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宣怀和冯道台回到上海，找怡和洋行谈判买回吴淞铁路的事情。怡和洋行答复说，此事已经由大英驻华公使馆和上海领事负责交涉。负责谈判的是威妥玛的秘书梅辉立，上海领事麦华佗从中协助。梅辉立为人十分狡诈，欺中国人不懂国际公法，张口就是国际公法如何。盛宣怀不能直接出面谈判，但他一直在给冯道台出主意。但无论怎么争辩，梅辉立就是不肯松口，最后说中国就是买了，也要让英商经营十年之后才能把铁路交给中国。
半个月的时间耗掉了，事情却丝毫没有进展。盛宣怀花了二百两银子，从怡和洋和买办嘴中知道了英国人何以如此坚持的原因。原来，英国人对长江沿岸商业十分看重，可惜交通不畅，影响商业发展。他们的如意算盘是，等吴淞铁路被中国人接受后，他们再提出修建金陵至上海甚至汉口至金陵的铁路。这样，整个长江中下游的经济命脉便都被英国人掌控了。盛宣怀得到这个消息，立即给李鸿章和沈葆桢写信，两人立即回信，说无论如何必须把吴淞铁路买下来。
这天，盛宣怀找朱其昂商量办法，问道：“朱兄，你可有什么办法能让英国人知难而退？”
“如果老百姓反对，给他们出难题，也许他们会松口。指望官府逼他们就范，难。世人都说，洋人怕百姓，百姓怕官员，官员怕朝廷，朝廷怕洋人。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朱其昂一语点出了其中的奥秘。
盛宣怀神秘一笑道：“那就请朱兄借我卤水一用。”
朱其昂疑惑地歪着头，不明白盛宣怀有什么鬼主意。盛宣怀笑道：“朱兄附耳过来，此事不传六耳。”
第二天，火车正在行驶的时候，突然发现有个人在铁轨上走，看上去身体很弱，摇摇晃晃的。火车拉响汽笛，那人连忙走下了铁轨。火车重新加速，可是眼看就要超过的时候，那人突然又上了铁轨，要想刹车根本就来不及了，那人被火车撞到铁轨外，火车跑出好远才完全停住。司机、乘务人员和乘客都跑下来去看被撞到的人。那人在铁轨边滚来滚去，还没死，但头上被撞了一个大洞，露着森森白骨，非常吓人。有人说赶快抬到医院去，但司机不答应抬到车上，弄得满车血像什么话？车上有个负责的叫车长，他做主请四位年轻乘客下车，顺着铁路把人抬回上海去看医生，火车又哐哧哐哧地开走了。
那人没抬到医院就死掉了，到了下午，火车站外涌来数百人，一个女人抱着领着五个孩子，跪在候车室请大家做主，帮忙讨个说法。铁路公司的洋人说，铁路上不能走人，是死掉的那个人的错。大家一听，“轰”的一声乱了起来，人都死了，还要说是他的错，这算哪门子道理？外面的人情绪越来越激动，于是怡和公司请来巡捕，这一来更乱了，听说洋人火车撞死人了还不讲道理，人们从四面八方聚过来，至少上千人。于是英国驻上海领事出面，请上海道出来说话。
冯道台很认真地进行了调查，原来死者是漕船水手，弄了两条沙船为生。可后来因为洋人轮船公司把水脚业务都争了去，他的两条沙船无货可运，连修船的钱也拿不出来，又抽上了大烟，所以很快把家产败光了。他人一死，除了一个破院子，什么也没留下。漕帮讲义气，众兄弟为他出头，说如果洋人不好好解决，就要他们好看。
第二天冯道台回复英国领事，说了原因和处理意见：“人该不该走铁路，大清百姓并不知道，铁路公司没有尽到告知的义务。这是错一。上海道已经行文严禁火车运行，待总理衙门明确答复后再做打算，可是铁路公司却自作主张，此是错二。当时人并未死，如果坐火车到上海西洋医院或许能有救，可是火车却见死不救，致人血尽而死，此是错三。如今上海百姓没有别的要求，一是赔偿死者一万五千两银子，二是把铁路拆掉。”
梅辉立拍着桌子怒道：“这是中国人的诡计。一不能赔银子，二不能拆铁路。”
两人不欢而散。
到了第二天一早，梅辉立刚出领馆，发现根本出不了门，领事馆已经被愤怒的百姓团团包围了。大家纷纷叫嚷：“火车撞死了人，凭什么不赔银子，凭什么说是中国人的诡计？拿出证据来。”
梅辉立见众怒难犯，怕再像天津领事丰大业一样被当街打成麻花，因此他缩到领事馆中不再露面。后来听说中国百姓要去扒铁路，他这才又传话给上海道，希望坐下来商议铁路的处理办法。
梅辉立已经接到威妥玛的指示，同意把吴淞铁路卖给中国。经过数天的讨价还价，英国人咬定三十万两不松口。最后盛宣怀出主意，说火车撞死人的费用一万五千两必须在三十万两中扣除。梅辉立听了嘲笑道：“一个穷百姓，不值这么多银子。”
盛宣怀当时就在座，忍不住问道：“你们欧罗巴是文明世界，讲的是人人平等。我这话不错吧？”
梅辉立应道：“是的，文明国家讲的是平等、博爱，不像你们，有许多奇怪的规矩。”
“说得好。你们在云南死了一个人，张口就要二十万两，一个中国人的命为什么不值一万五千两？你不是讲人人平等吗？”盛宣怀以子之矛攻子之盾。
“中国人怎能与欧洲人相比。”梅辉立觉得上当了，立即反驳道。
一听这话，盛宣怀冷笑道：“这话你敢打开门，对外面的中国百姓讲吗？”
梅辉立无话可说。
又经过讨价还价，双方最后在二十八万五千两上达成共识，但英国不承认去掉的一万五千两是赔偿，因为铁路公司没有错。盛宣怀建议冯道台接受英国人的意见，不管他们承认不承认，反正又少付了一万五千两银子。
