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二十五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公元1899年12月26日），毓贤到达京城的时候，署理山东巡抚的袁世凯到达济南。司道府县官员皆出城迎接，翎顶辉煌中竟然有一个头裹红巾、身着红裤一脸江湖气的人。他立即明白，此人就是毓贤请来的抚标中军教头、义和团的所谓大师兄。他一一向迎接众人致意，唯一不正眼瞧大师兄。
进了巡抚衙门，大堂之前的旗杆上挂着一面大旗，上写“扶清灭洋”四个大字，圆圈当中绣一个“毓”字。毓贤已经调走，竟然还悬毓字旗，袁世凯只皱眉头，但他忍住暂不发作，先去大堂接印。
进了大堂，早已设好香案。他于案前站立，济南知府卢昌诒、抚标中军参将刘云会将山东巡抚印、临清关监督印及盐政印共三颗一一递到袁世凯手上，袁世凯再放到条案上，然后以他为首北向磕头谢恩。撤去香案，他在条案后落座，众官员行礼拜见。这套仪式一完成，便表示山东军政大权正式移交。
接下来，他则以山东巡抚的身份问话，军政皆不问，先问的是：“院中的大旗，是怎么回事？”
布政使张人骏正在病中，未能前来，接下来就排到按察使胡景贵——就是当年参劾他的胡御史出列回话：“本来已经公议撤掉，但大师兄不肯，说是奉旨扶清灭洋。”
“哪来的什么大师兄，公堂之上何由称兄道弟？”袁世凯嘴角一撇，一副不屑的表情。
胡景贵一说话就碰了个大钉子，料到袁世凯必找麻烦，果不其然。
那个戴红头巾的“大师兄”竟也出列大咧咧道：“毓巡抚说义和团扶清灭洋，是义民，我被毓大人请来教授神功。这面旗子不能降，是奉了密旨的。”
袁世凯大声斥责道：“一派胡言！我作为本省署理巡抚，此前刚刚进京请训，太后、皇上都有训示，只字未提义和拳，何曾有什么密旨，分明是满口胡言，矫旨乱政！”
“大师兄”不愧是见过世面的，竟然毫无惧色，反问道：“既然是密旨，当然不是人人都能知道。且不说密旨，难道大人既不愿扶清，也不愿灭洋？”
这一问很凶险，袁世凯恨得牙疼，本来想饶他一命，打发他滚蛋就是，没想到他如此咄咄逼人，非要他一条狗命不可，于是脸色和悦了问道：“当然，本官也愿扶清灭洋。可是，当年李中堂的北洋水师，装备一尺多口径的巨炮，尚不能灭洋，你凭什么口出大言？”
“大师兄”不明就里，依然大咧咧回道：“我凭的是神功在身。”
“何谓神功？”袁世凯故作糊涂。
“大师兄”又回道：“义和团兄弟喝符念咒后，都能刀枪不入，洋枪洋炮也不能奈何，所以可以灭洋。”
袁世凯冷笑一声道：“洋枪洋炮我武卫右军中有的是，从来没听说过能被肉身抵挡。”
“大师兄”不知是计，回道：“大人不信可以试验，毓巡抚当堂验证过的。”
“哦，那看来是真的了？毓大人是堂堂一省巡抚，想来不会妄言。”
“大师兄”以为袁世凯已被吓倒，一脸得意道：“那是当然。”
“毓大人是毓大人，我是带兵的，实在不能轻信。我必须当场验看，如果真能抵挡洋枪洋炮，你这面大旗不但可以继续打下去，我还请义和团到我军中任教习，那些洋人教习，我让他们卷铺盖滚蛋。”
“大人圣明。”
“胡说八道！圣明岂是你能乱说、我敢当的？我现在就要试，我可说明白，如果神功无效，这面大旗立即降下，义和团立即解散。”袁世凯大声道。
“君子一言，驷马难追。”
不一会儿，“大师兄”带着一支洋枪还有两个义和团过来了，就在大堂前面，拉开十余步的距离，两个人笑嘻嘻的，等着“大师兄”表演。
“大师兄”正要举枪，袁世凯叫道：“等等，都是洋枪，你用我的六响转轮枪。”
“大师兄”和那两个正在嬉笑的一听此言，都一脸惶恐。
见状，袁世凯沉下脸道：“怎么，莫非是假的？”
“大师兄”只好接过袁世凯的手枪，手有些抖，袁世凯捉住他的手道：“来来来，我教你怎么开枪，省得打飞了子弹白白浪费。”等瞄准了，袁世凯说，“可以扣扳机了。”
“大师兄”迟迟不扣。
“看来你好像不会打枪，我帮你。”袁世凯手指一勾，砰的一声，其中的一个胸口立即冒出血来，啊呀一声倒在地上抽搐，一会儿就死了。
另一个吓得双腿发软，蹲在地上，袁世凯冷着脸问：“怎么回事，他的神功呢？”
“大师兄”口齿不清地解释：“他他他，他法力不够。”
袁世凯学他的语气说：“他他他不够，你你你，你大师兄应该够了吧？”
“当……当然。”
“来来来，你过去我来开枪，让我开开眼。”
“大师兄”脸色煞白，站到十几步外，袁世凯根本不用瞄，抬手叭叭两枪，“大师兄”胸口上连开两个枪眼，眼看着鲜血喷了一地。袁世凯过去弯下腰问：“大师兄，怎么着，你的神功法力也不够吗？”
“大师兄”嘴角**两下，早就一命归西。
袁世凯抬手冲天，叭叭叭连打三枪，那面毓字大旗哗啦一声落到地上。大家都听说袁世凯有一手好枪法，今天总算见识了。随后他站到大堂的台阶上对面面相觑的众官员道：“义和团装神弄鬼，胡说什么神功，靠这样的骗人神功，能够扶得了清，灭得了洋吗？白白惹祸罢了。我在这里明白地告诉各位，本巡抚不信什么神功，让义和团立即解散，不解散，则以匪类坚决剿除！”
袁世凯吃了午饭，睡一觉起来，带上两个护勇，又叫上衙门里一个武巡捕，四个人便衣出门。武巡捕姓吕，第一次侍候袁世凯诚惶诚恐，只怕哪里出错。袁世凯笑道：“老吕，今天我转转济南府，你来当向导，听说你是老济南。”
