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5年，改元为光绪元年。正月二十日光绪皇帝正式登基，两宫垂帘也于登基大典后正式开始。慈禧过问的第一件大事就是海防：“年前召见李鸿章，他翻来覆去说的都是海防的事。新疆被阿古柏侵占，伊犁让俄国人占了去，到底该怎么办？你们军机上好好议议，拿出个办法来。”
下朝后恭亲王就安排这件事，他让军机章京把封疆大吏们的复奏分别梳理，这样费了三四天的时间，总算理出了个头绪，但要明白地拿出个办法来，他却做不到，因为意见分歧太大。粗略来分，大约有三种意见。一种是要大办海防，人数较多，直隶总督李鸿章、两江总督李宗羲、湖广总督李瀚章、福建巡抚王凯泰、江西巡抚刘坤一等都认为海防是当前第一要务。第二种认为塞防是重点，湖南巡抚王文韶、山东巡抚丁宝桢、江苏巡抚吴元柄、河南巡抚刘秉璋认为当前应当先重塞防，俄国与大清接壤，是心腹大患，我退一步，俄就进一步，因此塞防必须加强。第三种认为要加强江防，两广总督英翰、湘军水师统领彭玉麟、安徽巡抚裕禄认为长江是南北天堑，关系东西，整饬江防是东南久远之计。
在所有疆臣的奏议中，李鸿章的折子最长，洋洋八千言，慈禧竟然仔仔细细看了一遍：“李鸿章的折子我看了，加强海防、开矿山、办实业的建议都不错，只是哪一项都要花银子，恐怕要慢慢来。他提出暂缓西征，省出西饷来加强海防，不能说没有道理，但御史言官们这一关怕是过不去。左宗棠怎么说？”
恭亲王马上回道：“左宗棠认为当务之急是塞防，他主张出关收复新疆，态度非常坚决。”
“态度是一回事，能不能收得回来又是一回事。如果在新疆打成骑虎之势，岂不成了费银子的无底洞？西要塞防，东要海防，各说各有理，可朝廷的银子就那么点儿，总要有所侧重。你们把李鸿章的折子抄给左宗棠，听听他怎么说。”慈禧想了想又说，“罢了，李鸿章的意思你们不点名地透给左宗棠就行了。他们两人互不服气，闹得够不像话了，就别再给他们火上浇油了。”
肃州城里的陕甘总督左宗棠看到军机处的廷寄，拍案大骂李鸿章，虽然军机处隐去了李鸿章的名字，但“暂缓西征，将西饷挪作海防经费”的意见，左宗棠认定必是他所提。
“李二只为自己打算，当年剿长毛，他霸占上海的厘金不容别人染指，剿捻子的时候，他让别人去守运河，他的淮军负责追剿，谁不知道追剿容易见功，死守容易获咎，他这点小九九，人人都看得透。如今他看我湘军平定了陕甘，又怕我收复了新疆压过他的淮军，所以要百般阻挠。”左宗棠喜欢骂人，从前骂曾国藩和李鸿章，后来曾国藩去世了，他便专骂李鸿章，“李二这是不要新疆了，全是混账话！新疆不要了，那蒙古、陕甘还守得住吗？陕甘、蒙古守不住了，那京城还守得住吗？他只知道洋人会从海上来进攻天津，他没看到俄罗斯已经侵占了伊犁吗？”
左宗棠对新疆有着特别的感情。二十多年前，他还只是个私塾先生，但已经颇有才名。当时云贵总督林则徐卸任回福建，沿长江乘舟东下，到了湖南省城长沙，只与湖南巡抚、藩台和臬台应酬了几句，却把穷举人身份的他邀请上船，泛舟湘江，畅谈竟夜。林则徐因为虎门销烟得罪了英国人，被贬谪到伊犁，他搜集了大量关于新疆的资料，装了整整一木箱。他发现左宗棠对新疆也颇有见地，如遇知音，便将那一箱资料交给了他，并拍着他的手道：“俄罗斯贪得无厌，已经吞并若干小国，将来必窥我西北。我已经老了，虽有御俄之志，但已力不从心。这些年我一直在寻找可托大事之人，昨夜与季高畅谈，深信你是绝世奇才，今后西定边疆，抗击俄人，这些资料或许会有点用处。”
因为这一箱资料，左宗棠对新疆大感兴趣，说起新疆便侃侃而谈。当他出任陕甘总督，了解到新疆百姓的苦难后，便以收复新疆为己任，而且自信收复新疆非他莫属。李鸿章要朝廷暂缓西征，而且说新疆不过是“数千里之旷地”，他能不拍案骂人吗？
“李二说新疆是不毛之地，你们信吗？”左宗棠像个孩子似的，问身边的戈什哈，“无稽之谈，无知之谈！新疆是富庶之地，伊犁更是塞上江南，天山南北，戈壁滩下，埋着多少铁煤根本无人可知。退一万步说，就算全是荒芜之地，那也是祖宗的家产，如今要扔掉不管，任其自生自灭，我们不都成了败家子？这个李二，全天下也就他如此鼠目寸光！”
左宗棠亲自起草奏折痛驳李鸿章，首先开宗明义说明新疆不能丢，“我国定都北京，蒙古环卫北方，百多年来无烽燧之警，盖祖宗开新疆、立军府所贻也”“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卫京师，西北臂指相连，形势完整，自无隙可乘。新疆不固，则蒙部不安，不仅陕西、甘肃、山西防不胜防，即直北关山亦无宴眠之日也”。他惯使英雄欺人的手段，为了说明塞防的重要，不惜贬低海防，“自古以来，中国边患西北恒剧于东南，盖东南以大海为界，形格势禁，尚易为功。西北则广莫无垠，专恃兵力为强弱。以言防，无天险可限戎马之足；以言战，无舟楫可省转馈之烦，非若东南之险阻可凭，集事较易也”。其实这些年来，大清最大的祸患一直来自海上，左宗棠说东南沿海“集事较易”，无异于睁着大眼说假话。
接下来他要告诉朝廷，要想收复新疆，非出兵不可，“我退寸而寇进尺，不独陇右可虞，即北路科布多、乌里雅苏台等处，恐亦未能宴然”，“此时停兵撤饷，自撤藩篱，于海防未必有益，于塞防大有妨碍。”而且现在东南沿海并未出现警报，而新疆却正在侵略者的刀锋之下，用兵新疆是燃眉之急。就算是停止西征，准备出关的兵勇无非是在本地驻守，吃喝拉撒不是照样需要花银子？停止西征挪西饷用于海防，纯粹是无稽之谈。
