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回到天津不久，督署便迎来了一位不速之客——翰林院侍讲张佩纶，他是向李鸿章兴师问罪来了。
张佩纶是直隶丰润人，父亲张印塘在安徽当按察使时，与正在家乡办团练的李鸿章相识，因此两人关系相当不错。可惜张印塘不久后就战死了，留下只有七岁的幼子张佩纶。幸得李鸿章资助，张佩纶得以扶棺回乡葬父。因为这个原因，张佩纶视李鸿章为恩公。张佩纶与家人四处漂泊，饱尝颠沛流离之苦。正所谓穷人的孩子早当家，他因此发奋苦读，二十二岁中举人，二十三岁中进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三年后授翰林院编修。光绪元年四年一度的翰詹人员大考，他以二等第三名被破格提拔为翰林院侍讲。当时朝廷改元，下诏求言，张佩纶上疏陈言，虽然了无新意，但慷慨激昂，文采风流，被军机大臣李鸿藻赏识，收入门下。
李鸿藻是同治帝的师傅，深得慈禧信任，他得以入军机，是专为牵制大办洋务的恭亲王。只是恭亲王内有军机文祥、沈桂芬、宝鋆和总理衙门大臣董恂、毛昶熙等人的支持，外有李鸿章、沈葆桢、丁宝桢、丁日昌等洋务大吏的奥援，李鸿藻实在是势单力薄。他的办法就是笼络翰林及言官，这些人虽无实权，但位居清要，且下笔千言，倚马可待，影响力也不可小瞧，被世人称为清流。他们傲视王侯，以直言敢谏著称，笔锋所指，每有官员倒霉。慈禧有意以清流来牵制恭亲王，因此对清流多有提携，以致很快成了气候。市井笑谈，已经有清流四谏之说，翰林院侍讲张佩纶、张之洞，编修宝廷、黄体芳；又有青牛之比，说李鸿藻是青牛头，张佩纶、张之洞为青牛角，专用来抵人，陈宝琛为清牛尾，宝廷为青牛鞭，邓承修为青牛肚，其余牛皮、牛毛甚多。在海防塞防大讨论中，针对李鸿章等人提出的大办海军、大兴商务、兴修铁路、改革科举等主张，众清流交章弹劾，向朝野显示了不可小觑的力量。李鸿章对朝野的风吹草动极为敏感，自然对清流力量十分关注。他的评价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但又无可奈何。
李鸿章签订《烟台条约》，增开通商口岸、优待各国公使、派出驻英公使等等，又引发清流群起而攻之。张佩纶也多有不满，但因视李鸿章为恩公之缘故，没有上折弹劾，而是选择到天津来“向李中堂面教”。李鸿章接到报告后，对身边的薛福成道：“张幼樵兴师问罪来了。”
薛福成笑道：“中堂是幼樵的恩公，他哪里敢问罪？”
李鸿章摇了摇头：“他被李兰荪收入麾下，对我们这些办洋务的自然是看不顺眼。幼樵本来学问就好，老泰山又是藏书大家，只可惜学问用错了地方。”
张佩纶的岳父朱学勤，当了十几年的军机领班，一向为恭亲王倚重。他最为人所称道的是嗜书如命，遇有好书便倾囊相购，藏书数万册，张佩纶因此读到了许多世间难得的珍本，学问更是今非昔比。李鸿章爱才心切，有意笼络张佩纶，期望这员清流干将能够为其所用。
张佩纶时年二十七岁，已经名冠京师，顾盼自雄。他视李鸿章为恩公，已经极力收敛，但咄咄逼人的气势仍然扑面而至：“中堂与英夷签订《烟台条约》，都中颇有议论。中堂有恩于晚生，晚生不能不如实相告。”
“我为大清避免了一场战祸，都中竟然还有议论，都议论什么？”李鸿章是明知故问，清议是怎么指责的他都预料得到。
“议论很多。比如增开通商口岸，清议认为洋人深入内地，难免使大清江河日下。”张佩纶拣了条例子说道。
李鸿章辩道：“威使要求增开十余口岸，我费尽心思，磨破嘴唇，减至四个，已是竭尽全力。何况，增开口岸通商也并非全然坏事。”
“洋人货物行销内地，夺民生机，怎么不是坏事？”张佩纶不以为然。
“洋人货物进口要纳子口税，对朝廷筹饷有利。近年来各通商口岸海关税收年年增加，已经是朝廷最稳固的一项收入，西征借债担保以及南北洋海防，无不依赖海关收入。再说，洋货行销的同时，洋人也购买土货出口，土货销量大增，自然也是增利于民。”随后，李鸿章给张佩纶讲西方各国互相通商、以商致富的情况，既然大清大门已经打开，想关闭已经不可能了，只有千方百计发展工商业才能与洋人争利，于国家有利。李鸿章以伯相之尊，娓娓道来，张佩纶眼界大开，虽然一时不能完全明白，但也无从反驳。
“派驻英公使一事有辱国体。我中华上邦向来是四夷来朝，如今再派使臣驻英国，岂不等同于朝觐洋夷？”张佩纶见辩不过李鸿章，便转移了话题。
“幼樵，说句不该说的话，中华是不是上邦，不是我们说了算。英、美、法、意等国远在万里之外，从来不曾来进贡，我们凭什么说是他们的上国？再退一步说，就算我们是他们的上国，如今人家的坚船巨炮虎视眈眈，我们这上国却无力抵御，还算什么上国？何况这些国家向来都认为彼此平等。他们之间平等，与我大清也是平等之国，没有上下之分，只有靠条约来互相约束。”李鸿章依然是不急不躁。
张佩纶对此却无法苟同：“中华五千年文明，这些洋夷之国，据说还在茹毛饮血。”
“他们是不是茹毛饮血且不去论，各国互派公使已是万国公例。所派公使，也是为了保护侨居的本国之民。譬如英国公使和领事，一遇中外纠纷，他们便出头为英商说话。在西洋各国互派公使不仅是定例，也是一种权力，一国不让另一国派公使，反而是失礼的行为。”李鸿章缓缓解释道。
