轮船招商局得到南北洋的大力支持，新添了两条轮船，开通了东洋航线，因为有官货支持，揽载量增大，并未在竞争中败下阵来。三家洋轮公司又坐下来商议对策，除了再次降低水脚，又在保险上卡轮船招商局的脖子。凡轮船招商局投保，保费加两成，而保额降两成。这样一来，招商局成本又增，几乎到了无利可图的地步。
过了年开春，轮船招商局开始运漕，保险公司百般刁难，要求再减保额。理由是中国朝廷将漕粮交由轮船招商局承运是不当竞争，降低保险额度是求公平之法。这可真是岂有此理，但也没办法，只好任人盘剥。二月初七这天，福星轮载漕粮并搭客六十余人，鼓轮北上，次日早晨在苏北近海遇到大雾，于是放慢航速，并频频鸣笛，以提醒对面来船。十点多，突然从雾气中冲出一艘轮船，直撞向福星轮船头右侧，海水汹涌而入，不到十分钟，全船沉没，轮船上搭客及华洋执事一百余人，包括浙江海运委员在内，运漕官员司事、客商、舵手水工等六十二人遇难，七千二百余石漕粮沉入海底。而对方轮船安然无恙。噩耗传来，招商局立即派人前往救援、调查。撞沉福星轮的是怡和洋行的澳顺轮，船主早就逃之夭夭。按照治外法权，中英商民之间起了纠纷，需要中英双方会审，英方一再偏袒英国船主，耗时月余，最后判定英国船主赔款一万一千两。然而因为船主不知所踪，只能冻结他账户上三千余两。那可真是杯水车薪。虽然入了保险，但保险额度低，轮船招商局承受数万两的巨额损失。而且先要拿出万余两现银，抚恤受难之家，官员之家每人三百两，一般商民每人一百两。
徐润鼓动唐廷枢无论如何把自己的保险公司办起来，可此时官款三十余万两因为购买两艘轮船，支付华洋船工薪水，已经所剩无几，怎么办保险公司？徐润坚持要办，决定募股五十万两，先期募股二十五万，不足部分，概由他想办法。
而且说到做到，立即在申报刊登公告：
窃维保险之设，起自泰西。不论船货房屋等项，均可按价立限具保，早有成规。在物主所出不及一分之费，即能化险为夷。惟中国于保险一事，向未专办。现在轮船招商局之船货，均归洋行保险，其获利既速且巨，是以公同集股由唐景星、徐雨之二君总理其事，设立保险招商局，仿照各保险行章程办理，不特商局轮船货物可以酌量保险，即洋商船货投局请保者，无不可照章程承保，以广招徕。
随后开始募股，然而并不顺利，因为这时候发生了马嘉理案，影响了局势。马嘉理是英国驻华公使馆的翻译，今年正月奉驻华公使威妥玛之命，到缅甸与英国探路队会合。这支探路队的目的是探察从缅甸通向云南的道路，想从中国西南另辟一条商路出来。马嘉理一行未通知地方官，就带武装探路队二百余人进了云南，结果在腾越（今腾冲）一带与少数民族发生冲突，马嘉理等数人被打死。英国政府得到消息，指示公使威妥玛要借马嘉理之死实现英国的商业目的。威安玛向来傲慢强硬，得到指示后要求中国惩办凶手，开放西南商路，派官员到伦敦向英王道歉。总理衙门不答应，他立即以下旗回国相威胁，并乘轮船去了上海。一时间中英要开战的消息在沿海纷传，尤其上海，人心浮动，市场不稳，此时谁还肯向轮船招商局投资？结果耗时两月，只募到五万余两，且多是唐廷枢、徐润两人的亲朋戚属。
徐润动员盛宣怀入股。盛宣怀答复徐润：“雨之兄不是外人，我不妨明说。我刚刚收到中堂的札委，派我去查勘湖北武穴煤山。此事尚在机密中，我未对他人言。查勘矿山总要有开支，恐怕我要先垫支，实在无余钱入股。”又特别叮嘱，“此事八字尚无一撇，请雨之兄务必为我保密。我最近就以探亲的名义回湖北。”
徐润说：“杏荪兄要独担重任了。”
