沪粤电报已经全线贯通，而且与英国大东公司香港的电报线相连。这样从上海到福州、厦门、香港便有三条线，大东、大北各一条海线，中国电报局走内陆的旱线。这样三家势必形成竞争，而大东、大北很快联手，决定降低报价，要与中国电报一见高低。
跌价竞争是两败俱伤的事情，大东、大北也不愿如此，所以他们先通知电报局一声，希望坐下来商议办法。盛宣怀也不希望刚开始就陷入跌价竞争，但他更不愿让外国人主导了电报局面，所以他对大东公司特派总办滕恩说：“本局旱线绕内地到沪，成本不过三四十万两，比海线轻得多。如双方发生价格上的竞争，中方具有成本优势，不会吃亏。”
滕恩则回复说：“论架线成本，贵局确实比海线要轻。不过，要论经营成本，海线则远远低于贵局旱线。”
滕恩说得不错，中国电报线走内陆，把内地冲要府县连接了起来，通报范围广，但要到东南各海口，一般还需要中间转递，比起大东大北的直达线路，速度显然要慢。还有，中国电报局所发电报分四个等级，发报顺序是头等官报、军报、加急民报、一般电报，一般人所发电报只能排在三等或四等后发，与两公司发报不分等级随到随发来说，时间上又会慢一拍。
盛宣怀说：“你说得不错，不过，要论通报范围，海线只通沿海的沪、福、厦、港四地，我之电线却通达东南数省冲要之地，电报数量仍然占据优势。如果贵公司要跌价竞争，中国电报愿意奉陪。从前我办轮船局也曾与洋商争跌水脚，亏本二百万，我也不怕，如今已经翻本获利，我办电线仍是此法。”
双方谈不拢，不欢而散。
隔一天，《申报》刊出了大东、大北的联合告示：“本公司从上海至香港、闽粤各埠往返之华报，均由海线直达，且报费既不分等第而时刻亦不稍稽延，向章随到随发，随接随递。查上年始定，原以三码并作一字，兹于光绪十一年五月一日起，嗣后概照四码并作一字，并将报费亦拟酌减。”后面还附了报费表，降价幅度百分之十五。
盛宣怀与郑观应密商，大东、大北这是铁了心要跌价竞争，而电报局还真玩不起。沪粤电报开通后，因为越南局势紧张，头等官报和军报数量猛增，挤压了民报，而头等官报不收现款，只折抵官款，电报局收入根本就入不敷出，刚刚开局就与洋商竞争，真正是两败俱伤。而且中国电报局价格本就比洋报贵，比如上海到福州，大北大东华文电报每字价格减至一角五，而中国电报局此路定价为每字三角，是两公司价格的两倍，实在没有竞争优势。
郑观应问盛宣怀，他是否去与两公司商议？
“谈是要谈的，但不能主动上门，那样我们就示弱于人了。”盛宣怀说，“等，咱们等他们上门。”
果然，见电报局没有动静，滕恩沉不住气，又来找盛宣怀了，问盛宣怀是否看到《申报》的公告。
“我已经看到了，不过是跌价竞争的老套，没什么大惊小怪的。”
滕恩说：“手段的确不新鲜，不过很管用。大北大东两公司实力雄厚，斗下去，看贵局能不能斗得过。”
盛宣怀冷淡地说：“要斗就真斗，中国电报局可将上海至福州、厦门、香港电报白送不收钱，全靠内地府县支撑，看你们的海线还能不能与我争。”
滕恩没想到盛宣怀竟敢下这样的狠手，颜色立即变得和气，说：“大北、大东实在没有恶意竞争的意思，那也不是一个良好市场所允许的。我今天来是想与阁下商议，想出一个长久的互利办法。”
盛宣怀说：“办法很简单，就像招商局与太古、怡和轮船水脚之例，以港、厦、福、沪四处互相往来之价议一酌中之价，电报局与大东、大北三家一起共订合同派分成数，一则可防恶意跌价，损人不利己，二则都能从彼此经营中获利，三家互为一体，岂不是你说的长久互利之法？”
