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变法太过操切，不仅守旧大臣反对，即便是极力支持维新变法的官员也与康有为产生了分歧。礼部主事王照，就是其中之一。
王照是直隶宁河县人，1894年考中进士，散馆后授礼部主事。当年公车上书时得以结识康有为，为他的渊博知识所吸引，成为崇拜者。可当康有为真正开始主导变法后，两人分歧越来越大。他觉得这样变法太急躁，劝康有为道：“任何一项新政策，一定先要在朝廷进行一番计划，并在官员、士子中进行讨论，如果这项政策要推行，那么开头怎样，结尾会怎样，全国各地情势又有哪些不同，都应该考虑周全，而后由朝廷发令，朝廷大员衷心响应，州县官实力奉行，士子和百姓也都理解，这样才能有实效。哪能靠皇上一道上谕，就当作一项新政已经实行？”
“如今列强瓜分在即，按你的办法，如何来得及？大清变法，缓变不可，必当速变；小变不可，必当全变！”康有为很不以为然。
王照又道：“大清好比一个重病的人，你开的药方太过刚猛，不但不能救命，反而有可能加重病情。”
“神医下手，最擅长的就是猛药救命。你的办法是日拱一卒，不待过河，老巢已倾。我是一子将军，治本之策。”
“老康，无论是治本，还是治标，都要得到大多数人的支持。”王照与康有为年龄相仿，又关系极密，因此称他为老康，“你的规模太广，志气太锐，包揽太多，同志太孤，这样变法，恐怕欲速不达。”
“如果能让那个老女人闭嘴，一切都会顺利。”康有为大摇其头，他认为新政推不动，主要是顽固守旧大臣暗中阻挠，而这些守旧大臣背后就是慈禧。
“其实，太后对西洋文化颇感兴趣，经常召驻外公使的女眷们进宫询问外邦诸事。最好的办法，应当是让太后、皇上一起推动变法。把推行改革的功劳让给太后，让改革以太后的名义推行，那样守旧大臣们也会转而支持改革。”王照大惊失色，他劝康有为应该尽力协调帝后的关系。
“你这是引狼入室！那个老女人好不容易松了手，绝不能让她再出来。”
王照认为康有为有意刺激帝后矛盾，是十分不智的行为。他起草了一份上书，希望有助于疏解紧张的帝后关系。他的主意是，让皇上陪太后到日本去考察，直接了解日本之所以后来居上的原因。这样，皇上是以孝治天下，天下臣民就不会有异议；太后得以直接感受日本变法的成效，会对变法更加支持；而天下人也都认为，变法也是太后立志要做的，变法的荣誉归之于太后，而天下人也不会埋没皇上推进变法的功绩。
帝后的矛盾，怎么可能通过帝后同游日本就能化解？这不过是王照的书生之见，他兴冲冲把上书交到礼部请代为呈递。礼部满尚书怀塔布、汉尚书许应骙看到请皇上奉太后去日本以及列国游历的建议，十分愤怒，认为这实在太出格，不予呈递。而不久前，光绪刚刚下诏，让天下臣民皆可上书提建议。王照认为，无论如何礼部堂官应当把他的上书转呈上去，与怀塔布、许应骙争论起来。最后他说，如果礼部不呈递，他就请都察院代递。最后礼部勉强同意，但怀塔布、许应骙联合四位侍郎附奏，说王照“妄请乘舆出游异国，陷之险地，且日本素多刺客，此前俄皇太子出游日本及李鸿章奉命出使，皆遭毒手。王照用心不轨，故臣等不敢代递；王照则咆哮公堂，蔑视上宪”。
变法以来，光绪希望借廷议的方式得到众臣的支持，也得以堵住太后的嘴巴，因此一有新政就交廷臣先议，但廷臣们议驳者十居七八。光绪积郁不平，于是大开言路，让大小官员都可通过本衙门上书，希望从下层官员中得到对变法的支持。但一个多月了，上书却寥寥无几。他本来就怀疑六部九卿的堂官们有意压制上书，王照的上书被阻恰好证明了他的怀疑。他勃然大怒，谕令将礼部堂官下部议处。刑部议降三级调用，光绪不同意，下谕全部革职。而对王照大加赞赏，褒奖他不畏强御，勇猛可嘉，赏给他三品顶戴，以四品京堂候补。随后又任命了新的礼部堂官，汉尚书李端棻，汉侍郎王锡蕃、徐致靖，满侍郎阔普、通武均为支持维新变法的官员。尤其是徐致靖，与康有为关系十分密切。如今由从二品的内阁学士闲职，一跃而为正二品的侍郎。
罢官惩戒并不罕见，但一次把某部堂官全部罢免，有清以来不曾有过；如果理由充分，也无不可，问题是只因不予代递上书，就全堂罢免，实在出乎常理。怀塔布等六名堂官跑到颐和园向太后痛哭诉屈，这不仅使守旧大臣觉得过分，就是支持维新变法的官员也觉得太过分。
罢黜六部堂官不久，光绪又下旨罢免李鸿章和户部满尚书敬信的总署大臣之职。起因是光绪面谕军机大臣停止海防捐。海防捐就是以筹办海防经费的名义卖官，这部分收入开始的确用于海军，但后来主要用于修园子及驻守北洋的淮军军饷。如果停止海防捐，淮军立即面临无饷的局面。李鸿章作为淮军的创始人当然要力争；敬信作为户部尚书，则担心不但淮饷无款可筹，而且新政创行，无论是办学堂还是兴工商，诸多费用更难筹措。两人再三请求稍缓再停，光绪大怒道：“一面裁官，一面又捐官，有这样的政体没有？”
两人跑到太后那里诉苦，慈禧回道：“我已经答应皇帝推行新政，我不能言而无信。”
总署大臣是李鸿章唯一的实职，一旦罢免则又形同赋闲。李鸿章办洋务多年，其实他与张之洞等洋务派大员一样，对变法并不反对，但他反对的是康有为这样的人、以这样的方式变法。所以他好几次发牢骚，所谓没有不透风的墙，光绪对他可以说是积愤已久。
李鸿章是三朝老臣，而且最善于与洋人打交道，竟然也被罢黜总署之职，那些几无所长的大员又该如何自处？这时候，不但是守旧大臣，就是一些同情、支持变法的官员心思也开始倾向颐和园，他们觉得能给官员以公正和保护的，只有退居园中的老太后了。