接下来他就向朝廷拍胸脯，说收复新疆也并没大家想得那么难，“新疆贼氛虽炽，但盘踞乌鲁木齐的能战之贼，至多不过数千而已，不难一鼓**平。”南疆的阿古柏，虽然与英、俄通商，但朝廷如果真正与之作战，英俄未必能够为这个跳梁小丑与大清开战。因为英俄都是为了商业利益，没有必要为了与阿古柏做小生意而断送在大清沿海的商业厚利。新疆的地势北高南低，他的策略是先北后南，先灭掉天山北面以乌鲁木齐为中心的北路之敌，然后越过天山，再灭掉南疆的阿古柏匪帮。最后他再次说明自己如此力争，完全是从大局着眼，“事关大局，不备细陈明，必贻后悔，身在事中，不敢不言，言之不敢不尽。臣本一介书生，辱蒙两朝殊恩，高位显爵，已是平生做梦也不曾想过。臣六十有五，正苦日暮途长，愿引边荒艰巨为己任，为保祖宗疆土，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左宗棠的折子到京城时已经三月底了，此时海防塞防的争议更加热闹了，军机大臣和总理衙门大臣们意见也出现了严重分歧。文祥支持西征，加强塞防；沈桂芬与李鸿章是同年，深受影响，认为应当先顾海防；宝鋆是大学士管户部，最愁的是银子，海防塞防他都无成见，只要少花银子就行。这场争论牵涉人员太多，涉及不同的利益团体，洋务派与清流派看法不同，沿海疆臣与内地疆臣眼光又有区别，衰弱的湘系与强势的淮系又有明争暗斗，每个人的观点都有道理，但恭亲王确信几乎没有一个人完全是从国家的大局着眼来谋划的。即便是最开明的李鸿章，他坚持停西征建海防的意见，当然有巩固他直隶地位的考虑在里面；开口闭口复新疆、保蒙古、保京师的左宗棠，其实与李鸿章争高下的心思也颇重。李鸿章洋务搞得那样热闹，左宗棠除了在收复疆土上有所作为，他还能靠什么来压李鸿章一头？他所代表的湘系与李鸿章所代表的淮系，虽不说势如水火，但互不服气、要压对方一头却从未停止过。恭亲王正因为清楚其中的种种内情，因此他更不能贸然做出决断。
文祥向来是唯恭亲王马首是瞻，但在海防塞防问题上，却坚持己见：“左宗棠说得好，重新疆是为了保蒙古，保蒙古是为了护京师。西北形势完整，则无隙可乘。若新疆不固，则蒙古不安，蒙古不安，则大清永无宁日！王爷，新疆断不能弃！”
恭亲王解释道：“博川，李少荃的意思并不是要弃新疆，而是让他们自为部落，承认是大清之地就是了，如同朝鲜、越南等藩国。”
“李少荃这是痴人说梦！现在新疆已经沦入阿古柏之手，伊犁已经被俄人强占，如何让他们自成部落，又如何让他们承认是我大清疆土？眼下新疆只有用兵收复一途，说别的都是哄孩子的废话！”文祥执拗起来也不管说话的轻重。
这话让恭亲王有些不悦，但文祥是最值得信任的心腹，因此并未生气：“博川，左季高好说大话，这你也知道，新疆恐怕没他说的那么容易收复。”
“王爷，左季高喜大言不错，可是您看看他出任封疆后，哪个大言不曾成真？他当初要办船政，反对的人说洋人技巧我们学不得，也学不来，可是如今已经造船十几艘。他总督陕甘，说五年平定西北，结果恰是五年上收功。新疆的风土人情，没有人比他研究得更透，大清上下更没第二人敢像他那样有信心用兵规复，我们何不给他一个机会？他好大言，是因为他身上有英雄气。如今办洋务的，有人越办骨头越硬，比如左宗棠；有人越办骨头越软，越办越怕洋人，比如李鸿章。”文祥据实反驳。
“博川，何必这样扬左抑李，洋务这一块没有李少荃，你我要多操多少心？骨头软这样的话，别人这样说也倒罢了，我们身在局中的人又不是不知其中甘苦，何必自贬如此？”这话让恭亲王大不悦，因为私下里不少人指责他“骨头软”。
“王爷，怪我失言。李少荃因为太了解洋人，不免事事把洋人看得太过强大，总是抱定‘和为贵’的想法一再迁就，这一点王爷不能不警惕。”文祥醒悟自己失言，连忙解释。其实力保和局也是恭亲王的大政方针，因为自己太弱，不能不韬光养晦，“和为贵并未错，不过像李少荃这样就太过了，也非国家之福。俗话说，宁让人打死，不能让人吓死。”
“博川，关键是银子！这两头都花银子，圆明园总算没修，可三海工程修下来，那也不是个小数！”恭亲王点出了关键。
“王爷，您的难处我知道，这事由我向太后力争如何？你们年轻，我无所谓，我又老又病，死前能帮左季高出关西征，死而无悔！”
文祥的态度如此坚决，实出恭亲王意料。等他离开军机值庐后，屋子里只剩恭亲王和宝鋆、沈桂芬三人。恭亲王问宝鋆道：“佩衡，博川在塞防这件事上，态度为什么这么激烈？这不像他的脾气。”
“文相是怕留骂名。自从他大病一场后，对自己的名声特别珍惜。他曾经说过，在他手里不能再有割地赔款的事，不能让后人戳脊梁骨。”宝鋆透露道。
“其实，李少荃的话也不是没有道理。如今最大的威胁来自海上，沿海门户洞开是最大的隐患。先把海防弄出点眉目，再回头收拾新疆，也未尝不可。”恭亲王深受李鸿章的影响，对海防格外关注。
“王爷，清议都倒向左大帅。”沈桂芬性情沉稳，与宝鋆的略显急躁和直爽不同，“舆论如此，王爷不能不顾及。毕竟新疆已经被人占去，而沿海日本退兵后暂时安静。”
闻言，恭亲王没再说什么，重重地叹了口气。
第二天见起说到新疆的时候，未等恭亲王开口，文祥便以头碰地，恳请两宫皇太后恩准左宗棠督办新疆军务，早日率军西征。慈禧翻着手中的折子，并不答复文祥，反而问恭亲王是什么意见。
