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李鸿章而言，光绪五年（1879年）开了个好头，正月二十二，每三年一次的“大计”（官员政绩考核）结果公布，朝廷下诏“李鸿章宣力有年，实心任事，交部从优议叙”。十几天后又是他母亲八十大寿，慈禧亲笔题写“松筠益寿”匾额以示殊恩，朝廷为此发布上谕——
大学士直隶总督一等肃毅伯李鸿章、湖广总督李瀚章之母年近八旬，特沛恩施，着赏给御书“松筠益寿”匾额一面，紫檀三，镶玉如意一柄，大卷江绸袍褂料二匹，大卷八丝锻袍褂料二匹。
这等殊荣，对李鸿章是莫大安慰，这说明朝廷倚重、慈眷优渥。
二月底，他奏请李凤苞出任德国公使、马建忠随行参赞并兼充驻英公使曾纪泽翻译之事也获准。
李凤苞是江苏崇明人，自幼接受儒家教育，考取了秀才功名。但后来“究心历算之学”，对科举反而没有了兴致。因为他精于测绘，受到江苏巡抚丁日昌的赏识，帮他捐了道台衔，调入江苏舆图局。后来又入江南制造局，历时七年，以经纬线法绘制出地球全图，又因他精通英语，调到制造局译书馆工作，与外国人合作翻译了《行海要术》《克虏伯炮说》《克虏伯炮操法》《营垒图说》《各国交涉公法》等书籍十六册，引起李鸿章的注意。
光绪元年（1875年），李鸿章奏调丁日昌到天津帮办洋务，让他带李凤苞一同北上。李凤苞在李鸿章面前侃侃而谈，评点天下大事，并建议“关外旅顺一口，为京师东北要害，宜早为备”，令李鸿章刮目相看。随即委派他前往旅顺口勘查，准备辟作军事基地。
丁日昌迁福建巡抚兼船政大臣后，李凤苞随行去闽，任船政总考工。后来，李鸿章派遣海军学生去欧洲留学，力荐李凤苞出任留学监督，称赞他“于西洋舆地、学术及各国兴衰源流，均能默讨潜搜，中外交涉要务尤为练达，实属不可多得之才，以之派充华监督，必能胜任”。
光绪三年（1877年）二月十七日，李凤苞与洋监督日意格一起率领大清第一批海军留学生起程赴欧，并将留学生按办理海军所需，划分驾驶、制作、矿务、国际公法等专业，安排进入英、法等国大学和制造工厂学习。
光绪四年，因为驻英公使郭嵩焘和驻德公使刘锡鸿闹得不可调和，朝廷决定撤回两人。郭嵩焘和李鸿章力荐曾纪泽为驻英公使，李凤苞为驻德公使。
曾纪泽是曾国藩的长子，袭封一等侯，四品京堂，又精通英语，朝廷很快发布上谕，令他出使英国。而李凤苞则觉得资历不够，一拖便拖了半年。李鸿章之所以属意李凤苞，是看重他对西洋船炮很有研究，计划将来由他考察订购铁甲舰。所以再次上书总理衙门称“李凤苞才可胜任公使，宜速补发国书，并授予记名海关道，稍崇体制，尽快出使”。朝廷很快下旨，赏李凤苞三品卿衔，以海关道记名，充任出使德国大臣。
正在感慨的时候，李鸿章又收到福州递来的信，是琉球设在福州的领馆发来的。李鸿章心又一缩，肯定是日本又在琉球生事了！
琉球是大清的属国，一直年年纳贡。同治十三年（1874年）日本以琉球国民在台湾被生番杀害为由侵略台湾，双方签订《北京专条》，清廷竟然赔给日本五十万两银子，虽然清廷玩文字游戏，不称为赔款，但侵略却能得到实惠，这刺激了日本的野心。第二年，也就是光绪元年，日本就派兵进驻琉球，并强迫琉球改用日本年号，不准向大清纳贡。琉球国王密遣紫巾官尚德宏向大清求救，尚德宏到了福州向福建巡抚丁日昌和闽浙总督何璟递交救援国书，何璟和丁日昌联衔奏报朝廷。总理衙门大臣们认为，琉球一直向大清纳贡，列国尽知，不是日本想阻止就能阻止得了，因此并没太在意，只是命令刚出使日本的何如璋向日本交涉。
何如璋一到日本，就向日本外务卿井上馨提出抗议。日本想知道大清对此事的真实态度，便指令井上馨问道：“你如果是个人询问，我们没有回答的义务。你如果是代表国家交涉，那必须有授权书。”
授权书当然没有，公使就是专为交涉两国事宜，何必授权书？何如璋就把朝廷给他的上谕抄件交给井上馨，说明此事是代国家交涉。上谕说：“琉球世守藩服，岁修职贡，日本何以无故梗阻？是否籍端生事，抑或另有隐情？着即传知出使日本大臣何如璋等，相机妥筹办理。”日本没想到大清对此事的反应如此平淡，不但没有一句强硬的表示，尤其“抑或另有隐情”一语，简直是在为日本开脱。日本内阁据此认为，这说明中国依然懦弱，因此决定采取进一步计划。他们回复何如璋，说琉球是日本属国，外人不能与闻，琉球不但不能向中国纳贡，而且自本年起还要向大藏省交税。这一决定，将琉球降与日本郡县一样的地位。
何如璋对日本人的野心看得清楚，他上奏朝廷，说日本到现在还没有把琉球废为郡县，就是因为摸不清朝廷的态度。如果朝廷此时不采取强硬的措施，日本就认为大清害怕战争，他们就有可能将琉球废为郡县，那时候再交涉就晚了。他认为应该向日本表示不惜一战的决心，因为日本国库并不充足，国内不稳，军力有限，陆军常备军只有三万，海军只有四千人十五艘舰船，因此日本也不敢贸然启衅。对日本的交涉不能存在和平幻想，如此下去，琉球必然被吞并，接下来，日本就会吞并朝鲜。
李鸿章认为不能轻启战端，而且以武力威胁日本显得太无大国气度。他复信给何如璋道：“为争小国区区之贡物，得虚名而失远略，非唯不暇，且亦无谓。”他给何如璋出主意，请各国驻日公使出来评论，给大清主持公道。