“我国百物充盈，百姓自给自足，自然无须去他国，也就不必派公使；洋人国家穷困，所以要到我中国来经商，因此他们才派公使。都中清议，没有人以派公使为然。郭侍郎如果答应去英国，恐怕会身败名裂。”张佩纶又道。
郭嵩焘是李鸿章推荐出使英国的，因为滇案一拖再拖，因此一年多未能成行。如今《烟台条约》签订，按条约大清必须派出使臣前去道歉同时兼充驻英公使。这项差使竟然有可能令郭嵩焘身败名裂，李鸿章有些不太相信。
“中堂应当听说了，清议对郭侍郎多有非议。”
京中舆论对郭嵩焘即将出使英国一事，岂止是非议，简直是众口声讨。大家一致认为，夷人如猪狗一样是不可理喻的，大清派使臣出去，无异于古时候被扣的人质，“徒辱国格而已”。甚至有人写了一副对联帖在郭嵩焘的住处——
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容于尧舜之世
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
闻言，李鸿章感叹道：“按万国通例派出公使，怎么会如此辱骂？真是不可理喻。”
“所谓万国通例，不过是蛮夷国家的通例，我朝典章制度尽善，何必去父母之邦，学洋人之皮毛？十余年来，事事以洋人为师，正是最可虑、最可耻之处。洋人之所长在机器，大清之所贵在人心。机器不过万物之末，人心才是根本。我们学到了洋人之末，丢掉了尧舜周孔之道，文官无忠谏之臣，武将无敢死之士，就是学到了机器枪炮之流，又有何用？”张佩纶以为自己抓住了根本，侃侃而谈。
“大道理我不必讲，我就问你一句话，洋人持洋枪，我持刀矛，就是忠谏之臣，敢死之士上阵，也不过是送死。那你说，洋人的枪炮该不该学？”李鸿章对张佩纶的固执十分不快，都中盛赞的人才竟是这样的见识，真让英雄气短。
“那我问中堂，如果一个胆怯萎缩之辈，心中无忠义之气，手中就是握有洋枪，一冲锋陷阵，便充枪而逃，那洋枪洋炮又有何益？”张佩纶毫不退让。
“要论打仗，毫不谦虚地说，你们在我面前都是鲁班门前耍大斧，当年我在上海与洋人苦战之时，你不过是十几岁的娃娃。就连京中诸位放言高论的翰林台谏，又有几人在阵前拼过命？如果不是洋枪洋炮，淮军如何能够以沪平吴，又如何能够平定得了捻子？”李鸿章已经有些不悦了。
张佩纶立即反驳：“既然如此，大人为何又对洋人一再忍让，不仅要增开口岸，还答应云南通商，又允许洋人观审案件，又要派公使去英国道歉，大人办理外交，是不是太向洋人示弱了？”
“此言差矣！”李鸿章听张佩纶把一切归咎于他的软弱，终于忍不住发火，“该不该向洋人让步，不是我想让就让得了，也不是我不让就能坚持得了，这一切都因国家太弱。我国军力安内尚可，攘外则毫无把握。英国陈兵沿海，我们连一艘铁甲也没有，不答应又能如何？如果洋人十几年前的故伎重演，兵临京城，请问各位可有谁挺身而出？难道要让皇上太后再次西狩热河？”
“大不了迁都再战！”
迁都再战是清流们近来经常议及的话题，他们认为十几年前与洋人签订《天津条约》《北京条约》，是办事大臣太软弱的缘故，当时皇上已经离京，如果迁都再战，大清腹地广阔，洋人万里来侵，终归兵短粮绌，天长日久必败无疑。
“书生之见！”李鸿章对迁都再战的议论最为愤怒，“如果能够战之能胜，香港、澳门又如何能够被洋人强租？如果战火重燃，朝廷真的迁都，洋人占据沿海要地，比如广州、福州、上海、烟台、大沽、大连，这些地方海防都极薄弱，洋人完全不必深入内地，只需久占不归，便又是第二个香港、第三个澳门。试问幼樵，沿海门户洞开，要地尽归敌手，国家有海无防，从此贻害无穷，谁承担得起？”
“那就再回师打下来！”张佩纶把战争看得太轻率，几同于儿戏。
“打下来？说得容易！不说洋人枪炮强过我数倍，就说兵饷一项，朝廷财政捉襟见肘，如果沿海口岸尽失，苏浙财赋要地必受影响，海关洋税尽归洋人，那时候兵饷无出，士兵哗变，怎么打仗？你们放言高论的诸位谁见过士兵哗变，放火烧营，杀害营哨各官的可怕？”于是李鸿章讲当年湘淮各军因为闹饷哗变的事例，听得张佩纶心惊肉跳。
今天是李鸿章的幼女李菊耦的生日，先期已经说好一块吃午饭，她早早来到客厅叫李鸿章，可每次来两人都是侃侃而谈。这次再来，两人依然议论风生。她看着西洋钟已经快下午一点，便再也沉不住气，上前打断两人的争论，杏目圆睁，瞪着张佩纶问道：“当初英国人的兵舰就在天津口外，百姓听说英国人要在烟台扣押我白白，不让我白白出海。白白为了国家，冒险前去烟台，我们日日提心吊胆，我娘夜里常常惊醒。白白费尽心思消弭战祸，你们却在一边指手画脚，试问你们的尧舜周孔之道何在？忠义良心何在？”
“白白”是合肥方言，爹爹的意思。李菊耦时年不过十二岁，伶牙俐齿，这番话从她嘴里说出来，两个人一时都目瞪口呆。她脸上虽未脱稚气，但明眸皓齿，已露少女的美艳之姿，特别是修长睫毛下的一双眼睛，眨动之间竟然让张佩纶心旌动摇，大失分寸。
李鸿章看在眼里，满心欢喜，嘴上却道：“大人说话，你小伢子不要插嘴。”
“可以插嘴，无分大人小孩。”张佩纶竟有些语无伦次。
李菊耦却反唇相讥：“大人说话，小伢子当然不能插嘴，你连这个道理也不知道，可见所谓尧舜之道不过尔尔，还在这里与我白白争论。”
张佩纶大窘，面红耳赤，向李菊耦拱手道：“甘拜下风。”
“我逗你玩呢，你何必这样认真？”李菊耦莞尔一笑