这件事情处理得相当漂亮，沈葆桢很满意，对拿出五千两银子抚恤被撞者及请漕帮兄弟吃茶的要求也一口答应。接下来的细节完全由冯道台去办理，盛宣怀必须回湖北一趟，那边一大堆事情等着他呢！
盛宣怀人在湖北，心却在上海。近两个月的交涉使他对铁路有了新的认识，特别是听了洋人对铁路的盈利分析，他按捺不住雄心大起——希望督办大清铁路。轮船招商局唐廷枢、徐润把持甚严，盛宣怀和朱其昂不过是挂名会办。如果自己能另起炉灶，在铁路上先行一步，那么将来便可和轮船一争高下。而自己又在煤矿上先行一步，风头盖过唐、徐两人也不是没有可能。于是他给李鸿章写了一封信，表示自己有意督办铁路。目前来讲，先把吴淞铁路经营好，将来陆续修造上海通金陵、金陵通汉口的铁路，再将来又可修从京城到上海的铁路，那时候铁路四通八达，运兵运货，于国防民生都大有好处。
李鸿章有些担心盛宣怀贪多嚼不烂，但转念一想，如果他能出任两江地盘上的铁路督办，自己何乐而不为？而且以盛宣怀与沈葆桢的关系，拿到督办位子也不是没有可能。所以他复信盛宣怀，同意他的设想，但叮嘱他湖北的矿业不能有丝毫的马虎。而且争取督办的事，只能靠自己，他这北洋大臣不好出头。
盛宣怀接到信，兴冲冲再回上海，冯道台告诉他道：“铁路已经赎回，不过沈大人已经下令要拆毁铁路，把路基平整后改为马路。”
盛宣怀一听惊得嘴巴都闭不上了：“好不容易修起来的铁路，为什么要拆掉，我们自主经营有什么不好。”
“大概沈大人觉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听说京中不少人不赞成大清通铁路，你也知道，沈大人是很在乎清议的。”冯道台这样回道。
“铁路无论如何不能拆，这件事必须想办法让沈大人改主意。”盛宣怀急得直跺脚。
“我是沈大人的下属，只有唯命是从。不过，如果商人们能够出头请沈大人留下这条铁路，沈大人或许会改变主意。”冯道台出了一个主意。
这个想法不错。盛宣怀马上行动起来，发动上海的巨商胡雪岩、郑官应、徐润、唐廷枢等十余人，联系一百余商人联合上书，历数吴淞铁路带来的方便，请求不要拆毁，由国人继续运营。盛宣怀揣着这封联名请愿书到金陵去见沈葆桢，没想到他一口回绝：“杏荪，别的事都好商量，唯有这件事我主意已定。”
“卑职不明白，铁路对国防民生都有好处，大人为什么非要拆除？用铁路运货，可以促进物畅其流；用之运兵，朝发夕至，一处有警，四处可援，一千人便可抵数千人。这么浅显的道理，大人一定洞察秋毫。是不是京中的那帮清流，又唱什么高调了？”盛宣怀故意刺激道。
“杏荪，此事与清流毫无关系，全是我自己的主张。你听我说，铁路当然可以运兵，可如果铁路被洋人控制了，同样可以为洋人运兵。而洋人与我们相比，他的长处在水上，短处在陆上。如果洋人控制了铁路，那么他们便可在陆地上畅行无阻，水陆结合，其战斗力必然大增。因此，铁路恰可弥补洋人的短处，相比较而言，对洋人利处比大清要大得多。”沈葆桢怕盛宣怀不明白此中的厉害，又解释道，“比如说，上海与金陵相隔六七百里，他要从上海来打金陵，来几条军舰也没什么好怕的，陆军要到金陵来，总要有三五天。可是如果通了火车，一两天便可赶到，我连布防的时间也来不及。”
“大人所虑很有道理，可如果洋人真要用之运兵，我们可以把铁路破坏掉，让它不能通车。只要抽掉一根铁轨，火车便不能通行。”
“我们可以破坏，他们可以修复。”沈葆桢还是摇头，“何况洋人狡诈万端，等他完全控制了铁路突然和你翻脸，我们怎么办？所以，至少目前吴淞铁路必须拆毁。就是没有运兵的问题，以后洋人一再要求续修上海到金陵的铁路，也是不胜其烦。”
盛宣怀见沈葆桢主意已定，禁不住垂头丧气，满怀着雄心壮志而来，不料兜头一瓢凉水，一切化为乌有。
沈葆桢不忍看他失望的神情，安慰道：“杏荪想成就一番事业，用武之地多得是，何必非要在一棵树上吊死？拆下来的铁轨，你要乐意可先运到湖北，修一条铁路来运煤也行。”
这个主意不错，盛宣怀稍稍有些高兴了。回到驿馆，他想想实在可惜，仍然不死心，就把这通变故写信告诉李鸿章，巴望他能挽回。李鸿章也觉得拆掉可惜，写信给沈葆桢，劝他三思而行。沈葆桢仍然不改初衷，下令拆毁吴淞铁路，为此事他还与李鸿章闹得有些不痛快。
李鸿章更是大发牢骚，写信给郭嵩焘道：“幼丹见识不广，又甚偏愎，不受谏阻，徒邀时俗称誉，吴淞铁路拆毁，殊为可惜。”
郭嵩焘也觉得沈葆桢处理此事有些莫名其妙，回信道：“国人心有万不可解者：西洋为害之烈，莫甚于鸦片烟，而士大夫甘心陷溺，湉不为悔，数十年国家之耻，耗竭财力，毒害人民，无一引为疚心。一闻修造铁路、电报、开矿，便痛心疾首，群起阻难，至有以洋人机器为公愤者，实不可理喻也！”
此时，丁日昌已经出任福建巡抚，正在台湾考察，李鸿章给他写信，鼓动他在台湾开风气之先，修筑自己的铁路。自从日本侵台后，为了经营台湾，加强防务，福建巡抚冬春驻台湾，夏秋驻福州。丁日昌用半年的时间跑遍了全台，他提出了办电报、开矿山、修铁路等建设台湾的计划。他认为台湾是个狭长的岛屿，布防很难，如果能够修筑从台北到台南的铁路，既便于交通，更利于运兵布防。他上奏朝廷，请求准许修筑台北到台南的铁路，并请求将吴淞铁路的物料运到台湾。