“海防塞防都要紧，但国帑不足，只能先急后缓，一件件地办。道光以前，边乱主要来自西北，但道光以后的几十年来，危难全部来自海上，因此臣等的意见与李鸿章同，暂停西征，先顾海防。”
恭亲王这话大出文祥意外，因为他昨天还说海防塞防都无成见，怎么今天突然改口极力支持李鸿章？他急得满脸通红道：“王爷，话不能这么说，俄国不是已经逼上来了嘛！眼看疆土任人侵占，我们却无动于衷，会被后世子孙痛骂！”这么一急，文祥剧烈地咳嗽起来，一时竟然涕泪交流。
见状，慈禧却无动于衷，她不接文祥的话，却不紧不慢地问起刘秉璋的事来：“老六，刘秉璋不是赞成塞防的吗？怎么又赞成海防了？”
恭亲王回道：“他又上了折子，说经过深思熟虑，当务之急是加强海防，西北暂维持现状。”
“刘秉璋也是淮军出身吧？李鸿章的能耐不小啊，大清的官员都在他的掌握之中了。”慈禧咬着唇想了一会儿，看一眼跪在地上的文祥说，“文祥你也不用逼我们姐妹俩，谁也不愿做丢弃疆土的败家子。”
文祥叩头回道：“奴才不敢逼太后，实在是俄罗斯逼我大清。”
慈禧点了点头道：“这话说得不错，是人家逼上来了，我们还装作看不见，那哪成啊？你们瞧瞧左宗棠的折子，那可都是掏心窝子的话。‘臣本一介书生，辱蒙两朝殊恩，高位显爵，已是平生做梦也不曾想过。臣六十有五，正苦日暮途长，愿引边荒艰巨为己任，为保祖宗疆土，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么一片赤胆忠心，如何能够辜负？我看，就让他督办新疆军务，一切用人行政、筹运粮饷及用兵方略，都交给他吧。左宗棠是个办事的人，他参谁就把谁调离西北，让他一门心思收复新疆！”
文祥跪倒在地叩头道：“奴才代左宗棠谢过太后皇上！”
“只是海防也事关朝廷安危，奴才实在没有两全其美的办法。”恭亲王还是有些疑虑。
“我知道你们军机一班人的心思，谁也不想得罪。六爷刚才不是已经说出办法来了吗？”
恭亲王不明白，慈禧何出此言？
“你刚才说没有两全其美的办法，咱们就来个两全，但并不一定要其美。海防塞防都兼顾，哪个要急就先办哪一个。”慈禧感叹道，“人这一辈子，有些很重要的事情要办，可总是让一些不得不马上办的急务给一搁再搁。一个国家又何尝不是如此！塞防不能废，海防也不能不兴。李鸿章、丁日昌上折说要建海洋水师，我大清海疆万里，我看就分别让南北洋先办着，让南北洋大臣兼着海防大臣，设局啦，练军啦，招聘洋人啦，都让他们办去。去年沈葆桢去台湾防备日本人，从丹麦订购的铁甲舰要花二百万两，这也太贵了，反正台湾的事已经了结，就算了吧，让李鸿章与洋人打听一下，有没有便宜的兵轮，先买一两艘，不要一口就想吃成个胖子。”
“两全但不必其美”，恭亲王不得不佩服慈禧的智慧，她的这番部署，其实是先顾塞防，而又让力主海防的人无话可说，只是两江总督的人选问题必须借机提出来，于是他说道：“两江总督李宗羲身体一直不好，去年已经抱病，恐怕担负不了南洋海防的重任。奴才请旨，可否准李宗羲开缺，另外调任两江总督。”
“李宗羲的资望本来有些勉强，现在身体又不好，再任两江的确不合适。你们军机上对两江的人选可有考虑？”慈禧问道。
“用人大政，恩出于上，奴才等不敢越俎。”恭亲王心里早就有人选，但他不敢贸然提出。
“两江总督兼着南洋通商大臣，再兼上海防大臣，那非长于洋务的人不能胜任。”慈禧太后问，“疆臣中长于洋务的有哪几个？”
督抚当中，开口能谈洋务的人不少，但真正能够扎扎实实办洋务的却并不多。说了几个都不能如意，恭亲王决定推荐他心目中的人选：“督抚调动牵一发而动全身，一动不如一静，不妨从督抚之外看一下有无合适的。”
慈禧催促道：“老六，你有合适的人选不妨直接说来，我和姐姐并无成见，如果合适，有何不可？”
“奴才以为，如今在台湾办防务的沈葆桢，可胜任两江和海防。”
“沈葆桢人不错，官声也好，他好像是林则徐的女婿。”慈安这时候插了一句话。
“他是林则徐的女婿，也是林则徐的外甥。他们是姑舅亲。”沈葆桢是不是林则徐的女婿，与胜不胜任两江不搭边，但慈安提起来了，慈禧不能不敷衍两句，但她很快又转向了正题，“沈葆桢在台湾办防务，海防上自然能够胜任。他又办船政多年，也是能够扎扎实实办洋务的人。”
沈葆桢与李鸿章是进士同年，关系非常好。沈葆桢去台湾，李鸿章主动把淮军精锐派给他，沈葆桢也是十分感激。他出任两江兼署南洋大臣，正是李鸿章所愿，两人和衷共济，的确是最好的人选。但这个理由搬不上台面，所以恭亲王说的都是别的理由：“沈葆桢任过江西巡抚，对两江情形也熟。”
“你们再考虑一下，如果觉得妥当，就写旨来看。”慈禧不想在这事上纠缠。
文祥又插话道：“海防塞防争议了几个月，朝廷必须有个说法。”
“不错，不能再这么无谓地争下去了，你们军机和总理衙门要好好商议，拿出一个大家都认可的办法来，不要让人心散了。”慈禧点了点头。
很快，李鸿章收到了军机处的廷寄——
谕军机大臣等：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奏，遵议筹办海防各事宜分别开单呈览各摺片。海防实系当务之急，又属国家久远之图。唯事属创始必须通盘筹划，计出万全方能有利无害。若始基不慎过于铺张，既非切实办法，财力也属万难，唯有逐渐举行，持之以久，讲求实际，力戒虚糜，择其最要者不动声色先行试办。南北洋地面过宽，界连数省，必须分段督办。着派李鸿章督办北洋海防事宜，派沈葆桢督办南洋海防事宜。所有分洋、分任、练军、设局及招致海岛华人诸议，统归该大臣择要筹办……
