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武周革命
光宅四表，权制六合。危机四伏的嗣圣/文明/光宅元年（684年），终于以武后的大获全胜而告终，新的一年开始了。信心百倍的武后宣布改元垂拱，有“垂衣拱手、无为而治”的含义，希望能将过去一年紧张的政治局势缓和下来，稳定人心。一方面，她也确实太累了吧，如此高强度、快节奏的生活，即使精力旺盛如武后，也是感觉有点吃不消的。所以，新年伊始，武后并没有把光宅元年（684年）的狠劲儿延续下去，而把主要精力放到了解决裴炎事件的善后问题上。
裴炎居官清廉，程务挺是难得的将才，反而证炎必反的李景谌、崔詧，主审此案的骞味道等不过是一群无才无德的小人，武后心里岂能不知？然而悲哀的是，朝中越是有才华有德行的人越会反对她，只因她以女主身份御宇临朝本就为传统儒家道德所不容，这注定将成为她执政道路上的悲剧。武后希望通过屠杀来起到震慑作用，并不想弄得社会秩序大乱，所以在每次屠杀之后，她总会歇歇手，进行适当的调理整顿。李景谌拜相的当月就给罢相，垂拱元年（685年）开始的三个月内，刚升上去的几位宰相沈君谅、崔詧、骞味道就统统都给罢相，一个也没留下，荣华富贵如同一场春梦，醒来之后一切成空。新提拔上来的几位宰相为裴居道、韦思谦、苏良嗣、魏玄同等，都是名声政绩颇好的名士，虽然他们内心也不赞同武后执政，但只要没有明言反对，武后都加以重用。
程务挺被杀之后，突厥一度猖狂了起来，突厥可汗骨笃禄屡次率兵骚扰中原，气得武后给他改名叫“不卒禄”。平徐敬业之乱时颇受重用的李孝逸因为李唐宗室的敏感身份，已被武后弃而不用，武承嗣乘势诬告他谋反，武后虽不尽信，但李唐皇族中人功勋卓著终究于己不利，所以还是把他流放儋州而死。但武后也并非如岑仲勉先生所言，对外族欺凌全无对策，只是能让她放心的武将实在太少而已。高宗朝善战的武将虽然不少，但大多深受李唐厚恩，关系相对单纯的蕃将因此受到武后的重用，百济名将黑齿常之、靺鞨酋长李多祚、高句丽权臣后裔泉献诚便是其中的佼佼者。黑齿常之号称名将杀手，泉献诚是公认射技天下第一，每次射箭比赛都得第一，搞得他都不好意思了，请求武后不要再举行这种比赛，“臣恐自此以后，无复汉官工射之名”[57]。李多祚品行忠直，勇猛善战，这三人都得以重用，代替程务挺抵御突厥，捍卫北疆。武后为充分发挥他们的才华，特别废除了旧有的御史监军制度。唐代虽然看重军功，但对统兵将领的监察也十分看重，监察御史作为朝廷耳目常驻军中，有什么动静随时奏报皇帝。武后认为御史监军，军中事无大小皆须承禀，以下制上，诸多钳制，令将领不得尽其全功，反而败事，应该说是很有见地的。在武后的放手任用下，黑齿常之和李多祚于黄花堆一战大破突厥，追奔四十余里，保障了边境的安宁。只是武后对于武将的不信任根深蒂固，一旦对这些蕃将军事才华的欣赏遭遇到巩固权位的实际需要时，武后马上就回到冷酷的政治现实中来，黑齿常之和泉献诚都在武后称帝前夕死于酷吏之手，大批名将凋零引发边疆告急，这是后话了。
为了安定人心，武后对于李唐皇室也继续加以表面上的尊崇，特别下诏从今以后凡是祭祀天地，都要配享高祖、太宗等历代帝王，并于洛阳建高祖、太宗、高宗三庙，四时享祀一如长安宗庙的礼仪。睿宗的几个儿子，也得以封王，著名的开元皇帝李隆基，就在这个时候被封为楚王，他的几个兄弟中成美为恒王，隆范为卫王，隆业为赵王。不过，封号是封号，武后对他们的管制并未放松，几个小王子依然给幽闭于宫中，甚至不许踏足庭院一步。唯一比章怀太子诸子好过一点的，也就是不必忍受每年几次杖刑吧。
毕竟宫闱幽深，常人难知，武后的一系列做法还是收到了预期的效果，国家渐渐走上了正轨。还在垂拱元年（685年），武后便抽调精通法律的韦方质等人，对唐初以来施行了几十年的律令格式进行删改，本着约法省刑的原则，编成了《垂拱式》二十卷、《垂拱留司格》六卷及《垂拱新格》二卷。其中“朕情在爱育，志切哀矜。疏网恢恢，实素怀之所尚；苛政察察，良夙心之所鄙。方冀化致无为，业光刑措”等句，表达出武后期望无为而治的心愿，重申她对酷刑峻法的厌恶，期待能君臣同心，德化天下，达到刑措的理想境界。对比武后前后的所作所为，这些话不啻于黑色幽默，但在当时，说的人和听的人都很认真，起码表现得很认真。政治家嘛，不说谎不骗人怎么撑得下去，大臣们不装傻不糊涂又怎么活得下去。
话又说回来，武后自己不遵纪守法，皇权干预司法是一回事，垂拱格式的立法成就依然不容忽视。所谓律令格式，乃是唐王朝的法律文书的形式。“律”是国家的法律条文，“令”是关于尊卑贵贱及国家制度的规定，“格”是皇帝下达的有关百官日常行事的效令，“式”是有关国家行政法规的各种章程。高宗即位之初，律令格式已大体齐备，而以律的成就最为显著。然自永徽而至垂拱，已历三十余年，律令固然可以如同国家宪法一般继续保持，格式却已有了重定的必要。垂拱格式重在适合当时的社会环境，立法技巧更臻完善，尤其民事部分多有增益，“议者称为详密”[58]，日后的开元律令便是在其基础上进一步修订完成的。
当然，武后在颁布新律令格式的时候也免不了存有私心，比如她在上元年间的上书建言十二事中提出“父在为母终三年之服”，也就是父亲健在母亲故世，为人子者也应该服三年的丧，为天下母亲争取和父亲大致平等的待遇。武后当时出此提议大力提倡母权，旨在针对太子弘，也是为今后母夺子位创造舆论。所以虽然理论上无法反驳，高宗也在表面上答应了，但并未真正实行。直到垂拱格式的发布，才正式编入法令，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武周结束后，时局依然动**不安，开元年间大臣卢履冰首先发难，认为这仅是则天皇后“权行”之制，有违古训，因“女在室以父为天，出嫁以夫为天”，如同天无二日，民无二王，家里也应该以父为尊，所以父亲健在为母服丧的时间较短，就是为了尊崇父权，“避二尊也”。并三度上表，请正礼法，无须顾念儿女之情，否则“恐后代复有妇夺夫政之败也”。由此引发百官议论，多年悬而未决。平心而论，卢履冰指武后此议是为夺权称帝而布局并未冤枉武后，然而唐代到底是一个气魄宏大的时代，开元二十年（732年）改修五礼，认为武后虽然动机可疑，此令却入情入理，由此正式确定了父在为母齐衰三年的礼仪。[59]人亡并未政废，武后颁布的格律在武周结束后仍然沿用下去，继续发挥着影响。