台湾孤悬大海，情形与大陆不同，朝廷觉得在台湾修铁路无大碍，因此让南北洋大臣妥议。李鸿章自然是坚决支持，而沈葆桢在当年日本侵台时曾经赴台筹办防务，提出了修路、开矿等主张，对台湾的发展非常上心，立即下令轮船招商局将铁路器材全部运到台湾。
吴淞铁路只有十几公里，要修台北到台南的铁路远远不够，需要从国外购买大量物料，所费巨大。丁日昌找到台湾富绅林维让、林维源两弟寻求支持，两兄弟答应捐三十万两修筑铁路。可丁日昌还来不及向国外定购铁轨，在山西、河南赈灾的袁保恒就上奏朝廷，请朝廷下令将台湾修筑铁路的捐款转为救灾。
这年因大旱粮食歉收，到了冬春之际，发生了严重粮荒，河南、山西出现易子而食的惨状。袁保恒当时因祖母去世在籍治丧，朝廷便下旨夺情让他复出，到开封救灾。他给各省督抚写信求援，听说丁日昌筹到一笔三十万筑路款，就上奏朝廷说台湾铁路修不修与社稷关系不大，而用之救灾，多到一日便多救活百姓无数，多一两银子就多一锅活命粮。朝廷准奏，令丁日昌立即将捐款解给河南。
丁日昌非常心疼，但如果不答应必然留下千古骂名。他再回头劝林氏兄弟将款捐给河南，然后请闽浙总督何璟帮助筹款修铁路。何璟对丁日昌将精力放在台湾本来就有看法，对洋务更是不感兴趣，他不但不帮助筹款，而且以西征协饷难筹为由，减少了台湾防务经费十万两。丁日昌气得头昏眼花，咳嗽加剧，身体更加虚弱。但他不想放弃修筑铁路的计划，便给李鸿章写信求援。
丁日昌是李鸿章洋务上的知己，两人有十余年的交情，他决心向丁日昌伸出援手。他派天津海关道黎兆棠与英商丽如银行联系，双方谈妥以天津海关税为抵押，帮助福建借款一百万两。然而还未签合同，丁日昌却因病情加重不得不辞职，李鸿章连忙让黎兆棠取消借款，大清自建铁路的计划再次搁置。
这时，刚到天津的盛宣怀听说李鸿章有借款百万两的事情，喜出望外，劝说他不要取消借款计划，而是挪借于轮船招商局，用于购买美商旗昌轮船公司。
美商旗昌轮船公司是当时在中国最大、进入最早的外资轮船公司，已经成立了十三年，曾有过辉煌的业绩：先通过价格战，迫使一窝蜂拥进长江的外资轮船迅速退出；接着，又吃掉宝顺洋行，把怡和洋行挤出长江，获得了长江航线公认的垄断经营权；然后，又把注意力从沪汉线扩展到津沪线，搞垮了惇华洋行等竞争对手，成为北洋航线的主导者，与英商太古轮船公司、怡和轮船公司成为实力最强的外资轮船公司。
上海轮船招商局成立后，本来互相厮杀的三家外资轮船公司转而团结一致，千方百计要挤垮上海轮船招商局。他们的撒手锏就是降低水脚价格，凡是轮船招商局跑的航线，他们都将水脚降低三成甚至五成。轮船招商局不得不也随之降低水脚，以致亏损日重。李鸿章对轮船招商局像自己亲儿子一样，千方百计给予支持，轮船招商局在资金上得到大力支持，且有漕粮固定业务，不但未被挤垮，反而实力越来越强，站稳了脚跟。
三家拼老本竞争的外资洋行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让别人难受的同时，自己也损失巨大。太古、怡和两家轮船公司连续三年没有利润可资分红，而旗昌公司已到了无以为继的地步，开始考虑将公司卖掉。
旗昌轮船公司成立时间久，轮船老旧，以木壳轮船为主，根本无法继续竞争下去，他们认为即使打垮了轮船招商局，自己也风光不再。此时，美国内战结束，国内需求很旺，不如把资金回笼后回国发展。于是托买办向轮船招商局传话，表示愿以二百五十万两的价格把所有的轮船、码头、仓栈全部卖给轮船招商局。
当时总办唐廷枢在福州，盛宣怀在湖北，在局主持的是会办徐润。他觉得机不可失，以他对唐廷枢的了解和两人的密切关系，唐廷枢必定支持。另一个会办朱其昂，主要是负责漕运的协调，没多大主见。最关键的人物就是会办盛宣怀。因为轮船招商局是官督商办公司，这么大的收购事宜，非得获南北洋大臣的同意不可，而与南北洋大臣沟通，非盛宣怀不可。而且二百多万两巨款，没有官款拨借更是不可能，而要争取官款支持，无论是北洋还是南洋，又非盛宣怀不可。于是徐润立即起程前往湖北，面见盛宣怀。
听徐润说明来意，盛宣怀笑了笑道：“雨翁，你又何必大老远跑到湖北来。我这个会办，谁不知道仅挂名而已，你和唐总办一商量不就定了？”
徐润号雨之，所以盛宣怀尊称他一声雨翁。徐润听出盛宣怀话里的不满，的确，在轮船招商局，大计都是唐徐二人定，甚至连盛宣怀有个亲戚想到招商局谋份差，也被唐廷枢拒绝。
“杏荪，我和唐总办无非是忙些商场上的俗务，真正能与南北洋大宪面商的事情，哪一件离得了你？”徐润经商多年，在关键事情上从不拖泥带水，“杏荪，轮船招商局面临着一个改变局面的绝大机会，我们四位必须携手来促成。这件大事，离了唐总办、我还有朱会办，都关系不大，唯一离不开你。如果你不劳动大驾，此事便八字连一撇也没有。”
徐润说得坦白，盛宣怀也是明白人，如果此事办成，他在轮船招商局的地位便无人敢小瞧，所以不再掂酸拈醋：“目前轮船招商局已经有十六条船，如果把旗昌收购过来，又增加十几条船，船多货少，恐怕会亏损更巨。雨翁是商场老帅，不会不明白，有些公司小的时候日子蛮好过，后来贪大扩规模结果把自己扩死了。”
“杏荪说得不错，你的担忧并非多余。不过，今天的情形并非盲目求大。收购旗昌，一则必然增强咱们的实力，二则减少一个对手，从前四分天下，如今三分天下我有一。我们收购旗昌，与直接购买轮船不同，我们接手十几号轮船的同时，也接手了旗昌的航线和老客户。”徐润解释道。
