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路南下，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三月初到了上海。当时电报器材尚未到，盛宣怀奉命负责验收，因此在上海住了下来。这期间，他天天忙于会见亲朋故旧。尤其是光绪四年，直隶水灾，他负责赈灾时认识了一批江浙绅商，他们大都在上海经营，眼界开阔，而且颇有家资。盛宣怀暗地为电报局的人事作安排，计划把这些人引作得力帮手。按照他与博恰生考察的计划，从北往南，津沪线拟设紫竹林、大沽口、济宁、清江、镇江、苏州、上海七分局。盛宣怀打算，尽可能让自己的人主掌分局。
电报器材到后，盛宣怀委托陪他南下的博恰生负责验收。博恰生办事极其认真，一个月交往下来，两人已经成了无话不谈的好友，盛宣怀对他十分信任。等验收完毕，他立即乘招商局轮船北上。电报即将开工，到了人事安排的关键时刻，他回到天津立即去见周馥。周馥正欢天喜地，原来郑藻如已经由李鸿章奏请以三品衔大臣出使美国、日斯巴尼亚（西班牙）、秘鲁三国，他缺出的津海关道由周馥接任。
“这可真是天大的喜事！”盛宣怀立即安排跟班，叫一桌上好的燕菜送到周府来，又打了一张银票作为贺礼，周馥推托再三，终于恭敬不如从命。
两人当天晚上密议电报局的人事，周馥已经向李鸿章表示，关务繁杂，他又是新手，不必兼任电报局总办。在他建议下，分设南北工程总监：“这两个总监，都已名花有主，一位中堂夹袋中的人物，一位是郑玉轩力荐，当然暂时不好再动，紫竹林电报分局总办也已基本定案，是芗林荐的人。另外，各方保荐的人也不少。”
盛宣怀说：“不能都让人家把位子占了，您老有合适的人，不妨也向世叔推荐，我一定全力支持。”
“明天上午你最好就去见中堂，把你看中的人尽快推荐上去。”周馥表示，他目前尚无什么人需要关照。
盛宣怀进行馆去见李鸿章，还好，等了不久就见上。他汇报了验收情况，重点禀报关于各分局人员设想，他认为办理电报最难得的是人才，得一人则一事可成，再像从前那样依靠同乡、同僚之间的情谊荐举熟人来办，行不通，所用之人必须头脑活络，善于经营，尤其要善于与洋人打道。然后将他连夜写好的禀帖当面呈上，正式推荐了十几个人才。李鸿章顺手翻翻，里面有好几个他也有印象，禁不住点头：“我再斟酌斟酌。”
工程即将开始，各分局人员必须尽快定案，以便配合工程进展。隔了几天，便有了结果，李鸿章札委各分局总办、会办，上海电报分局总办郑观应、会办谢家福、经元善；苏州分局总办刘庭来、会办谢廷芝；镇江分局总办严作林、会办李培松都是盛宣怀所荐的人选。紫竹林、大沽口、济宁、清江四个分局则非盛宣怀的人选。盛宣怀所望甚奢，当然不能十分满意。”
上海是开埠重镇，苏州是江苏省会，镇江商务也日渐繁荣，这三处分局都居江南，将来报务一定超过江北四局，你也该知足了。”周馥对他说，“杏荪，人心不足蛇吞象。这样安排，已经是不错了。”
电杆从南北两个方向同时架设，各有一名洋人总监工、数名洋匠负责指导，电报学堂的学生学了数月，架设电报技术早就掌握，也都先分派到工地上实习，同时沿途驻军中选调部分年轻力壮的参与架线，又调派淮军骑兵专责护线，昼夜巡防。工程进展还算顺利，但在山东济宁段却出了问题，一夜之间被拔走线杆七八十根。李鸿章写信给山东巡抚，让盛宣怀走一趟，“咨请山东巡抚部院转饬济宁府县，会同该营汛，将砍损电杆之人，克日追缉，严拿重惩，以儆效尤。并将该管汛记过示惩，仍通行各州县营汛，一体出示晓谕”。
