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隶工艺总局督办、天津道周学熙带着厚厚一摞文稿来见袁世凯。
“宫保，我想在秋间举办直隶工业品展览会。”周学熙开门见山，“模仿日本大阪博览会的办法，一则可为直隶工业品谋求扩大销售的机会，二则可以开阔绅商眼界，促进直隶工商业的发展。”
闻言，袁世凯则有些担心：“缉之，你的想法我支持，只是能不能办得起来？如果届时参展的商品寥寥无几，面子可就不好看了。”
周学熙笑道：“宫保放心，自从宫保总督直隶、创办直隶工艺总局，直隶工业真称得上雨后春笋。宫保总督直隶前，直隶只有贻来牟机器磨坊、天津自来水公司、北洋硝皮厂和天津织呢四家商办工厂，资本不到百万元。如今直隶资本十万元以上的绅商办厂十家，万元以上的有十一家，五千元以上的有六家，共计二十七家；另外，还有不少五千元以下的工厂，工艺总局最近做了统计，直隶大大小小的局厂有八十余家，从事机器织布、瓷器玻璃、皮革、洋火、烛皂、制碱等等，总资本九百多万元。”
“这都是你们的功劳，工艺总局劝导有方，功不可没。”袁世凯满面笑容。
直隶工艺总局成立后，立即成立了实习工场，作为高等工业学堂的实习基地，而且招收学生，传授技术，保送来学习的，除直隶省外，奉天、蒙古、察哈尔、山东、山西、河南、陕西、四川、广东等省都有，总数不下六百人，自费者又有两百余人，两年多的时间，从实习工场毕业的学生近七百人。当然直隶最多，有四百余人。这些人要么进局厂成了技术人员，要么与人合资举办工厂，按周学熙的说法，成了“工业火种”。今年春天，周学熙又派劝工人员选带工师、机匠和纺织铁木机前往天津、河间两府，遍历五州县十三村镇，现场演示，谆谆劝导官绅讲求实业。
周学熙感慨道：“原本以为，穷乡僻壤，头脑不开化，不抱多大期望，没想到此行效果出乎意料，乡间的土财主已经有一百余人到实习工场参观。高阳李氏已经派子侄十余人到实习工场学习机织，并由铁工厂代购织机十架。如今好多人跃跃欲试，此时举办工业品展览会，邀请城乡有志实业者参观，对发展直隶工业大有好处。”
“中，你只要觉得有必要，我无不支持。”
“直隶的实业者都愿拿自己的商品到展览会上展览销售，不过他们有一项请求，希望能够免纳税捐。”
“展览会本是为了开阔眼界、养成风气，与平常的经营不同，那就免纳税捐好了。”
“我代直隶实业界感谢宫保支持。推行实业，养成风气最为重要，工艺总局打算发布《劝兴工艺示文》，鼓动绅商投资实业。”周学熙没想到袁世凯如此痛快，便把示文呈给他。
“中中。”袁世凯接到手里，阅到精彩处禁不住读出声来，“人之有财如鱼之有水，水涸则鱼枯，财去则民困，此自然之理也。吾国幅员之广，生齿之繁，甲于环球，而财力则异常缺乏。此由实业不振，而游民滋多。凡日用所需之物，莫不取给予外洋。民穷财匮，日甚一日，循是不改，贫民受困固不待言，即富者亦安有独全之理。”接着又讲投资的意义，“须知一乡有工场，则族姻子弟，乡里少年得以就近肄习；将来由一乡推之一县，由一县推之全省，人人闻风兴起，实力讲求，可使地无弃利，国无游民，贫者固不至终贫，富者亦永保其富。余资或存号生息，则虑倒闭；或远道经商，时虞拆阅，莫若以此项成本兴办工艺，不出村里，坐收厚利，启无穷之益而且拯救贫寒，潜除芜恶。论本人之名誉，则一方受惠；论地方之公益，则比户可封。此理甚显，何乐不为？”
周学熙的意思，打算在《北洋官报》上发表这个示文。袁世凯则建议不仅要在官报上发表，最好通过各府县工艺局广为散发，还可以通过各小学堂教师讲给学生听：“缉之，你一直说实业可以救国，我也是深以为然。这个思想应当从小学堂就开始灌输，我听范修说，日本小学堂就是这样。你不要以为小学堂多是孩子，对他们讲实业没用。不几年他们就长大了，转眼就是办实业的生力军，你说，这是不是事半功倍的事情？”
“宫保的办法，真正是事半功倍的妙招。”周学熙由衷地佩服。
为了鼓励举办实业，周学熙还有个提议，就是评选模范工厂，到直隶工业品展览会时予以表彰，分别颁发金奖牌和银奖牌。对这个提议，袁世凯也是一个字——中。
周学熙还有一个更大胆的想法：“宫保，我想把唐山细棉土厂重新启动起来，就叫启新洋灰厂。”
唐山细棉土厂是二十年前时任开平矿务局总办的广东人唐廷枢集股举办的厂子，生产的是洋人称为水泥、中国人所称的洋灰。当时唐廷枢的老家广东一带，开风气之先，进口水泥用于造桥、筑屋，他认为北方也有需求，因此聘请洋技师帮他开办了唐山细棉土厂，以为可以大赚一笔。没想到惨淡经营数年，赔累甚巨，后来只好弃之。袁世凯对唐山细棉土厂也略知一二，他对周学熙的计划并不看好：“缉之，当年唐景星赔进去了好几万两银子，你如今要接手，怎么有把握不会赔？”
周学熙很有把握地说道：“今昔形势不同。当初细棉土厂赔累甚巨，主要是用于造洋灰的石灰石全从广东北运，仅运费一项成本就很惊人。我请洋技师对唐山一带的石灰石进行化验，完全可以用作原料，无须从广东北运。其二，当年从外洋引进的立式转窑生产效率低，如今日本已经出了卧式旋转窑，价格便宜，而生产效率却倍于旧机。其三，当年洋灰无用武之地，如今正在大修铁路、港湾，洋灰需求量极大，就是民间也正在形成用洋灰建屋的风气，产品必供不应求。尤其是关内外、京张、京汉、正太、汴洛、道清、沪宁各铁路正在次第修筑，宫保以督办关内外铁路大臣的身份，知照各局，无须进口，只从北洋购进，既可以保障利权，又可扶持北洋的洋灰厂，其前景十分可观。”
