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所说的麻烦事，是英国驻华公使馆翻译马嘉礼在云南被杀一事，也就是后来史称的“马嘉礼案”或“滇案”。事情的来龙去脉要从英国人觊觎中国的西南说起。
自从英国用炮舰打开古老中国的大门后，他们在华攫取了丰厚的商业利益，但他们仍然不甘心仅在沿海通商口岸经营，而是千方百计要取得内陆通商权。英国已将中国西南邻国印度和缅甸变成了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又策划从印度经缅甸进入云南，然后控制四川和西藏，使中国西南与印度、缅甸殖民地连为一片。
同治十二年（1873年）欧洲爆发了严重的经济危急，英国工商业陷于萧条，价格持续下降，而国际竞争则更加激烈。英国工商界认为，要渡过危机，打开中国的西南市场至关重要。这年九月，英国商会联合会投票通过一项决议案，要求下院组织特别委员会，调查进入云南的贸易路线。
英国内阁印度部大臣发出训令，组建一支名为“新华西探路队”实为远征军的队伍，由柏郎上校负责，从缅甸的八莫进入云南，然后至腾越（今腾冲）和大理，武装勘查进入中国西南的商道。他在训令中说，“主要目的是勘查各条商业路线，确定那些开发旧时商业路线所遇到的障碍和改进路线的方法；并对于最好的交通运输工具，各种商业捐税，保护商人安全实际可行的办法以及经营商务似乎最适宜的代理机关等等，提出报告。探路队队员尽量收集旅途经过各地的情况，资源、历史、地理和商务的情报，以及可以观察到的一般事物或科学兴趣的资料。”
英国外交部还训令驻华公使威妥玛，不论采取什么手段都要取得进入中国的护照。威妥玛的秘书梅辉立按照他的授意到总理衙门去交涉，撒谎说有三四名英国人由滇缅边界进入中国旅游，目的地不能确定，可能来北京或上海，或者由原路退回，请总理衙门在英国使馆填写的护照上加盖印章。
总理衙门觉得英国所请目的不纯，要旅游为什么从偏僻西南入境，而不由上海沿江而上？然而“请照游历，载在条约”，只好在护照上盖章。但心有不甘，于是采取一贯的策略，把难题推给地方，指示署理云贵总督、云南巡抚岑毓英，对游历的英国人妥为照料，又要暗中防备英国人在游历的借口下设领事通商的阴谋。
马嘉礼奉命到缅甸去接应远征军，他于同治十三年（1874年）七月初，从上海沿长江而上，再由湖南弃舟登岸，三个月后到达昆明。他跨着骏马，十余名扈从扛枪佩刀，从丽正门昂然进入昆明城，云南巡抚岑毓英设宴款待。随后他离开昆明，到达中缅边境重镇蛮允，即将卸任的候补参将李珍国也是设宴相待，并派人护送他前往缅甸八莫。马嘉礼此行，一路上大清官员为他接风洗尘、设宴款待，他颇为得意，在日记中说“此番旅行，感觉舒适，很像王侯巡幸一样”。柏郎上校的远征军已经整装待发，包括勘探人伊利亚斯，外科医生兼博物学家安德森博士，16名担任多种任务的人员，17名印度锡克士兵和150名缅甸士兵，总人数193人。
中缅山水相连，边境居民交往密切，英国有一支军队将从缅甸进入云南的消息早就在边境传播，从缅甸入腾越的交通要道蛮允一带的景颇族居民自发组织布防。景颇族是尚武勇悍的少数民族，成年男子向来刀不离身，一旦有警，他们就以“散毛牛肉”的方式召集人马——采取军事行动前，杀牛祭献，然后将牛肉带毛带皮切成小片，以竹签串起来分送各支，行动时间就刻在竹签上，刻三道刀痕，就是三天后集合行动。几天时间，自南甸、干崖、陇川、猛卯数百里全部严密布防。腾越一带还有七个土司及各寨的土练武装，他们闻讯也纷纷布防，并邀请“十八练”练首候补参将李珍国前往会团，预为防备。
署理云贵总督、云南巡抚岑毓英，其本心不愿英国人入云南，但因为总理衙门有指示，不得不妥为保护，但总理衙门同时还要求他不能让英国人借游历之名行通商之实。他也采取总理衙门的办法，把难题交给腾越厅，指示说如果洋人有游历之外的不当行为，就“预为制止”。
听说英国几百人的军队要入云南，腾越厅和李珍国自然要调动武装，积极布防。但为了不留下把柄，两人未动用绿营兵，只调动土练武装。
马嘉礼与雇请的四名向导，带着柏郎的远征军向中国境内行进。到距蛮允一百里的地方，柏郎听说中国边民已经布防，便让马嘉礼先去蛮允探路。正月十四，马嘉礼到了蛮允，住在傣族佛寺。第二天他没有等到消息，到了十六日便骑马按原路返回，去接应柏郎。在离开蛮允三四里路的地方，他与巡逻的景颇族士腊都、而奥通兄弟率领的巡逻队相遇。两兄弟对洋人没有好感，警告马嘉礼立即离开蛮允，不然对他不客气。马嘉礼到云南来，一路上地方官员盛情接待，如何能把几个少数民族土练放在眼里？双方言语不合，他拔出枪来吓唬士腊都、而奥都兄弟，没想到不仅没吓住，众人还纷纷向他围拢过来。惊慌失措中，他开枪打死了一个景颇族兄弟，众人被激怒了，冲上前来把马嘉礼和他的四个随从全部打死了，并抛尸河中。
景颇族的兄弟听说数百名英军已经深入境内，纷纷携带大刀长矛等简陋武器前往迎战。正月十七，双方在离蛮允七十余里的蚌洗山相遇，随即展开激战。附近布防的各族兄弟赶来支援，两千余人从三面将柏郎的远征军包围起来。柏郎的远征军装备的是来复枪，比景颇族兄弟手里的弓弩、长矛更加锐利，众人一时不能近前。但林海茫茫，山风怒吼，柏郎又听说马嘉礼已经被打死，便无心恋战，下令放火烧毁丛林，趁着滚滚浓烟，率部仓皇退回缅甸。