这份上谕有一千余字，确定了数件事情。同意南北洋筹办海防，北洋海防由李鸿章督办，南洋海防由新任命的两江总督沈葆桢督办，朝廷每年拨付四百万两，用于海防建设，这几条都让李鸿章特别兴奋。当然，美中也有不足，这份上谕同时还任命左宗棠为督办新疆军务钦差大臣，让他筹备用兵新疆。用兵新疆耗费自然不菲，这是可想而知，那么海防的四百万两，能不能真正兑现就难说了。李鸿章采取的办法就是先立即铺开大办海防的摊子，抓几件实实在在的事情，先从户部掏出百十万两银子来。不然，海防一无所为，朝廷移缓就急，都把银子给了左宗棠，那他李鸿章岂不成了傻子？
首先他要成立海防支应局，专门负责海防粮饷及采办。支应局的总办，必须是诚实可靠的心腹来出任。他幕中有两个人最为可靠，一个是盛宣怀，一个是周馥。盛宣怀所长在商务，如今他会办轮船招商局，而且准备去湖北办煤矿，无力兼顾。周馥当年办过淮军营务处、粮台，经办粮饷、财务是其所长，最关键的是他操守极好，把海防支应局交给他，李鸿章最放心。这几年来他一直在直隶治水，也该让他略有几日安闲。于是，李鸿章当天下札子，调周馥立即筹办海防支应局。
而且丁忧在籍的丁日昌还有几个月即可除服，不妨把他调到北洋来帮办海防事务。大办三洋海军本来就是他的主张，让他帮办海防再合适不过。有了这个做铺垫，将来推荐他出任地方实缺，自己说话也方便。因此，李鸿章也是当天安排人起草奏折。
沈葆桢出任两江总督，那么他所遗出的福州船政局应当趁机让“自己人”出任。而沈葆桢作为即将卸任的船政大臣，他的推荐至关重要。于是李鸿章给他写一封亲笔信，推荐郭嵩焘出任船政大臣。郭嵩焘在同治五年被免职回乡，已经在长沙城南书院当了近十年的教书先生。静极而思动，年初他将自己对洋务和海防的建议写成一个奏折，托请湖南巡抚转呈，主张不能只学习西方枪炮技术，而更应该“先通商贾之气”，大办工商各业，以求国富民丰。这些观点正合李鸿章心意。如果郭嵩焘出山参与洋务事业，必是有力助手。出任船政大臣正是他出山的一个难得机遇，如果由他督办船政，左宗棠引以为傲的船政事业也后继有人，真是再好不过。
还有一件事情也必须立即办理，就是购买英国人的蚊子船。一个多月前，海关总税务司赫德拿着总理衙门的一封信来找李鸿章，向他推荐英国一种新式兵舰，船不大，却配备了铁甲舰才装备的巨炮，是对付铁甲舰的利器，而价格却相当便宜。
“船虽小，但就是铁甲舰也惧它三分，就像蚊子，让它叮一口也十分难受。我给这种兵舰取了个形象的名字，叫蚊子船。”赫德当时极力向李鸿章推荐。
但朝廷对海防问题迟迟没有回应，李鸿章也就懒得应付，三言两语把他打发走了。如今他督办北洋海防，而朝廷又不肯购买铁甲舰，那么赫德推荐的这种蚊子船却能让铁甲舰也有所畏惧，倒是值得考察一下。
赫德接到李鸿章的信，立即到天津来。时年四十岁的赫德已经担任总税务司十二年，十二年来，他把海关打造成大清最廉洁高效的衙门，具有绝对的影响力，而且他以“大清雇员”的身份，对总理衙门遇到的各种困难和问题，总是积极主动地提出建议和帮助。他又深谙官场规矩，说话办事给官员留足面子，因此上至恭亲王，下至总理衙门的章京、仆役，都对这个外国人赞不绝口。日本侵台事件发生后，赫德立即意识到大清很有可能要从国外购置军舰。他又对大清财政情况非常熟悉，动辄几十万两甚至上百万两的铁甲巨舰，大清暂时无力购买，那哪款军舰最可能在大清打开市场？两年前，他在伦敦设立中国税务司办事处，聘英国人金登干专门为他搜集情报，帮他处理公私事务。物色军舰的事情，去年就让他仔细考察，他便推荐了蚊子船。
赫德兴冲冲赶到天津，一开始并不提“蚊子船”，而是先恭贺李鸿章又获督办北洋海防要职：“大人以首辅之尊身兼数职，当北洋门户，不愧为国家柱石。以卑职观察，大人之声望，已经远超曾大人。”
赫德虽是英国人，却是大清雇请的海关总税务司，朝廷授他从二品按察使衔，因此有“卑职”之称。李鸿章以曾国藩的学生自居，而赫德说他的声望已经远超老师，自然令他高兴，但他嘴上还是谦虚道：“赫德先生谬赞，我的声望哪能与老师相比？”
“我所说是有依据的。”赫德是中国通，汉语相当好，他郑重其事地说道，“曾大人在直隶总督任上所做的事情，练兵、治水、牧民，这些事情大人都做了；而办理洋务，曾大人就不太在行，大人却做得有声有色，深受恭亲王信赖和总理衙门倚重，大人之声望的确超越了曾文正公。”
“如今我这直隶总督不好做，职责太重，而能办事的人、财两缺，我是夜不能寐。”李鸿章向赫德诉苦，半分是谦虚，半分又是实情。
“别人不知道，我知道大人的难处。尤其是北洋海防关系着京城安危，而左大帅又要西征，朝廷拿不出多少银子来给大人办事。可是，如今各国铁甲巨舰争霸海上，如何防备，又是刻不容缓。”
“是啊，铁甲巨舰各国都在争相购备，听说日本国已经有了两艘。去年沈大人与丹麦定购了两艘铁甲舰，可是台湾的事情一了结，就有人上折不让购买。没有铁甲舰，这北洋海防如何能够防得了！”说到铁甲舰，李鸿章非常惋惜。
“对付铁甲舰，一个办法就是以铁甲对铁甲，这个办法暂时行不通了。第二个办法，就是在海口设岸炮，大人已经做了，我听说大沽口的炮台已经装备了克虏伯海岸炮。但海岸炮有个问题，各国都解决不了，如果铁甲舰不进入射程，它根本不起作用。如果铁甲舰绕过海岸炮，那么这些炮台就成了活靶子。”赫德分析道。