光绪二年（1876年）十一月初，徐润突然来到武穴，面见盛宣怀，未及寒暄，第一句话就说：“杏荪，轮船招商局大翻身的机会来了。”
盛宣怀正为湖北开采煤铁总局的事焦头烂额，一听是轮船招商局的事，便没多大兴头。
徐润说：“旗昌公司走投无路，这回是真心愿卖给轮船招商局。而要促成这件事非杏荪不可，这也是老弟大显身手的机会。”
这几年，旗昌公司挑头，联合太古、怡和轮船公司，降价竞争，要挤垮招商局，没想到，招商局没被挤垮，倒是把自己逼上了绝路。旗昌公司设立最早，轮船最多，资本也最巨，但他的轮船多是旧式木壳船，相比于太古、怡和、招商局的铁壳轮船，维修和运营成本都高，大幅降低水脚后，大家都蒙受巨大损失，太古、怡和尚能维持，招商局有漕粮专运，也能勉强度日，旗昌却挺不住了，已经连续两年亏损，一百两的股票，市值曾经达到二百两，近年一降再降，如今已经不足六十两。今年春天就曾放出话来，有意卖给轮船招商局，但还心存侥幸，盼着轮船招商局停运，他们再咸鱼翻身。
盛宣怀笑了笑道：“雨翁，你又何必大老远跑到湖北来。我这个会办，谁不知道仅挂名而已，你和唐总办一商量不就定了？”
徐润听出盛宣怀话里的不满，的确，在轮船招商局，大计都是唐徐二人定，甚至盛宣怀有个亲戚想到招商局谋份差，也被两人婉拒。
“杏荪，我和唐总办无非是忙些商场上的俗务，真正能与南北洋大宪面商的事情，哪一件离得了你？”徐润经商多年，在关键事情上从不拖泥带水，“杏荪，轮船招商局面临着一个改变局面的绝大机会，我们四位必须携手来促成。这件大事离了谁都关系不大，唯一离不开你。”
盛宣怀不戴徐润抛来的高帽，淡淡地问：“旗昌不是咬着牙要与招商局耗下去吗？怎么现在草鸡了？”
“旗昌的优势在长江航线，他有三之一的船在长江航线上跑，主要营利也来源于此。今年下半年，招商局从福州船政局新买了两条商轮，也投放到长江航线，是新式的铁壳商轮，而且招商局的保险公司也办了起来，旗昌傻了眼，也彻底闭了气。”徐润说，“旗昌今年一年水脚费统共只能得一百一十万两左右，别的不说，他的行用是一成，全年仅得十万两左右，而仅华洋总理、司事薪水就得十五万两，仅此一项，就亏五六万。再拖下去，只怕会血本无归。还有一条，美国内战结束，国内百废俱兴，赚钱的机会比投资中国多，所以美国股东们也都急于抽回本金，回国投资。”
“目前轮船招商局已经有十六条船，如果把旗昌收购过来，又增加十几条船，船多货少，恐怕会亏损更巨。雨翁是商场老帅，不会不明白，有些公司小的时候日子蛮好过，后来贪大扩规模结果把自己扩死了。”
“杏荪说得不错，你的担忧并非多余。不过，今天的情形并非盲目求大。收购旗昌，一则必然增强咱们的实力，二则减少一个对手，从前四分天下，如今三分天下我有一。我们收购旗昌，与直接购买轮船不同，我们接手十几号轮船的同时，也接手了旗昌的航线和老客户。”徐润解释道。
盛宣怀点了点头，又若有所思道：“雨翁分析得有道理。只是我不明白，旗昌为什么单单有意向我们出售，而不是卖给怡和或太古，按说他们更亲密。”
“他们说不上更亲密，不过是旧敌新友罢了。在咱们局子成立前，太古和怡和是旗昌最大的对手，经常联起手来打压旗昌，他们做敌人的时间比做伙伴的时间更长。一想到这些过节，旗昌心里自然不痛快，所以不愿卖给英国人，这只是其一。最主要的，则是无论怡和还是太古，都是商人集股的公司，而咱们招商局则是官督商办，有官府的支持，只要官府决订定买，就一定有实力买得下，银子也更有保障。旗昌最希望的是拿到银子，尽快回国投资。”