连续罢黜大员都得以顺利落实，康有为信心更足，光绪的胆子也更大了。康有为又上书说要想变法，唯有提升任用小臣，广为举荐，由皇上亲自提拔，不吝惜爵位赏赐，破格升用。那些守旧的人姑且听其在位，只用京卿、御史等，内外诸事皆可办理妥当。
光绪采纳这一建议，决定先拿军机处开刀，任命了军机四卿，内阁侍读杨锐、刑部候补主事刘光第、内阁候补中书林旭、江苏候补知府谭嗣同均赏加四品卿衔，在军机章京上行走，凡有章奏都由四卿阅览，凡有上谕皆由四卿拟旨。原来的军机大臣，则被晾到一边。
无论光绪还是维新派，都觉得这个办法实在高明。皇帝不是没有任命二品以上官员的权力吗？那我就任命二品以下的官吏，让他们来办事，二品以上的都一边凉快去。办法的确痛快，但无异于将帝后矛盾公开在朝堂内外，也就难怪大员们都跑到颐和园围在了太后身边。军机大臣们被晾在一边，看着四个年轻人指手画脚，心里的憎恶可想而知，只盼着他们尽快玩火自焚。
军机四卿的确太年轻。林旭，福建侯官人，是著名洋务派沈葆桢的孙婿，时年只有二十三岁；谭嗣同，湖南浏阳人，时年三十三岁，这两人都是康有为的弟子。刘光第，四川富顺县人，时年二十九岁；杨锐，时年四十一岁，四川绵竹人，曾经参加过康有为组织的强学会，与刘光第都受到张之洞的赏识，是张之洞通过陈宝箴推荐给光绪的。未经宦海起伏的年轻人骤获大任，难免会得意忘形，尤其是越过军机参与国家大政，无异于四位新宰相，要想他们做到笃定、谨慎，那可真是难上加难。
四人当中，年龄最长的是杨锐，也只有他保持着一份谨慎和小心，而且也只有他在被任命为章京后感到了其中的危机。他在给家人的信中说：“我们军机四章京，每天对发下来的条陈恭加签语，是否可行，分别提出看法供皇上参考。一块值班的同行很不容易相处，刘光第和谭嗣同一班，我和林旭一班。谭嗣同是康有为的死党，但在值班时还算安静；林旭则随便什么事情都要投机取巧，他在条陈上的签语有很不妥当的地方，我强迫他改换过三四次，这样下去恐怕将来很难相处了。他们喜欢放言高论，什么衙门该撤，什么样的人该罢免，口无遮拦。每天收到的条陈，都是争着讲变革、讲新法，多数都是揣摸皇上的意思，然后巧语逢迎，甚至有些建议万不可行。我一旦干一点遇事补救、稍加裁抑的事情，同事们就都有意见。刚刚相处没几天，事情就已这样，时间长了，更待如何相处？我很想在方便的时候就抽身而退，此地实在是难以久留。”
皇上任命了四位新“宰相”，不但老臣侧目，康有为也不能心静。他受到光绪召见，本来以为必升官，但没想到只调了下职位；礼部六堂全免，本来以为有他的份，没想到又没动静；如今军机四卿有他的两个弟子，而他这当老师的又没份，让他如何能够淡泊得下来？他又策动御史上折建议开懋勤殿，推荐通达之才作为新政顾问。其实，这不过是设制度局没有通过后的变通策略。礼部侍郎徐致靖推荐入懋勤殿的人才中，第一位就是康有为。
光绪将徐致靖等人推荐的懋勤殿人选下发到军机处，让军机处议复，并打算向太后报告，得到支持。他去颐和园陪了慈禧一天，等晚上看完戏后，趁她高兴的时候，提出开懋勤殿的建议。慈禧听光绪奏完，久久没有说话，鼻孔里只喷冷气。光绪感到情形不妙，果然，慈禧厉声道：“我支持你变法，可也提醒过你，祖宗大法不可违。九卿重臣，非有重大缘故不可废弃，这一阵你以新人代替旧人，以外人代替亲贵，我都一忍再忍。今天，你竟然想以开懋勤殿的名义，把那些年轻躁进之辈全引到你的身边，把军机、总署、内阁重臣皆弃之不用，只顾顺着自己的心意而坏了家法，祖宗会怎么说我？”
光绪匍匐在地痛哭道：“祖宗到了今天，其法度也无法保持原样；儿宁坏祖宗之法，不忍弃祖宗之民、失祖宗之地，为天下后世嘲笑。”
“你也不要做出一副为天下百姓请命的样子来，你倒是睡不着的时候仔细想想，那些撺掇你罢斥老臣的人是不是全为你的天下着想？他们参这个参那个，是不是为了把实权夺到手中？你这个皇帝是大清国的皇帝，不是那几个躁进之辈的皇帝！”
自变法以来，慈禧一直没说过什么，光绪还以为她真的放心放手让他变法，而今天的严厉呵斥，给他兜头浇了一瓢凉水，以致整个晚上睡不着。他提醒自己不可再在人事问题上有轻率之举，但也不想就此放弃，他给自己打气，作为爱新觉罗的子孙、大清国的皇帝，面对国家将瓜分的危局，必须敢于担当，变法的决心不能动摇，脚步不能停。
其实康有为也逐渐感到了形势不妙，虽然变法在热热闹闹的推进，不到百日已经发了二百余道上谕，但热闹中却透着一股戾气，仿佛随时将会来一场暴雨，熊熊燃烧的烈火将被浇灭。京中八旗驻军及内城步军都加强了戒备，而荣禄也频繁到颐和园面见太后。
康有为连夜草拟方案，提出四策：一是请仿照日本设立参谋本部，选天下虎贲之士、不二之臣于左右，皇上则亲自身穿甲胄统率他们；二是更改年号为维新元年，以新天下耳目，并仿效日本变易服饰，以绝旧党守旧之望；三是请客卿以备顾问，可聘请日本明治维新功臣伊藤博文入懋勤殿，以日本变法之举措尽施于中国；四是仿日本天皇迁都江户（东京）以摆脱守旧幕府的办法，迁都上海。康有为认为，北京连年水灾，城垣屡次崩塌，尘土漫天，水质败坏，王气已绝。而且周围全是旗人，旧党充塞，下则有市侩胥吏，中则是烦琐的繁文旧礼，种种全是亡国之象，不易扫除，非迁都不能维新。而上海四通八达，洋人居之数十年，百姓见识广，绝无守旧之弊。而且洋人对中国变法之事十分支持，必然全力护持。皇上只要以巡幸为名居于上海，只率通才数十人跟从办事，以军队、铁甲为营垒和护卫，旧京自废，变法自然能快速推行。
光绪竟然为之心动，并下谕邀请伊藤博文。此事又令守旧大臣大起恐慌，到颐和园告状。慈禧鼻子里只喷冷气：“且让他闹去。”
