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秋时节阅兵，古来如此。因为此时秋高气爽，又是收获季节，容易筹措粮秣，战马又正是膘肥体壮，正适合拉出来“遛遛”。新军大规模的秋操并非第一次，去年已经在河间搞过一次，不过当时只有北洋新军参加。这次的秋操计划，是湖北新军第八镇北上，与河南新军第二十九混成协组成南军，由第八镇统制张彪任总统官；北洋新军则从驻扎济南的第五镇和驻扎直隶的第四镇抽调人马组成混成第五镇，张怀芝为统制，从京旗抽调人马混成第一协，由曹锟出任统制官，袁世凯的爱将段祺瑞任北军总统官。双方将在河南彰德（今安阳）进行攻防演练。
按秋操计划，参与秋操的新军计有马、步、炮、工、辎重各兵种三万三千余人，北军驻安阳城南，南军驻汤阴城北。湖北新军从武昌北上到汤阴，一千四百余里，北洋新军分别从保定、济南到彰德，也有六七百里。而阅兵处下达命令时离秋操时间只有四天。在这样短的时间内，远距离调动大军，在从前根本不可能。相当多的人心存怀疑，云集彰德的外国记者也以为有笑话可看。袁世凯和他的助手们却胸有成竹，阅兵处下设递运司，专门掌管铁路运送军队，又专设传达司，掌管阅兵处所属电报、电话、递信并统辖电信队。南北各军大部通过铁路运输，命令下达有电话、电报，结果秋操的部队全部按时到达，中外记者无不赞叹。
秋操第一天，先由北军总统官段祺瑞背诵演习总方略和特别方略，他声音洪亮，章法熟练；轮到南军总统官张彪背诵时则出了丑，面对袁世凯、铁良等大员及中外记者，他一开始就紧张，根本背诵不出来，背后的黎元洪提示一句，他在前面背一句，众目睽睽，满面流汗，相当窘迫。不过他有自知之明，随后就举荐黎元洪代替他指挥南军。
秋操一共举行了三天。第一天南北两军马队在汤阴县东南演习冲锋战法，第二天两军马步炮队在汤阴县东北演习遭遇战，第三天全军在彰德府城东南演习攻防战。总体上北军占了优势，但南军名不见经传的黎元洪镇定自若，干脆果断，大出风头，让北军吃了不少苦头，风头几乎要盖过早就名声在外的段祺瑞。
第四天在彰德举行阅兵式，南北两军抽调各军种精锐组成阅兵方阵，依次通过检阅台。检阅台上下，翎顶辉煌，再加中外记者及各国外交人员五百余人观操。当天晚上袁世凯举行盛大的招待晚宴。
这次秋操获得中外记者的交口称赞，除军事上的成就外，当时的西方媒体对北洋陆军军纪严明尤其称赞。《纽约时报》的美国记者在报道中说：“抢劫、强奸等旧式军队里司空见惯的行为，在新军中很少发生。老百姓刚听说即将举行军事演习时，他们担惊受怕，疑惑重重。袁世凯感到有必要消除他们的疑惧，张贴了安民告示，说明演习部队并无不良动机。部队到达后，民众惊喜地发现军人纪律严明，买东西一律付钱，因而感到满意。”
袁世凯于次日一早就乘火车赶回天津，因为商部尚书载振和军机大臣、巡警部尚书徐世昌奉旨到东北查办事件，乘专车路过天津，要在天津住一宿。袁世凯下午赶到天津北站，天津文武大员早在车站等候。因为载振的专车再有半个多小时就到站，所以袁世凯不再回衙门，在车站贵宾室等候。
载振一走出车门，西洋乐队立即奏起欢迎乐曲，北洋新军仪仗队军服挺括，手持崭新的洋枪，列队欢迎。载振被这阵势激动得合不上嘴：“四哥，这阵势可太过了。”