“旗昌船式老旧，运营成本高，他们自己玩不转，招商局收购过来，船多货收，又有太古、怡和争衡，岂不是往肩上再背个包袱？只怕翻身不得，先被坠沉江底。”盛宣怀对收购旗昌毫无信心，也无兴趣。
“不然，不然。”徐润说，“旗昌在美国人手里是负担，到我们手里就未必。比如用人一项，旗昌用了四十多个洋人，洋人总理一人年薪一万两，副理一年六千两，帮办一年四千两，这三大员他们各用两名，仅此一项一年四万两；洋人司事用了四十多人，一人一年两千两，一年耗银八万余两。咱们华人司事呢，一人一年仅两百两！咱们一接手，先裁掉可有可无的洋人司事，仅此一项，就省好几万两。另外，明年运漕还要增加，官物运量也是逐年增加，所以旗昌归并到招商局，目前营利不敢打包票，但亏也亏不到哪里去。可是，如果中外轮船公司不再恶意降价，恢复到正常水平，旗昌立即会扭亏为盈，而且利润可观！今年旗昌统扯算下来，每轮大约可得水脚费八千两，要知道两年前可是两万两！如果水脚恢复到两年前，一年可得水脚两百多万！”
盛宣怀说：“雨之，且慢，这是你打的如意算盘，如果太古、怡和拼了命继续耗下去，哪来两百万两？”
徐润说：“太古、怡和也都快耗不下去了。我在这两家洋行还是有不少熟人的，他们传来的消息，洋人也都快撑不住了，特别是洋人股东，都盼着大家别再斗气。”
“如果中外不再争衡斗气，哪怕恢复到从前七八成水脚，营利倒是有把握。”盛宣怀有些被说动了。
“谁说不是！”徐润说，“旗昌公司的轮船虽然老旧，但有一项谁也不可比的优势，它开设最早，码头栈房，占尽各口岸地利。商务最讲究位置，位置优越，便财源广进，尤其港口码头，地利之便更为要紧。汉口的形势你最清楚，你想想看，最好的位置是不是尽被旗昌所占。还有上海，金利源、金东方、金永盛三处码头，连为一线，可停泊六七艘轮船，中栈深水码头，可停靠数千吨巨轮！如果这些码头尽归招商局，那是什么局面？可是，如果旗昌被太古或怡和归并，我们的竞争对手便是如虎添翼！这一正一反，杏荪观察洞悉利弊，又何须我多言。”
盛宣怀说：“旗昌值数百万两银子，招商局哪里有这等实力。”
“这就是我说需要杏荪观察大显身手的地方。”徐润说，“只有请官款支持，此事非请杏荪观察出面不可，其他人都无此能为。”
盛宣怀自从入职招商局，因为他没有多少股份，说话的分量实在有限，徐润也从来没像现在这样恭维他。明知是恭维，心里却仍然有些热络。
徐润趁热打铁道：“杏荪，如果促成此事，在招商局的发展史上，你的贡献便是无人可及！”
“雨翁且慢给我戴高帽。几百万两的巨款，南北洋也拿不出！仅凭三寸不烂之舌就让南北洋拨款，我盛某人没那本事。”
徐润说：“不必几百万两。旗昌的东家找到我，已经表示愿以二百二十万两售给招商局，如果有诚意，先付两万五千两定金，我已经预付。合同签订后，三个月内付一百二十万两，余款可在五年内分期付款。所以，只需筹到官款一百万两，另二十万东拼西凑有把握筹得到。”
如果是一百万两，倒不是没有可能。
见盛宣怀动了心，徐润放低声音，说：“如果收购旗昌成功，对我们个人也是一个发财的机会。”
盛宣怀疑惑地望着徐润。
“旗昌股票一跌再跌，许多股东急于出手。我已经吃进了四千股，面值四十万两，市值仅五六成，我只花了现银二十多万两。咱们二一添作五，其中有两千股，我是给杏荪代购的。我敢保证，一旦招商局收购成功，旗昌股票必然大幅升值，杏荪请想，这是不是个赚钱的机会？”
盛宣怀怦然心动，但脸上却十分平淡，笑笑说：“雨翁，按你所说，两千股便是十余万两，把我卖了也拿不出那么多银子。”
