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学熙等一行数十人赴日本参加大阪劝业博览会后回到天津，就接到通知，说晚上袁宫保请大家吃饭。
这个大家当然不会是所有人员，除银元局总办周学熙外，还有洋务局、农务局、工艺局的三个会办，他们四个人都是候补道。还有天津知府凌福彭，他是考察日本监狱，行程较短，已经回津十几天，也在赴宴之列。
袁世凯一入席，第一句话就问：“这次赴日本，诸位观感如何？”
这一桌人中，周学熙与袁世凯关系最为亲密无间，所以率先回话：“四个字概括：不虚此行。”
“对对，不虚此行。”其他人也都附和。
接下来还是周学熙简要向袁世凯报告考察行程。他们是三月初七从天津起程，十六日到达长崎港口。五月三日考察完毕登轮回国。算起来共历时六十五天，扣除往返途程，实际考察四十六天。这四十多天中，除在博览会上参观外，还先后参观考察日本的工矿企业、金融机构和学校共计四十四处。有时一天参观考察两三处，有的地方感觉意犹未尽，再做重复考察。他们还乘车到几百里的山中考察采矿业，除此之外还走访了东京《朝日新闻》和《每日新闻》，所以日程相当紧凑。
袁世凯听了之后叹问道：“嗐，你们行程可真够紧张的。这番考察，收获想来必定丰硕，缉之你感受最深的是什么？”
“收获的确很大，我感受最深的是日本发展之快、国力之强真是出乎意料。日本幅员不过一百三十五万方里，然而其内港、外海商轮大小一千二百余艘，铁路纵横一万二千数百里，电报、德律风则无村、无市无之。其民生改善，教育发达，民智日增，一项善政，朝廷号令一发，全国响应，如鼓之有桴，斧之有柯，新政易行，收效之速，实在出乎想象。”
“日本国富民强，我是早有所闻，也听人分析过缘由，但总觉得隔靴搔痒。说起来日本明治维新比起大清的洋务运动还晚了好几年，为什么日本成为强国，而大清却差点被瓜分。你们如今亲自到过日本，所见所闻必有真知灼见，你倒说说看，日本这数十年迅速强盛，原因何在？”
这是考察团一路考察一路思考的问题，因此周学熙回道：“正如宫保所说，我也看过、听过一些关于日本明治维新何以速见成效的说法，真是众说纷纭。依我看，就是三大端：练兵、兴学、制造三事。练兵要靠国家之实力，这方面宫保最有体会，不必我多说。练兵要有饷，饷则来自工商实业，尤其是制造业。”
袁世凯又问：“说到工商实业，李文忠、曾文正、张香帅也都孜孜埋头搞了数十年，为什么还是不如日本？”
“这也是我们考虑讨论最多的问题。家父追随李文忠公，在直隶搞洋务数十年，电报、轮船、矿山不谓无效，但多是官办，或者官督商办，民间自谋者少之又少。”
轮、电两局袁世凯刚以官办的借口收归掌握，他认为“官督商办”或他提出的“商股官办”也不失为有效办法，所以又问道：“商力微薄，官督商办宜于集众商之力，不是发展工商之一途？”
“官督商办的确是振兴工商之一途，但不能作为正途，振兴工商尤其制造业，更重要的是调动起绅商的积极性。官办是一枝独秀，商办才能众木成林。日本无论学校还是工场，民间自谋者居多，十数年间增十倍不止。现全国男女，几无人不学，所需日用洋货，几乎都是本国所仿造，近年更是贩运到欧美，以争利权。”周学熙为人爽直，不屑于屈己献媚。
袁世凯叹了口气道：“兴工商、倡工艺也是朝廷新政，已经屡降明诏，可总是雷声大雨点小，应者寥寥，集股兴商，多是观望，只有上海、广州、汉口等地情形稍好，奈何？”
“我也在想，难道是日本之民天生开化，而大清之民天生顽固吗？其实不然。明治以前，日本民情之顽固甚于大清，而一旦幡然醒悟，庸夫俗子之心志陡然灵敏。何以有如此大的变化？就在于明治以来，日本致力于大开民智！大开民智之法，就是大办学校！”大办学校袁世凯在当山东巡抚时就大力提倡，而且以周学熙为总办开创了山东大学堂。到直隶后他也提倡办新式学堂，但效果却很有限，一方面办学经费不足，一方面入学者并不踊跃，“宫保，学校不兴，根本就在于科举未废。科举一日不废，则学校一日不兴，学校一日不兴，则民智一日不开！”
“啊，你是要废科举！”袁世凯认为这一提议太过大胆。他对科举在制约人才方面的弊端深恶痛绝，他与张之洞等封疆大吏上奏要求变通，前年总算废除了八股，改试策论；今年春天，他又与张之洞联衔奏请递减科举中额，以达到逐渐废除科举的目的。这已经惹起了许多人的憎恨，如果真像周学熙所说，奏请废止科举，他必将成为众矢之的，“缉之，我和张香帅不一样，他是翰苑前辈，我却连秀才功名也没有。我奏请废科举，别人会说我是吃不到葡萄就说葡萄酸。何况朝廷将于今年开经济特科，也算是科举的改良和补救。”
周学熙依然坚持己见：“宫保，科举制度无论怎么改良，与新式教育毕竟两途。要大开民智，培育人才，非大兴新式教育不可。日本的新式教育是从幼儿就开始，小学、中学以至预科、大学，各个阶段学什么，都有系统的规划，所用教材也都是组织专门人员编写，以求循序渐进，逐次提高。科举制度靠的是私塾，是旧学，私塾先生如何能够教出新式人才？兴办新式学堂，朝廷三番五次下旨，可连教材都没有统一编制，如何真正有效地推行？如何培养新式人才？山东新式教育算是好的，可是山东也没有一套从小学到中学到大学的系统教材，新式教育是不是还是一句空话？所以，要兴新式教育，必须立即废止科举，朝廷应该调集专人，研究推行新式学堂的切实办法，岂能只发几道上谕了事？”