听周学熙这样一分析，袁世凯也觉得大有可为：“缉之，你只要能保证质量不比进口洋灰差，我就可让京张铁路全用你的洋灰。至于其他的铁路，将来可以通过商部来协调，商部是振贝子主政，问题应当不大。到时候如果盈利可观，让商部的堂官及各铁路局的总办入股分红，那时候不用你去动员，他们就主动购买你的产品。”
周学熙信心更足，接下来详谈投资计划。他的计划是集资两万股，每股洋五十元，共计一百万元：“招股总需要时间，如果待股本招齐才动工兴建，则难免迁延时日。听说日本人也有投资洋灰的提议，所以启新洋灰厂必须赶在前头。天津官银号已经在直隶打出了信誉，今年已经吸收私人存款六十多万两，我想禀请宫保批准，由天津官银号先借给四十万元，以一年为期，商股招齐后归还官款。这四十万官款，还请宫保能在利息上稍予优惠，比如可否五厘或者六厘。”
天津官银号向外贷款，利息一般是八九厘，五六厘的优惠也能说得过去，袁世凯也痛快地答应了。
这时，电报房送来电报，周学熙于是告辞。
电报是出洋五大臣之一的端方发来的：
此次调查欧美各国政治，无不以宪法为其国本，故诸政可因时制宜，唯宪法则一成不变，是以上下相维，虽有内忧外患，而国本巩固不能摇也。鄙意拟奏请先行宣布立宪谕旨，以十年或十五年为期，颁布实行。一面规画地方自治、中央行政，以求民智之发达，而为立宪之预备。我公公忠体国，虑远谋深，必能观古今中外之变，为宗社人民之计，祈指示。
这封电报是发给各督抚征求意见，同时端方还有一封私电给袁世凯，说他即将离沪北上，届时望在津门一晤。
8月6日，端方、戴鸿慈到达天津。袁世凯设宴相请，席间说道：“考政团出国半年，今日平安归来，想必也是满载而归，略置薄席，以示祝贺和欢迎。”
康有为的同乡、户侍郎戴鸿慈回道：“要说到满载而归，绝非虚言。此行收获颇多，感慨颇深。”
五大臣考察团其实分为两路，戴鸿慈、端方是一路，他们从上海乘轮先到日本，而后到访美国、英国、法国、德国、丹麦、瑞典、挪威、奥地利、匈牙利、俄国、荷兰、瑞士、意大利，经埃及赛得港、亚丁、锡兰（斯里兰卡）、新加坡、中国香港再回到上海。载泽、李盛铎、尚其亨一路也是由上海先到访日本，再乘轮到访美国的旧金山、纽约，然后访问英国、法国、比利时，然后经苏伊士运河、吉布提、科伦坡、新加坡、西贡、中国香港最后回到上海。这些国家中，丹麦、挪威、瑞典、荷兰、瑞士都是在考察团出发后，听说了此事，临时邀请来访。中国考察团所到国家，一律都是最高规格接待。
考察团在上海的时候有过一次集议，确定考察的重点，就是各国的宪政。到了日本，考察团随员湖南人熊希龄建议，既然是考察宪政，应当找个对宪政有研究的人帮忙提供参考文件，其实就是找个枪手帮助准备考察报告，这一建议五大臣无不赞同。熊希龄有此建议，当然是心中已有合适的人选，他推荐的是老乡杨度。三年前朝廷举办经济特科，他第一场取一等第二名，但因为策论中有不满清廷的议论，被怀疑是革命党，不但未被录取，还有传言要被通缉，所以再度出洋到日本留学，入法政大学，专门研究各国宪政。孙文欣赏他的才气，曾经邀请他加入同盟会，但他不赞同暴力革命，对孙文道：“吾主君主立宪，吾事成，愿先生助我；先生号召民族革命，先生成，度当尽弃主张，以助先生。努力国事，斯在今日，勿相妨也。”
熊希龄找到杨度，他笑着道：“你且不必开口，我让你看样东西。”说罢出示一张纸，上写三个大题目：《中国宪政大纲应吸收东西各国之所长》《实行宪政程序》《东西各国宪政之比较》。
熊希龄拊掌大笑。
“诸位考察完后，三篇文章必定寄到上海，只是润笔费不知付不付得起？”当时已近年关，杨度囊中羞涩，而《东西各国宪政之比较》他要请梁启超来写，梁启超也正需要银子。
熊希龄听到梁启超的名字十分紧张：“一万两润笔费不成问题，只是不能与康梁沾边。”
“康梁也主张君主立宪，与你们考察目的相同，何必闹得势如水火？”
最后商定，梁启超可以写文章，但不能向外人透露。
“你告诉五位大人，放心到各国玩玩，回来后三篇文章必定如期寄到。”
考察团心里有了底，放心登轮赴美。宪政是考察团的首要考察目标，所以每到一国必参观议院、考察议会制度，让他们大开眼界。
戴鸿慈介绍道：“美国议院中的议员们，争论得不相上下，面红耳赤，及议毕出门，则执手欢然，无纤芥之嫌。英国的议员则分为政府党与非政府党两派。政府党与政府同意，非政府党则每事指驳，务使折中至当。意大利国任命大臣的权力操诸国王之手，但不称职的大臣，下议院可以提出控诉，上议院可做出裁判，或去或留，国王无能为力。各国都行宪政，又不尽相同，但有一点都是一致的，就是将立法、行政、司法分开，即英人所讲的‘三权分立’，如此政制相维，其法至善。”
“光孺兄真是一言中的，我最近也向英法美等国驻津领事请教过宪政，他们也说宪政的核心，就是三权分立。光孺兄是翰苑前辈，又数次充任考官，称得上门生遍天下，却不抱残守缺，倾心外洋宪政，真正难得。”
戴鸿慈是考察团一行中最年长者，时年五十有二。他科举十分得意，二十三岁就中进士点翰林，此后任过福建、山东、云南等省学政，又多次充乡试主考、会议阅卷大臣，像他这种经历的官员，大多思想守旧，因此袁世凯有此感慨。
“所谓百闻不如一见。从前我也对外洋国家不以为然，认为他们机器制造或长于我们，典章制度怎么可能与我们泱泱中华相比？这次出游，真是大开眼界，感觉从前不过是井底之蛙、夜郎之辈。”考察团的行程安排得很紧张，但再紧张也不至于错过“优游休闲”，所经过的著名都市都要趁机一游，不过这也有收获，“这次考察的国家，无论东洋日本还是美英法德，每至都会繁盛之区，必有优游休息之地，或公园，或万牲园，或图书馆，或博物馆，一即往游观，辄忘车马之劳，又可增益见闻。我在轮船上就和午桥商量，京城也应该建博物馆、图书馆，最急需的就是建个万牲园，从国外购买一批珍奇动物，供众人观赏。”戴鸿慈说完，又转头向端方说，“是不是午桥，我在轮船上是不是说过这话？”