“回大人话，当年丁宫保巡抚山东时，我爹就在衙门里当武巡捕，到我这里已是第三十三个年头。”丁宫保是同治年间的山东巡抚丁宝桢，因为诛杀安德海朝野闻名，授爵太子少保，因此人称丁宫保。
袁世凯点了点头：“哦，你是子承父业，那真是名副其实的老济南。”
巡抚衙门北面便是颇有名声的大明湖，老吕头前带路。大明湖东西很长，袁世凯只在南岸转了一阵，便问：“按察司衙门远不远，若不远，咱们顺路过去走走。”
大明湖东侧南面，有一条按察司街，正是按察使司衙门所在，亦不甚远。到了按察使衙门前，吕巡捕请示道：“大人，这里就是臬台衙门，要不要小的通报一声？”
“中，你让他们头前带路，就说我来看看胡臬台。”
老吕与臬台衙门的门房十分熟悉，听说新任巡抚到了，立即行礼相迎，同时早有一个腿快的前去报告。袁世凯放慢脚步，为的是留给胡景贵更衣准备的时间。走到仪门的时候，胡景贵匆匆迎出来，一边走一边整理顶戴，趋前一步恭迎道：“大人突然来访，恕下官迎接不及。”
袁世凯摆摆手笑道：“胡大人，我逛逛济南城就逛到你衙门口了，顺便来看看。我是便服来访，你也不必这么郑重，快换上便服自在些。”
胡景贵头前带路，将袁世凯延入客厅。奉茶、上果盘，好一通忙活。三年前胡景贵任御史，袁世凯在小站练兵，胡景贵弹劾袁世凯跋扈、擅杀等罪名。袁世凯有惊无险，反而成为荣禄的心腹。胡景贵当年严参，如今又成了袁世凯手下，关系实在不好处。袁世凯正是虑及这一点这才有意前来，主动破除两人之间的尴尬。袁世凯喝了一口茶道：“胡大人，今天在众人面前有些话不好细说，怕你有顾虑，所以专程来拜访。”
袁世凯的善意胡景贵能感受得到，虽然还怀着小心，但人敬我一尺，我敬人一丈，是他的做人信条，所以复离座拱手道：“当年景贵听信人言，弹劾大人，至今心有不安。”
“咦，胡大人可不能这么说，当年你是御史，风闻而奏，职责所在，我何敢有半点埋怨？你当年的一纸弹劾也的确给我提了个醒。再说我也算因祸得福，要不荣中堂不会到小站，到不了小站，也就没有展示小站军容的机会。说起来，荣中堂对我的一再扶持，还是源自大人的一封奏疏呢！”袁世凯肯这样说当年事，真有些推心置腹的意思。
胡景贵也不是不识抬举，恭维道：“后来对大人小站练兵有了更多了解，心下实佩服大人治军有方。”
“我今年驻军德州，也曾经便服出行，民间对老兄治理黄河、救灾扶贫之善政赞不绝口，我也是十分佩服。山东近年来黄河屡屡泛滥，沿河百姓深受其苦，幸得老兄实力经营。如今拳匪之祸，我看不亚于黄河泛滥，也请老兄救民于水火。我初理民政，很想听听老兄的看法。”这才是袁世凯今天到访的根本目的。
“毓抚台的办法不敢苟同的大有人在。难处在于他们打出了一面扶清灭洋的旗号，办起来难免束手束脚。正如今天那位大师兄所说，反对义和团，你是不愿扶清，还是不愿灭洋？”胡景贵说出了其中关键。
“最可恨的就是打着冠冕堂皇的旗号办坏事的人，咱们做地方官的，为官行政直接关系百姓生计，也关系地方治与乱。他们装神弄鬼，既扶不了清，更灭不了洋。我的想法，对焚烧教堂、抢劫教民者，坚决剿灭，对依势欺压良民的教民也绝不姑息，协调民教，尽快平息乱源。不然模棱两可，山东何时能够安静？”
胡景贵回道：“只是义和团中也的确不少人是激于义愤，抱一片爱国心，似乎不宜一概而论。”
“那是当然，我想出份告示，责令州县先行督责各地拳坛，自行解散，既往不咎。再派地方乡绅劝解，晓以利害，我想但凡良民，必然散去，顽固不散者必另有所图。再有攻打教堂、擅杀行凶者，必按律究办；胆敢结团抵抗官军者，则以大兵痛剿。”
“大人的想法甚善，只是有时众说纷纭，是非曲直各有说法。”
“天下事要想是非尽明，无丝毫情弊，实在难以做到，尽量摸到实情，办理个八九不离十，还是能做到的。我有个想法，今天与老兄探讨。”袁世凯的想法是，每遇是非纷歧的事件，将派出专人便服查访，同一件事至少要派两拨人，若两拨人所说一致，则以此说参纳；若两拨人说法有异，则再派两拨人去探查。这样下来，实情大约能够摸清，“做一个官员，最要紧的是洞悉下情，只有这样，才能举措适当。如果受着下边的蒙蔽，就成了瞎子、聋子，哪有不做错事的？”
袁世凯希望按察使衙门也能如此办理。对这一设想，胡景贵极为赞同。
次日，袁世凯便召集幕僚，商讨解散义和团事宜，让文案与布、按两司沟通协调，尽快起草办法和告示。正在紧锣密鼓的筹备中，肥城县又发生教案，英国传教士卜克斯被杀。
十一月二十八日上午，肥城的大刀会成员孟光文等五人在张家店村的饭店吃饭。这时英国传教士卜克斯从泰安回平阴教堂，骑着一头黑驴正从饭铺前经过。店中便有人说：“近来教民欺诈平民，都是这些洋人主使。”又有人怂恿：“洋人来了为什么不敢去抓？”
肥城大刀会刚刚成立不久，很想显露一下，因此孟光文等五人把碗一推便追了上去。卜克斯策驴逃命，拐进一条胡同，想进门楼躲避。但不巧家中无人，大门紧闭。五个人追上来围住卜克斯，卜克斯人高马大，从五人手中夺过一把短刀，刺伤其中一人。五人大怒，一拥而上，把他按倒在地绑了起来。混乱中卜克斯额头、肘部都被刺伤，他会说中国话，希望到毛家铺教堂去交涉。