徐润摇手说：“不必你立即拿出来，不妨算你借我的，什么时候价格合适，你抛出就是；我也不吃亏，你按官款付我七厘年息就成。如果万一，我是说万一，旗昌股票继续跌，砸在手里，便算我的，咱俩只当无此一说。”
这是只赚不赔的好事。但天上不会掉馅饼，徐润所求，便是能够确保收购旗昌成功。而收购成功，旗昌的股票必定反弹，的确是赚钱的好机会。这下盛宣怀反而要有意做作一番，说：“雨翁，正如你所说，收购旗昌于公于私皆有利，若是如此，我越要慎重。你容我想想，明天答复你如何？对了，唐总办是什么意思？”
“唐总办在福州帮着何总督办洋务，我已经急信约他北上。等我们回到上海，估计他也该到了。他一定会同意。不过，现在他不是关键，杏荪你才是关键中的关键，你不出马，官款无着，此事便是狗咬尿泡——空欢喜一场。”
丁忧去职的两江总督何璟，去年丁忧结束，今年春天南下，出任闽浙总督。何璟有意在闽浙大办洋务，因此委唐廷枢为福建洋务局总办，主要帮着办基隆煤矿。唐廷枢难得在上海，招商局实际由徐润主持。
“咱们当然不能空欢喜一场，但也不能不慎重从事。”盛宣怀说，“明天一早我给你答复。”
“不但要给我答复，明天一早杏荪还要同我起程，返回上海！”徐润说，“旗昌轮船公司西历元旦前要换大班，所以必须在元旦前签订合同，不然新人一到，又要重打锣鼓。今天是西历十二月十五日，时间相当紧张。”
盛宣怀着急说：“这哪里还来得及！还有十来天时间，仅够赶到北洋。”
徐润说：“去北洋已经来不及了，只能就近去见沈制军，只要说动他，答应收购旗昌，并设法筹措官款，这事就能成。”
盛宣怀说：“沈制军恐怕碍着北洋的面子，不会私下拍板吧？这事，实在难。”
徐润说：“不一定，沈制军与李中堂的关系非同一般，如果能够说动他，他一定能够敢拍板。”
“那还有官款呢，一百万两，他舍得出？”
“北洋已经支持招商局近百万两，再筹官款，非靠南洋不可。”徐润说，“你别忘了，江南富甲天下，筹百把万两银子比北洋轻松得多。如果不是十万火急，我又何必亲自跑来找你。杏荪，关键时候，不可再犹豫！”
盛宣怀辗转反侧，深夜难眠。一半是为收购旗昌，一半倒是为他的湖北开采煤铁总局。去年下半年，他就着手筹办煤铁总局，李鸿章的雄心是不仅要西法采煤，还要采铁，最终在湖北建一个洋铁厂。去年直隶就与湖北共同拨官款三十万串，合银二十余万两，交给盛宣怀。盛宣怀雄心勃勃，要成就一番大业，立即从日本挖来了一个叫马立师的英国矿师，签订合同，帮忙勘矿。谁知此人是个半瓶子醋，费了九个月时间，也没有探到确切的煤铁矿。数月前又通过总税务司赫德另聘一个叫郭师敦的矿师及两名帮手，这次倒是个真行家，很快探明武穴一带并无好煤矿，而在荆门当阳观音寺的窝子沟和三冈一带探明煤层厚度为一尺七寸到二尺，蕴藏量有两百万吨，煤质坚好，属于优等，能与美国白煤相埒。同时还探明，兴国、大冶一带蕴藏着锰铁矿，质量优于欧美矿山。尤其是大冶铁矿有五百万吨，含铁六成以上，能炼上等好铁。但仅西式采煤一项，就需资本五十余万两。而官款二十万两仅探矿已经花去一半多，再请官款李鸿章没有答应，湖北巡抚翁同爵也极力反对。忙了一年多，盛宣怀并未能用西法采出一斤煤，心有不甘，就让人在武穴一带土法开采，又在当阳收购民窑，把土煤转运到沙市出售，完全是与民争利，结果不但当地官绅反对，连京中御史也上疏弹劾，让李鸿章大为恼火，责令他效法招商局募集商股，尽快见成效。盛宣怀已经决定到当阳去设局招商，但前景如何，实在没有把握。原本他想完全退出招商局，靠采矿成就一番大业，如今他不能不重新考虑，应该在招商局有番作为，多一条路子。所以临睡前他最终拿定主意，全力促成收购旗昌，不但自己在招商局从此地位提高，而且又有机会从中赚取数万两银子，何乐而不为？
