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二十三年（公元1897年）初冬的一个夜晚，天下着蒙蒙细雨，山东鲁西巨野县城西北十余里的小村张家庄，一片静谧。时近二更，十几个手持匕首或红缨枪的人悄悄接近村头的一户四合院。这是一个普通的中式四合院，不同的是门楼上有一个铁做的十字标志，这是一所德国天主教教堂。
1890年，德国获得在山东传教的权利后，教会势力迅速发展，偏僻贫穷的鲁西南小县巨野，短短几年间天主教堂就发展到二十余个。天主教与中国传统文化格格不入，尤其是只认上帝不认祖宗，中国人最不能接受，所以正统的人很少入教。教会为了发展教徒，难免不择良莠，吸收了一部分名声不佳者入会。一些不良教民依仗教会的势力横行乡里，民教矛盾因之日渐突出。因为朝廷不想惹纠纷，一旦有民教冲突，往往袒护教会，而百姓则视教民和袒护教会的官员为奸人。
张家庄教堂是巨野县的中心教堂，主教薛田资负责整个巨野的传教事宜，今晚十几个人就是冲他而来。他们有人负责守门，有人负责在外围放哨，有人负责破窗而入。当他们砸窗的时候，有人从里面开枪，但只开了几枪就没子弹了。他们得以破窗而入，杀死了里面的两个传教士，却发现其中并无薛田资。听到枪声的教民赶来，这帮人便匆忙逃走了。
原来，当天晚上有两个外地的教士路过张家庄教堂，薛田资把卧室让给客人住，自己去住南屋。他的卧室与更衣室相通，而更衣室的门并未关，他发觉有人进院后，摸了一根门闩躲在门后，结果搜他的人以为他已经逃走。他得以侥幸逃过一命，连夜逃到济宁，发电报给德国驻华使馆，德国使馆立即转电德国政府。
这就是著名的巨野教案。
清廷获悉消息，立即发出谕旨命山东巡抚李秉衡速派司道大员驰往巨野破案，限十五日将凶盗拿获惩办。李秉衡派臬司毓贤和兖沂曹济道锡良驰往查办，在巨野先后逮捕五十余人。一部分人随后放了，有些人经不住严刑拷打死了。最后是以入室盗窃杀人结案，处死了三个所谓正凶。
但不管清廷以什么样的结果结案，这个事件给了德国占据胶澳（青岛）的借口。甲午战争后，俄、德、法三国联合向日本施压，逼迫日本放弃割让辽东半岛的要求，大清得以三千万两白银赎回辽东。三国并非义务帮忙，都希望得到回报。德国看中的就是山东半岛的胶澳，希望据之为海军基地。巨野教案发生后，德国政府十分惊喜，德皇下令远东舰队强占胶澳。
德国舰队入胶澳时，清军守将章高元正在打麻将，认为他们是路过，不必大惊小怪。等他打完麻将时，已满街都是德国兵。他连忙召集士兵，但将士们手里都是空枪，大家连忙去库里取子弹，发现弹药库已被德军占领。章高元去和德军将领理论，德军将领却回答道：“我奉本国之命进占，没有道理好讲。你只管率你的军队退出就是，我们不会伤害你。”章高元不敢擅离职守，被德军囚于舰中。
甲午战后，李鸿章出访俄国，奉旨与俄国签订《中俄密约》，两国结成军事同盟，中国受到侵略，俄国将给予帮助。如今德国占据胶澳，李鸿章去与俄国人交涉。俄国借帮助中国为名，派军舰进驻了旅顺、大连，不但不帮助中国，反而拒绝出港。清廷这才明白，已经落入了德俄的圈套。
袁世凯从《申报》上看到德国占据胶澳的消息，已经是十几天后的事了。他认为这不是个好苗头，恐怕会引起连锁反应。这天，他收到康有为从上海发来的电报，说他即将乘轮北上，希望在津门一晤。袁世凯扬着电报对参谋营务处总办徐世昌道：“菊人大哥，康南海满脑子主意，他来了正好，且听听他有何高见。”
徐世昌半年前应邀入袁世凯幕府。上年底他的母亲去世，丁忧在籍，没了俸禄，养家艰难，袁世凯以参谋营务处总办相邀，月俸一百六十两；而且他希望以文修武，给仕途带来转机，因此欣然入幕。袁世凯的小站班底中，进士出身唯徐世昌一人，除了担任参谋营务处总办外，还加“谘谋”的头衔，其职责包括考阅各学堂文卷、考核兵目操法、校订行军攻守阵式图说、改订讲训各兵官功课，而且袁世凯外出时，可以全权处理军务，俨然小站二号人物。
康有为要与袁世凯会面，这样重要的事情当然少不了徐世昌的参与。袁世凯估算了康有为的行程，和徐世昌等一行人提前赶到天津，特意在最有名的利顺德饭店给康有为预订了住处。知道康有为好热闹，袁世凯又提前约了天津水师学堂总办严复，北洋大学堂总办王修植，还有《国闻报》主笔夏曾佑。这几个人都是新派人物，见多识广，袁世凯只要到天津，必约他们相聚，畅谈古今中外，康有为热衷于办报讲学，与这几个人肯定能说到一家。
康有为所乘的轮船下午赶到，当天晚上入住利顺德酒店，主客加陪客共八个人。康有为身材高大，胡须修长，目光炯炯有神，初次相见的人无不为他的风采所倾倒。袁世凯所找的陪客果然正合康有为性情，他对每一位陪客都是抱拳鞠躬，朗声大笑，询问完姓名，又问籍贯郡望、有何物产以及乡里的长老、豪杰之士，有时候还取西洋铅笔记录下来，藏于夹袋之中。大家慷慨激昂，谈到德国强占胶澳，康有为仰面长叹，几乎落泪：“德人占我胶澳，他国必将效尤，如蚁慕羶，闻风并至，诸国咸来，瓜分豆剖。我大清好比地雷四伏，药线交通，一处火燃，四面皆应！大清真到了存亡之秋也！可惜当道诸公，高卧不醒，袖手熟视……”说话至此，康有为已经哽咽不能成声。
见状，袁世凯出言询问道：“南海大哥，且慢伤感，你最有见地，且说说大清出路何在？”
“大清出路，舍变法绝无二途，我已经数次上书皇上，可惜皆如泥牛入海。我此次进京，就是要再上书皇上，但愿皇上能够觉醒发愤，果断变法，与民更始，振作国威。”
听了这话，徐世昌插言道：“南海先生主张变法，国人尽知，先生打算推行哪些新法，愿闻其详。”