这也正是李鸿章所担心的，现在兵舰越造越大，舰炮射程越来越远，花费巨资构建的岸炮，对此也无能为力。
“现在大英帝国新装备的GUNBOAT兵舰，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GUNBOAT兵舰，大清可译为‘根驳’兵舰，也就是我上次和大人介绍的蚊子船。”赫德此时才涉及谈话的目的。
“根驳”兵舰是英国人乔治·伦道尔设计，由阿姆斯特朗公司建造，1867年首次试航，在英国引起轰动，也引起各国关注。
“根驳兵舰上装备的巨炮，与铁甲舰所装并无区别，它的威力也相差无几，足以给铁甲巨舰造成威胁。而且比之海岸炮台，它可以灵活行动，铁甲舰来犯，多条根驳兵舰组合，几分钟可以构成一个炮台群。敌舰未进射程，它可以靠上去开炮，敌舰要逃走，它可以追上去开炮。鄙国皇家海军认为根驳兵舰是海口防御的最新利器，已经订造了三十九艘，其他国家也都在购进。”赫德拿出一张图来，向李鸿章介绍，“这是目前皇家海军装备的最大根驳船，舰载火炮八十吨。”
“这种兵舰最大特点就是舰小炮巨。巨炮安在舰首，那会不会头重脚轻？”李鸿章立即发现了问题。
“舰上所用的煤炭都装在舰尾，就是为了解决头重脚轻的问题。根驳兵舰的火炮系统异常巧妙，平时火炮隐藏在船体里，以防重心过高；战斗时则通过液压系统，在几分钟内将火炮举升到甲板上，每发射一发之后，火炮自动缓缓降回原位，装完炮弹后重新升起开炮。”
“这倒是巧妙得很。不过，舰小炮巨，航行起来不知是否灵便？”
“大人是行家，一问就是关键。”赫德先给李鸿章戴了顶高帽，“根驳兵舰的一大优势，就是操作系统设计得极为灵便，转舵速度非常非常快，不到三分钟舰体就可旋转一圈。正因为他舰体小，又灵活，铁甲舰想瞄准它不容易，而他要打铁甲舰却容易得很，因为铁甲体形巨大，无异于海上活靶子。”
“如果真像你所说，根驳船真算得上铁甲克星！那么每条根驳，大约要花多少银子？”李鸿章有些心动了。
“现在根驳船大约有三种型号，最大的装备巨炮八十吨，次之的装备近四十吨，最小的大约二十五吨，价格分别为十万两左右，五万两左右，最小的有二三万两就够了。”赫德把一张报价单呈给李鸿章。
这个价格的确不贵，四五十万两银子，就可购买四五条根驳船。李鸿章把报价单仔细收好后说道：“容我几天时间再仔细考虑一下。但有一条，赫德先生务必给我一个最实惠的价格，天津、上海洋行不少，想必他们也能买得到，如果他们报价便宜，那时候我就是想关照，恐怕也不好说话了。”
赫德连忙道：“大人请放心，卑职出面办这件事情，完全是为了帮大人解忧，如果是为了商业利益，那卑职去办洋行好了，就不必当这总税务司。与大人一样，卑职是想成就一番事业，并非看重金银。”
打发走赫德，李鸿章立即给盛宣怀写信，让他通过洋行打听蚊子船的价格，又让新任天津海关道黎兆棠陪他到大沽口参观英国军舰，目的是向英国海军打听蚊子船的事情。
黎兆棠是广东顺德人，任过总理衙门章京，又任过台湾兵备道，陈钦丁忧开缺后，李鸿章把他奏调天津海关道。黎兆棠很善于与洋人打交道，到天津不出半年，就与各国驻津领事及大沽口英国舰队统领成了熟人。他很快与英国舰队统领联系好，定下参观日期。
李鸿章仪仗显赫，把轮船招商局的一艘客轮雇作座船，又由两艘福州船政局制造的木壳兵轮护卫，浩浩****开到大沽口。驻在口外的外国兵舰一看到直隶总督座船，便开二十响礼炮致敬。黎兆棠告诉李鸿章，洋人兵舰礼炮最隆重的是二十一响，二十响礼炮，仅次于国家元首。
李鸿章登上英国军舰，舰队统领又是命令操练打靶，又是陪他参观舰长室，十分殷勤。李鸿章最关心的其实是赫德推荐的蚊子船，于是问陪在身边的舰长道：“贵舰所配巨炮是多少吨？”
舰长被问得一愣，等翻译说明李鸿章的意思，他便回道：“本舰所配是12英寸口径舰炮，至于重量，我还真不清楚。一般来说，舰炮规格是以英寸为标准，很少以重量而论。”
舰长说得客气，但李鸿章知道自己问了外行话，也就怀疑赫德是否对蚊子船真的了解，于是他就仔细向这位舰长打听根驳兵舰的详情。舰长一一回答，他所说的与赫德所说基本一致，根驳兵舰是防口利器，的确不虚。
“根驳兵舰也有弱点，就是不能远航，只能在近海防卫，称之为水上炮台更合适。”英国舰长真正是知无不言，“因为这种船空间太小，储煤有限，续航不能太远。”
这一点赫德并未对李鸿章说明，不过，北洋海防，目前如果能够足以守卫就行了，到大海上与外洋舰队争雄，现在还没那个实力，所以此兵舰仍然不失为一个很好的选择。
李鸿章回到天津便再约赫德见面，见面第一句话就是：“赫德先生害得我出了笑话。舰船配炮都是以口径为标准，为什么阁下所报都以重量来划分？”
赫德已经多年不曾回国，其实蚊子船到底什么样他并未亲见，所有关于蚊子船的知识，都是来自金登干的书信和手绘的示意图。见李鸿章询问，他勉强辩解道：“大概他们觉得用重量来描述，更容易理解。”
其实李鸿章觉得这并不算什么大问题，但正好借此敲打一下赫德，让他不要存了欺诈的心思，所以他又道：“出现这种问题有两种可能，一种是你委托的代理人并不真的懂兵舰，那么他对蚊子船的赞美之词都令人怀疑。再一种，就是你存心糊弄我，跟我玩仙人跳。”