英属印度总督收到柏郎的报告，立即电告伦敦。英国自知派远征军入云南是理亏在先，因此只指示威妥玛要求中国调查马嘉礼被杀的事实。威妥玛照会总理衙门，持有总理衙门护照的使馆翻译马嘉礼，在云南被腾越厅的大员调勇三千人狙杀。总理衙门一听洋人被杀就慌了神，而且具体情况摸不着头脑，所以立即命令岑毓英“严拿匪徒，按律惩办”。这无疑是立即承认马嘉礼是被匪徒所害，本来理屈的英国反而成了受害者。
威妥玛非常高兴，在写给外相的信中说：“如果不是中国总理衙门的官员毫不犹豫地承认马嘉礼被害，我们到目前为止，实在不能提出什么过分的要求。既然中国人承认是匪徒害死了我国国民，那么我们应当趁机达到我们的要求。探险队不能完成的事情，就在谈判桌上得到。”所以他立即提出了六条要求：一是英国方面派官员协同中国官员到腾越厅调查事情；二是允许印度政府另派一支探路队入滇；三是对马嘉礼给予赔偿；四是立即商订实施《天津条约》第四款关于优待驻京公使的办法；五是免除英商缴纳关税和子口税以外捐税的办法；六是历年因中国官员办理未妥、应偿英商的款项未及时给付的，应该得到补偿。
总理衙门答应允许印度再派一支探路队，答应对马嘉礼遇害给予赔偿，但其他事情都不能准。威妥玛发出最后通牒，限总理衙门在二月十四日子刻前答应前三项要求，否则将断绝外交关系，率全使馆人员撤离。同时他又让人故意散布消息，说英国已经派兵五千到中缅边境，并且与俄国密谋，一旦开战，俄国将从伊犁南下，策应英国军队，对中国西南形成夹击之势。
恭亲王认为如果不做让步，恐怕难以阻止战争，因此同意让英国派人观审。同时写信给岑毓英，让他报告详情，问他是否“系野人所为”。所谓野人，是朝廷对景颇等少数民族的蔑称，这其实是在暗示岑毓英推卸官府的责任。
然而，威妥玛已经决定离开北京到上海去，因为那里有电报方便与英国联系，同时也要等待从印度乘船前来的柏郎，进一步了解详情。他为了给自己找个理由，提出了十五万的高额赔偿要求，而总理衙门只答应给三万两，于是他三月中旬就从天津乘轮船去了上海。
在上海等了两个月，威妥玛终于等到了柏郎。他最希望的是得到云南地方官员参与杀死马嘉礼的证据，以便向朝廷提出更苛刻的要求，实现他“探路队未实现的目标”。不过柏郎所提供的证据没有说服力，但为了给总理衙门制造压力，他迟迟不肯回北京。
此时英国与俄罗斯正在争夺土耳其，双方剑拔弩张，根本无力与中国开战。威妥玛与外交部商量，故意发布调战舰五艘到天津的消息，以威吓清廷。这时候，总理衙门有些撑不住了，只怕中英真的会爆发战争，于是发布上谕，令湖广总督李瀚章赴云南调查滇案，令直隶总督李鸿章、丁日昌与英使威妥玛妥议滇案。威妥玛觉得李鸿章擅办洋务，不妨先与他谈，因此决定起程赴天津。
李鸿章正在办理与秘鲁换约的事情，又接到总理衙门让他与威妥玛妥议滇案的训令，而威妥玛此人非常傲慢，与他妥议绝非易事，所以他不由得感叹“麻烦事扎堆了”。
扎堆也要办。他吩咐文案把有关滇案的所有文牍都整理出来，抄录后分别发给帮办北洋事务的丁日昌、天津海关道黎兆棠、新入幕的薛福成以及懂万国公法出名的马建忠，请各人认真阅读，准备与威妥玛“妥议”。
第四天下午，李鸿章请几个人过来商议，因为算算日子，威妥玛快要到了。
等大家到齐了，丁日昌先感叹道：“老百姓不能体谅朝廷的难处，图一时痛快，取了洋人性命，却给朝廷惹来不尽的麻烦。”由此，他又说起当年的天津教案，也是老百姓因一时激愤而惹的塌天大祸。
黎兆棠也无奈道：“洋人是靠炮舰打进大清来的，洋人传教士又让百姓反感，百姓憎恨洋人，实在是件没办法的事。”
“百姓不能体会朝廷的难处，是因为百姓并不知道万国公法为何物，也不知道条约到底约定了哪些内容，应该如何遵守，所以当务之急，是要把万国公法和已定的条约广为刊刻，发至州县。”薛福成的这个意思是他在万言书中所提，至今朝廷尚未见实际行动。
马建忠却有不同的见解：“中堂，我注意到岑抚台本年二月写给总理衙门的信中提到，‘上年十二月有洋人五六十名驮运军火，由新关入内地’，六月的奏折中又说‘马翻译官到缅甸约同印度新来洋官洋兵于正月间同伙来滇，传闻洋人来腾通商，又有洋兵欲来占据腾城，绅民无不惊惶’。如果马翻译果真是与驮运军火的五六十洋兵进我云南，那么他就不是游历，而是非法入侵，按万国公法，他非法入境，我军民皆有抵御的权力。换句话说，他被打死也是咎由自取！”
李鸿章眼睛一亮，觉得马建忠所说令人耳目一新。
“可是，岑抚台已经有了初步调查结果，是野人索要过山礼，马翻译不给，才被杀死，是谋财而害命。”黎兆棠提醒道。
这是岑毓英在总理衙门督促“提示”后上报的调查结果，李鸿章明白，这个结果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土司辖地的野蛮番民，不识洋人为何物而胆大妄为；一种可能是岑毓英为了避免英国人追究官方的责任而诿过于“野人”。
“实际情况应该先调查清楚分清责任再说，可是总理衙门一接到案情，就指示云南地方‘严拿匪徒，按律惩办’，这是不问青红皂白，就承认是‘匪徒’杀害了马翻译，立即把朝廷置于被告的地位。”马建忠的分析又是非同一般。