“缉之，朝廷也有难处，因为不愿废科举的大有人在。别的不说，废了科举，翰林们放考差的机会就没有了，损失一笔可观的贽敬不说，更没有学生可收，将来连个奥援也没有，那翰林还有什么滋味？再说，废止科举，就意味着那些两榜出身的官员们已经落伍，你想，他们向来以正途自居，在我这样的异途出身官员前何等趾高气扬？你突然要废科举，说科举培养不出人才来，他们岂能甘心？这些都是明摆着人人皆知的利害，废科举的话暂时不好说。不过，你说的调集专人研究推行新式学堂，倒是个不错的主意。朝廷我们不去管他，直隶不妨先做起来，比如可以先成立学校司，督办全省新式教育，督促各州县大办学堂。”袁世凯知道现在时机还不成熟，只能退而求其次。
“这样办教育必有成效，这也是各国通行的办法。除了办学校，要开民智，当务之急是先开官智。”周学熙认为州县是亲民官，他们是不是开化，对新政成败关系最大。但有些州县官吏，平日漫无见闻，甚至抵制兴办实业。往往有民间创一新业，官府抑制之，胥吏鱼肉之，“如果这些州县一如故我，推行新政难见成效，劝民兴办工商更无从谈起。宫保，我有个建议，州县官日后无论是实缺或补选，一律先赴日本学习考察三个月，有此经历方可委派。”
“赴日本考察看来确实是开阔眼界的良方，你这个建议很好，不妨写个条陈，我们议一下。”
袁世凯从善如流，周学熙大受鼓舞：“要开民智，官方要做示范。老百姓不喜空言说教，凡事他能看得见、摸得着才肯相信。我还有个提议，就是建立直隶工艺总局，作为振兴工业的总机关。”直隶已经成立了工艺局，但主要召集流民从事简单手工业，着眼于安置流亡，与大兴工商目标相去甚远，“直隶工艺总局，要在工艺局的基础上大力拓展。一是考求直隶全省土产，及进口所销的洋货，凡是可以仿造的，大力提倡仿造，而且要学习日本的做法，对成效卓著者发给奖牌，予以鼓励。可以设立考工厂——或称商品陈列所，精选直隶自产的商品，或者从外洋进口的货物予以陈列，便于绅商参观、研习。二是设立官厂，为民示范，比如机器纺织、缝纫、造胰、牙粉、玻璃、印刷等都应当购置机器建厂生产，供绅商仿行。官办工厂不在于盈利，而在于传授技术，开风气之先。三是大办工业学堂，开始先办初等，而后再办高等学堂，培养技术人才。学堂要与官工厂互为依托，学生在学堂学到新知识，就到工厂中去实习；工厂遇到的难题，又可请学堂师生予以设法解决。”
“缉之，这些想法，你都写到条陈中。”袁世凯边听边点头。
“宫保，我还有个想法，将来要派工业学堂的学生，或者洋人教师，带着机器、产品到各州县、乡村演示、宣教。如今时势不同了，百姓靠农业根本不能致富，国家单靠农业也不能求强。遍观世界强国，无一不是工业兴、商业强，靠工业制造产品，然后靠商业行销各地，聚他国财富于一国，这是如今的强国之道。所以，不但要鼓动城里的商人要把股金投入制造，还要让乡下的土财主也把财富投入制造。如果直隶无分城乡，处处机器轰鸣，那时候直隶一定强于天下！那时候上海也要望尘莫及！”
这话袁世凯最愿听，满脸笑意。但农务局总办黄璟不高兴了，便插话道：“缉之，你这话我不敢苟同。民以食为天，十之八九的百姓靠种田吃饭，岂有不重视农业的道理？”
周学熙连忙拱手道：“玉山，你误会了，我的意思不是农业不重要，是工业更要振兴。”
黄璟还要说话：“农业也要振兴。宫保，我这次参观也颇有些想法。”
阮忠枢看看菜要凉，而众人谈兴正浓，就笑道：“各位有什么好想法，写好条陈呈给宫保就是。菜也凉了，咱们边吃边谈如何？”
袁世凯摇摇手道：“斗瞻，不急，让大家说。错过了这个机会，大家也许就没这么高的兴致了，好主意都是在兴致高的时候才想到的。富国裕民之道，农、工、商三者，相为表里，玉山说得不错，民以食为天嘛。我不能只为工而丢了农，玉山，说说你的想法。”
于是黄璟讲他的建议，他要建农事实验场，推广新技术，引种新作物，当前最应当引进的就是长纤维棉花；他还想编农报，翻译农书，利用乡集的机会，派人演说劝农，发放传单……
等大家说完感受时，菜真的凉透了。袁世凯却很高兴，说道：“果然是不虚此行。斗瞻，让他们把菜热热，咱们边吃边谈。”
周学熙行动很快，几天后就呈上了创办直隶工艺总局的条陈。这个条陈除了说明创办的缘由外，先办哪几件事情也都列出了具体计划。袁世凯认为条陈可行，而且希望尽快行动起来，只是有些问题条陈不可能穷尽，必须面谈才能得其要领，因此把周学熙叫来，两人做一次长谈。
袁世凯开门见山：“缉之，看了你们的条陈，这些天我一直在想，农工商三者，到底是什么关系？我以为，农、工是商业的根本，商业要发达，必须依赖农业之物产，工艺之制造。而农业与工艺关系又极密切，外洋农产品加工非常细致，价格因之翻倍，可见将来农业要大见成效，也离不开工艺制造。再看外洋进口的物品，大到轮船、机车，小到钟表、日杂，无一不是靠工艺制造。所以工业制造发达，才能与人商战。欧、美、日以商战立国，基础则是工业精益求精。大办工业还有一个好处，这些年兵燹而加天灾，元气大伤，民生困敝，流民日多。流民得不到安置，便是一大乱源，欲求治安而不得。如果工业大兴，制造繁荣，便可为流民谋一养家糊口之途，所以又是安抚流民的治本之策。总而言之，我以为，农、工、商三者，工为根本，最为紧要。”
周学熙闻言赞道：“宫保所想真正是高屋建瓴，我只就工业论工业，的确没有宫保想得深远。”
“你也不必恭维我，我是在你条陈的基础上做此感想。总而言之一句话，我希望直隶工艺总局尽快成立，直隶工艺制造尽快见到成效。要办成这件事，为首之人不但眼界要开阔，而且办事要扎实。我想让你来总办工艺总局，银元局那边已经步入轨道，工艺总局这边就多偏劳，如何？”
“欲兴工艺，非设专局不能收效，既然我向宫保提出建议，当然没有推辞的道理。”
