巨野教案中侥幸逃生的薛田资生于德国南部，因为家境贫穷，入的是不收学费的教会学校，除了接受神学教育外，学校更多的是组织他们频繁参加祈祷活动，严格遵守律条，培养他们的献身精神，目的是将来派他们远赴中国传教。薛田资到中国时只有二十多岁，被派到贫困的鲁西北传教。巨野教案发生后，他在鲁西北待不下去，又调到了日照。
日照街头村李姓家族的一个女子死在了杜姓家族的山林中，杜姓势大，李姓无可奈何，于是二十余户人家全部参加了教会，以求靠山。德国教士趁机在此设立教堂，附近村民纷纷入教，令当地人十分恐慌。教民中有一个无赖曾勒索当地富户未遂，竟然唆使教士去官府状告富户诽谤教堂，结果更令民教矛盾激化。但官府向着教民，因此非教民们决定自卫。街头村有个叫厉用九的人靠贩卖花生、帮油坊运油谋生，颇有梁山气概，交游又广，很有号召力。他慨然应允，发动两千余人准备教训一下德国鬼子和街头村的二鬼子。
薛田资年轻气盛，又觉得肩负使命，自告奋勇到街头村协调民教纠纷，希望彼此能够和睦相处，这样他的传教大业也可以打开新局面。他在四名手无寸铁的士兵和一名衙役的护送下来到街头村，刚进村不久就得到消息，附近有几千人正在赶来，要捣毁教堂，教训教民。不甘坐以待毙的教民翻出抬枪、长矛和土炮，并在街上赶修工事，准备抵抗。薛田资劝教民放弃抵抗，因为人数悬殊，抵抗也无用。他请护送他的衙役前去沟通，看有无和解的可能。
经过商量，对方要求交出薛田资和六名教民，并答应不会虐待他们。但六名教民交出后就被捆绑起来遭群殴，薛田资也被搜了出去，被人揪着大胡子拖到一个院子里。众人痛殴他一顿，把他的衣服剥光，胡子和头发被撕掉大半，用一根绳子牵着游街。游街过程中**的身体上被吐满了唾沫，不断有人拿刀在他脖子上挥舞，做出砍头状，人群中则爆发出热烈欢呼。薛田资被牵着走村串巷，晚上被押在山中的一座破庙中，冻得瑟瑟发抖，当他索要衣服时，押他的人点起火堆威胁要把他烧死。
第二天一清早，经日照知县与村民谈判，薛田资写下“保证不控告”的字据后被释放，他蹲在地上号啕大哭。县令接他到县城休养了十几天，这期间德国副主教来到日照，与知县谈判后议定，由街头村百姓代修教堂五间和厢房四间，教民被抢财物由村民交出，倘有短少，由日照县赔偿，并速拿为首滋事者惩办，薛田资则被德国汽船接到青岛。
但事情又生波折。德国主教安治泰认为这个处理办法太温和，只能助长仇教情绪。他以薛田资受惊伤脑为由推翻前案，到省巡抚衙门呈告，勒索了两万五千两白银作为薛田资养伤费用，并由官方帮助择地在县城修盖教堂一所。街头村与县城的教堂完工后，知县率领乡绅赴教堂祝贺赔礼。
教会的出尔反尔令民教冲突更加严重，因此不但日照，沂州府其他州县也相继发生了多起冲突事件，安治泰向德国胶澳总督和驻华公使提出应当出兵予以平息。结果德军百余人攻打日照城，侵入兰山县，放火烧了三百余间民房。袁世凯认为德国人借日照教案擅自出兵，是为深入腹地做试探，他致信山东巡抚张汝梅，建议他应当有所应对：“时局危急，山东逼处英、德，为京畿近援。似宜在青（州）、潍（潍县）一带，集成大枝，认真操练，切忌零星分散，进防威、胶，退固济南，并可遇事勤王。”
两江总督刘坤一也持相同观点，他向军机大臣、武卫军总统荣禄致函说：“德人占我胶澳，意在割山东全省及黄河之南。德国前借小故，径以兵队侵扰日照、沂州，姑为尝试，且以察看道路险夷、内地虚实，狡焉思逞，如见肺肝。德若据我沂州，则南北中断，不唯河南可危，中原亦难措手。宜于武卫军中，抽拨一支劲旅赴沂，与两江成掎角之势。若再忍让，则德人得步进步，必至蚕食山东，各国效尤，择肥而噬，中国何以自主？”
荣禄深以为然，密奏太后，于是决定派袁世凯带兵赴山东。三月二十五日先下一道旨意，派袁世凯带兵到德州操练，借以弹压匪类，保护教民。同时下一道密旨给袁世凯，说明真实意图：
德军进犯日照，意大利兵舰多艘游弋烟台等处，殊为叵测。东海边防，尤应及时筹备。著袁世凯酌拨所部各营，选派得力将官，统带操演行军队，先赴德州，迤逦而前，绕往沂州一带地方，相机屯扎，随时操练，藉可就近防范。该侍郎务当严饬派往统带将官，认真约束兵丁，毋得稍涉疏纵，致滋事端，是为至要。将此各谕令知之。
袁世凯奉旨后十分高兴，练兵三年，总算等来了磨刀一试的机会，立即做出师的准备。
需要立即办理的有两件事，一件是奏留徐世昌继续留办营务。徐世昌自光绪二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三在京丁母忧，到光绪二十五年二月二十三已满二十七个月，照例应起复回京供职。但袁世凯实在舍不得这条臂膀离他而去，两年多来，徐世昌除总揽一切文书之外，对操练事宜也是躬身其事，为了洞悉西法练兵，他以四十三岁年纪攻读英语，阅读外文书籍。尤其是他为人处世坚守中庸之道，遇事善调和，与袁世凯一刚一柔，使各方面关系都处理得很顺妥。袁世凯奏请朝廷俯准徐世昌仍留军营，襄办营务，并保留原资原俸，免扣资格。
第二件事则是借赴山东之机，把运辎重的车辆配备起来。当初练兵时，营制规定，遇有征调，各营均配置随军粮械官车，但因为经费问题一直没有配置。袁世凯上奏朝廷，他共有步队五营，炮队、马队各一营，工程队半营，总计需官车二百八十辆。考虑到户部款项紧张，拟减四成，先置一百六十余辆，连同拉车骡马，共需银两万一千两。这个计算当然大有虚头，以备朝廷核减。
两份奏折于当天拜发。第二天，袁世凯又想起来应该借此机会建议朝廷扩大西法练兵的规模。如果朝廷允准他的武卫右军扩募，那是再好不过。即便不让他的武卫右建扩军，能让各省西法练兵，他则可乘机派部下去当教官，给他们谋一个立功升迁的机会。
