罢，宣德皇帝拿起一份奏折递给胡滢，说道：“胡爱卿将它念念，大家再议。”
接过奏折，胡滢大声念了一遍。况钟的这篇《请准官田依民田起科减免租赋奏》大意是说苏州粮赋特重，正额税粮总额达二百八十万石，与浙江全省税粮不相上下，本府仅七县要承担与浙江全省一样多的税粮，小民无法承受，是以大量逃亡，现今大片田地抛荒，租税无法完成。民众逃亡的主要原因是官田税则太重，是以请求朝廷准许苏州官田依民田交税的标准起征，恳请皇上体恤民情，恩准为幸云云。
胡滢念罢，宣德皇帝看了看在座的七位大臣，缓缓地说道：“众位爱卿都说说看，况钟的官田依民田起科的主张可行么？”
苏州太守况钟提出的“官田依民田起科减免租赋”的请求属于财政方面事务，照例首先当然是内阁负责吏部、户部事务的大臣杨士奇和户部尚书郭资拿出处理意见，其他大臣再参酌参酌，最后由皇帝拍板定案。可是杨士奇从不轻易发表意见，他捻着胡须沉思着，似乎不想说话。坐在一旁的户部尚书郭资可就沉不住气了，他重重地咳了一声，望着宣德皇帝说道：“陛下，不是说况钟能干、能为朝廷分忧么？怎么他到了苏州，就只会给朝廷出难题，给皇上施压力呢？他是去年五月简拔到苏州府赴任的，刚到苏州，去年的七月他就给皇上上了一道《请减秋粮奏》，要求减免秋粮数十万石。陛下您想，苏州一府要减数十万石，那所谓税赋最重的苏、松、嘉、湖诸府，苏州府减了，松江府、嘉兴府、湖州府减不减？常州府、镇江府、杭州府赋税也重，他们减不减？还有江南除苏、松二府以外的十二府减不减？还有湖广十五府……臣不说了，如果苏州府开了个减赋的头，其他各府仿而效之，那江南数省仅官田依民田起征一项就要减免朝廷收入一千余万石。全国一年税粮收入也就是三千余万石，这么一减朝廷就少了三分之一的收入。陛下，国家的用度叫臣就无法支付了！那况钟也真是的，这几年苏州一府逋欠国家税粮累计达到七百九十万石，他深受浩**皇恩，不思如何如额催征税粮以报效陛下，却连上数本一而再再而三地要求减免税粮，真是徒有廉能虚名，臣看他况钟也不过是一介庸吏而已！陛下，这苏州官田不能依民田起征，苏州的税粮减免不得。要免，臣看就干脆把他况钟免了算了！”
郭资的这番话说得十分偏激，满是皱纹的脸涨得通红。因为郭资是掌部户部的尚书，税赋收入是他最重要的职责所在，说话激烈一些倒可理解，杨士奇、杨荣、杨溥、金幼孜、张辅听了倒不觉得怎么刺耳，只有礼部尚书胡滢脸上却像虾子夹了一样，顿时红了起来——因为况钟是吏部尚书蹇义和他两个人举荐的，现在郭资批评况钟是个“庸吏”，那不是在说他和蹇义举荐失察么？照理说，胡滢应该极力反对郭资的意见才是，可是那胡滢遇事喜欢察言观色，见宣德皇帝对郭资偏激之词未加呵斥，似乎倾向于赞成，再加上郭资是在座七位大臣中年纪最大，资格又是最老的，其在永乐元年就任户部尚书了。虽说仁宗即位，郭资加官太子太师后致仕，但宣德四年原户部尚书夏原吉病重，接任的郭敦已于本年四月病卒，宣德皇帝立刻想到的就是重新起用已经六十九岁的郭资，并且以太子太师的原官执掌户部，自己虽说以礼部尚书的身份兼户部，协助郭资，但户部的事务都是郭资说了算，自己也不好公开与郭资唱反腔。再说，自己毕竟还兼着户部的事务，国家用度户部拿不出钱来，他也脱不了干系。想到这里，胡滢干咳了几声，说道：“况钟在礼部任仪帛司主事和升任仪制司郎中期间表现确实不错，能力也非一般，不想一到地方便江郎才尽了，真是有失陛下厚望，说起来我保荐之人也难辞其咎！况钟关于准许官田依民田起科减免租税的请求，不能同意，牵一发而动全身，一减免就是几十万石，甚至几百万石上千万石，一个萝卜一个坑，缺了这一块谁来填上？到时候国家要钱用，户部拿什么支付？陛下，这事关系太大，臣以为应该驳回况钟奏折，责令他严加督催如额上交方是！”
“臣也以为这赋税不能减免。”坐在一旁的太师、英国公张辅不慌不忙地说话了。他只管军事不问政治，他担心的是朝廷财赋不足，削减军费，影响军心，“陛下，现如今虽说天下承平，但四边并不太平，敌寇犯边之事时有发生，天下内外卫所三百二十九处，军队三百二十五万人要吃要喝要花费，没有财赋支持，岂能稳定？这国家收入只能增不能减，减了赋税拿什么供养军队？”