“方方面面都应当变。简而言之，破资格以励人才，厚俸禄以养廉耻；停捐纳，汰冗员，专职司，以正官制；变科举、广学校，译西书以成人才；悬清秩功牌，以奖新艺新器之能，创农政商学，以为阜财富民之本；改定地方新法，推行保民仁政，洁监狱，免酷刑，修道路，设巡捕，整市场，铸钞币，开矿学，保民险，重烟税，罢厘征。庶政尽举，则民心安定，国家富强，大清必转危为安。”
众人不得不佩服康有为好口才，一口气说下来，真正是如数家珍。不过，袁世凯认为要一口气变这么多庶政，实在是不切实际，便问：“南海先生，这些庶政无一不需要变革，问题是守旧重臣太多，如何才能扎实推行？”
“上上之策便是皇上能够愤然觉醒，乾纲独断，效法俄皇和日皇，以俄国大彼得之心为心法，以日本明治之政为政法，只要皇上下诏明定国是，与海内更始，延见庶臣，尽革旧俗，一意维新，普天之下必然欢呼雷动，士气奋跃，群起响应，大事何愁不成！”
康有为把一切希望寄予皇上一道诏书，袁世凯绝不敢苟同：“如今朝中大员，多抱残守缺，即便皇上发布明定国是诏，恐怕也不会那么容易。”
“那简单得很，谁反对变法，便罢谁的官，一二品大员杀上几个便无人再敢阻挠。”康有为拿手在桌上一劈，仿佛已经剁下一个大员头颅。
众人都不作声，大约都觉得康有为视事太易，徐世昌转移话题道：“大清积贫积弱，弱肉强食的形势下，弱国自保之道，不少人主张应与强国结盟，互为声援。甲午战后，俄德法干涉还辽，不少人主张应当引俄国为援，可如今的形势，俄国是否真的能帮大清，实在没有把握，南海先生是什么看法？”
“与俄国结盟，无异于引狼入室。”康有为断然否定，“如今在大清的强国，俄、德、法是一派，英、日、美是一派。俄、德、法三国因为帮助索回辽东，以李鸿章为首的洋务派以及部分封疆大吏都倾心于俄国，以为俄国可恃。其实大错特错。诸位回顾一下，便可知俄国割占我领土最多。诸位请想，结这样的强邻是自卫，还是引狼入室？最可恶之处，俄国每次总是趁火打劫，总说是为大清着想，戴着朋友的面具，行吞我国土之实。此次俄国军舰进入旅顺、大连，名义上是要帮助大清抵抗德国，我敢说旅顺、大连已入虎口，诸位不信，可待来日验证。”
袁世凯回道：“是，我和大家都为此担忧，南海先生有何高见。”
“俄德法靠不住，大清应当联英、日以抗俄德。”
严复摇摇头道：“英、日又如何能靠得住？尤其是日本，刚割我台湾，举国痛恨，南海先生何有此议？”
“正因为日本刚割我台湾，才对大清暂无野心。中日唇齿相依，大清亡，则日本必危。我在汉口曾会见日本参谋部大佐神尾光臣，他对我说，‘贵国亡，必及我，我不联贵国，将联谁？今列国师舰，吮血磨牙，不于此时卧薪尝胆，练兵兴学，大清何以图存！日本极愿支持大清变法，一如日本明治维新，则大清必成亚洲强国，届时中日睦邻，声气互应，试看全球何国敢轻于一试？’他又对我说，‘如联盟计成，日本当与英国一起，铁轨资焉，国债资焉，兵轮资焉，一切政学资焉。’我对英国历史也略有考察，康熙十一年，英国为救西班牙力主与法国开战，嘉庆元年，为救普鲁士再与拿破仑开战，光绪二年，又与法、奥、意三国联合抗俄，以救土耳其。由此观之，英国真救人之国也。如今英国在大清利益最多，因此必不愿他国逞威大清；俄、德国干涉还辽，日本对之抱恨甚深，因此联英日以抗俄德，是最可行之计。如此，则东、西、南三面金瓯永固，北之俄国必将暂敛利爪，暂藏锐齿，我可得数年变法图强之日。”
康有为的分析不能说没有道理，但大家觉得联日、英也非善策。但康有为对此颇为自负，滔滔不绝，众人连插话的机会都难得。
袁世凯回到小站，一直在思考德国占据胶澳、俄国进驻旅顺、大连的事情，也反复思考康有为的改革主张，有时想起康有为慷慨激昂的鼓动，也觉得心潮澎湃，如果大清如此快刀斩乱麻的一番变革，也许能日新月异，不数年间得以富强。但他很快又觉得康有为的主张有不妥之处，但到底问题出在哪里，自己也没有头绪。
此时又传来消息，朝廷与德国驻华公使的交涉并不顺利，德国不但坚持要赔款、修复教堂，还要占据胶州湾，并要求在山东境内修筑两条铁路，一条由胶州湾经潍县、益都（今青州）、博山、邹平等地达济南，另一条由胶州湾经沂州（今临沂）、莱芜至济南，而且德商享有铁路沿线两侧三十里以内的开矿权。如果朝廷答应了德国的要求，整个山东就沦为德国人的势力范围，而俄国很有可能强占旅顺、大连，将对京津形成夹击之势！
朝廷一定正急于寻求救国良策，自己必须抓住时机上书朝廷，一则为国分忧，二则如果自己的建议被采纳，便是一个出人头地的良机。他觉得康有为的变革主张虽然鼓舞人心，但不免有些不切实际，无论是端正、持重的翁同龢，还是动辄把祖宗之法挂在嘴上的荣禄，恐怕都不支持。那么自己提出一个更稳妥、切实的方案来，也许会得到各方的认可，甚至会再次被皇上召见。自己如今已经是按察使，出任封疆或部堂也并非是白日梦。这样一想，袁世凯信心大增，关起门来，思考他的改革方案。
这样又想了一天多，又与徐世昌密议一上午，袁世凯总算拿定了主意。到了下午三点多，他估计阮忠枢已经起床，就着人把他叫到签押房道：“斗瞻，你怕是要辛苦一下了。”
阮忠枢回道：“四哥吩咐就是，我抽上几泡，一夜不睡也没问题。”
“我要你帮我写一份上翁师傅的禀帖，请他转奏皇上。”袁世凯把想法告诉阮忠枢，因为他是三品按察使，没有专折上奏的权力，所以必须通过有资格的人转奏。他反复思考，太后身边聚集的是老臣，张口闭口“祖宗之法”，与他们谈变法，无异于对牛弹琴。如今对变法有兴趣的是皇上，而皇上最宠信的就是翁师傅，自己的禀帖上给翁同龢才最有可能递到光绪的龙案上。