李鸿章拍拍女儿脑门道：“你先回去，白白马上过去吃饭。”
李菊耦欢天喜地地跑了出去，张佩纶擦了擦额头上的汗水道歉道：“中堂，小姐说得对，本来是请教中堂，却与中堂争执，都怪晚生张狂。”
李鸿章郑重地说道：“幼樵此言差矣，你有你的想法，我有我的主张，我们平等切磋，互相启发。你错了，我可以批评，我不对，你也可以纠正。我很愿有你这样一个忘年交。”
李鸿章邀请张佩纶参加家宴。家宴自然不避府中女眷，这是拿他当自己人不拘常礼的优遇，张佩纶临来时要以满腹经纶驳服李鸿章的计划至此彻底放弃，完全是一副请教、拜谒的心思。在家宴上他放不开手脚，尤其是李菊耦每说一句话，他都要拱手说一句“受教”。一桌人都不明白，鼎鼎大名的张翰林何以对一个十几岁的小姑娘俯首帖耳。
李鸿章有意让张佩纶开阔眼界，因此安排薛福成陪他到大沽口去参观炮台和洋人军舰。回到天津后，李鸿章已到开平去考察煤矿，特意让薛福成转交历年来的洋务奏折“请张翰林指教”，并赠一千两银票。
张佩纶拱手道：“中堂奏议晚生一定领教，但银票实在不敢受。”
“中堂说了，京官俸禄太低，京中开销又大，请幼樵不必推辞。”
张佩纶与薛福成已是无话不谈的知己，也就不再推辞：“中堂美意，晚生不敢固辞。请转告中堂，但凡有用得着晚生处，尽管吩咐。只是晚生有不能苟同处，定然也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薛福成赞道：“中堂也是此意，希望多一位诤友。中堂说，他身边不乏诺诺称是之辈，缺的是能直陈胸臆者。”
张佩纶回到京城，京中清议正把一腔怒火发到郭嵩焘身上。郭嵩焘的好友纷纷来信，劝他不要接出使英国的差使。他的家乡湖南闹得更厉害，当时在长沙参加乡试的秀才在玉泉山集会，声讨洋奴汉奸郭嵩焘。有人说郭嵩焘创建的上林寺内住有洋人，是他勾引到湖南传教来了。秀才们赶到上林寺，把两进寺院付之一炬。他们又在郭嵩焘的家门贴上榜文，扬言要砸掉郭嵩焘的老巢，郭家老小吓得战战兢兢。湖南巡抚王文韶一向厌恶郭嵩焘喜谈洋务，闻讯大喜，不但不制止，反而火上加油，夸奖闹事考生“士气可嘉”。郭嵩焘接到家信，连忙向恭亲王求援。恭亲王亲自过问，发函王文韶，王文韶竟回复称湖南民风醇正，他不能不尊重民意，只能相机劝导。
郭嵩焘为千夫所指，身体又不好，咳嗽再加头晕，因此向朝廷告病，请辞出使的差使。此时威妥玛也来相逼，他来到总理衙门，说中国如果不派使臣到英国道歉，滇案就不算结束。
如果郭嵩焘不出使，又到哪里去找熟悉洋务、热心国事、甘被千夫所指的出使大臣呢？恭亲王奏请两宫太后召见郭嵩焘，劝他勉为其难。
九月底，两宫太后召见郭嵩焘，问道：“听说你最近身子不好，一再请辞，你病势到底如何？”
郭嵩焘回答道：“臣本多病。今年近六十，头昏心忡，日觉不支，其势不能出洋，自以受恩深重不敢辞。臣近来病势日深，去英国万里迢迢，臣只怕不能经受舟船之苦，辜负天恩，误国大事，因此不敢不辞。”
慈禧劝道：“此时万不可辞，国家艰难，总要有人为国分忧。我原知你是公忠体国之臣，出使这件事别人也不能胜任。你应当为国家任此艰难。”
“京中清议，认为臣不该出使，而应该放手与洋人一战。”
慈禧又道：“别人说什么闲话，你都不要去管他们。他们局外人随便瞎说，全不顾事理。你看此时兵饷两绌，如何能够轻开边衅？你只管一味为国家办事，不要顾别人闲说，横直皇上总知道你的忠心。”
“臣对太后、皇上耿耿忠心，苍天可鉴，臣担心才识短浅，不能胜任，误了国家大事。”
“出洋本是极苦的差使，别人都不能胜任。况且上年已经派定，此时若换别人，只怕招洋人议论。你必须为国家任此一番艰难。”
平日召见，慈安很少说话。不过，她也听说了清议对郭嵩焘出使的种种批评，所以今天也开口了：“这个差使，须是你来任。”
两宫都如此说，郭嵩焘不敢再辞，以头碰地道：“臣肝脑涂地，谨遵懿旨。”
郭嵩焘出使英国已经是木板钉钉，无可更改。随后朝廷发布了上谕，着刑部员外郎刘锡鸿任副使，与郭嵩焘一同出洋。可这个任命，大出郭嵩焘意料。
刘锡鸿算得上是郭嵩焘的老相识。他是广东番禺人，字云生，举人出身。郭嵩焘任广东巡抚时，刘锡鸿就在巡抚衙门任事。刘锡鸿为人刻薄，不近人情，与同僚关系很差，但对郭嵩焘却言听计从，在郭嵩焘看来是亢直无私，因此曾经引为心腹，并极力奏保。所谓日久见人心，后来郭嵩焘认识到此人太过自负，严以责人宽以待己，便有意疏远。郭嵩焘被重新起用并被委为驻英公使，此时在刑部员外郎任上的刘锡鸿就极力谋求副使的职位，他先托丁日昌、后托郭嵩焘的至交好友帮着说话。郭嵩焘觉得刘锡鸿太意气用事，而且对洋务缺乏真正的研究，出使外洋不合适。可是经不住朋友的一再劝解，答应到时为刘锡鸿谋求参赞之位。刘锡鸿得到答复，有些不甘心，于是转而走军机大臣李鸿藻的门路。李鸿藻本来不赞成派出公使，只是慈禧已经同意，不得不勉力支持。而对正使郭嵩焘，他觉得太过媚洋，很不放心。而刘锡鸿虽然也以洋务自居，但比郭嵩焘却传统得多，且言语中对郭嵩焘多有不敬，这正投李鸿藻所好，既然他有意谋求副使的职位，那就让他如愿，但有一条李鸿藻私相托付，驻外人员但凡有失国体的地方，都要如实报告。刘锡鸿一点就通，知道其实是要他监督郭嵩焘。