办法定了，但要谈到细节，彼此寸步不让，都想为自己争取最大利益。盛宣怀还要随时向李鸿章请求，这样费了半个月，三家公司终于订立了一份《会订电报齐价摊分详细合同》。合同共二十条，核心要点三项：一是电报从沪福厦三口以外中国地方至欧洲及以外诸国，无论从何线传递，报费均归中国电报局得，每字定价五点五法郎克；二是电报从沪福厦至欧洲及以外诸国，从中国旱线或两公司海线传递，每字定价五点五法郎克，报费百分之九十归两公司得，百分之十分给中国电报局；三是中国官报无论从何处寄，从旱线传递报费全归中国电报局，经海线传递报费全归两公司。同时，该合同还规定了中外电报价目表，总体上海线价格是中国旱线的两倍。
这个办法总体上是三家公司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无论哪一家业务量大，其他两家也都有利可图。中国电报局分成上略吃亏，但要发海外电报，非通过两家电报线不可，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总比恶意跌价三败俱伤要好。正如滕恩所说，大北、大东实力雄厚，中国电报局刚起步，的确耗不起。好在中国的地盘上，将来形势变化，不妨再坐下来谈。
盛宣怀如释重负，把合同发给李鸿章，由他转奏朝廷，只等总署批准。肯定要好事多磨，但盛宣怀估计早晚一定会批准，因为除了他，谁还能议出这样结果？
这时候，盛宣怀收到李鸿章电报，让他回天津。大家估计一定是出任天津海关道有了确切消息，都纷纷给他道贺。盛宣怀心里高兴，但不能表现在脸上。见不到朝廷正式批文，都不作数，煮熟的鸭子还有飞了的时候，他不能出喝了祝贺酒结果升迁不是他的笑话。
他乘船北上时，郑观应、经元善、谢家福等都来送行，出乎意料，徐润竟然也来了。他表现的极其平静，就像从未发生盛宣怀排挤他的事情，恭贺道：“盛观察，从此平步青云了。”
盛宣怀说：“多谢雨之美意，都是传言罢了。”
等轮船鸣着汽笛离开码头，徐润对郑观应说：“我挪用公款被革职，他挪用金州矿的公款比我还多，我倒看看他怎么收场。”
郑观应已经以病请辞，不日将与徐润一起南下回香山老家，开解道：“雨之，杏荪总算在股价上对你有所关照，就不必再计较了。俗话说，冤家宜解不宜结。”
徐润说：“当然，当然。他走他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
盛宣怀回到天津，果然是升迁——署理天津海关道。署理不同于真除，只能是暂时主持，官阶也不会变，但毕竟是重要的经历，对将来获实缺大有益处。这次署理，可以说几乎是李鸿章硬给他想的办法——让周馥告病，派盛宣怀署理；然后再派周馥代他到威海、旅顺等地去巡察海防工程，转一圈总要三四个月，到时候看情形再回任。盛宣怀得了署理的经历，将来在北洋各关中设法给他实缺就更顺理成章。
署理虽然是暂时的职务，但权力却与实授没多大区别。海关被视为肥缺，过手的银子多，腾挪起来比较方便。盛宣怀得了机会，先挪几笔银子给电报局救急，因为广州到龙州的电报线官款拨付不及时，而工程不能稍停，他只有挪东墙补西墙。