盛宣怀点了点头，又若有所思道：“雨翁分析得有道理。只是我不明白，旗昌为什么单单有意向我们出售，而不是卖给怡和或太古，按说他们更亲密。”
“他们说不上更亲密，不过是旧敌新友罢了。在咱们局子成立前，太古和怡和是旗昌最大的对手，经常联起手来打压旗昌，他们做敌人的时间比做伙伴的时间更长。一想到这些过节，旗昌心里自然不痛快，所以不愿卖给英国人。这只是其一。最主要的，则是无论怡和还是太古，都是商人集股的公司，而咱们招商局则是官督商办，有官府的支持，只要官府决定购买，就一定有实力买得下，银子也更有保障。旗昌最希望的是拿到银子，尽快回国投资。”
“二百多万两是一笔巨款，恐怕南北洋也拿不出来。”盛宣怀也有些迟疑。
徐润解释道：“其实，只要有一百多万两现银，这桩买卖就谈得拢。”
“这又是为何？”
“因为旗昌里面，有不少是华商股份。这些华商的股份，让他们转投到轮船招商局，先说明延期一年或半年付款，就不必拿那么多现银。”
“这也是个办法，不过，早晚也是个大包袱。”
“不然，如果运作好了，这里面有稳赚不赔的诀窍。”徐润微笑着望着盛宣怀。
“愿闻其详。”盛宣怀知道，下面的事情，将直接关系个人的利益。
“旗昌的股票原来每股一百两，现在因为经营不善，已经跌到了六七十两一股。如今以六七十两买过来，半年或一年后实付款，那时候旗昌已经被轮船招商局收购，股票必然升值，我估计，恢复到一百两的原价问题应当不大。”徐润这话就意味着，如果有钱买下旗昌的股票，半年或者一年便有四五成的赚头。
盛宣怀又道：“如果外人知道旗昌要卖给轮船招商局，旗昌的股份会马上升值，那谁还肯把股份卖掉。”
“关键是，轮船招商局买不买旗昌，外人无从得到确切消息。”徐润还是微笑着说话。这就是关键中的关键，知道确切内幕的只限于几个人。而他们只要提前几天动手收购，就可稳赚。等他们买到手后，就不怕旗昌股票升值了。这应该就是徐润对他积极推动此事的酬劳，虽然彼此不必说破。
“好，我既然是招商局的会办，职责所在，当仁不让。只是能否如愿，全在南北洋大宪决断，我不敢说大话。”盛宣怀大包大揽，同时又留下余地。
两个人商量，徐润回上海继续与旗昌秘密接触，而盛宣怀则先去天津，面见李中堂。
听盛宣怀说明来意，李鸿章叹道：“杏荪，你来晚了一步，借债的事情已经辞掉了。而且二百万两巨款哪里能筹得来？这件事情，我只能表个态，北洋支持收购旗昌，但款项却是爱莫能助。”
李鸿章有好几项大计划，购买铁甲舰、开采开平煤矿、创办机器织布局，都需要巨款。盛宣怀心里则在想，为什么丁巡抚修筑铁路的计划北洋能够出面借百万洋债，而到轮船招商局则不成呢？仿佛回答盛宣怀的疑问，李鸿章又道：“万事开头难，好钢要用在刀刃上，北洋对新开创的洋务事业自然鼎力支持，而轮船招商局已经粗具规模，以后要多靠自主经营、自立发展，不能一遇到事情就指望官款。”
李鸿章话已经说死了，却给盛宣怀出主意，让他不妨去找沈葆桢，两江收入多，筹款的路子比直隶要广。但该如何说动沈葆桢，两人又商量了大半天。
盛宣怀到了金陵，沈葆桢因风寒引发重病，已经卧床多日。当差的有些为难，既不忍让沈葆桢抱病谈公事，又不忍拂了盛宣怀的面子。盛宣怀踱着步想了个主意：“这样，你们把我的手本递上去，我在手本中夹一张纸条，见不见，全在大人。”随后，他提笔写了一张字条，上写：“轮船招商局面临一大机会，宣怀急于面禀。”
一会儿之后，戈什哈小步跑出来相邀：“盛大人，总督大人请您进去说话。”
盛宣怀被戈什哈一直引到内宅，沈葆桢在卧室接见他。沈葆桢是福州人，做官也主要是在华南，已经习惯于即便腊月天也是草木并茂、一片葱郁的温暖气候。他五十六岁出任两江总督，不能适应金陵冬季湿寒的气候，虽然房间燃着火盆，仍然不足以驱散寒气。一到秋后，他就开始穿棉袍，让金陵人当成笑谈。他往往昼间办公于榻上，接见僚属于卧室，夜里常常憋闷难眠，一夕数起，危坐达旦。
沈葆桢总督两江后，铁腕整肃，对苏北鲁南的造反百姓严厉镇压，对盗匪惯犯也毫不容情，据说只要盗窃三次，就不问情由押赴刑场斩绝。又有人说，沈葆桢自总督两江，平均日杀三人。这个说法未免夸张，但对造反和盗匪辣手斩杀，却是事实。这与沈葆桢自小养成的强硬个性有关，也吸取了当年马新贻竟在光天化日之下被人刺杀的教训。两江上下，无论官民，对沈葆桢都非常畏惧，面见总督大人被不少人视为畏途。然而盛宣怀与沈葆桢却非常投缘，每次相见彼此都很愉快。盛宣怀见沈葆桢又憔悴不少，鼻子一酸，眼泪就涌出来了。
沈葆桢向他招招手道：“杏荪，真是不好意思，要在卧房里相见，非待客之道。”
盛宣怀拱手道歉：“大人病中，卑职还以公事打扰，实在于心不安。”
“我一入冬就这副样子，没办法的事。我已经向朝廷辞差，可是朝廷不准，就只好尽力而为了——招商局遇到什么事了，被你称为关系甚巨的一大关键？”沈葆桢勉强撑住了身体。
盛宣怀将旗昌有意出卖的情况做了个简要介绍，又将购并旗昌的重要意义分析给沈葆桢听。沈葆桢听了之后若有所思道：“购买旗昌轮船公司一事，的确是利权所系，关系极大。你们应当努力为之，至于经费一节，我自当尽力相助。不过，此事要咨商李中堂，然后会筹具奏。”