接下来，就谈当前急需破题的具体事项。周学熙认为，振兴实业，发展工商经济，需要大量的专业人才，非科举所能培养：“学堂为人才根本，工艺为民生之计，工艺非学不兴，学非工艺不显，发展工艺必先兴教育。如今是商战之天下，而商战的背后则是学战，每办一事必设一学，兴学为振兴工商业之基。”周学熙建议立即开始筹建高等工艺学堂，招收十五岁以上，资质聪颖、身体健壮且学习英文二三年者入学，“工艺之学以理化为基础，大清物产地质胜于泰西各国，而制造却大为逊色，主要就是不知化学工艺之法。所以，高等工业学堂课程设置上，以理化为主，参照日本高等学堂的课程，至少包括英文、算学、汉学、物理学、矿物学、制造学、机器学等科目。可胜任教学的人才，大清最为缺乏，必须不惜重金、高价聘请英人、日人技术专家，不论其出身、资格，只重真才实学。”
袁世凯点头道：“将来洋员的聘任，由你具体安排人操办。”
周学熙认为，培植工艺人才，必须注重讲授理法，继以实验，有实际操作能力：“办学不能纸上谈兵，必须工学并举，在创办学堂的同时，要创建实习工场，募中外各专门技匠，招收工徒，实地练习。这样实习工场与工艺学堂联络一气，两相促进。”
袁世凯对这个建议也很赞同。
“这两条是针对培养人才而言，而要大兴工艺，更要开导全省绅民勃兴工业思想，建立考工厂也是当务之急。”周学熙认为，考工厂在搜集陈列本省土产、外省货物及外国制品的同时，应附设工商研究所，研究新法，仿制洋货；还要附设工商演说会，每月举行两次演说；为了开通民智，将来还要举办劝工展览会。对有志兴办工业的绅商，官银号要给予资金扶持，同时还要在税厘上给予减免，“宫保，如果按这些办法扎实推行，三五年内，直隶工业必有可观。”
“缉之，咱们立个君子协定，你的计划我全力支持，所需开办经费从银元局盈利项下提取。我的要求是，直隶工艺总局今年内必须小有所成，三年内直隶工业必须有所改观，五年必须大见成效。这个军令状，敢不敢立？”
“开弓没有回头箭，我就与宫保立军令状！”周学熙找纸笔真立军令状。
“缉之，我们是君子协定，不必见诸笔墨。我不过是激将，希望你能理解我大办工业的迫切心情。”
“宫保放心，我必竭尽所能，鞠躬尽瘁。”
谈完了直隶工艺局，袁世凯又问：“缉之，你说科举培养不出新式人才，此议颇中时弊。北洋将来延揽人才，必须着眼一个新字。朝廷马上要开经济特科，想来里面会有不凡之辈。我想从中寻几匹千里马，原来打算托你去办这件事，你忙于工艺局，就不能再耽误你的时间。这件事交谁办合适？”
“交给菊翁好了。他就在京城，又是翰林前辈，他出面为北洋延揽人才，再便当不过。”周学熙说的菊翁，就是兼管北洋京郊驻军营务处的国子监司业徐世昌。
“我也是这么打算。我想把前面两三名都挖过来，怎么样？”
“哦，宫保是这样一副雄心，那就得让菊翁着实下番功夫。薪俸要优厚自不必说，更要有一番打动人家的说辞。听说湖北张香帅也在打这批人的主意，他又是特科主考，近水楼台，比我们便当。”
袁世凯笑了笑道：“那就更要把人挖过来了！要和这位翰苑前辈争人才，看来要好事多磨了。”
“如果宫保还不放心，可以请另一个人出山，有他和菊公做说客，把握则十有八九。”
“咦，还有这样一个能人？”袁世凯问，“缉之所说是何人？”
“他姓严名修，字范孙，号梦扶。他祖籍是浙江，不过他本人出生在天津，要说他的科甲仕途真是一帆风顺，二十四岁就中进士、点翰林，甲午年后就任贵州学政。但他对科举取士很不以为然，到了贵州并不让学子们孜孜于旧学、八股，自掏腰包设官书局，购置大量西学书籍，在考试中还要考西学，他本人亲自执教数学。”
“哦，这位严范孙，还真不是凡人。”
“在学政任上第二年，他就上书皇上，建议改革科举，录用在政治、经济、外交、算学、格致、制造等方面有专长的经世致用人才，并提议设立经济专科取士。说起来今天的经济特科，创始人就是严范孙。”
袁世凯仰脸望着天棚，显然是在想事情。周学熙便住嘴，让他静心想。过了一会儿，袁世凯平静地说道：“缉之，我想起来了，这位严范孙，当年我在小站练兵时，菊人领他来见过我。好像他们是同年进士。”
周学熙惊道：“对啊，他们是同年。人都说宫保阅人有过目不忘的本领，今天我算是领教了。七八年前一面之交，宫保竟然还能想得起来。”
“如今他在哪里高就？好像没在官场上听说过他。”
“他如今远离官场，在家办私塾呢。他因为提议设特科取士，又对科举不以为然，翰林院的同事们颇疏远他。戊戌年变法失败后，有人要把他列为康党，他见机不好，就辞官回天津办起家塾来。”
严修家族是盐商世家，家境富足，自然不必为生计犯愁，一门心思把家塾当成他教育改革的实验地。一个崇尚西学的人，所办家塾当然与普通家塾不同，课程有英文、数学、理化等。上半天读经书，下半天读洋书，不但如此，每周还有两个半天或者带着学生骑脚踏车，或者跳高、跳远，还踢足球，真是让天津人大开眼界。开始只有他的子侄五六人，后来亲戚邻居的孩子都争相入塾，已经颇具规模。
“他所请的先生叫张寿春，字伯苓，是北洋水师学堂出身，在北洋舰队时正赶上甲午海战。日本人占据威海不还，后来英国人又强租威海卫，当初去办理接收和转让手续的随员中就有张伯苓。船到威海卫的头一天，降下日本的太阳旗，升起大清的黄龙旗。第二天，又降下大清的黄龙旗，升起英国的米字旗。两日之间，国帜三易，张伯苓大受刺激，回来就退役，在天津靠教家塾糊口。张伯苓与严范孙一样，都认为科举不出人才，非痛加改革不可，所以两个人把家塾当成了新式教育的实验场，真正是乐此不疲。”
袁世凯感叹道：“依我看，这两个人还真是了不起。缉之，你与范孙熟不熟，你替我传话给他，我想在直隶大办新式教育，准备成立学校司，想让他来当总办，他肯不肯出山？”
“我与他只能算认识，我试一下，若不成，再请菊公出山。”
过了几天，周学熙回话：“宫保，我是请不动严范孙的大驾。”
“他怎么说？”
“他说自己对新式教育还是半瓶子醋，不敢出来献丑。”
袁世凯又问：“他是不是有翰林清流的毛病，看不上我这异途的总督？”