端方一边吃菜一边点头，有点调侃地说道：“是是，光孺兄说美国人能把澳洲的袋鼠弄到美国，大清为什么不能？”
戴鸿慈却是一本正经：“宫保，别看是只小小的袋鼠，可以让国人认识到世界之大，无奇不有，不能夜郎自大，更不能做井底之蛙。”
“光孺兄见微知著，颇有道理。”袁世凯又对端方道，“午桥，你有何高见，不妨说来听听。”
“光孺兄所言，正是我所言，所以无须赘述。我和光孺兄起草了份折子，我们这一行的见解和建议，尽在折中。想请四哥帮忙看看，还有什么补充完善的。”端方入席后，一直没怎么说话，只听戴鸿慈侃侃而谈。
“好，我一定认真拜读，不懂之处再向两位请教。”
散席之后，端方打发人将他和戴鸿慈起草的《请定国是以安大计折》送到袁世凯的签押房。袁世凯小睡一觉，醒来即阅端方的奏折。这份奏折先回顾数十年来大清屡次战败的事实，而后分析原因，“通计此数十年外交之事，中国无一不处于失败之地，此其何故哉？自稍有识者论之，则曰，我之兵强不如彼，我之国富不如彼而已。然概观各国之土地人民，殆无一能及我国者，甚或土地小于我数十倍，人民少于我数十数百倍者。此其兵何以能强，国何以能富，必有其不易之道焉，而非论者之言所能尽也”。
这个奏折开篇以问题入手，容易引人思考，开笔不错。接下来论述根本原因，“盖世界政体，厥有两端，一曰专制，一曰立宪。专制之国，任人而不任法，故其国易危；立宪之国，任法而不任人，故其国易安”。然后再以俄、日为例，分析专制为何国易危，而立宪何以国易安，得出结论，“臣等以考察所得见，夫东西洋各国之所以日趋于强盛者，实以采用立宪政体之故。因而推之于俄国，其所骤然弱败者，实以仍用专制政体之故。更进而观于我国，数十年来之未臻富强，而外交无不失败者，亦与俄国有同一之理由，专制政体之国，尤无可以致国富兵强之理也。”“中国今日正处于世界各国竞争之中心点，土地之大，人民之众，天然财产之富，尤各国之所垂涎，视之为商战兵战之场。苟内政不修，专制政体不改，立宪政体不成，则富强之效将永无所望。”
不过，端方并不主张立即实行宪政，“中国数千年来一切制度文物虽有深固之基础，然求其与各立宪国相合之制度可以即取而用之者实不甚多。若贸然从事，仿各国之宪法而制定颁布之，则上无此制度，下无此习惯，仍不知宪法为何物，而举国上下无奉行此宪法之能力，一旦得此，则举国上下扰乱无章，如群儿之戏舞，国事紊乱不治且有甚于今日”。
大清非立宪不可，而速立宪又不可，该怎么办？参考日本自明治维新到实行宪政预备期二十三年的情况，他们提出大清应有十五年至二十年的预备立宪期。预备立宪期间，应当早定六事。一是举国臣民立于同等法制之下，即法律面前人皆平等。二是国事采决于公论，中央与地方都设议会，以顺民意而收舆情。三是集中外之所长，外国好的东西要吸引，中国传统中好的东西也不能丢掉。四是明官府之体制，五是定中央与地方之权限，六是公布国用及诸政务。
袁世凯阅完这份奏折，第一印象就是行文太过啰嗦，洋洋万余字，其实主要就是说明了一件事，宪政优于专制。而预备宪政期间应当举办的事项，奏折列了六条，袁世凯认为并未抓住关键。他在日本宪政上已经下了一番功夫，幕府中又有不少日本人，近水楼台，经常向他们打听日本宪政情况。尤其日本宪政的官制，他更为关切。日本设责任内阁总理一名，各省（相当于清廷的部）的长官同时又是阁员。所谓责任内阁，就是对自己决策的事情要负责任，要向天皇负责，也要向日本国民负责。袁世凯钟情的就是日本内阁制，已经让张一麐准备了几份说帖，谈他对宪政的主张，说帖好几份，而其中最关键的一份就是实行责任内阁制。之所以准备好几份说帖，就是为了掩盖他的真实目的。
他让人把端方请过来说道：“午桥，今下午我拜读了大折，全系真知灼见，尤其直言专制必致国危，宪政必致国富，真正是有胆量，有担当。”
“四哥谬赞，不但是我们这一路，泽公那一路也是如此想法。”
“我完全支持你们的建议。这一年多来，我一直在观察，凡是有点头脑的无论士还是绅或者商，都在吁请朝廷立宪，尤其是江、浙、粤的绅商，与洋商接触得多，参照自己的经历，更觉得宪政有利于保护实业、促进实业，也只有立宪才能加快发展实业。不但实业界，就是各级官员，也无不把立宪作为改革官场风气、富国富民的希望。我还有一点认识，我听说在日本的留学生分为两派，一派是立宪党，认为实行君主立宪是救大清的良药，一派是革命党，认为满人朝廷已经不可救药，主张暴力革命，他们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为号召。据日本人对我说，这部分人目前尚未成气候，但气势汹汹，如果朝廷不尽快实行宪政，立宪党也可能与革命党合流，那时候，朝廷可真就是万劫不复。所以，尽快实行宪政，也是消弭革命的最急切有效的办法。”
端方回道：“我在日本见过晳子，也就是杨度，他与四哥的高见不谋而合。他也认为如果不尽快宣布立宪，像他这种人也会投入革命党。”
“午桥，我是反对革命党的。为什么？因为革命党就是要搞叛乱，就像历史上历朝历代的造反。造反能够改朝换代，但对社会的发展破坏太大，受损最大的是老百姓。回头想想洋人打开国门后，洪杨造反、捻子造反、西北变乱、义和团闹事，洋人统计说，这几场变乱大清死了八九千万人！可怕不可怕！我主张朝廷应当顺应民意，通过政治变革实现社会变化，而不能走百姓造反改朝换代的老路！从前百姓造反，无非改朝换代，如今列强环伺，觊觎已久，百姓造反，内忧足引外患，那可真有亡国灭种之忧。”