毛家铺是平阴县的一个大村，位于平阴、肥城交界处，由此前往不过七八里地。毛家铺教堂就设在教民张洪远家中，张洪远颇有家财，孟光文等人早就垂涎有日。卜克斯提出让张洪远拿钱来赎他，大刀会成员正是求之不得。于是捆着卜克斯去毛家铺，等赶到的时候张洪远已经闻讯逃跑。大刀会的人立即带头把张洪远家财给抢了，然后押着卜克斯再回肥城。在路上吃饭时，卜克斯磨断绳子逃跑，钻进百姓家的床底下避难。这户人家有个三岁孩子头一次见蓝眼睛的洋人，吓得大哭，结果被发现后又捉了起来。村里怕惹麻烦，恳请不要将洋人杀死在平阴境内，于是孟文光等人押着卜克斯到交界处，砍了他的脑袋。脑袋滚到肥城一边，尸体在平阴一边。两县县官得报，都亲自赶往边界。平阴知县到的早，看到头颅在肥城一边，便令人将尸体也推过去；等肥城知县赶到，又让人把尸体推回平阴一侧。
教案发生在平阴，而杀人者却是肥城人，两位知县争持不下，拖到次日才报给泰安知府。但泰安知府时值公出，英国管理平阴教务的教士得报向巡抚衙门发电，称平阴、肥城县拳匪聚众滋事，焚毁教堂，杀死教士。
袁世凯得报，决定拿肥城教案做个样子，让山东人知道他治理地方的态度。他派吴凤岭带武卫右军一队人马前往，同时派一位候补知府前往平、肥交界处调查，再派一位候补知府赴泰安会同英国传教士验尸妥恤。
四五天的时间大体调查清楚，袁世凯听了案情报告，认为大刀会的人无异于绑架勒索，勒索不成复又抢劫教民，抢劫后又将卜克斯杀死，实在可恨。负责查案的候补知府求情道：“他们杀人，也是激于平时洋人欺人太甚。”
“这不过是个堂皇的借口。一个传教士孤身骑驴过境，面对四五个人的追杀何谈欺人太甚？人家已经躲到百姓床下，仍然不肯饶人一命，还要残忍地割下头颅，这是良民所能为？百姓噤若寒蝉，连此辈的名字也不敢提，并不像你说的，百姓认为他们是好人有意庇护，我告诉你，分明是他们平日就为非作歹，百姓这才三缄其口！”
最后袁世凯下令：凶手必须缉捕归案，当地大刀会必须铲除。拒不解散，格杀勿论。又命吴凤岭率军驻扎平、肥交界，何时地方安静了，何时再撤回。有敢公然拒捕者，一概格杀！
英国驻山东领事提出，立即罢免泰安知府及平阴、肥城两知县；要厚葬卜克斯，并在遇害地方建教堂，费用概由官府出，并由当地百姓集资立碑；领事与巡抚共同观审。袁世凯对此三项要求只答应第二条可以商酌，一三条则绝不答应：“泰安知府何罪之有？本抚断不答应无罪获谴的事情再在境内发生，就是贵国恐怕也不会这样处置官员。至于审案有按察使，本抚不欲观审，贵领事也无此项特权。”英国领事听了气得拂袖而去。
因为参与教案的大刀会成员早都逃走，抓捕凶犯没那么容易。抓不到正凶，就无法定案。洋人一日三催，袁世凯不胜其烦。他认为不采取果断措施，要安定山东秩序根本不可能。于是他召集布政使、按察使及幕僚们连续讨论两天，商定查禁义和团、恢复山东秩序的措施。
袁世凯与众人商议的办法，包括治本、治标两个方面。治本之策，便是一方面要设法阻止百姓加入义和团，另一方面让入教的教民退教。百姓之所以加入义和团，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山东灾情严重，百姓生活困苦，尤其是登、莱、青、沂四府旱虫两灾最为严重。袁世凯奏请发银三万两，进行赈济。黄河因凌汛决口，波及七县，他要求立即在这些州县设粥厂，同时上奏朝廷，要求截留京饷赈灾。而在教民方面，则要求州县动员教民反教退教。拳民和教民少了，民教冲突必定有所缓解。
治标的办法又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针对传教士和洋人，尽量减少他们与百姓的接触。袁世凯令各州县派出官兵保护教堂，既不让百姓随意接近，又不让教士随意外出。要出教堂，则必须提前申告，获准后派兵保护出行。另一个方面便是设法解散义和团。解散的办法，可概括为软硬兼施，先礼后兵。袁世凯令各州县广为张贴《署理山东巡抚袁慰廷侍郎解散拳匪告示》，劝谕义和团自行解散。对于不听劝解，不肯散去，结寨抵抗官兵的，则派兵弹压，对为首者格杀勿论，胁从者具结返乡。
袁世凯下令武卫右军将领及道、府官员齐聚济南，进行了两天的集中训示，然后再由他们传达到州县。这些办法一实行，效果非常明显。义和团大批解散，具结后返乡。而教士的行动受到限制，出行则有兵勇护送，再未发生教士被侵害的事件。对各州县报告的情况，他则随时批答，指授方略，他估计如此办理三个月，山东局面必定大大改观。
然而京中的舆论却对袁世凯十分不利，御史言官们在载漪等辈策动下只听片面之词，交章弹劾，建议朝廷把袁世凯调离山东。翰林院侍讲学士朱祖谋奏称：“袁世凯此次到山东，如果宣布皇恩，众怨既平，群情自服。及轻信浮议，大军所临，诛谬过重，拳会之势虽敛，教堂之风益张。拳会仇洋，犹是朝廷赤子；既入洋教，岂复为朝廷有哉？”朝廷将此折抄给袁世凯看，并下谕“著袁世凯严饬各属，遇有民教之案，持平办理，不可徒恃兵力，转致民心惶惑”。
御史黄桂鋆则奏称：“地方官不论曲直，一味庇教而抑民。遂令控诉无门，保全无术，不得已自为团练，借以捍卫身家。民为邦本，不可专护教堂。袁世凯若剿拳民，仇教者既被夷诛，必驱中国人胥归彼教，天下皆教民，国将谁与立乎？”朝廷又将该折抄给袁世凯，上谕中说：“唯目前办法，总以弹压解散为第一要义，不可一意剿击，致令铤而走险，激成大祸。著袁世凯相机设法，慎之又慎，毋轻听谣传，任令营员贪功喜事，稍涉操切。倘办理不善，以致腹地**，唯袁世凯是问。”