次日一早，两人稍做商量，就乘徐润带来的快艇顺流而下，当天赶到南京。在藩司衙门街，盛宣怀遇到了胡雪岩，他高兴地一拍手说：“真是天助我也！”
他把胡雪岩拉到他的住处，说湖北煤铁矿急需招商股，请胡雪岩务必设法支持。
胡雪岩问：“杏兄，你需要多少银子？”
盛宣怀说：“至少要一百万两，要买西式机器，不但采煤，还要采铁。”
“那我可真是爱莫能助。”胡雪岩说，“左爵相已经抬棺出征，新疆北路肃清，正筹划开春收复南疆，催款的札子如雪片般飞来，我是吃不消了。”
他给盛宣怀出主意，让他再借官款。盛宣怀赶紧问，如果要南洋官款支持，哪些银子可以动用？
这正是胡雪岩的长项，两江的财政虚实都在他的夹袋里。
有了胡雪岩的参谋，盛宣怀心里有了底，当晚踏踏实实睡了一觉。次日一早，单独去见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沈葆桢。沈葆桢是今年春才调任的两江总督，一入冬就因风寒引发重病，已经卧床多日。当差的有些为难，既不忍让沈葆桢抱病谈公事，又不忍拂了盛宣怀的面子。盛宣怀踱着步想了个主意：“这样，你们把我的手本递上去，我在手本中夹一张纸条，见不见，全在大人。”随后，他提笔写了一张字条，上写“事关轮船招商局生死，卑职急于面禀”。
一会儿，戈什哈小步跑出来相邀：“盛大人，总督大人请您进去说话。”
盛宣怀被戈什哈一直引到内宅，沈葆桢在卧室接见他。沈葆桢是福州人，做官也主要是在华南，已经习惯于即便腊月天也是草木并茂、一片葱郁的温暖气候。谁料五十又六了却北上出任两江总督，金陵湿寒的气候让他吃尽苦头，一到秋后，他就开始穿棉袍，让金陵人当成笑谈。虽然房间燃着火盆，仍然不足以驱散寒气。他往往昼间办公于榻上，接见僚属于卧室，夜里常常憋闷难眠，一夕数起，危坐达旦。
沈葆桢总督两江后，铁腕整肃，对苏北鲁南的造反百姓严厉镇压，对盗匪惯犯也毫不容情，据说只要盗窃三次，就不问情由押赴刑场斩绝。又有人说，沈葆桢自总督两江，平均日杀三人。这个说法未免夸张，但对造反和盗匪辣手斩杀却是事实。这与沈葆桢自小养成的强硬个性有关，也吸取了当年马新贻竟在光天化日之下被人刺杀的教训。两江上下，无论官民，对沈葆桢都非常畏惧，面见总督大人被不少人视为畏途。然而盛宣怀与沈葆桢却非常投缘，尤其是他力主从福州船政局购进两艘商轮，更让时任船政大臣的沈葆桢满意。盛宣怀见沈葆桢又憔悴不少，鼻子一酸，眼泪就涌出来了。
沈葆桢向他招招手道：“杏荪，真是不好意思，要在卧房里相见，非待客之道。”
盛宣怀拱手道歉：“大人病中，卑职还以公事打扰，实在于心不安。”
“我一入冬就这副样子，没办法的事。我已经向朝廷辞差，可是朝廷不准，就只好尽力而为了——招商局遇到什么事了，竟然事关生死存亡？”沈葆桢勉强撑住了身体。
盛宣怀将旗昌有意出卖的情况做了个简要介绍，又将购并旗昌的重要意义分析给沈葆桢听。沈葆桢听了之后若有所思道：“购买旗昌轮船公司一事，的确是利权所系，关系极大。你们应当努力为之，至于经费一节，我自当尽力相助。不过，此事要咨商李中堂，然后会筹具奏。”
盛宣怀说：“禀大人，时间紧迫，已经来不及了。因为洋人公司每三年更换一次董事，今年三年届满，还有十余天就到西历元旦，一旦公司换了主持人，还卖不卖就打了折扣。如果人家改弦更张，再集巨资与英商一起倾轧我们，招商局恐怕永无翻身之日，还望大人从速定夺。”