“四哥所虑极是，所以我与泽公他们一路都主张朝廷诏定国是，宣布立宪，也是为了消除革命党蛊惑百姓的借口。虽然事情已经燃眉之急，但是又不能仓促行事，所以我提了十五年或者二十年的预备立宪期。”
“必须有预备立宪的期限，我也持此观点。预备立宪期间，大折中建议应当推行的六事，我也十分赞同。不过，午桥，我还有点补充，请你参考。”
“四哥请讲。”
“宪政有两种，一是民主宪政，一是君主立宪，你们认为哪种更适合大清？”
“在日本曾向伊藤博文请教，我国宜采用哪种宪政。他说，贵国数千年来为君主之国，主权在君而不在民，实与日本相同，似宜参用日本君主立宪政体。日本国家的法律必须经过议会议决，呈君主裁定，然后公布；国家行政、外交、战和等大事也需经广泛讨论，最后呈请君主裁决，这样不像专制国，事事皆君主一个人说了算，但君主又有相当的权威。因此，君主立宪对中日这样长久专制的国家而言最为合适。我也是主张应当仿行日本的君主立宪。”
“中，我们又想到一起了。正如你所说，日本预备立宪的时间长达二十余年，在这二十年间，首先推行的就是官制改革，最主要的就是采用责任内阁制。设内阁总理大臣一员，各部行政长官充阁臣，代君主而对人民负责任，其行政善，则得固其位；行政不善，为人民所怨，则是阁臣之责任。所以责任内阁制，可增强臣子的责任，而巩固君主的地位。这个意思，似乎应当在奏折中有所体现。”
“四哥所言极是，四哥的意思有没有现成的稿子，我改起来方便。”
袁世凯早有所备，把几份说帖交给端方道：“这是西席的老夫子们准备的几条建议，我看唯有责任内阁的说帖还有些意思。你们带回去，也让光孺看看，能采用则采用，不能采用则不必勉强。”
“四哥放心好了。”端方明白袁世凯的意思，是不要让戴鸿慈吃醋，以为两人一番密谈，就决定了奏折的修改。既然袁世凯说责任内阁那份说帖有点意思，他就专挑那份说帖看。说帖不长，建议设内阁总理大臣一员，副大臣两员，各部尚书同时为阁臣。端方稍一用心，内阁总理大臣当然是奕劻，而有望成为副大臣的，一是瞿鸿禨，再一个就是袁世凯。而袁世凯与奕劻关系非比寻常，一旦如此组阁，则瞿鸿禨将成伴食，袁世凯则左右局势，“我看这个说帖的提议很好，不如照搬进折中。”
“目前不宜说得太明白，你只把设责任内阁的建议补充进折中，且看看朝廷的反应再说。”袁世凯知道端方已经明白其中的深意。
年不及四十的宗室载泽，是慈禧弟弟桂祥的女婿，也就是慈禧的内侄女婿，与光绪是连襟，这次出洋考政，朝野认为这是他将大用的先兆。载泽也很用心，考察期间写了一万五千余字的《考察政治日记》。而且参考行间购买的外洋图书，计划编辑书籍六十余种，并将其中三十余种撰写了提要，进呈光绪和慈禧御览。另将购回的四百余种外文书籍送交考察政治馆备考。戴鸿慈、端方也带回许多书籍、资料，正在赶写介绍欧美各国政体制度的《欧美政治要义》供朝廷采择。可见考政团是下了功夫，慈禧十满意，期间召见载泽四次，召见端方三次。
载泽与端方所上奏折，都是吁请仿行宪政。然而朝中大臣反对宪政的也不少，满洲亲贵大臣担心实行宪政会影响他们的富贵，以荣庆、铁良等为代表反对最为激烈；部分守旧大臣，则担心推行宪政会使中国礼仪尽丧。他们认为立宪有“八大错”“十可虑”，五大臣此行违背君命，所奏并无裕国便民之计，却有削夺君主之权。若实行宪政，则足以乱国、乱政、乱兵、乱民、乱朝、乱制。尤其是推行宪政，将使“男不尊严父，女不敬父从夫，纲纪崩坏，怪变横出，将使天下土崩瓦解。”建议朝廷掷下严旨，再有渎请者，付有司严治其罪。
年轻气盛的载泽又上《奏请宣布立宪密折》，针锋相对大谈立宪的好处。开头就说：“旬日以来，夙夜筹虑，以为宪法之行，利于国，利于民，而最不利于官。若非公忠谋国之臣，化私心，破成见，则必有荧惑圣听者。”只此了了数词，把反对立宪者归于“保一己之私权而已，护一己之私利而已”。
接下来，他以日本宪政为例，罗列君主的十七项大权，得出结论：“凡国之内政外交，军备财政，赏罚黜陟，生杀予夺，以及操纵议会，君主皆有权以统治之。论其君权之完全严密，而无丝毫下移，盖有过于中国者矣。”然后针对立宪削夺君权、乱国、乱朝、乱政的指责，认为立宪有三大好处，一是皇位永固，二外患渐轻，三是内乱可弭。最后他表明自己的忠诚和苦心：“奴才谊属宗支，休戚之事与国共之，使茫无所见，万不敢于重大之事鲁莽陈言。诚以遍观各国，激刺在心，若不竭尽其愚，实属辜负天恩，无以对皇太后、皇上。”
与载泽旗鼓相呼，端方、戴鸿慈又上了《请改定全国官制以为立宪预备折》，参考杨度的文章，采用了袁世凯提供的说帖内容，开宗明义提出“中国非急采立宪制度，不足以图强”。而立宪首要的任务，就是改革官制，因为中国官制“有官而无法，认人而不认法”。奏请仿照日本的君主立宪制撤销内阁和军机处，建立责任内阁制。内阁设总理一人，副总理二人。中央各部也进行调整，设为内务、财政、外务、军、法、学、商、交通、殖务九部。各部尚书又是阁部大臣。内阁之外，再设会计检查院、行政裁判院、集议院三个独立的检查机关。地方各级机关则实行自治制度，各级长官由民主产生，取消简派任命制。
此时报纸舆论，多是呼吁立宪，尤其江浙绅商纷纷通过报纸发声，支持立宪。张謇除直接写信给袁世凯劝他支持宪政，又给他的江苏老乡、袁世凯的文案张一麐写信，让他劝说袁世凯。张一麐受人所托，借送稿之际相机进言：“现在各国潮流均趋重宪政，大清若不改革，恐怕难以自立于国际地位。而且满汉之见深入人心，革命党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内乱正在逼近，若实行内阁制度，皇室退处于无权，或可消去隐患。如今朝中争执不下，这件事情，非有像宫保这样的疆吏领袖大力主持，才能推动朝廷向前一步。”