恰在此时，国子监助教、湖南人曾廉上书，揭露梁启超在湖南办时务学堂时，曾经鼓动学生反清。他参劾康、梁师徒是“舞文诬圣，聚众行邪，假权行教”之徒，请光绪杀掉康、梁。
时务学堂是湖南巡抚陈宝箴1897年8月在长沙举办，为的是培养新式人才，聘请梁启超任中文总教习。那时候康有为、梁启超都有通过革命推翻清王朝的想法，结果梁启超把这些思想写在了学生札记的批语中，而曾廉又恰恰看到了这些批语，并一条条记录了下来。如今他向光绪上了一个七千余字的奏折，历数康、梁在集会、教学中如何鼓动仇清、反清，而且把梁启超反清的批语作了附片。因为奏折太长，光绪大约没有仔细看，而且也不相信康、梁会反清，发下来让军机四卿议复。负责议复的谭嗣同和刘光第都以性命担保，康、梁绝无反清的言行，并把曾廉的附片销毁。
这件事情总算应付了过去，但康有为、梁启超无论如何也平静不下来。因为虽然附片销毁，但曾廉肯定还有底稿，或者还有更确凿的证据在手。如果这些证据提供到慈禧面前，他们将难逃杀身之祸，就是光绪也保不了！
这个致命的漏洞已无法弥补，康有为认为唯一可靠的办法，就是把能要他们性命的慈禧除掉。而要除掉慈禧，非发动政变不可，而要发动政变，则必须有军队的支持。九门提督是崇礼，管理圆明园官兵的是怀塔布，西山健锐营的统领是刚毅，他们都是满洲贵族，也都是慈禧面前的红人。直隶的军队有三大支，都掌握在荣禄的手中，一支是董福祥的甘军，驻扎在京郊，一支是聂士成的武毅军，驻扎在天津芦台，第三支就是袁世凯的新建陆军，驻扎小站。康有为认为，北洋三军的统领都是汉人，如果能从荣禄的手中争取一支站在光绪身边，那政变就有取胜的可能。他们反复商讨了若干次，觉得只有一个人有可能，那就是袁世凯。因为袁世凯当年对强学会十分支持，曾经捐银五百两资助，而且与康有为多次聚饮。但是，荣禄有恩于袁世凯，不知他到底有无摆脱荣禄、站到皇上一边来的想法。
必须有个人去试探。派谁去呢？康有为认为王照正合适。因为王照与袁世凯的第一谋士徐世昌关系十分密切，两人对办新式学堂十分感兴趣，去年曾经在天津在芦台合办八旗奉直第一号小学堂。康有为派谭嗣同、徐致靖去劝说王照赴天津面见袁世凯，但王照认为此举极为不妥，三次固辞。
徐致靖与王照的父亲是同年进士，是王照的“年伯”，他很生气，教训道：“你如此怕事，只为自己考虑。你受皇上大恩，却不趁机图报，于心能安吗？”
王照答道：“我以为这是置皇上于危险境地，如此行事，我心更难安。大家见解不一致，总不能强人所难吧？”
最后，徐致靖的儿子徐仁铸自告奋勇，愿到小站一试。
徐仁铸时年三十八岁，去年以翰林院编修出任湖南学政，当时梁启超、谭嗣同在长沙办时务学堂，宣扬新学，主张变法。他对梁启超、谭嗣同的见识十分佩服和赞同，在湖南推行新学，提倡学习西方科学，培养实用人才。他与徐世昌曾经同为翰林院编修，因此也算得上熟悉，由徐世昌牵线，很容易见到了袁世凯。
袁世凯虽然人在天津，但对京中如火如荼的维新变法一直十分关注。天津都传康有为深受皇上的信任，皇上颁布的所有上谕都是他起草。要想升官快，就要与康有为的人搭上线。袁世凯的心根本静不下来，有几次跃跃欲试，都被徐世昌所劝阻。他的意见是手里有小站这支最精锐的新建陆军，无论是谁得势，最终都要用他。徐仁铸的到来，恰恰证明了这一点。
寒暄过后，徐仁铸缓缓道：“康先生对袁臬台印象十分好，几年前袁大人就慷慨捐助强学会，康先生尤为感念。”
“南海先生学富五车，人人佩服。”袁世凯也不捅破窗户纸。
徐仁铸又道：“康先生很看重袁臬台的看法，他很想知道自己在袁臬台眼里是如何形象。”
袁世凯趁机吹捧道：“南海先生有悲天悯人之心，经天纬地之才。他这些年来一直宣传变法、推动变法，正是为了大清之前途，这是他的悲悯之心；他能把变法运筹的如此神速、生机勃勃，靠的正是他的经天纬地之才。”
“康先生听到袁臬台如此抬举，一定非常欣慰。其实康先生对袁臬台的才能也是非常了解，非常佩服的。康先生和梁卓如数次向皇上奏荐于你，可皇上说，荣禄认为袁世凯专横跋扈，不可大用。我真不知道，袁臬台是如何得罪的荣中堂？”
“我也是莫名其妙。”袁世凯当然听得出徐仁铸离间之意。
“还有一件事，翁师傅曾经建议给你增加一些兵马，可是荣中堂说，袁某人是汉人，因此不能带重兵。翁师傅说：‘曾文正、左文襄都是汉人，何尝不能久握重兵？’但荣中堂一直不答应。”
这件事袁世凯知情，但与徐仁铸所说正相反，提出给他增兵的是荣禄，因为饷银难筹，翁同龢主张暂缓，但袁世凯故作糊涂道：“哦，怪不得这事黄了，原来如此。”
“他们这些人脑子里全是不合时宜的念头，且不去理他们，像袁臬台这样的千里马，是谁也困不住的。皇上常说，变法是为天下人，但也要得到天下人的支持。袁臬台对变法，是否真心支持？”徐仁铸又转换了话题。
“这是当然，变法也是我最盼望的事情。不瞒徐学台，几个月前我曾经上书翁师傅，希望能到地方上去推行变法。可惜翁师傅刚开始变法就告老了。”
“一言难尽。”徐仁铸一副惋惜的表情。
“我有一事不明。既然皇上如此欣赏康先生，为什么一直没升他的官？别人一封上书就可连升数级，而康先生至今还是六品。”
这是康有为及维新派百思不得其解的一个问题，不但康有为，就是梁启超也没有得到提拔，而且皇上召见过康有为一次后就再也没有召见他。康有为对大家的解释是，他和梁启超名声太大，人人皆知变法是康梁的主张，所谓树大招风，皇上不提拔康梁，而采纳康梁主张，恰恰是为了保护康梁。于是徐仁铸解释道：“康先生入都后，推荐他的奏书雪片一样堆上御案，皇上也曾经数次要超擢康先生，但康先生固辞了。他说只求变法成功，却不求个人功名。不升他的官，说话反而更方便，更无拘束。”