何如璋拜访各国公使，希望他们主持公道，但各国公使无一肯出面。何如璋便请他们写几句支持的话，由他转达。公使们就写“希望中日两国妥善解决”“希望中日两国以和为贵”等不痛不痒的话。何如璋拿着这些材料去与外务省交涉，井上馨根本不出面，说此为日本内政，何劳他国费心？出面接待的人等何如璋告辞时，小声说话而又故意让他听见：“一个国家不争气，反而指望别人主持公道，真是异想天开。”
日本人回答何如璋喋喋不休的交涉，是直接宣布琉球为冲绳县，国王尚泰立即到东京听候决定。琉球一心巴望宗主国能够救他出水火，为了拖延以待救兵，世子去东京亲自向天皇哀求，说国王病重，希望能延缓起行。同时密令紫巾官尚德宏向大清求援。李鸿章此时收到的，正是尚德宏的乞援信。
尚德宏在求援信中说，日本要灭数百年藩臣之祀，国王世子皆已被囚，举国上下主忧臣辱。琉球国民生不愿为日国属民，死不愿为日国厉鬼，李中堂威惠天下，希望能够速赐拯援之策，兴问罪之师。
要兴师问罪谈何容易？日本远在海中，大清没有铁甲舰，如何渡海兴师？何况俄罗斯正虎视眈眈。李鸿章坚持定见，绝对不能与日本失和。
朝廷也很为难，堂堂属国被日本人废为郡县，大清连大气也不敢喘，却让何如璋口舌争之，正如民间俗话所说，嘴头子抹石灰——说了白说。正在为难之时，美国前总统格兰特到中国游历来了，而且还要游历日本，于是李鸿章建议朝廷，可托格兰特到日本时为中国交涉，因为日本对美国的意见非常看重。
格兰特这次到中国，表面上是游历，其实是为修约而来。十几年前，美国因为缺乏劳动力，指令驻华公使蒲安臣与大清签订《中美天津条约续增条约》（也称《蒲安臣条约》）时，有一条规定“大清国和大美国准许民人前往各国，或愿常住入籍，或随时来往，总悉听自便，不得禁阻为是”。然而，美国因为内战后投资猛增，生产过剩，去年爆发经济危机，很多工人失业，群情激**。美国政府为了平息事态，散布言论说是华人抢了白人饭碗，煽动排华风潮。格兰特来华就是修改条约，对入美的华人进行限制。他提出这一要求，恭亲王几乎不假思索就答应了，因为他要托格兰特调解中日琉球问题，而且他认为华人去不去美国，对大清没有任何影响。
格兰特没想问题很容易得以解决，因此也很痛快答应帮忙调解。他希望了解详情，恭亲王告诉他道：“阁下路过天津的时候去见李鸿章，这个问题他最清楚。”
到了天津，当天下午格兰特就由美国驻天津副领事毕德格陪同前往总督署拜会李鸿章。说起恭亲王所托使命，格兰特问道：“请问中堂阁下，琉球是什么时候成为中国属国的呢？”
李鸿章应道：“前明洪武年间，至今已五百余年。”
格兰特又问道：“哦，时间的确很长，比美国历史久远多了。那么，琉球不向中国纳贡有多少年了？”
“从光绪元年开始，不到五年。是日本阻止他们纳贡，他们一直承认是大清的属国。”李鸿章又拿出尚德宏的求援信让格兰特看。
格兰特不太明白藩属国的含意，他便以殖民地的标准来衡量，各国在殖民地中首要的就是推行宗主国的语言和文化，因此他又问：“琉球是否使用中文？”
“使用中文，而且都能阅读中国书籍。”李鸿章又拿出中日两国签订的友好通商条约说，“你看，中日两国条约载明，两国所属邦土，各宜互相尊重，不得稍有侵犯，共策安全。按中国文字的意思，邦就是属国，土就是领土，邦土就是所有的属国和领土。”
毕德格此时插了一句话道：“可惜你们两国当初立约时，没有把贵国的属国朝鲜、琉球、越南等明确提出。”
“我大约明白了，琉球是大清的属国，日本为了扩充领土占领了它，大清所争的是国土而不是贡物，我很愿为贵国效力。”格兰特若有所悟。
接着，两人又开始闲谈。李鸿章从征战太平军起家，又平定捻军，可以说是战场上打出来的功名。而如今又对大清军事外交发挥着重大影响力，不愧为大清的柱石；而格兰特毕业于美国西点军校，在南北战争后期任联邦军总司令，屡建奇功，最终彻底战胜南方联盟军，并出任美国第十八任总统。两人英雄敬英雄，惺惺相惜，互赠了照片。
格兰特在中国的活动日本驻天津领事随时向国内报告。格兰特虽然是卸任总统，但他的国际影响力不可小视，因此日本对格兰特的接待非常隆重，将他安排在海边的行宫中，每天都有亲王相陪。格兰特很看重自己的使命，因此第二天他要求与外务卿井上馨会谈。见面后他便表达了自己的观点：“琉球是中国的属国，日本占领是不对的。”
“琉球几百年前就是日本的属国，琉球各岛本来就隶属于日本。”井上馨也一开始就表明了自己的立场。
“可是琉球向中国进贡，已经有五百多年的历史了。”
“琉球进贡中国不过虚名，只是为了来往贸易获利方便才如此，就如同向贸易伙伴赠送礼物一个道理。”井上馨的话真真假假。
“我在李中堂那里看到了琉琉国官员的求援信，他们承认自己是中国的属国。”
“我这里有条约，中国朝廷承认琉球是日本属国。”井上馨拿出中日签订的《北京专条》，“当年琉球属民被台湾生番杀害，我国因此进兵台湾，代表琉球兴师问罪，所以中日两国才商议赔偿。琉球为日本所属，不但世界各国都知道，而且毫无异议地载入条约。”他又挑了几句念给格兰特听，“兹以台湾生番曾将日本国属民等妄为加害，日本国本意为该番是问，遂遣兵往彼，向该生番等诘责。日本国此次所办，原为保民义举起见，中国不指以为不是。中国都已经承认日本保护琉球属民是保民义举，琉球怎么可能是中国的？”