薛福成点头称赞道：“眉叔说得极有道理。但是有一件事，马翻译拿到了总理衙门的护照却是千真万确。拿到了护照的游历人员，按条约应当受到保护。”
“游历人员的确应当受到保护，可如果马翻译去为一支非法进入大清的军队当向导，那么他就不能算是游历人员，而是非法入侵者中的一员，就不在保护之列。”马建忠反驳道。
大家都感到这说法非常新鲜，于是李鸿章追问道：“眉叔，万国公法有这种规定吗？就是持有护照，但从事的活动与他的身份不相符，也不在保护之列？”
“我记得好像有这样的说法。万国公法内容很多，我没有进行系统学习，只能算略知皮毛。”马建忠仍然拿不太准。
黎兆棠叹道：“现在的问题是，岑抚台已经白纸黑字说是野人图财害命，我们再辩驳，一切都已经晚了。”
“聪明反被聪明误！”马建忠感叹道，“总理衙门不假思索便认定是匪徒所为，此是失策之一；岑抚台又调查说是野人图财害命，这又是一个致命弱点，我们想与英国去争论，也无可争辩了。”
“现在一切都来不及了，只有就现在情形与威妥玛辩论。”李鸿章想想的确如此，无论马嘉礼是怎么死的，野人图财害命一说，虽推卸了官府的责任，却坐实了中国人杀害马嘉礼的罪名。
等众人散去了，李鸿章留下马建忠道：“眉叔，我有个想法，将来有机会的话送你出洋到欧洲国家去学习万国公法，将来与洋人交涉，我们才能摸得着门道。”
闻言，马建忠非常激动道：“我早就盼着有这么一天！”
“眉叔不要激动，你要知道出洋学习是会被人瞧不起的，因为咱们大清自称是泱泱大国，向来是万国来朝，到外洋去学习，会被当汉奸骂。”李鸿章又提醒。
“我不怕。到外国学习有什么不好？孔夫子还教导我们要不耻下问，还说三人行必有我师，洋人的长处，我们去学习是应当的。听说日本已经派出了好几批留学生去英美等国。”马建忠丝毫不以为然。
“是啊，日本的变法搞得动静很大，其志不小。我打算派一批陆营军官去德国学习，再从福州船政局派一批水师学堂的学生去法国学习，到时候你就随他们出洋。”
七月初六日，威妥玛乘轮船到达天津，第二天一早便派人去直隶总督署投递名片。因为去得太早，总督署的门房还未开门。来人等得不耐烦了，便将名片放进总督署的大门侧的转筒内。门房当时并未细看，便顺手放到窗台上。到了下午，李鸿章打发人来问，门房才想起窗台上的洋人名片。李鸿章听了大怒，立即把误事的听差辞掉，随后匆忙更衣，乘轿前往英国驻天津领事馆。
威妥玛听说李鸿章亲自来访，与秘书梅辉立站在门外迎接，进入客厅后立即奉茶，十分周到。
“今天门房开门稍迟，实在抱歉。”李鸿章一开口就解释。
“这都是小事。本来我打算前去拜访，一直得不到中堂是否在署的确信，因此未能成行。”威妥玛也没有什么怒意。
梅辉立因居间协调中秘两国换约，因此李鸿章特意对威妥玛道：“中秘换约的事情，梅大人很是费心。”
“这也没什么。”李鸿章希望随意闲谈中进入正题，可威妥玛一直是客气中透着冷淡。
“威大人这些日子辛苦得很，几时进京？”李鸿章又问道。
“办国家之事说不得辛苦。”威妥玛为了给李鸿章和清廷施压，故意提起英国水师兵舰到天津的事情，“我要在天津等本国文书及水师兵舰的信。或两三天就进京，或多等几天再进京也说不定。”
这时，公使馆参赞格维那拿着几份文件交给威妥玛，李鸿章借机问道：“关于滇案，威使收到总理衙门的文件了吗？”
“收到了，云南之事，我与中堂有两样说法。中堂如果是奉旨办理此事，或者总理衙门有信请中堂办理此事，我自然应当与中堂商办。倘或不然，只好闲谈，不能商办。”威妥玛依然是软硬不吃。
李鸿章笑道：“我是通商大臣，专办交涉事务。去云南的钦差又是我的胞兄，商办既可，谈论亦可。”
“云南之案并非通商事件。今日中堂如此说，自然是未奉旨办此事，我们只能算是闲谈，不过，我可以与中堂细细谈论。”威妥玛终于松口了。
李鸿章顺口应道：“这样也好，你就当我是个闲人，不妨将心里意思照实告诉我，不要说虚假话。”
于是威妥玛详细告诉李鸿章，腾越厅是如何派兵阻路，如何迎击柏郎，又如何杀死马嘉礼，将其首级如何挂在城门的。这些说法，与英国人在上海报纸上所刊如出一辙，但闭口不谈柏郎带兵入云南的事。
李鸿章故作疑惑地问道：“听说在腾越阻路的是当地团练，并不是官兵。团练之所以阻路，是因为百姓听说有许多洋兵入界，大家齐团保卫本境。”
“穿号衣的如何不是官兵？杀害我的翻译官，阻击柏副将，还说是保卫本境！保卫的是什么境？是腾越镇总兵和腾越厅同知先期调兵，岂能瞒人耳目？如今云南抚台已经查明，马翻译是被中国人所害无疑，而他不敢承认是官军所为，却拿出几个野人来当替罪羊罢了。”威妥玛怕李鸿章揪住“洋兵入界”四字不放，因此故意做出一副激愤难平的样子，“我初得马翻译被害的电信，就知照总理衙门，过了七八天，沈中堂才到我那里说，王爷要向朝廷出奏。我说非派大臣前往调查不可，沈中堂又说断断不能，已经行文云南抚台查办。又过了三个月，这才派钦差，可见中国并不把马翻译被害当回事。”
“京城离云南万余里，我们又没有电报，总理衙门当然应当令滇抚就近查办。后来又怕文牍往来误事，这才派钦差前往。总理衙门对马翻译遇害一事十分关切。我看新闻纸和你的照会，都认为是李四爷调兵，所以着重在他身上。”所谓李四爷，就是腾越参将李珍国，他排行四，人称李四爷。