“这个头不能开，如果沿途都敢随意损毁，数千里线杆，防不胜防。”李鸿章对盛宣怀说，“杏荪，这件事交给你去办，别让我失望。”
北线工程出事，而让他这个负责南线的前往办理，可见李鸿章的倚重。盛宣怀带几个随从，连夜驰驿南下。到了济南，拜见山东巡抚任道镕。任道镕是江苏人，与盛宣怀的父亲是旧相识，专门派他的师爷陪着盛宣怀南下济宁，“务必办漂亮，让李中堂和盛观察满意”。
等盛宣怀赶到济宁，济宁府已经把事情查清。原来，事发地不远有洋人建的教堂，民教时有冲突，当地百姓对高鼻子的洋人一概憎恶。当时百姓到工地看热闹，指挥沿河架线杆的洋人不准围观，让淮军士兵驱离百姓，结果把大家惹恼了，有人挑头怂恿百姓数百人，打跑施工人员，拔毁线杆，撤走电线。为首挑事者均已逃走，拘拿了十五个百姓，经审讯，他们只是围观，并未参与拔毁行动。济宁府愿拿出一千五百两银子补偿损失，并将严加巡防，保证不再发生类似事情。
盛宣怀心里明镜似的，所谓匪徒逃匿，不过是地方的说辞。但既然地方已经主动赔偿，他也乐得大事化小。但“以儆效尤”却是必须的，因此他要求济宁府务必捉拿为首者，押赴运河工地就地斩决，杀一儆百。
这件事由巡抚衙门的师爷去办。其实也很简单，从牢里提了个死囚，以损毁线杆、破坏电报的罪名在运河堤上斩首，并让十里八乡各镇村，都派人前来观斩。损坏线杆是掉脑袋的事情，很快就在沿线传开。盛宣怀办得很漂亮，回天津复命，李鸿章大加赞赏。
工程进展顺利，到了阴历九月份，已经接近全线连通。正式开通后，发往外洋的电报势必要通过大北的电线，双方业务如何对接，必须达成协议；津沪电报局仍然需要洋匠指导，雇多少人，薪水怎么支付，也要与大北协商；电报如何售卖、各分局业务如何开展、线路如何巡护，也都要借鉴大北办法制定章程，盛宣怀奉命南下，前往上海与大北公司交涉。
协商还算顺利。先是商议将来总局及各分局管理制度、售报办法，大北有现成制度可以参考，他们很痛快地提供了出来，由上海分局的郑观应、经元善、谢家福帮忙，很快制定了津沪电报局相关制度。接下来商议中外彼此收递报办法，大北公司当然会趁机谋求自己的利益。当时，在中国通电报的除了大北，还有英国的大东，不过，大东电报只通到香港，并未向中国内地延伸。大北提出，将来中国发往外国的电报，则由大北的海线，从上海递至日本，再从日本递至海参崴，连接到大北的陆线，经俄国通往欧洲。当时中国电报只到上海，如果要通过英国的大东线发国际电报，仍然要先通过大北的海线递达香港，盛宣怀同意优先用大北的线路寄发国际电报。接下来议定双方使用对方电报，照章付费问题。盛宣怀担心大北将来会狮子大张口，漫天要价，因此要求加上一句国际电报价格须按国际惯例。大北答应这一要求，但同时提出将来如果中国架设长江电报水线，应雇用丹方船只、人员。盛宣怀心里早有盘算，将来长江只架陆线，这一条也就等于无用，因此很痛快地答应了。
双方相持不下的是关于洋匠的聘用。这次架设电报线共聘请了洋匠八名，盛宣怀的意思留下六名，其他两人水平一般，不再聘用，中方给回程船票，打发回欧洲。而大北则要求中方需增雇人员二十名，而且薪水要由大北代发，同时，还要将两名工程总监博恰生、霍落斯抽回。这两人分别负责这次架线工程的南北监工，两人技术好，且敬业，盛宣怀的意思是其他人都可以不用，唯有这两人必须留用。所用人数，不超八人，总局一名，七个分局各一名。至于所雇洋人薪水，必须由中国电报局发放。端谁碗，看谁脸，中国出钱，却由大北公司转发，不利于将来对洋人的约束。双方寸步不让。大北表示，如果中方不答应他们的要求，他们则停止为中国电报提供技术支持，前面所订协议，也一概另议。盛宣怀则表示，如果大北不答应，那么中方则可以从日本雇请技术人员，因为日本依靠英国技术人员，已经办电报数千公里，日本技术人员水平不比丹方差。