御史熙麟奏称：“山东全境，不属于团，即属于教。属于团，已难猝办，属于教，何计挽回？是山东一省，将不复为国家有矣。请以马玉昆或董福祥、聂士成代袁世凯，庶主将既无袁世敦昆弟之嫌，亦不致妄播流言。流言既息，民心稍定，民惑可解，全境无恙，大局无虑矣。”御史许祐身则在奏折中说：“袁世凯长于治军，性情太刚，杀戮过重，似于办理教案，不甚相宜。”朝廷又将此两折抄给袁世凯，并再次谕令：“山东民教不和，总以弹压解散为第一要义。前两次寄谕，至为详尽，谅该署抚必能体察情形分别办理，断不至一味操切，以致激成巨祸有负委任。该署抚唯当懔遵前旨，相机设法，慎之又慎。”
接下来的一天，竟然同时有三位御史弹劾袁世凯。如此众多的御史言官在数天内交章弹劾，明眼人都明白，与甲午期间对付李鸿章一样，必是有人背后策动。看他们的意思，非把袁世凯挤出山东不可。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首先是巡抚衙门里开始有人窃窃私语，而道府官员在巡抚衙门里都有自己的心腹，与巡抚同城的济青道、济南府首先得到消息，他们判断袁世凯的巡抚恐怕署理不下去了。
一天早上，巡抚衙门的照壁上有人贴上揭帖，只有两句话：赶走袁圆蛋，我们好吃饭。旁边还有一幅画，画着一只乌龟昂着头，舔一个洋人的屁股。阮忠枢是那种到任何地方都自然熟的人，虽然到济南还不到一个月，但他在济南城中已经有不少朋友，所以听到的各种离奇的谣言最多。他找到袁世凯道：“四哥，现在外边说法很多，这样下去，义和拳少不得要卷土重来。”
“怎么说？”袁世凯问阮忠枢。
“外间都说恐怕四哥这个署理的椅子坐不久了。新巡抚一到，必然要推翻四哥的举措。这个消息一传，下面的府县官员必然心存观望，四哥请想，你的努力都白费了，义和拳自然要卷土重来。”
“山东好不容易开始安静了，绝不能再走回头路。像烙饼一样翻来覆去地烙，山东百姓还活不活？”袁世凯恨透了这些风闻而奏、纸上谈兵的书生。
山东百姓活不活，这是冠冕堂皇的说法，他好不容易得以署理，眼看跨入疆吏行列，如何能够丢掉这大好前程？但要让他向舆论屈服，向那帮守旧大臣屈服，再回到毓贤沽名钓誉、一味纵容的套路上来，则绝无可能：“老阮，不管他们怎么说，我觉得咱们这一套没错。你帮我起草个折子，把咱们标本兼治的措施和效果奏报朝廷。我再给荣中堂写封信，请他主持公道。对了，胡臬台是御史出身，清流当中他有不少死党，你说让他想想办法，也请几个御史言官为咱说几句话如何？”
阮忠枢想了想道：“四哥，这事暂且不做为好。胡臬台本有清流性情，他虽然知道纵容义和拳对百姓对国家都无好处，却抛不开舆论的影响。他肯不肯出头两说，就算他出头，请几个文人写几篇奏章，反而容易落下痕迹。如果咱们陷入打嘴架的局面，那不是咱所长，必败无疑。”
袁世凯恍然大悟：“有道理。只要我能确保山东不乱，洋人不给朝廷出难题，德国军队不向腹地渗透，朝廷就不至于完全被那帮清流牵着鼻子走。”
两人商量半天，阮忠枢秉烛夜战，第二天就呈上奏稿，袁世凯十分满意。奏稿开头一段先说明几十年来，只要是发生教案，吃亏、赔累的必是百姓和官府，“多一教案，即增一漏卮，无益于民，徒病于国”。
接下来说明教堂教民及平民受害情形，“秋冬以来，济东各属，焚劫大小教堂十处，抢掠教民三百二十八家，掳害教民二十三名，蔓延十数州县。较之沂、曹两案，滋扰弥甚。将来索偿，更不知几何。以公家有限之财力，一年内再三输偿，其何以供。”“彼辈四出抢掠，波及良善。综计扰害平民之案，据报者已有十九起，共二十八家，民人之被掳架伤毙者七名。”然后又讲义和团扶清灭洋不可靠，“该匪等虽托名仇教，而观其举动，实只在于纠众劫财。得财稍多，则蓄马购械。分赃不匀，或互斗交殴。乃犹立帜大书，侈口于洋人可灭，借以行其耸动号召之私，而不知其伎俩毫无，曾以四五百人攻一教堂尚不能克。前经正任抚臣毓贤迭派副将马金叙等，在平原、茬平、高唐等处，连次击败，擒获匪首朱红灯、于清水等分别惩办。该匪等一经勇队抵御，即不能支，况能灭强盛之洋人乎？就使其能纠合百十万人，鞭挞五州，而该匪等势成燎原，国家又将何以制其后？倘洋人借口助剿，派兵深入，则山东全省必将震动”。
奏折又分别从治标、治本两方面，说明了他在山东采取的措施。最后说明效果，“自出示晓谕以来，又仰荷皇太后、皇上如天之福，东境连霈大雪，有业之民多已解归。济泰一带，渐就安谧。仅余枭悍游匪，到处勾结，此拿彼窜，散漫而无定踪，绑票勒赎，抢劫以为生计。幸党类尚不甚多，已分饬各守令营汛，仍分别解散胁从，密购首要。近数日未接各邑告警禀报，当可渐次就绪”。最后表示决心，“臣受恩深重，未报涓埃，蒿目时艰，夙心忧叹，天良具在，深惧材轻任巨，致涉陨越，仰负生成。断不敢参用私心，贻误公事。复不敢畏避嫌怨，扶徇欺朦。唯有懔遵谕旨，慎重筹办，以期勉尽一分心力，或可稍得一分补救。区区愚忱，谅邀圣慈垂鉴。是否有当，不胜惋惶待命之至”。
随这份奏折又将谕民告示、通饬札稿及各道府禀报扰害教民、平民案子同时上报，所办教案咨呈总理衙门查照。总之，袁世凯的意图很明确，让朝廷明白，他到底怎么当的这个署理巡抚。
慈禧阅了袁世凯的奏折，深思良久。此时，她对义和团的态度还没有最终确定，虽然天天听载漪等人聒噪义和团如何刀枪不入，足以对付洋人，但她并不能完全相信。而且袁世凯说得有道理，即便他们能够抵抗洋人，乘势做大，将来尾大不掉又是一个隐患，如果再来一场洪杨大乱，那如何了得？
袁世凯这份奏折于光绪二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奉朱批：