袁世凯笑道：“你们是奉旨出关，我这是一壮行色。”
载振随袁世凯上了一辆西洋马车，沿着一条宽阔的大路向西南方向走，便问道：“四哥，咱们今天是从天津新站下的车吗？几年前我到过老龙头火车站，不是这样啊。”
“不错，老龙头火车站我早就不去了。本来是和俄国人闹意气，没想到还闹对了。”
八国联军占据天津后，乘机扩大租界区，老龙头火车站也划进了俄国租界。结果中国人进出车站非常不便，就是袁世凯进站也要看俄国人的脸色，而且护卫还不许带枪。袁世凯一怒之下令天津道在老龙头火车北四公里处铁路边新修一座火车站，从新站到金刚桥头的北洋大臣衙门之间修一条笔直的大道，并限当年完工。这条路和新站一修成，有眼光的人立即到金刚桥往北一带抢建住房，很快繁荣起来。俄国租界的老龙头火车站，凤凰变草鸡。
载振看着马路两边鳞次栉比的房屋，连竖大拇指道：“四哥一出手就非同凡响。”
当天晚上，袁世凯在利顺德饭店请载振一行。段芝贵奉袁世凯之命，专门进京迎接载振一行，不到一天工夫，已经与载振到了熟不拘礼的程度：“贝子爷，津门最红的名伶杨翠喜今晚在大观园演《拾玉镯》，我敢说天下这出戏，没人比她演得更好，贝子爷要不去，那可真是枉来津门一趟。”
载振被段芝贵这样一鼓动，劲头就起来了，他本来就是风月场中的老手，看戏逛胡同乃是家常便饭，于是欣然前往。大观园戏楼最好的几个座位从来不安排人，是专门留给段芝贵和盐商王锡瑛，两人一贵一富，是杨翠喜的护法。
振贝子一落座，身后立即坐上四名巡警，是段芝贵专门安排的排场。戏已经开始，正是《拾玉镯》中的精彩段落。剧中讲述了一个芳龄小姑娘边做刺绣边在门口等山上进香还愿的母亲，恰巧年轻男子付鹏打门口经过，便产生了爱慕之情。付鹏在门口假意失落一只玉镯。小姑娘孙玉娇扭扭捏捏，三起三落才把玉镯拾起来。孙玉娇的扮演者正是杨翠喜，她身材极高，又极苗条，把小姑娘春心萌动、娇羞扭捏的情态表现得惟妙惟肖。载振是京剧的行家，看到精彩处情不自禁鼓掌，又打发人将五十块大洋送到后台点名赏给杨翠喜。戏间，杨翠喜下场后急赴前台给贝子叩头谢赏请安。载振大悦，令翠喜起身说话，并情不自禁伸手去拉。翠喜抬头，美目流盼，正与载振目光相对，真正是一顾倾城。载振看呆了，伸着双手愣了老大一会儿，这一切都被段芝贵看在眼里。
回利顺德饭店途中，载振一再打听杨翠喜的情况，段芝贵回道：“说起来，也是个苦人儿。”
杨翠喜是直隶通县人，小时就送给人家当童养媳，婆家是小康之家，因此她从小得以读书。但可惜后来比她还小的丈夫溺水淹死，她又回到父母身边。十几岁时随父母迁到天津谋生，家境贫穷，迫于生计，父母把她卖给了一个姓杨的人。此人家境并不算富裕，但头脑颇灵活，是个京剧票友。他看到邻居收养了两个养女，一个叫翠红，一个叫翠凤，到天桥唱戏谋生，每月都能挣三四百元大洋，收入相当可观。于是养父把她送到邻居家里，与翠红、翠凤一同学戏，取艺名翠喜。杨翠喜因为小时候读过书，学戏特别快，不出一年就小有名气。有一个出洋留学生擅书法、工诗词、达音律、善演艺，是真正名副其实的才子。他对杨翠喜情有独钟，经常给翠喜说戏，每天晚上在后台等她，提着灯笼送她回家。