赫德汉语再好，对“仙人跳”一词的含意无论如何也弄不明白。英文翻译费了许多口舌终于让他明白。他连忙向李鸿章表示绝对没有这种心思，并说立即让金登干重新提报蚊子船的资料。
“资料一定要详细，如果成交，咱们必定得签订一份非常仔细的合同，兵舰的所有质量标准，要一项项注清楚，将来我就亲自到大沽去验收，如果有一点不实之处，余款便一分不付！我第一次主持从外洋购舰，你可不要让我闹了笑话，不然到时候双方都有损失，而且以后断无合作的可能。”
赫德连连点头。
赫德给金登干的指示通过电报发过去就是，但根驳船的详细资料，因为内容太多，只能发信件。从伦敦到上海，通过邮伦转递，前后用去了一个多月。赫德一收到从英国寄来的资料，立即到天津向李鸿章报告。
这次金登干提供了四种舰型的详细资料，最大的舰型排水量1300吨，装备16寸火炮；次之排水量440吨，装备12.5寸火炮，再次排水量320吨，装备11寸火炮；最小的一种排水量260吨，装备9寸火炮。
李鸿章认为，排水量260吨、装备9寸火炮的舰型，火炮威力和船只吨位都过小，意义不大；而排水量1300吨，装备16寸巨炮的舰型，则担心吃水过深，且火炮口径太大，是新推出的舰型，未经实际检验，担心这种从来没有使用前例的火炮不够可靠，不甘心为试验这种火炮买单。那么可供选择的就是装备12.5寸火炮和11寸火炮的蚊子船，各定购2艘，同时约定，在得到西方16寸巨炮使用可靠消息的前提下，可以考虑再订购1艘。
此时盛宣怀也从上海洋行提供了舰型及报价，上海的报价明显高于赫德。于是李鸿章给恭亲王写了一封信，决定通过总税务司从英国购舰。恭亲王很快回信，让李鸿章妥为办理。李鸿章特别交代黎兆棠，一定要防备赫德也来这一手，要在合同中定明临时聘请的洋人，一旦把舰交给大清就要立即回国，除非大清要求他们留下来。
天津海关道的洋务能手，再加周馥和马建忠，仔细费了十余天的功夫，终于与赫德签订了购舰章程，除了用大量文字就军舰的型号、质量、验收条款进行详细规定外，章程中载明，将来帮助驾驶军舰到大清的英国水手，在交接完毕后必须立刻离开。最后的价格，装备11寸火炮的蚊子船造价2.3万英镑，装备12寸火炮的蚊子船造价3.3万英镑，外加运费，总计预算四十五万两白银。按照阿姆斯特朗公司的惯例，合同签订后先付1/3，军舰造成一半后再付1/3，交付验收后付剩余部分。
随后，由恭亲王奏请，大清决定购买这4艘军舰，购舰经费从江汉、九江、江海、闽海、粤海五口的海关关税内提取。合同签订后，李鸿章亲自为即将定造的蚊子船命名为“龙骧”“虎威”“飞霆”“策电”。
还有一件喜事更令李鸿章高兴，就是名动京师的薛福成被他收入麾下。
薛福成是曾国藩北上剿捻时揽入幕中的人才，他一直在曾国藩幕府中参赞军政。曾国藩去世后，他到苏州书院任教，几乎被世人遗忘。光绪元年，新皇登基，太后重新垂帘，朝廷特下旨广开言路，“内外大小臣工，于用人行政一切事宜，皆当据实直陈，务期各抒所见，于时事有裨。”
薛福成积数年幕府见识和思考写成《治平六策》和《密议海防十条》，他的奏折上达朝廷后，首先在紫禁城里引起很大反响，慈禧谕令总理衙门核议《密议海防十条》，吏、户、礼、兵四部分议《治平六策》。一个身在江湖的候补微员对国家的内政外交全局在胸，提出了连一些督抚大员都未曾提出的建议，这不能不令人惊讶和钦佩。
薛福成的这份万言书在京中纷纷传抄，大有洛阳纸贵之势。直隶驻京的提塘官立即将万言书抄录一份送到天津，李鸿章读罢连连拍案，尤其是《密议海防十条》，让他大叹茫茫人海中竟然有如此知己！
李鸿章把薛福成的十条总结为五个方面：
一是改善国家外交。薛福成认为，西方诸国为了侵略大清而互相勾结，大清一直孤立无援，应当打破这种状况，对不同国家采取不同办法，广树外援。他又指出，如今沿海州县的地方官吏与洋人的交涉活动已十分频繁。可是当事者却往往从没见过中外之间的条约，临事时茫然不知所措。“偏于刚者”，会违约而滋事端，“偏于柔者”，以忘约而失体统，总之都会启衅召侮。因此，应将国际公法、中外条约多多刊印，颁发到州县，使有志之士和官幕书吏都能随时披阅，遇到事变，便可援引公法、条约，从容与洋人周旋。
二是培养新式人才。薛福成感叹大清的士大夫拘于成见，平时高谈气节，鄙弃洋务，只懂些八股文、试帖诗，一遇事变，就像盲人那样不知所措。号称懂得洋务的，又只有翻译、商贾之流，而他们除了声色货利之外，并不知其他。这就是国家难觅洋务人才的原因。他建议，要使人才奋起，必须使“聪明才杰之士”都来研求时务，应该为洞达洋务的人专设一科，令内外大臣都来保荐，即使是新科进士等科举正途出身的人也可予以录用。这样，“功名之职一开，士大夫习闻惯见，渐渐转移风气，不再专务空谈”，“奇杰之才”必定会大批涌现。对此李鸿章也是感慨良多，薛福成所提与他十几年前上奏朝廷改革科举的奏议几乎如出一辙，十几年过去了依然没有任何改变，正途出身的士人依然对洋务嗤之以鼻。
三是重视“器数之学”。西方器数之学（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科学技术）得以日新月异，是因为西方以科技为要务，凡能独创新法者，可以世食专利，常常有人因此一举成名，一技致富。大清却将百工技艺都视作鄙贱之事，聪明的人才不肯留意，所以便步步落后。他认为，应该寻访出大清的能工巧匠，用官衔来加以表彰，并随时派人带他们出洋游历，参观各种工厂，探索西方科技的奥妙。对于能够发明创造的，就优给奖叙或者给予专利。这样，巧工日出，便足以与西方争长。