袁世凯赞叹道：“康先生真乃伟人耳。”
徐仁铸回到京城，向康有为等人详细汇报天津之行。
“袁慰廷看来还能指得上。”康有为点了点头又对徐致靖说，“徐大人，再劳你大驾写一封荐章，请皇上召见袁慰廷如何？”
“好说，只是恐怕还要靠康先生的巨笔，到时我抄一份，署名就是。”
康有为笑了笑道：“我早为大人备好了，不过还要请你润色。”
“何敢润色，妙文共赏。”徐致靖接过来看到精彩处，情不自禁念出声来——
窃臣以为，督办新建陆军、直隶按察使袁世凯，将门世家，深娴军旅，于西方各国军制及我国内治外交诸策，无不深察有得，动中机宜。其于小站练兵，精选将士，严定饷章，赏罚至公，号令严肃，一举足则万足齐发，一举枪则万枪同声，动则如奔涛，立则如植木。其士卒无一日不操练，其将领无一日不深研西学，虽在驻军，如临大敌。
……
袁世凯年力正强，智能兼备，血性过人，其器识、学问久在圣明洞鉴之中，现正是为国出力之时。惜练兵仅七千，为数太寡，力嫌单薄，虽曾奉旨添募，徒以粮饷无措而迁延至今。该臬司曾言：“假使西兵一倍于我，与之作战，可以获胜；两倍于我，也可获胜；若使数十倍于我，唯有捐躯而已。”言之慷慨而泪堕。
袁世凯曾出使高丽，今又统率劲旅，谋勇智略，久已著名。惜其官位仅一臬司，且受命于直督，位卑权轻，呼应不灵，兵力不增，皆因于此。窃臣以为，皇上得一将才如袁世凯者，而不能重其权依为重镇，臣实惋惜。跪乞我皇上深察外患，俯察危局，特予召对，并予超擢，使之增练新军，或予封疆，或授职六部堂官，使之独当一面，永镇畿疆。
折上，当天就有旨：电寄荣禄，著传知袁世凯，即行来京陛见。
康有为接到谭嗣同抄来的召见袁世凯的上谕时，正在与刚从湖南赶来的毕永年商议事情。
毕永年字松圃，时年二十岁，是湖南善化人。出身大户之家，性豪杰，喜结纳，又好声色犬马，继承的财产不数年挥霍大半。他在长沙结识谭嗣同后，捐资设湘学会，天天高谈阔论，是湖南有名的新派人物。康有为请谭嗣同约他到北京来，正是看中他的豪杰性情，想把他作为对付慈禧的一把快刀。
此时两人一北一南，在康有为的书房兼密室中对坐。康有为语气平静地说道：“松圃，你知道今日面临的危机吗？太后打算于九月天津阅兵时杀害皇上，到时候怎么办？我想效法唐朝张柬之废武后之举，然而天子手无寸兵，很难举事。我已奏请皇上召袁世凯入京，想借助他的小站新军。”
毕永年闻言反问道：“袁世凯是李鸿章之党，而李鸿章又是太后之党，恐怕难以为我所用。还有，我曾经听人说，甲午战前袁世凯在高丽自请撤回，极无胆量，这样的人如何能够成大事？”
“我已派人到天津行反间计，袁深信不疑，已深恨太后和荣禄。而且，我已奏请皇上在召见袁世凯时，隆以礼貌，抚以温言，再当面赏给茶食，这样袁世凯必生感激而图报答了。你且等着，我还有重要的事情用你来办。”
此时，宫中的光绪则是心神不定，坐卧不宁，召见袁世凯肯定会引太后生疑，自己又该如何打消太后的疑虑？光绪虽然亲政十年，但驾驭臣子、应对宫闱之变的能力却很有限。此时，他最需要一位老成持重的心腹大臣以备顾问。他非常怀念翁师傅，如果师傅在，他必定会有好办法，自己不致被架到火上烤。他有些后悔当初轻率的举动，只图一时痛快，把师傅罢回老家。但很快他又安慰自己，那也是没办法的事情，太后的意思，何时能够违拗得了？前思后想，最后他决定请四位“小军机”帮他出出主意。四人之中，杨锐最稳重、可靠。光绪写好密诏把杨锐召来，故意大声道：“这里有几份折子，你们拿回去好好议议，尽快复奏。”
等杨锐躬身低头走过去接折子时，光绪却紧紧捏着折子不松手，杨锐抬头，正遇上光绪示意的目光，他立即明白，上面那份折子是极紧要的密折。因为担心殿外有耳目，光绪不能不特别慎重。杨锐把那份密折藏到夹袋中，然后高举着那几份折子退出殿外。
回到军机处值房，他把领到的折子分给值班的同事尽快复议，然后关上房门打开密折，原来是皇上的密谕：
近来朕仰观皇太后圣意，不想将旧法尽行改变，并不愿将此辈老谬昏庸之大臣罢黜，而升用英勇通达之人令其议政，以为恐失人心。即如十九日罢免礼部堂官之事，皇太后以为过重，固不得不徐图之，此近来之实在为难之情形也。朕岂不知中国积弱不振，全是被此辈所误。但必欲朕降旨将此辈尽行罢斥，旧法尽变，则朕之权力实有未足。果如此，则朕位尚且不保，何况其他？今朕问汝，可有何良策，俾旧法可以全变，将老谬昏庸之臣尽行罢黜，登进英勇通达之人令其议政，使中国转危为安，化弱为强，而又不致有拂慈谕。尔与林旭、谭嗣同、刘光第及诸位同志妥速筹商，密缮封奏，候朕熟思审处，再行办理。朕实翘首盼望之至。特谕。
杨锐读完密诏，得出皇上的核心意思，是要变法，但不能违背太后的意思。而康有为的意思，行变法就与太后誓不两立，他一再劝告皇上的，就是让皇上乾纲独断，以皇权强力推进变法。而另外的三位军机章京，谭嗣同、林旭都唯康、梁马首是瞻；刘光第尚稍持重，但也是康有为的崇拜者。如果与其他三人商议，其结果不问可知，必定是劝皇上宜将剩勇追穷寇，必使帝后更加不可调和，局面更加糟糕。所以他决定自己写一份独奏，尽快密奏皇上。
荣禄接到令袁世凯进京请训的电报时，正好袁世凯也在天津。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应光绪之邀，进京路过天津，荣禄会见并宴请他。袁世凯作为直隶臬司，自然前来作陪。宴席散了，荣禄这才宣示上谕，挤出一丝笑意：“慰廷，简在帝心，可喜可贺。你此次进京，肯定要大用了。”
袁世凯十分激动，因为皇上召见外臣，一般会升官。他如今是三品按察使，最差也要给个从二品，是真正的红顶大员了，因此喜气洋洋道：“都是中堂栽培的结果。”
