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的函递到总理衙门的时候，总理衙门正乱成一锅粥，恭亲王说：“这时候还议什么电报，这不是添乱吗？”
乱子是由出使俄国谈判的崇厚闯出来的。他以全权特使的身份前往俄国交涉归还伊犁的问题。俄国不想交还，百般恐吓，谈了八个多月，崇厚不顾总理衙门“不可因急索伊犁，转贻后患”的指示，在俄国克里米亚半岛上的里瓦几亚沙皇行宫，与俄方缔结《交收伊犁条约》（又称里瓦几亚条约）。条约规定，俄国将伊犁交还中国，但伊犁西境霍尔果斯最富饶地区，南境特克斯河谷和沟通天山南北的咽喉要地穆扎特山口尽归俄国，所割让地方相当于伊犁十分之七的地方。伊犁虽然交还，但北西南三面陷于俄国包围之中，成了一座难以防守的孤城。不仅如此，还要赔偿俄国代守伊犁兵费五百万卢布，约合银二百八十万两。此外，还许给俄国商业利益，俄商在蒙古、新疆贸易免税，除原有从恰克图至库伦，经张家口、通州到天津的通商路线外，又新增三条：尼布楚至库伦；科布伦多至归化，经张家口转天津；从新疆经嘉峪关、西安或汉中至汉口。而且由陆路运入天津、汉口的俄国货物进口税较海路运入者减低三分之一。开放松花江，俄商在嘉峪关、乌鲁木齐、哈密、吐鲁番、古城、科布多、乌里雅苏台七处增设领事。看了这个条约，就连一向讲究“和为贵”的恭亲王也认为此条约收回伊犁还不如不收，回电“断不可行”，让崇厚留在俄国，继续与俄国人商议，赔款可以接受，但割地无论如何不允。谁也没想到，崇厚竟然不等总理衙门回复，早已经擅自回国了！
恭亲王奏报两宫，慈禧太后很生气，让立即向李鸿章、沈葆桢、左宗棠发廷寄，请他们设法挽回。沈葆桢正在病中，但他最早回复朝廷，认为“万不可行”。李鸿章一个多月后回复，认为崇厚是全权大臣，有便宜事之权，先签约再悔约，会令列国讪笑。随后左宗棠回复也到了，他主张“先之以议论，委婉而用机，次决之以战阵，坚忍而求胜”。简而言之，就是先礼后兵。如何先礼，又如何后兵，总理衙门茫无头绪，因为要派人去谈，无异于虎口夺食，俄国人已经吞下的肥肉，如何肯轻易吐出，又有谁有这样的本事，可凭三寸不烂之舌就能讨得回来？动兵又谈何容易？一个小小日本，凭三艘铁甲舰，已经敢于吞并琉球，俄罗斯兵舰有数百艘，其中铁甲舰有数十艘，又如何能够战而胜之？
崇厚擅许条约的事，总理衙门一直设法保密，以免泄露遭到清流的激烈批评。但没有不透风的墙，洋人报纸上都已经登出来了，如何能够瞒得住？果然，京中舆论哗然，清流纷纷上折要求杀崇厚以谢天下。
清流是近年来形成的势力，台谏词臣是其骨干。台谏词臣早就存在，上折弹劾也不稀奇，当年倭仁在时，也曾经在同文馆、天津教案等问题上率领台谏词臣连番上疏，发表意见。那时候他们还没有明显的固结党派的意思，一般称为清议。但自从李鸿藻担任总理衙门大臣后，情形发生了变化。李鸿藻以博学方正受到咸丰帝的赏识，后来出任同治帝的师傅，同治三年（1865年）就晋军机大臣。光绪二年（1876年），他又兼任总理衙门大臣。像他这样的人，是不愿参与洋务的，进总理衙门是慈禧太后的意思。重新垂帘的慈禧，是希望通过李鸿藻联结台谏词臣的力量来牵制实力派恭亲王。李鸿藻实权有限，但他有威望。台谏词臣眼见得不少官员通过办洋务、办军务升了官，自然也希望有人提携，洋务又被他们所鄙视，因此纷纷向帝师李鸿藻靠拢，何况又得慈禧默许，因此清流就此形成势力。有人以“青牛”呼之比之——有股子蛮劲，低着头专以角抵人，可不就是清流的形象吗？李鸿藻是青牛头，陈宝琛、张之洞是青牛角，张佩纶、黄体芳、宝廷、邓承修是青牛腿，还有诸如青牛腹、青牛耳、青牛尾等诸多附比，反正其力量不可小视。恭亲王也明白慈禧这番安排的心思，他早没了当年与慈禧争执的锐气，也希望笼络清流留点好名声，因此对清流尤其是对牛头李鸿藻特别客气，一再向人表示“李公爱我”。所以清流派真正成了气候，成了政坛一股不可小视的力量。