“决然不是。范孙为人十分谦和中厚，有人评价他，如一罐高汤，清而有味，不是那种拈酸拿醋的酸文人。”
“难道要请菊人兄出面？”
当时，袁世凯最为宠信的段芝贵也在座，便说：“何必舍近求远？要让严范孙出山，找王益孙好了。”
段芝贵是安徽合肥人，李鸿章的小老乡，给李鸿章当过书童，人很机灵，很受李鸿章喜欢。后来北洋武备学堂创立，李鸿章就派他入学。他学习不太上心，正经的军事本领没学到多少，却有一样长处，极善于处理各种关系，而且乐此不疲。段芝贵的父亲是淮军军官，与袁世凯相识，于是把段芝贵送到小站新军中。袁世凯用其所长，让他做了督操营务处提调，其实并不到督操营务处公干，一直待在袁世凯身边负责接待客人。袁世凯当了山东巡抚，段芝贵就出任文巡捕，所有文武官员要见袁世凯都要经他安排，结果井井有条，众口称赞。如今他本职是天津北段巡警总办，但依然很少去巡警局，还是在袁世凯身边。
袁世凯望着他说：“香岩，你可别信口雌黄，缉之没有请动严先生的大驾，你怎么视事如此之易？”
段芝贵对周学熙拱手说道：“周观察，您别怪我多嘴。严范孙是盐商世家，与同是盐商世家的王益孙观察是世交，王家的家塾也学严家的样子，听说严、王的家塾要合为一塾，照着日本学校的样子来办。两家既然是这种关系，由王益孙出面是不是更容易？”
周学熙赞同道：“对，王益孙出面成与不成不好说，但肯定能摸到实底。”
王益孙大名王锡瑛，是有名的盐商，捐了个道台，因此段芝贵称他王观察。王锡瑛与严修是世交，要他出面相劝，严修起码不会给句客套话敷衍。而段芝贵与天津的三教九流都有交往，与王锡瑛这样的富商更是酒食征逐，熟到同嫖共赌的程度。
袁世凯笑道：“香岩，这件事交给你了，办不妥，看我怎么收拾你。”
段芝贵蛮有把握地回道：“宫保放心好了，我让严范孙亲自登门来见。”
段芝贵果然没有食言，三天后，严修亲自登门来见袁世凯，一身布衣，恬淡从容，果然不凡。一见面，袁世凯就高兴道：“听说范翁在办新式家塾，极其仰慕，今日总算能向范翁面教了。”
“大帅真是谬赞，都是外人哄传，我不过是在家里闹着玩。”
袁世凯认真地向严修说他大办新式教育的设想，包括将来从小学到大学堂的教材，都希望托给严修来编纂。严修被打动了，办新式教育是他多年的愿望，但没有遇到肯实心办理的督抚。如今袁世凯如此诚恳且决心极大，他岂能不动心：“我去年带着犬子去了一趟日本，回来后才开始参照日本的教材推行新式教育，好些问题我也没把握，所以实在不是推辞，的确是需要时间。”
以袁世凯对严修的了解，这话是实情，而不是推托，便问：“范翁要多少时间？半年够不够？”
“半年实在没有把握，如果能再去日本一趟最好。”
“我答应范翁，你什么时候需要去，去考察多长时间，都随你的意，由北洋公费好了。但范翁要给我一句准话，何时能出任直隶学校司？”
严修没有退路了：“半年后如何？半年后先成立起学校司，步入轨道后，我立即去日本做一番考察，回来后对直隶的新式教育拿出个像样的计划。”
袁世凯一拍桌子道：“好，我与范翁一言为定。”
此事确定下来，袁世凯谈经济特科的事：“范翁，经济特科马上就要开试了，其中必有新学翘楚，我想从中挖几个人才，届时请你去京里一趟，和徐菊人一起给我挖几个过来。”
经济特科是严修创议，但好事多磨，因为戊戌政变，正准备举办的特科取消，而且成了严修的一条罪名，险些因此受牢狱之灾，庆幸的是政变后在荣禄的建议下并未大肆株连，这才躲过一劫。经过八国联军入侵，朝廷痛定思痛，决定推行新政，经济特科才得以恢复。严修自然很想去一观盛举，所以对帮袁世凯挖人才的安排很爽快地答应下来。袁世凯把段芝贵叫进来吩咐道：“香岩，你安排一下，开特科前侍候范翁去京城，就住在北洋公所。”
段芝贵响亮地应一声：“是，宫保放心好了，一定让范翁满意。”
经济特科在保和殿举行的时候，正是一年最热的时候。面阔九间、进深五间的保和殿本来相当宽敞，无奈一百八十余考生再加监场，近两百人挤在殿内，便显得拥挤和闷热。好在特科考试只考两场，每场只需一天。正场考罢，阅卷三天，第五天奉谕公布结果，拟定一等四十八名，二等七十九名，准予复试。
应试经济特科的，当然西学为优。这就为京中士林所侧目，发榜后谣言四起，最有力的攻击就是说他们多系康党。这些谣言自然会传进大内，或者说有人就是要让这些谣传传进太后的耳中。果然，慈禧问瞿鸿禨道：“外间传言特科品流庞杂，心术不端，你听说过吗？”
瞿鸿禨当然看不惯以学西幸进之辈，便回道：“第一名梁士诒是广东人，梁启超的弟弟，其名末字与康有为相同，梁头康尾，其人可知。”
康有为原名康祖诒，两人名字最后一字相同，所以瞿鸿禨污蔑梁士诒是梁头康尾。慈禧对康梁恨之入骨，因此对特科应试者印象因此大坏：“这还了得，朝廷取士，是为国储材，怎么能为奸佞之辈开幸进之门？”她迁怒于主考，结果八名主考被撤换了四人。
消息传出，就变成了考得好的都有康梁之嫌。第一名梁士诒虽非梁启超之弟，却是梁启超的同学，且二人同一年中举，因此好友都为他担心，劝他赶快离京避祸。他却道：“我既非梁任公之弟，名字也与康南海不同，何来康党之说？事之真伪不久自白。我既不离京，也决不再参加复试，以免累及他人。”
第二名湖南人杨度，在谭嗣同、梁启超办的长沙时务学堂里听过课，从此对新学大感兴趣，而且在策论中大谈新政，对朝廷保守敷衍多有批评，结果吓得连复试也不敢参加，匆匆离京避祸。
第二场复试，一等只取九人，二等只取十八人，被淘汰者百余人，即便录用的授职也很勉强。
复试的第一名，本来应该是江苏吴县人张一麐，他在论财政问题时引用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受到主考张之洞的欣赏，将其列为第一名。但启封后发现只是一名举人，因此把一名翰林置为第一，让他屈居第二。张之洞的打算是将他分发湖北任职，张一麐虽不满意，但没有更好的去处，而且也不好辜负张之洞的赏识，勉强同意，只等分发。