袁世凯是想到就办的脾气，让人立即去请阮忠枢，可是老阮竟然不在，再问他的下属，说因为这两天办折子，礼拜日没得空休息，所以一办完折子以为没事了，就去天津了。经再三追问，原来老阮在天津侯家后有一个相好的妓女，每礼拜日或六必去相会。
袁世凯只好安排别人先起草，不能如意，只好等老阮回来。阮忠枢次日晚上才回到小站，立即前来见袁世凯，本想撒谎隐瞒，不料袁世凯已经摸到底细，只好老老实实承认。袁世凯笑骂道：“老阮，你可真够荒唐。你要是武职，我非打你二百军棍不可。你是文职，可也不能没有说法，罚俸一个月，你服不服？”
“四哥要罚，哪有不服的道理？服，坚决服。”阮忠枢嘻嘻一笑，拿着下属起草的稿子回到住处，抽足了鸦片，精神头十足，半夜不睡，第二天一早就呈给袁世凯。
袁世凯一看，稿子相当不错。从嘉庆的圣训入笔，“窃臣伏读嘉庆十五年七月仁宗睿皇帝圣训，曰：国家经理大事，总当握其要领，专心一意，方克有济。即如医家治病，遇有棘手之症，若不究其受病根源，率行下药，虽多方疗治，其病不除”。接下来便说当今洋人交逼，“近日德人复进踞日照，焚杀要挟，种种欺侮，条约不可行，公法不可诘，情理不可谕。推求其故，各国之所以蔑视夫中国者，病根由我之兵力不竞也”。这个入笔立意极好，练兵一事的重要性一下提到国家存亡的高度。
“中，中！”袁世凯连拍大腿。
阮忠枢得意道：“四哥继续看，更好的在后面。”
往下说西洋各国重视操练，而大清旧式操法，弊端丛生，“即如甲午之役，我以数十万众，不能当日本一旅之师，尤前鉴之。夫有兵不练，与无兵同，练不如法，与不练同。如再不加认真训练，办求实际，则军籍等于虚设，饷项同于虚掷，其何以张国威而服远人。窃恐横逆之来，日益滋甚，蚕食鲸吞，不堪设想。臣诚虑之，臣诚痛之”。接下来又对筹饷、造械提出建议，是上次奏对时已经说过的。最后说：“臣弱冠从军，土操洋操均经考究。深悉洋操之难，百倍于土操。苟非利害实在相悬，臣亦何苦就其难而避其易。合无仰恳皇太后、皇上，垂念时艰，宸衷独断，饬下统兵大臣，参仿各国戎政，详拟兵法、操法、军规、器械，立定划一章程，请旨颁发各直省军营，一体遵照，认真训练，既不得有名无实，尤不可稍参成见。”
袁世凯再让徐世昌过目，徐世昌也是赞不绝口：“这个老阮虽荒唐，文才却是了得，真正是下笔有神。”
“我要给他个意外之赏。”然后袁世凯与徐世昌商议，他也是极赞同。
第二天，袁世凯、徐世昌、阮忠枢还有军械局总办到天津去。下了火车，往西沿北马路向北一转，到了一条不甚起眼的胡同，北边连着锅店街。这条通衢胡同不足百米，却名声大噪，因为小站新建陆军的军服就由这条胡同南端的“春华泰棉布庄”承做。这一带很早就有做军装的布店，刘盛藻的盛军、宋庆的毅军、聂士成的武毅军都托布庄寻找加工户加工军服。袁世凯到小站练兵后，军服改为西式上衣，中式便裤，戴的是大檐军帽，这非一般布庄所能加工。“春华泰棉布庄”专门请了西洋制作军装的裁缝前来授艺，仅靠给小站新军做军衣一项就发了家，新上了西式缝纫机，更是其他布庄无可比拟。后来连京中八旗禁军也前来定做军服。喜极而忧，老板手下的几个襄理有两个自立门户，而且生意立即风生水起，其他几个人也都跃跃欲去。今天老板王鼎臣宴请袁世凯，就是希望生意不能让独立出去的人抢走。
请客的地方就在运河南岸的侯家后，离此不远，向西北走几百米就到。这里酒家饭庄遍布，歌榭妓寮丛集，最有名的八大成饭庄都聚集在此。但今天未去八大成，而是去了隐藏在胡同里的一家小院。小院是住家的布局，门里门外都披红挂彩，窗户上也贴了大红的剪纸。阮忠枢看了饶有兴趣地问道：“这是谁要结婚？不是王老板又纳小了吧？”
“袁大人，菜是聚庆成饭庄现做现送，您是行家，一品就知道。”王鼎臣笑而不答，引着众人进了客厅，酒菜已经布好。
袁世凯笑道：“不用问，一闻就知道是聚庆成的手艺。客人都到了，女主为何不出来？”
这时，一个身着粉红衣裙如花似玉的姑娘被两个女仆扶着，袅袅娜娜走出来。阮忠枢抬眼一望，禁不住瞪大了眼睛，那女子正是他的相好荷香。
王鼎臣这时才哈哈笑道：“老阮，今天新郎官不是我，是你。是袁大人亲自安排的。”
袁世凯解释道：“这院子是王老板送的，荷香的赎身钱是我们几个人凑的，知道你手指缝宽，手里没几个钱。”
阮忠枢这才明白过来，竟然扑通一声跪倒在地道：“四哥，你和诸位如此待兄弟，让我如何报答？！”
众人拉他起来，袁世凯又道：“老阮，哪个要你报答？当年我在上海一分钱难倒英雄汉的时候，是你请我吃饭喝酒，又赠我银两，那时候你何曾想过要我报答？这是咱兄弟的缘分。要说私心也有，我要依仗你的大才把你牢牢捆在我身边。我这些天回想，我到小站来练兵，能够逢凶化吉，做成今天的局面，多亏有诸位兄弟相助，依仗就是诸位的高才。要没了诸位，我袁世凯算什么？能做什么？什么也做不成。”
“四哥放心，无论什么时候，我都跟在四哥身后。”
袁世凯哈哈笑道：“你这么说我很高兴，我也不能让兄弟们白跟了我，但凡有机会就要给兄弟们谋前程。俗话说，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如果跟我混不出前程，谁又肯跟我？王老板最近比较烦心，他手下的兄弟要自立门户。我在想，如果咱们小站的兄弟将来都要自立门户，我岂不成了光杆将军？”
徐世昌闻言笑道：“四弟放心，咱们小站是铁打的营盘，也是铁打的兄弟，唯四弟马首是瞻。”