他知道当时津门伶界大多唱戏的女子亦伶亦娼，他希望翠喜能够免俗，盼着两人能续一段良缘。但他有一次南下上海月余，回到天津时杨翠喜已经被人捷足先登。才子万念俱灰，剪掉长发，出家为僧。这成为当时津门的大新闻，杨翠喜由此一夜成名。人们这才发现，她唱功俱佳，堪称绝色。津门有捧伶人的风气，伶人要红非有贵人捧不可，而自以为是“人物”的，也都以捧红某伶而津津乐道。杨翠喜一出名，就引来两个大人物，一个是盐商王锡瑛，字益孙，是天津巨富；一个是天津北段警察局总办、袁世凯的亲信段芝贵，人如其名，是津门的权贵。两人又是好友，同作杨翠喜的护法，碍于情面，都没有对她下手，真的只是看戏捧场。
如今，段芝贵见载振对杨翠喜一见倾心，真是求之不得，他看到了一个巴结载振的好机会，谋划着好好利用。他奉命送载振一行到奉天，一次采买了貂皮五百张，还有珍珠蟒袍一件，专弄了一节车厢运到天津。他又找到盐商王锡瑛，告诉他两人捧杨翠喜捧到头了，因为“振贝子有心插柳”。王锡瑛心有不甘，但何敢得罪振贝子和段芝贵，因此与段芝贵一道商议如何把杨翠喜买下来。最后段芝贵派探访总局总办杨以德出面，花了一万两千两银子给杨翠喜赎了身，并由王锡瑛专门备了一个小院让杨翠喜住进去，又专门买了一个伶俐的丫头侍候。
载振、徐世昌出关不久，官制改革也有了结果，赶在阴历九月底公布，为的是给十月初十的太后万寿节锦上添花。但对袁世凯来说，是真正的添堵。因为他所期望的内阁制被太后一笔勾销，军机处、内阁一概照旧。上谕说：“军机处为行政总汇，雍正年间本由内阁分设，取其近接内廷，每日入直承旨办事，较为密速。相承至今，尚无流弊，自毋庸复改内阁。军机处一切规制，著照旧行。其各部尚书，均著充参与政务大臣，轮班值日，听候召对。”
各部的归并裁撤，基本按袁世凯当初拟定的方案，此外还增设了资政院、审计院，“资政院为博采群言，审计院为核查经费，均著依次成立”。但他曾经动议裁撤的一些闲曹，一概照旧，“宗人府、内阁、翰林院、钦天监、銮仪卫、内务府、太医院、各旗营、侍卫处、步军统领衙门、顺天府、仓场衙门，均著毋庸更改”。
袁世凯入阁的愿望由此完全落空，而且根据当初提出的专任分职的意见，各部尚书不再兼与部务无关的差使，结果新任的吏部尚书鹿传霖、学部尚书荣庆、民政部尚书徐世昌、陆军部尚书铁良全部退出军机，但唯有外务部事涉外交，关系紧要，不受此限，军机大臣只剩了外务部管部王大臣庆亲王奕劻和尚书瞿鸿禨。随后又新补了两个军机大臣，一个是内务府大臣世续，一个是广西巡抚林绍年，这两个人全与瞿鸿禨关系密切，林绍年还是他的门生。这样整个军机处奕劻虽然是领班，却势单力孤。
更糟糕的是新任陆军部尚书铁良以统一军权为由，逼迫袁世凯交出北洋六镇。新任邮传部尚书张百熙也亲自到天津来与袁世凯谈他所兼的督办电政、督办山海关内外铁路、督办津镇铁路、督办京汉铁路等兼差交归邮传部的事宜。同时他捎来奕劻的一句话：“既设专部，部中应有全权。”这表示奕劻也无力支持袁世凯所揽的诸项权力。
