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值盛夏，慈禧和皇上在颐和园听政，召见袁世凯的地方是仁寿殿。
袁世凯跪下，将凉帽端下来放在地上，坐在左侧的光绪先开口了，问：“袁世凯，这次日本人平冈进京游说大臣，又去天津见你，你以为他此行的目的是什么？”
袁世凯回奏：“平冈此行，虽然自称是以民间身份访问，但依臣看来，应当是替日本政府打探我朝廷对东北的态度。平冈一再说明日本民间颇以为日本应当代守东北，大约日本政府也有此想。”
光绪鼻孔里哼了一声道：“日本人当初承诺没有占领大清领土之意，大清之地，何劳他代守？”
“日本人虽然获胜，但牺牲也不小，尤其陆军伤亡十几万，所以国内会有代守满洲的说法，无非是想多要些利益。”
光绪恨恨道：“如果任由日本人代守，岂不是前门驱狼，后门进虎？”
“臣估计日本人的想法未必能够得逞。现在日俄两国请美国人调停，美国人持的是门户开放政策，反对一国独大，当年反对俄国人独占满洲，当然也不会任由日本人赖着不走。听美国驻津领事之意，美国将力劝俄国，将从前获得的东清铁路及旅大租借权让与日本，其他地方则完全交还大清。如果日本兵不撤，俄国人大约也会有意见。以臣对日本人的了解，他们肯定还要提出其他要求。”
闻言，慈禧此时才说话：“要把日俄干干净净从东北赶出去，看来是不太可能。朝廷已经向美、日、俄三国声明，日俄议和条款内，倘有牵涉大清事件，未经与大清商定者，一概不能承认。如今日本接手俄国人在东北的特权，怎么着也得获得朝廷的认可不是？刚才你也说了，恐怕日本人还会额外提要求，到底该怎么与日本人谈，朝廷叫你来，就是要听听你的想法。”
太后也知道“要把日俄干干净净从东北赶出去”不可能，可见奕劻平日的劝谏起了作用。太后不存妄想，能从实际出发，将来就不致太坐蜡，于是便回奏：“日本人贪心不足，如今又是新胜，恐怕在南满铁路、旅大租地之外，会提出商务等方面新的要求，将来谈判时自然应当竭力阻止。”
“和日本人谈判最难缠，当初李鸿章与日本人谈，受尽了屈辱，结果赔了两亿多两银子，割了台湾。都知道谈判难，和日本人谈更难。当年李鸿章是会谈判的人，就是外国人也都服气。如今举国上下，能谈判的恐怕还要依靠北洋，尤其是唐绍仪，当初收回天津，今年与英国人谈西藏问题，都是他主导，是不错的外交人才。”
“臣实在无法与李鸿章相比，尤其与洋人谈判更是难望其项背。若将来谈判，还请庆王或军机大臣中有资历和威望者参与，以免臣有疏漏造成损失。”袁世凯当然不愿自己和唐绍仪独当大任，因为这样难免独戴其罪。如果当年马关谈判李鸿章把翁同龢一起逼了去，何止被清流骂个狗血喷头！
京中已有袁世凯亲日的说法，军机大臣瞿鸿禨尤持此说，已经表示愿意参与谈判，以免国权沦丧，所以慈禧痛快答应了：“让瞿鸿禨出任全权大臣好了，到时候你们商量着来。”
袁世凯磕头“嗻”了一声。
说完此事，慈禧话锋一转又问：“日俄如果如期撤兵，我们接收东北后，该如何经营，朝廷下诏求言，结果大多数人都说朝廷应该行宪政，好像宪政是一服灵丹妙药。袁世凯，你也认为朝廷应当实行宪政吗？”
“对宪政臣所知了了，只知道是宪政发端于欧洲，日本效法欧美，实行宪政，不数十年而国力大增。但宪政是否适于大清，不是纸上谈兵就能确定的，臣建议朝廷派出大臣去欧美各国考察一番，再下结论不迟。”
“你这个建议很好，行与不行先考察一下再说。我年纪大了，可是脑子并不糊涂，有富国强兵的好办法我当然要支持。可更改国体这样的大事不能不慎而慎又慎，仓促行事，闹得怨声载道，不但于事无补，反而惹来乱子。这样的教训我们不是没有。”这样的教训当然是说戊戌变法，光绪面无表情，低头无语，慈禧接着道，“东北接收过来该怎么经营，你有什么好想法，说说看。”
“臣建议在东北实行行省制，设督抚以加强治理。当然，该不该设，怎么设，臣还是建议到时候朝廷派重臣去考察一番，再做结论。”
“八旗从龙入关后，满洲人烟稀少，而且又是龙兴之地，所以朝廷实行军府制。这些年来闯关东的人屡禁不止，如今又被俄、日这么一闹，看来要想和当年一样实行封禁已经不可能了，实行行省制看来是势在必行。等与日本人谈出结果了，就派人去做一番考察。”说完这些，慈禧又问，“你还有要回奏的事情吗？”
这是要袁世凯跪安的意思，若在平常，此时磕头退出就是，但袁世凯并未跪安，接话道：“臣的确有事要奏，臣建议废除科举。”
光绪身体很差，脸色灰暗，精神头不好，今天坐了这许久已经很疲倦，听袁世凯如此说，精神稍又振作道：“废除科举，这与你们前年的奏请不符。”
袁世凯对科举制度很不以为然，三年前与张之洞一起奏请朝廷废除了八股，两年前两人又联衔上奏请递减科举中额，以期逐渐废除科举。平冈这次到天津也谈到科举与人才培养的话题，让袁世凯改变了主意，策动朝廷立即废止科举。
“直隶学校司督办严修，曾经两次赴日本考察教育，感触极深。他曾对臣说，日本明治维新三十余年，最大的成功在教育，教育不但开通了民智，使万民皆可兴实业，更增强了万民的国家意识，举国同欲，故能三十年国势大变。他对臣说，一言以蔽之，教育可救国。日俄之战，无论兵力还是国土远远倍于日本的俄国惨败，更让臣夜不能寐。臣以为，培养新式人才，非大兴新式学校不可。而科举一日不停，士人皆有侥幸得第之心，学堂决无大兴之理。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就目前而论，纵使科举立停，学堂遍设，亦必须十数年后，人才始盛。如再迟十余年，学堂有迁延之势，人才非急切可成，又必须二十余年后，始得人才之用。强邻环伺，时不我待。转瞬日俄和议一定，大清大局益危。科举夙为外人诟病，学堂最为新政大端，一旦毅然决然，舍其旧而谋其新，则风声所树，士子绝意科举，一心向学，留学外洋者，亦知晋身之路归重学堂一途，益将励志潜修，我大清何愁人才不兴？且设立学堂者，并非专为储才，乃以开通民智为主，使人人获有普及之教育，具有普通之智能，上知效忠于国，下知自谋其生。其才高者足以佐治理，次者亦不失为合格之国民，兵农工商，各完其义务而分任其事业。”袁世凯这番话几乎是一口气说下来，殿中又密不透风，背上大汗淋漓。