刘锡鸿不但如愿得到副使之职，而且还有秘密使命，因此十分得意。刻薄之人容易得意忘形，忘形之后便会愈加刻薄乖张。他竟然拿着新颁的明发上谕抄件跑到郭嵩焘的住处，责问他为什么只举荐他出任参赞，而不是副使。郭嵩焘被问得张口结舌，只好敷衍道：“云生神通广大，又何必我推荐？”两人总算没有撕破脸皮。
看着刘锡鸿得意扬扬扬长而去，郭嵩焘心情灰暗，还没成行，已经受了这位副使的窝囊气，到了万里之外的英国，还不知道又弄出什么洋相来。
郭嵩焘本来计划回湖南老家一趟，安抚一下家人，可是威妥玛听说后大为不满，跑到总理衙门大发牢骚，要总理衙门给个确切的行程。总理衙门只怕再出什么麻烦，就督促郭嵩焘尽快起程。十月底，郭嵩焘偕如夫人梁氏、副使刘锡鸿、参赞黎庶昌、翻译德明、凤仪及英国人马格里，还有随员跟役共三十余人冒雨登船，前往英国。
郭嵩焘行前，总理衙门就有训令，要他详细记录沿途见闻、各国风土人情，随时咨送回国。郭嵩焘早年就有志写一部介绍国外情况的书籍，正好趁此机会完成夙愿，所以从上海起程开始，他不顾波涛颠簸、牙疼、胃疼、失眠、头昏、呕吐等诸多折磨，坚持每天写日记。每至一地必记下航行的经纬度及地理位置、气候。沿途所经的十八个国家所处哪一大洲，经纬度，信奉的宗教，他在笔下一一记录。他还记录了迥异于中国的外部世界，比如新加坡的新式炮台、巨型望远镜，专收女学生的“女学馆”；从《泰晤士报》上看到的英国人到北极探险，行两月余，不见日者一百四十余天，冻死四人，对他们的探险壮举，英王授勋奖励；在苏伊士运河两岸，他第一次看到了开河机器，效率之高、结构之妙令人惊叹……
光绪二年十二月初八，西历1876年1月21日，郭嵩焘一行抵达英国，从苏士阿姆敦登岸，再改乘火车去伦敦。中国海关税务司、英国人金登干早将波克伦伯里斯45号一座四层楼房租了下来，作为中国驻英使馆。使团一行通过英国外交部递交国书，请求觐见。不料国书中因为没有写上副使刘锡鸿的名字，援例副使不得觐见。
在京时威妥玛曾看过国书，他早就看出这个问题，但因为觉得大清官员对他态度太差，因此有意要出大清使臣的洋相，当时并不指出。为了接待大清首个外派使团，他已先期到了英国。郭嵩焘亲自去请教他应该如何办理，他说不知道，恐怕副使不能觐见。刘锡鸿大发牢骚，非觐见不可。郭嵩焘再请马格里帮忙想办法。
马格里曾是李鸿章最信任的洋人，后来他恃宠而骄，在金陵制造局说一不二，随意打骂工人。他有专门的厨师，并组建二十人的卫队，出门仪仗赫赫。军医出身的他对洋枪洋炮并不在行，又固执己见，因此金陵所造的新式大炮运到大沽口试用，连续发生爆炸。他又死不认账，李鸿章把他叫到大沽口亲自试放，结果又发生爆炸。李鸿章见众怒难犯，就辞退了马格里。朝廷决定派郭嵩焘出使英国后，威妥玛极力向总理衙门推荐马格里作为郭嵩焘的英国顾问。李鸿章也极力推荐，最终他作为顾问随团前来。他出面与外交部联系，总算同意副使一起觐见。因此，刘锡鸿对马格里十分感激，恭敬有加。
郭嵩焘请教威妥玛觐见礼仪，他推说不知，盼望中国使臣出丑，如果郭嵩焘也像在国内面见皇帝一样，对女王行三跪九叩的大礼，那就出了国际大笑话。郭嵩焘也怕闹笑话，让马格里去与外交部交涉，订明觐见礼仪。觐见的时候按国际惯例行三躹躬礼，一切都算顺利。郭嵩焘明显觉得英国人对中国使团的轻漫，尤其是威妥玛，摆明了要看笑话。因此他心生警惕，召集使馆人员开会，约法五章：一是戒吸鸦片，二是戒嫖娼，三是戒赌，四是戒私自外出游**，五是戒口角喧嚷。
郭嵩焘不懂英语，对外发表谈话须经马格里转致，马格里随意编造，歪曲郭嵩焘的意思。使团翻译德明和凤仪是同文馆的高才生，熟谙英语，却不加提醒，等报刊发表出来，已成事实，气得郭嵩焘摔坏了一只茶杯。后来他才知道，是刘锡鸿从中捣鬼。英国报纸刊登正副使的肖像及简历，赞扬郭嵩焘学问深厚，刘锡鸿“学虽优，不如正使”。刘锡鸿大发雷霆，当着郭嵩焘的面骂英国记者狗眼看人低。他又拉拢使馆中的人员，说他出京前得到密令，要监督全馆人员。大家都知道刘锡鸿有总理衙门和军机处为奥援，眼看二人矛盾日深，都暗暗站到刘锡鸿一边，对郭嵩焘交派的事件玩视日多。
郭嵩焘发现刘锡鸿有浮冒开支的问题，就过问相关人员，刘锡鸿跑到郭嵩焘面前大骂他是汉奸。郭嵩焘气得头昏眼花，责问刘锡鸿凭什么骂他是汉奸，刘锡鸿拿出一封报告总理衙门的信件道：“我办事向来光明磊落，平生不记人过，即有触犯，我也很快忘掉。可对你这种汉奸之人，我必不能容。”
郭嵩焘细看了那封告状信，上面指出他有三大罪：
一是他和刘锡鸿等人曾经应邀参观甲敦炮台，那天寒风凛冽，众人都冻得不轻。下午乘小火轮看搭浮桥，正当北风行驶，英国舰长见郭嵩焘年纪最大，就把他的军装大氅脱下来披到郭嵩焘身上。刘锡鸿在告状信中说：“游甲敦炮台，披洋人衣。即令冻死，也不该披。此罪状一也。”
二是巴西国王、王后访问英国，巴西驻英使馆为国王夫妇举办茶会，郭嵩焘应邀参加。当巴西国王入场时，郭嵩焘与各国公使一样起立迎接，并参见王后。这件事被郭嵩焘的随员报告给刘锡鸿，刘锡鸿在告状信中说：“见巴西国王，擅自起立。堂堂天朝，何至为小国国主致敬！此罪状二也。”
三是使馆人员应邀参加英国女王在白金汉宫举行的音乐会，郭嵩焘效法洋人的样子索阅音乐单。刘锡鸿也认为是罪状，在告状信中说：“白金宫殿听音乐，屡阅音乐单，仿效洋人所为。此罪状三也。”
郭嵩焘听说刘锡鸿不但把这封告状信寄给总理衙门、军机大臣，而且还寄给南北洋大臣，他只好分别写信解释。