“这个禀帖先说清我对引强国为援的看法。现在有人主张引俄国为援，抵抗德国，南海先生说得不错，这是引狼入室，俄国唯利是图，又如何肯为我而仇德，更不愿把德国人赶到英国人的怀里；南海先生主张联日、英以抗俄，依我看也是五十步笑百步。如今俄国俨然认东北数省为其版舆，英国俨然视大江南北为其范围，日本窥浙、闽，法国图滇、桂，鹰瞵虎眈，择肉而食，大清再弹以夷制夷的老调，根本行不通。俗话说，求人不如求己，大清的出路，只有靠变法自强。”
阮忠枢大声赞同道：“四哥说的对，西人有瓜分大清之说，而且还有洋人画了图画，就登在《申报》上。他们好比是堵在大清门口准备抢劫的强盗，让他们来保护我们，岂不是缘木求鱼？当年甲午之战，他们大骂李中堂靠列国调停误国，如今他们倒要拾李中堂的牙慧，还以为是救国良策。”
“斗瞻，你说的这幅洋人瓜分大清图画很重要，你帮我找一找。大清的出路唯有变法自强，但到底该如何变法自强，南海先生的一些观点我不能苟同。”袁世凯一边想一边说，“南海先生主张像日本明治维新一样，请皇上发布一道定国是的诏书，他认为就会万民欢呼，变法得行，这恐怕视事太易。大清变法，我以为应当由下而上，下面先试行，这样万一有什么不妥，朝廷有回旋的余地。我的想法是，先择三四个省作为试点，试点成功，再推行全国。
“第二点不敢苟同，南海先生主张把大清各项制度都推倒重来，官制、军事、赋税、经济、工商全面推开。这恐怕头绪太多，自乱手脚。我以为，试点的省份应当选取几个重点事项先行变革，比如，用人、理财、练兵，这三项是事关国家兴亡的要政，先就此三项进行改革，纲举目张，其他改革随后跟进，似乎更有把握。
“第三点，南海先生太急于求成，主张把反对变法的罢官，甚至杀几个一二品大员，如此偏执的办法是树敌自困。最近我查了一下历史上的变法者，下场大多凄惨。要变法，必然有人利益受损，但最好尽可能地让受损的人少而再少。比如那些反对变法的一二品大员，南海先生主张罢斥甚至杀掉，我认为对这些人，可厚禄以养之，崇秩以荣之，把他们体体面面养起来，明升暗降，不让他们管事，自然也就不再挡道。斗瞻你想，假如上司要办一件事，咱们不支持，他就要杀掉我们，我们会怎么样？来个鱼死网破！”
阮忠枢回道：“四哥的说帖处处与康南海先生相比照，更显得切实可行，我想翁师傅应当更感兴趣。”
袁世凯摆手笑道：“这只是我们的一厢情愿，至于翁师傅会怎么想，实在无从推测。斗瞻，我是对照南海先生的主张来谈我的主张，你可别把我的说帖弄得像与南海先生打擂台，那就自讨没趣了，以后我怎么见南海先生？”
“这何须四哥吩咐，要连这点意思我也领会不准，这文案就该换人了。”
“好，你辛苦辛苦，到时候我请你一醉方休。”
康有为中进士后，授职工部主事，是个六品小官，没有上折的权力，因此他将《上清帝第五书》呈给工部尚书，请代为转递。但工部满汉两尚书审阅后，觉得狂悖之语太多，不肯代呈。康有为不甘心，在京中频繁活动，上自军机大臣、总署大臣，下至翰林、台谏官员，只要得到机会，他就侃侃而谈，宣传变法主张，或者把他的《上清帝第五书》抄件塞给人家。老成持重的人都视之为轻狂，根本不屑与之交谈。军机大臣、总理衙门大臣中，只有他的老乡张荫桓对他的主张颇感兴趣。最佩服康有为的是翰林、台谏官员，尤其是兵部掌印给事中高燮曾读过康有为的上书抄本后，十分佩服他的才学，呈上《请召对康有为片》，认为康有为学问淹长，才气豪迈，熟谙西法，具有肝胆，于将来中外交涉为难处，不无裨益，奏请光绪破格录用康有为，派他出游各国，通过外交手段化解列国瓜分大清的危局。当时光绪正被德国占据胶澳事件弄得不胜其烦，而军机大臣总理衙门大臣又都拿不出好主意，翁同龢、张荫桓与德国公使谈判，德国寸步不让。而康有为的出现让光绪看到了一线希望，所以召见军机大臣时，决定传旨召见康有为。首席军机大臣恭亲王奕訢，很看不惯康有为的轻狂，劝说道：“本朝成例，非四品以上官不能召见。今康有为乃小臣，皇上若有所询问，命大臣传问即可。”
军机大臣中，排在恭亲王之后的是礼亲王世铎，从无主张，而后就是翁同龢。而翁同龢为人稳健谨慎，对康有为的乖张也有些看不惯，对他操切的改革主张也存疑虑，因此由大臣传问康有为的事情也就拖了下来，一拖就拖到了小年，各衙门马上就要封印放假了。
翁同龢就是在腊月二十三这天收到的袁世凯说帖，当时与德国公使交涉很不顺利，心中正焦躁不安。看了袁世凯的说帖，觉得对列国形势的分析很有见地，反对引列强为援的主张也颇有道理，但如何变法，如何破解危局，又太空泛。他心里觉得，袁世凯练兵有模有样，谈变法不过是凑热闹罢了，因此顺手把这份说帖撂到了一边。
康有为迟迟得不到召见，光绪有些着急了，下旨总理衙门大臣尽快召见。正月初三下午，康有为来到总理衙门西花厅接受询问。参加问话的大臣有五人：总理衙门大臣李鸿章、兵部尚书荣禄、户部尚书翁同龢、刑部尚书廖寿恒、户部左侍郎张荫桓。首席军机大臣恭亲王、总理衙门王大臣奕劻因为会见英、法公使没有参加会见。
荣禄首先问话：“大清制度行之最久，最为完善，为什么一定要改变祖宗的成法呢？”
康有为回答：“祖宗之法，以治祖宗之地也。今祖宗之地不能守，何谈祖宗之法？譬如这总理衙门是外交之署，也系祖宗之法所未有，因时制宜，不得不变。”
刑部尚书廖寿恒对变法不甚了了，但又十分感兴趣，因此问道：“变法绝非易事，应该如何着手？”
“宜变法律、官制为先，应开制度局作为立法机构，尽快变更故有的律例和各部院衙门，只有建立新政局，才能推进新变法。这是最重要的事情，是改良新政的基础，日本明治维新便是如此。其他各国维新变法，也无不如此。”
闻言，李鸿章插问道：“你的意思是，六部尽撤，则例尽废吗？”