徐世昌与严修肩负为袁世凯挖人才的重任，认为第一名虽为翰林，要论新学远不及第二名张一麐，因此两人连夜登门拜访。
徐世昌一见面就道：“如今两位封疆大吏都向老兄伸出橄榄枝，不过到底谁更适合老兄，且听我一言。南皮是翰苑前辈，清流领袖，多年出任封疆，资望无人望其项背。正因如此，保荐人才，极其严格。考其所荐人才，至今最崇者不过是道府而已。香帅，性骄好谀，士人登门求见者，有去七八次不得接见者；或引到花厅等候，一等数小时见不着面者；或虽见面，谈不及数语，即哈欠连连，端茶送客。因此真正君子望风远避，平时赏拔者仅是一二浮华浅露之辈。而袁宫保用人，则不论资格，不拘出身，不分畛域，不限流品，上自翰林进士，下至贩夫走卒，三教九流，五湖四海，唯才是举。比如杨氏两兄弟，老四一年前不过是个通永道，如今已是直隶布政使，换上了红顶子；老五也当上了电政驻沪会办大员。”
杨士骧当上直隶布政使，是最近的事情。因为陵差有功，慈禧下旨：“此次祗谒西陵，乘坐轮车，盛宣怀备办一切，甚属周妥，著交部从优议叙。直隶按察使杨士骧、盐运使汪瑞高，办理差务，诸臻妥洽，著以应升之缺升用，以示奖励。”很快江西布政使出缺，经袁世凯筹划，先是杨士骧得以实授江西布政使，然后以杨士骧熟悉直隶情形为由，与直隶布政使周浩对调。
经徐世昌这番鼓动，张一麐已经犹豫，严修则趁热打铁道：“别人不说，以我为例。我不过是在津避祸之人，与宫保真可是素昧平生，因为办新式家塾多少有点名堂，宫保两次派人登门，让我出任直隶学校司总办，督办全省新式教育和学校。张香帅当然也爱才，以老兄的文采和见识，本来把老兄置于第一名，后来拆封发现老兄是举人功名，因此让贤给翰林。可见香帅重视科名胜过真才实学。去湖北还是留在直隶，孰优孰劣，何去何从，一目了然。”
“只是我想留直隶，恐怕也由不得我。”这下张一麐完全被打动了。
徐世昌打包票道：“这就不必老兄费心了，一切包在我身上。”
拿下了张一麐，徐世昌和严修都很高兴，回到住处全无睡意，商议应该把初试的第一名梁士诒也挖到北洋。徐世昌想了想道：“梁翼夫是广东人，与唐少川必定熟悉，让唐少川出面，必定手到擒来。”
于是当晚给唐绍仪发电报，让他亲自来一趟。第二天唐绍仪就来了，两人都是广东老乡，叽里呱啦一通，梁士诒就答应出任北洋编书局总办。
“这是临时的差使，将来必有大用。”唐绍仪把袁世凯原话告诉梁士诒。
唐绍仪、严修带着梁士诒、张一麐到天津拜见袁世凯。经济特科事实上的两个第一名都被网罗到帐下，袁世凯十分满意，大张宴席，盛情相迎：“或许有人以为我大张旗鼓招贤纳士是沽名钓誉之举，其实我真不是为了这种虚名。如今从朝廷到地方，最重要的就是推行新政，而推行新政，必待有新学新知之人。埋头于八股之辈，对新政口是心非，只有热衷新学、热衷西学的才俊，如你们——”袁世凯指指梁士诒、张一麐、严修，“只有像你们这样的才俊才有能力推行新政，也只有借力诸位，新政才能有效验。直隶各项新政真是如火如荼，诸位前来相助，我北洋真是如虎添翼。”
三人都离座拱手，表示愿意效力，同时谦虚一番。
“有个词叫除旧布新。除旧不易，阻力太大。布新则天地广阔，大有可为。我有个体会，一个有本事、有眼光的人，不应该恋旧守旧，更不能贪恋旧框框中的名利，而应该去办新政新事，那里戏台更大，机会更多。”
在北洋的确如此，袁世凯面前的红人，无一不是办理新政之辈。梁士诒、张一麐、严修这些人已经被士林视为叛徒，立足都难，更不用说求发达。听袁世凯一席谈，他的见识的确非自命清高、顽固守旧者所能比，投到他门下真是明智之选。
袁世凯对梁士诒道：“翼夫，你是翰林出身，又在国史馆编过书，北洋成立编书局，大凡农工商及警政、学校等所需书籍，都由你那里统筹编印。你是广东人，得风气之先，和少川又是老熟人，少川那边的洋务外交事情颇繁杂，你给他搭把手。我的总督衙门里有你办公的地方，海关那边也给你留个办公的地方，你根据需要来去自由，绝不以点卯这样的俗务来烦你。”
袁世凯又叫着张一麐的字道：“仲仁，听说你文笔极好，就委屈你到文案上。我文案中的西席，缺你这样满腹西学的人。你到文案上只润色文字，不必亲自操刀，将来新政，都要参赞。”
作陪的阮忠枢听了笑道：“仲仁来了就好，我将来可以偷懒了。”
袁世凯也一笑说道：“你们都偷不了懒。振贝子从日本回来后，奏请尽快成立商部，可是有人主张先修完《商律》再成立商部。《商律》内容所涉极广，哪能是三五月能修完？这是有意阻挠罢了。振贝子正在主持修订《商律》，我给他提了个建议，不妨多参酌外洋商律，尤其是多参照《日本商法典》，先拿出个章程来，堵上某些人的嘴，将来再据实修订就是。振贝子很以为然，让北洋帮忙。这事少川多费心，文字斟酌仲仁多劳神。”
文字的事当然不必袁世凯劳神，但商部官员的组成他不能不上心。从前六部设置是设满汉尚书各一员，左右侍郎满汉各一员，一共是六员堂官。但自从两宫回銮后，有意加强满人的势力，新设部不再设满汉尚书，名义上是破除满汉界限，实际上减少了汉人出任堂官的机会。新设商部也是如此，拟设立尚书一员，左右侍郎各一人，侍郎之下又设左、右丞，左、右参议各一人，这七人是商部的首脑。下面又设保惠司、平均司、通艺司、会计司及司务厅，这四司一厅负责具体的业务。其具体业务则并不仅限于商务，是农工商皆隶其中。如平均司专司开垦农务、蚕桑、山利、水利、树艺、畜牧等生植事宜；通艺司则专司工艺、机器制造、铁路、街道、行轮、设电、开采矿务、聘请矿师、招工等事宜；会计司则专司税务、银行、货币、各种赛会、禁令、会审词讼、考取律师、校正权、度、衡等事宜。商部可以说统揽工农商利权，这样一个部，袁世凯当然要设法安置自己的人。