所奏颇中肯。著督饬印委各员，随时随地认真办理，以戢人心，而消隐患。勿徒为纸上空谈也。钦此。
等袁世凯收到时已是腊月二十八，此时衙门早已放假。但他还是下令将朱批通谕全省，让阖省上下明白，朝廷完全赞同山东的治理，义和团不要抱任何幻想，各级官员也不要再等待观望。
袁世凯过年期间也不让衙门消停，因为过年是国人团圆的时候，正是劝解义和团的好时机。忙了一个正月，山东基本安定下来。教会虽然对袁世凯鼓动教民退教不满，但毕竟传教士和教民的人身财产得到了保障，所以各国公使反馈给总理衙门的都是对袁世凯的赞美之词。慈禧终于决定实授袁世凯为山东巡抚，光绪二十六年二月十四日（公元1900年3月14日），朝廷下旨：
调山西巡抚邓华熙为贵州巡抚。山东巡抚毓贤为山西巡抚。实授袁世凯为山东巡抚。
同一天，肥城教案正式结案。领头的孟光文被就地正法，此外还有一人被判绞监候，一人被判终身监禁，还有两人被判杖刑和流放。孟光文等人抄了教民张洪远的家后，将家具、粮食等不好带走的物品就地卖掉，结果凡是买赃的买一罚十，官府又出银九千两，用这些钱为卜克斯修建了一座碑楼，并购地建教堂。袁世凯拒绝将泰安知府及平阴、肥城知县革职，只将肥城知县防营守备撤职。这一处理结果不能令人完全满意，但比起从前洋人肆意威胁、索求无度相比，已是好了许多；而袁世凯敢于据理力争，反而更令英国人刮目相看，觉得他是个遵守约章、持平民教、办事干练的官员。
袁世凯既然已经实授山东巡抚，则表示朝廷对他治理山东的措施是肯定的，因此，他对义和团的态度更加强硬。新发布的《山东惩办拳匪告示》规定，凡有练拳或赞助设立拳厂者杀无赦；父兄纵听子弟学习邪拳，除将子弟正法外，该父兄拿获监禁三年；窝留者与匪犯同罪。而对参与镇压义和团的武卫右军，则与他们约定，如匪至即放炮，绝不会因此获咎；若匪至不能痛击，则将领以下一概按军律治罪。
义和团在山东几无立足之地，而此时直隶总督裕禄却献媚于载漪等亲贵，将义和团大师兄待为上宾，北洋大臣衙门里也立起义和团的大旗，并请大师兄当他督标亲军的教练，一如毓贤在山东。而出任山西巡抚的毓贤一到任即公开支持义和团，令各州县帮义和团解决粮饷。所以直隶、山西义和团迅速发展，山东的义和团大师兄不甘一呼百应的好日子一去不返，因此纷纷投奔直隶，有的则不远数千里投奔毓贤。
直隶日渐混乱起来，而山东的局势日渐好转，警报再不像从前一日数至，袁世凯得以腾出时间来谋划一件倾心已久的大事——整编山东军队，扩张武卫右军。这一想法他已给荣禄写信，荣禄深以为然。如今局势趋稳，而恰好朝廷下旨，让各省督抚就筹饷练兵提出意见和建议，真是天赐良机！袁世凯与幕僚们几经商议，由阮忠枢主笔，于三月初七（公元1900年4月6日）上《遵旨筹饷练兵酌拟办法折》。为了说服朝廷支持他练兵扩军的计划，先将山东的重要性说透彻：
窃维山东为京畿左辅，居南北要冲。自胶、威议租，两大逼处，强邻日谋进步，几若无复顾忌，可以为所欲为。而内地教堂林立，计逾干数，勾结生事，所在多有，若不亟图防范，万一狡敌得逞，则南北隔绝，海陆并阻，全局震动，何堪设想。且人方经营铁路，千里咫尺，入我堂奥，瞬息可达。控制抵御，势难疏缓，而武、沂、登、莱、青五府，滨海洋面，绵亘几二千里，扼要设防，尤关紧要。衡量形势，权度机宜，非有重兵不足以资保障；非有厚饷，不克以练精兵。臣所部武卫右军，仅七千人，只可专备一路，实属不敷分布。
接下来再说山东的三十余营军队，因为饷银太少，纪律不严，带来了诸多问题，袁世凯计划参照武卫右军的营制饷章进行整编、训练。但这又需要一大笔钱，银子从哪里来？这个问题如果不为朝廷想出办法来，他的计划就难得支持。经与布政使张人骏及幕僚们商议，想了几条筹饷的路子：从地丁税由钱折银的差价中筹措十六万两；从漕粮折色盈余中提取九万两；盐运司盐斤加课近四万两；裁汰绿营兵二成省银三万两；截留山东海关两万两，运库银一万两；督粮道库中筹措一万两；临清关筹措一万两；烟台海关从两成洋税中拨解四万两。这几条路子，大约可筹四十余万两。另外，山东驻军中还包括十二营河南的嵩武军，是甲午战争时调援山东的，饷银是由河南出。这一笔银子，继续由河南足数拨付。
袁世凯计划把山东三十六营去弱留强，保留二十营规模，轮流到济南训练。“如能将山东省所有营勇一律化弱为强，则建威销萌，自足以外戢戎心，内靖伏莽。设有战事，而山东有两支劲旅扼要布扎，相机因应，或战或守，均可较有把握。即使邻省有警，而留一军固守，分一军赴敌，亦不致顾此失彼。”
至于新练部队的名称则奏请朝廷恩赐。过了十几天有了结果，朝廷完全同意整编山东军队，赐名武卫右军先锋队，由荣禄刊发关防。
朝廷批准后，袁世凯组织人手紧锣密鼓忙了半个月，将食盐加课以济饷、裁汰绿营以腾饷、划拨山东旧营底饷归于新军等事情办妥后，立即启用了“钦命总统武卫右军先锋队之关防”，袁世凯兼任先锋队总统。先锋队下面设左右两翼翼长，左翼翼长是登州镇总兵夏辛酉，右翼翼长是陕西汉中镇总兵孙金彪，两人都是山东军队原来的将领。下面的营哨将官，除了留用部分将领外，袁世凯将武卫右军中的张勋、王世清、雷震春、孟恩远、何昭然等人升职后派过去。
先锋队的事情一办出眉目，袁世凯便集中精力解决胶济铁路的问题。