“一叶障目，尽是褊狭之论！”张辅话音刚落，性格偏激敢说敢为的内阁大臣杨荣大声说道，“岂不闻官出于民，民出于土么？而今苏州百姓大量逃亡，成片田土抛荒无耕，况钟拿什么如额完赋？即使在座的诸公包括下官在内，就任苏州也是无法如额完赋，何况一个区区知府况钟？苏州之赋朝廷是不想减免也得减免了！”
“东杨大人危言耸听！”一听杨荣开口便指责先前发言的“尽是褊狭之词”，郭资不禁怒气横生，他针锋相对地反驳道，“东杨大人身居高位，哪知户部筹措国计的艰难？不知哪里得来的道听途说，就断言苏州‘百姓大量逃亡，成片田地抛荒无耕’，大人不觉得言过其实么？”
说到这里，郭资从袖中摸出一份材料，向宣德皇帝奏道：“陛下，臣刚刚收到户部派到江南督税的户部右侍郎鲍寀送来的报告，说江南确实有少数百姓离乡，部分农田抛荒，不过那些百姓都是一些刁民，他们舍本逐末，弃农经商去了，并非因为赋重而逃亡呢！”
说罢，他将鲍寀的报告递了上去，站在一旁的司礼监太监金英连忙接着呈给了宣德皇帝。
“郭大人凭什么说我言过其实？”不等宣德皇帝发话，杨荣立即还击道，“去年九月皇上亲擢的苏州知府况钟，今年三月给皇上的奏折就明确说道，苏州一府七县户口应是四十七万四千二百六十三户，但实在人户仅是三十六万九千二百五十二户，减失十万余户，竟占总户数的十分之二，特别是太仓一城，应有八千九百八十六户，今年三月仅存一千五百六十九户，除去逃绝虚报之数，实际只有七百三十八户，存户仅是原户数的不及十分之一，请问郭大人，这样的比例还不能说是百姓大量逃亡么？人都没了，谁来种田，还不叫成片田土抛荒无耕么？”
杨荣的这番话说得证据确凿义正词严，郭资想驳也驳不了，只听得他脸上一阵红一阵白。
“还有那逋赋数目惊人。”杨荣继续说道，“江南巡抚周忱奏报说，永乐年间苏州一府租税粮总额是二百八十一万零四百九十石，可是他们年年欠交，岁岁逋赋，到先帝仁宗皇帝登基大赦天下，苏州欠税就全部豁免了。可是宣德元年以来又年年逋欠，到去年底，四五年时间苏州一府欠交的租税粮总数达到了七百九十万石——这可是户部报来的数字——也就是说该府平均每年欠交一百五十八万石。虽说该府租税粮总额现有二百七十七万九千一百零九万石，但实际每年只完成了一百二十万石。这不是朝廷不批准他们减免租赋，而实际减免了么？请问郭大人，下官这叫危言耸听么？”
“你想变乱成法么？”杨荣的话刚刚说完，郭资便不顾大臣风度，愤怒地斥责起来，“东杨大人，江南税则、税额那可是太祖、太宗定下的规矩，谁擅自变法，谁就是对祖宗的不敬！”
“好了好了，说话宽容一些，大家都是为了朝廷着想嘛！”见杨荣锋芒毕露咄咄逼人，郭资恼羞成怒有失礼仪，宣德皇帝只好出面调和了。他看了看尚未发言的杨士奇、金幼孜和杨溥，说道，“你们三位爱卿有何高见，都说说看。”
杨溥性情沉静，每次陛前议事的时候，总是礼让别人先说，最后才发表自己的观点，从不抢着说话表现自己。他本想最后发言的，现在见宣德皇帝点到了自己和杨士奇、金幼孜，杨士奇是首辅，他顾及自己的身份，要么是第一个发言，要么就是最后说话，总是带着几分一言九鼎的味道；那金幼孜病病歪歪的，还不知有没有精力说话，想到这里，杨溥望着宣德皇帝，躬身说道：“陛下，财赋关乎国计民生，确系大事，不可不慎，关键是减赋对国家有利，还是不减对国家有利。《吕氏春秋·义赏》云：‘竭泽而渔，岂不获得？而明年无鱼。’用竭泽而渔之法，国家财赋将无以为继。臣以为国家减赋是为了增赋，一味说减赋就是减少收入，或者一味说如额就是保证供给，未必是高瞻远瞩之见。现在户部和周忱、况钟各执一词，臣等居庙堂之高很难作出符合实际的准确判断，匆促之间作出决策恐有弊端，是以臣建议陛下派员前往江南特别是到苏州实地巡视，再凭所见所闻权衡利弊，为陛下决策提供依据，似乎妥当一些。陛下不必担心减与不减究竟谁对谁错，只要江南特别是苏州民心渐安，民气渐舒，人不劳困，输不后期，即是大治了，那时泾渭分明，陛下还有什么不清楚的么？陛下更不必担心使臣与周忱、况钟营私舞弊，这事无论减与不减，两三年便可看出效果，到时赏成罚败就由陛下了。至于变乱祖宗成法，陛下大可不必顾虑，太祖、太宗当年立下的法则，目的是国泰民安，今陛下变法使天下致治，太祖、太宗泉下有知定会高兴不已，哪里会责怪您不遵祖训呢？”
杨溥的这番话说得不偏不倚十分实在，核心是必须从实际出发，宣德皇帝听了连连点头。那一旁的金幼孜攒足了劲赞同地说道：“陛下，臣以为南杨大人言之有理，办法可行，臣附议。”