“兄弟们对得住我，我也要对得住兄弟。老阮你知道，我为什么要向朝廷上奏讲求练兵折？既是为朝廷打算，也有为兄弟们打算的念头在里面。如果朝廷推广西法练兵，咱小站的兄弟可以推荐出一大批，去各地当教官；如果朝廷能准武卫右军扩军，那兄弟们便有了做统领、统带、帮统的机会。兄弟们有机会，比我自己有机会更心安。”
王鼎臣拱手道：“袁大人对兄弟那真是掏心掏肺，我该怎么笼络我的兄弟，袁大人也帮我出出主意。”
袁世凯摆摆手道：“老王，那是两回事。你们经商的，我弄不懂。”
徐世昌笑道：“好了好了，准备入席，要不菜都凉了。再说，新娘子都等着行礼呢。”
袁世凯所上的奏折很快有了回音，徐世昌留营的事朝廷照准，但编修的资俸却必须扣除，不能尽如人意。袁世凯已经决定亲自带兵去山东，留军防守的事情交给徐世昌。购办运输车辆的答复是，要的钱太多，只给一半。事前已经留了余地，只给一半也能勉强应付，不足之数再雇用部分民车。讲求练兵的折子，军机大臣奉到的上谕是，著将该军平日训练情形，详悉陈奏，并将各种操法绘图贴说进呈备览。
虽然上谕对是否扩大武卫右军以及将来是否在各省推行西法练军只字不提，但袁世凯认为依然是一个莫大的机会。由小站上呈各种操法图说，就意味着小站的练兵操法有可能成为全国练兵的标准。将来各省练兵少不得向小站请援，那时候派出随营学堂的毕业生或哨官、兵头，小站新军的影响势将遍及全国。袁世凯立即召集徐世昌、姜桂题、王士珍、段祺瑞、冯国璋等人商议。他认为，新军的训练，包括训和练两部分，训能固结兵心，练以精其技，不训不知忠义，不练不知战阵。他的想法是，要把小站练兵的章制、训条、禁令、训练、考核等内容都进行系统的梳理。好在平日都注意保存，分门别类，稍加整理就可成书；另一部分，对操练、演习等绘图说明，自成一部。大家深以为然。
徐世昌建议道：“可以编成两部书，一部暂名《新建陆军兵略录存》，一部《训练操法详晰图说》。”
最后确定，步队、炮队、马队、工程队的统带都参与编纂，最后由徐世昌进行总纂定稿。至于时间，当然是越快越好。袁世凯意见是两个月内，冯国璋则认为，不如趁此机会，对新建陆军的训练经验进行总结，同时再系统参考一下各国兵书，扎扎实扎编成一套教材，将来随营学堂可直接搬用，这样总要半年才能完成。
袁世凯斟酌了一会儿道：“这样好是好，但时间太久恐怕也不合适。我看这样，三个月拿出呈递朝廷的书稿来。至于作为随营学堂的教材，当然内容可更丰富一些，时间放到半年后。”
眼看就要到山东去，袁世凯的意思是行军与编书两不误，各位统带搜集整理的材料随时送到小站，交由徐世昌编审。
等一切安排妥当，袁世凯带兵开拔的时候已是五月上旬。因为所购大车不足，运输较为麻烦，等他到达德州时已是六月初。此时，山东的义和团已闹得不可收拾。
义和团原叫义和拳，是山东、直隶、河南以及安徽一带民间秘密会社，一直是为官府所禁止。至于其起源于何时，无从考证。拳民大多会点武术（民间称为会打拳），通过设立神坛、画符请神等方法秘密聚众，相信念咒喝符水后能够刀枪不入。山东自古出响马，民风彪悍，又加黄河连年泛滥，百姓苦不堪言，这就为江湖人士大行其道创造了条件。又加山东是孔孟之乡，儒家文化根深蒂固，对洋教传播更加难以忍受，民教纠纷不断，遂成一大乱源。一有民教冲突，官府为免洋人干涉，因此往往庇护教民。百姓觉得官府不能依靠，自然要寻找自己的保护方式，义和拳这样的江湖组织便成首选。
山东义和拳野火燎原，发展迅速，与毓贤关系极大。毓贤是汉军正黄旗，二十多年前就到山东做官。十年前当上了曹州知府，是个有名的清官；但更是有名的酷吏，任知府四年得了个“屠户”的外号。他当时对付义和拳十分残酷，惯用打杖条、打板子、轧杠子、跑铁链子、跪铁蒺藜、站铁鏊、气蛤蟆（令受刑者仰卧，用杠子砸肚子）等酷刑。最令人发指的是“站木笼”。他在衙门前置木笼十二架，每架木笼内壁布满铁钉，把人吊在木笼内，再在人脚下垫几块砖，似踏非踏。这样，人在笼内不能动弹，稍有动弹，皮肉就被刺得鲜血淋漓；当人踏到砖时，马上抽去一块，直至把人吊死为止。惨死在木笼内的人几乎天天都有，都是以盗匪上报，实际十有七八是贫苦百姓。他以善治盗出名，成为朝廷眼中的能员，升道台，升按察使，再升布政使，一路顺风顺水。
然而，去年当上布政使后，他的态度却来了个大转弯，因为此时山东民教冲突已经防不胜防，而且杀教民、杀教士在民间被视为英雄。去年冠县的义和拳打出了“扶清灭洋”的旗帜，毓贤从中发现了机会。像他这样虽不图利却逐官声的人，认为把江湖力量引到仇外上，是治理山东的一步妙棋，也是获得好官声的捷径。所以他向当时的山东巡抚张汝梅建议，应当收编义和拳，“直隶、山东交界各州县，人民多习拳勇，以之捍卫乡闾，缉治盗匪，颇著成效。应请责成地方官，谕饬绅众，化私会为公举，改拳勇为民团，既顺舆情亦易钤束”。
正被义和拳搞得焦头烂额的巡抚张汝梅认为此计甚妙，义和拳变为义和团，朝廷眼中的“拳匪”问题就不存在了，而且借纳入乡团之机对拳民进行约束，也许能够收到奇效。因此他采纳了毓贤的建议，一面下令各地办理保甲团防，将拳民列诸乡团，听其自卫身家，守望相助；一面上奏朝廷，赞扬毓贤志趣正大，果毅性成，可担巡抚之职。义和拳从前被剿，如今成了自卫身家的乡团，因此得以光明正大的发展壮大，到处打出神拳义和团的旗号，民教冲突也因之更加激烈。
张汝梅放任义和团的施政引起了德国、意大利、美国的不满，它们频频向清廷施压，清廷只好采取一贯做法，将张汝梅革职以应付各国，而继任者就是毓贤。毓贤一当上山东巡抚便公开支持义和团，在济南按察司街设厂广招拳众，并请“大师兄”做他抚标营的教头。他路过兖州的时候，义和团持械出迎，绵延数里，给足了面子。他十分高兴，不但赏下一千两银子，而且鼓励说：“你们好好练习神功，早晚要为国家大用。”随后他下令山东各地拳会一律改为民团，团建旗号，皆署毓字。他的巡抚衙门里住有义和团大师兄，竖起一面大旗，上写“扶清灭洋”大字。他很为自己的成就得意，又上奏朝廷，说国家艰难之际，民可用，团应抚。对在民教冲突中持平办理惩办了义和团的官员，他则立即撤职。