垂拱元年（685年）正月，老臣刘仁轨因病去世，武后再无任何忌惮和顾虑。然而，她并未即刻称帝改国号，而是依然按照自己的既定方针，从容不迫地布置着。称帝的计划早在高宗后期上元年间便已提上了日程表，只是当时还免不了受制于人，现在却一切都在她的掌控之下。中国的君权理论发展到了唐代，已经形成天命与民意两大支撑点。武后可以蔑视传统，自我作古，却不能不顾忌社会反应，不能不了解民意。首先，她要进一步加强皇权，在全国范围内树立起自己的权威。其次，她要大造舆论，进行一系列轰轰烈烈的造神运动，宣扬自己是天命所归，君权神授，让整个社会调整心态，逐步接受女主正位的事实。此外，她还要大开科举，拓宽仕途，延揽中下层知识分子，争取他们的支持。从光宅元年（684年）武后尽揽大权开始，直至天授元年（690年）武后正式登基为帝，这段铺垫过程，武后足足用了六年时间。看多了太多人拿着鸡毛当令箭，根基未稳就开始做起皇帝梦，我们不能不对武后的沉着冷静和非凡耐心感到惊讶。狮子般的雄心，狐狸般的狡猾，再加上骆驼般的坚韧，马基雅维利理论中的理想君主，在武后身上得到了完美的体现。
武后的称帝之路现在已经到了最关键的时刻。废中宗、囚睿宗、杀章怀太子，是武后迈向帝位的第一步。她借助宰相裴炎、北门学士刘祎之、大将程务挺等人之助，以李家主妇的身份，成功地确定了自己在李唐皇族内部的至尊地位；并且借助宰相裴炎的个人野心，削弱了门下省的监督作用。平徐敬业叛乱，杀裴炎、斩程务挺，是她迈向帝位的第二步。早在高宗时代，武后就通过设立北门学士来分割相权，及至掌政后又大力抬高御史台的监察权，将监察权凌驾于相权之上，从而借助官小位卑易于控制的监察御史崔詧、左肃政大夫骞味道等人除掉了权相裴炎。武后更就势从宰相手里收回了她梦寐以求的用人权，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一轮屠杀贬黜震慑朝臣，以皇太后的身份临朝称制，树立起她作为帝国最高主宰的权威形象。接下来，她需要巩固自己取得的胜利，进一步强化对于朝臣的绝对优势，并加强对地方的监控。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武后在狠抓对大臣的“法制教育”的同时，并不忘记对他们的思想教育。虽然号称垂拱而治，还是不忘在百忙之中撰写一部《臣轨》，分赐给大臣，教他们以为臣之道。自然，忙到飞起的武后是不可能字字亲撰的，主要是御用文人北门学士的杰作，武后监修而已，从十个方面对朝臣提出了高标准严要求：
（一）同体。即为臣者要与君王同心同德，做君主的手足耳目；
（二）至忠。以慈惠为本，推善于君，引过在己。也就是说，有功劳你不要自夸，应该说这是皇帝的恩德，有黑锅你应该自己抢着去背，把上司漂白得干干净净的。
（三）守道。以“道”清心正身，佐时匡主；名不动心，利不动志。不为名，不为利，全心全意为君主服务。
（四）公正。要大公无私，不营私，不阿党。
（五）匡谏。以谏为忠，不避斧钺。即使君王要杀你，你还是应该尽忠职守地进谏。
（六）诚信。以信忠君，以信怀下；上下通诚，信而不疑。
（七）慎密。不漏禁中之语；非所言勿言，非所为勿为。君主跟你说了什么，属于国家机密，不要乱说乱动。
（八）廉洁。奉法以利人，不枉法以侵人；以廉平为德，不求非其所有。
（九）良将。有五材四艺，机智果断。这是对武将的要求。
（十）利人。禁末作，兴农功，省得轻赋，不夺人时，务使家给人足。这是对文官的要求。
书成之后，武后普赐群臣，要求他们好好研读，当座右铭来正心鉴行，期望能达到“革心事朕”的效果。此情此景，不由得让人想起以前李贤不听话，武后特地赐《孝子传》和《少阳正范》指导他怎么做乖儿子的往事。显然武后是把大臣们当儿子来**了，这是不是就叫做“母仪天下”？不过还是得说一句，这些要求实在是有点高。《臣轨》常和李世民撰写的《帝范》合为一书，称为《帝范臣轨》，十七世纪传入日本，时人曾言：“本朝读之，尤尊之，至若镰仓将军家皆读之，有助治道久矣，何啻中华而已哉。”给予了极高的评价，“有助治道久矣”一句，尤其可圈可点，可见无论古今中外当权者们都是很喜欢这些东西的。
不过，武后最关心的还是对地方的掌控。扬州之乱虽然有惊无险地平定了，却给武后以深刻的教训，大感自己对地方的控制尚嫌不足。徐敬业进行了那么多的秘密串联，朝廷却一无所闻，十几天内就能组织起十万人的大军，大肆攻城略地，朝廷才做出反应。可见自己对民间反应与社会动向没有从根本上掌握，也暴露出各级政治机构的迟钝和情报阻塞。说来大唐开国以来一直奉行强干弱枝政策，重中央而轻地方。太宗时代设立御史巡查制度，由御史台派遣监察御史巡按州县，但这是不定期的。武后大力提高御史台的监察权，监察御史、侍御史每年分春秋两次定期出巡全国各地，严密监察各地官吏，随时报知中央。《垂拱格》里专门设有《风俗廉察四十八条》，详细地规定了朝廷特派专使对地方官员进行监察的运作方式。由于这些监察官员有相当一部分是酷吏，又被赋予了生杀予夺的大权，地方官员畏之如虎。武后时代风闻因朝廷使者到来而自杀的地方官员，史不绝书，可见这种监察制度的威慑力量强大到了何种程度。掌握监察权的御史一时权势大炙。他们上可弹劾宰相，下可监控百官，独立于三省之外，只对皇帝负责。监察御史弹劾甚至可以不经过本部门长官而直接上奏皇帝，也就是说，监察部门的头头本身也在被部下监察中。
武后大力提高御史的监察权，主要是因为他们官小位卑易于控制，监察御史仅八品官，却要弹劾品级远远高于他们的朝臣，唯一的依靠便是皇权。虽说御史本是皇帝监控朝臣的耳目，但武后并不希望过多的假手于人。她的终极目标是尽可能地集天下大权于一身，将整个帝国置于她的铁腕控制之下，因此垂拱元年（685年）伊始，她接连签发了两道敕令，均是针对御史的权力而作。垂拱元年（685年）正月，武后便下敕：“御史纠获罪状，未经闻奏，不得辄便处分，州官府司亦不得承受。”也就是说，御史没有自行处分的权力，也不可以让当地官员处理，必须上奏朝廷，这样便将量刑定罪的权力完全收归中央，由她一人裁决处分。二月，武后又专门调整现有的登闻制度：“朝堂所置登闻鼓及肺石，不须防守，有挝鼓立石者，令御史受状以闻。”登闻鼓和肺石是供人鸣冤的法律用具。唐制为了让臣民有上言或申诉重大冤情的机会，在西朝堂设登闻鼓，东朝堂设肺石。言诉者若击鼓立石，其情便可直达天听。但以前设有专人防守，要击鼓立石并非易事，现在武后撤除防守，放松管制，无疑是鼓励臣民上言，打通了民间直接向朝廷告状的环节。因武后正月已经下令御史不得自行处分，御史的权力便局限在接受申诉的表状，直接上报武后。他们只负责收集情报，唯一有权处分的只有武后一人而已。