见事情基本明朗了，内阁首辅杨士奇这才字斟句酌地向宣德皇帝说道：“陛下，苏、松、嘉、湖官田赋重由来已久，积逋日益，是该想个办法解决了。臣以为南杨大人的意见较为妥当，还是先派员核查，视而后定的好。”
“这事还是慎重点的好。”见大家都发了言，宣德皇帝拍板了，“江南是国家财赋重地，也是难治之地，江南安，天下安。如何使苏州等地民心渐安，民气渐舒，人不劳困，输不后期的确是朕梦寐以求的大事。江南周忱和苏州况钟请求官田依民田起科减免租税事关重大，还是照南杨爱卿的办法，先派员实地巡视，权衡利弊后再定的稳妥。只是派谁去好？”
说到这里，宣德皇帝把话打住了，他沉思起来。见宣德皇帝考虑人选，在座的几位大臣多数心里七上八下起来。谁都知道，这江南的税赋尤其是苏州的租税，累年逋欠，积重难返，无论是反对减免的，还是主张减免的，派谁去都一时无法改变现状，那是块难啃的骨头；再说到那里去巡视，风险很大，事情办成了不一定有奖，事情办砸了，则一定会受罚，丢官掉帽不说，弄得不好还会下狱论罪。稍有头脑的人都不会揽这趟差事，谁也不愿意把自己赔进去。这不，在座的几位大臣多数都低下了头，避开了宣德皇帝的眼光，生怕这麻烦落到自己身上。
“南杨爱卿！”宣德皇帝的眼光慢慢地落到了杨溥的身上，一字一顿地说道，“官田依民田起科，减免苏州重赋，涉及变革成法，兹事体大，派一般人去，朕实在放心不下，朕想烦劳爱卿去一趟，你看行么？”
一听宣德皇帝要派自己去苏州巡视，杨溥顿时犹豫起来。他不是不敢任事，只是有些事情不好处理。他听宣德皇帝客气地询问“你看行么”，杨溥躬身回答道：“陛下差遣，即是刀山火海，臣也是义无反顾。只是——”
“朕知道你的顾虑。”不等杨溥把话说完，宣德皇帝抬手止住了他，“去年九月朕派了工部右侍郎周忱担任江南巡抚，现在又有户部右侍郎鲍寀在江南督粮，他们二人都是正三品，南杨爱卿虽说是内阁大臣，但任职太常卿也是正三品，南杨爱卿是担心品秩相同，到了苏州之后不便调度。这事朕已想到了。”
说到这里，宣德皇帝提起御笔，在一张御笺上“刷刷刷”写下了一行大字，对杨溥说道：“朕特赐你‘代天巡狩，便宜行事’八个字和尚方宝剑一柄，节制有司。只要能实现朕‘民心渐安，民气渐舒，人不劳困，输不后期’的愿望，一切变法措施，你就大胆地去办吧！”
宣德皇帝的赐书举措，一下子把杨溥提到了“代天巡狩”的位置上，在座的几位大臣都惊住了。杨溥心里明白，这不仅表明了宣德皇帝的信任，更重要的是表明了宣德皇帝要解决苏州乃至江南多府逋欠租税的决心，他顿时觉得挑起的担子十分沉重，肩负的责任十分重大。他立即起身接过御书和尚方宝剑，跪下谢恩道：“谢陛下隆恩！”
“不过，朕可把话说在头里。”宣德皇帝沉下脸，严肃地说道，“南杨爱卿你可要牢牢记住，朕赏罚分明，苏州之事办好了，朕给你记上一功；事情办砸了，朕将你依律论罪；若是徇私枉法，朕定然严惩不贷！”
杨溥一听，立即叩首道：“臣谨遵圣命！”
过了三天，杨溥入朝向宣德皇帝行了陛辞，回家别了高、彭二夫人及孩子们，又交代司马青管好杨府，然后带着杨沐、杨晟和东方巧儿，轻车简从悄悄出了北京城前往通州。那东方巧儿自从被杨溥所救，便一直跟随服侍他，以答谢救命之恩。又因她与杨晟年龄相仿，兴趣相近，因此两人渐渐形影不离。本来杨溥习惯乘马出行，但这次他到苏州是为税粮而去，这税粮又与漕运密切相关，他想趁这次下江南的机会，顺便把漕运也了解一下，所以他决定走水路沿运河南下，往扬州过大江，再从镇江顺运河到苏州。虽然走水路比乘马速度要慢了一些，但沿途所遇对于了解江南税粮情况和漕运利弊肯定是大有裨益。当天傍晚到了通州，杨溥叫杨沐找了一家客栈住了一宿，第二天雇了一艘小客船从通州起航，沿运河南下了。
从通州到沧州，六百里水路，顺风顺水倒也走得顺畅，三天工夫就到了。可是沧州到德州近三百里是逆水，又加上这几日刮南风，那是逆水逆风走得缓慢，五月十六日傍晚好不容易才到了德州。这德州属山东济南府管辖，地处山东西北部与北京河间府交界，它是运河漕运道上的重要一站，永乐九年七月，工部尚书宋礼疏浚会通河完工，漕运大盛，朝廷在这里修建了军储仓，从徐州用南京军转运来的粮食便暂储于此，再由山东、河南军转运至北京通州仓储存，因此德州的运河码头十分繁忙，经常是几百艘船只同时在此装粮、卸粮，还有南来北往的商旅船舟也在此停泊，德州西门外运河两岸南北数里全是粮船、商船，一眼望不到头。德州与淮安、徐州、临清一样，成了名副其实的南北漕运上的咽喉。