袁世凯就是在这种形势下进入山东。刚到德州不久，他的大哥袁世敦陪同平原知县蒋楷前来拜访。
袁世敦是袁家长子，与袁世凯同父异母。他没有功名，捐了个盐大使虚衔。同是河南人的张汝梅出任山东巡抚后，袁世敦因岳丈门上与张汝梅是亲戚，因此调到山东，被保奏为候补知府，同时兼巡河工，统带负责黄河河工的河防营。
蒋楷是湖北荆门人，刚从莒州知州调任平原县。一到任就发现此地义和团势力实在太大，而且与茬平的朱红灯联系密切。朱红灯率义和团接连攻打教堂、抢劫教民、勒索富户，受其影响，平原的苗头也很不好。尤其是李庄的里长李长水年已七十，却雄心万丈，在李庄设坛组团，扬言要效法朱红灯攻打教堂。蒋楷闻讯，特向济南府呈请派兵备乱，袁世敦奉命前来。河防营根本不是打仗的料，因此受蒋楷鼓动来找袁世凯，希望到时候能伸出援手。
袁世凯对大哥解释道：“大哥你可别怪我驳你的面子，武卫右军属荣中堂调遣，不奉帅令，何敢私自行动？就是毓巡抚也无调动之权。”
袁世敦张着嘴巴无话可说，更是无地自容。袁家五兄弟，袁世凯与袁世敦关系最差，当年他赴京捐官，向大哥借银子被一口回绝。不过，袁世凯并没打算让他老哥丢尽脸面，话锋一转道：“不过，大哥亲自来了，何况还有蒋邑尊的面子，我虽然不能出兵，但可以借你们几十条枪，用完再还回来就是。”
这个结果，不算好，但总算没有白跑。
袁世凯接下来又向蒋楷请教：“义和拳有人说是义团，有人说是匪类；毓抚台从前称之为匪，今日却褒之为义民，蒋邑尊是如何看法？”
“至于毓抚台为何如此态度大变，卑职实在不敢妄评。依我看，义和拳打的是扶清灭洋的旗号，行止却无异于匪类。袁大人请想，从前是打家劫舍的人，如何打了一面扶清灭洋的旗号就能转眼成了义团？这么多人聚在一起吃喝拉撒靠什么？除了抢还有他法吗？当然也有部分人家是献粮，可也是被逼无奈。何况有些人入伙，本来就是想趁机发财。”蒋楷是知无不言。
袁世凯又道：“我也听说义和拳也是捉盗匪的。遇有抢劫的案子，会中人必定抄贼巢穴，必得抓获盗贼才肯算完。而且除贼外不生事端，杀贼也没有冤枉的，专心仗义，以盗为仇；盗贼也慑服，稍有犯偷窃者为其所知，则会争相捕捉，也不接受谢礼，也有空着肚子办事的。窃贼要想宽免，则必须大张宴席，写立字据，永不再犯，才可以免死。据说，现在多有富户雇他们看家护院，就是巡防营、县署的局卡，也招募他们担任防卫。”
“卑职了解的也许有失全面。正如大人所说，有部分拳民的确能够如此。大人只要想一想，历朝历代的邪教和秘密会社，一开始的时候，总是以行善、行真、劝人忍让等吸引人，一旦成势，则会别有所图。尤其为首者，一呼百应，那种威势胜于官府，这是不少人乐于组团的原因。”
“我也听说他们有严格的禁条。”
袁世敦口中“唏”了一声道：“那都是糊弄人的，小胆的听，大胆的啥也敢干。”
“大人说得极是，他们的确有禁条，毋贪财、毋好色、毋违父母命、毋犯朝廷法，如今又加了杀洋人、灭赃官。但是真正能做到的又有多少？近几年已成野火燎原之势，尤其泥沙俱下。何况将执法、杀人之权拱手相让，会是什么后果？两榜出身的进士、深受教化的官员执法尚不免冤狱载途，何况付之于草莽？”蒋楷滔滔不绝说了一段话。
“有道理，大有道理。”袁世凯连声道。
“最要命的还不在这里。本来洋人喜欢借教案启衅，贪婪无度，租地赔款，如今义和拳仇教杀洋，岂不是洋人要睡觉，我们递枕头？别的地方不说，我刚从莒州过来，去年沂州案起，结果除赔款外，日照、莒州、郯城中皆建教堂，且据我之咽喉之地。前年巨野教案后，增教堂十三所，连胶澳都被德人占去。如果朝廷能有把握不怕洋人欺凌，有把握战而胜之，倒也罢了。可是战而不胜，且无一战的决心，一发教案，就拿地方官开刀，却又放纵拳民闹教，这不是拿自己的右手打左手吗？卑职以为，目前情形，应当尽力协调民教冲突，而不是火上浇油。”
“邑尊以为，应当如何协调民教冲突？”袁世凯暗暗赞叹蒋楷颇有见识。
“持平办理。地方官审理案件，应当只问是非曲直，不问在不在教。不在教的，妄起事端，按律严办；在教的，以势欺民，也绝不宽贷。如果教士干预词讼，自可据理驳斥，特别不安分的教士可查照条约，列出证据，请上司照会领事官员驱逐；领事官员不能公平查办，则可请总理衙门，交该国使馆办理。”
袁世敦这时插话：“蒋邑尊所说，道理是好道理，可是一则地方官大都怕洋人，只图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宁愿良民受屈。而且懂条约的又有几人？敢与洋人争论的又有几人？就是总理衙门还不是动不动就撤地方官的职？比如前任李巡抚，本来已经调任四川，巨野教案竟然也牵累他得了个撤职查办的处分。”
“难就难在这里。”蒋楷也叹了口气。
袁世凯赞同道：“难虽难，但蒋邑尊所说却是正理。”
袁世敦转换了话题道：“现在是洋人有恃无恐，不怕事闹大。自打德国人在山东修铁路，洋人工程师四处乱窜，说是勘测线路，可是百姓说他们是在察我地形，准备进兵；还有传教士走街串巷，不是找打吗？教士挨了打，德国人就借机派兵，四处骚扰。”
袁世凯点头道：“大哥说的也有道理，洋人的行止也应当有所约束。”
不知不觉，已经说了快一个时辰，此时饭菜已备好，袁世凯请两人入座。下午两人回去的时候，袁世凯派军械局的委员带着四个护勇，把暂借的二十条枪和三百发子弹送到平原县衙。