等郭嵩焘的信寄回国内，他已经成了举国唾骂的汉奸。原来刘锡鸿一直在暗中告状，把他的一些“汉奸”行径广为传播。而且郭嵩焘的《使西纪程》，也更加坐实了他的汉奸罪名。
《使西纪程》是郭嵩焘自上海起程后的日记，他每两个月整理一次寄回总理衙门，由总理衙门刊刻。他的日记不但记录所见，而且经常发表议论盛赞西方文明。他观察到英国特别重商，商人意见能够直达议会，被国家直接采纳。他发议论说：“西洋君德，视中国三代令主也不能与之相比。其择官治事，亦有阶级、资格，而所用必皆贤能，臣民一有不惬，即不得安其位。朝廷又公其政于臣民，直言极论，无所忌讳，庶人上书，皆与酬答。”
郭嵩焘竟然对英国极口称赞，那置大清于何地？他的《使西纪程》一刊印，便引来清议一片哗然。李慈铭本是郭嵩焘的好友，读过《使西纪程》后说：“郭筠仙记录道里所见，极意夸饰，谓其法度严明，仁义兼至，富强未艾，寰海归心。读此文，凡有血气者，无不切齿。”李鸿藻更是逢人便大加诋毁。张佩纶则上奏请朝廷将郭嵩焘调回，因为：“郭嵩焘纪程之作，谬轾滋多。今民间阅者无不以为悖，而郭嵩焘犹俨然持节于外，愚民将谓郭嵩焘之辈尚能大用，人心将何以维持？”编修何金寿则弹劾郭嵩焘：“有二心于英国，欲中国臣事之。”总理衙门不愿惹火烧身，立即下令将《使西纪程》全部收回，并将刻版毁掉，而且打算调回郭嵩焘。
李鸿章读了《使西纪程》，觉得郭嵩焘颇有见地，而朝野一片讨伐，总理衙门明哲保身，这让他十分失望，对薛福成道：“筠仙虽有呆气，而洋务确有见地，不料丛谤如此之甚。中国自欺欺人，不肯俯下身子扎实学习，而且不承认自己不如人，若达官贵人都引以为戒，中土必无振兴之期，日后更无自存之法，想来真是令人寒心。”随即，他上书总理衙门，认为朝廷不宜调回郭嵩焘，因为万国公例，公使有重大过失或者两国关系将有重大变动才能调回。如果贸然调换，恐怕会给中英关系带来不必要的麻烦。他同时指出刘锡鸿作为副使，不全副精力协助正使处理外交事务，不但有失身份，而且也有失职责。
总理衙门采纳李鸿章的建议，没有调回郭嵩焘，同时又任命刘锡鸿为驻德公使，抑郭扬刘的意图非常明显。郭嵩焘来信向李鸿章大诉其苦，李鸿章只好写信好言抚慰。
刚写完给郭嵩焘的信，盛宣怀便来参见了，他是为轮船招商局吞并湖北煤矿的事来的。
盛宣怀在湖北广济开煤矿，非常不顺利。当初他凭经验把煤矿选在广济，并准备用机器开采，可是请了一个英国矿师马立斯帮助勘探后，认为此地煤层太薄，储量太少，并不适宜机器开采。因此盛宣怀一面委托马立斯帮助探矿，一面招聘当地劳力人工开采，他的想法是先采出煤来，对各方面算有个交代。可是广济交通不便，采出的煤先用牲口驮十几里，再通过河运到沙市出售，因成本太高，根本无法与沙市的洋煤竞争；而他聘请的马立斯矿师，实践证明水平并不高明，几个月打了七八个勘探井，却没有找到适合机器开采的煤层。盛宣怀十分着急，果断辞掉马立斯，又通过赫德聘请了英国矿师郭师敦。此时他已经花掉了十几万两银子，因此被人弹劾。而轮船招商局的唐廷枢、徐润等人有意在煤矿上有所建树，因此向李鸿章提出了由轮船招商局吞并湖北煤矿，这样便可以轮船招商局的信誉为煤矿招股商办。
盛宣怀听说这个消息，非常愤怒。因为湖北煤矿是他独立开辟的事业，正欲借此安身立命。他虽然是轮船招商局的会办，但招商局的大政是由唐廷枢和徐润把持，湖北煤矿一旦并入招商局，他又成了配角，何日才有出头之日？
盛宣怀见到李鸿章，对唐廷枢等人提出的吞并一事只字不提，兴致勃勃地汇报矿师郭师敦的最新勘探成果：“中堂，都怪卑职做事心切，前期所请的马矿师是个南郭先生。现在所请的郭矿师是赫德推荐，他不仅精通矿学理论，而且对采煤机器也非常精通。不到三个月的时间，勘探了兴国、归州、荆门、当阳，而且勘查了大冶。经勘探查明，荆门当阳观音寺的窝子沟和三里冈两脉煤层厚度为一尺七寸到二尺，蕴藏量二百万吨，煤质坚好，属于优等，可与美国白煤相媲美。兴国蕴藏着锰铁矿，质量比欧美的要好。尤其是大冶铁矿，蕴藏量大约有五百万吨，含铁六成以上，能炼出上等好铁。卑职与郭矿师反复商讨，正在拟定一个煤铁同采，以煤炼铁的计划。”
闻言，李鸿章对此很感兴趣，问道：“煤铁并不在一处，如何煤铁同采？”
盛宣怀解释道：“大冶的铁与荆门的煤并不在一处，但郭矿师以为可在适当的地点设立炼炉，铁矿和煤矿都运往此地，以所采之煤供炼铁之用，这样，无论煤铁都不必依赖外洋，真正的权自我操。”
“这样的地方可找得到？”“权自我操”是李鸿章办洋务的一个基本原则，盛宣怀的计划能够达到这个原则，自然打动了李鸿章。
能不能找到盛宣怀并无把握，而且也仅仅是郭矿师顺口一说的设想，八字还没一撇。但盛宣怀的特点是没办的事他敢张口就来，而且说得信誓旦旦，让人不能不相信：“卑职跟着郭矿师几个月来行程不下数千里，初步选定在黄石港东一里许的吴庙旁安设铁炉，但考虑到矿石由樊江口出江，如能在樊江口上下江岸设炉运费较省，因此卑职决定回到湖北再考察。卑职的收获还不止于此，卑职以为找矿技术乃是一等一要紧的本领，所以必须培养自己的矿业人才。卑职从上海同文馆和江南制造局挑选精于算学的聪颖子弟二十八人，随郭矿师实在勘探，学习探矿机巧，并托翻译馆的傅兰雅定购了化验矿石的仪器，不出两三年，我们便有自己的找矿人才。”