杨溥不喜吵闹，又要第二天早些赶路，船家便将船划到了德州城南码头最南边的地方停靠，旁边停着一艘大约三百石的中等粮船。用罢晚膳，南风也停了，天气有些燥热，杨溥便命杨晟搬了几把椅子到船头纳凉。走上船头，天上皓月当空，河上波光粼粼，远处德州城朦朦胧胧，近处帆桅灯闪闪烁烁，不知是哪只大船上在召妓宴饮，还传来了悠扬的琴声和美妙的歌声，如梦如幻，杨晟和东方巧儿领略着这运河夜泊的美景，那是满面喜色，杨溥也不禁心旷神怡，十分舒畅。
杨溥望了望德州城，转过头来微笑着对东方巧儿说道：“巧儿，你可知这德州与你还有些渊源么？”
巧儿闪了闪眼睛，笑道：“您先别说，让巧儿猜猜。”
说罢，巧儿歪着头想了想，忽然“扑哧”一笑，说道：“老爷，您是说德州是我的祖籍么？”
一听巧儿很快猜对了，杨溥不禁点头笑道：“巧儿果然聪明，一猜便猜着了。”
“巧儿不是雄县人么？”听杨溥和巧儿这么一说，坐在一旁的杨晟疑惑地问道，“她怎么变成德州人了？”
坐在旁边的杨沐对杨晟看了看，嗔道：“你就是不动脑筋，巧儿不是说过，她家祖籍是平原郡厌次县么，想是那平原郡厌次县就是德州吧？”
“四弟说得不错。”杨溥点头说道，“巧儿虽说是雄县人，但她的祖籍却是汉时的平原郡厌次县，那时的厌次县就是隋唐时期的德州，虽说洪武七年将德州治所移到了陵县，也就是眼前的这个地方，德州故城改为了陵县县治，但巧儿的祖籍厌次县也就是现今的陵县县城东北的神头镇，离这里也仅有六七十里路，你说这里是不是巧儿的祖籍了？”
“老爷说得是。”巧儿笑道，“八岁前，巧儿还跟着父母回过几次神头镇探亲呢，虽说德州城往西移了几十里，可是老家里的人还是习惯称神头镇为德州呢。巧儿好多事譬如杂耍、唱曲儿，都是在那里学的呢！”
说到杂耍、唱曲儿，杨溥来了兴趣，他笑着说道：“巧儿，你看今晚月明风清，船灯点点，诗情画意，夜色迷人，你来点家乡的小曲儿，让我们欣赏欣赏如何？”
“好咧！”巧儿性情爽快，见杨溥兴致很高，便欣然应道，“既然回到了故乡，巧儿就唱段家乡的民间小曲山东柳琴给老爷听听吧！”
说罢，巧儿望了望天上的圆月，凝神思索片刻，便轻轻地唱了起来：
月子圆圆照九州，几家欢乐几家愁？
几家夫妇同罗幛，几家飘零在他州？
月子圆圆照九州，几家欢乐几家愁？
几家高楼饮美酒，几家风雨在河头？
听罢巧儿一曲，杨溥不禁暗暗赞叹巧儿的灵通。这“月子圆圆照九州”，本是吴人耕作或行舟时唱的山歌，不知何时传遍了天下，连山东的民间小曲也唱上了。但是，那歌词的原句是“月儿弯弯照九州”，现在明月当空，她触景生情灵机一动把“月儿弯弯”改成了“月子圆圆”，这一改恰情恰景，实在是恰到好处，杨溥心内很是高兴。
巧儿清歌一曲，虽然并无乐器伴奏，但她歌喉婉转，嗓音甜美，歌声就像清风拂面，引得临近一艘运粮船上十来个船夫从船舱里钻了出来，坐在船头船尾望着巧儿，如痴如醉地欣赏起来。
那巧儿从小便随父亲闯**江湖，见多识广，见有人为她的歌声所打动，并不羞怯，一曲唱罢，索性来了第二首：
南山头上鹁鸪啼，见说亲爷娶晚妻。
爷娶晚妻爷心喜，前娘儿女好孤凄。
南山头上鹁鸪啼，见说亲爷娶晚妻。
爷和晚妻亲亲热，儿思亲娘泪湿衣。
歌者无心，听者有意。东方巧儿这第二曲吴中山歌刚刚唱罢，只听那隔壁运粮船上忽然传来了抽抽搭搭的唏嘘之声，接着有个年轻船夫嘤嘤地啜泣起来。
巧儿正在兴头上，对隔壁船上有人嘤嘤哭泣并未在意。面对运河上运输漕粮的船夫们，她忽然想到了那首流行在运河上的民谣，便幽幽地唱了起来：
农父冤苦深，泣泣述真情。
难将一人农，供养十官身。
如何江淮粟，挽漕输北京。
往返几一年，千难与万辛。
运河水如电，一半沉与倾。
侥幸得不鱼，人瘦骨也轻。
长年漕船上，农田谁与耕？
地荒无所出，老小何以生？
漕运误农业，百姓安敢评。
但愿天有眼，变法佑苍民。
乍一听这首运河民谣，杨溥似曾相识，但一时又想不起是何人所作。待到听完，他终于想起来了，那是晚唐诗人皮日休与好友陆龟蒙在苏州的唱和诗作《农父谣》，那是诗人看见农夫们为漕运所累的有感而发，至今在运河上船夫中流传不衰，只不过是随着时代的变迁，人们在皮日休的原作中稍稍做了些改动而已。此时此境对着这群漕运的船夫唱起这首民谣，不能不让人赞叹巧儿的聪明和灵巧了。