大北公司见盛宣怀不肯松口，就派总经理恒宁生跑到天津，直接找李鸿章谈。第二天盛宣怀才从郑观应口中得到消息，只知道恒宁生乘招商局的客轮北上，所为者何不得而知。他估计一定与本次谈判有关，立即派出专差北上送禀帖给李鸿章，报告双方谈判的情况，希望不要再做让步。
过了七八天，恒宁生回来了，同时带来了他与刘含芳签订的合同。这份合同同意丹方在工程结束后抽回北路总监工霍洛斯，留用博恰生，同时增雇洋人五名，总数达到十一人。这样的条件也不太算过分，如果是盛宣怀谈下来，他也能接受。但现在是让洋人钻了空子，中方反而显得被动，尤其是让刘含芳最后签字，他更接受不了。
“这样的条件我不答应，好，我辞职！”盛宣怀看了恒宁生带回的合同，扔到桌上，甩袖而去。
“不行，我受不了这窝囊气，我得辞职。这样的总办，我不干了！”盛宣怀回到上海分局，气仍然没有消下去，对郑观应等人大发牢骚。
郑观应是广东香山人，与唐廷枢、徐润是老乡，且是远亲，他们三个再加英国汇丰银行的买办席正甫，在上海有“四大买办”的说法。光绪四年，河南、直隶、陕西旱灾，他与经元善、谢家福等人创办筹赈公所，在上海募捐，又亲自到直隶、山东放赈，与在直隶办赈的盛宣怀结识，一见如故，成为挚友。他看好中国电报，希望将来投资入股，盛宣怀半路退出，他当然极力反对。
“杏荪，不能这样，不能这样，为了电报大业，你得忍一忍！”
“忍无可忍！”盛宣怀让郑观应赶紧安排人买船票，他要立即北上面见李鸿章。
郑观应假意安排人去买票，然后伙同经元善、谢家福轮番劝说。最后，盛宣怀同意以健康原因向李鸿章上一个请辞总办的禀帖，这样可进可退。禀帖由郑观应亲自捉笔：
入暑以来，连中暑气，头晕而兼腹泻，入秋后稍复，但仍不能痊愈。伏思电报为中国创办之举，关系极重，公事极繁，且远隔数省，心思稍懈，即呼应难灵。虽刘道熟悉洋务，而一则本任事烦，未能巨细兼顾，一则兼办两局，究恐心力稍分。是就专办之员以全副精神贯注其间，未必能收实效。职道再四筹思，与其力疾误公，终恐有辜委任，孰若知难而退，犹可图报将来。为此沥情上恳，可否仰求中堂，俯念电局公事重大，断非病体所能胜任，迅赐另委妥员会同刘道接办斯局，俾责无旁贷，效可观成，一举而公私两便。
这份请辞禀帖，由招商局轮船先行带到天津，递交直督行馆。
处理完手头事情，盛宣怀北上面见李鸿章。对他请辞的事，李鸿章只字未提，盛宣怀也就不便多问。
盛宣怀见周馥，说起此事，周馥不以为然：“杏荪，你是聪明人，竟然也会犯糊涂。答应恒宁生的条件，完全是中堂的意思，他不愿电报事情再生变故。刘道不过是秉承中堂意思签字罢了。你递辞职书，这分明是与中堂叫板，何苦来哉？”
盛宣怀一想也是，没有李鸿章点头，刘含芳怎么可能敢与恒宁生签字？都怪自己当局者迷，一看合同是刘含芳签字，就急火攻心，失了方寸！
“幸亏你没有耍小性子误事，不然可真让中堂失望了。”周馥说，“杏荪，咱们这些人，不论当到多大的官，干多大的事业，只要还在中堂手下，无时不在接受中堂的考验。”
“办任何事情，都不能政出多门。”盛宣怀说，“我知道中堂是在考验我，可是我与芗林两个总办，这样的体制，终归不是长久之计。要么我退出，要么我全面接手，不然会误事的。”
周馥说：“电报不是还没完工嘛！等正式完工、通电后，中堂自然会有安排。你几时见中堂办事拖泥带水，稀里糊涂？”