署理关道的滋味还没来得及细品，就有御史密参他钻营牟利，主要罪名是挪用金州矿股，致使金州矿集股而不能开办；逢迎结纳，得以署理津海关；开设大有恒钱庄、上海滋大当店、扬州同益当铺，假公济私，来往款项，皆非其钱庄典当不可。上谕着直隶总督李鸿章、江苏巡抚卫荣光查察复奏。李鸿章这边好说，盛宣怀代为起草复奏，说明金州矿不是集股没有开办，只是因为勘探原因推迟，现在苏家屯铁矿正在开挖；挪用金州矿股金，按一分官利给息，比存钱庄还高，且经过商董商议通过；至于逢迎巴结，实无其事，“第观其举止议论，机权灵警，实有肆应之才。该员于洋务机窍素能体会，历年兴办各局，由其创议居多。现设陆路电线，纵横万余里，集事竣工，得争回英、丹两国电报公司利权，于文报大有裨益。大抵挟其材术以干时，固不必为请托之事，而自为上司所识拔，则当路之所以委任而荐举者，殆由于此。原参所谓善于钻营者，殆亦在此”。这不仅是在为盛宣怀开脱，而且更为他表功。
江苏巡抚卫荣光主要查究盛宣怀在江苏开办钱庄典当的情况，盛宣怀自觉没什么大问题，但也不敢大意，给卫荣光拍发密电，请他予以关照。
现在电报畅通，办事效率极高，不到二十天，卫荣光的复奏也上去了。盛宣怀托吏部的朋友帮忙打探消息，不久得到确信，吏部已经堂议，逢迎巴结查无实据；开钱庄、典当并非在服官省份，而且大有恒钱庄是其弟在经营，滋大典当为电报筹款已经转让他人，扬州的当铺早就异手两年，可毋庸议；但办矿有问题，“该道于八年七月赴骆马山勘矿，尚未签探，仅据学生池贞铨验得浮煤，即行具禀招股，嗣勘矿屡易其地，至十年三月始据委员探得苏家屯铁矿，而又无煤可炼，乃计出于运铁就煤。当矿务未兴，先收股票，迨日久众商疑虑，遂致物议纷腾，似此轻率招商，恢张失实，实有应得之咎”。结果是奏请以“降调私罪”处分。降调的话，他的候补道恐怕保不住；而定性为私罪，处分会更严厉。罪有公罪私罪之别，所谓公罪是指“缘公事致罪而无私曲者”，即在执行公务中，由于公务上的关系造成某些失误或差错，而不是为了追求私利而犯罪。所谓私罪是指“虽缘公事，意涉阿曲”的犯罪，即利用职权，徇私枉法。盛宣怀急忙托总理衙门大臣张荫恒、军机大臣张之万等设法保全。
他又找李鸿章报告吏部议决的结果，希望李鸿章能再上折设法保全。他替李鸿章起草了电文，历数盛宣怀的功绩，尤其是办电报，“去年造苏浙闽粤线，未领公款，藉矿本移缓就急，拒洋线以通军报，独为其难。查该道忠勇任事，现署关道，尤资臂助。时事需才，尚望圣意保全，可否加恩‘降留公罪’，免使成事中坠”。
李鸿章帮他脱罪自然没有问题，但为自己的下属说话毕竟不那么硬朗，便建议说：“杏荪，左相也曾密保你堪任关道之才，得让他也出头说话。”
真是一语点醒梦中人。左宗棠主战，不但派了他的旧部王德榜去广西，而且屡请到前线督师，朝廷担心他闹得不像话，影响了中法和谈，把他调回军机，此时刚到京城不久。由他出面说话，分量独重。
盛宣怀写一封密信给左宗棠，他把准了左相喜戴高帽的特点，在密函中说，“职道因电务紧急，挪用矿本，致被严议。本拟即日乞归，将所有经手十一省电报、金州矿务，以及天津团练、海防支应、机器、军火各项差使，求即派人接手，职道从此可以归家读书。际此时艰，去留何惜，但蒙中堂一朝知遇，即已被诬，若不昭雪，职道一人进退，何关轻重，而数年辛苦经营，坐视各局败于垂成，辜负宪恩矣！此为一己出处之义，惟中堂曲全垂察焉”。