尚书当然是载振，而左右侍郎，一个必定属于唐文治，他多次出国考察，深受奕劻和载振父子的赏识；顺天府尹陈璧任过多年御史，以正直敢言闻名，出任顺天府尹后，在新式教育和实业等新政上大有作为，先后创办京师工艺局、顺天中学堂、金台校士馆及五城中学，各项新政风生水起。陈璧既能干事又会来事，对奕劻父子很巴结，与袁世凯关系不错，正在谋取侍郎一职。
袁世凯要为徐世昌从商部七首脑中谋取左右丞之一。左右丞是正三品，如今徐世昌才是正六品的国子监司业，所差非细。不过，在两宫西狩的时候，他随驾西行，慈禧对这些官员都是另眼相看。而且徐世昌兼任北洋新军留京各营营务憩，按北洋新军的军制，相当于三品官员，谋取商部左右丞中一职，也并非不可能。
功到自然成。到了阴历七月初，朝廷下旨成立商部，载振任尚书，伍廷芳、陈璧任左右侍郎，徐世昌、唐文治任左右丞，绍昌、王清穆任左右参议。其他司员则主要从内阁、六部司官中选调或升调。
徐世昌新官上任就给袁世凯来信，一是商部开办经费紧缺，希望北洋暂借十万两。袁世凯知道这其实是载振的意思，因此立即安排杨士骧设法解决。第二件是商部已经与美国达成商务续约，开放沈阳、大东沟为商埠。俄国非常不满，听说正在与日本秘密交涉，想联合日本向大清施压。日本到底是什么态度？请袁世凯设法打探。
日本在京中设有驻华使馆，向他们打听不是更方便？其实不然。驻华使馆是代表日本政府，说话表态当然十分谨慎；而袁世凯幕府中有许多日本人，私下里向他们打探情况，彼此说话更方便大胆，反而更容易得到真实情报。当年李鸿章坐镇北洋，外交的事总是交给他先办理，原因就在这里。
中、日、俄以及朝鲜之间，关系像乱麻一样，错综复杂。甲午一战，大清的藩属国朝鲜成为日本的势力范围，但朝鲜并不甘为日人傀儡，因此又引强俄为援，朝俄签订密约，朝鲜发生重大事件时，俄国将提供军事援助，而作为回报，俄国取得训练朝鲜新军以及管理财政和海关税的权利。日本当然不甘靠流血换来的成果让俄国人轻易攫取，因此对俄国恨之入骨。
俄国人不但染指朝鲜，对中国东北更深怀野心。他们借甲午战后中国人憎恨日本的机会，诱使清廷签订了《中俄密约》，也就是《御敌互相援助条约》，如果遇到日本侵略俄国或者中国，“两国约明，应将所有水、陆各军，届时所能调遣者，尽行派出，互相援助，至军火、粮食，亦尽力互相接济”。为了便于运兵，“中国允于中国黑龙江、吉林地方接造铁路，以达海参崴”。这条铁路名称为大清东省铁路，简称东清铁路。当时俄国正在修建从莫斯科横跨西伯亚至海参崴的西伯利亚大铁路。东清铁路与之相连后，莫斯科到海参崴的路程要减大为缩短，更可以南下旅顺、大连，将满洲有效地控制在手。俄国财政大臣在报告中说，东清铁路修通，“将使俄国在任何时间、在最短路线上把自己的军事力量运到海参崴及集中于满洲、黄海海岸及离中国首都的近距离处，从而大大增加俄国不仅在中国而且在运东的威信和影响”。清廷的如意算盘是以此密约抵挡日本向东北扩张；俄国的如意算盘是借机盘踞经营满洲。只是中国的如意算盘很快落空，俄国人与德国勾结，德国占据胶州湾，而俄国强租旅顺、大连，引发了列国瓜分中国的狂潮。到了1900年义和团“扶清灭洋”后，俄国人又以黑龙江等地发生烧教堂、杀教民事件为由，出兵十余万人，从满洲里、黑河、伯力、珲春和旅大分五路进犯。俄国的势力迅速深入中国东北全境，除了获得极大的经济利益外，取得了护路权、路区的警政大权以及林矿采伐权等。《辛丑条约》签订后，各国陆续撤兵，而俄国人则赖在满洲。美国、英国和日本都不愿俄国独吞中国东北，因此联合向俄国施压，尤其是日本已经和英国秘密结盟，对俄国十分强硬。俄国为了表示没有独占东北的意思，经过一年多的谈判，1902年4月被迫与清政府订立《中俄交收东三省条约》，宣布在18个月之内分三期从中国东北撤出全部军队。
但条约签订不久，形势起了变化。俄国在欧洲不但与法国结盟，而且德皇威廉二世也表示愿意支持俄国对付日本，并答应在欧洲为俄国防守后方。俄国在欧洲没了后顾之忧，态度重新强硬起来，向大清提出了保障俄国权益的七条要求，其核心还是独占东北，并且在旅顺成立了远东总督府，俨然把东北当成了俄国的领土。清廷当然无力拒绝，于是采用当年李鸿章惯用的“以夷制夷”的外交策略，把俄国的七条要求透露给美、日、英，并与美国达成开放沈阳、大东沟的协议，目的是借力美国阻挠俄国独霸东北。
日本觊觎东北已久，当然不愿俄国独占，希望通过与俄国谈判在东北分得一杯羹。日本人提出的条件是，俄国承认朝鲜归日本，日本则承认满洲铁路归俄国。或者双方承认彼此在朝鲜和满洲具有对等的“优越势力”。俄国人当然不愿日本人来分享东北，答复日本的条件是“互相尊重朝鲜独立与主权，日本承认满洲在其利益范围之外”。俄国的意思就是，朝鲜咱们谁也别动，至于满洲，日本不要做任何妄想。这个答复太不把日本人放在眼里了。俄国太小看日本，照旧我行我素，半个月前本来是第二期撤兵的日子，非但不撤，第一期撤走的兵反而又运了回来，并拘禁了盛京将军，并明确向日本表示，俄国只同日本谈朝鲜问题，满洲是俄国的独家利益。清廷知道俄日之间在暗中较力，也在秘密谈判，但到底是什么情况一无所知，所以这才委托袁世凯设法打听。
这对袁世凯来说并非难事，他幕府中不缺日本人，所办的新政无论巡警、农工商还是新式教育，都聘请日本顾问或教员，尤其是军队中，帮助训练的日本军官更多。这些日本人都十分尽心，真正是兢兢业业。袁世凯知道这些日本人必定有人负有特殊使命，接近他、帮助他、讨好他，当然是为了日本的利益做铺垫。不过袁世凯以为，他们可以利用我，我何尝不能利用他们？所以与这些日本人关系处得很不错。