一年多前，中德签订《胶澳租界条约》，允许德国在山东修造两条铁路，一条由青岛经潍县、青州等地到济南，再一条则由青岛到沂州府再北上到莱芜而后至济南。德国的银行和公司为山东的筑路权激烈竞争，最后，这十余家竞争对手联合成立德华银行，并于1899年6月组建德华山东铁路公司，负责在山东投资、修建胶济铁路。德国政府要求三年内要开通青岛到潍县，五年内要全线修通。根据当初中德签订的条约，应当设立德商、华商公司，各自集股，各自派员管理。但德国人不愿中国商人参与其事，因此德华公司一手包办了胶济铁路的修建，不与地方官府打招呼，就派出工程师、勘查人员及帮工勘查线路，树立路桩。他们自恃有德国人撑腰，十分蛮横。当时潍县一带的地价大约一亩要百十两银子，但德华公司每亩只付三十两左右，其他补偿费用也不过三四两。就是这点钱款，还要被通事等讹诈、私扣一部分。而且他们在竖立路桩时，又不事先讲明地价，百姓都担心赖以为生的土地被无偿侵占，因此人心惶惶。有的铁路小工行为不检点，遇到稍有姿色的村妇就打口哨甚至污言秽语相戏。有一个小工在高密县城南集市买鸡，当众调戏妇女，结果激怒众人，群起而殴之，并拔去了多根路桩。结果德国胶澳总督叶世克派兵至高密，打死百姓二十余人，打伤三四十人。毓贤派人去交涉，结果是赔四千余两了事。他的办法可以一个字概括，就是“拖”。他不愿德国人修胶济铁路，但又没办法阻止，所以希望借百姓之力让德国人望而却步。
毓贤这样糊弄并不能解决问题，而且德华公司更不可能停止修筑铁路，结果到了年底，又发生了大规模的阻路事件。这次还是在高密，首先起事的是西部的两乡。这里地势低洼，为高阳、五龙、柳沟等河环绕，雨季山洪暴发，瞬间便成泽国。如今胶济铁路横亘其中，高厚的路基阻断了泄洪道，雨季洪灾势必更甚。百姓要求铁路公司改道或多开涵洞，但德华公司置之不理。当地有个叫孙光的人，素有梁山好汉性格，在当地颇有号召力，结果他召集了一百余村的百姓反对继续修路，并带人到工地上烧掉了铁路公司的工棚，夺取了他们的粮物，铁路被迫停工。这时的巡抚已经是袁世凯，他立即调防营前去弹压，同时派莱州知府前往查办。百姓勉强散去，但等官兵一撤走，孙光又号召百姓起事，又将德国人的工棚烧掉，铁路再次被迫停工。袁世凯派军队去维持秩序，当时朝廷一再要求，不可徒恃兵力，转致民心惶惑，并且警告袁世凯若办理不善，以致腹地**，唯他是问。孙光再率一千余人焚掠了铁路公司的窝棚。德国工程师见袁世凯派去的军队依然没能阻止闹事的百姓，鼓动德军再次出动大开杀戒，打死打伤二十余人。袁世凯再派臬司胡景贵及候补知府石祖芬前去调查。
调查了十余天，胡景贵、石祖芬回济复命。听了两人的报告，袁世凯认为，百姓一再阻止修筑铁路，既不能全怪当地百姓，也不能完全归罪于铁路公司，他认为最重要的问题是双方没有商定详尽的章程，双方无所依凭，必然问题丛生。
胡景贵说道：“百姓虽然烧掉德国人的窝棚，可并未伤及他们一根毫毛，但德国军队开进高密公然向村庄开炮，而我们的军队却袖手旁观，如此下去，会失尽民心。”
“德国人的确欺人太甚，可是我们能与德国人开战吗？若办理不善，以致腹地**，朝廷又唯我是问。所以，我们不得不一忍再忍。如今可行的办法，就是尽快与德国人商定详细章程，将来有所遵循，尽量减少冲突。”
胡景贵虽然心有不甘，但的确也没有更好的办法。与德国人决一死战，也只能嘴上说说，根本不可能付诸行动。
袁世凯给德国胶澳总督叶世克写信，请他派员到济南来商定详细章程。铁路公司觉得高密人正在火头上，此时到济南谈判对他们很不利，因此犹豫了半个多月，最后才派了一名军方人员和铁路公司总办到济南谈判。中方则派胡景贵及候补知府石祖芬。结果，谈了二十余天却僵持下来，袁世凯所希望的几条很难达成共识。
胡景贵向袁世凯建议道：“我和石太守都不懂德文，要凭通事中间传译，有时候驴唇不对马嘴，彼此的意思都不能准确了解，所以谈来谈去难得进展。如果有个懂德文的人直接开谈就好了。”
袁世凯叫着胡景贵的字道：“月舫，你该不是要知难而退吧？”
胡景贵连连拱手道：“绝无此意，我不懂德文，也不了解德国人，谈起来的确是事倍功半。袁大人有没有懂德文的朋友，请一个来帮忙也行。”
袁世凯一拍脑袋道：“你这一提醒，我还真想起来了。北洋武备学堂的荫总办，他到德国留过洋，与德国皇太子也就是现在的德皇关系极为密切，由他来谈，应当会事半功倍。”
“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抚台赶快发电相请吧。”
袁世凯于是给直隶总督裕禄发电，请准北洋武备学堂总办荫昌到山东暂时帮忙数十天。荫昌到济南时，袁世凯亲自率王士珍、段祺瑞、冯国璋等武备学堂出身的将领迎接，见面握住他的手不放说：“午楼兄，总算把你请来了。你来了就好了，胶济铁路引起的麻烦，把我闹得焦头烂额。”
中午袁世凯做东宴请，相陪的除了布政使张人骏，按察使胡景贵，还有王士珍、段祺瑞和冯国璋。席间袁世凯就谈起德国人修胶济铁路的事，问道：“午楼兄，你说现在咱悔约，不让德国人修胶济铁路，行不行得通？”
众人都愕然，从没听袁世凯说过有此设想。荫昌连连摇头：“绝对行不通。德国人现在就盼着有机会深入腹地，如果悔约，正好给他们借口。而且我在德国的时候，德国人就说中国人不讲诚信，签订的条约总是不遵守。比如我国此起彼伏的教案，他们就认为是大清有意放纵民间所为，是中国人不遵条约的例证。我在天津接触的洋人多，他们也大都是如此观感。”