盛宣怀不声不响已经做了这么多事情，李鸿章很高兴道：“杏荪办事不同一般的商人，能从长远大局着眼，这一点我最欣赏。湖北煤矿我原来有些不放心，有人提出可以让轮船招商局归并，现在看似乎不必太着急。”
盛宣怀故作惊讶道：“竟然有人提这样的主意，实在不高明。”
“何以见得？”
“术业有专攻，不相干的生意归并在一起如何行得通？西洋各国，每兴一业必成立一个公司，从未听说哪国将各业都归并到一个公司。”盛宣怀解释道。
“轮船招商局信誉好，似乎于招引商股上更便利。”
“卑职不敢苟同。俗话说有一利必有一弊，把不相干的商业归并于一处，一荣俱荣，一毁俱毁，一有风吹草动，倒掉的便是两个局厂。再说能不能招得来商股，关键是招股的局厂是否有利可图，无利可图，再好的信誉也招不来股子。”盛宣怀不动声息地把自己想说的话都说了出来。
李鸿章点头表示赞同。
“卑职有个想法，等煤铁都有利可图的时候，便采取召集商股的办法，只要资金有保障，卑职就能保证湖北煤铁都有所成。”
“你有此雄心当然好。不过我要提醒你，如今言路对你多有非议，我可暂时替你做挡箭牌。湖北是你立足之地，胜败利钝关系大局，更关系你的前程，你必须在湖北得手，否则我想替你说话也开不了口。”李鸿章点头道。
盛宣怀见湖北煤矿并于招商局的事情已经解决，他总算松了一口气：“中堂放心，卑职知道轻重利钝。”
盛宣怀本来打算第二天就回湖北，但总理衙门的一封信打断了他的行程。
总理衙门给李鸿章的信，是为英国怡和洋行在上海修铁路的事。自从上海开埠后，吴淞港就繁忙起来，为了方便上海到吴淞口，美英等国很早就提出修建吴淞口到上海的铁路，但都被上海官员一口回绝，后来英美公使又向总理衙门申请，总理衙门也是一口回绝。于是，英国怡和洋行想出了一个瞒天过海的计划，他们向上海道提出修建上海到吴淞口的道路，并出资购买修路所用土地。上海道经仔细询问，怡和洋行表示此路与上海租界的马路没有两样。上海道放了心，批准了这一修路计划。结果洋人修好路基，又垫上一层厚厚的石子，却不再像租界的道路那样铺垫黄沙，而是以进口修路材料的名义运来了铁轨、枕木，修起铁路来了。不到半年时间，上海到江湾镇就通了火车。上海道这时去交涉，怡和洋行就答应停运，由威妥玛出面向总理衙门报告，要求准许洋商经营。总理衙门当然不愿洋人铁路在上海通行，但又不敢得罪威妥玛，照例把球踢给地方，让李鸿章和沈葆桢妥议办法。
李鸿章看罢总理衙门的信后道：“修铁路并没什么不好，我在几年前就提出大清要修铁路，可铁路要由大清自己来修。怡和洋行显然是用欺骗手段获得筑路权，更不能让他们奸谋得逞。”
盛宣怀疑惑地问道：“中堂，有个问题卑职不明白，既然怡和洋行是用欺骗手段，那么他们修路到通车将近一年的时间，上海地方官为什么不去阻止，非要等他通车了才去过问。”
“这也没什么难理解的，地方官都怕与洋人交涉，也都不愿与洋人交涉，怕惹来麻烦，所以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后来一通车，他们一看掩盖不住了，所以这才不得不去过问。当然，里面有什么猫腻总要调查了才知道。”李鸿章又说，“杏荪，你先不要急于回湖北，先去一趟上海，把这件事情拿出个解决的办法来再说。”
盛宣怀知道这是个烫手的山芋，不过难题办好了又是大功一件，所以他很痛快地答应了。但他必须要弄明白李鸿章的意思，这是办好差事最最要紧的：“敢问中堂，您对这条铁路是怎么想的？”
“修铁路绝非坏事，我在几年前就提出要修铁路。海防大讨论的时候，我还专程进京提议修清江浦到通州的铁路，可就连恭亲王也说天下无人能主持此事。我又请他向太后奏陈，恭亲王说就是太后也不能定此大计。我当时是心灰意冷，发誓绝口不再谈此事。可是铁路与海防、民生关系极大，我又如何能闭口不谈，我不谈，天下还有谁能谈？”说到铁路的好处，李鸿章侃侃而谈。
盛宣怀已经明白李鸿章的真实意图，便道：“中堂的意思，这条铁路应当让它继续运营下去。”
“不错，不过不能让洋人主持运营，而应当完全由我们来主持。洋人技师完全可以留用，由我们聘请，用其所长，而不为其所制，这就是我说的‘权自我操’。”
盛宣怀建议道：“那最好的办法就是把整条路买过来，然后由我们来运营。”
“能买下来当然最好。其他的办法也可以想，比如租下来，按期给洋人利息。总之，只要是‘权自我操’，什么办法都可以想，不必在一棵树上吊死。”李鸿章也不局限于买。
“中堂有四字方针，卑职办差就有方向了。卑职先到上海弄出个眉目来，中堂觉得可行了，卑职再去与沈大人汇报。”盛宣怀小心地请示着。
“好，我先给幼丹去封信，说明我的想法。”
“要办好这件事，卑职再请一个人来帮办。”盛宣怀趁机提了一个要求。
“你要哪个？直隶官员你要谁都可以，我派给你就是。”
“这个人不在北洋，他在上海，就是轮船招商局的朱太守。”盛宣怀道。
招商局的朱太守就是会办朱其昂，当初筹办轮船招商局他出力不少，算得上元老。
“你为什么单单点名要他？”李鸿章笑问道。
盛宣怀笑了笑说道：“我有大人的令箭，无论南北洋，官场自然畅通无阻。可是上海滩鱼龙混杂，有些事情官府未必摆得平。朱太守出身沙船帮，与漕帮也有交情，有些事他能帮得上忙。”