这时候，李鸿藻因为在丁母忧，已经卸去所有公职，但尚未离京，清流们纷纷上门讨主意。也没别的主意，就是上折弹劾崇厚，反对定约。张之洞一马当先，上了《详筹边计折》，他在折中指出，“若尽如新约，所得者‘伊犁’二字之空名，所失者新疆两万里之实际，而每年尚须耗四五百万饷需。况使臣画押未奉御批，未钤御宝，岂足为凭？俄人理屈词穷蔫能生衅”？他主张治罪崇厚，而对俄国人，则“责以义”——就是通过讲道理，责备俄国人，让他们醒悟和自悔，对大清有敬畏之心而不敢欺凌。他还煞有介事地罗掘史书，举出大清对俄国有四德：康熙年间，雅克萨之战，我获大胜，但并未乘胜而攻，放俄人一条生路，是一德；俘获的俄罗斯人，未加诛戮，赐居京师，编为佐领，是二德；雍正年间，俄国官派学生来学习，大清为此建俄罗斯馆，立俄罗斯学，是三德；乾隆年间，恰克图开关互市，以利俄商，允许大黄茶叶出口，活俄民无数，俄人屡次犯禁，我国如天之度，不加以兵，仍许通商，此有德于俄四也。张之洞认为有此四德，当面责之俄国人，俄国人必当羞愧悔悟；将此四德公布于列国，列国必共同声讨俄国。李鸿章看了这个奏折，以四字评价：“书生之见。”
虽然是书生之见，但其力量却不可小视，风声一竖，主张杀崇厚以谢天下的折子雪片样递进宫去，不到一个月，竟然有四十余件。按照惯例，这样的折子有十四五份就足以要命了！腊月二十八，恭亲王主持廷议，决定对崇厚革职拿办。但清流仍不罢休，笔锋连恭亲王等枢臣也扫了进去，认为“改崇厚之新约易，改枢臣之成见难”。恭亲王为了改变被动局面，正月二十三再次廷议，定崇厚为斩监候，相当于现在的死缓。同时决定派出使英法使臣曾纪泽（曾国藩的长子）赴俄国重新谈判。
然而，俄国人得到消息，认为中国悔约斩使，是对国际公法的蔑视，是对大俄国的侮辱，拒绝曾纪泽赴俄谈判，增派舰队到大沽，并由海参崴向东北中俄边境调兵一万两千人，向伊犁增兵一万。京中形势陡然紧张，清流派此时仍高喊与俄国一战，但如何战却是束手无策。
恭亲王和总理衙门的一帮人，真正是焦头烂额，一面请英、美等国出面，劝说俄国，终于俄国答应，如果不再治罪崇厚，则可以接受曾纪泽赴俄重新谈判。于是再调过头来，劝说清流派，最后崇厚出了三十万两银子报效军需，清流总算消停了。朝廷发布上谕，不再追究崇厚擅许条约之罪，曾纪泽也从英国出发，前往俄国。这时已经到了阴历的七月底，与李鸿章写信给总理衙门倡办电报，已经过去了快一年。
这次中俄交涉，信息传递迟速的重要性让朝廷有了切肤之痛。如果当时北京到俄国能够直接通电报，崇厚早几天收到朝廷指令，没有擅自回国，又怎么会惹出后来的诸多麻烦！清流痛定思痛，对电报也有了新的看法，不再想从前一样一听就奓起毛来。恭亲王让宝鋆给李鸿章写信，可以上折奏请办电报了。
李鸿章收到宝鋆的函，召集周馥和海关道郑藻如、候补道盛宣怀商议。李鸿章说：“你们有什么想法，简明扼要说说，请兰溪起草个稿子，尽快拜发。”
郑藻如说：“按道理说，应当先修京津电报，但现在京中清流大行其道，不必去捅这个马蜂窝。还是先修津沪线，以联络南北洋海防名义。至于细节，杏荪用了不少心思，还是请杏荪说说。”
盛宣怀早就深思熟虑，说了五点：一是津沪线走向，沿运河南下，到镇江后转到上海，与大北公司的电线相接；二是这一路商务不发达，招股很难，必须官款官办。将来风气开了，商股踊跃，可改为官督商办；三是电报是洋人东西，中国人迷信，必须派沿路官府妥为照料，日常由驻军巡查。巡查费用，也宜由军饷里出，不能计入电报局费用；四是技术人员和电报器材，应当与丹麦大北公司合作，避免与英法等强国交涉。五是应当在天津专办电报学堂，从水雷学堂独立出来，专门培育电报人才。因为是为国育才，这笔费用也不宜计入电报局。李鸿章基本同意，但和哪国合作，将来视情形把握，不必写入奏稿。