果然，左宗棠很快就了上《人才屈抑可惜请再饬查盛宣怀折》。左宗棠曾经在湖南巡抚幕数年，亲手起草奏稿函牍，他对自己的笔头功夫相当自负，就是出任封疆大吏后，也常常亲自捉笔。他的这个奏折并不长，却能抓住要害，别的不论，只论挪用矿股的事情，他认为无论金州矿务还是电报，都是公事，而非营私，“首获重遣，似非公允”，一句话便把吏部的奏议给否了。接着他又说明此时处分盛宣怀的弊端，“中国自强，以后借资商力者甚多，集股须顺商情，商人惟求获利，今责成该员认真办理，以收成效，万一无成，必责令将原收股本照数归偿，不准丝毫短少，商情必洽。若未筹及办法，先将该员降调，该员呼应不灵，必致事废半途，款归无著，于矿、电均属有损无益。是非者，天下之公论也；赏罚者，朝廷之大权也。一言之毁，一人之黜，虽似甚微，而群情之向背因之”。他建议朝廷，“应请旨饬下南、北洋大臣，详细查核，秉公妥议，据实奏明办理”。
左宗棠善于雄辩，他上折也习惯先把众人的嘴巴堵上，因此他又特意说明自己为什么给盛宣怀辩护，同样讲的义正辞严，大公无私，“论者必谓盛宣怀一署事微员耳，臣保荐于前，渎辩于后，非固执己见，即袒庇私人。不知臣与盛宣怀初不相识，光绪六年臣由秦入觐，方闻其承办轮船局务颇招物议，正拟查实纠参。迨出任南洋，正议设立津沪电线，而英国、丹国争占各口岸电线，任意狡辩，臣督饬局员返复争论，舌敝唇焦，卒能拆除已占之线而保自主之权，实系盛宣怀一人之力，曾于光绪九年奏设长江电线片内约略陈明。及筹划长江电费，正值市面萧索，众商裹足，亦赖该员挪拨矿本，乃克有成。又光绪九年，该员随前大学士李鸿章赴沪，道出金陵，因公来谒，臣与纵谈时事，多中窍要，知其于中外交涉各事阅历实深。兹以电线最为出力之员，因电股获咎，投闲置散，殊为可惜。查前任直隶知府李秉衡因部议降调，经督臣据实保奏，仰蒙恩旨，擢用至今，颇称得力。兹值需才正亟之时，用敢不避烦渎，再为陈情。适李鸿章函商请会衔具奏前来，与臣意见相同。谨会同署直隶督臣李鸿章恭折具奏，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施行。谨奏”。
左宗棠的奏折传到天津，令盛宣怀感慨不已。左宗棠与李鸿章不对付，世人尽知，但在这件事上，真称得上大公无私，他敢说敢做敢担当的气概，真不是一般人可比，也就难怪胡雪岩为什么那么死心塌地。当初自己还曾经蔑称他左老三，真是狂妄可笑之极。
很快朝廷照准，让南北洋大臣查实复奏。李鸿章与曾国荃很快复奏，当然是极力为盛宣怀开脱，结论是“综核前后情节，尚非铺张失实；其挪矿股归入电股，曾据一再禀详，移缓就急，亦尚非有意含混。且苏、浙、闽、粤电线之成，皆缘该道移矿就电之力，于军务裨益尤大。合无仰恳天恩，准将该道盛宣怀免其降调处分，出自圣裁”。
军机大臣很快得旨，“盛宣怀前得降调处分，着加恩改为降二级留任。”降二级并非降低职务、级别，官员有功，在现有官阶上加级记录，是为一种奖励，盛宣怀因功已经在候补道上加过四级，降二级其实是很轻的处分。但受此处分，署理海关道已经不妥了。但海关道不能落到外人手里，李鸿章示意周馥立即回任，而盛宣怀自然结束署理。
盛宣怀交接篆务，结束署理这天，李鸿章召见他，本来要好好谈谈，却顾不上了，中法战争爆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