此时的武后，已经成功地收归用人权、监察权与司法权于一身，唐代的君权，在她手里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君主对于朝臣，中央对于地方，从未如此占据过绝对明显的优势。现在，她需要的是了解下情，掌握民间动向，进而想法子引导甚至主宰社会舆论。这当然需要进一步地鼓励民间上言了。于是，第二年三月，一个全新的制度——匦检制度诞生了。
一切安排妥当的武后心满意足，第二年正月，她出人意料地宣布还政皇帝。已经做了两年囚徒的睿宗大吃一惊，三位兄长的前车之鉴摆在眼前，母亲的礼物只能让他心惊肉跳，立刻上表要求母亲收回成命，自己绝对无意收回执政大权。几天后表章被驳回，太后不许。旦真的着慌了，冰冷的权杖下面躺着多少具尸体他已经不敢去数，只希望自己不会变成其中的一具。也许他的态度还不够谦恭诚恳不能让母亲满意，他不知道如何才能结束这场可笑的试探。坐立难安的睿宗接连又上了两道表章，语气更加谦卑诚挚，痛陈自己的无才无德加生性淡泊，即无能力也无心思负荷一国之君的重任，恳请太后继续紫帐称制，唯有皇太后的雄才大略才能给社稷苍生带来福祉。
皇帝三次奉表辞让，太后不能不有所表示，终于重登紫宸殿召见皇帝：“如今皇帝服丧期满，叛乱又已平息，是时候把朝政交托给皇帝处理了，皇帝为何如此推拒？”
睿宗的面容平静如水，神色越发恭谨：“母亲应知儿子生性淡泊不习政事，江山社稷唯有母亲执掌才能安泰长久。”
皇帝话音刚落，武承嗣、韦方质等人纷纷出言赞同附和，武后锐利的眼光逐渐变得柔和，她迟疑了片刻，缓缓道：“既然皇帝决意辞政，那朕只有继续辛苦下去了。”
人人都知道这才是武后的真心话。
在诸武和朝廷新贵的带头庆贺下，武后宣布大赦天下，让黎民百姓实实在在地因她的继续执政而蒙福。
百姓蒙赦的欢呼声传入殿堂，宣告着他们对于太后执政的容纳和拥戴，母与子在这如雷的欢呼声中面面相对。旦知道自己今天的表现还能让母亲满意。从此以后，朝野上下对太后弄权的攻讦和讽刺会因少了理由而有所收敛，这无论对母亲还是对自己都是件好事。对一个一无所有、朝不保夕的囚徒来说，常常受这样的刺激并不是让人愉快的经历。象征着权力和威严的紫宸殿并不属于他，他只想赶快回到幽深的洛阳宫里那间小小的殿宇，那是他的囚牢也是他的避风港。唯有被束缚，他才能更安全。
武后现在可以名正言顺地以受儿子委托的名义代行君权，垂下的紫帐继续笼罩着大唐帝国，既限制她，又保护她。和为安全计宁愿被缚的旦不同，她不能忍受一丝一毫的限制，即使紫帐卷起时她必须独自面对弥天的箭雨。如果她甘心终生困于紫帐之中，那么她不过是历代一大群弄权太后中的一位，而她在历史上留下的记载，也不过就是短短的几行字。但有了这重紫帐，大臣们也就有了一层遮羞布，可以心安理得地骗自己说仍然在为李唐效力，只是李家现在是女主人当家而已，就像《红楼梦》中贾府上下都能接受认同贾母才是最高权威而不是贾政。可是如果有一天，贾母突然表示不做贾家的母亲和寡妇，而要做史太君，把贾政改名换姓叫史政，从娘家带一票人全盘接管了贾家的内外大权，贾府中人又会作何反应？
武后现在正是这样的打算。她曾经以妻子的身份为病弱的丈夫协理朝政，现在又以母亲的身份代子临朝，可是大权在握的她已经厌倦了这种一定要假借男子首肯委托才能执政的程序，即使只是虚应故事。她希望自己能以独立的个体成为天下之主，她希望那层薄薄的紫帐不要横亘在她和帝国之间，她希望群臣对她的叩拜是因为她是她，而不是在叩拜李治的寡妻，李旦的母亲。在六十多岁生命已进入垂暮之年的时刻，她突然厌倦了为人妻为人母的角色，她不要再做李家的主妇，她要做武家的女儿。所以，她的自我定位和社会大众对她角色的期许，有距离。
这也是武则天为何只能在唐朝出现的原因吧！也只有这样对妇女约束相对宽松的时代，女性的自我意识才会如此强烈；也只有唐代沧海般宏大的气魄，才可以孕育出这样离经叛道的思维。年过六十的武后依然精力旺盛，乐此不疲地为自己设定一个又一个更高更远的目标，大臣们的脚步永远跟不上她那如飞燕般灵动的思绪。为什么女人就不能做皇帝？年号可以改，官号可以改，为什么国号就改不得？在战胜了世间所有人之后，她开始向维系整个社会的纲常伦理发起冲击。而她的对手，也从有血有肉有弱点的人，而换成了无形无质却深植于每个人心中、甚至武后心中的礼教纲常。这是武后一生中所要面临的终极挑战，也是她从未遭遇过的最可怕的对手。它缥缈无形却带来最沉重的压力，它触摸不到却无时无刻都能感受到它的存在。它已经存在了千百年，而且仍将继续存在下去，背负着先贤的智慧与重量，延伸入浩渺无极的时空之中。伦理和道德虬结在一起，纲常和秩序难舍难分，你无法将二者分割开来，打倒这一部分却保留另一部分，而只能在两极之中搞平衡。以有限的人生来玩这种危险的游戏，对抗传统伦理，重建社会秩序，这是一种疯狂。然而武后信心十足：她既然能掌控天下，就能掌控舆论。从再度入宫的那一天起，她就不曾失败过。
经过垂拱元年（685年）的调整和休息，精力充沛的武后开始向帝位发起冲击。受当年组建后宫情报网终于成功扳倒王皇后的经历启发，武后决定重施故技，在全国范围内组建自己的情报网，以了解下情，掌握民间动向，进而想法子引导甚至主宰社会舆论。这当然需要进一步地鼓励民间上言了。于是，垂拱二年（686年）三月，一个全新的制度——匦检制度诞生了。
其实，铜匦上书搜集民间言事并非始自武后，据《封氏闻见记》记载：“汉时赵广汉为颍川太守，设缿筒，言事者投书其中，匦亦缿筒之流也。梁武帝诏于肺石、谤木之旁各置一函，横议者投谤木函，求达者投肺石函，即今之匦也。”然而武后铜匦上书的规模之大，影响之深远，却远非赵广汉、梁武帝所能望其项背，而匦使的设立更是她的一大发明了。