“李珍国不算什么，腾越厅文武也算不得什么，云南抚台也算不得什么，我只向京中去讲。”威妥玛越说越怒。
李鸿章笑着劝慰道：“威使不必着急生气，现已派钦差查办，大概年底即可办完。”
“我能不生气吗？我气的不是这一件事。自咸丰十一年到今，中国所办之事越办越不像样，就像一个小孩子活到十五六岁，倒变成一岁了。我在此耽搁几天就进京住一个月，与总理衙门商议，看他怎么办。不但云南一事，内外各处官与官，商与民交涉各样规矩情形俱要认真整顿。如果没有一个成事的把握，改变的凭据，那时候我只好出京，把云南事交与印度大臣办，各口通商事交与水师提督办理，英商税饷概不准完纳。这真叫物极必反。”威妥玛一口气说了许多。
“你这个话就说错了。马翻译的事我们不是不办，等我们赶紧办妥，自然就明白了。”李鸿章对此并不认可。
“总理衙门向来遇事总说从容商办，结果总是一件不办。今日骗我，明日敷衍我，以后我断不能受骗了。中国办事哪一件是照条约的？如今如果没有一个切实的改变，和局就要破裂了，令兄到云南也不能定如何办法。”
威妥玛很明显是要以马嘉礼事件要挟大清在通商上让步，李鸿章便从条约说事，反驳道：“两国相交全靠条约，条约如何可以改变？且大清历年所办之事若不照条约办理，你是钦差大臣，你怎么会答应？”
“中国有许多事不照条约，非止一端，非止一日。比如商货完税后到处抽厘，说是华商捐厘，其实无非还是洋商暗损。”威妥玛辩道。
这件事情完全与马嘉礼之死无关，且收取厘税完全是大清内政，所以李鸿章毫不客气地回应道：“你不要尽听洋商之言！任凭如何收税捐厘，这是大清自主之权，你难道不把大清当自主之国？”
威妥玛依然咄咄逼人：“丹麦是一个极小国，我国还许他自主，何况中国？但中国自周朝以来，常说内修外攘，试问至今内修若何，外攘能否？结果是内不能修政，外不能御敌。今天不改变一切，恐终不能自主。这不是我一人意见，各国官民皆如此说。中国改变一切，要紧尤在用人，非先换总理衙门几个人不可。”
“威使不要忘了身份，总理衙门用人，这是我国内政，不是你该干预的。彼此既经立约，和好多年，难道竟将条约半途而废？且威使与总理衙门大臣共事已久，均极相好，不应出此无理决裂之语。”李鸿章反唇相讥。
“我在中国办事三十余年，无时无事不帮中国相商。而今我心灰透了。前有照会恐将绝交，总理衙门复令我转咨本国。昨接国政来文说我所办之事，所说之话均甚妥协。且待总理衙门回信如何，恐一定是绝交样子。”
李鸿章见威妥玛大发牢骚，多说无益，于是对他道：“总理衙门令我与威使会谈，你有什么要求我可代为转达。天已不早，我该回署了，改日我请威使吃饭。”
威妥玛也不客气，送李鸿章出门。
送走了李鸿章，威妥玛与梅辉立商议下一步的对策。
“李鸿章果然难对付。幸亏他没抓住柏郎上校带兵入境这事不放，不然我们真是没法辩解。”梅辉立有些庆幸。
“中国人不懂万国公法，自然不得要领。如今最好的办法就是向中国人施加更大的压力，让他们缓不过神来。还有，目前中国人已经承认是他们的错，是他们杀害游历的马翻译官。应当让这件事成为铁一样的事实，要让中国人在各国面前承认是他们的错，这样其他国家也不好再说什么了。”
于是两个人仔细设计，提了七条要求，包括优待驻京公使，整顿商务，派员护送英国驻华使馆参赞格维那等人赴滇观审，要求恭亲王奏明朝廷，降旨责备云南巡抚岑毓英办理滇案不利，还要求派出一名钦差到英国道歉，而且派钦差道歉的上谕要明发天下。
威妥玛把七条要求抄给李鸿章一份，然后带着原本直接进京与总理衙门交涉。总理衙门哪一条也不想答应，就与威妥玛打太极拳。到了九月份，威妥玛再次离京去了上海，做出一副绝交的样子，留他的秘书梅辉立与总理衙门交涉。而他在上海的报纸上，故意放出英国国内民情激愤，要求对中国开战的信息。
朝廷迫于压力，几乎全部答应了七条要求，责备岑毓英的上谕明发天下：“英国翻译官马嘉礼被害一案情节甚重，岑毓英职任地方，自应将详细情由迅即查明以昭信谳。乃时阅半年之久，未能确查具奏，实属不成事体。”
至于派出钦差专程去英国道歉，李鸿章建议朝廷不如趁此机会向英国派出驻英公使，一则这符合国际惯例，二则也比专程道歉好看些。现在威妥玛一再坚持要求派钦差去英国，不妨先发布将要派公使赴英国的上谕，至于公使何时起程，视情形而定。他向朝廷推荐郭嵩焘为出使英国公使，朝廷尊重他的意见，很快发布上谕。
郭嵩焘本来已经任命为船政大臣，但他当年在广东与左宗棠闹到绝交，福州船政局又是左宗棠所创办，因此他托病不去赴任。李鸿章知道他的心思，就灵机一动推荐他出使英国。出使外洋是前所未有的差使，办好了容易见功，对郭嵩焘的前途大有好处。郭嵩焘未去赴任的船政大臣一职，他则再次写信给沈葆桢，推荐正在天津帮他办理洋务的丁日昌出任。一则丁日昌本来就善办洋务，任过江南制造局的总办，出任船政大臣非常称职。二则丁日昌是自己的好友，由他出任船政大臣，当然再好不过。
丁日昌南下之前，必须完成与秘鲁换约的事情。近一个月来，秘鲁使臣在英美等国领事的支持下一直坚持先换约，再论其他。丁日昌不胜其烦：“贵国如果没有换约的诚意，那就算了，丁某不再奉陪。”
他态度一强硬，秘鲁使臣反而态度有所缓和，表示希望见李鸿章一面，听听他到底什么意思。