格兰特见条约白纸黑字，实在无可辩驳，但他凭直觉判断，李鸿章说得也有道理。
外务卿见格兰特有些游移，就抛开《北京专条》道：“先不说条约。阁下请想，如果琉球是中国的，那么我们当初兴师台湾，中国必不答应，必定不惜一战。中国在台湾的军队是日本的三倍，可是他们没敢开一枪，就是因为日本师出有名，台湾生番的确杀害了日本国属民。”
当年中国的确没有对日军动武，这一点格兰特是清楚的，听井上馨如此分析，他也无话可说。
随后两人闲谈，井上馨对中国不肯开化大发议论：“如果中国能像日本一样接受欧洲文明，效法欧洲，与他们打交道就不会这么难了。”
格兰特的调停没有起到作用，他很为之遗憾，同时也颇多感慨，回国前他给李鸿章写了封长信，介绍了他与日本交涉的经过，并毫不隐瞒地讲了自己的感受——
依我看来，中国若不自强，外人必易生心欺侮。在日本人心中，每视中国懦弱，它挑起的事端没有不成功的，它于是看不起中国，更加什么事都做得出来。日本以为不但琉球可并，即使在台湾以及各地兴兵侵占，中国也不过是口诛笔伐支吾塞责而已。日本如同一只幼虎，中国一再忍让，今天喂他一块肉，明天喂他一块肉，等他长大了，必定要吃掉喂他肉的人。而且他会说：这不能怪我，要怪只能怪你自己，谁让你喂养我呢，既然如此，你就要负责到底。
中国最大坏处在弱这一字，我心甚爱中国，实盼中国用好法，兴利除弊，勉力自强。中国人皆灵敏英勇，勤苦省俭，倘若能采取西法，国势必能日见强盛，成为天下第一大国，谁能侮之？即使是以前所订条约吃亏之处，也可慢慢商议修改。日本数年来采用西法，始能自立，中国亦有此权利。中国如愿意真心与日本和好，不在条约而在自强，自强则日本就不敢心生歹念。
虽然日本不以占领琉球为非，但日本还是愿意与中国协商此事。再过一个星期，我就要启程回美，日后如能听到中日两国为琉球事已经谈妥，并有永远和好之意，我更会为此而万分高兴。
李鸿章收到格兰特的信，失望而又感慨万端。他把格兰特的信抄录一份寄给恭亲王，并附信道：“格兰特所言极有道理，大清再不效法西洋求自强，列国将欺凌更甚，日本必心生歹念。此信真应该让那些蔑视洋务之辈一阅。”
恭亲王看罢李鸿章的信，又递给沈桂芬道：“李少荃有时候就像个孩子，他要把格兰特的信给大家看，大家必定骂格兰特是日本走狗，骂李鸿章是走狗的走狗。”
“大家未必骂格兰特，也许他们会认为这封信是李鸿章假造的来羞辱中国人的。到现在不是还有人说，英国、法国、美国、俄国这些国家实有其国，什么西班牙、葡萄牙都是汉奸洋奴编造了来吓唬人嘛！”沈桂芬比较细心，说完这些，他话锋一转道，“从这封信看，日本也没把事做绝，‘还是愿意与中国协商此事’，那不妨让他们派使臣来，坐下来谈。”
恭亲王觉得有道理，于是总理衙门照会日本驻华公使，可以派使臣来商谈琉球问题。然而，日本外务省接到照会后认为，如果正式派出使臣，岂不证明中国的确跟琉球关系非同一般，而且中国要日本派使臣日本就派，那不显得日本唯中国之命是从，日本之尊严何在？但日本政府又不愿放弃这个机会，因此示意驻华公使森有礼直接与中国政府谈。
森有礼时年三十岁，他十八岁时就去伦敦大学学习，明治维新后又赴美国学习，极力倡导日本应当全面欧化。他本人着西装，剪短发，手杖不离身，说话时喜欢像欧洲人一样耸肩膀。总理衙门的人看不惯他，说他是假洋鬼子，他也看不惯总理衙门的人，背后称他们是“一帮土老头”。总理衙门的人就让他去与李鸿章谈，说琉球问题朝廷已经授予李鸿章全权。
森有礼见到李鸿章，开门见山道：“琉球属日本国土已经很久了，如今废为县，纯是日本内政，不知为什么贵国如此关注？”
李鸿章对一身洋服的森有礼本能地反感，洋人着洋服因为他是洋人，你日本连文字都是取自中国，还装什么蒜？便冷淡地回应道：“琉球向中国纳贡已经五百余年，琉球历任国王都受中国皇帝册封，什么时候成了日本属国？”
“琉球接受中国册封，不过像欧洲诸国接受教皇加冕一样，是个礼节上的仪式，并没有实质意义。”森有礼不以为然。
李鸿章冷笑道：“琉球向中国纳贡、受册封都不算中国的属国，那日本有什么证据？”
“我们有琉球国王的证明书。”
“琉球国王被你们拘押，证明书是不是出于自愿就说不准了。”
森有礼知道在这个问题上争执下去，对日本不利，于是转移话题道：“中日两国一衣带水，人同其种，书同其文，正应同心戮力维护东亚共荣。中国准许西方国家到内地经商，给予最惠国待遇，可是日本商民却排除在外，厚此薄彼，实在令人感慨。”
“你说得不错，中日两国人种相同，日本文字都是学的中国，何必事事学洋人，我看日本就不必跟在洋人后面要什么最惠国待遇了。”
森有礼没想到李鸿章一句话就把他想要的通商权堵了回来，而且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心中感叹中国人就是善于玩口舌之争。