袁世凯却仍有疑虑：“仲仁，现在全国都嚷嚷立宪好，可是我还是有所疑虑，我国人民教育未能普及，程度幼稚，若以专制治之，易于就范，立宪之后，权在人民，恐画虎不成，发生种种流弊。”
“宫保所虑当然有道理，但如今专制几乎成了过街老鼠，民气之不可遏抑。宫保向来是善于顺势而为，此时怎能逆流而上？”
袁世凯有些不悦：“仲仁，听你的意思，我不支持宪政，倒成了百姓的罪人？难道非要逼我就范不肯罢休？”
张一麐见袁世凯真有些不耐烦，连忙道：“我哪里敢，只是知无不言。”
下午袁世凯再到签押房，案上有一封来信，一看笔迹就知道是徐世昌。他在信中说，如今京中立宪问题争持不下，慈禧夹在两派之间一时难以决断，已经连续几天夜不能寐，又兼天气炎热，以致患上腹泻。写者无心，阅者却别有会意。太后已经七十有三，俗话说，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叫自己去。万一太后先崩，光绪复位，那时候第一个被清算的就是自己。以光绪天天拿箭射“袁”字靶的深仇大恨，绝不会是革职那样简单。袁世凯只觉得脖颈发凉，眼前闪过自己的一妻八妾及十几个儿女，痴呆良久。
第二天一早，他叫人把张一麐请过来说道：“仲仁，我昨天听了你的劝告，思之再三，觉得我应该上个折子，吁请朝廷预备立宪。”
睡了一觉，袁世凯态度就来了个大翻转，这实在太出乎意料。张一麐有些不相信，问：“宫保的意思，是支持朝廷仿行宪政。”
“当然！这是救命的法子，岂有反对之理？”袁世凯看张一麐一脸疑惑，补充道，“仿行宪政可以消弭革命，足以救朝廷一命；消弭革命便是消弭内乱，百姓免于内战之苦，又是救了千家万户的生计和生命。你说是不是？”
“是，按季直的说法，如今谁支持宪政，谁就将青史留名，谁反对宪政，必将遗臭万年。”
袁世凯难得地咧嘴一笑：“季直先生说得也太吓人了，哪有那么严重？仲仁，如今你成了宪政的行家里手了，我倒是要请教你，日本是君主立宪，如果君主非常强势，要事事过问，又当如何？”
张一麐回道：“断然不会，君主的权力有明确的界限，行政有内阁，立法有议会，司法有法院，三权分立，互相制衡，君主更不能事事过问。”
“那也就是说，一旦实行君主立宪，君主就不可能每天召见军机，秋决人犯这样的琐碎事情，更无须君主朱笔勾决。”
“一点不假。”
“那好，你就给我准备个折子，奏请厘定官制，预备立宪。端午桥当时留下的几本书中，好像有一本专门谈日本宪政，你把里面日本官制的内容，好好吸收进去。”
其实张一麐不必再准备，折子早就写好了，当天下午就交给袁世凯。张一麐的文笔没得挑剔，而折子的内容从仿行立宪入手，重点建议改革官制，也正符合袁世凯的意思，一字未易，准备拜发。而此时却收到军机处急电，召袁世凯立即入京，与醇亲王载沣、军机大臣、政务处大臣、大学士集体会议考政大臣所上条陈。
袁世凯带着张一麐起草好的奏折，于次日乘火车进京。当天下午慈禧就在颐和园召见，征求他对立宪的意见。袁世凯态度十分明确，认为若不及早宣示立宪，则国事不堪设想。在诸王、大臣会议时，袁世凯当然也是认为非推行宪政不可。闻言，铁良反驳道：“外国宪政都是由百姓要求而推行，而我国百姓无此要求而将权授之，恐怕画虎不成反类犬。”
“宝臣何以认为大清百姓不愿朝廷推行宪政？各报章连篇累牍，都是赞成仿行立宪，宝臣何以视而不见？”袁世凯诘问道。
铁良笑道：“报章何足为凭，不过是一帮跳梁文人信口开河而已。”
“此言差矣，在报章上发文章的，倒是像张季直这样的状元巨商为多，堂堂状元，怎么可视为跳梁文人？江浙一带绅商皆抱定实业救国的思想，他们可不是信口开河，而是为大清社稷着想。”
铁良冷笑道：“到底为什么着想，各人心里自清。最近《申报》有篇文章，宫保不妨奇文共赏。”
袁世凯接过铁良递过的《申报》，文章说：“或云设置内阁之日，袁慰帅必自北洋转入于中央政府，充为管理内阁事务大臣或副大臣之要职，而端制军亦必应占内阁之一席也，何则？决定实行立宪，袁、端制军尤与有力，是以其责任又甚重大，故曰两制军入中央政府就权要之重职无疑也。”
袁世凯把《申报》还给铁良道：“宝臣的意思，我赞成立宪，是为了我头上的顶戴？真是笑话！我袁世凯官可以不做，宪法不能不立！宝臣若不信，我们两人都辞职回家抱娃子如何？只怕我这北洋大臣舍得，宝臣这户部尚书放不下手吧！”
这时奕劻咳嗽一声打圆场道：“慰廷，有意见说意见，不可意气行事。”
当天的会议不欢而散。第二天慈禧再次召见袁世凯，见面便道：“铁良今天参你，赞成宪政是为了揽权。这话我当然不信，你们难道就非闹得这样势如水火？”
“揽权的正是铁良。自从他当了户部尚书，在北洋军饷上处处为难，百般挑剔。臣不愿给太后和皇上添忧，从未告他的状，他反倒告臣揽权。铁良一意阻挠宪政，又毫无道理可讲，只是一味纠缠不清，若推行宪政，非去铁良不可。”铁良本是袁世凯极力推荐提携，本想多一条臂膀，没想到成了劲敌，处处与他为难。如今实在没有什么情面好顾惜了，袁世凯将一年多来铁良为难北洋的情形狠狠告了一状。
“你们都是朝廷肱股之臣，这样子闹意气，像什么话！”
会议开了三天，两派舌来齿往，毫不相让。但反对者的理由能搬到桌面上讲的并不多，所以最后奕劻建议以袁世凯的意思上奏。铁良表示绝不苟同，他要单独上折。