沿海码头是沙船帮天下，而沿运河码头则是漕帮天下，他们结为帮派，为的是不受欺侮，一旦有事，飞鸽传书，附近帮中兄弟必来相帮，人多势众，无所畏惧。天长日久，其江湖地位颇重，有事情找官府反而不如找他们办得利索。
李鸿章对盛宣怀的这个想法非常赞赏，此事虽搬不上台面，但可解决实际问题，所以他也赞同：“这个好说，轮船招商局北洋还能做一半主，我给朱太守下个札子就是，让你们两个共同办理。”
盛宣怀到了上海，他不去找朱其昂，也不去见上海冯道台，而是从吴淞口下了轮船，直接去看铁路。吴淞到上海的铁路已经全线贯通，正在试运营，一个来回大约需要两小时，因为不收钱，免费坐，因此坐火车的人很多。吴淞口的车站站台上已经站了许多人，他们是早晨坐火车过来的，现在打算坐火车回上海。老人、孩子都有，个个兴致勃勃。盛宣怀问一个六十多岁的老人感觉如何，老人撅着花白的胡子道：“好得紧，好得紧。又快又平稳，比黄包车舒服多了。”
火车吐着白烟哐哧哐哧地进站了，站台上的人喧嚷起来，纷纷往站台前面挤。铁路公司的雇员是几个红头阿三，手里拿着一根黑白相间的棍子维持秩序，以免人挤下站台受伤。火车头上嵌着两个大字——天朝，这就是百姓说的天朝号。天朝号只带两节车厢，下来了六七十人，站台上的人纷纷登上车厢，准备返回上海。盛宣怀也挤了上去，一直等了接近两刻钟，火车才重新启动。车上的人们望着车厢外向后退的风景，指指点点，兴致很高，听他们谈话，知道许多人已经坐了好几趟。盛宣怀又问一个十几岁的孩子坐了几次火车，孩子向他伸出一只巴掌：“我坐了五个来回，天天坐火车就好了，有趣得很。”
大约半个时辰，火车到了英租界边的火车站。盛宣怀随众人下车，在候车厅里有免费的《申报》供人取阅，这些报纸上都载有关于铁路修筑和通车后的见闻，其中有一篇是英国《泰晤士报》记者所写，题目是“中国的第一条铁路”：
5月份的时候，几里路已经完全铺好了铁轨，整个乡间洋溢着乐趣。邻近村镇每日有成千居民蜂拥而来观看工程的进展，并议论着各种事情，从小机车到铺路的石碴。大家都十分高兴，显然他们都热心地盼望着一个愉快的日子的来临。老头儿和小孩子，老太婆和小姑娘，读书人，工匠，农民——代表了社会上的各阶层。
5月30日天朝号机车运到了，几天之后全部装配竣工，于6月12日作初次行驶，直达铁路终点，那时路轨已经铺设到江湾。这次行驶的速度为每小时25里，27寸直径的六轮双引擎机车能跑这种速度可以说是相当高了。客车车厢也同时运到，它们只有一般铁路客车的一半长，三分之二宽，四分之三高。
6月30日那一天，火车胜利地以每小时15里的速度往返于上海和江湾之间。工程师介绍，经过一定时间的运行后，速度就可以提高到25里。
通过实地考察，盛宣怀认为上海人十分欢迎这条铁路开通，而且乘坐非常踊跃，如果能自主经营，应当有利可图。但他现在不清楚上海道的意思，于是决定先去见朱其昂，说清楚李鸿章的意思，再去见上海道。
见到朱其昂，盛宣怀问候道：“朱兄，上海人好像对铁路很欢迎，官府是什么想法？”
“官府的想法是怕洋人火车天天在上海跑，说不定惹来什么麻烦，大家都不愿与洋人打交道，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现在一遇到与洋人交涉，就要吃夹板气。对洋人太软，老百姓不高兴，骂你崇洋媚外，是汉奸洋奴；对洋人太硬，惹恼了洋人，朝廷不高兴，训斥、降级甚至撤职查办，所以当官的遇到与洋人交涉，都是绕道走。”朱其昂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
盛宣怀又问：“既然明知道与洋人交涉麻烦，为什么洋人刚修铁路时不制止，等他们修起来通车了才来个马后炮，这不是更难办吗？”
“洋人一开始修铁路的时候，官府就知道了，可是谁也不愿出头去管。上海县认为事涉洋务，上海道台衙门有专人来管，何必多此一举？上海道则等县里呈文后再管，所以就拖下来了。后来洋人的机车跑起来了，上海道才派人去制止，洋人说，当初说的是修路，现在修的就是路——铁路也是路嘛。而且修路所占土地他们都购买下来了，在他们的土地上，他们修什么样的路都是他们的事情。上海道没办法，就报给南洋大臣，沈大人也不敢贸然采取办法，就报给总理衙门。”朱其昂的说法跟先前李鸿章的猜测差不多。
“总理衙门就又交给南北洋大臣，“盛宣怀接口道，“官府办洋务，都是这样打太极拳，怪不得总是小事闹成大事。譬如一开始就坚决不让他修，洋人能修得成？”
“洋人肯定花了银子。洋行里雇的买办就专门给洋人出主意，只要送银子万事都可摆平，谁又犯得着去较真？”朱其昂叹道。
“那请教老兄，现在上海道台衙门到底是什么意思？”盛宣怀又问。
“依我估计，是怕洋人火车这么跑下去会惹来麻烦——上海县籍的京官已经有人上折，说火车跑起来，震得地动河摇，母鸡也不趴窝，而且惊扰了祖茔里的祖先，要求把铁路拆掉。”朱其昂说，“我估计上海道的想法，大概是拆掉最好，一了百了。”
“拆掉就不必了。百姓对铁路是欢迎的，从上海到吴淞口火车一通，比从前方便多了嘛。李中堂的意思也是不必拆掉，只要做到‘权自我操’就行，比如买回来或者租过来都行，只要大清说了算就成。”
第二天两人去见冯道台，问他有什么想法。
“能有什么想法，什么办法也没有，真正把人愁死。”冯道台一开口就一肚子怨气。
“如果把铁路买下来，我们来经营如何？”盛宣怀问道。