光绪重复着他的话道：“教育足可以救国，这话极有道理。”
“这次平冈到天津与臣也谈到了科举问题，他认为要培养新式人才，非废止科举不可。”
于是袁世凯将平冈浩太郎谈及科举的话题简要奏陈。他的奏对直白浅显，慈禧也听得十分明白，问道：“当年废八股，闹得沸沸扬扬，如今要立即废止科举，你不怕惹出大乱子，招天下士子痛骂？”
“今昔形势已有不同，近年来到日本留学人员每年都有数千人，日本新式教育的成就通过他们而令国人广为所知，尤其此次战争，日本全胜，培养新式人才更为国人关心。臣以为只要妥善安置，当不至于引起大波澜。”然后袁世凯谈善后办法。
“你回去后写个折子来看。新式学校既然这样重要，朝廷也应该有专门衙门办理才好。你直隶有学校司，专管新式学堂是吧？”慈禧这样问，不但表明她对袁世凯的意见完全赞同，而且已经在考虑如何大办新式教育。
袁世凯回道：“回太后话，直隶设学校司，专司新式学堂的举办和新式教育的推广。”
“回銮后，朝廷设了学务处，又设管学大臣管理京师大学堂。将来真要废了科举，朝廷也应该设个衙门，专门推广新式教育。”
袁世凯回天津不几天，派大臣出洋考察的上谕就明发下来：
谕内阁：方今时局艰难，百端待理，朝廷屡下明诏，力图变法，锐意振兴。数年以来，规模虽具，而实效未彰，总由承办人员，向无讲求，未能洞达原委。似此因循敷衍，何由起衰弱而救颠危？兹特派载泽、戴鸿慈、徐世昌、端方、绍英等，随带人员，分赴东西洋各国，考求一切政治，以期择善而从。嗣后再行选派，分班前往。其各随事诹询，悉心体察，用备甄采，毋负委任。所有各员经费，如何拨给。著外务部户部议奏。
出洋大臣的人选，奕劻与袁世凯通过德律风密议过。宗室人选，开始是想派载振，但奕劻怕言路上攻击他们父子揽权，因此作罢，改派康熙的六世孙、镇国公载泽。军机大臣中想派的是瞿鸿禨，他兼外务部大臣，出洋考察理所当然。出国考察总要半年以上，奕劻的如意算盘是借机把他排挤出军机，但瞿鸿禨以年老请辞，因此改派军机大臣中最年轻的徐世昌，他是二十几天前王文韶年老罢军机后入军机上学习行走。户部右侍郎戴鸿慈则是代替户部尚书张百熙；湖南巡抚端方是极力提倡宪政的地方督抚的代表，商部右丞绍英也是京官中力倡宪政者。
出洋的经费，户部最初议筹五十万两，但此数招致“甚啬”的指责，袁世凯建议八十万两。袁世凯既然这么积极，外务部、户部干脆致电“望先迅筹巨款，以资提倡”。袁世凯当仁不让，发电给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周馥，倡议各筹十万两。在三人倡率下，大部分省份也都伸出援手，十几天后八十万两便有了着落。
同时，袁世凯幕府起草的与张之洞、周馥、盛京将军赵尔巽、署两广总督岑春煊、湖南巡抚端方联衔的《请立停科举推广学校并妥筹办法折》，很顺利得到朝廷旨准，“著即自丙午（公元1906年）科之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朝廷担心的激烈反对并未出现，让慈禧、光绪都很欣慰。这得益于袁世凯为埋头举业的士子们妥筹了出路。年壮者一律入新式学校，而将来通过学校考试毕业后，可授予举人、进士的出身；年老者则入速成师范学堂，毕业后执教，一方面保证了新式学堂的传统经义教育并未缺失，另一方面也为老士子们谋一饭碗。一个延续了上千年、牵涉到千百万读书人的古老制度就此终结，没有冲突、没有对抗，出人意料地顺利完成了科举到学校的转型，各报章都纷纷盛赞，《申报》甚至认为，如果戊戌年由张之洞、袁世凯这样有行政经验的人来推行变法，或许就会成功了。
朝廷随后成立学部，管学大臣、户部尚书张百熙任尚书，而追随袁世凯不到一年的直隶学校司督办严修出任侍郎，成了红顶子大员。
直隶、湖广、两江认筹的三十万两银子先期解到，出洋五大臣及随员如期起程。
1905年9月24日上午，北京前门车站岗哨密布、戒备森严。今天是五大臣出洋的日子，他们及随员十二人将乘火车到天津，然后由天津乘船南下上海，再由上海出洋赴欧美。铁路局预备的专列一共五节，前面两节供十二名随员乘坐，第三节是五大臣的包厢，第四节是仆人护卫，第五节是行李车。
上午十点左右，五大臣及其随从登上了火车。此时，一个穿戴秃顶红缨官服的年轻仆从也挤出人群上了火车，怀里还抱着个蓝包袱。上车后他应当与众仆从一样乘坐第四节车厢，但他却急匆匆往第三节即五大臣包厢里挤。在两节车厢之间的过道上，卫兵拦住了他，并询问道：“你是跟哪位大人的？”
“泽爷！”他操着南方口音回答。
卫兵再问：“泽爷的长随我都熟悉，怎么从来没见过你。”
“我是新进府的。”说罢他就要硬闯。
卫兵则伸手拦阻。这个仆从往包袱里伸手，像要摸什么东西。正在这时，机车与车厢挂节，咣当一声，车身猛地一退，年轻仆从抱着包袱碰在门框上，只听轰的一声巨响，三、四节车厢相接处被掀去了车顶。挡在过道的卫兵和抱包袱的仆从当即被炸弹炸死。五大臣有人受伤，车厢内一片混乱。最年轻的出洋大臣载泽一摸脖子，摸出一手血，他慌乱地问身边的徐世昌道：“菊人，我脑袋还在不在？”