“杏荪，兼并旗昌后还有太古、怡和等洋轮公司，他们再来倾轧，招商局岂不又要跟着赔累？”要沈葆桢独自拿主意，他不能不更加谨慎。
盛宣怀非常干脆地回应道：“大人放心，绝对不会。”
沈葆桢听盛宣怀说得头头是道，他拿定主意支持购并，但最难的是筹款。两江是大清最富庶之地，但开支也是相当浩繁，全天下都盯着两江要钱，按幕友们的说法，两江是“驴屎蛋子外面光”。以江苏为例，最大宗的收入为两淮盐税、江海关洋税和各局厘金，此三项每年可达八九百万两。但两淮盐税已经全部解往慈禧的万年吉地、惠陵工程以及京饷、西饷。江海关洋税，要拨解江南制造总局、南北洋海防以及按期归还左宗棠西征洋债。淞沪厘捐局、苏州牙厘局、金陵厘捐局的收入主要供应淮军军饷，历年积欠已达三十多万两，又欠拨南北洋海防费四十万两。东三省兵饷、甘饷、西宁月饷、西征协饷、滇黔协饷以及各处指拨项目羽书交驰，都是催款。
“两百多万两巨款，哪能说筹集就筹集得到？”沈葆桢虽然已经答应，但两百万两还是为数太巨。
“哪能两百万两全靠大人？卑职等通过动员巨商入股，已经筹到七十万两，卑职还可以筹垫二十万两，向上海钱庄借十万两，津海关道可设法垫借民款十万两。几项总计，卑职等已经筹到一百余万两。需要大人出面筹集的，大约一百万两。”盛宣怀因为已经知道需要缴现银不过一百二十多万两，余款可以分期支付，所以他大胆撒谎，以坚定沈葆桢的信心，“这一百万两，只要大人一出面也并非难事。一是可以劝令两淮盐商搭股，每引搭股一两，按近年旧例，江西票盐十七万引，湖北十三万引，湖南十三万引，安徽七万二千引，淮北二十九万引，仅此一项可集股近八十万两，就是略打折扣，筹集到六十万两应该没有问题。如果大人再令江宁、苏州两藩台各筹十万两，江安粮道筹二十万两，江西、安徽再多少筹集十几万两，一百万两很容易筹齐。”
沈葆桢听盛宣怀谈两江财政如数家珍，所说办法也的确可行，禁不住笑了：“杏荪，我两江这点家底你倒是摸得一清二楚。你这么一说，我也有点信心了。只是盐商又是捐又是厘，负担太重，不宜再加盘剥，再想想别的办法吧。我有些累了，明天或者后天，我心里有些眉目了咱们再议如何？”
“一切听从大人吩咐。”盛宣怀说，“招商局的徐雨之也到了南京，届时大人若有垂询，可请他一并来见。”
隔了两天，沈葆桢接见盛宣怀和徐润，说：“杏荪、雨之，我已经密奏朝廷，请允准归并旗昌，并设法筹集巨款。”
沈葆桢筹款的计划，是指定江宁、苏州两藩司出十万两，江安道和江海关道各出十五万两。其余五十万两，以“此事关系大清收回利权之举，有裨大局”为由，请旨由江西、浙江各筹二十万两，湖北筹十万两，凑足一百万两之数。
“如果朝廷批不准，那就再从盐引上做文章，总之一百万两之数，我一定设法筹足，你们一门心思去与旗昌交涉。此事关系重大，你们一定妥善办理。”沈葆桢又拿出盛宣怀等人所上的禀帖，“我已经在你们的禀帖上批了意见，事情紧急，我批归批，还必须报请北洋李相。”
盛宣怀接过禀帖，沈葆桢在第一页上批饬：“据禀，旗昌公司甘心归并，可见招商局办有成效，此后码头扼其要领，利权益有把握，其应准行毫无疑义，第需款甚巨，仰该局自行妥速筹备并候咨商北洋大臣裁定。”
“大人此举，必定载入史册。”盛宣怀没想到事情竟然这样顺利，连忙奉承。
沈葆桢微微摆手道：“名利于我如浮云，你看我这身体一年不及一年。我趁着在其位，谋其政，多为两江办点实事罢了。”
“大人就是受不了金陵的湿寒，好好调养必能康复如常。两江重寄，朝廷正倚重大人呢！”