提议设置铜匦的人名叫鱼保家，是承审裴炎一案的侍御史鱼承晔之子。按照他的设计，铜匦分为四格，收受天下表章，一旦投入便无法收回，大概有点像现在的邮政信箱。四面正对着东西南北，并援引五行学说，配以四季涂上不同的颜色。
东方为青色，象征着春天和仁爱，是为延恩匦，求仕进的人可以把自己的文章投进去自荐。
南方为红色，象征着夏天和赤诚，是为招谏匦，接受人们对于朝政和时事的谏言。
西方为白色，象征着秋天和公议，是为申冤匦，受理冤案申诉。
北方为黑色，象征着冬天和智谋，是为通玄匦，鼓励人们为朝廷出谋划策。
武后为铜匦配备了多名匦使，以谏议系统的官员谏议大夫、补阙、拾遗一人充当知匦使，以监察系统的官员御史中丞、侍御史一人为理匦使，每天所有的投状，日暮时分全部由知匦使送上，紧要事情即刻处理，剩下的转呈中书省和理匦使处置，根据情况上报朝廷。补阙和拾遗都是武后新设置的谏官名称，补阙之意为补正国家之过缺，拾遗为拾而议论国家之遗事，进言也从原来的“廷议”和“上封”之外，多了投匦一途，进一步丰富了唐代的谏议制度。[60]
由此可见铜匦的各项功能如能充分发挥，不失为利国利民的一大创举，简单地将其称为告密箱是不太确切的，称为功能齐全的意见箱或许更为合适。因此武周结束之后，匦检制度仍然保留了下来，成为广开言路和自我举荐的一大途径，余风流至五代。天宝年间，大诗人杜甫便两度投书铜匦中的延恩匦以求仕进，最后以《三大礼赋》得到玄宗的赏识，召试文章而授以参军一职，从此步入仕途。无巧不成书的是，杜甫后来升职为拾遗，史称“杜拾遗”，也正好就是武后新增的官职，也算有缘吧。老杜作诗有云：“惟昔武皇后，临轩御乾坤。多士尽儒冠，墨客蔼云屯。”大大地赞扬了武后一通，不知道是不是在感激这位匦谏制度创始人的隔代提携呢。
不过，虽然铜匦的功能并非只限于告密，但设置在以周代唐的前夕，一切功能都需要为这一政治目的而让位。“太后自徐敬业之反，疑天下人多图己，又自以久专国事，且内行不正，知宗室大臣怨望，心不服，欲大诛杀以威之。”武后以女御男，天下人心不服，虽然迫于压力不敢妄动，却是潜在的危险分子，一有风吹草动，难免不再上演一次逼宫之举，但平时却很难抓住他们谋反的确切把柄。杀人立威、震慑天下，便成为武后为正式称帝而铺路所做出的选择。垂拱二年（686年）三月，铜匦铸成，放置于朝堂上不久，一封密函便塞进了通玄匦，密告铸造者鱼保家曾为徐敬业叛军制作兵器，杀伤官军甚众。作法自毙的鱼保家即刻伏诛，成为铜匦受状的第一位受害人，其父鱼承晔也坐贬为仪州司马。事情从此一发不可收拾，铺天盖地塞进来的大多是告密的函件，尤其是武后接连颁布的鼓励告密的诏令，令得铜匦完全成为开启所有天灾地祸、谋反叛乱的告密之门。延恩、招谏、申冤的青、红、白三色，俱被通玄匦阴森肃杀的黑色所淹没，皇太后的通天彻地之智彻底吞噬掉春花秋月的仁爱、赤诚与公议。北方玄武，为幽冥地狱，为太阴化生，斜阳尽处，只剩严冬铭心刻骨的寒。
按照这道诏令，凡有告密者，臣下不得过问，旅途之上一律供以五品官礼遇，夜宿驿亭官舍，餐有七菜一羹，不问职业尊卑都可谒见太后，地方官吏如敢留难不送必受严惩。如果谁的密奏能得到太后的赏识即刻便能擢升为官，即使查无实据纯属诬告也可免于问罪。大唐律令凡诬告者须反坐按照告发他人的罪名判处的规定从此成为一道废纸，无数在正常制度下完全没可能上位的人们为这一诏令而兴奋不已。
皇太后说到做到，以帝王之尊天天在朝堂上亲自接见各地前来告密的农夫、樵人甚至死囚，和蔼可亲而又极富耐心，常常在朝臣面前天颜震怒的她，面对着话都说不清楚的民间告密者却表现出异乎寻常的宽容和慈爱，而她的允诺也绝不落空。羽林将军常元楷三代皆因告密而得官，成为人人艳羡的传奇故事。就算查无实据或者不满太后意也不会空手而回，自有金钱上的赏赐贴补旅途辛苦。如此有赚无赔的买卖令得百万庶民陷入一种史无前例的亢奋和狂乱之中，告密的黑色旋风随即席卷了整个神州大地。
揭诏告密的人群从四方八面蜂拥而来，整个春夏之交神都洛阳都塞满了风尘仆仆的告密者，像蜂群更像是蝗虫，驿馆亭舍处处人满为患，官吏穷于应付焦头烂额之余不由得对年逾六十的皇太后充沛的精力佩服不已，自古以来从无这样大规模的君王与庶民的直接对话。太后对仪容的要求一向近乎苛刻，曾有官员早朝途中因为肚饿买了个胡饼边走边吃而被弹劾，以仪容不整有伤国体而被解职，他们无法想象太后何以整日接见这些粗俗鄙陋的山野村夫絮絮叨叨而依然能保持春风般温柔和煦的微笑，明明一听就是子虚乌有，有些干脆就是马后炮。也无法想象极端重视文采风度的太后怎么会眉头不皱一下就封了那么多的官出去，其中甚至包括目不识丁的文盲。难道这就叫作“野无遗贤”？然而太后乐在其中，当全国性的告密狂潮逐渐平息之时据说她已亲自接见了近万人之众，结果令她非常满意——她的确从这些市井村夫中挑选出了她需要的人才，不，简直是天才。
太后慧眼相中的第一匹“千里马”是胡人索元礼，状告徐敬业扬州谋反，这本是陈年旧事，但索元礼眼光独到，提出需重刑威慑天下的言辞句句说进太后的心坎，当即超擢为五品游击将军。传说他生性残忍，嗜血成性，每治一狱必牵连罗织数十百人，“衣冠震惧，甚于狼虎”。对索元礼的表现甚为欣赏的太后因此在监察系统大量起用胡人，留下“左台胡御史，右台御史胡”的歌谣，因为胡人大多没有受过儒家仁义理论的熏陶，做事毫无顾忌，战斗力更为生猛。日后的酷吏都是索元礼的徒子徒孙，对这位教父级大佬极为尊敬，称之为“索使”而不名，就连太后的首席男宠薛怀义都拜他为义父，可见其炙手可热的程度。
索元礼好歹还参加过科举考试，举进士及第，相比之下卖饼师傅侯思止的平步青云更让人啧啧称奇，传奇程度足可与千百年后的白卷英雄张铁生相映成趣。待他吞吞吐吐地说完一大通废话之后，武后才发现他原来不是告密而是求官来的，胃口还不小，指明要做御史。怜惜他旅途辛苦，武后没有生气，和颜悦色地指出他的资历的确有点问题：“卿不识字，连公文都看不懂，怎么能做官呢？”
早有准备的侯思止大条道理：“神兽獬豸也不识字，却能够根据自己的直觉和正直的天性辨别出忠奸善恶，谁说不识字看不懂公文就不能做官了？”
考虑到侯思止连人名地名都分不清楚闹出若干笑话，有理由相信这话是经过高人指点自己死记硬背的，但临场发挥如此之好还是值得表扬，充分证明了文盲的力量是不可忽视的。这席话就如六祖慧能“菩提明镜”的著名禅语，有着直指人心的魔力，正被尘障雾锁的皇太后顿如醍醐灌顶，即刻见性成佛。杀人需要理由么？办案需要证据么？知道臣下对你不服气，却抓不到他的小辫子，难道就只能眼睁睁地放过他么？这一心结，被侯思止一句“办案不靠公文靠直觉”便轻易解开，那些饱学宿儒怎能提得出这样犀利通透的见解？这不正是她苦苦寻觅的人才么？