而李鸿章则认为森有礼被驳倒，心里想你后生小子，自诩少年才俊，要论理你比老夫差远了。他扫了森有礼一眼后又问道：“森大人多大年纪？”
“整三十岁。”
“不过而立之年。看森大人一身洋气，是到过西洋？”
森有礼感觉得出李鸿章的蔑视，便挺直腰板道：“自幼出外国周游，在英国学堂三年，环地球走过两周。”
见他这样回答，李鸿章笑问道：“那森大人的西学想必是很深厚了，依你看，中西学问如何？”
“西国所学十分有用，中国学问只有三分可取，其余七分仍系旧样，已无用了。”森有礼毫不客气地回答。
李鸿章又问：“日本西学有七分么？”
“五分尚没有，哪来七分。”
李鸿章看了看森有礼的西服，笑道：“日本衣冠都变了，怎说没有五分？”
跟随森有礼同来的书记官郑永宁答道：“这是外貌，其实质尚未尽学会。”
“既然服装是外貌并非实质，又何必一意效仿？”
森有礼答道：“其原因很简单，只需稍加解释。我国旧有的服制，正如阁下所见，宽阔爽快，极适于无事安逸之人，但对于多事勤劳之人则不完全合适。勤劳是富裕之基，怠慢是贫枯之原。我国不愿意怠慢致贫，而想要勤劳致富，今改旧制为新式，对我国裨益不少。”
“衣服旧制是体现对祖先遗志的追怀之一，其子孙应该珍重，万世保存才是。”
“如果我们的祖先至今尚在的话，无疑也会做与我们同样的事情。就说一千年前，我们的祖先不是看到贵国的服装优点就加以采用吗？不论何事，善于学习别国的长处是我国的好传统。”森有礼对此极不赞同。
李鸿章对森有礼在他面前卖弄口舌有些不快，毫不客气地说道：“话虽如此，阁下对贵国舍旧服仿欧俗，抛弃独立精神而受欧洲支配，难道一点不感到羞耻吗？”
森有礼昂然答道：“毫无可耻之处，我们还以这些变革感到骄傲。这些变革绝不是受外力强迫的，完全是我国自己决定的。正如我国自古以来，对亚洲和其他任何国家，只要发现其长处，就要取之用于我国。”
“我国绝不会进行这样的变革，只是军器、铁路、电信及其他器械等必要之物和西方最长之处，才不得不采之外国。当然，西洋各国有些好的规矩，我们也不拒绝学习，比如重视遵守条约，是有利于万国之间和睦相处的。”李鸿章慢慢又把话题转了回来。
森有礼生硬地说道：“条约没什么用，有用的是实力。有实力，就可以签订有利的条约，没实力，只能签订丧权辱国的条约。”
“那你又何必与我来谈琉球问题？”李鸿章终于忍不住火气上来了。
“琉球问题，我个人谈了也没用处，总要等鄙国朝廷的意见。”
李鸿章端起茶碗到唇边一抹，门口的仆役大声喊道：“中堂大人请喝茶。”
这是逐客令，森有礼向李鸿章鞠了一躬，转身扬长而去。
李鸿章点着森有礼的背影道：“这就是个典型的日本人，毫无信义羞耻。”
走出督署大门，郑永宁问道：“真不明白，李鸿章为什么对公使的衣服耿耿于怀？公使为什么要在这些小事上与他费口舌？”
森有礼解释道：“这绝对不是小事情。我和李鸿章所谈的是衣服问题，可我看到的并不只是衣服问题。中国上层分为顽固派和洋务派，顽固派一切都不肯学习欧洲文明，而洋务派则以效法西洋标榜自己。李鸿章自许为洋务派中的洋务派，可依我看，他与顽固派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他们在根本思想上没有多大区别。”
“李鸿章经常被清流攻击，就是因为他倡导洋务，公使为什么说他与顽固派没有区别？”郑永宁有些不理解。
“李鸿章的洋务运动只学欧美的军器、铁路、电信及其他器械，而欧洲的思想、欧洲的制度他们是不肯学习的。这就是他们标榜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所以可以断定，中国的洋务运动，无法与我们的明治维新相比。”
郑永宁摇了摇头说道：“我不能同意公使的观点，中国人的江南制造局、金陵机器局、福州船政局以及轮船招商局，都取得了不俗的成就。”
森有礼断定道：“这个问题，你等十年、二十年后再来和我辩论。一个国家的改革，如果只从皮毛上动手脚，不能上下一心共同推进，只能半途而废。”
“以我个人观察，李鸿章在洋务运动上是非常尽力的，他的成就也不可小视。”郑永宁还是不能相信公使的话。
“你只看到了问题的一个方面。我国的改革从天皇陛下到内阁诸大臣再到各级官员甚至普通百姓，都取得了一致，在学习欧美上几乎没有一点杂音。而在中国，他们还以天朝上国自居，反对向欧美学习的人占了绝大多数，太后没有坚定的立场，军机大臣和总理衙门大臣许多时候也只能对反对者一再让步，极力推动洋务运动的只有李鸿章为首的几个封疆大吏罢了，这样一场事关国家命运的大变革只靠几个李鸿章怎么行？所以，中国的洋务运动只能是走一步说一步，走两步退一步，将来绝对无法与日本的明治维新相提并论。”森有礼说破了其中的根源。
郑永宁感叹道：“阁下这样说，我就明白了。在中国，李鸿章想干任何一件事情都会引发争论，根本原因就在这里。”
“对，中国人从来是一盘散沙，让他们争论好了。在他们争论的时候，给日本几十年的时间，就会完全超越这个看似强壮的巨人。”