盛宣怀并没有报告自己已经见过李鸿章，而且李鸿章已经明确表示难筹巨款。听沈葆桢要与李鸿章相商，不知又会出什么周折。他赶紧找理由促使沈葆桢独自做出决定：“禀大人，时间紧迫，已经来不及了。因为洋人公司每三年更换一次主持人，今年三年届满，还有二十余天就到西历元旦，一旦公司换了主持人，还卖不卖就打了折扣。如果人家改弦更张，再集巨资与英商一起倾轧我们，招商局恐怕永无翻身之日，还望大人从速定夺。”
“杏荪，兼并旗昌后还有太古、怡和等洋轮公司，他们再来倾轧，招商局岂不又要跟着赔累？”要沈葆桢独自拿主意，他不能不更加谨慎。
盛宣怀非常干脆地回应道：“大人放心，绝对不会。旗昌被我们吃掉，太古怡和必被慑服，恐怕要与我们商量共定水脚标准，哪还敢再继续做损人不利己的事？就是他们铁了心非要与我争衡，我们也不怕。收购了旗昌，我们增加旗昌的码头、仓栈和轮船，无论长江航线还是北洋航线，我们都是最具实力的轮船公司，自然不怕他们竞争。”
沈葆桢听盛宣怀说得头头是道，他拿定主意支持购并，但最难的是筹款。两江是大清最富庶之地，但开支也是相当浩繁，全天下都盯着两江要钱，按幕友们的说法，两江是“驴屎蛋子外面光”。以江苏为例，最大宗的收入为两淮盐税、江海关洋税和各局厘金，此三项每年可达八九百万两。但两淮盐税已经全部解往慈禧的万年吉地、惠陵工程以及京饷、西饷。江海关洋税，要拨解江南制造局、南北洋海防以及按期归还左宗棠西征洋债。淞沪厘捐局、苏州牙厘局、金陵厘捐局的收入主要供应淮军军饷，历年积欠已达三十多万两，又欠拨南北洋海防费四十万两。东三省兵饷、甘饷、西宁月饷、西征协饷、滇黔协饷以及各处指拨项目羽书交驰，都是催款。
“二百多万两巨款，哪能说筹集就筹集得到？”沈葆桢虽然已经答应，但二百万两还是为数太巨。
“哪能二百万两全靠大人？卑职等通过动员巨商入股，已经筹到七十万两，卑职还可以筹垫二十万两，向上海钱庄借十万两，江海关道可设法垫借民款十万两。几项总计，卑职等已经筹到一百余万两。需要大人出面筹集的，大约一百万两。”盛宣怀因为已经知道需要缴现银不过一百二十多万两，余款可以分期支付，所以他大胆撒谎，以增强沈葆桢的信心，“这一百万两，只要大人一出面也并非难事。一是可以劝令两淮盐商搭股，每引搭股一两，江西票盐十七万引，湖北十三万引，湖南十三万引，安徽七万二千引，淮北二十九万引，仅此一项可集股近八十万两，就是略打折扣，筹集到六十万两应该没有问题。如果大人再令江宁、苏州两藩台各筹十万两，江安粮道筹二十万两，江西、安徽再多少筹集十几万两，一百万两很容易筹齐。”
在见沈葆桢前，盛宣怀已经拜访过藩台，专门请教了两江的财赋，为的就是提前筹划办法。
沈葆桢听盛宣怀谈两江财政如数家珍，所说办法也的确可行，禁不住笑了：“杏荪，我两江这点家底你倒是摸得一清二楚。你这么一说，我也有点信心了。只是盐商又是捐又是厘，负担太重，不宜再加盘剥，再想想别的办法吧。我有些累了，明天或者后天，我心里有些眉目了咱们再议如何？”
“一切听从大人吩咐。”盛宣怀说完便告辞了。
隔了两天，沈葆桢再次接见盛宣怀，把一份奏折底稿交给他道：“杏荪，我已经密奏朝廷，设法筹集巨款。”
在这份密奏中，沈葆桢指定江宁、苏州两藩司出十万两，江安道和江海关道各出二十万两。其余五十万两，以“此事关系大清收回利权之举，有裨大局”为由，请旨由江西筹二十万两，浙江筹二十万两，湖北筹十万两，凑足一百万两之数。
“如果朝廷批不准，那就再从盐引上做文章，总之一百万两之数，我一定设法筹足，你们一门心思去与旗昌交涉。此事关系重大，你们一定妥善办理。”沈葆桢一边承诺一边催促。
“大人此举，将对招商局产生极大的影响，招商局必定因大人的推动而局面大变，大人的清名也必定载入史册。”盛宣怀没想到事情竟然这样顺利，连忙奉承道。
沈葆桢微微摆手道：“名利于我如浮云，你看我这身体一年不及一年。我趁着在其位，谋其政，多为两江办点实事罢了。”
“大人就是受不了金陵的湿寒，好好调养必能康复如常。两江重寄，朝廷正倚重大人呢！”
盛宣怀并不急于回上海，而是打发一位亲信到上海，从胡雪岩的钱庄取一笔可观的银子，去设法购买旗昌股票。旗昌要破产的消息早在上海传开，因此每股一百两的股票只值四五十两，因为近日传出招商局有可能购并旗昌，略有回升，但也不过五六十两，因为好多人认为，招商局购并旗昌未必是条活路，也许连带着招商局一起完蛋。
等亲信办理得差不多了，盛宣怀才去上海面见唐廷枢和徐润。两人对盛宣怀的手段大加恭维，同时商量盛宣怀争取官款的“酬劳”：“盛老弟为此事花费也不在少数，当然不能让你自己往公事里掏银子。”
盛宣怀谦让道：“我无所谓，只是南北洋两位大宪如此支持，非有所酬劳不可。”
“这是自然，局里准备干股若干，这里有个数目，你看下是否恰当。”唐廷枢接过话茬。
所谓干股，就是未出本钱而送的股份，可年年跟着分红利。招商局创办之初，李鸿章等大员就有相当可观的干股。轮船招商局在南洋地盘，却受北洋遥制，如果南洋大臣要出难题，便寸步难行。所以历任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任上都有干股分红。沈葆桢看重清名，对轮船招商局的干股分红从不领取。当然这次不同，毕竟他出面筹集了百万两巨款，有所酬庸也是应当的。可盛宣怀的意思不能用干股，而是应该直接拿银票。