四是加强海军力量。薛福成建议，要大办海军，应该留心物色确有才能的“洋将”，请他们来帮助操练。同时，应该挑选沿海“勤敏”的子弟上西方兵舰见习，几年后学成回国，便由他们来操纵军舰，这样就能使海军日益精锐。他还认为，铁甲舰威力巨大，绝非寻常兵轮所能匹敌。大清有了铁甲舰，“外则巡缉洋面”，“内则扼守要口”，还可使其他兵轮有了依靠而增加气势，因此大清应不惜巨款向西方定购铁甲舰。
五是发展商业、矿业。薛福成认为求富是求强的基础，主张发展官办或官督商办的新式企业。大清设立官督商办的轮船招商局，“夺洋人之所恃，收中国之利权”，确实是个好办法。大清必须像西洋国家一样，体恤商情，对商人曲加调护，官吏不得勒索，关津不得稽留，务使他们有利可获。同时还应该让大清商船驶往西洋口岸赚取洋人的商业利益，这样大清兵舰就能利用充裕的商务之税来作为养船之资。他更认为，大清到处都有未经开采的金、银、煤、铁等矿产，货弃于地，端着金饭碗挨饿，外人垂涎已久。大清应使用西方的机器兴商办矿，“兴中国永远之利”，兵饷充裕，奠定下富强之基。
李鸿章连连慨叹，不知情的人还以为薛福成是他的幕僚，因为两人的许多观点是如此相似。当时他立即写了一封亲笔信，让盛宣怀到苏州去请薛福成，并让他乘轮船尽快北上。
薛福成一到，李鸿章就亲自接见，一面仔细端详一面连连点头道：“叔耘，相招恨晚呢！”
李鸿章对薛福成的才干知之甚早，两人也曾经在曾国藩幕府中见过一面，彼此印象都很好。曾国藩去世后，李鸿章只顾得悲伤，竟然忘记招薛福成入幕，让这等人才埋没多年，岂不招之恨晚？
薛福成谦虚道：“中堂谬赞，其实我的许多想法，也是从中堂大刀阔斧的洋务中受到启发，中堂不怪我抄袭您的高见就是万幸了！”
“我倒盼着有更多的人像你一样来抄袭我的想法，可惜凤毛麟角！”李鸿章呵呵一笑，又问了他的家庭孩子等情况，让他安顿下来后尽快把妻儿接过来，“叔耘，踏踏实实帮我办几件大事，你的前程，绝对不敢耽误。”
薛福成屡次听曾国藩批评李鸿章总是以名利驱人，这事如今发生在自己身上，他倒是觉得李鸿章来得痛快干脆，比耻于言名利者更真诚。
“中堂，卑职所上万言书，当然不敢奢望朝廷都能采纳，但有几件实在是当务之急。一件是改革科举，专设洋务一科；二是派员到西洋国家游历，参观他们的工厂、兵舰。这两条都是为了培养洋务人才。还有一条，就是购买铁甲舰，没有铁甲舰，海防便无从谈起。”薛福成对自己的万言书引来如此巨大的反响当然很高兴，但他更关注的是朝廷到底能采纳多少。
“叔耘不必着急，在大清办事急也没用。改革科举一项，我十几年前就提，结果招来一顿痛骂，不但专设洋务一科通不过，就是同文馆招收正途出身的人学习洋务也是应者寥寥。投考同文馆的正途士子，大多是冲着优厚的待遇而去，大部分人后来又都去参加科举。改革科举这件事，恐怕要待几十年后了。派人到西洋国家游历，我最近有个新想法，打算明年派人去欧洲国家。”李鸿章叹了口气。
两年前，他从德国定购一批克虏伯后膛海岸炮，厂方聘请了德国水师军官李励协前来当教练，明年春天聘期将满，李鸿章打算让李励协带一批军官到德国去学习军事，李励协已经答应。李鸿章不打算再派留学监督，完全拜托给李励协，这样不仅可以省一笔费用还避免留学监督对学生干预太多。
对李鸿章的这个想法，薛福成十分赞同。
“至于铁甲舰，因为左季高西征，粮饷所需极巨，朝廷实在无力筹拨巨款，只能再过几年再说。”李鸿章提起这件事就不痛快，但在薛福成面前，他不愿对西征说三道四。
“中堂，如果只等朝廷拨银子，恐怕很难买得起铁甲舰，买得起恐怕也养不起。别的地方我不敢说，江苏的情况我还是熟悉的。户部筹拨巨款，江苏负担向来最重。巨款所出，一是靠地丁，二是靠漕粮，三是靠洋税，四是靠厘金。尤其厘金一项，对商户百姓盘剥太甚。”当年李鸿章巡抚江苏，内阁学士殷兆镛就曾经参劾李鸿章重厘盘剥，对这桩公案，薛福成当然知道来龙去脉，所以先要为李鸿章洗脱，“大人当年巡抚江苏，正在与长毛打仗，征收厘金解决军饷天经地义，百姓也都理解。如今天下承平，江苏再加重厘金，恐怕就说不过去。不但江苏，全国各省无不如此，再想靠增厘筹款，难上加难。那么不增厘金又靠什么？卑职以为，必须靠大力发展工商业。所以我在陈言中请求，商情宜恤，开矿宜筹，就是为了扩大利源。西洋国家是以商富国，国富则兵强。”
“叔耘所言极是。尤其是自主开采煤铁，不但是开拓饷源的最得力办法，而且也事关国家安全。”李鸿章的目光更为深远，“我听盛杏荪说，仅上海码头，十几年前进口煤炭大约三四万吨，而去年已经达到十六万吨。这些煤炭主要供应各国轮船和江南制造局、金陵机器用，轮船招商局所用煤炭，也都是靠洋煤进口，现有的火轮兵舰也是依赖进口的洋煤。这是件很可怕的事情，如果用煤全靠进口，将来与列国失和，他们断绝了煤炭进口，我们就是有铁甲舰，也不能出海，与废铜烂铁何异？所以，我们必须自己开采煤铁，利权归我，主权也才能有把握。”
“中堂高瞻远瞩，卑职真是从来没想到过这一点。”薛福成由衷地感叹。