过了几天，森有礼派郑永宁送一件照会到李鸿章的总督署，是日本政府关于琉球问题的意见书。这书先说明琉球属日本国土，然后再说明中日一衣带水，应当世代友好，最后说正是本着友好的原则，日本愿将琉球南部的宫古岛、八重山岛让与中国，中国则应当允许日本到内地经商，而且应当给予日本最惠国待遇。
李鸿章觉得如果把两个岛收回来，然后交给琉球国王，让他去治理，琉球国依然可以保存下去，因此日本的方案似乎可以考虑。可李鸿章的信递到总理衙门的时候，总理衙门正在焦头烂额，因为崇厚与俄国签订的条约丧权辱国太甚，舆论一片哗然，皆曰崇厚可杀，并不惜与俄国一战。恭亲王见到信后叹道：“现在这个样子，如何顾得上琉球，更不能与日本开衅。把日本的方案发给南北洋大臣及闽浙督抚，先让他们议议。咱们先顾崇地山惹的麻烦。”
崇厚是上年五月作为全权大臣出使俄罗斯，专门商议归还伊犁问题的。派崇厚出使，是军机大臣沈桂芬力荐的结果，因为大清能办外交的人才实在太少。当时郭嵩焘在英国，已经免去驻英公使之职，正是心灰意冷，让他去俄国肯定不行。曾纪泽懂英文，对国际法也有研究，但已经派驻为出使英国大臣，李风苞也打算派为出使德国大臣，何如璋准备出使日本，陈兰彬则在美国。数来算去，只有署奉天将军崇厚还有点外交经验，当过三口通商大臣，天津教案发生后又去法国道歉，总归是出过洋的人。于是，崇厚衔命出使俄国。
满人不读书，以骑射傲人，后来大多骑射也荒废了，却以不读书为傲。不过，他们都效法太祖努尔哈赤以《三国演义》为兵书。崇厚此行，自己觉得如同东吴讨荆州，讨不来就打，结果是两败俱伤。他这次讨荆州，却无论如何是不能打，朝廷不愿打，他认为就是愿打也不能打，因为打不过。所以，只要俄国人答应还给伊犁，朝廷面子上好看了，清流们气也顺了，那他就是大功一件。至于暗里吃点亏，也没什么。这些年来，但凡与洋人交涉，哪有不吃亏的？俗话说，吃亏是福，吃小亏占大便宜。如果不肯吃亏，大打出手，国家元气大伤，他的前途也玩完。崇厚有这番心思，又加性格懦弱，所以被俄国“外交部尚书”格尔斯连哄带骗加威胁，半年后在里瓦几亚签订了《交收伊犁条件》十八条。这十八条条约，除第一条说明俄罗斯将伊犁交还中国，第十八条说明如何换约外，其余十六条全是中国的义务，概括起来大约三大部分：一是割让土地，中国仅收回伊犁城，但伊犁西境霍尔果斯河以西、伊犁南境特克斯河流域以及塔尔巴哈台（今新疆塔城）地区斋桑湖以东土地却划归俄属。二是赔款，赔偿“代守”伊犁兵费及恤款五百万卢布（合银二百八十万两）。三是通商，俄商在蒙古、新疆贸易免税，同时增开尼布楚至库伦、科布伦多至归化、经张家口转天津三条通商路线。由陆路运入天津、汉口的俄国货物，进口税减低三分之一。开放松花江，俄商在嘉峪关、乌鲁木齐、哈密、吐鲁番、古城、科布多、乌里雅苏台七处增设领事。
看到这份条约，就连一向主和、忍让的恭亲王也觉得这条约签得太荒唐。伊犁名义上归还，可西、北、南三面大片领土全属俄国，伊犁成为孤城，这还怎么守？除了赔款，还要给俄国这么多的商业利益，不要说眼里揉不得沙子的清流不满意，就是最体谅恭亲王的军机大臣和总理衙门大臣也一致觉得这个条约让得太过分。
恭亲王让总理衙门立即指示崇厚先不要签字，等待朝廷下一步指令。这个指示先以五百里加急送到上海，再通过电报传到俄国。从上海到俄国电报一天就到，可是从北京到上海，五百里加急也要七天。结果电报到俄国的时候，崇厚已经离开俄罗斯回国了。因为他觉得自己是全权大臣，自己签了字只待朝廷批准就是，他在俄国也无事可做，而且回国要两个多月的时间，他最好能在天寒地冻之前回到京城，不然俄罗斯的酷寒就是一劫。
“崇地山真是荒唐！荒唐至极！”沈桂芬气得直跺脚。
崇厚出使俄国是沈桂芬极力推荐，崇厚获咎，他这举主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恭亲王等无不体谅沈桂芬，只能在暗中设法挽回。他密谕左宗棠、李鸿章和沈葆桢密陈参酌。国有大政，密商于封疆重臣已是惯例。左宗棠领军西北，当然要听他的意见，而南北洋大臣，则是中外瞩望。
三人还未复奏，条约的内容却已经外泄。舆论哗然，张之洞率先上奏。
张之洞，直隶南皮人，聪明绝顶，十三岁就成为秀才，十六岁中头名举人，二十六岁中探花。从同治二年授七品翰林院编修，其间两任学政，光绪三年回京再任翰林院修撰，十四年间只升了一级。且囊中极为羞涩，就连过生日也是典当夫人的嫁妆才得以置酒自祝，已过不惑之年的张之洞不得不考虑自己的出路何在。此时，京中正是以李鸿藻为首的清流扬眉吐气的时候，而放言高论，正是他的长处，所以他很快投入李鸿藻门下。
光绪四年先是弹劾总理衙门大臣、户部尚书董恂不恤荒政，为朝中“奸邪”，虽被驳斥，但其老辣文笔及横溢才华为清流激赏，当月补正六品国子司业；本年三月又弹劾四川东乡知县孙定扬“苛敛激变”，朝廷再派钦差，终于把拖延了三年之久的大冤案平反，两个月后张之洞便出任从五品司经局洗马，两年时间升了两级。