“只怕沈大人不收，反而受一番训斥。”徐润知道沈葆桢在两江的清名和威名，所以心存忌惮。
“沈大人当然不肯谋私，听说他有意要疏浚秦淮河，不妨捐一笔银子用在秦淮河上。”盛宣怀这样建议。
这无非是为送礼想出的名堂。唐廷枢一听，果断决定道：“好，那就一事不烦二主，这件事就请杏荪勉为其难。”
“不不不，此事我不能做，这是局里的公款，当然由总办或者总办派可信的人去办理。”盛宣怀连忙推辞。送礼最容易“瓜田李下”，分明已经送下了，但又无任何凭据，别人怀疑你入了私囊，就是百口莫辩。
“杏荪不必固辞，局中能与南北洋大宪说上话的，还有第二个人吗？你也别有顾虑，一则局里会在账上做得绝无痕迹，绝然不会给你和大宪们惹下麻烦。”唐廷枢把话说明白。
于是，盛宣怀默认了。接下来，三人又回头谈盛宣怀的酬劳。唐徐二人的意思是局里急需现银，可否以旗昌几百股代替：“每股折价七十两，我敢断定，不出一年必能升到原值。”徐润这样担保，是因为他和唐廷枢在半年前就以四十两一股的价格各购买旗昌近两千股，现在以七十两的价格转送盛宣怀几百股，当然费用要用公款，这是两人商量好的，于公于私可谓两利。
大事定妥，具体签订合同、付款等事项，盛宣怀不愿再经手，因为唐徐两人也不希望他经手。此行收获颇丰，他去了一趟北洋和南洋，分别把公事办妥，然后回湖北大冶与郭师敦会合。
购并旗昌，招商局实力大增，新增轮船十六艘，小轮船、驳船九艘，在上海、汉口、九江、镇江、宁波、天津等地新增码头、栈房、洋楼、趸船等，无论长江还是北洋航线，其实力都是首屈一指。旗昌的股票，也回升到八十余两，势头很好。
然而，太古、怡和等轮船公司并未“慑服”，而是决心联起手来与轮船招商局一较高低。他们分析轮船招商局有三大弊端，一是新增轮船多是旧式木轮，耗煤高而运货少，成本上不占优势；二是债务重，利息高，每年至少要有二十万两的利润才仅够付息；三是衙门作风严重，开支过滥，人浮于事。于是两家轮船公司各添置最新式的轮船跑长江，耗煤低，而载货多。同时，再度降低水脚，上海到汉口货运百斤仅收水脚一钱，到汕头则仅收六分。招商局只好跟着降低水脚，因为船旧耗费和维修成本太高，多行一船便多赔巨款，只好把老旧船只搁置，只拣新船、小船、费省者装货开行，每月亏蚀不少。
李鸿章一直关注招商局的经营，了解到这一情况也很着急，让他徒增烦恼。还有更让他烦恼的事情，他的老对头左宗棠因为收复新疆，由一等恪靖伯赐封为二等恪靖侯。
左宗棠从光绪元年起出任督办新疆军务钦差大臣，光绪二年春刘锦棠进军新疆，当年收复乌鲁木齐、玛纳斯等城，新疆北路阿古柏势力全部肃清；第二年春天，大军越过天山进军南疆，用了不到两个月时间就收复达坂城、托克逊、吐鲁番，阿古柏惊惧万分，服毒自毙，接下来的战事更加顺利，新疆民众纷纷帮助官军收复失地，南八城到了冬季到来前全部收复，伯克胡里、白彦虎率残部逃到俄罗斯，侵占南疆达十四年之久的阿古柏部悉数被歼，新疆除伊犁被俄罗斯占领外，全部收复。光绪四年二月十二日朝廷发布上谕，左宗棠晋为二等侯，刘锦棠为二等男，余虎恩等有功将领也都得到恩赏。
对李鸿章而言，左宗棠封侯对他是一个刺激，自己封伯时间要比左宗棠早，而如今左宗棠已经封侯，而他仍是伯爵。而更让他担忧的是，左宗棠收复新疆，朝廷主战论调高涨，而清流更加张狂。
果然，清流开始把矛头直接对准李鸿章。这几年，清流风头正健，常有人因一个参折而受提拔，所以清流们都在寻找上折的机会。有个江苏籍叫董俊翰的御史，听家乡人谈起招商局的种种传闻，于是上折指责招商局“每月亏银五六万两，因置船过多，载货之资，不敷经费，用人太滥，耗费日增。”尤其用人太滥，奏折中说：“招商局各轮船每届运载漕粮之际，各上司暨官亲幕友，以及同寅故旧，纷纷荐人，平时亦复络绎不绝。至所荐之人，无非纯为图谋薪水起见，求能谙练办公者，十不获一，甚至官员中亦有挂名应差，身居隔省，每月支领薪水者。”这是承漕运的遗习，照例用来“调剂”候补州县的办法，无足为奇，只不过“隔省”亦可“挂名应差”，真是前所未闻。而且这所谓“隔省”显然就是指直隶。董俊翰建议朝廷将招商局收为官办，至少应当严加监督和控制。
翰林院侍讲王先谦也上了一个奏折，笔锋直指盛宣怀，说他挟诈渔利，“收购旗昌时每两抽取花红五厘，私自以七折收购旗昌股票，对换足额，以饱私囊”，又指责他：“滥竽仕途，于招商局或隐或跃，若有若无，工于钻营，巧于趋避，所谓狡兔三窟者！蠹帑病公，多历年所，现在乃复暗中勾串，任意妄为。此等劣员，有同市侩，置于监司之列，实属有玷班联，将来假以事权，亦复何所不至？”因而请旨“将盛宣怀予以革职，并不准其干预招商局务”。
这两个奏折，措辞极为峻厉，按常规理应查办。然而，当时在总理衙门和军机处掌权的沈桂芬与李鸿章有同年之谊，两人关系非同一般。他看出这两份奏折其实都是冲李鸿章而来，决定帮他一把，力求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于是，沈桂芬建议恭亲王下旨“着李鸿章、沈葆桢通盘筹划，于该局经费权衡出入，认真整顿，毋得稍有虚靡。严饬该局，不得以办公名，滥置私人，并饬令该局商总和衷办事。盛宣怀是否有蠹帑病公、以饱私囊著一并查明复奏”。