徐世昌镇定地回道：“国公放心，脑袋还在。您手上的不是您的血。”
五大臣中绍英受伤最重，右股被一块弹皮炸伤，端方、戴鸿慈受了轻伤，徐世昌仅官帽和袍带被弹片刺破。载泽并未被炸弹炸着，却在慌乱躲藏中擦破了头皮。刺客本人当场毙命，五大臣的仆从及护卫有四人被炸死。
五大臣仓皇逃回各自府中，京城戒严，慈禧令步兵统领、顺天府尹限期破案。京城工巡总局管理事务大臣肃亲王善耆在京城也组建了巡警，此时也参与到案件的调查中，但调查了三天却茫无头绪。慈禧十分不满，令袁世凯从天津巡警中抽调人马进京帮忙破案。此事自然交给赵秉钧，袁世凯对他说：“这可是真正钦点的大案，是个好机会，也是个关口，你要是破了案，我保你换顶戴；你要破不了，你这几年办巡警就是浪得虚名，以后再保你，太后说一句，这个赵某人连个案子也破不了，袁世凯还有脸保他升官？你懂不懂？”
赵秉钧回道：“按理说，天下没有破不了的案子，只有功夫到不到。凶手已经被当场炸死，只有撒出人手去捞线索。我得请宫保允准，把‘杨梆子’的侦探大队全带去。”
杨梆子原名杨以俭，山东人，十几岁时跑到天津在盐商王锡瑛家里打更，得外号“杨梆子”。后来老龙头火车站通车，王锡瑛把他推荐到站上卖票。他为人机警，有见人一面过目不忘的本事。火车站的小偷，他打眼一看就能从人群中认出来，以致有人在车站丢了东西，就请他帮忙与小偷沟通讨回。赵秉钧听说车站有这样一个奇人，就把他招到了侦探队。当时天津正被一个叫张立三的飞贼闹得鸡犬不宁，此人会飞檐走壁，来去无影，从无人识其真面目。赵秉钧对他说：“你要是抓住了张立三，我立马升你为侦探队长。”
杨以俭调阅卷宗，发现张立三也算得上侠盗，除了偷盗金银首饰，从不为非作歹。他分析认为，张立三偷了金银首饰，必定要到当铺去兑现银，因此必与当铺有勾结。所以他从当铺下手，软磨硬泡，威胁加利诱，终于迫使几家当铺答应与他合作。结果有一天张立三前来销赃时被抓个正着。
杨以俭欣赏张立三的一身功夫，便道：“你有此本领，何不到巡警队里来帮我办点正事，总比做贼强。”
张立三身上没有命案，赵秉钧同意招抚，成了杨以俭的得力助手。
赵秉钧带着杨以俭及他的侦探队到了京城，先到步军统领衙门停尸房去看凶犯尸体，胸口已经炸烂，幸好脸面还完整。问问近几天来的破案办法，在赵秉钧看来简直是无头苍蝇，唯一靠点谱的是请客栈老板来辨认，是否是自己的住客。但老板怕担责任，就是在自己店里住过，恐怕也会拒不承认。他和杨以俭商量办法，决定把凶犯拍了面部照片，到客栈、妓院等处请人帮着认。既然凶犯是南方口音，必定在京城住过，这种不要命的差使肯定不会住在亲友家里惹祸，住处必定是客栈或妓院。
杨以俭把他侦探队的人放出去，这些人最大的特点就是善于与街面上的混混打交道，请他们帮忙，结果第四天就有了结果。有一位姓马的侦探在前门外西顺城街口请一个小女孩辨认，小女孩说：“这是吴叔叔。”
马侦探大喜过望，连忙给小女孩买了一把糖葫芦，带他去了见过“吴叔叔”的客栈。小女孩把他们引到不远处的桐城会馆，找到一个中年男人道：“爹爹，这些人找吴叔叔。”
中年男人是桐城会馆执事吴士禄。
赵秉钧立即亲自审讯吴士禄，吴士禄知道瞒也无用，将他所知道的和盘端出。照片上的人的确在会馆住过，叫吴越，是安徽桐城人，著名学者吴汝伦的侄子。事发前他到会馆来，说是有事公干。等出事后吴士禄到步军统领衙门停尸房认尸，一眼就认出了他。但怕受到牵连，因此没有承认。回来后立即搜检吴越的住处，发现了他留下的《意见书》。吴士禄以为人已经炸死，侥幸期望官府会不了了之，没想到会因自己小女儿一句话而泄露。同时他又供出，吴越应该还有个同伙，事发前一天晚上，两人谈至深夜。第二天一早，两人告别时说过事后天津见。
赵秉钧问同伙姓什么，哪里人，吴士禄只听吴越介绍说叫张榕，具体哪里人不知道，听口音应该是辽宁一带。
赵秉钧和杨以德立即带侦探回到天津，密查辽宁口音、二十岁左右的男子，结果第二天半夜就在侯家后的妓院中将隐蔽在那里的张榕抓获。张榕是辽宁抚顺人，家资巨富，曾在北京俄文馆学习，认识了吴越。据他说，吴越参加了革命党组织的“北方暗杀团”，到北京本来是打算刺杀铁良，正遇到朝廷要派五大臣出洋，因此改为暗杀五大臣。张榕配合吴越于当天潜入前门外火车站，但因为人潮涌动，两人被挤散了。事发后按照约定他逃到天津躲藏，等着吴越前来会合。他也听到过刺杀五大臣“凶犯”被炸死的消息，但不能确信，又怕回家连累家人，因此一直躲藏在天津妓院中。
赵秉钧将案情向袁世凯汇报，同时将吴越所遗《意见书》呈上。吴越为什么要暗杀五大臣，《意见书》给出了答案。《意见书》中说，“予西观欧洲，东观日本，见其革命之先，未有不由于暗杀而布其种子者。”“暗杀虽个人而可为，革命非群力即不效。今日之时代，非革命之时代，实暗杀之时代也。暗杀为因，革命为果。”“我同志诸君，苟持此暗杀主义以实行之，满族虽众，而杀那拉、铁良、载沣、奕劻诸人，亦足以儆其余。满奴虽多，而杀张之洞、岑春煊诸人，亦足以惧其后。杀一儆百，杀十儆千……”
在袁世凯看来，五大臣考察政治，是为了大清能够借鉴欧美日本的先进政体，举国都是抱以很大希望，吴越刺杀他们实在没有理由。《意见书》中也给出了答案。原来，吴越开始也深信康梁的君主立宪为救中国之途，但后来受到革命党的影响，“于是思想又一变，而主义随之，乃知前此康梁之说几误我矣。此辈皆为半睡半醒之满洲走狗”。“立宪主义徒堕落我皇汉民族之人格，侮辱我皇汉民族之思想。吾辈今日非极力排斥此等谬说，则吾族无良、死心塌地归附彼族者必日加多。敢以区区之心，贡献于我汉四万万同胞，必能协心并力，抱持唯一排满主义之团，建立汉族新国，则某虽死犹生。”