张之洞扬眉吐气，成为清流派健将，崇厚误国这样的好题目他岂能放过？他三天两夜未睡，上《熟权俄约利害折》，慷慨陈词，逐条分析《里瓦几亚条约》对中国的严重危害，力陈“俄约有十不可许”“必改此议，不能无事；不改此议，不可为国”。要求朝廷立即将“误国媚敌”的崇厚“拿交刑部，明正典刑”，以为后来者戒。他主张将沙俄的侵略行径及中国改议条约的缘故“布告中外”，同时“急修武备”，准备与沙俄一战。最后，他在奏疏中写道：“臣非敢迂论高谈，以大局为孤注。唯深观局势日益艰难，西洋挠我榷政，东洋思启封疆，今俄人又故挑衅端，若再忍之让之，从此各国相逼而来，至于忍无可忍，让无可让，又将奈何？不以今日御之于藩篱，而待他日斗之于庭户，悔何及乎？”
张之洞弹折一上，从恭亲王到总理衙门大臣都不知道该如何是好。又听说张之洞与张佩纶等正天天相商，计划连上弹折，非要崇厚的命不可。见形势刻不容缓，恭亲王急令道：“别等人家逼得无路可走了，马上商议崇地山的处分，先交部议处再说。”
这时候又有消息说，清流干将张佩纶母亲去世，他已经打点行装，准备丁母忧。恭亲王听了这个消息，舒了口气说道：“总算去了一名干将，不然清议如何了得？”
张佩纶原籍是直隶丰润，但他的母亲却一直生活在杭州仁和，因此他要从天津乘轮船南下。李鸿章早就派人在天津城西门等着，一见到张佩纶，就请他过署请教。两人相见，李鸿章先请他节哀顺变，然后自然谈起崇厚丧权辱国的条约来：“崇地山是全权大臣，既然他已经签约，我们不认，便是其曲在我。”
张佩纶是清流干将，有什么说什么，加以母丧悲痛，脾气更加偏激：“中堂这话不对，曲不在我，而在俄罗斯。当初说我们一收复新疆就归还伊犁，可是如今他却不肯还，怎么说其曲在我？”
李鸿章又解释道：“俄罗斯不是不还，而是要讲讲条件，崇地山前往俄国就是与他们讲条件。讲好了条件，我们却又不认，不是其曲在我？”
“大清的地方又没请他来守，凭什么他要讲条件？”张佩纶有些义愤填膺。
“凭什么？凭他们比我国力强。”
“国力强也要讲道理。”张佩纶拿出张之洞的折稿抄件，“这是张南皮的《熟权俄约利害折》，已经是洛阳纸贵，中堂应该仔细看看。”
李鸿章一口拒绝：“我不看。清流之辈，无非少年新进，毫不更事，亦不考究事实得失、国家利害，随便寻个题目，信口开河，畅发一篇议论，借此以出露头角，而国家大事已为之阻挠不少。”
“中堂对清流偏见太深。我辈只有手中一支笔，不如此便无生计。”
清流行事，往往高谈阔论，端着一副大义凛然、忠恕仁孝的架子，没想到张佩纶如此实话实说。闻言，李鸿章禁不住笑道：“幼樵倒能说实话。”
“在中堂这里，我没必要矫揉造作。我还有更难听的实话，中堂对洋人太过畏惧。有人说，左帅办洋务，越办骨头越硬，中堂办洋务，骨头越办越软。”这话李鸿章听说过，但这么当面对他说，张佩纶是第一个。对眼前这个清流干将，李鸿章是又恨又敬。
张佩纶继续道：“比如左帅当年，豪气冲天，一意收复新疆，可是中堂却认为新疆北有俄国，南有英国，到时候两国必然干预，而且千里转运，不可能收复。结果，左帅一鼓**平。左帅也不是不知道收复新疆的困难，可是他不怕，他有血气，所以他完成了收复新疆的大业，百年之后，必被人赞一声中华之功臣。再比如同治十三年日本侵我台湾，大家都说，如果左帅主政闽浙，必不让倭寇得逞。可是中堂却与他们签订条约，赔款五十万两，留下无穷祸患。”
当年签订《北京专条》完全是总理衙门一手操办，张佩纶却说是他李鸿章签订，真是岂有此理。李鸿章不得不出言澄清：“幼樵，你不要信口雌黄，《台湾专约》与我何干？”
“与中堂无关，世人却以为与中堂有关，这是为何？就是因为中堂差在血气二字上。”张佩纶说，“我还是认为，一个人，一个国家，还是要有点血气的，就是俗话所说，宁让人打死，不让人吓死。中堂必须承认，有血气的人不会轻易受欺，他就是身体弱些，气势也能把人镇住。”
“我不生气。你们这些清流就如同毫无牵挂的孩童，可以上墙爬屋，可以危墙上折跟头，可当你们像我一样头上顶一篮子鸡蛋的时候，就得小心翼翼，就不能逞匹夫之勇，拼什么血气。关键还是国家要强，就连美国的前总统也说，倘若中国能采取西法，国势强盛，谁能侮之？”
李鸿章翻出格兰特的信递给张佩纶看，他看完了道：“中堂只看到了一个方面，格兰特的意思前面说得再清楚不过，你看：在日本人心中，每视中国懦弱，它挑起的事端没有不成功的，它于是看不起中国，更加什么事都做得出来。这不就是说，日本人敢欺中国，是因为中国太懦弱？”
李鸿章看过这封信无数次，可每次着眼的都是“自强”二字，根本没注意“懦弱”一词。而且不用争辩，格兰特确实有中国太过懦弱的感慨。
“懦弱也罢，没有血气也罢，骂我的话还有更难听的。我不怕。我忍它、避它、由它、耐它、敬它、不要理它，再过几年且看它。世间有两类人，一类人只注意过程，要的是过程好看；有一类人要的是结果，不管眼下好看不好看，舒服不舒服。比如楚汉时的项羽，他就是太关注过程，最后关头大势已去，他反要打足精神一展勇悍身手，对于敌人，不过是炫技，对于他自己，不过是过过瘾，与结局何益？刘邦则关注的是目的，老爹都要变成肉酱了他也面不改色，骂他流氓，他笑嘻嘻地浑不在意，他可以杀掉自己欣赏的人，也可以赏给讨厌的人一顶大大的乌纱。可是，最终他是大汉的开国皇帝。”