李鸿章并不急于复奏，而是要好好用番功夫。他的功夫，倒不是去严查招商局各项弊端及盛宣怀的劣迹，而是如何把清流的指责一条条驳回。因为这个苗头非常不好，如果放任清流拿招商局做文章，要弄垮的不仅是招商局，江南制造局、金陵机器局、天津制造局以至福州船政局，哪一个没有这些毛病？当然，他也想借此机会整顿轮船招商局，以免唐廷枢、徐润把持太甚，尾大不掉。
盛宣怀被函招至天津。面对王先谦指责的话，他暗自心惊，却面不改色地对李鸿章道：“购并旗昌与洋人讨价还价以及付款，都是唐、徐两位经手，我根本没参与其事，我向谁去收取花红？说我以七折购买旗昌股票，兑换足额，更是莫须有的罪名。如果旗昌股票能够兑换足额，股票都在个人手中，他们不知道去兑换，偏要我来沾这个光？”
李鸿章知道这事不可能彻查清楚，而且也不必去彻查。盛宣怀是他的得力助手，一方面还要重用他来开煤矿，将来也要用他来办电报，一方面不便处理的烂账不少是经盛宣怀之手设想的办法，盛宣怀被查出毛病，自己必受牵连。因此，李鸿章只好硬起头皮为盛宣怀硬辩。最好的办法就是把一切推到唐廷枢、徐润头上，因为盛宣怀在招商连薪水都不领，而且购并旗昌的确又是唐、徐经手，要洗脱并不难。
对于招商局的批评，李鸿章认为应当以此为机会好好表一表招商局的功劳，同时对所指责各条要一一解释清楚，并说明整顿措施，让外人无可置喙，因此李鸿章又让唐廷枢、徐润到天津反复商讨。两人对董俊翰建议把招商局收为官办一说都异口同声反对，两人都是商人，都为利来，而且两人都有大量股本在招商局，改为官办，全按官场规矩办事，招商局只有死路一条，损失最大的首先就是他们两人。
李鸿章也乐得以官督商办的方式继续经营，届时可以商办为由，杜绝官府过多插手。尤其招商局在两江，商办是拒绝两江插手的最好理由。现在是沈葆桢总督两江，两人有同年之谊，一切都好商量，如果换一个极力与北洋争衡的人总督两江，要插手招商局，岂不是于公于私都很被动？
李鸿章与唐、徐等人反复商讨，又对奏稿反复修改，直到两个月后才正式复奏。
奏折首先说明招商局购并旗昌是利大于弊，“一则水脚收入骤增，往年七十余两，今年有望达到一百五十万两。二则是实力大增，轮船由十二只增加到三十只，成为长江和北洋航线实力最强的轮船公司。三是争得利权，因为招商局的存在，洋轮公司被迫降低水脚，他们降低一两，大清商民就节省一两开支，便相当于增加一两收入。三年多来，因为降低水脚商民节省不下一千五百万两。”
接下来针对董俊翰的指责逐条辩解。先说轮船招商局置船过多问题，“查招商局开办五年，已有自置轮船十二号，迨收买旗昌洋行又添大小轮船十八号。乃英商太古将装货水脚银大减，一意倾轧，局船揽载价亦随减，以致间有停搁，实迫于事势。”整顿办法则是：“拟令该局逐加挑剔，将旗昌轮船年久朽敝者，或拆料存储，以备配修他船，或量为变价归还局本。”
再辩用人太滥。“查该局专讲贸易所用，必其所专，与官场情形隔绝，应由该商总等自行选派，以一事权。”意思是轮船运输不同一般买卖，非内行人不行，总办会办推荐人是理所当然。然后接着说自己并没任用私人，“臣及各关道向无荐人之事，每遇载运漕粮时，各省容有转荐员弁，臣屡饬朱其昂等，不可碍于情面滥行收录。现在各口岸总分各局，共二十七处，需人必多，皆各有职守，并无隔省官员挂名。”
然后再就“每月须赔银五六万两”的说法进行辩解，“查该局先后置买船栈等项，计价银四百二十余万两，其中实本仅分领各省官帑一百九十万两，商股七十三万两，尚短一百六十万两，遂至左支右绌，此由局本不足之故，加以太古洋行跌价倾轧，入不敷出。然每年结算官利，尚敷衍匀结，并无每月亏赔者。”“出入各款，均责成局员权衡缓急，督同司事悉心经理。其账目除局员商总随时互相查覆外，并饬江海、津海两关道于每年结账时，就近分赴津沪各局，认真清查。”
最后则说明招商局“官督商办”的体制不能更改，更不能收为官办，“招商局之设，原为分洋商利权，于国家元气、中外大局实相维系，赖商为承办，尤赖官为维持。英商力与倾挤，商股遂多观望，诚恐亏耗既巨，难以久支，贻笑外人。臣等再四筹维，只得就现有之体制为变通之策，诚不宜收为官办也。一旦官办，不谙商规，则浮漏更甚，难以持久。”
那么借出的官款怎么办？这是李鸿章最着力的地方。他的意思是，官府借给的款项，能够按时获得利息，到期能够还本就行了，没必要以此为由，去干涉招商局的正常经营。李鸿章并不满意于解释清楚，而且要趁此机会延缓官款本息归还日期，因为利息负担太重，已经成为招商局经营困难的重要原因。“现在商本未充，生意淡薄，该关道等与局员筹议，拟请自本年起，将直隶、江苏、浙江、江西、湖北、东海关等，历年拨存该局官帑银一百九十万八千两，予缓息三年，三年后匀分五期，本息还清，以纾商力。”
最后说明，这些办法最终是为了国家和商人的长远之利益。“如此分别秉公调剂，冀得上不亏国，下不病商，根基既固，久远可期，华商应闻风而踊跃，洋商或诚以议和。臣等仍随时严饬该局员商总等，恪遵圣训，和衷办事，勿骛虚名，而鲜实济，勿图小利而误大局，勿畏人言而缩手，铁执己见勿昧机宜，唯以救济时艰毋负委任为念。”这段话最有意思，表面上全是对招商局的要求，其实完全是为招商局撑腰，而且指暗指弹劾之人不以救济时艰为己任。