皮日休的这首《农父谣》歌词写得真切深刻，正是漕运船夫的心境情感的真实写照，伴和那山东柳琴如泣如诉的委婉曲调，再加上东方巧儿鹂啭莺啼的歌喉，那歌声一下子引起了隔壁运粮船夫们的心灵共鸣，只听那船头船尾传来一片唏嘘之声，那个先前嘤嘤啜泣的年轻船夫竟然情不自禁“哇”的一声哭了起来。
“你看这孩子又伤心了。”只听一个中年船夫叹息道，“莫言也真是可怜，这几天刚刚心情好了一些，不想又被这歌声撩起了伤心事，又哭了。老是这么哭，会哭坏身子的。”
“莫言，别这样。”又一个船夫劝解道，“你孙勤大伯说得是，天天这么哭，把身子哭坏了怎么办？谁来替你背纤拉船？那北京的通州仓还远着呢。”
“叶茂大叔别劝了，劝也没用。”只听一个二十多岁的船夫不无烦恼地说道，“莫言虽说在这船上年纪最小，但也是成年人了，别这么动不动就哭。哭有什么用？能把你亲娘哭活么？能把你爹的病哭好么？能把你新媳妇哭到身边么？”
“伊泉，态度温和一些！”只听一个老成一些的船夫责备道，“你前几年第一次挽运漕粮，不也是隔三岔五地哭鼻子么？莫言第一次离家远行，又碰上一些伤心事，再加上又劳又累，他能不想家么？”
“好了好了，大家都别说了。”只见船夫中一个年长的把手一挥，说道，“刚才范正说得是，莫言想家是难免的，伊泉就不要责怪他了。大家多宽慰宽慰莫言，劝他想开一些就是。不是刚才客船上这姑娘的歌声勾起了乡愁，莫言也不至于伤心得当众就哭，大家担待点吧。莫言，听大家劝，你就别哭了。”
听罢漕粮船上船夫们的对话，杨溥对这漕粮船上的情况大致有了了解。听口音，他们说的是吴语，这船肯定是从苏州来往北京运送漕粮的民船。杨溥知道，从洪武初年起，江南各府运粮到南京都是百姓自己运送，称为民运；北方各卫所守军及北平、辽东的粮饷，则令官军运送，称为军运。自永乐皇帝定都北京后，朝廷机构从南京迁到北京，原先民运至南京的税粮绝大多数要从运河转而运到北京。这道路遥远，民运往北一趟几乎要一年的时间，费时费力不说，还往往不能按期到达。永乐九年疏浚会通河，永乐十三年南北大运河全线贯通，朝廷采纳工部尚书宋礼的建议，漕运实行“支运法”，即民运粮到淮安、临清等仓，再由官军接运至北京仓、通州仓。此法到永乐末年由于军队多所调遣，无法运粮只好停止，江南税粮又全部由民运至北京。宣德四年，宣德皇帝又采纳督促漕运的平江伯陈瑄和工部尚书黄福的建议，重新恢复支运法，并且明确规定江西、湖广、浙江民运一百五十万石于淮安仓，南京的苏州、松江、宁国、池州、庐州、安庆六府和广德州民运粮二百七十四万石于徐州仓，应天、常州、镇江、淮安、扬州、凤阳、太平七府和滁州、和州、徐州三州民运粮二百二十万石于临清仓，再令官军接运至北京仓、通州仓。按照支运法的这一规定，苏州的税粮百姓只需运到徐州入仓即可，怎么这船漕粮却运到德州来了呢？想到这里，杨溥示意巧儿别唱山东柳琴了，转过头来拱手向那漕粮船上问道：“请问几位大哥，你们是吴中来的漕船么？”
见隔壁客船上身着儒士冠服的长者礼貌温和地发问，船夫中那个年长的连忙拱手还礼，回答道：“有劳大爷下问，在下这漕船正是从苏州来的。”
“这就对了。”一旁的杨晟笑着插言道，“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苏州是天下最为富庶繁华之地，年轻人哪里吃过苦来？难怪那位莫兄弟想家想得哭了。”
一听杨晟嘲笑莫言，粮船上那位叫范正的立即对杨晟回击道：“骑马哪知步行苦，富家不知穷民难。看小哥一身打扮，不是官家公子也是富室子弟，哪里想得到我们的苦处？他不是想家想得流泪，而是想到苦处哭了！”
见那范正有些生气，杨溥一边摆手制止杨晟回话，一边拱手向范正说道：“这位大哥莫要见怪，我这侄儿好说笑话，我这里代为向各位赔礼了。”
“没关系，没关系。”那年长的连忙拱手回礼道，“其实大爷您是不知道莫言这孩子的苦情，要是知道了，你们一定也会同情的呢。”
听年长的这么一说，杨溥朝那莫言望了望，只见他还在不断地抹眼泪，便关心地问道：“这位小兄弟一定是有难以忍受的苦情方才如此情不自禁，真是苦了他了。”
“大爷说得是。”那年长的点头道，“这孩子的确有一肚子的苦水，难以倾诉，也许说出来会好受一些。孙勤，你把莫言的苦情向大爷说一说，让大爷也劝慰劝慰他！”