荣禄冷冷地回道：“我可不敢居功，皇上这次召见，与我没有任何关系。”
袁世凯以为荣禄知道徐仁铸到小站的事情，不敢再多说一句话，强按下心头的激动道：“卑职入京，实在不知皇上召见所为何事，更不知如何奏对才能称旨，还请中堂多指教。”
“这实在谈不上指教，我也不知道如何指教。总之你本着一颗忠心说话办事就行。我没什么好交代的，快去快回，小站这里离不开你。”荣禄依然是面无表情。
因为上谕要求袁世凯即行来京陛见，必须见旨即行，不得拖延。他吃过午饭，便乘火车赶往京城。陪他同行的还有徐世昌，另外还有几个护勇。同乘这辆车的，还有被皇上邀请进京的伊藤博文，两人不在同一节车厢，因此同路却不同行。其实，还有另一个人，也在这趟车上。他是荣禄派出的心腹密差，专程去见庆亲王奕劻，有一封厚厚的密信相呈。
袁世凯到京城后，雇了两辆马车直奔海淀，因为皇上驻跸颐和园，就近住下可免于路途奔波。他入住的地方就是法华寺的裕盛轩。而徐世昌则直奔颐和园，先到宫门报到，递请安折，联系皇上召见前的准备事宜。办完事情，天已近晚，在颐和园宫门外，与老朋友王照不期而遇。
因为王照不久前刚由礼部主事一跃而为四品候补京堂，徐世昌拱手祝贺道：“小航老弟，真是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皇恩浩**，真是可喜可贺。”
没想到王照一脸愁容，低声道：“菊人兄，塞翁失马，焉知祸福？”
徐世昌诧异道：“老弟何出此言？”
“一言难尽。你住在哪里？晚上我去找你，有极紧要的事情与你商议，千万千万。”
“在法华寺，具体哪个院子，我忙了一下午，还没来得及过去。到时候我把住处告诉门房，你直接去就是。”徐世昌想了想又说，“何必如此麻烦，我们一起吃晚饭，有什么话不好说？”
“今天恐怕不行了，我的事情还没办完，还是我去找你。”
随后，两人匆匆告别。
徐世昌去法华寺找到袁世凯，报告了接洽的情况。两人在寺内吃了饭，一天车马劳顿，袁世凯早早地休息，明天还要早起；徐世昌因有约在先，就到大门上去等。刚等一会儿，王照就来了，一见面就道：“到你屋里说话。”
进了徐世昌的房间，先是关上门，看窗户半开，又让徐世昌关上窗户。徐世昌见此疑惑道：“小航，何事如此慎重。”
“事关身家性命！你也不必惊慌，且听我详细说来。你知道我是支持变法的，不变法，大清便无希望。正因为如此，当年我对康南海极为敬仰。但你也知道，我向来主张，变法不宜太操切，最重要的是先开启民智。而开启民智的办法，就是大办学堂。咱们两人在直隶办小学堂，就是为此。”
徐世昌点头道：“这个我知道，正是英雄所见略同，所以才共襄其事。”
“可是，康南海变法，是想一夜醒来就旧法尽除，新法尽施！他太操切，操切得简直不可思议。皇上又正是年轻有为的年纪，相信了康南海变法三年中国就可强盛于列国的鬼话，也跟着失去了方寸。本来废八股后，把新学堂的事情扎扎实实办起来才是正着，可此事尚未认真办理，就急于成立制度局，夺军机、总署的权，随后又想把老旧大臣全数尽换。最不该的是极力怂恿皇上忤逆太后，非要闹得势不两立！真后悔我的上书，本是想缓和帝后矛盾，没想到引来礼部六堂官全数尽罢的乱子，再加起用军机四章京，又罢免了李中堂，以致到了不可挽回的地步！”
徐世昌知道帝后之间在变法上有分歧，但绝没想到竟然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
“菊人，我给你打个比方，皇上推着大清这辆重车，在下坡路上走得很欢，最缺的是有人在一边扶一把，阻一把，就要成脱缰之势！”王照是一副痛惜的语气，“当初如果张香帅进京辅政就好了，他毕竟有封疆经验，又办洋务多年，可惜天意不凑巧；如果翁师傅没被罢就好了，他是正人君子，一定会调和帝后，尽力维持母慈子孝，不至于皇上被人撺掇到目前局面；如果没有罢免李中堂就好了，他是三朝老臣，也是办洋务多年，对变法其实并不反对，他又是太后看重的人，由他来辅佐皇上变法，慢则慢矣，但必定一步一个脚印，不至于摔大跟头！可惜，甲午惨败皇上创痛巨深，不肯原谅李中堂！”
徐世昌感叹道：“啊，你这么一说，我也算明白了。老臣皇上不用，而康南海众弟子又都是纸上谈兵的新进少年。怪不得三个多月发了二百余道上谕，把下面的人都搞糊涂了。”
“这还不是最紧要的。”王照压低声音道，“让皇上召袁臬司陛见，是一件顶坏不过的事情。太后历经宫闱风涛，难道看不出康有为他们的真意？太后最在意的是兵权和人权，尤其是兵权的任何异动她都会特别敏感。菊人你说，袁臬此时奉诏入京，岂不是火上浇油？”
“小航，有什么妙计可以扭转？请务必设法。”徐世昌脊梁上直冒冷汗。
“天子相召，袁臬台不能不来。来了，便如飞蛾扑火。我如今有个瞒天过海之计，今天到园子里，就是为此。”王照的计划是奏请光绪派袁世凯带兵到直隶南部一带驻扎，因为这里土匪正闹得凶。这样袁世凯被召见可以理解为是平乱，便可以掩盖维新派的真实意图，打消慈禧的疑虑，为帝后缓和关系留有余地。当然，这是王照的一厢情愿。
对王照的这个办法，徐世昌亦深以为然，如果帝后能够和谐，袁世凯也可避免夹于两派之间为难。
送走王照，时近十点。徐世昌去找袁世凯，随行的仆从道：“袁大人刚刚睡着，有事请徐先生明天说如何？”
徐世昌大声道：“十万火急，必须今晚就商议。”
袁世凯大约没有睡宁，便相邀道：“菊人大哥，你进来说话。”
仆人进门点上灯，袁世凯披衣而起，徐世昌让人关上门窗，并让护勇远远放哨，没有允许，不准任何人接近袁世凯的房间。