“胡臬司到高密去查案，到处听到百姓质问，为什么朝廷要支持德国人修铁路，为什么总是站在洋人一边，不帮自己的百姓。这种想法恐怕不少官员也有。依我看，遵守条约，是目前中国保护百姓的最好办法。比如高密事件，三番两次烧了德国人的工棚，结果是德军杀人放火，最后我们还要赔他们的损失。归根到底，是我们国力太弱，没到与洋人翻脸的时候，现在翻脸，挨打的总是自己。我希望山东的官员先要明白，所谓韬光养晦，就是忍得眼前一口气，求得将来能够扬眉吐气。”
荫昌一拍桌子道：“袁大人是明白人。”
袁世凯叹息道：“要依我的脾气，洋人欺我如此，恨不得与他们翻脸。但翻脸之后如何？李中堂经常对我说：慰廷，翻脸是要本钱的，光有理不行。这个世界，认理更认势。我们总是向洋人让步，实在是形势所迫。这个道理，必须向各级官员讲明白，他们明白了，才可能让百姓明白。”
众人这才明白，袁世凯这番话是有意说给布、按两司听的，因为张人骏和胡景贵受毓贤的影响，时有与德国人“翻脸”的念头。
接下来，袁世凯又谈胶济铁路章程的想法。既然不能悔约，那就只能让德国人修下去，但中国并非一无可为，而是要依据当初与德国签订的条约，最大可能地争取山东的利益，最大可能地避免发生冲突，以免德国军队再借口生事。袁世凯的想法，一是胶济铁路，华商要参与，如果华商集股多了，山东就要派员进入铁路公司，详订章程，会同办理，这是当初条约规定的，据理力争，德国人不能不允；二是铁路公司雇请小工，得由地方官和通明事理的缙绅帮同办理，不能任由德国人雇请无赖之辈，徒生事端；三是铁路经过的地方凡是遇有应留水道、道路的地方，或造桥梁，或留涵洞，不能影响泄洪，不能影响百姓出行；公司购地，必须与地方官及缙绅商议，所付价款，直接付给地的主人，并张榜公布，不能任由经手人自肥；四是铁路沿线要多雇本地人，可减少阻力；如果公司所用华人有违禁之事，由地方官审办，公司不得袒护、阻拦；外国人违禁犯法，公司也应当严查，不能宽贷；五是青岛百里的范围内，修筑铁路的各项安全事宜由德国人负责，百里之外，不准外国军队进入，由山东派兵保护，铁路公司应当适当给予津贴；六是将来铁路修成，遇有灾荒或者变乱，中国所运粮米、军械、行李，应在运费上给予优惠。
胡景贵补充道：“还有一条，将来大清若有实力，可以将此条铁路购回。”
“这恐怕有些难，好在胡大人已经与德国人谈了二十几天，我再续把火而已。”荫昌这是向胡景贵表明，将来如果谈得成，他绝不会贪为己功。
荫昌与德国人再谈，他因为懂德国法律，逐条与德国人争辩，又加上他与德皇有交情，就是胶澳总督也不得不给他几分面子。结果谈判颇有成效，十来天下来包括交涉章程七款，煤矿章程二十款，铁路章程二十八款全部谈妥，袁世凯的意图基本得以实现，虽然中国损失利权的问题不能从根本上扭转，但毕竟通过详细的章程争回部分利益。有此章程，将来双方都有遵循，可减少摩擦和冲突，在袁世凯看来，这就是对山东百姓和国家利益的最好保护。德国人也较为满意，因为铁路修筑山东地方官如何配合支持也有详细的规定，减少麻烦顺利开工也正是他们所盼。
铁路章程即将签订，袁世凯突然有个新主意，想请德国胶澳总督叶世克到济南来亲自参加签约仪式。一则双方见一面，增进友谊，将来有事好商量；二则他想借机向叶世克盛陈军威，让德国人不要一语不合就想动武。
“叶世克是军人，请他检阅山东军队是相当大的礼遇。那时候北洋新军趁机展示一下，让他知道我训练的军队决然不会中看不中用。”袁世凯转脸问荫昌，“午楼兄，你以为如何？”
荫昌赞同道：“此计可行。不过要让他们好好准备一番，别到时候露脸不成丢了丑。”
袁世凯召集王士珍、段祺瑞、冯国璋等人商议，拿出了一个训练、检阅计划，以十天为期，届时邀请叶世克前来。三个人忙了七八天，感觉到万无一失，请袁世凯向叶世克发出邀请。荫昌自告奋勇，亲自到青岛走一趟，不久就拍回电报，叶世克欣然应邀。
荫昌陪同叶世克由青岛坐军舰到青州府的寿光县，小清河在此县的羊角沟入海，由此换乘小火轮溯流而上，直达济南城外的历城码头。袁世凯亲自出城迎接。当天晚上是欢迎宴会，第二天请叶世克检阅北洋新军。与袁世凯并列站在检阅台上的叶世克频频点头，恭维道：“袁大人的军队果然十分出色，尤其是亲自带队的三位将军，真是杰出的军事人才。”
他这话由翻译说给袁世凯变成了：“叶总督说，袁大人的军队真是精锐之师，三位将军真可称北洋三杰。”
“你对总督说，感谢他的赞扬，北洋三杰的说法太抬举他们了。”袁世凯满脸笑容回道。阅兵结束，王、段、冯被德国总督赞为北洋三杰的说法已不胫而走。
当天下午签订铁路章程，一切都很顺利。仪式结束，叶世克告诉袁世凯，说双方能够达成共识，荫昌功不可没，又说他很愿意与荫昌这样明事理的人打交道。
送走叶世克后，袁世凯对荫昌道：“午楼兄，叶世克对你大加赞扬，我现在不能放你回武备学堂了。你知道在山东我最头疼的一是义和团，他们像掉进灰里的豆腐，吹不得，打不得；再一个就是德国人，他们就是俗话说的茅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如今他们修铁路，同时还要开矿产，游历内地，加上教堂大小一千三百余处，教士二三百人，民教案件，无一日清静。我手头事情一大堆，吏治、河工、盐漕、营务都要过问，实在无力处理交涉问题。你留在山东帮我办理交涉事宜，专驻青岛，一有纠纷可就近与叶世克交涉，我的头疼病就去了一半，你看怎么样？”
“薪俸的事你放心好了，必定比你的总办要优厚。”荫昌有些犹豫，袁世凯以为他担心报酬问题，又加了一句。