康有为回道：“今日列强并立，强狼环视，大清旧有制度不仅无法适应世界新局势，而且弊政重重，大清所以积弱，正是这些旧机构、旧律例、则例所造成。大清要获新生，必须将这些旧制度全部废除，这些旧衙门即使不能尽撤，也应斟酌改定，唯有如此，新政才能推进，否则，处处掣肘，难见实效。”
“要推行变法，必须有经费做保障，变法所需款项又该如何筹措？”翁同龢是户部尚书，最关注经费问题。
“其实简单得很，日本设立银行发行纸币，法国实行印花税，印度征收田税，都非常有效。大清幅员广大，只要改变了制度，税收可立增十倍。此外，还可大借洋款，以行新政。”康有为成竹在胸，接着，他慷慨激昂又阐述了法律、度支、学校、农商、工矿、铁路、邮政、会社、陆海军之法，“日本维新，仿效西法，法制甚备，与我相近，最易仿摹。我正在编纂《日本变政考》《俄彼得变政记》，可为新政参考。”
这次会见从下午三点一直持续到六点，天已经黑透了。荣禄不愿听一个六品小官的信口雌黄，不到一半就离席。李鸿章对康有为的评价是“说的比唱的好听”。翁同龢则认为康有为“狂甚”。就大部分人而言，都觉得康有为口才极好，但对他的改革主张，其实说不上支持还是反对，因为大家对如何变法都是门外汉，自然无从评价。
第二天光绪召见军机，询问昨天五大臣会见康有为的情况，恭亲王虽然未参加会见，但已经与荣禄等人有过沟通，因此建议让康有为上个条陈，若其主张有可采纳之处，再召见不迟，其实这不过是拖延之策。
翁同龢与张荫桓与德国公使经过两个多月的谈判，最后仍然未能阻止德国占据胶澳。光绪二十四年二月十四（公元1897年3月6日），中德签订《胶澳租界条约》，胶州湾租与德国九十九年，其间完全归德国管辖；胶州湾沿岸百里内划为中立区，但德国军队自由通行；准许德国在山东境内修两条胶济铁路，沿线三十里以内开矿权归德商。而在俄国的强逼下，李鸿章主持签订《中俄旅大租地条约》，旅顺、大连及其附近水面租与俄国，为期二十五年，期满可“相商展限”。俄国在租借地内享有治理地方和调度水陆各军等全权，清政府无权驻军。整个辽东半岛，未经俄方许可，中国军队不得进入。中国同意俄国从中东铁路修一支线到旅顺、大连，此支路经过地方，（中国）不将铁路利益给与别国人。也就是说，整个东北，沦为俄国的势力范围。而法国也提出要求，中国不得将云南、广东、广西等省让与他国，并承建法属越南至云南昆明的铁路，还提出租借广州湾。英国则在动议拓展香港租界，并提出租借山东的威海卫……列国瓜分中国已成事实。
翁同龢作为光绪最倚重的大臣，面对国家被瓜分豆剖的形势几乎束手无策，自然万分焦灼；更令他难堪的是，当年李鸿章签订《马关条约》，他率领一帮清流群起而攻之，如今自己也亲手签订租地条约，李鸿章几次含沙射影讥讽，自己只有故作糊涂。
这天下午，袁世凯求见，更令他徒增焦躁。
寒暄过后，袁世凯从衣袋里掏出一张《申报》，上面载有一幅《时局图》。地图上，东北是一只北极熊，这是指沙俄占据东北；南边是一只青蛙，把两广和云南揽入爪中，这是指法国占据西南；而长江流域，则是一只猛虎，这是指英国占据长江……漫画的两边，写着“不言而喻，一目了然”。列国瓜分中国的形势的确一目了然。
“中堂，大清真是到了万分危急的关头。卑职夜不能寐，希望能为国家尽力，为朝廷分忧。卑职一个多月前曾上书敬陈管见，不知中堂是否寓目？”
翁同龢想了想，是有那么回事：“哦，我已经看过了。对列国形势的分析，很有见地。”
翁同龢再无下言。袁世凯明白，自己的禀帖翁同龢并不欣赏，或者没有认真阅读，但这并不影响他继续表白：“中堂，依卑职浅见，大清目前唯有变法一途，才有民富国强之日。”
“这已经是天下人的共识。朝廷也在考虑变法，但如何变，尚未有头绪。”
“卑职以为，变法虽然迫切，却不能操之过急，更不可头绪太多。应当先在三四省试点，先在用人、理财、练兵三大端上取得经验，而后在全国推行。”
“先在这三大端上变法，半年多前盛杏荪就有此议。而且如何变革，他说得十分详细、具体。”翁同龢言外之意，袁世凯的建议太过空泛、笼统。
“卑职一定好好向盛大人的请教。朝廷要变法，必然要由中堂主持大计，卑职愿为中堂驱策。若中堂能在数省先行尝试，卑职极愿前往，不计荣辱，不避斧钺，为变法大业蹚蹚路子。”
翁同龢终于明白，袁世凯何以一而再再而三提议要在三四省试行变法，原来他有意出任封疆。真是不知天高地厚，一个捐班出身，竟有此妄想！翁同龢是“状元宰相”，最看重两榜出身，对袁世凯这样连举人功名也没有的人是很不以为然的。因此对袁世凯谋求封疆的野心感觉十分可笑。他有爱才的名声，但耻于受人请托、为人谋职，他认为非君子、贤臣所为。袁世凯滔滔不绝，讲他试点变法的主张。翁同龢耐着性子听了几分钟，并不去接袁世凯的话茬，而是转移话题道：“慰廷，朝廷派你去练兵，寄予厚望，你要把全副心思放到练兵上，为朝廷练出一支劲旅，不要辜负大家的期望。”
翁同龢的意思已经十分明白，袁世凯如果再有所言，便是自讨没趣，就识趣地告辞了。
在光绪的一再催促下，康有为的《外衅危迫，分割洊至，宜及时发愤，大誓君臣，开制度新政局折》也就是他的《上清帝第六书》，由总理衙门呈递到御前。康有为的建议，主要是借鉴日本明治维新，大誓君臣以明革旧维新之志；设制度局于宫中，并下设十二分局，专责新政事宜；许天下人上书言事，广采博议。光绪听说康有为还著有《俄彼德变政记》《日本变政考》，便命总署大臣催促呈来。康有为对著作再进行修改，每一卷前都加按语或评论，每完成一卷便进呈一卷，光绪则如饥似渴呈一卷读一卷。