“他要见我就见他一面，反正我不会松口，小小秘鲁国也想搭列强的贼船来要挟我大清，休想。”李鸿章对丁日昌说，“秘鲁最看重的并不是通商，因为他们几乎没有产品在中国销售，他们看重的还是华工问题。他从沿海骗去十几万人，自知理亏，所以急于签订通商条约，便于日后招揽华工。华工在秘遭受非人待遇，不借此机会让他们有个承诺，以后华工更无生路。”
第二天，秘鲁使臣来到总督署，李鸿章开门见山道：“贵使已经来津一个月，为什么还未曾换约，拖来拖去，究竟所为何事？”
“条约是去年已经商定，今年只是如期换约，贵国又提出额外要求，实不合万国公法。当年日本前来换约，要求有所更易，李中堂就是以这样的理由不允更改，只行换约，为什么到了秘鲁国就非要增加条款呢？”秘鲁使臣把责任推到了大清这边。
李鸿章冷笑一声道：“当年中日换约与中秘换约不同。当时大清并无违约之事，当然不容修改。可中秘两国去年已经签订专条，秘鲁国承诺一定善待华工，可是你们显然没有做到，当然不能换约。”
“换约之后，本国一定遵照条约办理。”秘鲁使臣还是坚持先换约。
“不，绝无通融余地。”李鸿章斩钉截铁地说道，“两国所关注，都在华工身上。所以，贵国必须向各国表明秘鲁善待华工的态度，然后才能换约。不然，我将把秘鲁虐待华工的行径照会各国，中秘不能换约的责任万国自有公论。”
秘鲁使臣见无商量余地，就问道：“大人的意思，应当如何向各国表明？”
“简单得很，你们向京中各国驻华使馆发一个善待华工的照会，并在上海新闻纸上刊发。如果再有虐待华工的事件，那就让列国来评论是非。”
丁日昌盯着秘鲁公使按李鸿章的意图照会各国后，两国正式换约，他则整装南下，去福州船政上任。冬天已近，北河即将封冻，李鸿章也打点行装，移督保定。
移督保定后，李鸿章办了两件大事，一件是他奏请在湖北广济开煤矿的事得到朝廷批准，他从直隶练饷中拨出十五万串，湖北巡抚翁同爵也拨给十五万串，交盛宣怀开矿用。再一件是他奏请派游击卞长胜等五人赴德学习军事也获准，三月初，五人就已成行。不高兴的事也有，因为左宗棠一再呼吁西征缺饷，朝廷下旨准他借五百万洋债，又催令各省如期解拨协饷，凑够一千万两之数。左宗棠雄心勃勃，督师出关。而受此影响，每年四百万两的海防经费又成画饼，到三月底，北洋只收到三十余万两。要靠每年三十万两之数购买铁甲舰，那要到猴年马月？沈葆桢体谅李鸿章的难处，主动向朝廷提出以后海防经费先行解拨北洋，待北洋海防粗具规模、京师门户无虞后再转拨南洋。李鸿章当然要亲笔修书，深表谢忱。
三月初，他刚回到天津，马嘉礼案又出岔子，而且连他老哥也牵连进去了。
李瀚章到了云南，同意岑毓英调查结果，是野人杀死了马嘉礼，而且先后逮捕了十几名景颇族兄弟，在英国驻华使馆参赞格维那的观审下，景颇族“罪犯”全部画供。因为景颇族方言需要专人翻译，又因为洋人观审，因此又要再次翻译成英文，这中间要捣鬼实在容易得很。因此观审的格维那也没发现毛病。但正所谓没有不透风的墙，参与审讯的人员也并非全部对官府的盘算倾心相服。因此，第二天省城昆明就出现揭帖，揭露官吏在“会审”中利用翻译弄虚作假，质问钦差大臣为何制造冤案，诬蔑保家卫国的景颇族同胞图财害命。岑毓英慌忙派出差役，把揭帖撕掉。他也是有苦难言，一方面朝廷让他要善待洋人，同时又要预防洋人阴谋得逞。这个分寸实在难以拿捏得恰到好处，而十几年来，向来是出了中外纠纷，先拿地方官开刀。因此一涉中外事件地方大员总是先想卸责之策。幕宾中有人给他出主意，既然“野人”涉入其间，不妨把一切责任推到不受朝廷王化的“野人”身上。经过精心谋划，总算应付过去，就连钦差大臣李瀚章，也仿佛被蒙在鼓里——不知他是真糊涂，还是装糊涂，反正他同意联衔会奏，给滇案下结论：击毙马嘉礼是野人索要过山礼不成而杀人行凶，狙击柏郎则是当地居民见洋人“驮载甚多，复纠伙往劫”，实与官府无关，腾越厅官军及十八练武装均未参与其事。这一结论，把官府的责任撇清了，岑毓英也得以向朝廷交代，但罔顾柏郎带兵入境的事实，让本来应该是原告的大清成了切实的被告。
朝廷很快批准了两人的会奏，处理结果就是对十一名“野人”明正典刑，李珍国撤职查办。朝廷旨准之日，恰巧岑毓英接到母忧的丧讯，昆明人都说，是他枉杀人命而报应到他母亲头上。
不过滇案的会审结果，不但昆明人不服，英国人也不服。中国人不服的是，为什么抗击入侵的洋人不是英雄反而送了命。英国人不服的是，格维那得出结论，整个事件其实是官府在背后指使，总理衙门有意指示岑毓英，而岑毓英授意李珍国，李珍国再利用土练行凶。威妥玛接到格维那的这份报告，决定好好做一下文章。
威妥玛最所关注的自然是英国的商业利益，他的核心要求就是扩大通商口岸，减轻洋商税负。但他是个老奸巨猾的外交家，又具有精明商人的思维，他懂得外交也要讨价还价，你求二，才能得一。那么，在滇案中，最好面子的朝廷最在意的是什么？那就是朝廷和地方大员的面子。于是，他提出了一个新要求：因为滇案审理不公，必须把岑毓英提到京中会审，钦差大臣李瀚章也要追究调查不实的罪名。
朝廷自然不允，堂堂二品大员按洋人要求提京会审，那成何体统？
威妥玛又以武力相威胁：“为了给朝廷留面子，不提审岑巡抚也行，但以下七条要求，必须全部答应。否则，本使就下旗回国，让军人来说话。他们要占据中国沿海哪些地方，作为滇案赔偿的担保，那本使也无能为力。”