散了会，盛宣怀把自己起草的稿子交给周馥，供他参考。洋洋洒洒数千字，从美国人摩尔发明电码说起，再到西洋各国大办电报，以及中国军用、商用均为急需，说得颇为详细明白。周馥赞道：“杏荪之才，真是倚马可待。”
隔天，行馆放炮拜折，其中就有关于电报的折子。周馥把存档的稿子给盛宣怀看，只有数页纸，题目是《请设南北洋电报片》。大臣有事上奏，一折只言一事，如果还有小事不足作折，即附折同奏，称附片。设南北洋电报本是一件大事，李鸿章却以附片上达天听，可见他是有意把大事化小，这就令盛宣怀有些不解。
周馥解释说：“这是中堂的意思。如今京中清流势大，六爷又没了从前的锐气，办洋务处处掣肘，比从前更难了。为了减少麻烦，不想大张旗鼓，只求在两宫那里能够通过。”
因为是附片，字数当然不宜太多，开门见山：“再，用兵之道，必以神速为贵。是以泰西各国，于讲求枪炮之外，水路则有快轮船，陆路则有火轮车，以此用兵，飞行绝迹。而数万里海洋欲通军信，则又有电报之法。于是和则以玉帛相亲，战则以兵戎相见，海国如户庭焉。近来俄罗斯、日本国，均效而行之，故由各国以至上海，莫不设立电报，瞬息之间可以互相问答，独中国文书尚恃驿递，虽日行六百里加紧，亦已迟速悬殊。查俄国海线可达上海，旱线可达恰克图，其消息灵捷极矣。即如上年崇厚出使，由俄国电报到上海只需一日，而由上海至京城，现系轮船附寄，尚须六七日到京，如遇海道不通由驿递寄，必以十日为期。上海至京仅两千数百里，较之俄国至上海数万里消息反迟十倍，倘遇用兵之际，彼等外国军信速于中国，利害已判若径庭。且其铁甲等项兵船，在海洋日行千余里，势必声东击西，莫可测度，全赖军报神速，相机调援。是电报实为防务必需之物！”
盛宣怀不能不佩服，寥寥数语，把电报的作用说得清清楚楚。相比他的洋洋数千言，反倒显得画蛇添足。
接下来说的是天津电报学堂试办津沽电报取得成功，“臣上年曾于大沽北塘海口炮台试设电报以达天津，号令各营顷刻响应。从前传递电信犹用洋字，必待翻译而知，今已改用华文，较前更便。如传秘密要事，另立暗号，即经理电线者亦不能知，断无漏泄之虑。现自北洋以至南洋，调兵馈饷，在在俱关紧要，亟宜设立电报以通气脉”。创办电报，必然要花钱，朝廷最担心的是银子，李鸿章则把经费问题全揽到北洋头上，反正先把事办了再说，“如由天津陆路循运河以至江北，越长江由镇江达上海，安置旱线即与外国通中国之电线相接，需费不过十数万两，半年可以告成。约计正线支线横亘须有三千余里，沿路分设局栈，常年用费颇繁，拟由臣先于军饷内酌筹垫办，俟办成后仿照轮船招商章程，择公正商董招股集资，俾令分年缴还本银，嗣后即由官督商办，听其自取信资，以充经费。并由臣设立电报学堂，雇用洋人教习中国学生，自行经理，庶几权自我操，持久不敝。”寥寥数语，不但将经费问题说清，而且将盛宣怀最关注的先官办后官督商办也说得明明白白。最后则又说明需要沿途官员多加关照，“如蒙谕允，应请饬下两江总督、江苏巡抚、山东巡抚、漕河总督转行经过地方官，一体照料保护，勿使损坏。臣为防务紧要，反复筹思，所请南北洋设立电报实属有利无弊，附片缕陈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盛宣怀看完了，周馥问道：“杏荪，你想说的话是不是都清楚了？”
“惭愧，惭愧，我写了几千字反而不如您老几百字说得明白。”
周馥说：“如今两宫再次垂帘，大小政务都是亲裁，奏稿宜简单明了，长话短说。”
盛宣怀说：“您的稿子正合这个要求。如果朝廷批准，谁来办理，世叔不知是怎么考虑的。”
“准话还没有，总要到朝廷那边有了准信才议的到。”周馥说，“不过，此事少不了你，是一定的。”
李鸿章的附片夹在《霆军请拨官马折》内入奏，军机大臣们一眼看出，李鸿章是有意轻重颠倒，其意无非是不想惹清流注意。这个附片发下来，交军机妥议。同时交给军机的，还有清流健将张之洞的一个折子，要求从西北调回左宗棠，他的意思很明白，就是想以主战的左宗棠入中枢，改变中枢太过软弱的局面。