如何处理民教冲突的问题，也是袁世凯进山东后一直在考虑的问题。这些年来，许多不平等条约的起因正是民教冲突，本来是小纠纷，处理不当，事情闹大，列国趁机要挟，惩凶、赔银、新建教堂，几乎成了成例。到底该如何解决？他军中雇有八九个德国教习，时有教士到营中来看望他们。袁世凯趁机与他们闲聊，为的是兼听则明。
教士的说法又有不同，他们到中国来完全是为了传播福音。他们救助孤贫，收养流浪儿童，为生病的人免费治疗，遇有灾荒，他们都是慷慨捐银。直隶水灾时，教会捐银不下十万两。他们翻译书籍，把西方水利、天文、数学、物理学、化学、测绘、机械制造、农作物栽培等科技陆续引入中国，不知为什么中国人那么憎恨他们。至于说教士欺压中国人，他们认为纯粹是颠倒黑白，试想几个传教士深入到中国人中，战战兢兢还怕惹来麻烦，何敢无事生非？
袁世凯还曾带着几个护勇扮作商人，到平原县的义和团坛口打探实情。结果被人当成二毛子翻遍了全身，没有发现入教的证据，这才肯罢休。他们亲眼看到有人包裹中搜出圣经，或者贴身戴着十字架，结果身上财物被洗劫一空，揍得跪地求饶，方才放过。经过这一番调查，袁世凯认为把义和团说是成是无恶不作的拳匪有失公允，但鱼龙混杂，相当一部分人趁机作恶、劫财也是实情。如果不严加防范，将可能使县治瘫痪，或制造出更大的教案来则可能引来外患。而大清目前，外患万万不可轻启。因为甲午一战，北洋水师覆没，李鸿章的淮军溃散，新练各军规模太小，到时何以卫国？经与阮忠枢数次商议，五月二十七上《强敌构衅侵权亟益防范折》。开篇先说上折原因：
窃维德人窥伺山东，蓄志已久，分布教士，散处各邑，名为传教，实勘形势，而构衅之由，亦即阴伏于此。今又与英人分界造路，德之工匠员司纷至沓来。该省民性刚强，仇视非类，稍有龃龉，德人即由胶澳借口遣兵，侵权自治。日照之事甫息，高密之变又起，接踵而至，竞成惯技，不但**民心，尤足损我国体。如按各国交际通例办理，德兵入我内地，戕我居民，即为衅自彼开，立应兴兵击逐。唯现值时艰方殷，朝廷郑重邦交，顾全大局，自不得不曲予优容。然敌情无厌，后患伊于胡底。且东省居南北要冲，海程陆路悉由于此，倘滋他族逼处，我之漕运饷源势必梗阻，利害所关殊非浅鲜……
袁世凯提了四条建议。第一条是慎选守令。他认为山东省官员，不是视洋人如仇，就是畏之如虎。仇洋者难免鼓动百姓生事，畏洋者难免偏袒洋教，导致百姓积怨生变。官员这两种态度都不足取。他认为，“良民、教民本属一体，既为长官，即有约束惩治之权，判案但循律例，原不必分良教为两歧。倘有教士、洋人干预词讼，自可据理驳斥，其教士之不安分者，亦可查照条约，列其实迹证据，详请上司照会该国领事官，查明驱逐”。尤其是一些官吏，“遇有教案，但欲责惩良民，敷衍了事，冀可偷保目前之安，而教民之气焰益张，良民之激怒愈甚，一旦变生仓促，势同决川。民间多一教案，即公家多一亏损，甚至挑衅于强敌。星星之火，可终至燎原，未始不由于办理不善”。所以府县官员至关重要，他建议朝廷，“不拘常格，慎选牧令，须求谙练约章明达时务者，分别补署，以期遇案持平，不激不随。久之民教自可相安矣”。
第二条则是讲求约章，建议朝廷饬总理衙门，将条约公法，办理教案的程序办法等，印成书籍，分颁各守令，奉为准则。
第三条是分驻巡兵。一方面对过往的教士、洋人保护，一方面也杜绝洋人觊觎。
第四条是遴员驻胶。即派出代表常驻青岛，遇有交涉就近与德国人协商，避免动不动就派兵深入内地。
袁世凯的建议不为无见，但奏折上去却是留中——即不说对，也不说错，束之高阁。因为他的观点与山东巡抚毓贤支持义和团、用以牵制洋人的观点相背，而朝廷对毓贤的观点认同的大有人在。毓贤对袁世凯率军到山东甚为不满，派人秘密到德州，密查袁世凯部有无违反军纪的行为，结果被袁世凯的稽查队抓获。袁世凯十分愤怒，上书荣禄，说毓贤甚无用，偏且乱。
此时，平原县连续发生抢案，商家庙、董路口、新庄、冈子李庄最为严重，蒋楷、袁世敦带人东奔西走，但义和团消息十分灵通，所到之处都是人去坛空。李长水自恃团勇众多，摆开阵势与官府对抗。平原县的衙役都是本地人，不敢与义和团硬碰硬，袁世敦所带的人也是军纪松弛，吓唬一下老百姓行，真上阵也指望不上。双方在村口摆开阵势，蒋楷劝李长水把抢劫教堂和教民的财物归还，自行解散，则既往不咎。但李长水不听，双方僵持不下。袁世敦手下有名防勇不小心枪支走火，其他的十几人也一起放枪。他们未经训练，准头是一点谈不到，子弹都打到树上或墙上。没想到义和团大都是第一次见识洋枪，一听枪响，四散而逃。袁世敦勇气大增，督队猛冲，结果抓住了六个跑得慢的，全都押到平原县衙。
袁世敦大功告成，率队回到济南。没想到李长水向朱红灯请援，朱红灯率茬平、高唐等地义和团数百人来到冈子李庄，提出的要求是释放被捕的六人。蒋楷乘轿带着十几名衙役到冈子李庄，打算劝说朱红灯散去。朱红灯头戴大红风帽，下身着红裤，手下头目也都以红布裹头，刀、矛都以红布为饰。看到蒋楷的轿子走近，朱红灯向东南叩头，请来诸路神仙，然后击鼓为令，其部下有和尚，有道士，也有投靠的散兵游勇。他们四人为一圈，轮伏轮起，轮退轮进，口中念念有词。蒋楷的轿夫首先胆怯，扔下轿子先逃，衙役见朱红灯人多势众，也都一哄而逃，蒋楷也在两位衙役的扶持下匆匆逃走。