总理衙门最怕的就是打仗，在与威妥玛和他的秘书梅辉立反复争辩后，大部分要求都同意了，最后集中在最关键的第六条。在这一条中，威妥玛提出，中国应答应洋货上交子口税后，不论华洋商人贩运洋货，均免征税厘。要增开奉天大孤山、湖南岳州、湖北宜昌、安徽安庆及芜湖、江西南昌、浙江温州、广东甲子、电白及北海为通商口岸。
总理衙门权衡再三，同意增开宜昌、温州、北海为通商口岸。威妥玛没想到中国会这么容易就同意增开三个口岸，觉得不妨再施加压力，争取更多的利益。于是他指使秘书梅辉立在马嘉礼的赔偿上做文章。他当初提出二十万的赔偿，已经以十五万达成共识。梅辉立到总理衙门，突然提出这十五万只是马嘉礼被害的赔偿，不包括英国为此调动军队的赔偿。兵费赔偿多少，将由英国政府提出，几百万上千万中国都应当答应。
当时总理衙门入值的大臣是沈桂芬，对威妥玛出尔反尔十分愤怒，当即一口回绝。威妥玛当日下旗，宣称从前所议八条全作罢论，从天津乘轮船回上海，说要去请示国内如何办理。
朝廷再次惊慌失措，让李鸿章在天津拦下威妥玛，但威妥玛连天津领事馆也没入住，直接去大沽口乘轮船南下。于是，朝廷派海关总税务司英国人赫德追到上海去劝说。
威妥玛气势汹汹回到上海，但国内的回复却很让他失望，因为英俄为争夺在巴尔干的霸权，已经闹得剑拔弩张，各大国舰队云集地中海，双方支持者大有一决雌雄的架势。英国政府要拿出全部精力应对巴尔干危机，训令威妥玛尽快了结滇案。威妥玛很是狼狈，但他已经把话说绝，没法再回北京。此时赫德受总理衙门所托来到上海，他正好借坡下驴。
威妥玛与赫德都是英国人，但两人职责不同，性格又差异较大，因此两人关系其实非常一般。威妥玛是驻华公使，完全代表英国利益，做事又咄咄逼人。赫德作为总税务司，则是大清的雇员，他是个中国通，很注意给大清官员留面子。他对威妥玛动不动以战争相威胁的做法十分反感，他认为把中国拖入战争，必定有损英国商业利益，而且如果因为战争朝廷失去了对全国的控制力，那么英国即使想谈判也找不到对手，对各国商业利益将是致命打击。
两个人一见面，就因政见不同而起了争执，最后赫德说道：“如果你一意孤行，我就将自己的意见电告内阁。”
“作为一个驻外公使，我是为了本国利益最大化。你作为一个英国公民，也应当为英国的利益而尽一份力。这就是我们的共同点，有了这个共同点，我们就永远有对话的余地。”于是，威妥玛缓和了态度。
赫德当然不希望中英谈判决裂，而且他也希望通过参与协调，向朝廷证明他的价值不仅在海关管理方面，外交上他也有一套。于是两人重新归于平心静气，讨论如何让中国做出最大让步。
两天后，赫德给李鸿章写了一封长信，告诉他经过一番努力，威妥玛答应在八条的基础上重新和谈。目前有一个很难得的机会，大约十天后，威妥玛就到烟台去度夏，朝廷最好派出一位大员前往烟台与威妥玛详谈，这位大员应当有解决滇案的新主意，能够吸取过去谈判失败的教训，并明白中英两国力量对比强弱情形，不会意气用事，处事和气大方，有不免相让的地方不妨善让，不然枉费功夫。如果能够如此办理，有他居间调解，有望了结滇案。最后他告诉李鸿章——当然也是威妥玛告诉赫德的——“西国情形现为土耳其事，日有变动。英国朝廷愿趁此机会叫别国看明白，大英国既能在西洋做主，又可在东方用兵，随意办事。”
李鸿章对赫德深信不疑，立即上奏朝廷最好能接受赫德的建议，因为大清目前力量根本无法与英国开战。同时让薛福成研究滇案以来的所有交涉情形，对如何与英使议约拿出见解。
薛福成一直关注滇案进展，而且多次参加交涉，对整个过程十分熟悉，对英国人所求、李鸿章所担心以及威妥玛的心态等都算得上了如指掌，所以用了不到三天时间，他就将《上李伯相论与英使议约事宜书》呈了上去。
他首先分析了双方形势，认为“方今英之富强，固非大清所能敌。而论天时地势，英必不愿启衅于中国。”因为俄国与英国争夺土耳其霸权，德国也有意兴兵侵并旁近小国，英国都不敢小视，不可能在东方再挑起战事。威妥玛动不动以兵舰相威胁，不过是他的狡诈计谋，实际上他也不愿真正开战。“威使在华数十年，近将归国，设因此兵连祸结，牵掣大局，彼将内为国主所尤，外为商人所怨。彼之本性，不过见可而进，知难而退，欲乘此时迫胁大清，大得便利，以见好商人，为归老之荣耳。”至于英国调兵舰前来，十有八九是虚张声势，大清应该据理力争，不然英国会提出更苛刻的要求，反而更难以收拾。
因为薛福成知道李鸿章太过担心中英实力悬殊，连布防也不敢，专门上书分析说：“或谓设防而触其怒，不如示不设防以速其和。此断不可取。自古两国相持，备愈严则和愈速。诚宜密速调兵，节节布置，隐然有虎豹在山之威。敌船一到，饬我军严兵以待，斯时议和，自与无备者迥异也。”他建议从直隶周盛传淮军及各镇练军中抽调五千人，济宁铭军全部近万人，飞调北来。并密告左宗棠按兵不动，朝廷则同时公开颁布全部调回左宗棠西征大军的谕旨。沿海省份也要认真布防，而且如果英军真的登陆，不与他们争一城一池的得失，不妨以空城让敌。“彼航海远来，人数无多，不敢深入腹地，所占不过一二空城，又与吾民龃龉，动则疑惧。夫耗兵费以守空城，犹获石田也。而各口贸易为之停罢，则彼所损甚巨，久必然退矣。”