听徐世昌说完与王照见面的情形，袁世凯恍然道：“没想到帝后闹到这种地步。我今天听寺里和尚说得更玄乎，说太后皇上到天津阅兵是后党的一个阴谋，就是为了到天津，在荣中堂的地盘上把皇帝废掉。菊人大哥你说，这不是胡扯吗？天津阅兵，是变法前就定下的事情，如何成了阴谋？再说，京城九门提督、驻京旗兵、西山健锐营都在太后手上，太后要废掉皇上，发句话就够了，何必到天津大动干戈？还有更离奇的，说康南海给皇上进贡了一种药丸，皇上服用后性情大变，急躁异常，下一步要变衣冠，地安门外开估衣店的都急于把旧衣服卖掉，怕改了衣冠旧衣赔钱。还有的说，皇上要设鬼子衙门，请日本鬼子、英国鬼子来当军机大臣。这不是胡扯吗？真不知道是什么人造的这些谣。”
“不外乎两种人。一种是反对变法的人，一种是急于变法的人。种种谣言满天飞，正说明变法与守旧两派之间，矛盾已经不可调和。换句话说，帝后矛盾已经到了摊牌的时候。四弟，你是一脚就踏进了是非中。”
“是啊，这可真是个要命的是非。”袁世凯又看了看徐世昌说，“菊人大哥，你是什么想法？”
“我们不蹚这浑水，四弟最好是尽快脱身回天津。”徐世昌回道。
“如何能够脱身？皇上召见，总要召见后才说得上回津。”袁世凯也没有好主意。
“是啊，皇上召见的时候，你就提出来军营事情烦琐，希望尽快回津——对了，阅兵日期临近，你要回去准备，这就是最好的理由。”
“我们好不容易搭上了这条线，如果皇上变法成功，不是错过了时机？”
徐世昌明白，袁世凯还是把这次陛见视为一次机会，便劝道：“依我看，皇上变法成功的可能性不大。”
“那我们就两面不得罪，且看情形再说如何？”
“现在还没有旨意，我估计明天陛见的可能性不大。在皇上召见前，四弟可置身事外，帝后两面的人一概不交往。”
“行，我明天就在寺里睡觉。无论什么人来，都说我出城去了。”
第二天，袁世凯闭门谢客。到了下午，圣旨下，着袁世凯于明天也就是八月初一陛见。袁世凯穿上陛见的官服，在室内演练陛见的礼仪，如何跪拜，已经专门请教过太监。
八月初一天交四鼓，也就是西洋钟的两点左右，袁世凯就起来了，雇了一顶骡车，早早赶往颐和园。这正是京城最好的季节，不冷不热。东方出现一道红霞的时候，太监前来传唤，袁世凯跟着他进了昆明湖畔光绪的寝宫玉澜堂。这是一座三合院，正殿东暖阁是光绪进早膳的地方，西暖阁是寝宫，中间的明堂则是召见臣子的地方。袁世凯进门后被太监领到御座前五六步的地方，跪拜后俯首帖耳，不敢抬头。
只听光绪和蔼地问道：“袁世凯，你今天起得很早吧？”
“臣是刚交四鼓起的身。”袁世凯回道。
“这么早起，还习惯吧？”
“回皇上话，臣在军营，每天五鼓左右就起身，习惯了。”
“西法练兵，是洋人来操练，还是营哨官来操练？”
“回皇上的话，洋人负责教练、督操，主要是营哨官跟洋人学会了再操练士兵。这也是为了权自我操，不让洋人掌握了军权。”
“如此甚好。朕早就听说，你训练新军很有一套，将士对西洋军械、西洋操法都很熟练……”
光绪对军事非常感兴趣，问得很仔细。乘问话间隙，袁世凯回道：“九月有巡幸大典，荣中堂命臣督修操场，并先期商议演练方阵，亟须回津料理，倘若没有征询事件，请即训示。”
光绪愣了一下道：“你先在京城待几天，四五日后请训，不会耽误事的。”
袁世凯出宫回到法华寺，吃了些早点，与徐世昌大体谈了陛见的情形，呵欠连连。徐世昌道：“今天起得太早，你先睡个回笼觉再说。”
袁世凯觉得刚睡下就被叫醒了，醒来一看，桌上的西洋钟已经是九点多。宫中派出的苏拉太监前来传旨，袁世凯已经升任候补侍郎，并转来军机处通知，奉旨初五一早请训。
清代官员的任用，向来是“内重外轻”，即官品相同，京官比地方官身份要贵重。比如袁世凯按察使这样的三品官，出任京官的话一般只能屈居四品甚至五品。如今袁世凯以直隶按察使擢升为二品候补侍郎，可以说是恩出格外。护勇仆从以及寺里的和尚都来道喜，但袁世凯却高兴不起来，他对徐世昌道：“菊人大哥，你给我备个折子，我要上疏辞谢。”
消息传得很快，与袁世凯相识的官员都纷纷前来祝贺，他回谢道：“无功受赏，恩出格外，自知非分，有何可贺。我正在备折辞谢。”
众人都劝，皇上天恩浩**，哪有辞谢的道理？徐世昌也劝：“如果非要力辞，反而有些不识好歹，四弟不妨听听各位大佬的意思。”
所谓各位大佬，当然主要是后党的中坚人物。两人密议，需要拜访的首先当然是庆亲王奕劻，然后是刚毅、裕禄、王文韶三位军机大臣，还有他的老荐主李鸿章。他们都有午睡的习惯，怎么也要两点多后才能拜访，时间相当紧张。而维新派那边，康有为也不能不应酬，因为这次超擢，显然是维新派下的功夫。但时间是来不及了，他亲自给康有为写封信，派人送到南海会馆。
袁世凯先去拜访的是庆亲王奕劻，但他不在府上。于是又拜访军机大臣刚毅、裕禄。袁世凯陈述自己无功受赏，万不敢当的心情。两人只是打官腔，刚毅嘴角则挂一副冷笑，显然把他当成帝党新宠而由衷的憎恶。袁世凯又拜访了王文韶，王文韶因为任过直隶总督，两人打交道较多，算是熟人。他告诉袁世凯，既然出自特恩，辞谢也没有用，反而让人觉得矫情。两人交情还不到能够直言隐忧的程度，袁世凯只好告辞，其时已近傍晚，实在没时间拜访李鸿章了。回到法华寺，徐世昌已经给他备好谢恩折，只待明天面圣谢恩。
袁世凯为升官而忐忑不安，康有为则极为兴奋。他扬着袁世凯的信对梁启超和胞弟康广仁说道：“卓如，天子真圣明，比我们所献之计还要隆重，袁世凯必感恩图报。”他又着人把毕永年叫来说，“松圃，这下事情好办多了。皇上已经超擢袁世凯为候补侍郎，真可谓一步登天。袁世凯极可用，我已得到他允诺的确切凭据。松圃你看，袁世凯说出这样的话来，意思已经很明确，他不惜牺牲自己也会支持变法维新，这样的人还不可为我所用吗？”