蒋楷连忙向济南知府告急，知府卢昌诒听说朱红灯到了平原十分紧张，不敢自作主张，于是层层上报，最后报给了毓贤。毓贤不主张派兵，打算派卢昌诒前去劝说，但卢昌诒不敢冒险，向毓贤恳请增兵。最后毓贤答应再让袁世敦率兵一营前往，但要求不战而屈人之兵。一到平原，卢昌诒按照毓贤的安排先释放此前捕捉的六人，再好言相劝，希望朱红灯能够撤走。但朱红灯并未撤，而且冈子李庄的李长水也带人前来会合，声势大振，率人进至县城南边不远的森罗殿。袁世敦及知府卢昌诒、县令蒋楷率人前往，卢昌诒让袁世敦退后二三里，他派人送信前往劝说。一会儿送信的和朱红灯的信使一块回来了，说朱大师兄为了两位大人着想，请退回城中，不要干涉。他们要去砸教堂，若不退，玉石俱焚，还交上一张黄纸，上面鬼画符一般，不知写的是什么。信使解释道：“这是大师兄下的战书。”
卢昌诒建议先回城，暂避锋芒，袁世敦则认为太丢面子，蒋楷则担心朱红灯真去砸了教堂惹麻烦，所以主张先观察一下再说。三个人正在商议，拿不定主意，忽听得喊杀声起，朱红灯手持大刀，亲自率义和团扑过来，人数有一千余众，个个口中念念有词。袁世敦下令放枪，有人中枪倒地，但义和团却视若不见，一直冲到阵前，连斩三四人，后哨的门旗也被夺去。哨官欲逃，袁世敦拔刀出鞘厉声道：“你要逃，我先斩了你。”下令五哨人马，列为五个圆阵，一律枪刀向外。此时，茌平县、恩县的马队前来增援，袁世敦下令进攻，二十条洋枪在前开路，连番射击，轰然作响。义和团开始溃退，袁世敦率部穷追，一直追到马颊河畔，朱红灯率部渡河而去。这一仗义和团阵亡二十七八人，其中有头目三人，有一个就是朱红灯的弟弟。缴获大炮二尊，抬枪十余杆，刀矛几百件。
袁世敦回到济南，只等着卢知府上报受赏，可是等了二十几天也没动静。终于沉不住气，办了一桌花酒向毓贤的文案师爷打探情况。文案师爷叹道：“袁统领，你们办事怎么不抬头看看毓抚台的脸色？毓大人对义和团赞赏有加，他的亲兵教练就是义和团大师兄，这个大师兄与朱红灯也有交情。”
袁世敦不解道：“朱红灯是义和团不假，可是他四处抢劫，怎么就不该剿？”
师爷笑了笑道：“抢劫可能难免，但是抢的二毛子和教堂，也就不算是抢，是为百姓出气。”
袁世敦愣道：“这不是颠倒黑白吗？教民也是大清子民，活该被抢？”
师爷回道：“这话您老和我说不着，说也没用。关键是毓抚台认为活该，京中也有人赞赏义和团，有个御史已经把你和卢知府、蒋知县告了御状，让毓抚台明白回奏。”
袁世敦禁不住“啊”了一声，回过神来问：“毓抚台怎么回奏的？”
师爷拿出几页稿纸道：“我估计您老就是问这事，你瞧，我把关键几页拿来了。”
袁世凯一看，上面写的是“平原起事之由，教民李金榜向与平民李长水不睦，遇事欺压。该县不能持平，且纵蠹役屡次向百姓讹诈，以致激成众怒，盗匪遂乘机抢掠。蒋楷人本昏庸，办事谬妄，请旨革职，永不叙用。袁世敦心地直爽，勇于任事，唯此次弹压实属孟浪，应撤去统带，发交袁世凯随营历练，以观后效。”
袁世敦大呼道：“这是颠倒黑白！我立功不受赏倒罢了，怎么能撤职？”
“袁大爷，你声音小点，这么大呼小叫不成事体。”师爷连忙拿手去捂他的嘴。
袁世敦这才压下声音道：“师爷，我冤枉，比窦娥还冤枉。不行，我得找毓抚台说理去。”
“袁大爷，我劝你省省心吧，你去找毓抚台有用吗？毓抚台这样上奏已经给你面子了。他是看袁侍郎的面子，才把你发交到武卫右军营中。这事，你请袁侍郎设法，看还有没有转圜的余地。”师爷又压低声音道，“你从袁侍郎那里借枪的事，毓抚台都知道了。他很生气，认为朝廷花重金买的洋枪，应该去打洋人，如何能够打义民？”
“他妈的那是义民吗？”袁世敦跳脚大骂。
师爷最后叮嘱道：“袁大爷，我是看在平时的交情上才给你透个信，今天这些话我不该告诉你，你可别到处嚷嚷去。”
第二天，袁世敦立即骑快马赶到袁世凯营中请求道：“老四，这回你得伸把手，我混到这个统带不容易，立功不赏倒也罢了，怎么能撤我的官。”
袁世凯一听已经出奏，知道恐怕难以挽回。
可袁世敦视事太易：“都知道你是荣中堂的亲信，荣中堂如今是军机首辅，就是一句话的事。”
袁世凯回道：“你说得轻巧，荣中堂又不是咱家的伙计，说句话他就能听。”
“好，你见死不救，等着看我笑话吧。我要再求你，就不姓袁。”袁世敦以为袁世凯有意看他的笑话，说罢气冲冲回济南。袁世凯派人去追，也追不回来。他写封信给徐世昌，让他立即进京看有无办法可想。
但已来不及了，军机处很快奉上谕：
毓贤奏：平原民教忿争一案遵旨查明覆陈一折，览奏情节殊属支离。其掩护情形，难逃洞鉴。署平原县蒋楷，办事谬妄，几酿大祸，著即行革职，永不叙用。营官袁世敦，行为孟浪，纵勇扰民，著一并革职。该抚仅请将袁世敦发交袁世凯军营历练，显系意存瞻徇，岂封疆大吏所宜出此？毓贤著传旨申饬。将此谕令知之。
毓贤顺便还告了袁世凯一状，说他自率军到德州后，山东教民更加有恃无恐，民教冲突因此益加激烈。毓贤在京中颇得清流好感，因此有好几个御史上折，认为武卫右军操演既然结束，应当回小站驻扎。荣禄一看他的爱将已成众矢之的，而且慈禧的口风越来越流露出对义和团的赞许之意，因此连忙下令袁世凯撤回小站。
毓贤知道朝廷亦有暗护义和团之意，于是派济南知府卢昌诒去禹城找朱红灯，让他改为民团，卫乡保国，守望相助，大旗上写“毓”字：“有此一字，之后就不会有人随意要剿要杀。但请体谅毓抚台的难处，暂不要与教堂为难，洋鬼子一直在总理衙门告毓大人的状。”
但朱红灯并不买账：“我这么多弟兄要吃要喝，改为民团自然不错，如果官家能够再发粮饷，那我保证不抢二毛子。”
这事卢昌诒没法回，而且也知道这是妄想，就道：“这事不是我能答复的，容我禀报抚台。我奉毓抚台大令前来，你无论如何得给我个面子，至少一个月内不能再砸教堂。”