袁世凯亲自捉笔，修订了回奏稿交给奕劻，他本人则回到天津。次日就将天津知府凌福彭、金邦平两人叫来，告诉他们三两天内要将天津自治局开设起来。
凌福彭、金邦平今春曾率天津士绅五十余人到日本考察地方自治，回来后又在天津初级师范学堂内设地方自治研究所，天津府所属七县都派人进所学习。这批人最近已经毕业，凌福彭已经拟定等层，准备发放毕业文凭，但袁世凯一直不太热心。今天忽然安排自治局开局，众人颇感意外，袁世凯解释道：“推行宪政，上面在于改革官制，下面则在于推行地方自治。改革官制的事情我们说了不算，地方自治我们且不妨先行一步。天津府先成立自治局，各县也要在两月内成立，分别培训人员，鼓动百姓，明年春天争取各州县选举议会。”
袁世凯入京一趟，已经看得出，推行宪政，阻力不小，而慈禧似乎也颇有疑虑。因此，他估计一时不会有结果，甚至到最后折子有可能留中，不了了之。但出乎袁世凯的意料，他回天津第三天，刚刚出席了天津府自局开局会议回到签押房，就收到徐世昌发来的电报，朝廷已经颁布预备立宪的明发上谕。上谕先说五大臣出洋考察归来，陈奏中西贫富强弱的原因，就在于是否实行宪政，接下来说明朝廷决定仿行宪政及举措次第，这也是袁世凯最为关注的：
时处今日，唯有及时详晰甄核，仿行宪政，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以立国家万年有道之基。但目前规制未备，民智未开，若操切从事，涂饰空文，何以对国民而昭大信？故廓清积弊，明定责成，必从官制入手。亟应先将官制分别议定，次第更张，并将各项法律，详慎厘定，而又广兴教育，清理财政，整顿武备，并设巡警，使绅民明悉国政，以预备立宪基础。著内外臣工，切实振兴，力求成效，俟数年后规模粗具，察看情形，参用各国成法，妥议立宪实行期限，再行宣布天下，视进步之迟速，定期限之远近。著各将军督抚晓谕士庶人等，发愤为学，各明忠君爱国之义，合群进化之理。勿以私见害公益，勿以小忿败大谋，尊崇秩序，保守和平，以豫储立宪国民之资格，有厚望焉。将此通谕知之。
袁世凯感慨万千，实行专制数千年的中国，今天也效法外洋，“庶政公诸舆论”，这真称得上翻天覆地的变化。不过，真正仿行起来，恐怕还要好事多磨。因为宪政的根本，就是限制君权，大权统于朝廷不假，却并非统于君主之手，而是统于内阁及立法、司法机构。精明的太后是真的不了解宪政的根本，还是另有所谋？但不管怎么说，有了这个开头，文章总要硬着头皮做下去。而且先要从改革官制入手，内阁制得以推行，他入阁为副总理大臣就非妄想，而奕劻也六十有九，近来老态宜显，等他一退，自己便有望成为内阁总理大臣。那时候，即便光绪复位，一个“虚君”还有什么好怕的？袁世凯只觉得心情无比舒畅，鼻孔里禁不住哼了几句荒腔走板的京戏。
次日又有上谕，谕令厘定官制，委派奕劻、孙家鼐、瞿鸿禨总司核定，载泽、世续、那桐、荣庆、载振、奎俊、铁良、张百熙、戴鸿慈、葛宝华、徐世昌、陆润庠、寿耆、袁世凯公同编纂。这十七人中，要么是宗室亲贵，要么是军机、尚书，只有袁世凯一个是地方官，可见朝廷倚重之意。两江、湖广、陕甘、四川、闽浙、两广六总督，只能派员来京随同参议。
袁世凯奉旨再次进京，当天下午端方来访。端方去年由湖南巡抚调署闽浙总督，进京请训，尚未赴任，就受命为出洋大臣。数天前又有旨意，他改任两江总督，而署两江总督周馥实授闽浙总督。袁世凯的两位亲家都得实授，对这一任命，他当然很高兴。两江总督因兼南洋大臣，地位又高于闽浙，因此袁世凯见面先给端方道贺，而后问他太后何以这么快就决定仿行立宪。
这事真问对人了，因为端方正是玉成此事的策划人。此前，他找到载泽说道：“我们一行数十人，耗时半年，费去国帑八十余万两，难道就不了了之，所提奏议束之高阁不成？这实在心有不甘。”
“午桥，有何高见，说来听听。”其实载泽比他更着急，他第一次奉到这样一个正经差使，却毫无结果，他脸面何在？
“谈不上高见。前年太后七十大寿，正赶上日俄战争，大为扫兴。去年又赶上中日谈判，也是操心劳神，不得痛快。今年中日和约已签，既无战事，又无天灾，正宜再兴一样善政，给太后的生日锦上添花。仿行宪政，正如泽公所言，既巩固皇权又可消弭内乱，一旦宣示中外，必欢欣鼓舞。”端方出主意道。
“这些道理都已经说得再明白不过，无奈太后还是不能断然下定决心。”
“还有一条理由，应当向太后阐明。改革官制可借机将督抚的兵权、财权等集于中央，以解尾大不掉、内轻外重之忧。这一条或可能打动太后。”
慈禧这些年，最烦恼的就是多年来形成的内轻外重隐忧，却苦于找不到良策。去年铁良南下，将八省的土膏统捐收归中央，解决了军饷问题，今年如果再借改革官制把军权、财权集权于中央，则肯定能打动她。
“这肯定能打动太后，但要收地方实权没那么容易吧？”载泽对收地方实权心存怀疑。
“事在人为。比如中央可以参照日本设立军部，全国军队统归军部调遣。练兵处成立后，已经把练兵权集于中央，不过再向前迈一步罢了。如果成立责任内阁，袁慰廷若能入阁，则北洋六镇收回绝无问题；我到两江赴任后，先把军权交出来，有南北两洋表率，全国行之何难？”端方分析道。
载泽大受鼓舞，深以为然。端方又建议不妨走走“福晋路线”，动员载泽的福晋也就是慈禧的侄女进宫趁机进言，效果没想到立竿见影。
因此，端方致歉道：“四哥，借改革官制裁抑地方实权的说辞，未与四哥商议。不过，如果实行责任内阁制，四哥必定能够入阁，那时候收不收地方权力也无所谓。如果四哥要一直留在北洋，我这一建议就有些弄巧成拙了。”
袁世凯摆摆手道：“你起的这个由头很好，看来是打动太后了。至于地方实权，事在人为。”