李鸿章这番感慨有些离题太远，两个人又回到琉球的问题上。说到琉球的解决办法，李鸿章赞同总理衙门的意见，把琉球南部两个岛接受下来，再交给琉球国王，让他保住琉球国。
“这绝对不行。日本占据大清的琉球，又拿两个本属于大清的小岛来换内地通商、最惠国待遇等权利，算计得也太精了。而且，琉球原有三十六岛，北部九岛、中部十一岛、南部十六岛，中岛物产较多，南岛贫瘠僻隘。如今琉球国王据有三十六岛都将被日本吞并，只有两个偏僻荒岛，如何能保得住国？中堂不要赞同这样的意见，否则定然留下骂名！”
张佩纶竟然对琉球有三十六岛以及南部贫瘠僻隘的详情都张口即来，令李鸿章不胜惊讶，他赞道：“幼樵竟然对琉球知之颇深，佩服之至。”
“中堂不要以为清流只会高谈阔论。我岳丈家中藏书颇丰，近年日本屡在琉球生事，我就有意找了些书来看。尽信书不如无书，是否确实我也无从核对，不过，只凭两岛就想让琉球自立，断然不可能。”
“有道理，那幼樵有何高见？”李鸿章点了点头。
“一个字，拖！”张佩纶大声道。
“愿闻其详。”
这时听得外面轻快的脚步声，仆役在外面高喊道：“大小姐到。”
大小姐就是李鸿章的女儿李菊耦，曾抢白得张佩纶无话可说。刚才还在慷慨激昂的张佩纶脸色大变，立即噤声。
真是一物降一物。李鸿章心里忍不住要笑。
这时李菊耦领着李馨如进来了，她看到张佩纶穿着孝服，立即整肃行了一个万福：“张大人有孝在身，请您节哀。”年仅十余岁的李馨如也随着行礼。
李鸿章为两个晚辈的礼仪周到满意，和蔼地说道：“告诉你娘，我不回去吃饭了。”
等两个人走了，李鸿章又道：“幼樵接着说。”
张佩纶继续建议道：“如今与俄国又起争执，中枢自然无暇顾及琉球，此时答应日本当然不合适，拒绝日本难免留下口实。不妨先寻理由拖而不决，看将来中俄交涉结果再作计较。而且琉球交涉摆在那里，也可促进北洋海防建设。如今西有俄罗斯，东有日本，两国皆可从海上逼我，正是大办海防的最好由头，大人当善加利用。”
“幼樵真高见也。岂止海防，铁甲、铁路和电报，这三项梦寐以求的洋务事业，我当借此伊犁、琉球争端，设法次第兴办。”李鸿章高兴得一拍桌子。
“铁路一项，京中反对的人太多，要办铁路，恐怕要从边关入手。西域为首，关东次之，漠北又次之，其地旷人稀，事前无绅民阻挠，又无庐舍坟墓窒碍，一旦开通，不但运兵神速，商旅也可得火车之利，避免跋涉风霜之苦，边境有效，然后推行腹地，事半功倍。”张纶佩又献计。
在数千里之外的边关兴办铁路，李鸿章心里摇头，但先在偏僻之地兴办有效，再推而广之，却是个不错的主意。他赞同道：“幼樵高见。唐景星正在你家乡筹办开平煤矿，我想是否可以方便运煤的理由，先建一段铁路，待有成效，再延至天津。”
“当年英国人在吴淞瞒天过海建铁路，中堂也可行此计，先不必奏请，待生米做成熟饭，心愿反而容易达成。”
李鸿章哈哈一笑，拍着张佩纶的肩膀道：“想不到鼎鼎大名的清流干将，也懂得变通。”
张佩纶也是微笑一应：“我也想不到洋务巨擘的李中堂，也像清流一样容易冲动激昂。”
“只顾说话，把正事忘了。”李鸿章醒悟在丁忧的人面前这样谈笑风生，有失庄重，他从袖中取出一张银票递给张佩纶，“幼樵，你眼下开销大，我借你点银子先用着，何时方便，再还我。”
穷翰林就怕遇丁忧，因为一丁忧不但没了薪俸，而且营葬等又需一笔大开销。张佩纶知道李鸿章所谓“借”是为让他面子好看，他名声很响但是囊中极涩，好借不好还。他并不推辞，打开一看却是一千两，便道：“我这穷翰林，只怕有借无还。可是千两之数实在太多，不敢安然受之。”
李鸿章解释道：“实话对你说，这也是高阳的意思。不久前我接到高阳相国私信，托付我加意相待。”
高阳相国是指慈禧的红人、军机大臣、总理衙门大臣李鸿藻，人称的清流领袖，他是直隶高阳人，此时也在籍丁母忧。他是张佩纶的座师，竟然托李鸿章关照，这让张佩纶有些惊讶。他惊讶的不是李鸿藻对他的关切，而是没想到不喜谈洋务的高阳相国同洋务首领李鸿章竟然私交甚好。
“高阳相国是真君子，他不喜洋务，是因为对洋务不了解之故。不像有的人，反对洋务是博清誉沽名。虽然政见不同，但我对高阳相国也是敬重得很，并不像外人所传，我们二人水火不容。正如你这清流干将，不也是洋务好手吗？本来清流就不该与洋务对立。清流清流，激浊扬清才是清流，不惧高官显贵，对一切贪腐营私、枉法害民之辈横扫于笔端，当是清流的本分。哪里有清流必反洋务之说？”李鸿章感慨而谈。
中午，李鸿章备素席一桌，亲自陪张佩纶。席间两人依然谈兴颇浓，他对海防也有见地，认为北洋海防应当把烟台、旅顺口和大沽口一体兴建。辽东和胶东半岛如伸出的手臂，将京津护佑怀中，旅顺、烟台为指端，是北洋的第一道防线，大沽则是京津锁钥。至于电报，张佩纶以为崇厚误国之事可资利用，因为如果津沪之间已通电报，那么只消两天电报就能到达俄罗斯，就不会有文报往来半月有余而误事。
李鸿章深感受教，对张佩纶真是刮目相看，所以诚心邀请他营葬好老母后能够屈就北洋幕府。当然，这也是为张佩纶谋一份养家糊口的出路。
张佩纶却推辞道：“中堂美意心领了，我如今已是清流，只能一清到底，不能留下口实让人笑骂。”丁忧期间不闻公事，虽然近年来多有变通，但清流以道德标榜，不能不特别克己。