盛宣怀想想也是，反正还有一两个月，且耐心等等。
到阴历上旬，津沪电报线架设完工，电报局也正式挂牌通电营业。那时候李鸿章已经回了保定，临走时也没有交代电报局由谁负总责，仍然是两位总办的格局。好在总局有洋监督博恰生，下面又有总理文案、管核洋文账表、总理账房、管理材料、修理机器等人员，共计十四五人，各分局有华人总办外，也有洋人负责技术，又有严格的章程，一切照章办理就是。两位总办都当甩手掌柜。等过了春节，郑观应来电，他要到天津来，有要事相商。
“真不知中堂是什么打算！”一见从上海赶来的郑观应和经元善，盛宣怀就大发感慨，“电报局已经正式营业，仍然是两总办。两个人都不负责，谁都没法俯下身子管事，现在反而是洋人成了当家人，早晚得出事不可。”
郑观应说：“不用出什么大事，这么办下去，电报局非垮掉不可。就像当初朱氏兄弟办轮船招商局，无以为继，不变办法只有死路一条。”
“何出此言？”盛宣怀说，“当初办电报，你们信心十足，劝我入局，怎么才开始没两个月，就说这种丧气话？”
经元善说：“不是说丧气话，是实在没料到津沪电报业务会这样不景气。”
经元善是浙江人，父亲早年在上海经商，颇有家资；他少年经商，也是沪上有名的商人。经家有行善义捐的传统，他与郑观应一起办赈公所，又一起入股李鸿章在上海创办的机器织布局，郑观应任总办，他任会办。如今两人又相约入电报局，为的是将来入股一展身手，因此目光不仅盯着上海电报分局，对整个津沪电报的情况也极为上心。
“通电经营两个月，每个月电报收入我们预估也就两千两上下。春节前后尚且如此，这可正是电报最繁忙的时候，将来其他月份可想而知！津沪沿线商务不发达早有预料，但没想到会如此萧条。现在看，运河沿线衰落之迅速出乎意料！线长报稀，入少出多，实在让人丧气！”郑观应说，“就算将来能够好一些，按三千两算，依然是入不敷出。现在总局一个洋人总监督，月薪三百两，华人月薪最高的是总理文案，三十两。总局十余人，月薪总计七百余两。各分局总办会办一两名，洋匠一名，管账一名，收发电报学生四五名，听差杂役二名四名不等，七个分局，最少的九人，上海分局人最多，十四人，七个分局算下来，每月薪水银就要三千四五百两。总局加分局，仅薪水银每月就要四千余两。这还没算各类材料杂费。这样下去，每月净亏一两千两。别忘了，这还没算上沿途巡线的费用。”
盛宣怀不能不佩服，商人就是商人，虽然身居上海，却能把整个电报局的账算得如此明白。电报局的收支他也有所了解，但自己的一门心思全在总办上，并未仔细算账。经郑观应一说，真把他吓了一跳，如果这样算，电报局一年净亏两三万两。
盛宣怀叫着郑观应的号说：“陶斋，你有什么办法能把电报局盘活？”
郑观应说：“就像当初景星办招商局，官督商办。”
“津沪沿线商务不发达，如今官办赔，改为官督商办，不也照样赔吗？”
“只办津沪电报当然赔，得招商股办长江线，办沪粤线。这些线一通，必能盈利颇丰，统算起来，仍然有利可图。”
盛宣怀说：“如果有人提出来要商办长江线，沪粤线呢？”
“那肯定要完。”郑观应说，“如果电报局将来分成好几家，自己先杀将起来，不要等洋人电报来挤，自己先玩完了。”
“你的意思是，将来全国的电报，只能由一家电报局独营。”
“对了，只有独家经营，才能有利可图，也才能有实力与洋人电报公司竞争。”郑观应说，“要做到这一点，纯官办不成，纯商办也不成，唯有官督商办，才能成此大业。”