“那当然好，就怕洋人不肯卖，而且也要沈大人点头才行。”冯道台说，“沈大人那里，我有些不敢见他了，为洋人修铁路的事，他一连来了三道札子训斥。天下的道台，最不是人干的就是上海道。洋人不把你放在眼里，老百姓又骂你崇洋媚外，里外不是人。”
“沈大人那里将来我去禀报，不过见他前总得有点眉目。你看什么时候方便约一下洋人，问问他们可否把铁路卖给我们。”盛宣怀提出了办法。
于是上海道通过买办联系到怡和洋行的大班，但他根本不出面，只派秘书前来交涉。上海道说明想把这条铁路买下来的意思，大班的秘书立即回道：“这不可能，中国无权干涉这条铁路的运营。一是为了筑路怡和已经买下铁路经过的土地，在属于自己的土地上洋行有做任何经营的权力。二的怡和洋行已经获得筑路许可，中国目前不应该说这条铁路与他们想象中的道路有什么不同之处——都是为了方便交通运输。三是中国目前并未颁布铁路条例，那么能或者不能筑铁路中国都无明确的规定，所以怡和洋行的筑路行为并未触犯中国的法律。”
这几条理由说下来，上海道无话可说，只能一再重复当初怡和洋行只说要修路，没说是铁路。而大班的秘书则道：“我们是修的路并没有什么不妥，铁路难道不是路吗？”
双方鸡生蛋，蛋生鸡，争论不出结果。至于中国想买下这条铁路，怡和洋行也不答应：“修这条铁路是为了周围地区的长远利益，其意义重大，所花代价也很巨大，没法估算这条铁路的价值，也就没法进行交易。”
送走这位牛气冲天的大班秘书，盛宣怀问道：“如果发动上海百姓反对洋人火车运营，洋人会不会松口？”
冯道台苦笑道：“上海百姓并不反对铁路，他们都觉得又快又稳，又比黄包车舒服。刚开始修路的时候，因为路过一些祖坟，主家曾经闹过，但洋人出了大价钱，他们也都没意见了。”
盛宣怀又道：“办法总会有的——总之一个原则，这条铁路不能让洋人来运营，就是李中堂所说要‘权自我操’。上策是买下来，中策是租下来，下策是与洋人联合经营。”
冯道台连忙接话道：“办法只有一个，就是买下来。租下来终归不是了局，租期到了还要磨嘴皮子与洋人交涉。和洋人联合经营更行不通，洋人向来不讲道理，麻烦让咱们来处理，钱让他们都赚了去，咱们是何苦来哉。”
“那好，就照着买下来的办法，明天咱们就去金陵面禀沈大人。”
盛宣怀在沈葆桢面前说得上话，因为沈葆桢很赏识他。当初左宗棠西征，要两江担保借一千万两洋债，沈葆桢已经答应。李鸿章为了阻止西征，派盛宣怀去劝说沈葆桢不要借洋债。他是这样说的：“洋人规矩，借债人还不上款，担保人要还。两江以关税担保，就意味着两江关税大人想用也难，将来筹饷能力大大减弱。而借债西征有两种结果，一种是收复新疆，左大帅举国称颂，大人徒为他人作嫁衣；第二种是收不回新疆，劳师糜饷，少不了要追责，大人是力助借洋债的人，必然被清议痛骂。”
就这几句话，沈葆桢打消了帮助左宗棠借洋债的念头，而且还对盛宣怀刮目相看。盛宣怀又极善联络官场关系，每次路过金陵总要去拜谒沈葆桢。因此，沈葆桢对这个年轻人欣赏且信任。
冯道台有些怕见沈葆桢，而盛宣怀极力劝他同行，而且保证设法让他下得来台。盛宣怀有一项好处，对官场中的人，只要不是敌人，就一概为他们捧场，因为说不定什么时候就要用到他们。而上海道是必须要笼络好的关键人物，尽管他对冯道台的懦弱有些看不上眼。
盛宣怀是招商局的会办，虽然没有多少实权，但面子却很足，免费坐贵宾包舱，招商局安排两个仆役侍候起居，而且专为他腾出一个舱位来放他从上海买的各色礼物。
盛宣怀最擅长的一项，就是会送礼物，只要用得着的衙门，就是最没地位的仆役，他也会有一份礼物。花不了多少钱，而把大家打发得皆大欢喜。所以他一到两江总督衙门，大门上的护军及门政无不笑脸相迎，比对冯道台还要热情周到。
盛宣怀很快见到了沈葆桢。沈葆桢因迁怒冯道台没有处理好吴淞铁路的事，因此对他不理不睬。而盛宣怀则一再为冯道台搭台阶，捏造了许多莫须有的功劳。而他的高明之处，在于冯道台感激不尽，而沈葆桢也很明白地看出他是在有意为冯道台周全。
“洋人铁路已经建起来了，让他们自己动手拆掉显然不可能。如果硬逼着来，恐怕要起纠纷。如果能够买下来，如何处理完全由大人说了算，那就省心多了。”盛宣怀说出了此行的目的。
“能买下来当然最好。洋人建铁路时上海道没有制止，已经有过在先，等洋人建起来再让他们拆掉，那是连想也不必想。就是买下来，洋人也未必能答应。”沈葆桢对买下来的建议非常赞同。
盛宣怀又请示道：“只要大人想买下来，那卑职一定想方设法让洋人肯卖。只是要出多少银子，大人要有个指示，办理的时候卑职等才好遵循。”
沈葆桢因为已经接到李鸿章的信，两人英雄所见略同，觉得买下来是最可行的办法。这些天也一直在想怎么买下来，没想到盛宣怀大包大揽，以他对盛宣怀的了解，他说有办法必定有办法，所以很轻松地说道：“杏荪如果能买下来，就为两江解决了一个大难题。至于银子，多一点少一点倒在其次，只要洋人不狮子大张口，都可以谈。”
“卑职对铁路是门外汉，不过请教过洋行的买办，他们说大约要三十万左右。”
三十万不是个小数目，沈葆桢想了想，一咬牙道：“三十万内能拿下来，也未尝不可！”
“好，那就请大人静候佳音。”盛宣怀得到支持，一口答应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