“好的。”那位叫孙勤的船夫答应一声，便自我介绍道，“我叫孙勤，大爷已经知道了；这位是顾顺顾大爷，我们漕粮船上的总领。”
作罢自我介绍，孙勤叹了一口气，指着那莫言说道：“不瞒大爷说，我们这船上的总领、船夫都是苏州府吴江县同里村人氏。洪武皇帝开国以来，实行的制度是谁纳粮，谁负责运送到指定地点，村里人常常自由组合租船运送粮食，已经有两代人了。开国初期，我们父辈纳粮是在南京，那时路近倒还不觉得有多大的困难，可是到了我们这一代，纳粮要送到北京，那可是千难万险了。沿河风大浪高，随时都有船翻人没的危险；顺水驶船要摇船架桨，逆水行舟要背纤拉引，起早摸黑那是苦不堪言；那运河上闸、坝又多，翻坝过闸更是累得头昏眼花。这不，莫言的父亲累得病倒了至今卧床不起，没有办法，家里没有其他的劳力可以运粮，只好把这只有二十岁，刚刚完婚不到一个月的儿子莫言派来顶替运粮。大爷您想，那莫言老父卧病生死未卜，媳妇新娶恩爱难舍，他能不挂念家里么？”
说到这里，孙勤把话打住了。
杨溥不禁叹息道：“人之常情，难为这孩子了。”
“还有呢。”孙勤看了看低着头正在抹眼泪的莫言，又慢慢地说道，“刚才大爷您身边的这位姑娘唱的几首小曲，虽说曲调是山东的，但歌词却是吴中的，我们都熟悉。她唱的‘爷娶晚妻爷欢喜’，‘儿想亲娘泪湿衣’恰巧戳到了莫言的痛处，他母亲正是前两年病累死了，父亲去年又正好娶了个晚妻，听了这姑娘的小调，您说他莫言能不伤心么？”
原来如此！听了孙勤的介绍，杨溥、杨沐愣住了，尤其是东方巧儿和杨晟为自己无意中伤害了莫言而一脸的愧疚。
“还不止这些。”孙勤长长地叹了一口气道，“这孩子懂事，心事极重。您是不知道我们运送漕粮的苦处，除了沿途危险、辛苦之外，更让人无可奈何的是往返一趟几乎要一年。朝廷规定我们苏州税粮运到北京的限期是八月一日，这三四千里水路大多要纤缆挽拉，过了年我们就上路，日赶夜赶，往往还不能按时到达呢。返程虽然快一些，但也要到十一月底才能到家。我们这每家的税粮多则一二十石，少则十来石，平均每个船夫只能运粮十石，也就是说我们苏州农民每户要有一丁长期运输漕粮。大爷您想，家里有双丁的犹可，那些家里只有单丁的，譬如莫言这孩子，他长期在漕船上，家里的地谁来耕种？一家老小靠什么生活？想到这些苦情，这孩子不由不悲伤了。”
听到这里，东方巧儿眼里湿润了。她站起来对漕船上的莫言福了一福，赔礼道：“对不起，莫言大哥，巧儿知错了。”
旁边的杨晟听罢莫言的遭遇，也是十分同情。他站起来拱手行礼道：“莫言兄弟，我杨晟不识事体，多有冒犯，在这里赔礼了。”
“当不起，当不起！”一见东方巧儿和杨晟赔礼道歉，倒弄得莫言不安起来。他连忙擦干眼泪，起身拱手行礼道，“这不关公子、小姐的事，是我命不好，摊上了这档子事，弄得我伤心流泪，让公子、小姐笑话了。”
看来这莫言还十分懂事，说话也很得体，杨溥不禁点头宽慰道：“莫小哥也不要过于忧心，天无绝人之路，说不定过些日子时来运转，情况会好起来呢。”
“怎么好得起来？”说起过日子，莫言又发起愁来，“大爷知道了我们苏州百姓的漕运苦处，可是朝廷并不知道啊！种田还粮那是天经地义的事，可是小人就是不明白，农民纳粮为什么偏偏要输送到很远很远的北京去，难道在家门口就不能交纳么？朝廷为什么不替我们百姓想想，我们长年累月在漕船上输送税粮，那谁来种田？百姓不吃不喝不说，今年不种田，明年税粮哪里来？百姓不种田，饿死帝王家。这么简单的道理，皇上为什么就弄不懂呢？想来皇上是糊涂了！”
说起这漕运，莫言越说越气愤。他抹了一下嘴巴，还要说下去，却被孙勤止住了：“你这孩子口无遮拦胡说什么！凡事要从大处看，虽说漕运确有许多不好，但当今皇上却是有道之君，他发布的守成兴国圣谕，哪一条不是为了安民富民？他登基的这六七年，天下无事，国泰民安，我们百姓还不知足么？有些事急不得，得慢慢来。
想不到一群农民中竟还有如此识大体的人物，真是小看百姓了！杨溥感慨地说道：“孙大哥说得很有道理，凡事要从大处着想，有些弊端也需要朝廷慢慢来解决。不过我还有一事不明白，朝廷前年明文规定，苏州税粮由民运至徐州仓交纳，你们怎么把粮食运到德州来了呢？”