郑观应已经有了详尽的办法。目前，津沪电报通算下来，架线六千余里，工程款十七万八千余两，再加两个月的薪水银等，官款近二十万两。他们计划招商股，今年内还四万两，五年内还清官款十万两，另十万两则由官发电报费折抵。以十年为期，届时所余官本是由商本归还，还是继续留作官本，届时再议。为了激励商股，这十年间官款一律不派红利，若有余利，概让于商股。
“概让利于商股，全是商人的好处，不要说没法说服中堂，就是京中清流的折子，也能把你我淹死。”
“不能说全是商人的好处，官家更有好处。等十万两官款折完后，军机处、总理衙门、各省督抚、出使大臣所发洋务、军务电报仍然不收费用，杏荪你说，官府的好处是不是更多？”
“啊，你是这样子打算！如果有这样一个条件摆着，估计说服中堂和总理衙门应该有七八成把握。”
“还没说完呢。现在巡护线路的各汛弁兵，马干口粮及讯房修理费等，每年约需一万一千两，在改归商办后的五年内，仍准在淮军协饷内开支，不能摊到电报局费用中，以抒商困。此处，就是刚才所说，津沪电报局应拿到国内电线的专办权。如果这些条件能达到，电报这盘大棋一定能够下活。而且将来沪粤线、长江线国家可不必投入一两银子。”
国家不必投入一两银子的说法让盛宣怀很激动，这也就意味着，将来中国电报全由商股来办理，那是一件多大的事业。
“实话说吧杏荪，这个总办你来当，我们都捧场；如果换了别人，对不起，我们不侍候。”郑观应说，“仅这一条，不要说刘芗林无法和你竞争，阖大清谁能竞争得过你？”
这就是说，以商办为筹码，为盛宣怀争取总办的位子。
盛宣怀信心大增，接下来几天，连续与大家密商，然后直接去保定，面见李鸿章。
李鸿章最关心电报局的经营情况，盛宣怀做了一个简要的汇报，最后总结说：“自正式营业到现在，两个多月的时间，各项开支一万九千两，而电报收入仅有六千余两，已经到了难以为继的地步。”
李鸿章不动声色，问：“你有什么盘算？”
盛宣怀说：“官督商办四个字。”
“哦，你的意思，采取招商局的办法？”
“是，也不全是。目前招商局虽有官督之名，并无官督之实，几近于商办。电报不同于轮运，非官督而加商办不可。”
盛宣怀认为当前电报局遇到的困难不仅是资金紧张，更主要的是无法扭转赔累的局面。久糜巨款，非议日多，将有被毁弃的可能。指望官府再筹巨款续修其他电线，更不可能。要解决经费问题，唯有引入商股一途。但纯商办也不行，电报动辄横跨数省，没有官府严谕地方认真看护，保障畅通几乎不可能。
“世叔创办电报，不仅为军国计，更为厚利商民，力图久远。求富，靠官办不行，衙门风气易生贪腐，必须引入商股，按商场规矩经营，才是持久之道。而且将来势必要与洋电竞争，势必要物美而价廉，要做到这一条，也只有商办才能做得到。江南巨商在市场分析、筹集商股、内部管理等等方面官府难望其项背的。中国与洋人国家不同处在于，开埠后洋商拥入各大商埠，占尽优势，而且其实力强大，为了商业利益又不惜以外交、军事相胁迫，就好比要在大树下种小树，谈何容易。我们办洋务，件件都要与洋人争利，都要受洋商排挤，所以必须仰赖国家在税厘上关照，关键时候，还得有官本支持。所以，官督与商办两条，就如人的两条腿走路，离了哪一条也不行，电报尤其如此。”
李鸿章点头说：“你说得有道理，不过官督商办，具体怎么官督，怎么商办，你们可有打算？”
盛宣怀从袖管里抽出郑观应等人上的禀帖呈给李鸿章说：“是，愚侄已经与郑陶斋他们多次商量，这是上海分局三人联合上的禀帖，请世叔过目。”
李鸿章把禀帖放到一边，说：“我抽空细看，你先说个大概。”
于是盛宣怀把商股如何五年内还官款十万两，另十万如何以头等官报折抵，抵清后如何继续免费递发头等官报，官府又该如何给予商股优惠，并给予国内电报的专营权等简要向李鸿章汇报。