对到底谁来主持变法，帝后心中各有人选。光绪对康有为的才能已十分欣赏，他所期望的应当是翁师傅主持，康有为等人具体操办；慈禧并不反对变法图强，因为她也不愿大清一再受到列强的欺凌，但变法的前提是不能丢了祖宗的大法，不能有损满洲的权势。她希望老成、持重的人来辅佐皇帝，现成的人是恭亲王。但恭亲王身体一直不好，阴历二月后几乎不能正常入值。接下来就是翁同龢，但她对翁同龢不能放心，因为他与光绪的关系太密切，光绪对他太倚重，将来难免会挟天子而令诸侯。三月底，大学士徐桐出奏“请调张之洞来京面询机宜”，慈禧和光绪对这个建议都不反对，如果由多年封疆、洋务自强搞得有声有色的张之洞入京辅政，的确是个不错的选择。可就在张之洞整装北上的途中，却发生湖南船帮放火烧汉口海关并延烧到日本领事住宅的事。并不愿张之洞进京的翁同龢借机向光绪建议，令张之洞立即回任，妥善处理，以免再引起国际纠纷。张之洞因而与变法失之交臂。
恭亲王的病情加重，慈禧和光绪先后多次前去探望。在恭亲王临去世前一天，光绪在病榻前询问“六叔”，朝中人物谁可大用？恭亲王推荐了两个人，一个是李鸿章，认为他有经世致用的学问，久经磨炼，不是只耍嘴上功夫的人；另一个是张之洞，有多年的封疆经验，躬身地方改革，且有维新之才，中西学问贯通，可做变法主持人。
“六叔”没有推荐翁同龢，光绪有些不甘心问：“六叔以为翁师傅如何？”
恭亲王硬撑着病体坐起来，郑重地说道：“皇上重用此人，是聚九州之铁，不能铸此错也。”
恭亲王以为翁同龢在甲午战争中不了解敌我情势，一味主战，聚集一帮书生交章弹劾，只图整垮李鸿章，而不顾国家安危。他给翁同龢下了八字考语——居心叵测，怙势弄权。
恭亲王如此评价翁同龢，大出光绪的意外。但将死之人的劝告，不能不特别重视。回想二十余年来的君臣际遇，他一直感激师傅，但仔细想想，“六叔”的评语也并非全然偏见。对变法的人选，光绪越来越看好康有为，户部侍郎张荫桓也一再推荐，但翁同龢则一直不表态；此前有调张之洞入京的上谕，后来翁同龢又从中阻挠。联系起来思考，光绪开始对一直敬重的翁师傅有所不满了。
翁同龢的得力助手户部侍郎张荫桓曾出使日本，是有名的洋务派，他与康有为是同乡，对康有为联日、英御德、俄以及全面变法的主张都十分支持。翁、张两人在变法问题上便产生了分歧。张荫桓建议光绪，变法非翁师傅主持不可，不妨逼着他向前迈一步。
于是第二天，光绪让翁同龢传知康有为，再进呈一套《日本变政考》。
翁同龢回道：“臣与康有为没有来往。”
“为什么？”
翁同龢回答：“此人居心叵测。”
光绪帝问：“从前为什么不说？”
“从前不甚了解，近来了解多了，发觉其人狂甚，善伪诈。”
次日翁同龢并没有进康有为的《日本变政考》，光绪十分生气，翁同龢回禀：“皇上如果非要看康某人的书，让总署进呈好了。”
翁同龢很少有违抗圣意的时候，但为了表达他对康有为的态度，再次拒绝进呈康有为的书籍。
光绪十分不悦，由此认为翁同龢是嫉贤妒能，已成为变法的障碍。
光绪决心已下，但要变法，非有慈禧的同意不可。这天他召见奕劻时说道：“朕决心已定，决不做亡国之君，若不予我权，朕宁愿逊位。”
奕劻跑到颐和园转达光绪的意思，慈禧十分生气：“他不愿坐此位，我早就不愿他坐之。”
荣禄问奕劻：“皇上到底想怎么样？”
“看皇上的意思，是要变法自强。”
荣禄道：“几千年之法，如何能够轻易变掉？若如康有为所言，无异于痴人说梦。不妨让他们乱闹几个月，闹得天下共愤，那时候太后再收拾不迟。”
慈禧对奕劻道：“好，那你去告诉皇上，变法自强也是我的素志，当年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他们要搞洋务，遇到那么多困难我都支持了他们。皇上要变法自强，可以，但祖宗的大法不能丢。”
奕劻走后，慈禧问荣禄道：“翁同龢这些天在干什么？是不是他从中撺掇皇帝？”
“那还用问？自从他掌了军机印钥，得意忘形得很。”
军机处有枚方形银印锁在印匣中，而印钥则由军机领班佩带。礼亲王世铎久病不入值，恭王即逝，王府将印钥转交翁同龢，象征着大权已经转移。此前军机处当家的实际是刚毅，他有时直接奉慈谕办理奏折，翁同龢连奏折也不能全阅。如今印钥在握，刚毅休想再敷衍。翁同龢十分激动，像变了一个人。刚毅本来是翁同龢引入军机，用以制衡李鸿藻的，没想到很快反目为仇，成为太后面前的红人。翁同龢与张荫桓联手推荐康有为，意欲借康有为之手借变法之名夺取朝廷大权的说法，就是刚毅在荣禄、太后面前放出的风声。
“此人不能留在皇帝身边。”慈禧考虑了一番道，“皇帝对他依赖太深，又有一帮清流视他为马首，他要挟天子而令诸侯，不知要闹到什么地步。”
如果罢掉翁同龢，按资历，军机上就排到刚毅了。刚毅为人粗率，经常念白字，必须找一个资历让刚毅无话可说，又为太后所易驾驭的人入军机作秉笔之人。想来想去，最后决定调有“琉璃球”之称的北洋大臣、直隶总督王文韶入值。他是进士出身，任过湖南巡抚，早在光绪四年至光绪八年就曾入值军机，资历足够，如今年近七十，老成持重，为人又善权变，慈禧能够放心。由他入值军机，递补翁同龢罢后空出的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
那么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派谁去？荣禄毛遂自荐道：“奴才愿去直隶，给太后守京津门户。”
何止守京津门户？政局诡谲之际，直隶总督手握最精锐的北洋大军，将左右政局！
“我实在舍不得你出京，朝中这一摊子事没有老成持重的人佐理实在不能放心。可直督又太紧要，不是随便可以坐的，也只有你去坐镇，我才能放得下心。”说完这些，慈禧又问，“袁世凯这人如何？你有把握拿得住他？”
“太后放心，当初推荐他去小站练兵，后来他被胡景贵参劾，他都知奴才的情。再说，北洋也不只他的七千余人，聂士成的几万人也可以依靠。”