第二天，奕劻主持第一次官制编纂大臣会议，他首先声明：“今天我们会议，不讨论具体官制问题，只议定将来如何办事。上谕说，‘目前规制未备，民智未开，若操切从事，徒饬空文，何以对国民而昭大信？’我理解，这里面有两个关键要求，一是不能操切从事，二是不能涂饰空文。官制改革，既有中央官制，又涉及地方官制，尤其地方官制，从督抚到司道再到州县，何其繁杂。若不操切从事，则恐怕一年半载议不出结果。但拿不出个结果，又无异于涂饰空文。所以我建议，先易后难，这次先集中厘定中央官制，今天是七月十八，以两月为期，九月十八前议出个结果，在太后万寿节前颁布实行，为太后万寿锦上添花。各位以为如何？”
众人都点头表示赞同。
“我冗务太多，身体又不好，编纂大臣会议，不可能每次都参加。而且如果事事都要大家坐下来议论，七嘴八舌，议而不决，徒费时日。”武英殿大学士孙家鼐身体不好没有出席，所以奕劻问瞿鸿禨，“子玖，咱们十几位编纂大臣，办事的方法不外两条，一是轮流入值，二是推定专人负责，你看哪一条更合适？”
瞿鸿禨回道：“轮流入值似乎不切实际，你参与了甲，我讨论了乙，他又审核了丙，支离破碎，难成其事。似乎定专人负责，遇到大事再集议更妥当。”
奕劻赞同：“我同意子玖的说法。从编纂大臣中推选出可以专下来负责其事的，一项项编纂，完成一项或者遇到要紧事情时，再召集编纂大臣会议集议。大家就公推一两位专责其事的，我们三位总核大臣是指望不上。”
这时候发言，照例是按官职地位大小排序，载泽是新任御前大臣，并非权要，却地位尊崇，说道：“我是刚到御前，一切规矩都需要学习，所以我实在专不下来。”
东阁大学士、内务府大臣世续道：“内府的事情太多，我更专不下来。”
去年刚晋体仁阁大学士、九门提督那桐是奕劻死党，两人已经有过密议，便道：“京城治安要紧，万寿节将近，我也专不下来。”
这几位都不能专下来，后面的人即便能专下来，也不好发言了。那桐见时机成熟便道：“我看在座的各位都有差使，只有慰廷是专为编纂官制而来。既来之则安之，不如就由你专负其责好了。”
“我怕担不起这副重担。”袁世凯这是谦辞，而非拒绝。
瞿鸿禨与铁良怀疑这是奕劻与那桐、袁世凯密议好的，心有不满，却摆不到桌面上。其他人就无所谓了，反正自己不必负责，到时候还可指手画脚批评一番，所以都无异议。
因此，奕劻拍板道：“慰廷，那就偏劳了。你再物色十来个人，对宪政有研究的做你的帮手。至于办事机构嘛，就叫官制编纂馆，地点在哪里合适？”
“那就在朗润园好了，那里离园子近，开会集议也方便。”
朗润园在海淀，是三进院子，离颐和园很近，军机处、内阁经常以此为议事之地。
奕劻点头表示同意：“朗润园地方宽绰得很，你们不妨就住那里，无论议事还是太后召见都方便。外洋宪政，讲究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如今成立议院立法还谈不到，你们先就行政、司法官制分别编纂。”
“编制馆除了懂宪政的起草委员，最好再设两名提调。”
“你看谁合适，物色好了列个单子。”奕劻又扫视众人一圈说，“诸位有合适的人选，不妨向慰廷举荐。”
会议结束后，袁世凯立即筹划官制编纂馆的人员。两名提调，一个是浙江杭州人孙宝琦，曾任驻法兼驻西班牙公使，是最早提议实行宪政的官员，去年才回国，如今担任顺天府尹，他是奕劻的姻亲；另一个是杨士琦，此时任商部左参议，刚被袁世凯推荐接替吴重熹，出任会办电政大臣。具体官制编纂人员，袁世凯列名的有二十五人之多，新旧派人物都有，但实际捉刀起草的不超过十人，都是日本留学归国人员或者曾任驻外使馆人员，其中尤以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生汪荣宝、陆宗舆，东京政法大学毕业生曹汝霖，东京帝国大学毕业生章宗祥最为活跃，人称四大金刚。而其他的编纂人员，不过是奉命修饰文字而已。袁世凯如此布局，就是给人一个编纂馆新旧兼蓄、包容博采的印象罢了。
这些从国外大学毕业的留学生年轻气盛，以为宪政必行，兴致很高，全部住在朗润园，通宵达旦，参照外洋三权分立的精神，起草说帖，随时交给两提调，两提调修改后立即呈给袁世凯。袁世凯则亲自捉刀，最后核定。
第一项大的改革，就是取消军机处，设立责任内阁。内阁之名在中国并非新词，在明代及清前期是行政中枢，但自从雍正设立军机处后，内阁沦为摆设，大学士成为荣誉性的职衔。军机处虽然成为实际的中枢，但其作用也很有限，按照规定，封奏由奏事处直达御前，军机大臣不得事先寓目，尤其是密折，更不能与闻。每天太后或皇上阅折后，分为留中、该部知道、该部议奏、依议、知道了各种，发交军机处。军机大臣快速阅处，分别交代办理。见起的时候，虽军国要政，根本也来不及从容讨论，真是万机决于俄顷，所以其作用仍然不过是帝、后的高级顾问而已。编纂馆拟定的责任内阁，则是各种要政，先由内阁阁员筹议，最后内阁总理决策，除非战、和等国之大政才需向皇上（其实是太后）奏请裁决。这实际将君权移给了内阁，君权受到限制和制衡是再明显不过。所以第一次召集集议的时候，意见就非常大，尤其是入值军机不到一年的铁良反对最为激烈。他认为军机之制，其权属于君，内阁则其权属于臣；内阁官制设总理大臣一人，迹近专擅。袁世凯辩解，内阁设总理大臣一人及副大臣两人，此外各部尚书均为内阁大臣，分之则为各部，合之则为政府，入则参阁议，出则治部务，内阁既总集群卿协商要政，情无隔阂，事可贯通。如此则中央集权之势成，而政策统一之效著，何来专擅之说？