李鸿章对电报局永远免费发头等官报很感兴趣，认为有此项条件，官督商办的设想在总理衙门那里不难通过：“关键是商股能不能招得起来？津沪电报入不敷出的情况既然商人一清二楚，他们会不会裹足不前？你们且先招集商股试试，等有了把握，我再向朝廷出奏不迟。”
盛宣怀说：“今年凑足六万两没有问题。余下四万，三年内有把握还清。电报要扭亏为盈，关键是尽快在商务繁盛地方架起线来。首选是长江线，沿岸通商口岸十余处，数省物资赖长江运销，将来电报业务必然兴旺，不但能自保，余利还可挹注津沪线。”
“难就难在这里。现在的两江，更不好商量事情了。”李鸿章说，“左爵相与我不对付，他如今主政两江，可真就好事多磨了。”
左宗棠出任两江，说起来还有李鸿章“功劳”。事情是这样的：自从李鸿章任直隶总督后，数任两江总督，不是他的旧友，就是他的同年，尤其沈葆桢更是万事好商量，甚至南北洋海防经费，他都让给北洋先购舰，以求早日北洋成军。可是沈葆桢去世后，继任的刘坤一是湘军老人。湘淮本是一家，但亲人反目，更难调和，这些年来湘淮不睦早不是秘密，刘坤一主政两江后，经常让李鸿章如鲠在喉，因此一直想办法把他赶走。去年夏天，彭玉麟例行一年一度的巡阅长江水师，李鸿章认为机会来了。彭玉麟是湘军老将，与曾国藩亲手创立的湘军水师——后来由朝廷收编为长江水师。但他对当官兴趣不大，屡屡请辞，最后朝廷赏他一个巡阅长江水师的差使，借他的威望，以资震慑，每年只需例行巡阅一次就行，这个差使，他总算没有辞掉。彭玉麟铁面无私，谁的面子也不给。李鸿章安排自己的心腹，辗转相托，请人在彭玉麟面前告了刘坤一一状，说他吸大烟，娶了多房姨太太，疏于江防。彭玉麟勃然大怒，上折弹劾。彭玉麟的面子大，就是慈禧太后也会特别照顾。刘坤一的两江总督一定不保了。
但李鸿章高兴得太早了，他还没来得及与恭亲王策划派谁去主政两江，两江总督的红顶子已经落到左宗棠的头上。左宗棠去年春才应诏进京，出任军机大臣。谁料他自做主张的脾气，根本不适合在中枢任职，结果不到半年，弄得大家都受不了，宝鋆更是骂他一团茅草。他自己也觉得缩手缩脚，万分憋屈。而慈禧太后更担心他不管不顾的嘴巴会把朝中秘辛散播出去，所以急于找个好的位子安置他。如今刘坤一被参，慈禧立即想到了左宗棠。两江富甲天下，让左宗棠去，也算酬庸功臣，而且封疆大吏说一不二，也正合左宗棠的骡子脾气。结果一问，左宗棠果然求之不得。如今，他已经到任了！
李鸿章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恨不得抽自己嘴巴。刘坤一主政两江，顶多是不配合，而这位左爵帅岂止不不配合，不高兴了，专找你李鸿章的碴！江南制造总局、轮船招商局、津沪电报局、机器织布局，这些李鸿章创办且在两江地盘上的洋务事业，左宗棠想找麻烦太容易了。如今津沪电报局想架长江线，江苏、安徽、江西都是左宗棠的地盘，他不答应，你有什么办法？
“现在架长江线，关键不在北洋，而在南洋！这位左爵帅我没法跟他讲道理，你让陶斋他们先上书试试，他那一关过了，北洋这边一切好说。”
盛宣怀说他回头就发电报给上海分局，让他们上书南洋。官督商办的事情有了眉目，将来电报局到底谁总办？盛宣怀没法直接问，而是旁敲侧击，说：“世叔，电报局总算有了眉目，愚侄身体尚未恢复，是否还兼着总办的差？”
李鸿章当然心里明镜一般，知道盛宣怀问这话的本意，他面无表情地说：“你且先兼着吧。”