吴越的暗杀名单，竟然包括慈禧、载沣等人，此事非同小可，袁世凯立即进京面见奕劻，奕劻听了之后叹道：“怪不得自去年以来连发暗杀事件，原来是革命党的预谋。”
去年广西巡抚王之春在上海遭遇暗杀，躲过一劫，凶手万福华被捕；今年春，铁良回京前在河南彰德遇刺，长随替他挡了枪子。
袁世凯分析道：“王爷，吴越这一案有两件事情值得我们留意。一是康梁和革命党不是一回事。从前我们认为，康梁就是革命党，革命党也就是康梁余孽。如今看来，两者不是一回事。康梁支持君主立宪，还是希望维护大清的帝制。而革命党的目标就是推翻朝廷。他们手段分两步，第一步就是自去年开始的暗杀活动，通过暗杀让人人自危。第二步则是推行革命，也就是组织叛军，直接与朝廷对阵。”
“对对，如此看来，康梁还不算丧心病狂。”
“第二件值得留意的是，推行宪政是与革命党争夺民心的办法。革命党就是怕朝廷推行宪政，他们失去了蛊惑民心的借口，所以才暗杀五大臣。所以，大臣出国考察政治不但不能退缩，反而应当尽快成行。”
“是，此事我可以鼓动太后。”
“王爷，您不是外人，我说几句不能对外人道的话。如今外有强敌环伺，内有革命党人兴风作浪，大清形势岌岌可危。推行宪政可能是大清国祚得以延续的最后机会，如果宪政成功，各项新政推行有效，国力增强，百姓维护，外敌不敢觊觎，革命党人敛手，大清或者可能像病重的人得以康复，幸得人生第二春。如果宪政不能推行，百姓对朝廷失望，革命党人争取到了民心，那时候乘势作乱，星星之火，可能燎原，大清难免再次陷入内乱之中，就是曾涤生再生也无济于事。更怕的是列国以保护侨民、教民、维护商业利益为名派大军前来，大清被瓜分豆剖，便有灭国灭族的危机！我们这些人有无葬身之地不去说，绵延数千年的中华文明断送在我辈手中，这是多大的罪孽！”
奕劻想想自己在外国银行的巨额存款，想想眼前的锦衣玉食，再回想当年义和团大闹京津、八国联军进北京的情形，禁不住倒吸一口凉气道：“慰廷，你我可要好好维护，这种情形千万不能出现。”
袁世凯是急得焦头烂额：“我是心急如焚，之所以在直隶推行各种新政，就是期望能让人看到大清的希望，能够得以维护延续。可是，又难免让人说我揽权。我如今是体会到李文忠公当年坐镇直隶的况味了。”
“我又何尝不是！这些不去说它，慰廷，革命党如此丧心病狂，把太后及亲贵大臣以及地方督抚都列入暗杀名单，你像我天天要上朝，防得了今日防不了明日，躲得了初一如何躲过十五？慰廷你得拿个主意。”
袁世凯正在等着这句话：“王爷，除了加强防卫，实在没有更好的法子。但还以老办法靠步军统领等来维护，恐怕难以胜任。天津自推行巡警制度以后，治安大为好转，抢盗案件大为减少，绅商洋人无不交口称赞。不但京城应该实行巡警制度，就是各省也应当实力推行，严查户口，分别良莠，既维护治安，又预防革命党人潜伏，这既是治标之策，也是治本之策。”
“我也正有此意。善耆管理的工巡局也设有巡警，但效果了了，这次如果不是赵秉钧前来帮忙，恐怕破案无期。我有个想法，朝廷成立巡警部，调赵秉钧任侍郎，兼管京师治安。”
“直隶巡警还要靠赵秉钧，可我拎得清轻重，王爷要调人，我当然要放手。再说，到王爷手下也是他的造化，我回去就把王爷的提携之意告诉他。”
袁世凯这句话奕劻是这样理解的：赵秉钧得信，必有一份“心意”表达。
巡警部宣布成立相当迅速，袁世凯回到天津当天，旨意已下，此时五大臣被刺刚过去半月。巡警部尚书是徐世昌，侍郎两位，左侍郎是镇国将军毓朗，右侍郎就是赵秉钧。按慈禧的要求，赵秉钧交代完直隶巡警事务后立即上任。上任前他带杨以俭来见袁世凯，袁世凯知道杨以俭在这次破案中立了大功，问他有没有功名，结果什么也没有。袁世凯说：“你没有功名底子，我怎么保你做官？”
杨以俭仔细想了想道：“家兄捐过同知衔，但一直做生意，没什么用场。”
“那好办，你们兄弟俩换换名，你家兄的同知衔就有用了。”
杨以俭的哥哥叫杨以德，兄弟二人就将名字换了过来，杨以俭就成了杨以德，很快被袁世凯保为知府任用。
大臣出洋的事并未因为吴越刺杀而放弃，革命党反对立宪，在慈禧看来说明立宪对朝廷的确有好处。而上海等地的报章连续发文，支持继续派大臣出洋考察，推行宪政。《申报》刊登《论五大臣遇险之关系》一文，认为炸弹案的发生无异于警示清政府宪政改革万不能缓：“今日爆裂弹之一掷，实不啻以反对党之宗旨大声疾呼于政府，俾知立宪之有大利于皇室，而不可不竭力以达成之……慑于彼党之一击而踌躇，不定其政策，日后危险之爆发将有百倍于此者。”
身历其险的考政大臣一反此前对宪政改革缄默之态，以端方为首联衔奏请两宫明降谕旨，宣布立宪改革。端方，字午桥，号陶斋，满洲正白旗人，以思想开明著称。戊戌变法时出任农工商部尚书，曾经一天连上三折，深受光绪的赏识。变法失败，农工商部被撤销，他的尚书一职也被革去。等两宫西狩后痛定思痛，推行新政，端方得以复出，代理过湖广总督、两江总督，去年出任湖南巡抚。署理两江总督时创建暨南大学，大批派留洋学生，任湖南巡抚半年内又创建小学堂八十多所。他本来是内召出任闽浙总督的人选，正赶上朝廷要派大臣出洋，就被选为五大臣之一。如今他提出了以十五年为期实行宪政的方案，并征询督抚意见。两江总督周馥、盛京将军赵尔巽复电支持，两广总督岑春煊不但极力支持推行立宪，而且认为十五年太长；久经宦海而老成持重的张之洞却复电认为降旨立宪未免过早；袁世凯讥讽“香帅此时又耍起模棱两可的惯技”，但他自己也只是回电“表示同情”。同情不是同意，可以理解为并不支持，也可以理解为并不反对。他比张之洞，其实更模棱。