“大局在握，无非人、财、兵三权。兵权由你出镇直隶，财权有王文韶掌握，就是怕皇帝将来所用非人，神器滥授，就难免骑虎难下。”慈禧还是有些不放心。
“奴才以为太后不能放任，尤其一二品大员补缺，太后必须能干预得到。”荣禄建议。
“这几件事你心里有数，几道上谕也不妨先有所准备，不过，万勿为外人所知。”慈禧叮嘱荣禄。
“嗻！”荣禄响亮地应一声，“奴才遵旨。”
礼部侍郎徐致靖、山西道监察御史杨深秀上折，建议朝廷明降谕旨，著定国是，宣布维新之意。光绪深以为然，在获得慈禧支持后召见军机，让翁同龢拟《定国是诏》。
1898年6月11日（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三），翁同龢所拟定的诏书正式颁布，历史上被认为是戊戌变法开始的象征。翁同龢拟定的诏书并非康有为所主张全面变法，更没有康有为的偏执激烈，一言以概之，是“守旧图新”。诏书中最关键的几句话说：“嗣后中外大小诸臣，自王公以及士庶，各宜努力向上，发愤为雄。以圣贤义理之学，植其根本，又须博采西学之切于时务者，实力讲求，以救空疏迂谬之弊。专心致志，精益求精，毋徒袭其皮毛，毋竞腾其口说，总期化无用为有用，以成通经济变之才。”很明显，翁同龢主张把圣贤义理之学作为根本，并非全然西化。
对这个《定国是诏》，康有为等人不满意，光绪也觉得未尽其愿。但总之是开了个头，开了头，就有步步深入的机会。康有为急于辅佐光绪推行变法，因此他策动徐致靖上书推荐人才，所推的人都是后来著名的维新派，除康有为外，还有张元济、黄遵宪、谭嗣同、梁启超。张元济是总理衙门章京，倾心变法维新；黄遵宪此时人在湖南，署理湖南按察使，他曾经出洋担任过驻日参赞、旧金山总领事、驻英参赞、新加坡总领事等职，与当时湖南巡抚陈宝箴是支持变法的新派人物，曾与梁启超、谭嗣同等人在上海创办《时务报》，此时全力帮助湖南巡抚陈宝箴推行新政；谭嗣同也深受康梁的影响，此时在黄遵宪的支持下兴办时务学堂，宣扬的正是维新变法。这份荐折，幕后捉笔其实是康有为，对自己的推荐当然是不吝笔墨，“其才略足以肩艰钜，其忠诚可以托重任，并世人才实罕其比。若皇上置诸左右以备顾问，与之讨论新政，议先后缓急之序，以立措施之准，必能有条不紊，切实可行，宏济时艰，易若反掌”。显然，康有为是想通过徐致靖的上奏实现主持变法。
光绪在徐致靖的奏折上御批，黄遵宪、谭嗣同送部引见，梁启超由总理衙门考察，康有为、王元济则着于二十八日引见，这一御批使翁同龢被罢加速。因为慈禧以为再不行动，翁同龢将与这些年轻激进的变法派混到一起，那时候就更加被动。
为了争取慈禧对变法的支持，光绪将《日本变政考》《俄彼得变政记》《各国兴昌记》《泰西新史揽要》《校邠庐抗议》五本书呈给太后。太后不怎么爱读书便道：“皇帝，你就把这些书的内容讲给我听听。”
光绪先后两天都跑到颐和园给慈禧讲书。前四本全是康有为的著作，只有《校邠庐抗议》是冯桂芬早在三十多年前著就出版的，全书内容涉及政治、军事、文化、生产、经济等，其中采西学、制洋器、改科举等多项建议早被洋务派李鸿章、张之洞等人所采纳。如何处理中西关系，冯桂芬提出的原则是“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并不主张全盘西化。慈禧听后说道：“这五本书，依我看唯有《校邠庐抗议》最好。”光绪见太后对此书感兴趣，立即表示将重印该书，京官们人手一本。
母子两人，一个读，一个听，偶尔还发表一下议论，关系少有的融洽。休息的时候，慈禧慈祥地说道：“皇帝，咱大清屡受洋人欺压，如今又面临瓜分豆剖的形势，你心里着急，不好受，我理解你的心思。变法自强，不光你这样想，我也这样想，大清上下也都在盼着国富民强。我说过，支持你变法，只要不违背祖宗的大法，不损害咱满洲的权势，我无不赞成。可是有一样，翁同龢必须罢黜。”说到这里，慈禧的表情复又凛然，“有你六叔在，还能牵制得住他，如今你六叔不在了，他在军机难免怙势弄权。你是他的学生，不好严厉约束。这一条你若不答应，也行，那我就再恢复训政，帮你看住翁同龢。”
恢复训政，那岂不是又夺走了皇权？光绪没有过多的犹豫：“这一条，我听亲爸爸的。”
“上谕你亲笔写好，就在明天宣示天下。”慈禧道。
“亲爸爸，明天是翁师傅的六十八岁生日，可否过了明天？”光绪好像早就有罢黜翁同龢打算，只是时间比太后的要求晚一点。
“不能迟于明天。你若觉得心里不安，不妨赏得厚一些。我也赏他点东西，嗯，那就一柄折扇好了。”夏天赏扇本是常有的例子，只是临罢翁同龢前赏扇，则有“到一边凉快去”的意思。
此事帝后算是达成了共识，慈禧又道：“康有为这个人你可以用，但不能重用。昨天荣禄与他在朝房相遇，问他历代变法都会有人反对，他打算怎么办？他竟然说杀几个一二品大员就行了。皇帝听听，这是办大事的人该说的话吗？但凡变法，总会有人反对，对反对的人尽量说服、争取，若实在不能争取，不过罢他的官就是了。动不动就要杀一二品大员，戾气是不是太重了？”
想到那些顽固大臣，光绪也恨不得杀一两个立威。但也只是想想而已，康有为又怎么能挂在嘴上，而且是讲给太后最为倚重的一品大员荣禄呢？
“这个人，我听说最近你要召见。天子召见小臣，必定要赏给高一些的官职。如今康有为是六品主事，你要赏，至少是五品京堂。且不急，等你看清了他的面目再赏不迟。你六叔没了，当初成立督办军务处是由你六叔领班，如今他没了，这个督办军务处也没必要再摆在那里。康有为变法，不是要精简机构吗？我看先把这个机构精简了吧。”