这一搁，又是十几天没有音讯。到了二月下旬，李鸿章接到大哥湖广总督李瀚章的电报，老母病势沉重，天天念叨，希望李鸿章能榻前尽孝。言下之意，来迟则可能天人两隔。李鸿章是孝子，自从他率领淮军出征上海后，大部分时间不能在母亲面前尽孝。等他当了湖广总督，才把母亲接到武昌总督府，但没有多久，他又转任直隶。好在湖广总督由他的大哥接任，老母得以稳居武昌。天津武昌，相隔数千里，就是过年，也难得能够到武昌见老母一面，所以他一直抱愧。如今得到消息，真心忧心如焚，立即奏请回籍省亲。朝廷旨准，给假一月，并赏李太夫人人参八两，直隶总督则由两广总督张树声署理。
李鸿章老母病重的消息传开，朋僚亲信故友旧属，纷纷送来礼物。盛宣怀直接送银票。对盛宣怀这样的亲信，李鸿章照单全收，以示亲近。这次没等盛宣怀开口，他先说话了：“杏荪，电报局到了关键时候，刘芗林又要到旅顺帮办建码头，你就多上上心。”
当天下午，盛宣怀总办津沪电报局的札子就下来了。他立即电告郑观应，着手向两江总督、南洋大臣左宗棠请办长江电报。
张树声还未从广州起程，李鸿章又收到电报，老母已经去世，他连忙奏请丁忧守制。第四天就收到军机处寄谕，“大学士直隶总督李鸿章、湖广总督李瀚章之母，秉性淑慎，教子义方，今以疾终，深堪轸恻。朝廷优礼大臣，推恩贤母，灵柩回籍时，着沿途地方官妥为照料，到籍后赐祭一坛，以昭恩眷”。丁忧守制需要二十七个月，朝廷没有答应李鸿章终制的恳请，上谕中说，“朝廷以孝治天下，本不忍重违所请，强人子以所难，惟念李鸿章久任畿疆，值此时势艰难，一切措置机宜动关全局，实非寻常疆吏可比。雍正、乾隆年间大臣，如孙嘉淦、朱轼、嵇曾筠、于敏中等皆奉特旨在任守制，近今如曾国藩、胡林翼亦皆夺情起用。李鸿章惟当仰体朝廷不得已之苦衷，勉抑哀思，俟穿孝百日后即回署任，毋得再请”。
话虽如此，但官员遇丁忧而不开缺，被视为大不孝。李鸿章以办洋务著称，本就被清流骂为二鬼子，他更不敢留下贪恋权柄的骂名，所以二次奏请守制。朝廷还是不准，他则三次奏请。恭亲王知道李鸿章是做给天下人看，干脆给足他面子，派军机大臣、总理衙门大臣王文韶亲自前来传旨，以示慰问，上谕也给足了面子，说“李鸿章孝思盹挚，亦深以国事为重，览奏具见惘忱。惟现在时势艰难，防务紧要，北洋近复添练水师，增置战舰，尤在随时布置，以期有备无患。李鸿章公忠素著，谅必不忍恝然。李鸿章着准开大学士署直隶总督之缺，仍俟穿孝百日后驻扎天津，督率所部各营认真训练，并署办理通商事务大臣。此系曲鉴其恳切之忱，从权酌办，俾得忠孝两全，可无遗憾，当亦天下所共谅”。当亦天下所共谅一句，是说给清流听的，李鸿章不是不想守制，实在时势所迫，朝廷不准。
时势所迫倒也是真的，因为法国派兵侵略越南，春天就攻占了河内，而且派出侦察兵沿红河北上，都快到中越边界了。越南求援的信件雪片样飞来，但朝廷不想刀兵相见，意图通过国际调停解决。另外，日本人在朝鲜小动作不断，局面也同样堪忧。
其实李鸿章心里很清楚，朝廷不可能准他守制二十七个月，他也不愿权柄久操他人之手，因此见好就收。此时张树声已经到了天津，两人办理了交接，他就乘轮南下，回藉奔丧。临行前他又交代盛宣怀，让他前往山东招远一带查勘金矿。此时，已经是阴历四月份了。
山东招远一带有金矿，早就有土法开采，但产量有限。李鸿章听说西法开采能够提高产量，且能很好地保护矿床，早就动心。如今电报有了眉目，他不想再拖，趁他守孝百日，让盛宣怀去做勘察，也许等他回到直隶，就能得到确切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