端方对袁世凯在直隶的新政十分赞赏，在两江、湖南巡抚任上都曾经派员前往学习。他已经从慈禧口中得到将继续派员出洋的确信，只是何时起程尚未确定。他要在走之前了结一桩心事：与袁世凯结为亲家。
此事端方托袁世凯的亲家、两江总督周馥牵线，想把他的小女儿嫁给袁世凯的第五子袁克权。袁克权是二姨太——朝鲜李氏所生，极为聪明，而又敦厚，深得袁世凯喜爱。袁世凯接到周馥的电报有些犹豫，他对满人怀着一份轻视，而且端方不知藏锋敛锐，难免将来倒霉。不过，恰好来探望袁世凯的杨士琦却不以为然：“宫保到了目前地位，无论是固位还是求百尺竿头再进一步，都必须广结奥援，尤其满人亲戚很值得结两个。至于午桥的性情，会不会招祸暂且不论，就是招祸，只要不是大逆不道，也不至于败到哪里。宫保可以先答应下来，先做个约定，至于正式定亲，不妨以孩子尚小为由拖一拖。”
袁世凯还在犹豫，杨士琦又劝道：“宫保要与瞿子玖之辈争短长，有一项无法与之相比：他是正途出身，又做过多次乡试、会试主考，真称得上门生遍天下。官场上特别重视师生关系，说是尊师重道，其中真正缘故，无非是师生结奥援，互相提携。当年李文忠公坐镇北洋，却斗不过纸上谈兵的翁同龢，原因就在于此。”
这话一下打动了袁世凯。的确，瞿鸿禨有一批得力的门生，平时好像没什么，但一到关键时刻，瞿鸿禨便有一呼百应之势，门道就在这里。
杨士琦见袁世凯已经入耳，继续劝道：“宫保没有门生，但子女枝繁叶茂，好好经营，儿女亲家也不失为得力奥援，未必就比瞿子玖势孤。”
“受教，受教。”袁世凯当即拟定电报回复周馥，很愿高攀这门亲事。
出洋考察依然是五大臣，不过人事稍有变更。徐世昌因为出任巡警部尚书，百端待理，不能出洋；商部右承绍英受伤未愈，两人均不能成行。补进来两人，一个是曾经出使日本、如今任太常寺卿的李盛铎，一个是山东布政使尚其亨，两人都较早主张推行宪政。
五大臣起程前，奕劻在府上宴请各国公使兼为五人送行，这次宴会酒馔并用中西，席间还以军乐伴奏，相当洋化，这要在从前，非被清流交章弹劾不可。但如今京师的舆论和风气已经相当开化，不但无人攻击，且报章是以赞赏的口气来报道。
袁世凯也受邀赴宴，他倒不是专程从天津赶来，因为他人就在北京，正在与日本人谈判。
日俄对马海战后，双方都迫切希望尽快和谈。俄国因为惨败，国内局势相当不稳，继续战争十分困难；而日本虽然取得胜利，但损失也相当大，而且欠下巨额战争借款，实在无力继续打下去，也愿意见好就收。日本秘密向美国总统罗斯福提出调停的要求，罗斯福乐于接受，条件是日本承认维持满洲的门户开放，并且把满洲的领土交给中国。当然，美国并非是为中国着想，而是满洲在中国人手中，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较易实现，美国资本也能够不受限制地进入。而满洲如果完全落入日本人手中，对美国未必是好事。
日俄双方于8月10日开始在美国新罕布什尔的朴次茅斯正式谈判。日本的胃口相当大，不仅要沙俄在朝鲜和满洲让步，还要求割让库页岛，赔款十二亿日元，把在中立港口避难的俄国军舰移交给日本以及限制俄国在远东的武装力量等等。这激起了俄国主战派的反对，坚持“不赔款，不割让俄国领土”，否则将与日本再决胜负。俄国虽然战败了，但并未损失一寸土地，在满洲的军队人数上仍然占据优势，如果彼此死磕下去，后果对双方都是灾难。谈判陷入僵局后，美国从中调停，促使双方都做了让步。二十多天后，日俄正式签订了《朴次茅斯和约》。和约规定，俄国承认朝鲜为日本的势力范围，把旅顺、大连租借权和东清铁路南端支线（长春到旅顺）的权益让给日本；把库页岛的一半（北纬50度以南）割让给日本，日本享有在俄国水域捕鱼的权利。为了兑现战前尊重中国主权的承诺，条约中规定，两缔约国互约，涉及中国的内容，须商请中国政府允诺。
日本国内舆论对战争的胜利已经作了铺天盖地的宣扬，吊起了国人的胃口。十年前的中日甲午战争，日本获大清赔银两亿三千万两，折日洋三亿四千多元，同时还有朝鲜独立和割让台湾、澎湖。而此次日俄之战，日军损失及战争经费都十几倍于甲午之战，却未得任何赔款，就是俄国人在满洲的铁路权益也未全部让与日本。《朴次茅斯和约》中规定：“俄罗斯政府允将由宽城子（长春）至旅顺口之铁路及一切支路，并在该地方铁道内所附属之一切权利财产，以及在该处铁道内附属之一切煤矿，或为铁道利益起见所经营之一切煤矿，不受补偿，且以中国政府允许者均移让与日本政府。”而由长春向北到哈尔滨，由哈尔滨往西到满洲里，往东到绥芬河段的东清铁路权益，仍然归俄国人。
日本谈判代表团最初提出的是整个东清铁路权益，但俄国人不答应，认为割让铁路的范围应以双方交战范围划定。在奉天会战时，日军派出了一支不到两百人的骑兵部队和两百人的所谓马队（即招抚的红胡子骑兵）长途奔袭，打算到哈尔滨去炸掉松花江上的大桥，以截断俄军的后方供应。但哈尔滨实在太远，路上又遇到俄军大兵团的增援部队，于是临时决定炸掉了宽城子（长春）南的新开河大铁桥，以阻滞俄军增援兵团的行军。因此双方的交战区最北就划定在宽城子，俄国转让给日本的东清铁路权益，也就以宽城子（长春）作为起点。