在这样一批榜样人物的带领下，大批酷吏闻风继起，纷纷效法。绰号“牛头阿婆”的秋官侍郎周兴以丰富的想象力和科研精神而闻名，要生活在现代社会想必会成为恐怖片大师，比如看见小火炖鸡，就想到如果把鸡换成人会怎么样；醋是用嘴来喝的，如果用鼻子来喝又会怎么样。他对人体承受痛苦的极限甚有兴趣，孜孜不倦地试图找出这个临界点。面孔和善的周兴常常在犯人面前兴致勃勃地讲述这些刑罚的妙用，讲着讲着便自己陶醉在鲜血淋漓的意境中无限快意，犯人却早已吓得晕了过去。
不过这些人的残酷程度加起来也怕难及来俊臣，无论手段还是效果都后来居上，堪称“酷吏之花”。来俊臣是位雍容俊秀的美男子，原本犯法当斩，狱中告变求见太后，他人本美貌，又巧言善辩，讲述刑狱头头是道，说得太后龙心大悦，不仅赦免了他的死罪，更破例将这位死囚提升为侍御史。在来俊臣的手上，酷刑逼供真正上升为一种艺术，诬告陷害得以系统理论化，其经典著作《罗织经》，千载之下读来仍让人心惊肉跳。他们联手缔造出一个恐怖而辉煌的酷吏时代，将暴力美学发挥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不过在当时，他们的天才还没有充分地表现出来——皇太后剑虽在手，仍未出鞘。
什么时候先下手为强，什么时候该欲擒故纵，紫帐中的太后自有分寸，盘马弯弓，偏是引而不发，只待不开眼的兔子们憋不住自己跳进陷阱，才能凸现出皇太后代天执法的光明正大。遍布全国的情报网，一年两次的御史巡游，她倒要看看李唐宗室和皇唐旧臣能沉得住气到几时？绳索越套越紧，深怀恐惧又忍不住心存侥幸，这种状态最适合各个击破。虽然武后早已占尽优势，能少花些力气毕竟还是好的。武后微笑，对于自己的手法和成绩颇为满意，看着梦想中的皇冠越来越接近，她一向很有耐心。
武后钳天下之口的种种举措收到了效果，群臣对于横扫全国的告密之风不敢有任何非议。事实上，早在当年废中宗立睿宗时，太后便因告密而诛杀有怨言的聚饮禁军十余人，据说当时天有庆云出现，一批识时务的官僚便联络上表庆贺，说这是“天人合德”之意，“欣紫宸之永固，在苍生而知幸”，表明上天在嘉许太后杀得对，杀得妙，这是太后临朝后的第一起祥瑞事件。[61]平扬州叛乱、诛裴炎、斩程务挺，伴随着太后权威的步步走强，人们对太后铁腕极端畏惧的同时渐渐产生出对力量的膜拜，这必定不是人间的女子，这必定是上天的安排！坊间开始流传起女主武王的传说，在汜水出土的瑞石上发现刻有《广武铭》：“发我铭者小人，读我铭者圣君。……三六年少唱唐唐，次第还唱武媚娘”，受到官方重视，隆重地加以祭拜，正面肯定了这些民谣的合法性，轰轰烈烈的造神运动由此拉开了序幕。
向来真龙天子出世，乾坤挪移，江山摇动，古书上必定有记载。上天垂象，或为民谣，或为奇梦，真龙天子们的发迹也大多似曾相识，他们总是被前朝暴君无理迫害，又总能王者不死绝处逢生——自有倒霉蛋做替死鬼。这方面不必苛求没有创意，太过标新立异反而达不到效果，比如梦日月入怀才叫作圣灵感孕，隋末反王刘武周偏要别出心裁说老妈怀他是梦公鸡入怀，那便活该只能做个草头王修不成正果。是以桥段不怕老旧，要紧的是重复次数够多，最初的震惊过后便是麻木的惯性接受。随着时间流逝，记忆慢慢淡化，谎言与事实逐渐等价均值，曾经发生的事情和精心编造的卷宗都会同样变成一页页发黄的文档，模糊了界限，任由后人梳理裁判。时光不能倒流，历史无法重现，于是往往散见于各处重复次数最多的字句，我们称之为可靠。谎言重述一千遍便成了真理，有时也许并非狂人的呓语。
透过真真假假的记载重重叠叠的积累，我们可以大体探知武媚娘歌原是隋唐流行的民间小调，词曲如今已经不存。据《旧唐书·李纲传》记载，隋开皇末，太子杨勇岁首宴请宫臣时，有东宫官员边弹琵琶边唱《武媚娘》之曲，引起性格方正古板的太子洗马李纲不满，认为该官员“于宴座自比倡优，进**声，秽视听”，要求太子治罪。由此看来，武媚娘歌应该是轻松俏皮的情歌小曲一类。及至太后临朝，民间附会，官方鼓励，遂演变成“女主武王”的传说。因来源不一，颇有自相矛盾之处，有指武媚娘歌的流行即是武后受命的表征，有的更改歌词称女主当昌，汜水出土的瑞石刻铭则称武媚娘为来自西天佛国的净光天女，“化佛从空来，摩顶为授记。光宅四天下，八表一时至。民庶尽安乐，方知文武炽”云云，暗示武后即为将主宰中华令万民安泰的女身佛，这些说法从不同角度印证了武后君权神授的合理性，无怪乎引起武后特别重视，大力加以支持推广了。天授二年（691年），有家属伏阙上书，为贞观时因结交妖道被御史弹劾谋逆处斩的左武卫将军李君羡鸣冤，称当时有太白经天，主有女主武王取代李唐，太宗预示疑心到小名“五娘”的李君羡身上，将他出为华州刺史，后又轻信小人之言将他处斩，其实不过做了武后的替罪羔羊而已。这一说法因为迎合了武后急于在社会上形成女主正位的心态，受到武后的认可，特地为李君羡追复官爵，以礼改葬。至此，袁天罡相面，李淳风占星，李君羡替死，武媚娘登基的故事粗具雏形，在千年流转的岁月中不断地完善修饰，武后非凡的心机和手段、强烈的自信与执著被逐渐淡化，人的影子在众说纷纭的传说中慢慢褪色，取而代之的是传统的“天命”神话中那些高高在上而又面目模糊的王者形象，玄天眷命，既寿永昌。
总是这样的。传统历史演义中的王者不需要有任何才能和个性，只需要拿出天命和正统的牌子，自会圣天子百灵相护，英雄豪杰倾心归附。所以《三国演义》里把刘备演绎成一个只会哭的窝囊废也没有关系，皇叔的金字招牌却万不可丢。而这正是武后的软肋，她可以凭才能掌控天下，可以凭威权慑服天下，却无法让天下人真心信服一个女人会是顺天应命的正统所继。这一点，甚至她自己都没有信心。有道是缺什么补什么，就像金庸写武侠小说读者多多，本人却总是希望人们因为他学术上的成就而尊敬他一般，武后这一生对于名字和称号这类东西有着走火入魔般的偏执，大约也正是她自感“名不正，言不顺”所以越发执著了吧。基于此，也就不难理解武后何以会对民谣祥瑞这类能显示她天命所归的事物如此热衷，即使明知作伪也不在乎，因为这至少表示出别人对她统治的肯定和认同吧。于是，麦生三头谷长三穗是祥瑞，母鸡长出鸡冠学公鸡打鸣是祥瑞，某地突然钻出一个土堆也是祥瑞……敬献者和上表恭贺者总能得到她的大笔封赏，这些说法不免让人觉得可笑，有人更因此说她是迷信狂，然而一个由社会底层一步步爬到权力顶峰的人物风光背后的悲哀，又岂是旁人能够体会得到的呢？她要求的，也不过是个认同而已。