“咳，您可别提这事，说起来就烦！”孙勤满肚子委屈，叹了一口气说道，“朝廷颁布圣谕规定苏州、松江等七府税粮由民运至徐州仓交纳，再由官军接运至北京通州仓，那是不假，可是听说户部不同意，他们借口卫所军队经常调遣常常耽误运粮，竟然沮格诏令，仍然要我们大部分运到北京交纳。就是户部不沮格诏令，我们也得运到北京仓，我们算是倒了八辈子霉了！”
杨溥不解地问道：“此话怎讲？”
孙勤回道：“大爷您是不知道，我们可是有苦说不出呢！我们苏州土地肥沃雨水充沛，最适宜种植水稻，生产的白熟细粳米、白熟粳米、糯米等饭粒柔软、爽滑可口，是上等好米，被称为白粮，特别是我们吴江县同里和长洲县周庄一带出产的白粮那是闻名天下。这本来是件好事，可谁知这件好事却给我们百姓带来了灾祸。自从苏州白粮名声大振后，便被定为贡品，自洪武初年起指定每年要交纳两三万石到南京供宫廷享用。不仅如此，苏州出产的一般稻米也被看好，也被指定要输送京师。自从永乐十八年定都北京后，宫廷人数日渐增多，我们苏州上贡的白粮也就增到了五万石。所以我们苏州运送的主要是京米，其中分一般漕粮和白粮两种。一般漕粮用于军粮和京官俸禄，白粮供皇宫使用。不瞒大爷您，我们这一次正是运送的白粮，一直要送到北京仓交纳呢！前些年老一辈送白粮到南京，路途不是很远，倒还不觉得有什么难处，可是现在要送到北京，路途遥远，往返经年，那就特别难了。您说，这不是生产的米质好，倒给我们带来了灾祸么？”
“原来如此！”听罢孙勤的一番解释，杨溥明白了苏州百姓的难处，漕运的确给他们带来了繁重的负担。他正要好言宽慰这些百姓，忽见岸上走来一个身材矮小、尖嘴猴腮、獐头鼠目的人，身后跟着两个打赤膊的汉子。那人来到孙勤的船头叫道：“老顾，老顾——”
顾顺连忙起身，点头哈腰应道：“哎，哎，粮长爷小的在这儿呢。”
那粮长站在船头，双手叉着腰大模大样地问道：“老顾，你们船‘听曲费’怎么还没交？是不想交么？”
“哪里呢。”顾顺连忙解释道，“出门的时候，大家带的钱本来就不多，这一路交来，众人手头拮据，一时难以凑齐，还望粮长爷再宽限几日，待我们到通州再交吧。”
“说什么混账话！”一听顾顺说“听曲费”尚未凑齐，那粮长立时勃然大怒，他手指着顾顺大声呵斥道，“就你顾顺窝囊不中用，每石税四五升的听曲费都收不齐，你当什么总领？那好，你们船听曲费就别交了，待到了北京仓，你们自个儿去交纳吧。本粮长可把话说在前头，到时候要是监收公公和监收御史老爷们不收你们的税粮，你们可别求我。我也懒得管你们这档子破事，就让你们在北京过年去吧！”
说罢，那粮长把手一挥，转身就要走，慌得顾顺赶紧抢先一步登上岸去，拦在他面前，又是打躬，又是作揖，嘴里连连说道：“娄大爷别恼，娄大爷别恼！小的这不是正在催交么？赶明儿我们到德州跑一趟，用米换些铜钱来把听曲费交齐就是了！”
“哟，你还算的挺精的呢！”一听顾顺说明日要到德州米行用米换钱来交听曲费，老娄哼了一声冷笑道，“你是说德州的白粮价高，交米给我不合算么？那好，我告诉你这两天本船队的行情也涨了：听曲费交米是每石税粮五升，交大明通宝钱钞，那每石税粮可是三贯了。是交米还是交钱钞，你们自己掂量吧！”
“我说老顾你怎么这么糊涂？”跟随粮长老娄来的一个汉子责备道，“你也不是一次两次运漕了，这漕道上的规矩你也不是不清楚，沿途要没有粮长娄爷的打点关照，你们能平安到得了德州么？你们得罪了娄爷，从德州到北京还有近千里水路你们怎么走？即使到了北京仓、通州仓，没有娄爷的通融，你们能把白粮交出去么？就是交出手了，还不是这也不符标准，那也不合要求，到头来七折八扣十石能交出个六七石就很不错了。你现在不听娄爷的，到时候你可要跌大跟头呢！”
“知数卫爷说得是。”跟随粮长的另一个汉子接口说道，“这别的我就不说了，就说我们斗级这一行。没有粮长的打点，我这个斗级能把你一石粮米量得只有八斗，你信不信？所以说这漕运上的事儿都得靠粮长娄爷去帮大家周旋，娄爷要大家出点儿小费，那是为大家着想，可你还推三阻四，似乎是娄爷独吞了你们的粮食，娄爷能不生气么？得了得了，粮长这儿我替你劝劝，你们还是按娄爷说的办，赶紧把听曲费送来吧！”
“别跟这帮糊涂蛋扯淡了，老卫、老葛我们走！”说罢，粮长老娄把手一摔，转身就要离去。
“娄爷别生气，别生气。”顾顺犹豫了一下，连忙拦住道，“就听您娄粮长的，交米吧，明日一早准给您送过船来，行么？”
“算你还识相！”那老娄哼了一声，带着知数卫湖和斗级葛汊一摇一摆地到别的船上去了。