对于双方正在谈判的条件，薛福成看得非常准，威妥玛最关注的其实就是商业利益，特别是洋货免除税厘一条，直接侵犯大清主权，无论如何不能答应。如果答应，那么大清每年损失将达到白银一千万两。这样，经费枯竭，军队无饷，必然要裁撤，海防也无法筹办，到那时英国再有要挟，大清想战也没有能力。所以，洋货免厘一项，“彼必以全力争，我当以全力拒。”退一万步说，就是真开战失败赔款，也不过千万之数，只是一年的厘税收入。如果答应威妥玛的要求，则是年年要损失一千万两。何况，全国上下同心合力，又何尝不能战胜敌寇呢？
李鸿章对薛福成的见识非常佩服，虽然有些判断他未必认同，但作为一个微末小员，这番分析已经非同一般。
次日，李鸿章收到两份上谕，一份是明发，是让他转给威妥玛验看——
谕内阁：大学士直隶总督李鸿章着作为全权大臣，便宜行事，即赴烟台，与英国驻京公臣威妥玛会商一切事务。
另一份，则是给他的密旨：
谕军机大臣等：李鸿章奏，接据总税务司赫德来信钞录呈览请旨办理一摺，已降旨派李鸿章为全权大臣，与威妥玛会商一切事务。该督熟练洋情，必能操纵合宜，相机开导，以期早就范围。即着懔遵前旨，驰赴烟台，与该使会晤。就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前议，参以赫德此次来信，斟酌情形妥为筹定，奏明办理，以免另生枝节。此外如有非理要求，仍当峻拒，不可稍涉迁就。本日寄去谕旨一道，如该使索看凭据，着李鸿章另行恭录，给予阅看。俟事竣后，此旨仍缴还军机处备查，将此由六百里密谕知之。
李鸿章早就料到，朝廷很有可能要派他去，但上谕中有“奏明办理”的要求，如果事事要上奏，反复一次就要十几天，那要谈到什么时候？何况威妥玛这个人性情诡异，反复无常，正所谓夜长梦多，到时候不能办结，一切后果岂不都加在自己头上？所以他上奏朝廷，请求就三个方面预示办法：一是赔偿马嘉礼已经议十五万两，可是威妥玛又提出兵费不在此列，如果他们要求巨款，到底该怎么办？二是威妥玛要求优待驻京公使，看威妥玛的意思，希望皇帝能够召见，到底答不答应？三是威妥玛要求将岑毓英提京会审，李鸿章认为不妨同意，让岑毓英到京城与威妥玛当面对质，也没什么丢人的。
他的请求很快有了回音，赔偿可以酌加，优待公使的要求“但凡无碍于体制，尚可酌量允准”，但提审岑毓英一节，无论如何不能答应。
李鸿章决定六月十二日起程赴烟台。众人都有些担心，因为疯传英国又有两艘军舰开到烟台要挟持李鸿章，就像当年把两广总督叶名琛拘押到印度一样。李鸿章的夫人赵小莲十分担心，就暗中鼓动天津绅商挽留李鸿章。结果天津绅商士人二十余人，到直隶总督署请见李鸿章，劝他不要去烟台。李鸿章以上谕已颁为由，婉拒大家的好意。临行前，他对直隶军政做了一番部署，地方日行公事，由藩司代印代行，商务洋务一般事务，由天津海关道办理，遇有紧要事件，则封包交由轮船递到烟台。同时交代直隶提督及淮军驻军，严密布防，尤其是大沽海口，不要让英军有机可乘。又交代天津道府县各员，一定关注民情，千万不能再有当年火烧望海楼的惨祸。
临行前夫人赵小莲亲自下厨为他备了一桌家乡菜。相陪的除了夫人，只有馨如。馨如的真实身份，赵小莲已经猜到，但她识得大体，人家为了李鸿章而捐躯，她当然要善待逝者后人，因此对这个“女儿”视如掌上明珠。她也知道李鸿章远行，必然牵挂馨如，因此把她抱在身边一块陪餐，她一会儿给丈夫布菜，一会儿又照顾身边的馨如，忙乱中竟然一时无话可说。
李鸿章见此安慰道：“夫人不必担心，威妥玛毕竟是驻华公使，断然不会行绑架之举。”
“就算这个姓威的英国人不兴风作浪，与洋人签订条约，必然要向洋人让步，你必招骂名，这种费力不讨好的差使，人家都避之不及，你又何必自讨苦吃。”赵小莲竟然看得出一些门道。
“国家有难，我不能袖手旁观。赴汤蹈火，在所不辞。再说，派别人去，谁又能胜任得了呢？如果派去的人一味逞口舌之利，把国家推入战争，国家真就无望了。”
“皇亲国戚，显贵大臣有的是，你又何必去担这副重担？”赵小莲依然不能推开心事。
李鸿章却故意以玩笑的口气说道：“不是说大话，能挑这副重担的，唯有李某人。”
赵小莲不再相劝，叹了口气，再给李鸿章布菜：“好，既然你铁了心，我就不再阻拦，只求菩萨保佑你平平安安、顺顺利利。你放心，家中一切有我，馨如我会照顾好。”
“有夫人坐镇直隶总督署，我放心得很。”李鸿章仍是开玩笑的语气。
六月二十八日，李鸿章乘轮船招商局客轮赴烟台，随员有薛福成，李鸿章有意让他历练；有直隶候补知府许钤身，朝廷已经下旨他作为郭嵩焘赴英的副使与英国人谈判，他当然要参加；还有轮船招商局会办朱其诏，一道商议漕粮船运的事宜，再加翻译、护卫等，浩浩****上百人。第二天下午四点多到了烟台，入驻东海关道衙门。
东海关道衙门设在海边烟台山下。咸丰十年签订的《天津条约》，在北洋开辟三个通商口岸，山东的一个先是在登州，后来英国人考察后认为烟台山一带更适于通商，经协商改为烟台。烟台得名于海边的小山，三面环海，明代始在山上建烽火台，民间称烟火台，于是山因此得名烟台山。此地辟为商埠后，日渐繁荣，先后有十余个国家在山上设领事馆，每到夏天，常有洋人到此避暑。威妥玛此时到烟台，也是借避暑之名前来与李鸿章会谈。德、法、俄、美、奥、西班牙等国对中英此次谈判非常关注，公使们也都借避暑为名来到烟台。