朱红灯答应了，卢昌诒回去交差。但不出十天，朱红灯的部下不乐意了，大家出来混，至少要好吃好喝，何况家里还有老婆孩子。于是与本明和尚等人商议决定在茬平、长清等地再砸几个教堂。朱红灯率部攻打了茬平著名的张庄大教堂，又顺便把附近教民抢个精光，所获甚丰，然后开到华岩寺分浮财。可是分来分去，最后动起手来，朱红灯的头也被盛怒的“师弟”打破了。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外。打破他头的“师弟”带着一帮人，另行设坛去了。
山东教案几乎到了遍地开花的地步，德国公使致信总理衙门，如果山东巡抚无力保护教民，他们将率军西进。清廷下旨给毓贤，若不实力查办，朝廷决不顾惜。毓贤一看官位不保，对不听招呼的朱红灯十分生气，派出济东道吉灿升和统领马金叙率军将朱红灯、本明和尚捕获，押到济南就地斩决。
此时山东形势更趋紧张，有传言说德皇遣其皇弟及太子带船来华，将决定是否在山东大动干戈。而意大利见德国、英国都在山东得到好处，也派军舰频繁到山东半岛外游弋，据说是看中了山东的庙岛。刘坤一再次致信荣禄和直隶总督裕禄，说“现在广州湾尚未了结，意人又欲占我浙江之三门湾、山东之庙岛。德国眈眈逐逐，不久恐有变动，万一沂州有失，则南北声援中断，来往不通。应拨一军赴沂，方为力势雄厚，可支劲敌”。
各国公使联名向总理衙门提交照会，要求解决山东民教冲突，总理衙门先后收到七份照会。这天美国公使康格来到总理衙门，当时当值的总理衙门大臣是吏部侍郎许景澄，他曾经出使德、俄、法、奥等国，是懂外交的大臣。
许景澄以为康格又有照会要交，康格却表示今天只是来闲谈：“贵国面临被瓜分的处境，我国深表同情。贵大臣仔细想想，我国可曾向中国提出割取一寸土地的要求没有？”
许景澄回道：“没有，贵国是大清最友好邦交之一。”
康格又道：“我国政府不但不欲割取中国一寸土地，而且也不愿他国瓜分中国。我国希望中国保持主权的独立和领土完整的诚意，希望贵大臣能够了解。”
“这一点，本大臣坚信不疑。”
“那么对于我国政府善意的提醒，贵大臣能否鉴纳？”
“善意的提醒，当然无不鉴纳。贵使有何建议，不妨直言。”许景澄回道。
“现在贵国的山东，拳匪闹得十分厉害，杀教民，烧教堂，抢劫之风极盛。这是中国政府在自己制造混乱，给对中国有野心的国家一个武力干涉的借口。我国政府认为，此极为不智。山东的毓巡抚公然支持拳匪，贵国政府将如何处置？”
毓贤暗中支持义和团，尽人皆知，但许景澄绝对不能承认：“不会的，绝对不会。”
康格拿出了两张照片，一张是山东巡抚衙门发布的奖许义和拳为义民，并改拳为团的告示。还有一张是义和团攻打教堂，而所打的旗帜上，有一个大大的毓字。外交经验丰富的许景澄一时窘迫得无话可说。
“这样的巡抚是严重的失职，应当撤职查办。”康格乘机说道。
许景澄回道：“这绝对不行，贵使是外交行家，应该知道这是干涉我国内政，为公法所不容。”
这次轮到康格窘迫了：“中国俗话说关心则乱，请贵使能够了解，我这是出于善意的建议，绝无干涉中国内政的意思。贵国最好能派一个能干的人去山东，以平息民教纠纷；假如没有足够武力的话，可把天津操练得很好的军队调去协助。”这其实是不点名推荐袁世凯代替毓贤。
许景澄回道：“这不在我能答复的范围内。不过，我可将贵使建议奏报。贵使的两张照片，可否相赠？”
“当然，当然。”康格从包中取出两张照片，双手递给许景澄，“这是我国记者所拍，绝无诬告的意思。”
荣禄早有以袁世凯代替毓贤的想法，他将美国公使的两张照片密呈慈禧。山东局势到了如此地步，慈禧不能不有所顾忌。因此作为袁世凯代替毓贤的先声，朝廷下旨令袁世凯再次派军进驻山东，先到德州，然后相机到沂州。袁世凯派姜桂题率步军两营，骑兵二队，炮队一队共三千五百人分两批开赴德州。
五天后，也就是光绪二十五年十一月初四（公元1899年12月6日）军机处奉旨：
山东巡抚毓贤来京陛见。以工部右侍郎袁世凯署山东巡抚，即行来京请训。
袁世凯奉旨进京请训，次日慈禧召见，说起山东的形势连皱眉头，希望袁世凯能够尽快让山东安静下来，不要给洋人以借口。袁世凯表示到山东去首先要安静地方，安静地方的关键就是持平办理民教冲突，只论是非曲直，不论是民是教。其曲在民则责民，其曲在教则责教。其二则是按约章处理中外交涉。他打算把相关条约广为刊刻，让州县官都能了解约章，按约章与洋人交涉，而不是一味曲从。他将责成地方派兵保护教堂，以免给洋人干涉地方的借口。慈禧连声称赞，认为如此办理极妥当。坐在一侧的光绪恨透了袁世凯，一句话不说，但听袁世凯的奏对，也不能不承认他办事十分明白。
徐世昌一个多月前已经回到翰林院。袁世凯请他吃饭，说起山东的局势，袁徐两人看法非常一致：“四弟如今成了封疆大吏，到了山东自有用武之地。如果能够尽快安定山东的秩序，中外钦服，则一切都好说。京中的舆论十分浮躁，不能不顾及，又不能为之束缚手脚。”
袁世凯微微一笑道：“那是自然，我最看不惯那帮不明大势、只耍笔头子的清流。”
毓贤于十一月底到北京，竟然受到英雄一样的接待。北京的舆论普遍认为义和团是扶清灭洋的英雄，毓贤保护义和团，所以他也是应当受到尊敬的英雄。京中舆论如此，除了国人几十年来受洋人的欺压而形成的仇洋外，还与朝廷的态度关系极大。朝廷如此仇视洋人，可以说是一场废立光绪的阴谋而引起来的。
为什么会兴起这样一场阴谋？首先是慈禧有废立之心。当年康梁有杀荣围园的阴谋，她确信光绪必定参与其谋，心中的憎恨可想而知。推动废立的还有那帮顽固守旧的大臣，光绪在位，对他们而言无异于脖子上始终悬着一把刀。光绪只有二十多岁，太后已届七十，而光绪一旦重新柄政，必定清算他们。所以扳倒光绪是守旧大臣确保身家性命的釜底抽薪之策。而最起劲的，恐怕要数载漪一帮人，一旦行废立，他认为自己儿子当皇上的可能性最大，他则像当年醇亲王一样，成为大权在握的太上皇。有这三股势力的推动，废立就势不可挡。