这一幕全过程都被杨溥和杨沐等人看了个清清楚楚，杨溥内心很不是滋味。他想了想向顾顺问道：“按照朝廷规定，漕运上的损耗和费用都在装船时一次性地出了的，怎么这粮长还在路途中加征什么听曲费呢？”
“这话就说不清楚了，何止是听曲费！”顾顺叹了一口气，说道，“朝廷规定交一石税粮，还要同时交三斗斛面粮、三斗使用粮，水脚船钱、神福钱一贯，也就是说一石税粮，照朝廷规定就得交一石六斗外加钱钞一贯。那三斗斛面粮用于赴仓交纳时淋尖跌斛等陋规的损耗，三斗使用粮用于租船和运户途中的花费，神福钱一贯用于途中祭祀江湖诸神、税粮上仓脚钱等花销。可是这规定都被粮长弄歪了。洪武年间，朝廷规定在实行里甲制的同时实行粮长制，即打破里甲界限，以每一万石税粮为一粮区，每区设正、副两名粮长，令田多者担任，轮班催收税粮并输送至京，粮长一年一换，营私舞弊倒还不甚厉害。到了永乐年间，粮长成了专职，一些奸狡之徒，营充粮长，这粮长上下勾结，营私舞弊，巧立名目，敲诈勒索，百姓们深受其害。譬如刚才这粮长姓娄，因为又瘦又小还长着一个像老鼠一样的脑袋，人们都叫他娄阿鼠。他本是常州府无锡县的一个地痞无赖，因见这粮长敲诈勒索百姓有些油水，便千方百计买通了吴江县里主管税粮、漕运及牧马的县丞老爷，谋了个同里粮区的粮长，这三四年来他变着花样敲诈勒索漕运百姓，大家深受其害还不敢得罪他，若是得罪了他，叫你税粮交不出去不说，还叫你吃不了兜着走，甚至连性命都得搭上！”
听说粮长如此无赖，杨溥不禁十分气愤。他忖了一下，继续问道：“那粮长不过是催交田租、收纳税粮，督运漕粮的差使，能变些什么法儿鱼肉百姓呢？”
“咳，您是不知道，他们的花样可多了！”顾顺怨恨地说道，“就拿娄阿鼠来说吧，他从收纳税粮起就挖空心思掊克小民以肥私己。征收之时与奸猾差役串通一气，狼狈为奸，在各里内置立仓囤，私造土样斗斛，大斗收进；又立样米、抬斛米之类的名目巧取豪夺，一般要以两倍甚至五倍之数收进，却以平斗正数返给小民运赴京仓输纳，沿途费用，所剩无几。到了京仓，如果交纳时欠了数额，还要运户赔纳。运输之时，巧立名目花样百出。本来朝廷规定的一石税粮实交一石六斗外交钱钞一贯，在收纳税粮时已经交齐，照规定粮长不能再收其他任何费用了。可是娄阿鼠却变着花样勒索钱财：定船要交定船钱，起锚要交起锚费，过大江要交过江费，进洪泽湖要交进湖费，到了徐州要交拜码头费，过闸要交过闸费，翻坝要交翻坝费，过卡要交过卡费，过关要交通关费，到了北京仓、通州仓验收要交打点费，宴请验收中官和御史老爷后还要交馈赠费，刚刚娄阿鼠来催交的听曲费，便是宴请验收中官和御史老爷时召用官妓的费用。此外粮长一路辛苦了的要收茶水费、包纳运头费，娄阿鼠的这些收钱名目一共有十八种之多，合计起来一石税粮要交一石二三斗，加上朝廷规定的一石六斗外一贯，一石税粮要花上三石粮米才能运到北京呢！”
“怎么，一石税粮要花三石粮米才能运到北京？”一听顾顺此言，杨溥大吃一惊，不觉呆住了，好半晌才叹息道，“只说这漕运艰难，费工误农，没想到那粮长害民也是如此之烈，真是不说不知道，一说吓一跳了！”
“可惜天高皇帝远，皇上不知道这些情况，要不这粮长的制度早就该革除了。”顾顺又长长地叹息了一声，望着杨溥说道，“我们这是白天白说，夜里瞎说。漕运繁重、粮长害民的事儿，皇上哪能知道？我们百姓有什么法子！倒是像大爷您，走南闯北见多识广，如果能碰上官府的老爷，替我们说说，请老爷们向皇上奏上一本，快把那漕运改一改，把那粮长革一革，给老百姓松松绑吧！”
听了顾顺讲的粮长害民的事，杨溥内心不由得一阵震撼，他自言自语地说道：“这漕运的确该改一改，粮长该革一革了！”
“好了好了，不说也罢。”顾顺叹了一口气，无可奈何地挥了挥手，对漕船上的孙勤、叶茂、莫言等人说道，“大家入舱睡去吧，明日还要赶路呢！”
说罢，顾顺向杨溥说了声失陪，便起身带着众人回船睡觉去了。
这时，圆月已经升到了头顶，一片淡云飘了过去，那明月短暂地暗了一下又亮了起来。望着那深邃的夜空和亮月，杨溥沉浸在深深的思索之中，该如何改革这漕运和粮长制度呢？
第二天一早，那漕船便起锚向北划去。杨溥的客船也趁着早晨凉爽**着双桨向南而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