像今天这种事情，只能向军方打听最方便。他的北洋军中有个叫立花小五郎的日本中佐，帮助翻译各种章程，赞襄兵学，袁世凯打算奏请赏给宝星，正好可以找他来谈。日本驻华使馆武官重尾太郎正好也在天津，他与立花小五郎关系密切，因此也一起来拜访袁世凯。
袁世凯先说明打算为立花小五郎请宝星的事，小五郎表示谢意，并表示这是他职责所在。然后是“闲谈”，由各国军事谈到俄国在满洲所为，谈到日俄关系。袁世凯原本以为要费一番口舌，没想到得来全不费工夫。
立花小五郎大发牢骚：“俄国欺人太甚，久居满洲不还，最近又设立远东总督，其狼子野心昭然若揭。我国必不答应俄国为所欲为。”
袁世凯摇头叹息道：“不答应又能如何，我为鱼肉，人为刀俎。”
立花小五郎又道：“我国已经向俄国提出了友好的劝告，但俄国十分傲慢无礼，我国的耐心已经耗尽，无论民间还是军方，为了中日友好，不惜与俄国一战。尤其军方，用中国话说，一忍再忍，已经是忍无可忍。”
“日俄都是大清的邻邦，大清有句古语，池门失火，殃及池鱼。大清愿日俄还是坐下来谈，不要诉诸武力。”袁世凯当然不会相信日本是为了中国。
这时，重尾太郎接话道：“日本当然愿意与俄国人谈，但要谈得下去才行。俄国人根本没有谈判的诚意。如今，我国朝野都下定了与俄国一战的决心，只待天皇召开御前会议。”
袁世凯闻言道：“日俄如果不幸发生战事，请不要在大清领土上交战。大清屡经战乱，实在经不起战火复燃。”
立花小五郎摇摇头道：“日本当然想如中堂所愿，但俄国人的军事根据地在贵国的旅顺、大连，若交战势必要在旅、大决战。日本是为中国出头，希望中国到时候能够站到日本一边，帮助日本战胜俄国。若中国肯助战，届时日本将旅、大之地完璧归赵。”
“俄国也可以说是为大清出头，也可以要求大清站在他们一边，他们也许会说，帮助俄国战胜日本，俄国将会把朝鲜、台湾都完璧归赵。”朝鲜和台湾都是甲午一战后日本从中国手中掠夺而去。袁世凯这样说是提醒日本人，老老实实说话，不要拿他当三岁孩子糊弄。
“台湾和朝鲜的情况，与俄国人强占满洲不同，宫保比谁都清楚。”立花小五郎说，“如今的形势，就好比进行一番巨额的赌博，中国如果肯押宝到日本这边，必有厚利回报。”
“俄、日都是大清的邻邦，大清不愿失去任何一方的友谊。俄国毕竟是大国，实力岂能小视？”肯不肯站到日本一边，袁世凯不敢乱答应，而且这也不是他能答应下来的。
重尾太郎笑道：“稻田里的草人，徒有其表罢了！日俄若战，日本必胜，这一点请宫保务必看清。”
袁世凯语气平淡道：“贵国发展迅速我当然了解，但俄国毕竟是大国，其常备军一百余万，后备军近四百万，而贵国总兵力只有二三十万，可动员的后备兵不会超过两百万吧？”
立花小五郎分析道：“宫保说的有道理，但俄国的军队大部分布置在欧洲，在满洲不到十万人，与日本比优势何在？而且，日本是新生的帝国，朝气勃发，哪能是奄奄一息的俄国所能比？”
重尾太郎也附和道：“宫保也许不知道，俄国国内革命党闹得也很厉害，就是打起仗来，也恐怕无暇东顾。”
两人向袁世凯分析日本必胜的理由，几乎把他说服了。最后袁世凯表示，将尽快将这一新情况向朝廷奏报。
打发走两个日本人，袁世凯将自己关在签押房，不允任何人打扰。日俄将有一战的消息让他喜忧参半。忧好理解，因为日俄在中国开战，旅顺、大连将成主战场，与直隶近在咫尺，万一战事扩大，扰及直隶，直隶总督职责所在，如何应付？他手里的兵不足三万，能调动的也不过万把人，偌大的直隶如何布防？
至于喜，则是他在半年前就建议设立的练兵处可借此机会成立。而练兵处一旦成立，他则借机操控，加快北洋扩军步伐。北洋军力渐充，自己地位稳固不说，就是日俄开战，大清尚有自保的本钱，否则只能眼睁睁任人在大清土地上枪来炮往。
要说动朝廷同意设立练兵处，首先要说服奕劻。奕劻不是荣禄，要说服他并不难。仅说服奕劻还不够，还必须能够说服慈禧。这就必须进京面谈才行，函电往来没法说透，反而误事。于是袁世凯给军机处和外务部同时发电，报告日本人透露的情况，同时给奕劻发份密电，请设法让他进京。
奕劻正为俄国的事闹得焦头烂额。本来双方达成撤兵的协议，而且俄国遵约完成第一期撤兵，皆大欢喜，尤其是内务府制造舆论，要在明年慈禧七十大寿“好好的热闹一番”，突然俄国人不撤兵了，而且日俄又可能开战，慈禧十分扫兴，也非常担心。到底该怎么应对，奕劻实在疲于应付，他正巴不得袁世凯进京商议。从前恭、醇两王主政，遇事也是与坐镇北洋的李鸿章商议，他不过是萧规曹随。
袁世凯奉命进京，先递请安折，因为并非奉旨请训，太后皇上是否召见也未可知，因此不妨先拜访权要。首先要拜访的当然是奕劻，或者说，他要拜访的只有奕劻。亲王之尊，不赴大臣宴筵，但可以留大臣在府上用饭。所以奕劻传话给袁世凯，下午去他府上并用晚饭。
袁世凯在北洋公所睡过午觉，醒来时已快三点，稍作收拾驱车前往西城定阜大街北的庆王府。因为事涉机密，两人在书房密议。
一见面，奕劻就一脸愁容道：“真是亘古未有的奇闻，两国竟然要在大清国的土地上开战，而主人却无力阻止。”
袁世凯也是无可奈何：“总是力势太弱的缘故，如果国富兵强，谁敢如此放肆。”
“就是这话，可是单单让我赶上了。慰廷，日俄两国没有转圜的余地了吗？”
“大约没有了。不过，王爷，是毒疮不如早挤掉利索。两国见了高低，满洲的事情才能坐下来谈。不然这样互相牵制，永无了期。”
“这话也有道理。慰廷，如果日俄真开战，咱们又当如何自处？”
“一是要防止殃及池鱼。二是鹬蚌相争，我们要取利。”
奕劻听说还能从中取利，不禁眼睛一亮：“愿闻其详。”
“先说如何取利。两个人打架，我们如果帮助一方，而这一方取胜了，那么他必得有所酬劳，我们得利是理所当然。”