宝鋆首先反对道：“王爷，这可不行，左老三一味强硬，他入了中枢，咱们好不容易安抚下各方，到时候还不都奓了毛？”
恭亲王却另有心思，左宗棠在西北，手里有兵，如果到时候他真不管不顾和俄国人打起来，那才是真正的大麻烦。把他调回京城，他再怎么强硬，空口白话，出不了大乱子，笑了笑说：“且听太后的慈谕。”
次日见起，两宫并尊。慈禧自去年冬天身体一直不好，肺热、咳喘、失眠再加脾胃不和，白天畏寒，夜间则又盗汗，御医试了十几剂却一直不见好转，因此经常是慈安一人听政。今天两宫并御，显然是有大事要决。
第一项就是关于电报，军机一班人都认为应当尽快办理。
当然也有人反对。慈禧指的反对的人是工科给事中福建人陈琦，他旧事重提，说当年福建电线杆已经架好而被百姓拔除，是因为电报一事可以用于外洋，不可用于中国。
慈禧把他的奏折递给恭亲王，说：“你们看看他怎么说的。”
“夔石，你嗓子好，你挑要紧的读一下。”恭亲王递给新入军机的王文韶。
王文韶是浙江仁和人，字夔石，是沈桂芬的门生，李鸿藻丁忧后，被沈桂芬力荐入直军机，署兵部侍郎。他资历最浅，读奏折这种事，当然要他来效劳。他也的确有副好嗓子，朗声念道：“铜线之害不可枚举，臣仅就其最大者言之。夫华洋风俗不同，天为之也。洋人知有天主、耶稣，不知有祖先，故凡入其教者，必先自毁其家木主。中国视死如生，千万年未之有改，而体魄所藏为尤重。电线之设，深入地底，横冲直贯，四通八达，地脉既绝，风侵水灌，势所必至，为子孙者心何以安？传曰：‘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藉使中国之民不顾祖宗之墓，听其设立铜线，尚安望尊君亲上乎？”
慈安约略明白这个奏折的意思，问道：“他的意思是说，办电报会惊扰了祖宗？”
恭亲王回道：“大体是这个意思。”
慈禧身体不好，肝火旺，大声道：“纯是书生之见，妄自揣测。他怎么知道祖宗怎么想？祖宗看到咱们受洋人欺，也许盼着办电报能有助国防。”
慈禧要用清流要牵制恭亲王，但电报要紧她也很明白，只要恭王事事伏首，她就乐见其成。
“请旨，是否着毋庸议？”
慈禧看了一眼慈安说：“原来咱们担心办了电报，洋人把咱们的内情尽摸个透，所以不想办。现在看，开埠的地方数十个，想阻止洋人了解内情也不可能，咱们不办电报，中外消息迟速悬殊，反而是自缚手脚。李鸿章的奏请照准，陈琦的折子就不必议了。”
慈安自然没有异议。
恭亲王又道：“张之洞还有一折，请左宗棠回京参赞军务。”
“妹妹你听说了吗？左宗棠出关带了一样东西，真是让人想也想不到，他竟然带了一口棺材。”听到左宗棠的名字，慈安又说了一句。
抬棺出征，以表置生死于外的决心，古已有之。左宗棠在奏折中已经奏明，慈禧早就知道，京中舆论为之振奋，纷纷盛赞。慈禧却不认为这是什么好事，闹得主战论调高扬，朝廷骑虎难下，如何收场？当然，这话她不能说出来，她揉着太阳穴道：“他这是与俄国人闹意气呢。老六，张之洞的建议你怎么看？”
左宗棠惯于自做主张，当年与太平军作战时就是如此，常以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自行其是，如果在西北自做主张，与俄国人真开了战，那就没法收拾了，调他回京倒是釜底抽薪的办法，因此立即表示支持：“左宗棠能征善战，调他回京参赞军务，再合适不过。”
慈禧的目光扫了众军机一眼，大家都表示“附赞”。
盛宣怀比李鸿章还盼着电报的消息，因为有心事，连中秋节也过得不尽兴。李鸿章上奏是在八月十二日，京津往来，四天左右的时间，但两宫议决，就没有准确时间了。就算再顺利，盛宣怀估计也得到下旬。不曾料到十六这天周馥就打发人找他，原来军机处的寄谕已经到了：“杏荪，我知道你巴巴地等消息，所以经中堂同意，抄了一件让你先睹为快。”