康有为把袁世凯的亲笔信给毕永年看，信中除了表达感激之情外，还有一句话说“先生如有吩咐，凯赴汤蹈火，亦所不辞”。在毕永年看来，这本是极平常的客气话而已，因为与人投契的时候，他也经常说这样的话，何曾真打算赴汤蹈火？但他不愿扫康有为的兴，转移话题问道：“袁可以用了，只是不知道，先生打算给我什么任务？”
“我推荐你到袁世凯幕府做名参谋，暗中监督他如何？”
毕永年回道：“我一个人到他幕府中恐怕没用。如果他有异志，我又有什么办法能管得住他？此事我实在不能胜任。”
康有为笑道：“那到时候给你一百余人，袁世凯围园的时候，你奉诏去园中捉住慈禧把她废了就是了。松圃，这是立下不世之功的天赐良机，你有没有胆量？”
“这一百人是用袁世凯的新军吗？我该什么时候去见他？”这显然是激将法，毕永年是豪杰情怀，当然不会说自己没有胆量。
“这个不急，到时候再商议。”
梁启超这时插话道：“袁世凯那边肯定没问题，松圃你有没有胆子干？”
毕永年还在犹豫，康广仁也说话了：“松圃向称沉毅果决，今天怎么有点婆婆妈妈？这可不像你的为人。”
年轻气盛的毕永年架不住众人的激将，一咬牙道：“好，我跟康先生干。”
但是毕永年回到自己住处，越想越觉得此事风险太大，他又去敲康广仁的门，进了门道：“我觉得这件事有些不妥当。我与袁世凯并无深交，恐怕没法一起干这种大事啊。”
康广仁一脸怒气道：“你们这些人都是书呆子，平时没事的时候议论纵横，到了让你们干事情的时候，又拖泥带水。”
毕永年也是语带不满道：“不是我拖泥带水，康先生想使用我，可以，但得告诉我怎么去干吧？我的命虽然没有你们值钱，但也总不能糊里糊涂就让我去送死吧。而且还有几天就要举事，却还没有确定让我见袁世凯的时间，仓促之间，如何能够行事？我是为了办成此事才提出疑问。既然让我参与这件惊天的大事，我为什么竟然连一句话也不能说，一个问题也不能提？”
见状，康广仁只好安慰道：“不是不能提不能说，因为事情明摆着，袁世凯已经答应了，你还有什么好担忧的？届时他负责围园，你负责捉拿慈禧，这是把最大的功劳让你来立，之所以交给你，也是因为你是最可信任的兄弟。”
毕永年没被这顶高帽套晕：“康先生让我带一百人去抓太后，这件事必须慎而又慎。我是南方人，乍到北方的军队中，率领那些我根本不认识的士兵，不过几天时间，我如何能够把他们收为心腹，让他们心甘情愿赴汤蹈火？就算是孙子、吴起复生，恐怕仓促之间也不能行此大事！我打八岁起就在父亲的军营中，知道军中是怎么回事，没有平日的恩义相结，关键时刻不会有人为你卖命的。我不过是个秀才，让我去带兵，不但士兵不服，就是同军的将领，恐怕也会觉得这是天方夜谭。”
“你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但这些困难不是不能克服，如果袁世凯向他的将士下一道命令，这一切并不难解决。好了，你不必说了，你提的问题我替你去说，该做的准备你好好准备。”
康广仁去见康有为，认为毕永年不可靠，而且此事的确变数太大。
“变数太大也得干！听说荣禄最近频频入园，刚毅、怀塔布等死顽固天天与老女人密议，如今已经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现在只能给毕永年打气。”康有为认为时间仓促，没别的办法。
康广仁无奈道：“我明白，但袁世凯那里必须问他句结实话，就凭他信中的一句客气话就认为他肯帮我们，这有点不踏实。”
“你不必着急，到时候自然要向袁世凯讨句准话。”
八月初二一早，袁世凯到颐和园谢恩，本来是例行公事，没想到光绪又召见。袁世凯谢恩后表示自己无功受厚恩，惭愧万状。光绪说道：“人人都说你练的兵、办的学堂都很好，往后你和荣禄可以各办各事了。”
这话好像是不经意间说出来，袁世凯却心跳不止。因为这意味着，以后他不再受荣禄的节制。不受荣禄节制是少了个管他的婆婆，若在正常的政局下是求之不得，但此时却预示着祸事不远，因为不受荣禄节制，荣禄和慈禧都可理解为他已经完全投向帝党。
出了玉澜堂，在昆明湖边正遇上庆亲王奕劻，还有御史杨崇伊。昨天袁世凯前去拜访没见到人，此时便将自己无功受赏的不安向奕劻说明，奕劻听了之后道：“我都知道了，皇上恩出格外，你且领恩就是。”
“请王爷体察卑职惭愧不安之意。”袁世凯的话外之意是，这个赏并非我巴结来，实在身不由己。
这时天突然下起雨来，奕劻挥了挥手道：“我还要进宫，有话以后说。”
奕劻进宫是去见慈禧，有件天大的事情等着拿主意。他接到荣禄的密信后，连忙与端王载漪商议，两人都同意荣禄的意见，非请太后训政不可。请太后训政，必须有人上个折子奏请，亲贵重臣才好借机说话。奕劻找到御史杨崇伊商议，杨崇伊与李鸿章的长子李经方是儿女亲家，光绪二十一年（公元1895年）刚授御史，第一折就是参劾康有为、梁启超在北京所创设的强学会，蛊惑人心，结果奉旨查禁。第二折则是参劾珍妃的老师翰林院侍读学士文廷式，结果文廷式被革职逐回原籍。
变法开始后，康、梁的弟子日渐得势，杨崇伊则惴惴不安，只怕康、梁鼓动光绪报当年强学会被查禁之旧怨。奕劻找他，真是找对人了。他很快就写草拟了奏折，题目是“为大同学会蛊惑士心、紊乱朝局、引用东人，深恐遗祸宗社，吁恳皇太后即日训政，以遏乱萌”。大同学会是文廷式回籍后办的维新学会，宣传变法，杨崇伊把此事写进折中，为的是继续牵连打击文廷式。引用东人，则是指维新派请伊藤博文进京，并准备聘为顾问之事。因为慈禧对洋人深恶痛绝，尤其痛恨日本人，以此说是非，最容易说动太后。今天，奕劻就是带杨崇伊到太后面前递折子。