对这个谈判结果，日本人相当失望、愤怒，谈判代表团回国时，车站发生骚乱，代表团团长小村寿太郎险些被愤怒的浪人殴打。但和约已经签订，违约再战并不现实，日本朝野所希望的，就是在接下来的中日谈判中，能够获得新的权益。
中日之间的谈判，是从1905年11月7日开始的，地点在北洋公所。中方的谈判代表为：全权代表军机大臣兼总理外务大臣庆亲王奕劻，军机大臣兼署外务部尚书瞿鸿禨，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袁世凯。随员为署理外务部右侍郎唐绍仪、商部右参议杨士琦、外务部右丞邹嘉来、翰林院检讨金邦平、商部主事曹汝霖。日本全权代表为外务大臣小村寿太郎、驻中国公使内田康哉，随员为外务省亚洲局长山座元次郎三人。
小村首先简单致辞：“此次日俄不幸开战，且在中国领土之内，日本政府深致歉意。日俄已签订和约，俄国让给日本的旅顺、大连租借权，及东清铁路由宽城子至奉天一段，又在中国领土之内，为尊重中国主权，故特来请求中国政府加以承认。此次会议事项，均为既成事实，商议起来应当会很顺利。”
袁世凯代表中国代表团致欢迎词：“日本政府信守战前承诺，尊重大清东北主权之完整，特派代表团到大清来会议，我受庆亲王之托向日本代表团表示欢迎。中日同为亚洲近邻，一衣带水，应当世代友好，共同面对世界之挑战。我祝愿中日双方本着互相尊重、睦邻友好之原则，谈判取得圆满结果。”
这时庆亲王说道：“小村阁下，内田公使，很抱歉，我年纪大了，精力不济，事情又多，今天不能奉陪，以后也不能常川出席，还请两位原谅。一切都由瞿、袁两全权代表具体来谈。”
庆亲王退席，众人都站起来相送，他双手虚压：“诸位请坐，都不要动。”
会议这才正式开始，小村寿太郎道：“为了便于谈判，本国政府已经准备了一个大纲，希望双方能在这个大纲的基础上尽快达成一致。”
瞿鸿禨排名袁世凯前，将大纲接到手中，一看日本人竟然提了十一条要求。除第一条日、俄军队撤出后由中国在该地方布置行政机关以维持地方秩序，第十一条“满韩”交界陆路通商彼此应按照最优国之例办理，第六条中国承认俄国转让给日本的“南满”利益外，其余八条要么是对中国主权的干涉，要么是对中国权益的掠夺。比如“中国政府在东三省各地方保护在日俄战争中阵亡的日军将士的坟茔以及立有忠魂碑之地”，再如“中国政府无论如何措辞，非经日本国应允，不得将东三省地土让给别国或允其占领”，又如“中国政府应允战争期间日本修筑的由安东至奉天省城、奉天省城至新民屯的铁路仍由日本政府继续经营”，还有“中国政府将与朝鲜交界的中国鸭绿江沿岸的森林砍伐权让与日本”“中国政府允许各国船只在辽河、鸭绿江、松花江以及各该支流任便驶行”“中国政府允将奉天省沿海渔业权让日本臣民”。
不是说好的只谈俄国让与日本的南满铁路及旅大的权益吗？怎么出来了十一条之多？瞿鸿禨一看就蒙了，心中有气，又不能发作，把大纲递给袁世凯低声道：“慰廷，日本人真是岂有此理。”
日本人一直就是如此。袁世凯早有预料，看了一眼提纲便道：“俄国转让的只有南满铁路及旅大租借权，其他要求，均不应谈判。”
“虽是十一条要求，但其实都是与南满铁路及旅大租权密切相关，不应视为新增权益。而且，日本为了帮助中国赶走俄国人，付出了巨大牺牲，中国有所报偿也是理所应当。”小村寿太郎道。
“要论损失，大清的损失也极惨重，东北百姓何辜，只因日俄在我国土开战，多少人流离失所，多少人家园被毁，又多少人失去了亲人？自旅顺逸北，直至边墙内外，凡属俄日大军经过处，大都因粮于民，纵横千里，几同赤地。”袁世凯据理力争。
小村一口回绝：“战争造成的损失，例由战败国赔偿，中国应当向俄国索赔，而不是日本。”
“大清向俄国索赔，不在本次谈判范围，所以只谈应与贵国相谈的内容。在战争中，大清对日本多有帮助，日本更不该提出额外的要求。”袁世凯针锋相对。
小村又道：“对贵国的帮助，本国十分感谢。本国军队付出巨大牺牲，赶走俄国人，只从俄国人手中取得旅大租地和南满铁路相关权益，战前被俄国人占据的其他土地，日本一寸未取，尽还于中国，正是日本敦睦友谊的体现。试问宫保，俄国出兵十几万，几乎占据了整个满洲，如果不是日本出兵，中国可有力量驱逐之？”
“大清有无力量驱逐之，亦不在本次谈判范围。尊重大清东北主权完整，是日、俄两国都在战前声明的，无论日俄哪一方取胜，都将东北主权归还，这是列国所共同见证的。所以日本不占据大清领土，是信守当初的承诺。”
行家一伸手，便知有没有。两人一番唇枪舌剑，彼此都知道对方是难缠的对手。而瞿鸿禨也暗自佩服袁世凯的机智和口才，此人连个秀才功名也没有，但的确不是平凡之辈。而对袁世凯自顾逞口舌之利，不与他商量一句，就与小村剑来枪往，又把他这个军机大臣置于何地？心中不快，一副冷眼旁观的神情。此时见两人都住了嘴，便插话道：“不如先谈俄国让与日本的权利。”
小村立马拒绝：“俄国让与日本的权利，只需在条约中说明，经过中国政府承认，无须谈判。”
袁世凯道：“俄国租借旅顺大连及建设东清铁路，均定有年限，贵国系继承俄国之权利，应将俄国已享之年限扣除，为日本继承之年限。”
小村略有辩论，但袁世凯的意见无可辩驳，也就表示同意。
“这一条是否可以表述为，日本国政府承允，按照中俄两国所订借地及造路原约实力遵行。嗣后遇事，随时与中国政府妥商厘定。”
小村表示同意，同时要求：“约条中也相应表述，俄国遵照日俄协议让与日本之权利，中国政府概行承允，并无异议。”
双方均表同意。此时已到五点，双方确定以后每日开会自下午二时至五时，于是散会。