督办军务处是甲午战争开始、恭亲王复出后成立的机构，当时海陆军节节失利，朝廷调来各省勤王的练军，云集京师，归督办军务处调遣，练兵的事宜也归这一机构。光绪通过这一机构可直接过问、指挥军事，从而削弱了李鸿章的作用。甲午战争结束后，督办军务处并未撤销，重点转向练兵，因此袁世凯的小站新建陆军，虽然在直隶的地盘上，直隶总督王文韶却无权过问。如今荣禄出任直隶总督，撤销督办军务处，袁世凯的小站新军则归于荣禄节制。光绪当然明白这其中的利害，但慈禧的理由搬得上桌面，因此他只能同意。其实，即便太后的理由搬不上台面，光绪多年养成的逆来顺受的性格，也难得极力反对。
“我不能不对朝廷用人有所监督，这也是对你好。”慈禧拿出两张纸，“这两道旨意，你就抄一抄发下去吧。”
抄一抄发下去，就是光绪御笔抄录，再给军机，以示是皇帝本人的意思。从前太后的意思经常以这样的方式发挥作用。
光绪一看，第一道：
嗣后在廷臣工，仰蒙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崇熙皇太后赏项，及补授文武一品，暨满汉侍郎，均著于具折后恭诣皇太后前谢恩。各省将军都统督抚提督等官，亦一体具折奏谢。
这就是说，京官二品以上，要具折向太后谢恩，也就表示系太后恩赏；而诣太后前谢恩，更带有监督考察的意思了。地方官不必到京谢恩，但也要具折向太后奏谢。这意思就是，二品以上大员，非有太后首肯不可。
再看第二道：
命直隶总督王文韶，迅即入觐。以大学士荣禄暂署直隶总督。
“翁同龢罢相，总要有合适的人顶上去。荣禄和王文韶，老成持重，忠诚可靠，有这两个人辅佐，你省心不少。”
这次会谈，帝后达成一个默契，即光绪得到推进变法新政的权力，而慈禧则拥有兵权和用人监督权。
翁同龢在生日的当天接到被罢黜的上谕。不但翁同龢没想到，就是大多数朝臣也深感意外，因为没有任何征兆。出乎大家意料的还有一件事，就是康有为被皇上召见后，竟然没有升官。几乎所有的官员都认为，康有为深受光绪的赏识，他要做大官了。但召见后对他的任命，是总理衙门章京上行走，只是从工部调到总理衙门，而其品级还是原来的六品。
众人对变法维新还是充满期待的，因为康有为到处宣讲，西方列国讲求变法三百年而治，日本施行三十年而强，大清地大人多，只要按他的办法维新三年便可自立，蒸蒸日上，富强可驾万国。国富民强，是大清人人所愿，因此，变法开始的时候，除了少数一二品大员担心自己利益受损外，大多数人都是支持的。可以说，举国上下，大多数人是变法派。
变法在万众期待中推行着。所有的改革措施，都通过上谕下发，变科举、兴学校、办实业、改兵制，精简机构，保护传教，这都是实的；虚的也不少，教育大臣们不许因循守旧，警告各衙门，不许无故请假，要求官员们认真学习西方的新理论，号召疆吏们要让变法谕令做到家喻户晓……一个多月的时间，便下发四十多道上谕。每一道上谕都要求速办，各级官员们从最初的兴奋转而迷茫，因为每一项改革的要求还弄不清楚，如何能够速办？
第一项引起全国震动的变法新政是废除八股。八股取士弊病实在太多，天下士子皓首穷经，耗尽心血，所学知识却是百无一用。尤其是西方技术引进后，八股更显得迂腐不堪。在维新变法前，贵州学政严修提出了开设经济特科的建议，那些不懂八股而通西学、洋务的人才，经保送、考试后，量才授官，以解决西学不足的问题。在李鸿章等人的支持下，经总理衙门议定，光绪已下旨批准。但康有为认为这个方案太保守，他上书的同时以御史宋伯鲁的名义上折，建议光绪特下明诏，永远停止八股，他认为此明诏一宣，则举国数百万士人，立可扫云雾而见青天矣！光绪果然发布明诏，宣布自下科开始，乡、会试和生童岁考，一律废除八股。但事情并没有像康有为说的那样，数百万士人不是扫云雾见青天，而是觉得天塌了。因为他们从小孜孜于八股，全部心血耗于八股，而突然之间八股废掉了，他们前途何在？而新政又未对他们的未来做出任何安排，结果是人人痛恨康有为、梁启超，直隶的士子甚至放言要行刺康有为。
到底依靠什么人推行变法？康有为三番五次上书，请在中央设制度局，下设法律局、税计局、学校局、农商局等十二专局，新政皆交十二局施行；地方则设新政局，负责一切新政的筹划施行。光绪觉得这项新政关系最为敏感的人事权很难获得慈禧的支持，他不敢贸然下旨，而是让总署先行讨论。因为总署是与外国人交涉的机构，总体上思想比较开化，容易获得通过。总署讨论了十几天，回奏认为，现有的部院衙门完全可以承担变法事项，没有必要叠床架屋，再设制度局和十二专局。光绪对这个结果很不满意，要求总理衙门与军机处再议。
康有为的这个官制改革设计，其实质就是要夺取实权，制度局可把军机处、总署架空，十二专局则可以把六部九卿架空，而地方新政局则把督抚藩臬架空。可他的小九九明眼人一眼就可看穿，何况是历经宦海、老于世故的军机大臣？军机处的办法就是拖，议而不决。
拖了二十多天，光绪生气了，每天都逼问结果。军机领班是礼亲王世铎，但他正在病中。接下来就数刚毅，他回奏道：“康有为这是要废弃我们军机处，我们宁可忤旨，也绝不同意开设。”
王文韶是汉军机里面资历最老的，且最善变通，也附和道：“皇上心意已决，必定按康某人意思办，我们若全部驳回，则皇上可直接明发上谕，那我们更没办法阻止了。我们只有用略作敷衍的方式办理。”
王文韶的办法就是偷梁换柱。比如，康有建议选二十余天下通才进制度局议定制度，议奏改为从翰詹科道中选二十人以备顾问；再如康有为要求开设法律专局，军机处则回复，六部明确专人负责修改律例；对设学校局的建议，奏称京师已办大学堂，各省已奉旨办中小学堂，不必再设局；康有为要地方设新政局，军机处奏议由督抚责成州县妙选人才参与新政……这样，没有一条驳回，但没有一条按康有为的设想进行。唯有赞同设立的是农工商总局，用以推进农工商业。