慈禧所居的乐寿堂，就在昆明湖边。奕劻进见的时候，载漪、内务府大臣立山、被革礼部尚书怀塔布等人已经早到了。奕劻与端王交换一下眼色道：“启奏太后，御史杨崇伊有折言事。”
慈禧故作糊涂：“有折子递皇上那边就是了。”
“此折是向太后请命。”
“哦？我一个归政的老太太还能有什么用？闲着也是闲着，宣他进来吧。”
杨崇伊呈上奏折，慈禧看了一会儿，边看边读出声来：
康为有、梁启超以讲学为名，蛊惑士心，紊乱朝局，是天下所共知也。不知何种缘故，引入内廷，两个月来，变更成法，斥逐老成，借口广开言路，用以安插党羽。风闻东洋前首相伊藤博文已经到京，将要专权执政。臣虽得自传闻，然而近来传闻之言，无不应验。果真用伊藤，则祖宗所传之天下，不啻拱手让给外人。臣身受国恩，不忍缄默，再四思维，唯有仰恳皇太后，追溯祖宗缔造之艰难，俯念臣子呼吁之恳切，即日训政。
慈禧勃然大怒，问：“奕劻，皇帝真的要用这个伊藤为顾问？”
“外间都有此传闻，还说要请伊藤入军机。伊藤博文前日已经到京，初五也就是后天皇上将召见。风闻传言虽不足全信，但也不能不信。如果万一皇上让伊藤博文在军机大臣上行走，那可是我朝定鼎以来不曾有的奇闻。那时候太后再出面，驳了皇上的面子事小，引起国际干涉事大，日本已经割取我台湾，强占琉球、朝鲜，贪心不足，蛇可吞象，如果日本以此为借口，再起衅端，何以御之？”奕劻回道。
载漪也跪下磕头：“如今能救大清的，唯有皇太后，请皇太后训政。”
“请太后训政。”立山、怀塔布也都跪下磕头。
其实，请太后训政的要求守旧大臣们早就提出来过。荣禄一个多月前就提，礼部六堂官被免职后早就哭求好几次。但慈禧推说已经归政，绝无再训政的想法。她并非不想训政，而是认为火候尚不足：“你们的心思我都懂，不愿祸及宗社，我又何尝不是如此担心？可是，我既已归政，再出来训政，天下人岂不指责我揽权？你们也要为我想一想不是？”
“揽权之说，只能责之臣子，皇上也是奉太后慈命继承大统，太后训政，又何来揽权之说？变法图强，也是太后素志，所以太后支持皇上变法，朝堂上下，也都对变法寄予期望。但两个多月来，康梁党徒，蛊惑皇上，借变法之名，行尽弃祖宗之法之实，借制度局之设，尽夺军机、六部之权；八股废，而尽失天下士子；因小过而罢免礼部全堂，尽失六部九卿之心；近日又下旨，要夺天下寺庙兴办学堂，尽失天下僧众之心；如今又要请洋人入军机，更有易服、去发之谣传，则尽失天下人之心。内则人心惶惶，外则强国觊觎，大祸将起，绝非杞人忧天，太后若不采取断然措施，只怕宗社不保！”
这帮人环跪太后身边，放声痛哭。
慈禧也是一脸戚然道：“你们都起来吧，你们这样逼迫我有什么用，这事总要好好商议，也容我再细细想想。”这就是已经答应训政了，接下来就该商讨具体的步骤和细节。
大事已定，李莲英这时才道：“太后，袁世凯前来磕头谢恩，已经在外面等了大半天，是否让他觐见？”
“你们跪安吧。”慈禧又对李莲英道，“让袁世凯进来吧。”
袁世凯自幼胆大心雄，在官场中混迹多年，形成了从容不迫的气度，即便见光绪也并不紧张。但进了慈禧的乐寿堂，他心却提了起来，两腿竟然有些发软。他跪在地上不敢抬头，慈禧问：“听说皇上很赏识你，已经召见你一次，皇上都说了些什么？”
袁世凯回道：“皇上只是问臣练兵的事，并让臣好好整顿小站的新军。”
“整顿新军这是该好好办的事情。皇上最近办的事情太急躁了些，没在训练新军上再下什么操切的谕旨就好。好吧，你下去吧。皇上以后再召见你，到我这里知会一声。”
袁世凯本来想借机表述一下他无功受赏的惶恐不安，让太后了解他的心思，没想到几句话就把他打发了。他退出乐寿堂，后背全被汗湿透了。他回味太后召见的经过，好像对皇上超擢他并不是太在意。回到法华寺，他对徐世昌道：“菊人大哥，我有个想法。如果能有个老成持重的大臣前来辅政，皇上的变法不至于太过操切，或许帝后间的误会能慢慢化解。那样变法得以推行，大清富强可期，那可真是天下之幸。”
徐世昌觉得这恐怕是一厢情愿，因为这几天他通过与熟人了解，感到变法与守旧之间的纷争已经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但他不愿给袁世凯泼凉水，道：“四弟有何良策，不妨说来咱们议议。”
“后天我要进宫请训，想趁机奏请皇上召张之洞进京辅政，朝局或可得以转机。”袁世凯说出了心中所想。
“如果有张香帅辅政，比之康、梁肯定老成持重得多，只是张香帅是否愿意进京，必得先听听他的意思。不然贸然推荐，你是一片好心，也许会落一堆埋怨。”
“对，先听听他的意思。”袁世凯回道。
要想试探，必得有一位中间人。徐世昌有个举人同年，如今是候补知府，在京中久居，出手十分阔绰，与御史台谏打得火热，与三教九流也有交往。据说他是张之洞在京中的眼线，专门打听朝野秘辛。徐世昌找到他说明袁世凯的苦心，这位候补知府很痛快，立即给张之洞发了电报：
新擢候侍袁，初五请训，欲荐帅入军机。
这位候补知府对徐世昌说，只要张之洞回电，他一定立即转至。没想到不到一个时辰，电报就送来了：
袁侍欲荐举入京，请千万力阻。我才具不胜，性情不宜，精神不支，万万不可。千万，千万。
电报虽短，但张之洞避之犹恐不及的心态跃然纸上。
徐世昌在一旁劝道：“张香帅洞明朝局，因此不欲跳这个火坑。我们不能不慎之又慎。”
张之洞电报中连用两个“千万”，让袁世凯也冷静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