然而忠君的正统观念，正是维系中古社会的道德支柱，武后纵然才冠天下，权倾天下，也无法取得人们内心深处的认同，不过或慑于威权，或趋于利益，未能行诸于外而已。垂拱二年（686年）新丰县有山踊出，已被她**得服服帖帖的群臣相与上表，恭贺这是天降祥瑞嘉勉太后的政绩，却有平民俞文俊上书，说无故踊出座土山，就像人身体不适才会长疣赘一样，哪里是什么祥瑞，明明就是灾变！如今太后女处阳位，主宰天下，故此上天特地示警，要太后修身养性，否则必遭天谴。一片歌功颂德声中突然冒出这样的不谐和音，太后不禁大怒，判他流放岭南，后为六道使所杀。俞文俊的生死在武后的执政生涯中不过是个小插曲，只是冯宝宝主演的香港版《武则天》中把他编排为武后的初恋情人，在此顺带提一下。此外，作为平民的俞文俊冒死上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民意，说明反对女主执政的呼声仍很强烈，局势仍然不容乐观，起码在武后看来很严重。她除了建立告密制度和起用酷吏以威慑天下之外，只有静待有利时机的出现。
俞文俊是个儒生，武后实在讨厌儒生，因为他们总是对女主天下心怀耿耿说三道四。原本武后对儒学没那么大意见，好歹也是社会主流思想，只要不对她的宏图伟业构成障碍。她也曾一度求助于儒学寻找她称帝的理由，武后亲自主持贡士殿试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召开的。唐代科举初立，一些规定跟其他朝代颇有不同，分为常举和制举两类。常举即考生自己带着身份证明到州县报名（“怀牒自列于州县”），州县考试合格后称为贡士，到京参加考试。制举则为天子下诏求贤，百官推举，被举荐者即被称为贡士，直接赴京应试。唐代的殿试，便是天子亲临殿廷主持制举考试了。载初元年（690年）二月十四日，武后御洛城南门，亲策贡士于洛城殿，《通鉴》有云“贡士殿试自此始”，认为科举制中的殿试自此创立，这一说法被广泛接受，但细细推究，却大有商议之处。
唐代帝王亲自临试始于唐高宗显庆四年（659年），高宗扳倒长孙无忌集团之后颇思励精图治，亲策举人九百人，最后钦点郭待举等五人为甲等，令待诏弘文馆[62]，形式与后来的殿试相近，但没有持续下去，直至载初元年（690年）武后临试于洛城殿。在武后日后的执政生涯中，虽频繁地举行制举，但都由考官主持，亲试只有这一次记录。之后的中宗、睿宗未见有亲自临试的记载，玄宗登基后，于开元九年（721年）亲试举人于含元殿，其后开元十年（722年）、十四年（726年）、十五年（727年）、二十六年（738年）；天宝元年（742年）、十年（751年）、十三年（754年）举行多次亲试，帝王亲临殿试的做法才持续进行下去，并逐步成为传统。由玄宗开始，凡是比较重要的制举，皇帝一般都是要亲自临试。穆宗有次不想亲试，朝臣们商议后决定取消当年的制科考试，奏章中所提的理由便是“伏以制科所设，本在亲临”云云，可见那时天子亲试制科早已制度化了。综上所述，殿试成为制度始于玄宗，首开殿试则始于高宗，人们之所以视载初元年（690年）武后亲试为殿前试人之始，当是那次盛会规模宏大，光芒太过耀眼，于是老实不客气地把她可怜的老公给比没了吧。
为了这次殿试，武后提前一年就下诏要文武百官五品以上的荐举贤才，特别注明人数不限多寡。及至载初元年（690年）二月十四日，考试正式开始，由四方八面赶来应试的考生足有上万名之众，云集神都洛城殿，分八科参考，每科按照惯例策问二至三道。武后希望能从中选出一些为自己称帝掌政服务的人才，因此非常重视，亲自临考，所问均是她关心思考的时政问题。因考生上万，科目又多，考试持续了数日之久，可谓盛况空前。洛城殿位于洛阳宫城西南，东为集贤殿，西为丽景夹城，南望洛城南门，北眺饮羽殿，气势雄伟，庄严巍峨。遥想当日帝国精英齐集于斯，翰墨留芳，满纸云烟，太后御殿临风，亲发策问，衬着丽日青天，宫阙万千，那种锦天绣地、满目俊才的盛唐气象，势必让人永生难忘。
武后一面起用酷吏打击政敌，一面想方设法网罗人才，这正是她的政权能维持不倒的原因。她杀的人不少，提拔的贤才也同样多，不管是厌恶还是尊敬，她都有足够的理由独占你的爱恨。载初元年（690年）正值武周革命前夕，为女主天下寻求儒家义理上的支持便成了武后关心的首要问题。要在高祖、太宗、高宗以下的唐朝帝统中安放自己的位置，以母后身份称帝，历史上没有先例。于是，类似“未知何帝之法制可遵，何代之沿革可衷”之类的句子[63]，频频出现在她求贤的诏令中。然而儒学和女政治家当真是天敌，太后的心思固然明明白白，但翻遍儒家典籍也找不出一条过硬的依据。武后一次次的策问，换来一次次的失望，最后倒是朝臣李恩文在《尚书·武成》篇中找到一句“垂拱天下治”的话，附会武后用过“垂拱”年号，以此作为受命的依据。这是明显的牵强附会了，“垂拱”的年号本来就是来自于《尚书》，不过武后仍然很高兴，特地昭示天下。但很快有人提醒，对她执政极端不利的那句“牝鸡司晨，惟家之索”同样出自《尚书》，实在不好拿来做样板大肆鼓吹。武后沮丧之余，终于对儒学彻底死心。虽然不至于霸道到因不能为其所用便把儒学批倒批臭，冷落不重视是免不了了。“太后重学士而轻儒士”，千百年来著史的饱学宿儒们一直对此心怀耿耿，其实她要重视才奇怪了，不是给自己找麻烦么？
因此，垂拱年间武后为自己登基大造舆论，准备重建上古时的明堂，理所当然地就把儒生的意见排除在外，只跟她的心腹北门学士商议。但她万万没有想到，磨快了斧子，擦亮了刀剑，第一个跳出来反对她的既非李唐宗室，也非皇唐旧臣，甚至不是那些老古板的名家大儒，反而是她最信任的北门学士之首，她夸赞过无数次且树立为群臣榜样的现任宰相刘祎之。