最早的苗头是宫中传出皇上生病的消息，正月间的一切应行典礼全部取消，或者由端王代行。后来又每隔五天向督抚通报一次皇帝的病情，仿佛已到了病危的地步。为了把皇帝生病做得更像，宫中煞有介事地向社会上公开征求名医和药方。结果，英、法等国使馆都提出推荐洋医给皇上看病。既然朝廷如此关心皇上，就没有拒绝的理由。于是只好答应。结果洋医生给光绪检查一番，得出的结论是皇帝身体并不强壮，却没有任何影响他执政的症状。更可恨的是洋人有各种详细的数据，全在报纸上登了出来。这让所有推动废立的人恨死了洋医生，但自己弄巧成拙，只好哑巴吃黄连。
慈禧不死心，还是想摸摸洋人的底：如果真的废除光绪，洋人到底会是何种态度。这件事交由荣禄去办，荣禄则找李鸿章。李鸿章极力反对废立，并提醒荣禄若有此举，必起内忧，内忧起则外患必至！荣禄表示他也正是此意，无奈太后不肯死心。历经风涛的李鸿章已经发现京中已成是非窝，而且成为守旧大臣的天下，他三十年来热衷洋务已成人家的眼刺肉钉。他正好借此机会寻个避祸的地方，便道：“我如今不是总理衙门大臣，无法光明正大见洋人，自然也无法为太后解忧。如果外放我为两广总督，则洋人必然给我送行，那时我旁敲侧击，则一定能够摸到洋人的底。”荣禄立即向太后密禀，很快就发布了李鸿章出任两广总督的消息。
果然，英国公使窦纳乐给李鸿章送行的时候打探中国是否有废掉光绪的打算。李鸿章矢口否认，并试探道：“刚才你所说，我实在毫无所闻，假设不幸真发生了这种事情，也是我国内政，岂有友好邦交干涉他人内政之举？”
窦纳乐回道：“邦交国当然没有干预内政之权，然而遇有交涉事件，我英国只认光绪二字，其他事情非我所知。贵国大皇帝陛下有志变法，深知世界大势，唯有他能把中国带往希望之路。”
荣禄把这番话告诉太后，太后对洋人更加恨之入骨。荣禄最后给太后出了个主意，不废而立，即光绪还是皇帝，但因为他没有子嗣，因此从近支亲贵中选立一个大阿哥，将来大阿哥成年，皇上禅位也无不可，那时名正言顺，洋人就没有干涉的理由。因此从下半年开始，就为立大阿哥做铺垫。载漪本来有望立即当上太上皇，如今让荣禄一搅，只能当大阿哥的阿玛，真是凤凰变草鸡。这一切说到底都是洋人搅坏了，如果有办法治住洋人，或者把洋人赶出大清去，则他当太上皇依然可即可望。对付洋人得有兵，但兵权握在荣禄手里。他正急得恨不能上房揭瓦，忽然听说山东的义和团能够刀枪不入，而且扶清灭洋。他立即看到了希望，这不就是老天送给我的天兵天将吗？于是，他对毓贤自然是百般袒护，而在守旧老臣策动下，京中清流更对义和团的神功无比向往，形成了一股保义和团的强大力量。
这天晚上载漪请客，一桌陪客几乎全是宝石顶子的王公贝勒。载漪请毓贤首座，毓贤当然不肯，声称国家体制不可逾越。于是庄亲王载勋入首座。接下来的次座，他也不能坐，因为有郡王衔的贝勒载滢；再次还有载漪的胞弟辅国公载澜。于是他挨着载澜坐下来，下面才是总理衙门和军机处的两个当红章京，这一桌人基本是依附未来太上皇而极力行废立的人。
酒过一巡，谈起义和团，毓贤说道：“这么多年来大清屡受外国欺凌，根本原因并非国力不济。俗话说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大清一个行省便比日本大得多；大清一国，国土可抵二十个英吉利。那么大清总是受欺根本原因是什么？民气不伸！官员怕洋人，也逼着百姓忍让洋人，洋人军队欺我也就罢了，洋教士也干预词讼，指手画脚。更可恨可憎不可解的是，连二毛子也依势作威欺压良民！民气不伸，何来正气，没有浩然正气，又何来举国与兴的士气！”
载漪一拍桌子道：“说得好！”
“我在山东，是从义和团的身上看到浩然正气，看到了藏兵于民的士气，也看到大清扫**洋人的希望。有人说我袒护义和团是沽名钓誉，我可以拍着胸脯承认我的确袒护义和团；我也可以拍着胸脯表白袒护义和团绝无半点名利之计。名利于我如浮云，我毓某人所为者何？国之昌盛而已。可偌大神州，竟然无处放我一颗爱国心。”话说至此，毓贤委屈得落下泪来。
载漪劝慰道：“佐臣不必难过，是非自有公道，公道自在人心。我也拍着胸脯给你打个保票，不出三个月我必为你谋个新差使。我大清的疆臣，却被洋人逼迫去职，真是天大的笑话，是可忍，孰不可忍！”
毓贤拱手道：“官位于我本是身外之物，我只想为国为民尽点心力。将来王爷能让我去军营中当个哨官，我都心甘情愿。”
载漪摆摆手道：“带兵还不必你去。佐臣，京中关于义和团的传闻极盛，听说他们刀枪不入，不知真假？”
“这又何谈真假，只有真，没有假。我亲眼所见，连开数枪，毫发无伤。”毓贤回道。
载澜最近对义和团也极为痴迷，疑惑道：“我怎么听说，有人试过，一刀下去却砍断了胳膊？”
毓贤解释道：“五个指头有长短，比如天桥那里有练硬功的，枪扎喉咙，却伤不得半点皮毛。澜公爷，如果让你来一下，行不行？”
载澜笑着摆手道：“当然不行！”
“就是，澜公爷没有练过，功夫不到，自然谈不到神功。之所以有人不能刀枪不入，是他功力不济，为何怀疑神功？”毓贤不答反问。
“有道理！只要有你这句准话，我就放心了。我还拍着胸脯告诉你，佐臣，让袁世凯到山东胡闹去，闹不上几个月，我就让他滚蛋。”载漪大声打包票。
“毓大人，能否给我介绍个大师兄，让他教我神功？”载澜最关心的是学习神功。
毓贤笑着回道：“这有何难？我的亲兵教头就是位神功赫赫的大师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