“幼樵对洋务颇上心，何不借此机会对炮舰作一番考察？”李鸿章托赫德从英国订购的四艘蚊子船镇南、镇北、镇东、镇西还有几天就要到天津，他希望张佩纶能够再等几日，一起去验收。于是，他这样邀请张佩纶。
“归心似箭，实在没有心情，请中堂体谅。”
张佩纶南下五天后，镇字号四艘炮舰到了天津大沽口，李鸿章率领天津海关道郑藻如、天津税务司德璀琳、赫政以及丁汝昌等人前往验收。
这四艘蚊子船是为南洋定购，名字也是沈葆桢提前取好的。然而李鸿章耍了个小聪明，当时订合同时约明到天津大沽由他亲自验收，而不是就近直泊南洋。他怕中间被南洋截留，派江海关税务司赫政（赫德的弟弟）提前到广东迎接，确保按合同驶到大沽口。
他亲自登上镇北舰，由率舰前来的英国人琅威里介绍炮舰的性能。
镇字四舰排水量比前四舰增加10吨，达到430吨，舰长38.1米，宽8.84米，吃水2.9米，功率450匹马力，航速10节。琅威理和金登干吸收前四舰的教训，与造船厂反复争论，在外形上进行了四处较大的改进。一是在主炮防护围壁上方敷设一块薄钢板和防波板，以便任何时候火炮都能处于遮蔽中，不怕风吹雨淋；二是将军舰的舷墙全部增高2英尺，既可以在航行时防浪，也能在战时对水手起到保护作用；三是将原本露天的舰艉甲板，用硬质的顶棚遮护，可以免除在倒车航行时甲板上浪，外形上颇有几分中国江南水乡乌篷船的神韵。而最大的改进，则是舰炮不再是12.5寸火炮，而改成口径11寸阿姆斯特朗火炮。
李鸿章禁不住皱起眉头，炮小了，威力必然减小，琅威理连忙解释：“中堂大人不必忧虑，炮弹的威力并非完全由炮弹的大小决定，还取决于推进炮弹的火药多少。火炮的口径虽然变小了，但是由于结构的改进和发射药量的加大，火力远比老式的大口径火炮更加猛烈有力。同时，新式火炮的重量较老式火炮轻，整艘舰船因重量减轻而航速得以提高，从原来的9节提到10节。”
为了打消李鸿章的疑虑，琅威理取出《泰晤士报》，四艘炮舰从英国起程时记者做了长文报道，认为这些军舰装备的火炮威力惊人，超过当时英国所有舰上火炮，“中国人作此突然的冒险一跳，已经跳到我们前面去了”。
李鸿章仍然不能完全释疑，于是镇北和龙骧两舰各开炮试验，听声音镇北舰更加威猛，而检验炮弹在海滩上炸出的弹坑，果然不相上下。李鸿章很满意，而且对琅威理印象不错，便让郑藻如问他是否愿意留下来做教习。琅威理说他要完全听命于赫德。
李鸿章对当年李泰国舰队的教训记忆深刻，最担心的就是洋人染指舰队的指挥权。赫德已经流露出这样的意思，李鸿章心生警惕，暂不考虑洋教习的事情。
当天李鸿章上奏验收情况，并说明此四舰留在北洋，而将此前的四舰派归南洋。随奏折同时附《奏留丁汝昌片》，请朝廷批准将记名提督丁汝昌留在北洋以供差遣，并随舰学习。其实李鸿章的意图很容易猜透，他是想将丁汝昌培养为未来的北洋水师统领。
丁汝昌是李鸿章的安徽老乡，当年他投奔太平军，是程学启的先锋官。后来随程学启一起投了官军，李鸿章率淮军入上海时，便跟随程学启到了上海。他作战勇敢，被铭军统领刘铭传看中，出任铭军马队统领。到平定捻军后，丁汝昌以军功授总兵，加提督衔，赠协勇巴图鲁勇号。因为战事结束，朝廷决定裁军节饷，铭军决定裁撤马队。于是丁汝昌上书刘铭传，反对载撤。刘铭传最恨部下不听将令，他决定杀鸡儆猴，想以商讨马队去留为名斩杀丁汝昌。刘铭传营务处有一位文案受恩于丁汝昌，于是冒险设法通知。丁汝昌连夜策马逃回家乡，这才避免一场杀身之祸。
丁汝昌罢职归田，闷闷不乐，其妻魏氏出身书香门第，颇有见识，安慰道：“家有薄田数亩，足以饱腹，大丈夫建功立业，自有时也，姑待之。”
家居数年，后来听说李鸿章兼着北洋大臣，还筹建北洋海防，就前往天津投靠。没想到听他讲过与刘铭传的过节后，李鸿章用合肥骂道：“弄妈的，一个大男人要杀就杀，要砍就砍，临阵逃跑算哄个男人！”然后拂袖而去。
丁汝昌自讨没趣，垂头丧气准备卷铺盖回家。李鸿章的贴身长随也是巢县人，看在老乡面子上给丁汝昌透露玄机：“丁提督，亏你还是跟着中堂打过天下的，中堂要是骂谁，谁就要有好事了。”
丁汝昌闻言不解。
长随给他解释个中原因：“如果中堂看不入眼的人，就会夸赞几句，但十有八九得不到差使，勉强得到了也是费力不讨好。他看重的人，肯定要骂，让你下不来台，为的是看看这人能不能忍辱负重，有没有韧性。血气方刚，赌气跑掉的人中堂绝不再用。”
丁汝昌如梦方醒，不但没走，逢五逢十衙参的日子，他必定早早赶去站班，李鸿章就像没看到他，连理也不理。这么苦熬了一个月，有一天李鸿章道：“雨亭，散了后到我屋里坐坐。”丁汝昌欢天喜地去花厅等着。
李鸿章问道：“雨亭吃了这个把月的闭门羹，怎么还待在这里，没跑回家去？”
丁汝昌立即回道：“当年跟着大帅打长毛，大帅要我们的脑袋也要立即奉上，大帅骂几句都受不了，还能成得了哄个事？”
李鸿章赞道：“好，能忍辱负重才是真爷们。当年你与省三弄得不痛快，不好再放你到淮军里了。我正在筹建水师，你就留下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