对盛宣怀，则极力为他辩诬，“在臣处当差有年，廉勤干练，平日讲求吏治，熟谙洋务商情，遂委以会办之衔，往来查察。盛宣怀与臣订明不经手银钱，亦不领局中薪水，遇有要务，则与唐廷枢等筹商会禀。”谈到旗昌一案，说是“即盛宣怀首发其议，亦于大局有功无过。况当日唐廷枢等于洋商已有成议，始邀盛宣怀由湖北前赴金陵，谒见沈葆桢。其事前之关说，事后之付价，实皆唐廷枢等主之也”。
并且还让唐廷枢对购并旗昌一事的经过作一说明，帮盛宣怀辩诬——
职道经手之事，固不便使盛道遭受不白之冤。盛道于收购旗昌一事，仅与职道等主其议，而领款付款，盛道皆未经手，其因公而未因私，不言可知。且其在局从未领过分文薪水；凡遇疑难事件，顾公商酌，无不踊跃，向为各商所钦服。今以清白之身，忽遭污蔑，亦不得不代为声明。
唐廷枢的这个说明，李鸿章作为附片一同上奏。
这一折一片，把对招商局和盛宣怀的弹劾全部顶了回去。奏折一上，无论军机还是总理衙门，无不感叹李鸿章办事的圆滑、强梁和机智。跌倒了，不但不受伤，而且还要捡个便宜。朝廷不但未再追究，而且对李鸿章的奏请完全批准。
李鸿章对这个结果颇为满意，接到上谕当天，邀请署内心腹幕僚及起草奏折的文案喝酒以示庆贺：“我们办实事之人，就应当宠辱不惊，而且要善于在不利中寻找有利。所谓危机，既是危险中也有机会耳！”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这时候，太古、怡和托人找到赫德，鼓动他上了一个《整顿招商局》条陈，直陈招商局总办唐廷枢才能有限，不足以管理如此巨大的企业，导致百弊丛生。他提出按照欧洲的制度组建新式公司，把招商局按三折左右折价给新公司，由洋人出任经理。他认为，如果这样运作，必能使招商局获得新生，所交税厘必定比现在多若干，将成为一个稳定的利源。
赫德认为自己是为大清打算，因为如果不改组，招商局必然要破产亏尽。可他这个建议，无论是洋务派还是清流，都异口同声地指责，认为赫德是明目张胆的侵夺。总理衙门让南北洋大臣妥议，李鸿章则授意盛宣怀对此事发表意见。
刚刚被弹劾的盛宣怀受此重任，明白李鸿章的倚重和向清流示威的意义，因此进行了非常认真的准备，呈上了《对赫德〈整顿招商局条陈〉之意见》，坚决反对赫德成立新局的意见，“该总税务司所称将现在局中各产折实估价，转与新局一法，于新局大有裨益，盖成本既轻，获利自易。而新局成本之轻，即旧局亏本之大。”而面对赫德指责的问题，盛宣怀则毫不回避，提出整顿办法。
首先，他建议购买先进新式轮船。招商局历年购进的轮船，价昂、船旧、耗煤多、行驶慢，装货却少。这就使修理之费极重难支，营运中难以获利。他认为：“欲筹补救之法，莫如将本重而不能获利之船酌量减价陆续出售，将售得之款存放起来，以备随时购买耗煤少、行驶速、装货多的新船。即以三十余号之旧船，换成十余号之新船，亦尚合算。盖修理省而费用少，目前虽似吃亏，久后终能获益。此贵精不贵多之说也。”
其次，是任用洋人管事的问题。赫德的意思，新成立的公司要全部用洋人来主持。盛宣怀不但反对新公司成立，而且坚决反对招商局聘用洋人。购并旗昌后原公司的洋人全部留用到招商局，这些洋人一直未去，他认为对这些洋人“急宜及早斥退，以符定章而免后悔”。
对赫德所提招商局任用私人问题，因为盛宣怀并没有多少亲戚入局，因此毫不遮掩，“局中同事，半属局员本家亲戚，虽其中非无有用之才，而始而滥竽，继而舞弊，终且专擅者不乏其人，留之则有尾大不掉之虑。凡局员之亲戚本家，无论如何出众，均宜引嫌辞去，不得以某人得力为词，出局后如有与局为患者，即唯某局员是问。”
盛宣怀对自己作为挂名会办非常不满，在购并旗昌中又发挥了重要作用，而地位仍然没有改变，对此他一直耿耿于怀，因此借改善管理，对此大发牢骚，并提出轮流主事的建议。“凡人之情，类多喜功畏过。当局务岌岌之时，甚望用人之来，以分其责；及似有转机之际，又深愿用人之去，以固其权。”他建议：“自本年六月为始，在局五人分年轮驻沪局坐办，一切悉归调度，仍以四人副之，和衷商榷，力破积习。坚忍不渝，功过亦五人与共。”
盛宣怀的这个意见，对唐廷枢主政的轮船招商局攻击颇多，他急于谋求实权的心思也暴露无遗，唐廷枢因此非常不高兴，在给李鸿章的信中抱怨局中人不能和衷共济。而此时朱其昂病故，盛宣怀在招商局又少了一个援手，他决定借此机会奋力一搏，上书李鸿章要求在招商局设立督办一职。
然而李鸿章对招商局的形势洞若观火，知道当前关键仍然是召集商股，而此事盛宣怀并不具优势。他未答应盛宣怀的请求，而且去信相劝，人贵自知之明，扬长避短方能成就大业。而对唐廷枢更加重用，奏调他到直隶，专门办理开平煤矿。盛宣怀大为恐慌，只怕要在李鸿章面前失宠。连忙去信解释坚请督办是想为中堂分忧，绝非一己之私。
出乎盛宣怀的意料，当年大计——也就是考核，盛宣怀被判为优等，而且李鸿章奏请送部引见，他评价说：“该员心地忠实，才识宏通，于中外交涉机宜，能见其大，其所办各事皆国家富强要政，心精力果，措置裕如，加以历练，必能干济时艰，为国大用。”几个月后，盛宣怀出任天津河间兵备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