盛徐两人赶回上海，唐廷枢早就到了，大事定妥，具体签订合同、付款等事项，盛宣怀不愿再经手，因为唐徐两人也不希望他经手。他以煤铁总局事情多为由，次日就乘船回湖北当阳。
回到当阳不久，盛宣怀就收到唐廷枢、徐润的联名信，两人已经在西历元旦前与旗昌正东忽海签订协议，旗昌所有资产总计二百二十二万两，全部售与招商局，西历一月二日付银四十万两，三月一日再付六十万两，余款一百二十万两，分五年付清，年息八厘。三月一日后，旗昌轮船公司的产业将换旗过户，招商局将新增大轮十六艘，其中江轮九艘，海轮七艘，小轮船四艘，驳船五艘，在上海、汉口、九江、镇江、宁波、天津等地新增码头、栈房、洋楼、趸船等，无论长江还是北洋航线，其实力都是首屈一指。
随后，盛宣怀又收到朱其诏的信，则是大发牢骚。原来，旗昌股票已经涨到一百零三两，传闻唐廷枢在五六十两时买进八千余股，徐润买进六千余股，而朱其诏未得消息，一股也不曾买进。与朱其诏愤愤不平不同，盛宣怀真是有些心花怒放了。
然而，太古、怡和等轮船公司并未“慑服”，而是决心联起手来与轮船招商局一较高低。他们分析轮船招商局有三大弊端，一是新增轮船多是旧式木轮，耗煤高而运货少，成本上不占优势；二是债务重，利息高，官款已近二百万两，每年至少要有二十万两的利润才仅够付息；三是衙门作风严重，开支过滥，人浮于事。于是两家轮船公司各添置最新式的轮船跑长江，耗煤低，而载货多。同时，再度降低水脚。唐廷枢和徐润商议，长痛不如短痛，豁出去与洋轮一搏，逼他们尽快坐到谈判桌前，招商局水脚降幅更大，双方每行船一次，便亏一次，根本不够船本和运转费用。结果，置疑之声又起，有御史指出，当初就不该归并旗昌。
到了六月，徐润再次约盛宣怀到上海商议对策。他认为归并旗昌并没有错，这一点丝毫不能怀疑。现在中外跌价竞争，是非正常的状态，不能以通常经营而论。现在木已成舟，只有决然向前，不能有任何游移。目前招商局最大的负担就是官款利息，如果缓缴数年利息，招商局便可轻装上阵，与洋轮争衡，等缓过气来，再补缴利息。同时，希望能够再增拨漕粮归招商局承运。
盛宣怀答应北上面见李鸿章，不过他另有自己的小九九。他向李鸿章提出了整顿招商局的建议，包括官本应当缓缴利息、轮船应当计提折旧、商股应当广为招徕、员董应轮流驻局、总账应由驻局各员综核盖章等。盛宣怀认为招商局如今官款占一多半，商股反而占比大降，在经营上，应当有所改变，以符官督商办的实际。李鸿章一眼看穿盛宣怀相控制招商局的意图。招商局上层矛盾重重，唐徐二人与朱氏兄弟几乎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如果盛宣怀再掣肘，那招商局便只有死路一条。因此，李鸿章采纳了官款缓息的建议，对盛宣怀想控制招商局的意思，毫不理会。
李鸿章亲自安排起草了《论维持招商局》，先是简要介绍了归并旗昌后洋轮公司继续跌价去争衡的情况，指出英国公司目的是“欲多方困我，使我不能持久，然后彼得垄断独登，专攘中国之利，其计固甚狡毒”。招商局本单息重，难以持久，“此局关系商务，不可半途而废，致为外人耻笑，并堕其专攘中国利权之计，必应官商合力，设法维持”。
李鸿章提出了三条支持办法。第一条就是缓缴官帑利息。他认为商股定息一分，这是成立招商局时为了招徕商股而采取的办法，商股利息不能减，也不能缓，“官息缓是损上益下，犹足示宽大之仁；商息减则有始无终，必梗塞招徕之路”。目前，只能参照遇到灾荒缓缴钱粮之例，将官款缓缴三年利息，以休息周转，三年满后，再分四年归还官本。官本还清，再补缴利息，这样才能“上不亏国，下不病商”。