东海关道衙门空前热闹起来，各国公使都来拜会李鸿章，他们几乎无一例外地表示，本国政府愿意在外交上支援大清了结滇案，谅英国不敢动武，如所议不谐，皆愿从旁调停，这让李鸿章信心大增。到了初三，他正式会见威妥玛，威妥玛有些酸溜溜地说道：“听说中堂已经见过各国公使，而且相谈甚好。”
李鸿章据实解释道：“是，我与此地避暑的各国公使都互相拜访。各国公使对此次会谈十分关心，希望两国维持和平。”
“滇案是英国的事情，不容别国插嘴。”
李鸿章打比方道：“好比两人闹了纠纷，路过的人前来好意相劝，也是常理。”
“此案必须把全案人证提京复审，若不允行，他事无可商办。”威妥玛十分强硬。
“随意将二品大员提京，从无此例。”李鸿章也不卑不亢。
“此例甚多，比如杨乃武小白菜案，浙江巡抚就被提京复讯。”
威妥玛居然知道此案，这令李鸿章十分惊讶，随即他又冷静下来道：“那是因为有确实的证据。”
“我们也会有的。观审的格参赞由滇回缅，沿途查访，情节更真，我已令他回英国面陈。”威妥玛一副胜券在握的语气。
李鸿章见状便道：“滇案业经大员往查，讯取供证确凿，断无再行提京复讯之理。你要想这样办，那就得把你得到的可靠证物交出查验，那时我可以请旨定夺。如果只是听信传闻之言，并无真凭确证，就想将督抚大员提审，中外各国都没这样的办法。”
威妥玛说他将把格参赞获得的证据提交给李鸿章，但过了六七天，他并没有提供出来，而是又提了一大堆要求，列了一张开放口岸名单，几乎把中国沿海沿江重要城镇都罗列进去，张口闭口就是本国商民都极为愤怒，纷纷要求开战。威妥玛态度非常恶劣，就连陪同谈判的赫德也十分生气，认为他有失绅士身份。
薛福成、许钤身等人则频繁与各国公使身边的翻译、秘书接触，了解到大家对威妥玛咄咄逼人的态度都反感，而且英国单方面与大清谈判商务问题，也令各国公使不快。他们将这一情况报告给李鸿章，李鸿章决定来个“连横之计”。
六月十二是慈安的万寿节，李鸿章在东海关道客厅设宴，遍请在烟台的各国公使。大家都举杯共祝太后万寿。等大家喝得融洽的时候，李鸿章把威妥玛要提讯二品大员到京会审的事摆到桌面上，请各国公使评论。各公使众口一词，认为没有道理。宴会结束后，李鸿章把东海关税务司德国人德璀琳留下道：“我想请贵国公使出面，劝一劝这位好战的威妥玛。”
德璀琳答应得很痛快，办得也漂亮。第二天上午，德国公使便拜访了威妥玛，向他提议道：“在中国，李中堂算是非常开明的，通过他与中国朝廷打交道，比别人要好得多。这次他来和谈，顶着很大的压力，朝廷的强硬派不愿和谈，天津的百姓怕他有性命之忧，他是为大局着想才如约前来。如果使他陷入困境，日后如果他不把我们当可尊重的朋友来保护，很多事情会麻烦得多。”
威妥玛见自己已陷于被动，外相又来电报，明确告诉他尽快了结滇案，于是他答应不再要求提审岑毓英，但其他各条，中国必须全部答应。
“那就看你怎么和李中堂谈了，不过，要别人答应所有的要求，这恐怕也不是和谈的办法。”德国公使留下了这么一句话。
四天后，威妥玛会晤李鸿章，将会谈条款交给他，包括三大部分：一部分关于滇案处理，提了六条；一部分关于优待驻京公使，提了三条；一部分是通商事务，提了七条。双方反复争辩，最后焦点集中到通商事务上来，威妥玛坚持重庆、宜昌、温州、芜湖、北海五口不仅通商，而且要设领事馆，湖口、沙市、水东三口为税务司分驻，安庆、大通、形容、陆溪口、岳州、码斯六处为轮船停泊上下客商货物之地，长江沿线几乎一网打尽。而洋货税厘，不仅要求进口货物全部半税，而且在所有通商口岸都不再纳厘捐；洋商运土货出口也一律免厘。如果全部答应威妥玛的要求，大清每年损失的税厘何止千万？
赫德也认为这些条件太过苛刻，他与威妥玛在烟台相处一个多月，对他的自以为是非常反感，两人关系几近恶化。他对李鸿章道：“威使的态度不像个负责任的使臣，简直比军人还要好战。他的态度不仅有害于中国，也有害于英国。他这个样子让我彻底解脱了苦恼，我不必夹在大清雇员和英国国民的双重身份中两头受气，我可以坦然地站在中堂一边，帮助您实现和平的愿望。”
两个人几乎每天晚上都要谈。赫德的确为李鸿章出了不少主意，在他的参谋下，洋货通商口岸免除厘捐，改为仅在租界内免厘，而大清的大部分厘卡，设在租界内的很少，因此厘金损失无多；通商口岸在原来总理衙门答应的宜昌、温州、北海三处的基础上，添加芜湖一口。而重庆在条约中规定待将来轮船可通后可辟为口岸，但川江峡滩险阻，轮船万不能行，因此等于一条虚文。
光绪二年七月二十六日，中英双方要员齐集东海关道衙门。中方除李鸿章外，还有他的洋顾问赫德、德璀琳以及随员许钤身、薛福成等人；英方除威妥玛外，还有他的秘书梅辉立、驻烟台领事以及翻译等人。法、德、美、俄等国公使也前来见证《中英烟台条约》正式签字。
李鸿章和威妥玛分别在条约上签字，李鸿章如释重负，低声对赫德道：“与一个好战的人签订一份和约，真是不容易。”
美国公使与李鸿章握手问候道：“中国是一个弱国，中堂能够抵制一个咄咄逼人的国家提出的条件，是令人惊诧和佩服的。中堂将从此一跃而为外交界能手，今后中国朝廷必将更多依赖中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