康有为十分愤怒，再上书建议裁撤詹事府、通政司、光禄寺、太仆寺、鸿胪寺、大理寺六个衙门，光绪下旨令李鸿章拿出裁撤办法。李鸿章认为全然裁撤这些衙门，原有的官员必然生计无着。他的办法是詹事府并入翰林院，通政司并入内阁，太仆寺并入兵部，大理寺并入刑部，光禄寺、鸿胪寺并入礼部。人员整体并入，将来慢慢消化。然而，光绪认为李鸿章的办法是形撤实未撤，不同意他的并入方案，下旨不但撤掉这六个衙门，而且还要裁撤督抚同城的广东、云南、湖北三省巡抚，裁撤各省中没有粮运任务的督粮道和没有盐场的盐法道，而对这些官员如何安置则没有拿出措施。京中一时谣言纷飞，甚至盛传六部九卿也将裁掉。被撤掉的衙门人心惶惶，作鸟兽散，无人过问，甚至有些衙门的门窗也被人卸走。
然而康有为一而再亲自上书或通过支持维新的御史、翰林上书，提醒光绪各级不能速办，是因为有顽固派，与维新势不两立，“或年老不能读书，或气衰不能任事。不能读书，则难考新政，不能任事，则畏闻兴作。唯一己之利禄为事，故不思外患。朝廷必使用赏罚之大柄，严惩守旧之徒”。他认为变法不能有片刻的迟疑和停滞，“方今不变固害，小变仍害，非大变、全变、骤变不能立国也”。如何应对反对意见，他认为最有效办法，是请光绪御门誓众，他天真地认为，只要皇帝与大臣们在乾清门共同宣誓，就能使内外臣工尽弃旧习，彻底变法。最为疯狂的是，他在以杨深秀的名义上《请御门誓众，更新庶政折》中，说当年赵武灵王为了实行改革罢免了公叔成，秦孝公为了实行改革罢免了甘龙，日本天皇为了改革罢免了幕府藩国，俄国彼得大帝为了实行改革而诛杀了近卫大臣。所有这些措施，就是为了使改革大见成效。这份奏折传出来，众官员都传，康有为鼓动皇上诛杀近卫大臣！
杀近卫大臣，康有为还没有能力做，但策动御史参劾官员，对他来说却并非难事。他策动御史宋伯鲁、杨深秀上折，参劾礼部尚书、总理衙门大臣许应骙，罪名是“守旧迂谬，阻挠新政”，证据是朝廷下旨在科举中增加经济特科，许应骙却在礼部大堂嚷嚷经济特科无用，腹诽朝旨；朝廷下令推行的新政，许应骙都多方阻挠。结果许应骙大呼冤枉，因为经济特科正是他和李鸿章支持增设，怎么可能反对？而且腹诽朝旨，证据何在，简直是欲加之罪。最后光绪仍下旨警告许应骙，以后要谨慎奉职。参劾许应骙，背后的主持正是康有为，这很容易让人认为，他是要参倒许应骙，得到他的礼部尚书、总理衙门大臣一职。他以莫须有的罪名整人，很让人鄙视。
这时候康有为的好友御史文悌上了一个《严参康有为折》。文悌是正黄旗人，参加过康有为组织的保国会，是满人中知名的维新派，与康有为交往十分密切。文悌此时参劾康有为，一方面对康有为四处托人甚至为御史捉刀自荐的行为不屑；再就是康有为曾经让他鼓动御史伏阙痛哭，力请变法。文悌认为此举有结党之嫌，没有做。最主要的是两人在变法的思路上也产生分歧，尤其是对康有为以莫须有的罪名整人看不惯，“以康有为一人在京城任意妄为，遍结言官，把持国事，已足骇人听闻；而宋伯鲁、杨深秀身为台谏，公然联名庇党，诬参朝廷大臣，此风何可长也！”
按文悌的说法，他是看不惯康有为所为才具折弹劾；但康有为则认为，他是受许应骙的唆使而出头。光绪相信康有为，下旨说文悌受人唆使，不胜御史之任，退回原衙门。御史退回原衙门，例不补缺，不派差，与革职无异。康有为鼓动御史参劾大员未受任何处分，文悌参劾康有为却被免职，为文悌不平者大有人在。也有人拍手称快，认为是康有为一伙狗咬狗。
这时，受到光绪表彰的变法模范湖南巡抚陈宝箴也具折参劾康有为。陈宝箴支持康有为、梁启超的变法主张，他主政下的湖南变法新政成效颇著，被康有为引为同道。而陈宝箴参劾康有为主要问题出在《孔子改制考》。康有为著这本书是为了寻找变法理论依据，论证孔子是极力提倡并践行变法者。他考据牵强，甚至不惜作伪，令正统士子所鄙视，而他倡导民权、抨击封建纲常，不但思想守旧的大臣不能接受，就是热心变法的陈宝箴也不能接受。陈宝箴认为《孔子改制考》伤理害道，奏请光绪让康有为自毁其版。
维新派之间的纷争还在继续。当时上海有一份非常有名的民报《时务报》，康有为、梁启超的大量文章正是在这张报纸上发表，康、梁也对该报给予了资金上的扶持。自变法开始后，康有为没得到升迁，而他的弟子梁启超也没有得到升迁。为给弟子谋个好点的前程，也为变法创造舆论载体，康有为策动宋伯鲁上折奏请将《时务报》收为官办，报社移到北京，由梁启超主笔。光绪让老师孙家鼐议复，结果孙家鼐建议干脆把康有为派到上海去督办，光绪竟然答应了。
康有为当然不愿去上海，对光绪让他离开变法的中心感到十分委屈，他拖延了十几天没有起程，后来想了个理由，说既然是督办，也可以不去，遥领其事即可，办报还是让梁启超去。但《时务报》办报人汪康年也不是省油灯，如何肯把办得风生水起的报纸拱手相让？结果他在报纸上发个声明，既然改为官办，那“时务”二字不敢用了，改为《昌言报》继续出版。康有为折腾了半个多月，结果只得到“时务”两个字，十分生气，发电报给两江总督刘坤一，并致信湖广各省，说汪康年抗旨，让他们查禁《昌言报》。刘坤一推给总理衙门，光绪又让黄遵宪去查办。沪上的报刊同行都不齿于康有为的依势凌人，湖广总督张之洞也写信给孙家鼐支持汪康年，不同意查封《昌言报》，孙家鼐也是如此态度。双方僵持着，隔空打笔墨官司，维新派这番内讧，使康有为的名声更受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