盛宣怀接过来，连忙细看——
军机大臣字寄大学士直隶总督一等肃毅伯李鸿章、两江总督刘坤一、江苏巡抚吴元炳、山东巡抚周恒祺，传谕署漕运总督江苏布政使谭钧培，光绪六年八月十四日奉上谕：李鸿章奏南北洋请设电报等语。现在筹办防务，南北洋必须消息灵通，以期无误事机。该大臣请于陆路由天津循运河以至江北，越长江由镇江达上海安置电线，系为因时制宜起见，即着妥速筹办，并着两江总督、江苏、山东各巡抚、漕运总督饬令地方官一体照料保护，勿任损坏，余均照所议办理。将此谕知李鸿章、刘坤一、吴元炳、周恒祺，并传谕谭均培知之。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盛宣怀兴奋地抖着手中的抄件，说：“呵，朝廷总算准了，可以大干一场了。接下来怎么办，世叔不知怎么安排。”
周馥知道盛宣怀是问电报由谁来负责办理，说：“中堂还没细说，但也透露了点想法，你是少不了的。电报是洋务事业，自然海关郑玉轩也少不了，不过他关务太繁，也只能挂个名。津沪线数千里，南北不能兼顾，总要各有一人负责。中堂的意思，再添刘芗林进来。”
刘芗林大名刘含芳，是李鸿章的安徽老乡，很早就跟着李鸿章在淮军效力，李鸿章到直隶后，调他出任天津机器局会办，如今当总办已经四五年。天津水雷学堂也是他筹建起来的，水雷学堂的学生学电报也是他的主意，让他参与，也是顺理成章。
“世叔的意思，是谁来拿总？”盛宣怀问。
“这还真不知道。”周馥说，“杏荪，且耐心等等，也就是三五天的事。”
果然，几天后李鸿章在签押房召见郑藻如、盛宣怀和刘含芳。出乎盛宣怀一总办两会办的意料，三个人都被任命为津沪电报局总办。目前三人的任务是尽快筹备成立津沽电报总局，具体地点就在紫竹林，此前刘含芳已经考察过，由他负责购买房产及开业事宜。盛宣怀与大北公司有交往，由他负责先与大北谈购买电报器材及架杆布线合作事宜。郑藻如则负责筹划经费。
三个人都是总办，这种安排让盛宣怀颇感意外，盛宣怀不能不顾虑是李鸿章对他能力的怀疑。
李鸿章作此安排的用心，周馥心知肚明，他劝慰盛宣怀说：“杏荪，事在人为。郑道事情多，等办出眉目，势必会抽头。刘道还有机器局大堆事情，中堂还打算让他到旅顺去办水雷学堂，早晚电报会让你拿总的。中堂的脾气你是知道的，可不要耍小性子，让中堂觉察到，对你没有好处。”
这话不必周馥交代，盛宣怀知道轻重，主动与郑、刘两人配合。津沪电报近五六千里，不同于津沽电报，仅靠水雷学堂的学生是无法完成的，必须借助洋人技师，电报器材当然更需要由洋人帮忙采购。李鸿章采纳盛宣怀的建议，拒绝了英美俄三国的请求，与丹麦大北公司订立代购电报器材及聘用外国电报技术人员的合同，约定了电报器材的质量要求和到货时间以及洋匠的任务：负责指导线路的建设和维修，制定电报局运营的各类规章，负责培养和考核中国本土的电报技术人才。到了十一月初，一切准备妥当，津沽电报局正式成立，将来从南北两头同时架线。李鸿章照例回保定度岁，盛宣怀他们还要制定总局章程、巡防线路办法，又要筹备成立天津电报学堂，转眼就到了春节。出了正月，盛宣怀奉命南下，由丹麦工程师博恰生陪同，沿运河考察线路和分局设置。
津沪线沿运河走，最大的好处是不必占用民地，减少诸多纠纷，而且沿河堤架线，也无跋山涉水之苦。自从漕粮改为海运，运河两岸迅速凋敝，当年因漕运而兴的重镇，也都如秋后黄叶。因为疏浚不及时，好多河段淤塞严重，尤其是春季正是枯水期，好多地方已经断流。盛宣怀一行有时乘船，又时又要弃舟登陆。一路南下，一路与当地官府沟通，请广为刊发告示，说明电报的重要性，将来埋设电报线杆，务必妥为爱护。好在官员都已经收到上谕和上宪要求，并没有想象的那样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