在武后由皇后到女帝的夺权过程中，北门学士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凡风云突变的关头总有他们的身影浮现，却多在武后称帝前夕被杀。他们的行为不为传统儒学史家所称颂，又因掌握机密太多而深为武后所忌，无论是武周革命还是李唐复兴都对他们的存在讳莫如深，历经千年岁月的风烟，这群被刻意遗忘的人物只剩下一个淡淡的影子而已，刘祎之的一生或许可以为我们勾勒出这些人的侧影吧。
作为北门学士之首，刘祎之有着武后宠儿的典型特征：温文尔雅、文辞灿烂。高宗武后时期正是唐文学蓬勃发展的时期，刘祎之少年时即以文采风流而闻名，与孟利贞、高智周、郭正一等齐名，时人号为刘、孟、高、郭。虽然儒学功底深厚，但刘祎之并非儒家眼中的三好学生，自有任性疏旷、喜好冒险的一面。他的姐姐曾在宫中担任女官，想必常跟刘祎之讲述一些宫闱秘闻吧，正在青春躁动期而又求知欲旺盛的刘祎之便对姐姐口中那些衣香鬓影、纸醉金迷的贵妇人产生了强烈的好奇，这也可以理解，所谓“未必佳人皆绝色，断无才子不风流”嘛。时武后之母荣国夫人杨氏病重，刘祎之的姐姐受武后之命前去探望，胆大妄为的刘祎之便偷偷跟着姐姐混进去开眼界。如果他偷窥的对象是武后，或许还可以进一步演绎成一段魏无牙暗恋移花宫主式的凄艳传说，但刘祎之感兴趣的其实是老太太荣国夫人。《新唐书》说：“祎之因贺兰敏之私省之”，那段时间九十高龄的外祖母杨氏和二十出头的外孙贺兰敏之的私情正传得沸沸扬扬，估计刘祎之就是控制不住自己的好奇心想去瞻仰一下这位老当益壮的贵妇人吧。
不管动机如何，年轻的刘祎之为自己的轻率举动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被流放嶲州，当年武后的宠臣李义府就是被高宗流放死在那里的，是十分荒凉落后的地区。艰苦的流放生活磨砺了刘祎之，昔日飞扬浮躁的文人气质逐渐沉淀为沉稳内敛，然而内心深处的火焰从未熄灭，渴望出人头地的热情依然不死。数年后，他等到了机会，出众的文采引起了武后的注意，特地上表请高宗召还，拜为中书舍人，不久又蒙恩遇，被武后亲自检拔为北门学士之一，同时入选的还有元万顷、范履冰、周思茂等人。
这些人有着共同的特征，才思敏捷，属文工书，率性任侠，不拘小节。他们不太遵循温良恭俭让的儒家准则，对人对事常常表现出当仁不让、舍我其谁的豪情，对自己的才华深具自信，有时甚至到了自负的程度。强烈张扬的个性，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虽不符合谦恭礼让的传统儒家伦理，但他们身上所反映出的帝国正处于上升时期的蓬勃的生命力，自有一种别样的吸引。“鹰隼试翼，风尘吸张；奇花初胎，矞矞皇皇。”这样意气风发的少年精神，如同李白的诗，陈子昂的文，正是唐文化于百代之后仍让人追慕怀想的原因所在。然而这些人大多出身寒微，资历较浅，在传统的门阀制度下无法尽展其才，却为武后看中，命随侍左右，特许他们可由北门出入禁中，一手将他们推上了波谲云诡的政治舞台。时为上元年间，武后与太子弘之争正值白热化状态，因此这群突然出现在长安宫廷里的政坛新贵，一开始就被视为武后的私人内阁。
时朝中众位宰相一面倒地支持太子弘，武后颇觉被动，遂引入北门学士，明着为她编纂书籍，扩大影响，暗着参议朝政，分宰相之权。上元二年（675年）太子弘神秘死亡，武后又陷入与章怀太子贤争锋的战局。面对桀骜不驯的贤，武后以北门学士为她编纂的《孝子传》和《少阳正范》赐给太子贤，责其不孝。可见北门学士编书也具有一定政治目的，且直接介入了皇后与太子贤之间的政争。及至李贤被废，显继立为太子，此时刘祎之已拜为相王府司马，辅佐皇子旦，他和旦的师生之谊，也就是在这一时期培养起来的。作为武后一手提拔起来的亲信，刘祎之对武后充满了感激和尊敬，人前人后都十分维护武后。说来武后于诸子之中也就和相王旦关系不错，固然是旦年纪较小，性格温顺，但应该也有刘祎之潜移默化的功劳吧！
正因为他身兼武后心腹和相王老师的双重身份，在武后密谋废中宗立睿宗的时候，刘祎之没有丝毫犹豫便站到了武后一边，和裴炎一起策划了漂亮的嗣圣宫变，把中宗赶下了台。在他看来，这完全是废昏立明、利国利民的大好事，没有任何不妥。做老师的把心爱的弟子扶上皇位，刘祎之的喜悦心情是可以想见的，但他并没有想到，这将是他和武后决裂的开始，因为武后并没有遵守承诺把政权交给旦，反而把旦幽入深宫，自己临朝称制了！
本想给学生送份大礼，却害他从此失去自由、朝不保夕，惊愕，自责，失望，有生第一次，刘祎之对敬若神明的女主人产生了不满。然而，刘祎之不是裴炎，他从来没有和武后平起平坐的资格，在武后面前他只是一个追随者而非同盟军，武后的决定没有他置疑的余地。或者是长期养成了顺从的习惯，或者是太过了解武后的性格明知说话也无用，刘祎之选择了沉默。他的驯服得到了武后的丰厚回报，顺利地升为宰相，在倔强难制的老臣裴炎和自己一手提拔的亲信之间，武后当然更为信任后者，凡军国大事，所有诏敕全出自刘祎之一人手笔，殊恩荣宠，当朝无人能比。据说，《全唐诗》所留下的武后四十余首应制诗，也大多出自刘祎之和他的北门学士同僚笔下。
内心深藏着对武后的不满，却承受着对方如此信任器重，刘祎之矛盾万分。知遇之恩，重于泰山，没有太后的赏识他刘祎之绝对没有今天，然而为人师的责任和源于义理的良知又让他无法心安理得地享受富贵。眼看着睿宗复位的希望越来越渺茫，眼看着制度大坏，告密风起，群臣畏威钳口、噤若寒蝉，眼看着太后越来越明显的改朝换代举动，他虽非头巾气十足的迂腐书生，却也无法认同太后这样离经叛道的实用主义做法。君臣之谊与固守的道德信念在刘祎之心中天人交战，形诸于外也同样贯穿了这一双重特质。时有位叫房先敏的官员因罪被贬外放，认为处置不当而向宰相陈述。接待他的正是因主审裴炎一案而获升职的中书令骞味道，改不了奸邪小人的本性，立刻把责任推到别人身上：“这都是皇太后的主意，我也没有办法。”
刘祎之在一旁听着，对武后的忠诚早已根深蒂固，出言维护说：“缘坐改官，例从臣下奏请。这次不关太后的事，是我奏请的。”
武后知道后以骞味道善则归己，过则推君，贬为青州刺史，重赏刘祎之，当众夸奖说：“臣子的美德在于张扬君德，像刘祎之这样推善于君，引过在己才叫作真正的忠诚。刘祎之竭忠奉上，足为臣子典范。”
然而武后越是褒扬，刘祎之压力越大，他清楚地知道自己并没有做到武后期待的君臣一体，直言无隐，他仍然梦想着睿宗能真正掌权，在自己的辅佐下成为旷世明君，却深知这是武后的大忌，根本不敢在她面前提起！话憋在心里太久是很难受的，终有一日刘祎之忍不住向自己心腹属下贾大隐透露：“太后既然已经废昏立明，又何必临朝称制？还不如返政皇帝，以安天下之心。”