“我督办北洋海防，事事当然要与海防相联系。今年初我已经派杏荪到湖北去考察采煤。他父亲曾经在湖北做官多年，盛杏荪是个有心人，当年就曾经考察过湖北煤铁。他已经回信，认为鄂省广济县武穴煤山，最适合用新法开采。武穴煤矿前人已经开采过，且濒临长江，运输便利，煤山又属官有，不会与百姓发生争执。加之长江的便利，机器运输和聘请洋人都较为方便。”李鸿章边说边从案边取过一封信递给薛福成，“这是杏荪的信，他分析得头头是道。”
盛宣怀是李鸿章最器重的幕僚之一，薛福成早有耳闻。盛宣怀的信简要汇报湖北的考察情况后，将开采武穴煤山的有利条件分析得十分透彻——武穴一隅，民向不资此山为生，则官为开采，不夺其生计，一也；民情虽亦浮动，尚堪动之以利，结之以义，用洋匠设机器，不致决裂，二也；武穴实为吴楚咽喉，等洋法一有成效，近悦远来，可开海内风气，三也；滨江一水可通，轮船径运上海，无须火轮车路，无须开浚河道，四也。
“在武穴机器采煤，还有一项好处，政通人和。我兄长总督湖广，自然鼎力支持。湖北巡抚翁玉甫，与盛家是世交，盛杏荪的父亲署理过湖北督粮道、盐法武昌道，人脉犹在，由盛杏荪督办湖北采煤，可谓得天独厚。我准备与翁玉甫一道出奏，请朝廷批准。”李鸿章也分析了一下实际情况。
翁玉甫就是翁同龢的二哥翁同爵。李鸿章当年在曾国藩幕府，捉刀弹劾翁家老大时任安徽巡抚的翁同书，因此与翁家结下芥蒂，此事薛福成也熟知，因此他追问道：“翁抚台意下如何？”
“盛杏荪说，翁玉甫于开矿一事未免过虑，但对杏荪还是颇肯关垂。我亲笔写封信，想来问题不会太大。翁家三兄弟，这位老二是最知大体的。”李鸿章依然是自信满满。
两人正谈得热闹，丁日昌请见。薛福成连忙要告辞，李鸿章笑道：“叔耘不必回避，估计是与秘鲁换约的事，你听听也无妨。”
去年李鸿章奉命与秘鲁签订了《中秘友好通商条约》和《中秘查办华工专条》，按约定今年正式换约。然而，在秘华工仍然受到迫害，处境毫无改善，因此秘鲁换约专使艾莫尔到天津后，李鸿章派丁日昌先与他会谈，要求增订保护华工的条款或者向各国发表一个保护华工的声明。
丁日昌与薛福成也彼此相识，薛福成连忙要行下属参见礼，丁日昌连连摆手道：“叔耘何必如此，我如今是在籍守制，与白丁无异。”
李鸿章先向丁日昌简单介绍薛福成入幕的情况，然后问道：“雨生，后生可畏，你们两个以后好好切磋——与秘鲁使臣谈得怎么样？”
“不好，有英美等国撑腰，秘鲁使臣不肯答应。”丁日昌告诉李鸿章，“英美两国驻天津领事都帮着艾莫尔说话，意思是先换约，然后再发表声明。”
“绝对不行。西方列国向来狡诈，他们说换约后再发表声明，可是空口无凭，换约后他们不承认，我们有什么办法？”李鸿章一口回绝。
“总理衙门那边催得急，大概英美公使也在向总理衙门游说。他们说，条约是去年定好的，今年是如期换约，没有再更改的道理。”丁日昌又说出一个问题。
“当然有道理，条约和专条都要求秘鲁要善待华工，可是他们怎么做的？还是依然不把我华工当人！”李鸿章怕丁日昌不明白其中的利害，“现在秘鲁华工有十几万，这十几万人都是秘鲁用欺骗手法骗去的。遥遥万里之外，受到种种迫害，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如果不借此机会切实给予保护，他们岂不永无跳出火坑之日。”
“中堂是一心为海外华人着想，不过有人不以为然。”丁日昌这些天听到一些官员议论，“有人认为，这些人之所以被骗，是贪图洋人国家的厚利，所以才远涉重洋，虽然是被骗，但无异于背叛国家，何必为这些人费心思。”
“大错特错。”李鸿章连连摇头，“雨生，你看西洋各国，对本国国民都是一体保护，无论在本国还是在他国。各国设驻外公使和领事，本来就是为了保护本国商民的利益，他们甚至为了本国商民不惜以武力相向。我们的国民被骗到外洋，生不如死，母国再不伸出援手，他们断无生理！无论他们是自愿还是被骗，毕竟都是我华夏子孙！何来背叛之说？西洋列国，本国商民足迹遍布全球，无不是为利而往，哪个国家视之为背叛？叔耘在万言书中也建言，鼓励本国轮船和商人到外国经商，赚外国人的钱。我在《筹议海防折》中也说过，我们要大兴商务，在本国与洋人争利权，到国外去分洋人利源。到洋人国家去，受了委屈怎么办？就要靠驻外使臣和领事来保护。所以我有个想法，准备上奏朝廷，先向秘鲁等国派出使臣，陆续向各国派驻，便于协商国是，也便于保护海外国人。”
“中堂有如此设想，我第一个赞同，就怕那些清流要极力反对。”丁日昌提出了自己的担忧。
“完全是为国家着想，互派大使也是各国通例，他们凭什么反对？”薛福成毕竟年轻。
“就凭天朝上邦的空架子。”丁日昌笑着对薛福成说，“他们会说，我泱泱大国，向来是各国来朝，岂有去朝拜蛮夷的道理！”
“可不是嘛，如今就是一副空架子。扯远了，还是先说和秘鲁换约的事。”几个人突然发觉所议已经离题，李鸿章由此打住，随后他从案头取过一个大封套，里面装着容闳的调查材料，还有几张反映在秘华工困苦窘迫的照片，“雨生，你告诉艾莫尔，他如果不答应发表声明，我们就把华工的遭遇通报给各国，让各国来评评理。虐待劳工，万国公约所不许，我就不信英美等国还会如此不通情理，我就不信，艾莫尔不怕在列国前出丑。”
“好，我按中堂说的办，只是总理衙门那边中堂最好去封信，让他们不必急。”
打发走两个人，李鸿章正要给沈葆桢写信，总理衙门一封急信到了，他拆开一看，自言自语道：“麻烦事都扎堆了。”随后又吩咐，“下午让黎观察和薛叔耘再过来一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