当天晚上，袁世凯宴请日本代表团。宴会结束，他把唐绍仪、杨士琦留下道：“日本人在俄国转让的权利外，又提出七八条要求，将来当然要一条条辩驳。日本可以提要求，我们也应当提要求。你们今天晚上就议一下，也提出几条要求来，明天也提交到会议上，作为双方谈判的基础条件。不然只允日本人狮子大张口，我们也太被动了，说得难听点，我们也太好欺，太蠢了。”
第二天上午，庆亲王传出话来，他出宫后就回府，约袁世凯府上见。
袁世凯提前到奕劻府上等，十点多奕劻才回来，一进门就道：“这天真是要命，热死人了要。”等他换下公服，穿上一身短打后又道，“慰廷，你也不是外人，我就不以待客之道了。”
“王爷请便，何必讲虚套。”
袁世凯把今天将提交到会上的几条递给奕劻，奕劻看罢道：“很好，不能任由日本人提这提那，既然是谈判，我们也要提条件。慰廷，这几条让双目看了吗？”双目就是瞿鸿禨。
“还没有。”
“还是让他先看了再提出来。今天叫起，对你自作主张颇有意见。”
袁世凯对此也十分不满：“王爷，他一句话不说，总不能任由日本人信口开河。那还成其为谈判吗？行与不行都要争一争，这才是谈判不是？”
“丑人多怪。他去谈判，无非是个摆设，不过这个摆设是太后派去的，你还不能不把他当尊神。这样也有好处，避免将来他骂咱们丧权辱国。他全程参与了，卖国也有他的份，这就比李文忠当年少吃一份哑巴亏。”
“王爷放心，往后开谈，我每说一句话，都问他一句：是不是这样瞿军机？这样行不行瞿军机？”奕劻看袁世凯表演的神情，被逗乐了。
下午继续谈判，袁世凯就日本从俄国手中接手的旅大租借及南满铁路的相关权益提出了几条限制性条款，目的是限制日本将来在东北的扩张。提出的这些新条件，他征求瞿鸿禨的意见，瞿鸿禨表示他亦有此议。但小村寿太郎表示反对，认为昨天已经就此事达成一致，为何又新提条件？袁世凯认为，这些条件与昨天原则同意俄国转授的权益并不矛盾，而是为了更明晰这些权益的界限。
“中国所拟一切内容在中俄条约内已有明文，没有重新制定的必要；另一些内容则属于新立之限制，更无道理。日本以艰苦之战争获得之权益，中国应行照准，其他枝节问题概不可争论。”小村寿太郎的态度相当霸道蛮横。
从太后到瞿鸿禨及袁世凯都知道俄国私相授予日本的旅大和南满铁路的权益已经无可挽回，袁世凯新提的限制性条约，不过是作为表示中国不会将权益轻易相授的策略，小村寿太郎如此坚持，双方也就不再争议。但小村寿太郎又有新的要求，为保护南满铁路利益起见，中国不能再建与南满铁路平行铁路。
袁世凯反问：“若中国不能造与南满路平行线，日本亦应不再造平行铁路。而且，平等线也应该有一定限界，是一二百里内，还是三四百里内？”
小村回道：“满洲地方辽阔，人烟稀少，即使远隔，亦同样有妨害，中国、日本都不应造平行线。但若与南满连接之铁路，应当视地方发达情形，可以添造。”
“日本继承的权利，仅限于长春以南的铁路，并不包括将来添造之路，若越此范围，这是另一问题，不能并为一谈。当年许与俄国的只是东清铁路，没有包括其他支路，日本无此项权利。”袁世凯又转头问瞿鸿禨，是不是应当如此。瞿鸿禨点头表示同意。
这时，日本驻华公使内田康哉道：“添造铁路，为开发地方，便利交通，增进繁荣，这是于中国有利的事情。”
袁世凯则回道：“若为开发地方交通，彼此均应同意，但不能与南满并为一谈。”
小村抓住时机追问：“那么，贵全权是同意可以添造支线了？”
袁世凯针锋相对：“添造铁路，彼此同等，若为开发地方，大清亦可随时斟酌情形添造，日本不能提异议。”
小村依然拒绝：“不然，在南满范围添增修铁路，总是妨害南满路利益，有与南满路竞争之嫌，中国自不应随时添造。”
袁世凯追问：“若彼此同意，总应该可以添造吧？”
小村与内田附耳讨论后道：“若日本同意无问题，但不能与南满平行。”
折中之中，袁世凯打破了日本欲垄断南满铁路修筑权的企图，争取到了中国在南满可以添造铁路的权益。
这时，唐绍仪插话道：“造铁路有关中国主权，日本方面如不得中国同意，不能随时添造。”
小村回道：“自然要同贵国商量，日本决不至于像当年俄国对贵国的情形，贵国不必顾虑。”
这一来，日本在修筑铁路上又占据了主动，唐绍仪自觉言有语病，却一时想不明白问题出在哪里，又重新声明：“造路而不得中国许可，总是碍及主权。”
“我只重在南满利益有关之一点，故与南满铁路利害有冲突之线，中国不应添造。”这一下，小村又把袁世凯刚刚议定的经日本同意中国可添造铁路的意见推翻了。但唐绍仪并不驳辩，遂成定议，列入会议记录。接下来又议安奉铁路的问题，一直议到下午五点，难成定议。
当天晚上，袁世凯请中方谈判人员在北洋公所吃晚饭。因为有部分人员曾经出国留学，对西餐情有独钟，因此袁世凯特意把天津行辕的西餐厨师带来，弄了一桌中西结合的晚宴。但袁世凯本人从不吃西餐，也几乎不喝酒，他的饮食几乎千篇一律。
今天晚上他正在剥鸭皮的时候，听到商部的曹汝霖问唐绍仪：“唐先生，小村本已同意得日本同意大清亦可添造铁路，后以先生提出主权问题，小村即改变口调，单说大清不能在南满添造铁路作为定议，那时何以不驳问？”
袁世凯听到这个年轻人初生牛犊不怕虎的问题，就佯装专心吃鸭皮，却竖起耳朵仔细听。唐绍仪听了后辈的责问，顾不得外交官的忍耐，有些气急败坏道：“外交上说话不在乎多，我提出主权问题，这是扼要的话，既认我主权，他们自然不能单独行动了。”
唐绍仪是答非所问，曹汝霖看他盛气凌人，不便再言，埋头吃饭。
第二天上午，袁世凯就派人持他的名帖到商部约曹汝霖下午早点到北洋公所，有话请教。