荫昌还是有些不舍：“京津毕竟近一些，老小都在京中呢！”
“这有何难，你把他们都搬到青岛住就是了。我听说德国人在青岛修马路、造公园、盖别墅，还弄了自来水，尤其是道路下面的下水道，听说能跑得开马车，彻底解决胶澳的内涝问题。你是出过洋的，到洋人堆里去住，不正如你所愿？”
荫昌被说动了。
“一言为定，我奏请把你调到山东来。”袁世凯不给荫昌反悔的时间，立即把阮忠枢叫来，让他起草奏调荫昌赴山东襄办交涉事宜折。
荫昌见状又道：“我若驻青岛，与叶世克交涉当然方便。但将来胶济铁路越修越深入腹地，非有专人负责不可。”
“是，我也正在物色人选，既要能与外国人打交道，又能了解铁路事宜，这样的人不好找。”
荫昌笑道：“远在天边，近在眼前。袁大人有个大熟人，再合适不过。”
袁世凯想了想，眼前的熟人，并无这样的人选。
“唐绍仪不是再合适不过吗？他留学过美国，跟你到朝鲜办了十几年交涉，如今又任关内外铁路总办。”
“啊！”袁世凯恍然大悟，“我刚到山东时他还来过信，怎么把他忘了？”
唐绍仪跟随袁世凯在朝鲜待了近十年，甲午战争爆发后撤回国内。《马关条约》签订后，日本取代了大清在朝鲜的地位。中朝之间藩属关系已废，但新的关系却未明确。朝鲜急于展示自己独立国家的地位，希望中朝互派使节；大清虽然已经失去对朝鲜的控制力，却不想视之为平等之国。这好比从前是父子，而忽然儿子要与父亲称兄道弟，这如何能够接受得了？但大清还有商人在朝鲜经营，也有大量的商业利益需要有人前往维护。当时的直隶总督王文韶认为，唐绍仪在朝鲜表现出色，经验丰富，实为大清第一等的朝鲜问题专家。因此《马关条约》签订后，唐绍仪重赴朝鲜，头衔是“朝鲜通商各口华民总商董”，职责是照料在朝华商，并随时向国内报告朝鲜的内情及各国在朝的动态。不过，大清不允许朝鲜派使臣驻北京，很令朝王不快，所以借口两国未订商约，也不承认唐绍仪的身份，遇有交涉事件，唐绍仪只能请英驻朝领事代理。唐绍仪身份尴尬，办起事情来处处掣肘。过了两年，他建议朝廷不如派遣四等使臣赴朝，以议定商约的名义，驻扎朝鲜办理外交。朝廷采纳他的建议，决定改派他为驻朝使臣，但恰巧丁母忧，于是回国。
唐绍仪丁忧期间，李鸿章外放两广总督，召入幕府帮办交涉事宜。当时慈禧深恨康有为、梁启超，令李鸿章派人掘康梁祖坟。李鸿章拿不定主意，召幕僚集议，众人议论纷歧，唐绍仪坚决反对，认为掘人祖坟，形如禽兽。李鸿章十分生气，结果唐绍仪一怒之下辞幕。后来李鸿章还是采纳唐绍仪的建议，上奏朝廷说康梁正在香港组织勤王，他正与港督密议阻止，此时不宜再掘人祖坟，以免过激生变。他赞赏唐绍仪的胆量和骨气，专门写信向裕禄推荐唐绍仪出任关内外铁路总办。关内外铁路就是原来的津（天津）榆（榆关，即山海关）路与津芦（芦台）路，1898年时被英资侵夺，又向关外延伸，在延伸的过程中，也是受到沿途百姓的抵制，唐绍仪居中交涉，颇为得力。有此经历，让他来办理胶济铁路中的交涉问题再合适不过。
袁世凯在奏调荫昌的折子里，顺便也奏调唐绍仪，十多天后便有了结果：唐绍仪著准其调往差委。荫昌著勿庸留于山东，遇有紧要交涉事件，准其随时奏请派往。这个结果不尽如人意，好在朱批留下了余地，目前与德国人交涉高密事件及商定章程实施，都可以归之于紧要事件，因此袁世凯便留荫昌处理完后再说。反正不等处理完定然会有其他交涉事件，那时候再奏请不难获准。
唐绍仪十几天后到了济南，走的是水路，因为陆路闹义和团。他乘轮船先到烟台，然后再从烟台乘小火轮直达历城码头。
“天津已经乱得不成样子了。”唐绍仪见到袁世凯，第一句话这样说，“这都是裕总督办的好事。”
直隶总督裕禄视义和团为扶清灭洋的神兵。他派人请大师兄入天津帮助守城，大师兄提出要裕禄对玉皇大帝行跪拜礼。届时玉皇大帝要附身大师兄，所以其实就是跪拜大师兄。裕禄当然不能答应，说朝廷体制攸关，最后大师兄妥协一步，改坐总督的八抬大轿入城。大师兄入城后住进总督府，这里俨然义和团总部，扎着红头巾的义和团出出进进，比众官员还要方便随意。
天津城内外的教民几乎家家遭到抄家，没来得及逃走的被杀了不少。更糟糕的是有钱财的人家即便不是教民，也同样遭殃。义和团要灭掉一切带洋的东西，先是卖洋货的商家遭了殃，而后凡是带洋文的书一律烧掉。
唐绍仪临走时，天津的义和团开始拔电报线杆，因为电报是从洋人那里学来的；又开始扒铁路，铁路也是汉奸修了让洋人侵略大清的。朝廷调聂士成率军保护京津铁路，他认为铁路虽然是从洋人那里学来的，但花的是国人的银子，而且方便的是国人，运的是大清货物，扒铁路与匪徒无异，最后双方动了刀枪。义和团的神功没有发挥作用，十几人被武卫军打死打伤。之后义和团三千人毁廊坊铁轨，聂士成率军前往，遭义和团袭击，聂士成下令还击，义和团伤亡惨重。裕禄命聂士成回驻芦台，天津义和团常击杀武卫军士兵，荣禄害怕聂军哗变，写信安慰聂士成。聂士成回信称：“拳匪害民，必贻祸国家。某为直隶提督，境内有匪，不能剿，如职任何？若以剿匪受大戮，必不敢辞。”义和团则十分痛恨聂士成，称他为聂鬼子，说他是洋人收买的奸人。
袁世凯听了之后怒道：“真是颠倒黑白，含血喷人！甲午之役，聂军门在摩天岭血战倭军，他是打得最好的将领，怎么到了义和拳嘴里就成了奸人？拳匪害民，必贻祸国家，聂军门说的一点不错，等着瞧好了，裕大帅早晚要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