“慰廷，俄、日双方，我们都得罪不起。帮助俄国，则日本必会派兵舰骚扰东南沿海；帮助日本，则俄国在占据东北的同时，恐怕会进军西北和蒙古，万里边疆，防不胜防。所以，明确帮助一方的想法恐怕行不通。而且万一帮的一方败了，到时所失更大，岂不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不要等太后责备，言路上的折子足以把人淹死。”
“是有这层顾虑，那还有一策，就是表面上中立，暗地里帮一方。只要做得机密，到时候来个死不认账，即便帮的一方败了，损失也不致太大。”
“那你觉得，应该帮谁？”
“日本。”
“俄国毕竟是大国，日本有取胜的可能吗？”奕劻有些意外。
“大有可能。俄国虽是大国，但垂垂老矣；日本虽是小国，但蒸蒸日上，朝气勃发。俄国是专制帝国，国内问题颇多；日本是君主立宪，举国精诚团结。一个小个头的青年与一个大个子的老人打仗，还是青年人取胜的把握更大。王爷，说句犯忌讳的话，甲午中日之战，谁不以为大清会胜？如今俄国与当年大清的情况可有一比。”
奕劻又问：“那你打算如何帮日本人？”
“到时看情形再议，反正军火、粮饷我们帮不上，但情报方面我们还是大可一帮的。满洲是我们的地方，搜集情报比谁都方便。情报对战局影响巨大，一份有价值的情报可时胜过千军万马。”
奕劻听说不用花钱，就放心了。
“再说如何防止殃及池鱼。唯一的办法，就是有足够的兵力，陈兵山海关外，任何一方都不敢对京师有所觊觎。但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兵力不足，如果要足敷分布，至少要新练六万人。”
“六万人，那一年的粮饷总要六七百万两。这不现实，何来六七百万两？”奕劻摇了摇头。
“王爷，国要自强，首先要兵强才谈得到其他。扩练新军，是宜早不宜迟。朝廷屡下谕旨练兵，可是至今效果了了，问题出在体制上。如今练兵，各省自行其是，营制不一，操法不齐，器械参差，号令歧异，平时声息不相通，应调指臂不相使，临敌胜败不相顾，如此岁糜巨饷，结果却不尽人意，原因就在于此。”袁世凯做个五指攥拳的动作，“朝廷必须把练兵大权统一于中央，攥指成拳，军饷可聚少成巨，兵勇可聚散成众，必将事半功倍。”
“你的意思，是不是半年前建议成立的练兵处？”
“除此一途，别无他法。成立练兵处，将练兵大权集于中央，将各省练饷统一使用，便于统一饷章，统一号令，是练兵取得实效的捷径。各国练兵也是如此，都在都城设有专管筹划兵事的大臣，英、法等国称总营务处，日本名为参谋本部。像大清这样各行其是的，从未听闻。”
奕劻有些为难：“话虽如此，不过现在有兵部，再设练兵处，会不会有人指责叠屋架床？”
“兵部担不起练新军的重担。兵部的职责是管理八旗、绿营等国家经制之师，如今八旗、绿营已经徒有其名，足以证明兵部于练兵、用兵无能为力。何况训练新军，全是西法、新章，那帮老爷子能发挥什么作用？再说，事急从权，当年中日开战，恭贤亲王复出就成立了督办军务处，负责练兵、调兵。如今王爷掌枢，如何不能成立练兵处？”
奕劻终于被说动：“好，慰廷，我接受你的建议，明天见起时我上奏。你也准备一下，以备太后叫起。说起兵事来你是行家，怎么向太后说，你要好好琢磨，言简意赅，一语中的才好。”
第二天一早，袁世凯进宫，在朝房等候，果然叫起。
慈禧、皇上都在座，照例是慈禧问话，简单问了几句后就直入正题：“日俄要在辽东大打出手，惊扰了祖宗该如何是好！如果他们把战火引到关内，袁世凯，你有没有办法挡一挡？”
袁世凯实话实说：“日俄真要在辽东动手，惊扰祖宗是难免了。这都是国势太弱，以致不能自保。如果日俄觊觎关内，无论有没有办法，臣都要去挡。”
慈禧问：“你手里能用的有多少兵？要保证直隶无事，又该多少兵？”
“臣手里能用的只有三万人左右。三万人马，至少要抽调一万拱卫京师，臣所能调赴前线只有两万。而直隶处处紧要，非有六万人不足镇守。”
“各省防军是否可以征调？”
“调当然可以调，但恐怕于事无补，因为各省练兵自行其是，平时不能集中训练，临时聚集亦不能有效指挥，人数虽多，近乎乌合。甲午一战，我军在人数上占绝对优势，最终却兵溃如山倒，就是这个原因。”
很少说话的光绪插话道：“甲午已经过去了快十年，庚子西狩也已经快三年，朝廷屡屡下诏要各省练兵，如今除了直隶和湖北稍有可观，各省练兵仍然一无所成，每念及此，太后忧心如焚，不能成眠，真不知这些封疆大吏良心何在！”
袁世凯以头碰地道：“练兵不著成效，原因出在体制上。朝廷只有把练兵大权统归中央，才能改变一盘散沙的局面。”
“奕劻说你极力主张成立练兵处，成立练兵处果真就能练好兵吗？”
“成立练兵处，核心是敛各省兵权归于中央，聚各方练饷集于朝廷，唯有如此，练兵方有成效。也只有如此练出的兵，才能号令统一，以一当十。”
“聚各方练饷集于朝廷”的说法很能打动慈禧。当年修颐和园，采取的就是挪海军军饷的办法。经八国联军一役，颐和园、西苑破坏都很严重，内务府早就鼓动这里重修那里改建，她早就动心，无奈钱无所出。如果能将各省练兵的饷银集中到中央，到时候挪点儿用用未尝不可，于是说道：“你出宫后去找奕劻，你们好好议议，如果这个办法可行，朝廷没有不支持的道理。”
袁世凯出宫，派人去庆王府送信，约定下午见面。到了下午赶到庆王府，旗营翼长铁良也在，奕劻也不回避，直说道：“太后已经拿定了主意要成立练兵处，今天咱们就议一下章程，劳慰廷大驾，到时候拿个稿子出来。”
袁世凯一听心中大喜，脸上却是一副不胜其任的神情：“那就劳王爷费心交代得仔细些，我起草稿子也好有所遵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