下午谈判时间是两点开始，曹汝霖一点就到了，到袁世凯的签押房去谈。曹汝霖略有些紧张，袁世凯却是相当热情，请他在对面的沙发上就座。
话题是由袁世凯请教曹汝霖的家世开始。曹汝霖祖籍浙江，生于上海，幼年入私塾，后去汉阳铁路学堂读书。八国联军进北京那年，他去日本政法大学留学。去年才回国，参加学务处针对留学生的考试，获得第二名，受到慈禧、光绪召见，授职主事，归商部候补。
袁世凯转入正题道：“昨晚听你与唐少川对话，很有见地，受教得很。”
曹汝霖回道：“是我太孟浪，众人面前不该直揭长官的短处。”
“你问得很有道理。我抓住机会与小村辩论，争取到与日本在南满有同等的筑造铁路之权，那就会对日本在南满权益的扩张形成牵制。将来如果大清接造铁路日本人不同意，那么日本人想造，我们也可以反对。经少川一插嘴，小村立即表示日本接造铁路一定征求大清的同意，反而成了日本的专有权利。我当时不能不给少川留些脸面，因此也不能与小村争。”
“现在还有一个挽回的办法，那就是在条约中不提接造铁路的问题，只说按照当初与俄国所订借地及造路原约遵行。反正中俄条约中也没涉及接造铁路的事，日本人要接造，就是约外行事，主动权还是操在我们手中。”
“真是高见，以后谈判时若有好的建议，不便明言的话不妨传递纸条。”
袁世凯又就中方极为关注的日本撤兵时限、铁路留守日军人数等问题进行了讨论。
当天下午，讨论安奉铁路（安东县至奉天）问题。这条铁路是日俄战争期间，日本为了迅捷地从朝鲜调运物资、部队而抢修的军用窄轨铁路，自中朝交界的安东县经由凤城、下马塘、本溪桥头至奉天苏家屯，全长两百余公里。该线东西向横穿辽东南部，其价值和重要性仅次于长春至旅顺口间铁路。日本建造这条铁路时并未得到中国的允许，战后自应拆除，但日本却提出进行改造。
袁世凯知道让日本拆除该铁路的想法很难实现，因此就在使用年限、用途上提出了限制。他提出以五年为限期，到期后将该铁路拆除，或者请一公平估价人对铁路估价后售予中国；同时，该铁路必须“专运各国工商货物”，而且“所有中国官商货物由该铁路转运应按照山海关内外铁路章程价值给付，并准由中国政府运送兵丁饷械，可按东省铁路章程办理。”
小村则表示五年太短，提出经营年限设定为二十五年。双方讨价还价，当天没有结果。次日继续讨论，小村动辄以日本付出了巨大牺牲，将满洲几乎全部领土还给中国，中国却不肯在一条铁路经营权上让步，实在让人无法接受。倘若迁延下去，日俄都不能撤兵，那时候中方损失将不可估量。这显然是威胁，但实力不如人，面对**裸的威胁却没有良策，因此中方只好继续让步。最终双方确定：经营年限为十五年，另加改良竣工时间二年；铁路改良应由两国承办人员协商确定。
袁世凯最为关注的是日本在铁路沿线驻军问题，以他在朝鲜与日本人的交往经验，日本人诡诈多端，获得驻兵权必留祸患：“依照《中俄合办东省铁路公司合同》和《交收东三省条约》，保护铁路之事应由中方负责。俄国设立护路警察乃自行其是，并未得到中方允许，更何谈护路军队。外国军队在当地驻扎是十分危险的，所以还是应该由中方派兵保护铁路，日本应撤去护路军队。”
“日本政府始终无永久驻留此项兵队之意，现在之所以这么做，完全是为了日本不致陷于不利境地。俄方尚在铁路沿线驻有军队，日本怎能撤走军队？”小村果然要求驻兵。
“现在中日谈判，当然谈中日之间问题。铁路保护职责由大清负责，何必日本军队？因此日本应先将军队撤走。”
内田康哉又插话道：“日本舍国家命运为孤注与俄用兵，冒此极大危险、付出极大牺牲才得此胜利，中国却要日本先撤兵，道理何在？”
袁世凯则表示，日本撤走护路兵后，大清则会要求俄国也撤兵。双方相持不下，谈判数次，最后日本表示，如果俄国答应撤走护路兵，日本也将与俄国同时撤走。袁世凯知道，日俄都如此推诿则永无撤兵之日。
这样艰难的谈判，一直进行了一个多月。最后双方于1905年12月22日签订《中日会议东三省事宜条约》。日本最初提交的十一款，其中三款于中国有利未修改，其他的八条或者删除或者修改，就连瞿鸿禨也不得不承认，代表团已经尽了全力。然而，日本通过这一条约还是从中国获得了新权益，中国允许凤凰城（今辽宁凤城）、辽阳、新民屯（今辽宁新民）、铁岭、通江子等十六个地方开埠通商；中国允许日本政府继续经营安奉铁路；在营口、安东、奉天划定日本租界；中日合营公司采伐鸭绿江右岸地方森林。尤其是以护路为名，日本获得在东北驻兵权，以此条约为借口，逐渐形成规模庞大的关东军，埋下了巨大的祸患。
小村认为，日本战胜俄国，除了接手俄国的权利外，并未割中国一寸土地，中国应视日本为恩人，没想到在谈判中袁世凯锱铢必较、寸步不让，十分不满。谈判结束后，袁世凯设宴欢送。席散后，小村对曹汝霖道：“此次我抱有绝大希望而来，故会议时竭力让步，我以为袁宫保必有远大见识眼光，对于中日会议后，本想与他作进一步讨论两国联合对抗俄国之事，不意袁宫保过于保守，会议时咬文嚼字，斤斤计较，徒费光阴，不从大处着想，故联盟之意此时不宜表示。俄国野心甚大，我于议和时已经窥见，将来必将卷土重来。我两国不先为之备，必将同受其害。中国若能与日本联合，整军经武，力图自强，两国或可免受其害。我这次没有机会与袁宫保商讨此事，故与你略露此意，如有机会望先转达，倘袁宫保有意讨论，我当再来！”
曹汝霖回道：“近来微闻枢廷对袁宫保似有疑忌之意，在会议席上阁下亦可窥见一斑，此时进言，宫保岂敢作此主张。阁下对两国远见，深为感佩，容俟机会，再当奉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