当时告密之风已经大气，属下靠出卖上司而得富贵之事比比皆是，刘祎之为当朝宠臣独获天眷早已惹人眼红嫉妒，贾大隐立刻将此事密奏太后。
武后设置铜匦重赏告密就是为了揪出表面忠诚、心怀不满的潜在异己分子，但她万万没想到刘祎之竟然也在其列！
“祎之是我一手提拔起来的，却有背我之心，难道他就再不顾念我对他的恩遇了吗？”
这大概是武后临朝称制以来说过的最具人情味的话了。
笑对骆宾王的谩骂，让人看到女政治家的豁达与大气，可敬可佩却感觉遥远；庭训群臣声色俱厉，尽显专制君主的霸气横溢，让人一股寒意冷到心里。只有从这句深深的感慨之中，我们才能感受到这个权倾天下威风凛凛的女人发现被自己所信任的人背叛时的那一瞬间的心痛与哀愁。
武后对此事的处理颇让人玩味。她没有像对待惯常的告密者那样守口如瓶，而是把告密者和密告内容公诸于众，或许，潜意识中她希望刘祎之能主动站出来和贾大隐对质，申诉他没有说过这样的话、没有辜负她对他的信任，就像听说丈夫有外遇的妻子，总是忍不住想从丈夫的嘴里证实其实一切只是谣言、只是小人挑拨离间。
然而刘祎之没有这么做。因为一切本就是事实。
现在太后知道了，也好。从今以后他终可以坦然无愧地直视她的双眼。
刘祎之没有因此而入狱。或者十几年的君臣情分令武后一时之间难以割舍，或者刘祎之一向表现良好似乎还有改造的余地，或者单凭这句话治罪宰相尚觉证据不足，无论出于何种考虑，以武后对付非我族类的残酷无情都算得上异数。有理由相信，太后对于这位一向被自己视为左膀右臂的宠臣的确存有一份真情。
正因为能让太后留情的人如此之少，深思起来越发觉得不甘心：
“我如此待他，他竟然还背叛我。”
“祎之，你何其负朕如此之深！”
愤怒和疑虑如同蚂蚁一般啃食着心田，一点一点地溃烂下去。信任，需要几年十几年的时光才能铸就，却可以因为一句话而彻底崩溃！裂痕已经造成，就算有心忘却，就算竭力弥补，也依然难复完璧。
太后日益明显的冷淡和疏远很快被敏感的刘祎之察觉到了。被自己最信任的人背叛，那种滋味，他又怎会不清楚？出卖他的，正是一向被他视为知己的下属贾大隐啊！
然而这一切是谁造成的？
“上不谋臣，下或不治；下不谋上，其身难晋；臣不谋僚，敌者勿去。官无恒友，祸存斯虚，势之所然，智者弗怠焉。”
上司不算计下属，便难以统驭治理；下属不算计上司，职务便难以升迁。臣子不算计同僚，自必竞争对手林立，难有出头之日。官场上没有永远的朋友，祸患只在旦夕之间，形势如此，聪明人岂敢有片刻懈怠。来俊臣在他风靡一时的《罗织经》里如是说。
在忠君的名号下，朋友之义，亲属之情，都被全然抛却。为了升官发财，人们在大义灭亲的旗号下毫无顾忌地做着泯灭人伦的事情。
是谁在公开奖励刺激这些丑恶的行为？是谁把凌烟阁变成了斗兽场？
君臣一体，直言无隐……看着自己参与为武后撰写的《臣轨》，刘祎之只觉得可笑，这就是他追求的政治理想吗？
这样的君臣一体，不是建立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而是一方对另一方的强势征服。不仅要求臣子彻底弃械投降，而且不容许你保有丝毫隐私，由身体到思想**裸地暴露在强光之下，暴露在帝王的眼皮底下。
是的，你不能有反抗的行为，甚至不应该有反抗的思想。
君臣一体，君为元首，臣作股肱，因此，为人臣者不需要有头脑，只需要有一具供人役使的身体就行了，如果你的一切不能和君主保持一致，对不起，你没有做到君臣一体。
日月当空，光明遍地，所有细节都被照得纤毫毕现。就在这灿烂的阳光下，你背叛了我，我背叛了你。
曾经，他发誓效忠这个赐予他一切的女人；曾经，某人信誓旦旦地声称他是他最好的朋友……
北门，又称玄武门。十年前，他就是从这条捷径直达禁中，成为皇后的座上客。时光上溯得更久远一点，太宗皇帝就是在这里发动兵变，一举除掉太子建成和齐王元吉，夺得大唐帝国至高无上的皇位。这片深褐色的土地，当年曾浸满了两位不幸皇子的鲜血，人们传说他们怨毒的冤魂至今在这宫墙内徘徊，不曾稍离。
这次事变的胜利者太宗皇帝，一直非常关心史书的撰写，却对自己亲手弑兄一事直言无讳，“没错，我就是干掉我老哥才做的皇帝，因为他不配！”
谋逆夺嫡骨肉相残的天伦惨剧，被一个“不配”轻轻带过。
天命算什么？皇位只属于最强者！
虽则开创大唐帝国的是高祖李渊，但太宗皇帝的行事作风给大唐留下的烙印无疑更为深刻。嫡长子并不必然就是万众归心的皇位继承人，只要有比他更“配”做皇帝的皇子。
因此，作为北门学士之首的刘祎之为武后出谋划策，扳倒了一个又一个皇子，从未觉得有任何不妥，皇后聪明多才礼贤下士，相王尊师重道谦恭有礼，让他感到自己被重视活得很像人。那时他初登政坛，正书生意气，挥斥方遒，皇后看他的眼光，总是充满了欣赏和嘉许。
而今他已不敢说话。
重重心事压抑在心底太久，只好跑进树林里，对着树洞说出自己心里的秘密：“皇帝长着驴耳朵。”
他以为很安全，可是第二天，风吹过树梢，满世界都在喊：“皇帝长着驴耳朵！”
刘祎之苦笑。笑自己的天真，笑这世事的多变和人生的荒谬。
他没有费心思修补和太后的关系，他也做了两三年的宰相了，如今既已失宠，那些早已等得不耐烦的下属必定会像恶狼似的扑上来将他撕成碎片。而太后，她维护权位的决心迟早会压过心里的那丝不忍，自己必定会被定罪入狱的，不是今天，便是明天。
他已做好了准备，剩下的只有等待。
事情的发展一如刘祎之所料，首席宰相的位子人人觊觎，只愁没地方下嘴。既然发现君臣之间已有裂痕，还有不落井下石的？所谓“刑有不及，陷无不至；不患罪无名，患上不疑也。”[64]（刑罚有不能及的时候，诬陷却什么都可以做到；不必担心给人加罪没有名义，只担心君主没有猜疑之心。）摸清了太后的动向，便一封接着一封的密函雪片似的往宫里送，今天说他收受贿赂，明天说他私通别人的侍妾。太后意动，决定还是把刘祎之逮捕入狱查个清楚。表面上看当然是大臣们一再弹劾不能不有所举动，但前有李义府公开卖官，后有来俊臣强占人妻，太后都有庇护包容，可见令她心怀耿耿的还是那句还政皇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