编纂大臣十七人，孙家鼐以病为由没有参加，对取消军机处设置责任内阁有意见的当然不只铁良一人，但都冷眼旁观，以为此时争议也无用；没有意见或者并不关心的当然更无话可说。所以铁良说完，会场趋于沉默。奕劻见状便道：“厘定官制我无成见，务请诸公各抒己见，详慎厘订，总求尽善尽美。今天的稿子并非定案，将来还要反复斟酌，然后才奏请圣裁。各位若有意见，像宝臣一样当面指陈最好，或者事后写说帖都可。”奕劻的意思是想让大家说话，但他这样一说，众人反而更不说了，第一次集议半天不到就散了。
接下来编纂各部官制，参照日本，实行专任分职，每部设一部长两次长，不分满汉，凡为部长，皆是专职专任，不能再兼任其他与部务无关的事项。再就是对现有的各部进行裁并更设，厘定名称。“巡警为民政之一端，拟正名为民政部；户部综理天下财赋，拟正名为度支部，以财政处、税务处并入；兵部徒拥虚名，拟正名为陆军部，以练兵处、太仆寺并入，海军部暂时隶属于此；刑部为司法、行政衙门，徒名曰‘刑’，义有未尽，拟正名为法部；商部本兼农工商，拟正名为农工商部；理藩院拟正名为理藩部；太常、光禄、鸿胪三寺，同为执礼之官，拟并入礼部。工部所掌半已分隶他部，而以轮船、铁路、邮电并入，拟改为邮传部。”厘定归并后的内阁，计有外务部、吏部、民政部、度支部、礼部、学部、陆军部、法部、农工商部、邮传部、理藩部十一部。
消息传出，一时人心躁动，尤其是太常、光禄、鸿胪、太仆四寺，戊戌变法时就曾经下旨撤销，后来慈禧出面训政，一概恢复。如今袁世凯却又要撤销，国家机构裁设竟是视为儿戏，怎能不令人愤慨！而且又流出谣言，袁世凯对言官成见极深，要借官制改革之际撤销都察院而后快。这下御史言官们都坐不住了，纷纷到瞿鸿禨、孙家鼐门上讨说法。瞿鸿禨亲自到孙家鼐府上拜访：“中堂，你我忝居官制编纂总司核定，此时不说话不行了。袁慰廷要取消内阁，咱们这些阁臣无非失去个大学士的虚名，无所谓；可是都察院专属纠察、弹劾百官，事关纲常风纪，如果也被取消，岂不贪诈奸雄之辈横行？”
孙家鼐拍着床板道：“子玖，你给我传句话，只有巨贪大奸才憎恨都察院，谁要撤都察院，谁就是巨贪大奸之辈！”
朗润园的袁世凯对外面的风声略有所闻，却不以为意。清流言官最成气候的时候就是甲午战前，以翁同龢为旗帜，交章弹劾，指责李鸿章避战求和。后来如愿以偿中日开战，却以大清惨败告终，清流声誉大受影响，不少人闭门自省，也不再风头尽露。戊戌年反对变法，又出了一阵风头，但两年后两宫逃往西安，朝廷又下旨推行新政，被推翻的不少新政又得以推行，因此守旧的清流言官又受一次打击。袁世凯初任山东巡抚时，曾受到清流交章弹劾，结果是朝廷更加信任，改署理为实授，由此袁世凯对清流言官更形轻视。
“四弟，外面对你意见可不小。”这时徐世昌前来拜访。
“什么意见？既然要行宪政、改官制，当然不能换汤不换药。”
徐世昌把坊间的种种传闻说给袁世凯听。
袁世凯听了之后笑道：“太常、光禄、鸿胪、太仆的确要撤掉，但是把他们归并到新部中，并未像当年那样要砸掉他们的饭碗，何必如此过激？真是不可理喻。”
徐世昌猜道：“怕是双目在后面煽风点火，还有没有挽回的余地可想？”
“不必去想。这些纸上谈兵之辈，只配玩笔头子文章。我不去理他们，让他们闹去，我是奉旨厘定官制，如果这样一点更改都不允许，还推行什么宪政？太后总会有决断。”
徐世昌见袁世凯太过大意，劝道：“四弟，你不要太不当回事，谁知道双目他们会在太后面前怎么说？听说寿州相国也很生气。”
寿州相国是孙家鼐，安徽寿州人，清咸丰九年（公元1859年）的状元，与翁同龢同为光绪帝师。如今是武英殿大学士，已取代翁同龢被视为清流领袖。
袁世凯有些惊讶：“寿州相国当过北京大学堂的总办，思想并不守旧，何以会与双目混到一起？”
“关心则乱。四弟要取消内阁和军机处，他们这些殿阁大学士当然不高兴。”
“等我递牌子请训，向太后进言。”
徐世昌见袁世凯已经听进意见，就转了话题说：“四弟，最近有人上折弹劾赵次珊，我想请四弟和大佬策动太后派我去查办事件，正好借此机会，到东北走一走。”
盛京将军赵尔巽，号次珊，奉天铁岭人，为人干练清正，任过湖南巡抚、户部尚书，去年底才任奉天将军。日俄战争前后，袁世凯等不少人上折，建议改行省制，慈禧派赵尔巽任奉天将军，就有让他出任东三省总督的意思。他到任后清理东三省积弊，派任过广西巡抚的史念祖整顿税厘，颇著成效。这一来便断了一帮人的财路，因此进京“买参”，雇了一位御史参劾赵尔巽，说他办事操切，苛税病商。几天前参折下到军机处议复。徐世昌认为如今推行宪政，又议及改革地方官制，不妨借查办事件为名，到东北考察一番。
袁世凯对台谏的力量还是低估了，他还没来得及向太后进言，就奉旨递牌子。在仁寿殿他刚跪下，慈禧就指指御案上的一摞折子道：“袁世凯，你是怎么回事，编纂官制惹来这么多批评。十来年了，还从来没有这么多白简同时弹劾一个大员。”
白简就是弹劾官员的奏章。
袁世凯从容不迫，打算做一番辩白。慈禧打断他的话道：“你不必说了，这个样子你怎么还能留京办事？你立即回任吧。”
慈禧如此不留情面，这对袁世凯还是头一遭，他头轰的一声就蒙了。
“练兵处不是上过折子计划再搞一次秋操吗？你就回直隶先去准备秋操好了，这样出都面子上也好看些。届时铁良和你都去阅操。”
“谢太后保全之恩。”的确，兴冲冲而来，灰溜溜出都，实在太狼狈。太后以准备秋操的名义让他出都，是在顾及他的颜面。
“你跪安吧。”慈禧仍然有些生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