第二条办法是加拨漕粮。浙江拨轮运漕粮达到五成，但江苏却实际只拨两成，要求此后苏浙漕米一律照五成加拨，不得短少；江西、湖北漕粮一直是在江浙一带采购，以后尽量交给招商局采购并承运，多多益善。
第三条是允许招商局轮船到不通商口岸运货。“西洋各国专以商务立富强之基，故于本国轮船，莫不一力保护，使其可以坚守，不至为他国轮船侵夺”。英法美三国公司轮船，每年国家都补贴二三百万两。中国没那么多钱，不好仿照。日本近年创建三菱公司，采取的扶持办法，是只准他国轮船到三处通商口岸经营，而三菱公司的轮船则可以在沿海任意揽载。中国一直担心，如果招商局轮船任意揽载，洋轮公司也会攀比，因此一直没有实行。李鸿章认为这是没有认明中国主权，他已经与德国公使详细探讨过，河流海岸，仍中国之产业，中国轮船任意揽载是中国主权，他国船只能否通行，则由中国自主。他建议应准招商局轮船可赴不通商口岸揽载，以增运量。
李鸿章的这份公函上给总理衙门不久，就得到总理衙门回复，完全照准。
盛宣怀见李鸿章对其他几条迟迟没有理会，终于沉不住气了，以退为进，提出辞去招商局会办之职。李鸿章见他如此不识时务，大为恼火，严厉批评：“你既然认为商股应当广为招徕，以便尽快归还官款，那么离了唐徐等商界好手，谁又能担得起这副重担？我知道你心里未必服气，也想在招商股上有所作为，我也支持你，湖北开采煤铁总局，要尽快改为商办，你先就此试手，广招商股，尽快让煤铁总局有起色，以杜天下悠悠之口才是。至于招商局，正处于危难之机，你们总办会办五人，唯有和衷共济，不要妄生是非。有谁不识时务，休怪我不讲情面！”
盛宣怀自讨没趣，受此番警告，出了一身冷汗，连忙识趣乘船南下，再溯江而上，赶回湖北，去打理他的煤铁公司。
官方大力支持的消息传出，招商局信心大增，而怡和、太古感到挤垮招商局无望，而且已经亏本经营近一年，实在支撑不下去，于是主动去找唐廷枢，表示愿意停止跌价竞争，签订齐价和同：三方共同议定水脚标准，并确定相关航线业务比例。水脚费已经降下来，想恢复到从前已经不可能，但三方商定，在现有基础上，提高三成，以保证不至亏本。各家业务所占分数（即比例）根据各自转运能力而定，这样一来，招商局在各航线都占据了优势，在长江航线，占业务量的百分之三十八，太古占百分之三十五，怡和占百分之二十七；在天津航线，招商局占百分之四十四，太古和怡和各占百分之二十八；福州航线与怡和平分，宁波航线与太古平分，温州宜昌并非通商口岸，航线则属招商局专营。
中外轮船公司齐价合同的签订，标志着轮船招商局站住了脚跟，实现了三分天下有其一的目标。次年盈利达到四十一万两，两年后超过七十万两。国人对招商局的信心大增，轮船招商局的股票迅速增值，两年后，一股已经卖到二百余两，整整翻了一番。轮船招商局先后开拓长江航线、北洋航线、南洋航线、远洋航线，在天津、牛庄、烟台、福州、厦门、广州、香港、汕头、宁波、镇江、九江、汉口，以及国外的长崎、横滨、神户、新加坡、槟榔屿、安南、吕宋等处设立了分局。到甲午战前，轮船招商局共收入水脚近3400万两，挽回了可观的航运利益。再加上招商局出现后外轮水脚降价，大清商民得益更多，远非数千万之数……
这都是后话。
光绪三年年底，李鸿章给唐廷枢去信，告诉他招商局已经立稳脚跟，让他准备把主要精力放到开平矿务局，尽快办出样子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