袁世凯知道这次官制改革自己全输了，而且连带着奕劻也被束缚了手脚。与其被人逼迫，不如自己识趣。所以张百熙回京的当天，他就上了一折一片。一折是《恳准开去各项兼差折》，辞差的理由当然冠冕堂皇，“心虽有余，力常不足，臣之才识，不逾中人，臣之气体，本甚羸弱，自近岁叠膺艰巨，精力益逊于前。天下之事理无穷，一人之智能有限，若纷纭并骛，必罅漏之丛生。窃维数年以来，臣之负咎当已多矣。国步方艰，大厦非一木所能支，巨川赖同舟之共济……此则非止为臣一身计，兼为大局计而不得不沥陈于君父之前者也”。他恳请开去所兼的参与政务大臣、会办练兵大臣、会议商约大臣、办理京旗练兵大臣、督办电政大臣、督办山海关内外铁路大臣、督办津镇铁路大臣、督办京汉铁路大臣八项兼职。
一片是《陆军各镇请分别归部留直统辖督练片》，他奏请朝廷将北洋六镇中的四镇归陆军部，“第一镇本系京旗兵丁，应归部臣专管。第三镇驻扎保定府暨奉天锦州府一带，第五镇驻扎山东济南府暨潍县一带，第六镇宿卫官门并驻扎南苑、海淀一带，各该镇均拟请归陆军部直接管辖，毋庸由臣督练”。当然六镇不能全部交出，他留下两镇，“第二镇驻扎永平府暨附近山海关一带，第四镇驻扎天津附近之马厂、小站一带。值此客军尚未尽撤，大局尚未全定，直境幅员辽阔，控制弹压，须赖重兵，所有第二、第四两镇，拟请仍归臣统辖督练，以资策应”。
袁世凯曾经多次请辞兼差，但那时候他慈眷正隆，朝廷每次都是极力挽留，不准他辞差。这次其实他也希望朝廷能够挽留，但慈禧万寿前的朱批是：现在改定官制，各专责成，著照所请，开去各项兼差。对于他将北洋四镇交给陆军部的朱批是：现在各军，均应归陆军部。第二、第四两镇，著暂归由该督调遣训练。
这一折一片的朱批，让袁世凯心里发凉。这不仅意味着他已经失去一些权力，更意味着慈禧对他已经不像从前那样信任。他可以操纵奕劻如左右手，也有信心应对瞿鸿禨、铁良的挑战，唯有对慈禧他心怀畏惧，唯恐慈眷不再。御座后面的这个女人实在非同一般，无论多么复杂的朝局她操纵起来总是游刃有余，无论多么精明的亲贵权臣都抵不住她翻手为云、覆手为雨。
一个多月后，载振、徐世昌考察结束，段芝贵奉命到奉天迎接。回到天津正赶上1907年的元旦，租界区内灯火辉煌，十分热闹，袁世凯劝载振和徐世昌在天津稍作逗留，考察一下天津的实业和教育，载振欣然应允。元旦晚上，振贝子提出到大观园看戏，去了却没有杨翠喜演出，振贝子于是问：“那个名角叫杨什么的，怎么没有上场？”
段芝贵不动声色，把老板叫来询问，老板说杨姑娘一个多月前就脱去贱籍，可能已经嫁人了。载振听罢脸色落寞。
当天晚上，袁世凯和徐世昌都没有陪载振去看戏，两人闭门密议。徐世昌虽然近两个月不在京中，但对官制改革的结局和朝局的变化了如指掌，便道：“四弟，我这些天一直在梳理这次官制改革的前因后果，我怎么觉得这分明是太后布的一个阳谋？”
“嗯，怎么说？”袁世凯望着徐世昌。
“我觉得太后既不真心喜欢立宪，也未打算真正改革官制。她之所以同意，一是可以顺应舆情，以消弭内患，二是可以借机收权。让四弟主持厘定官制，各方争持不下，她却不动声色，从中寻找她所需要的机会。四弟想以内阁制取代军机制，以限制君权，限制君权无异于限制她的权力，所以她无论如何不会同意，对内阁制一笔勾销。但专职分任的提议，她却采纳了，所以很轻松地把四弟的各项兼职收回中央；派铁宝臣主持陆军部，逼迫四弟把北洋四镇交了出去。这次立宪、改革官制，涉及各方的利益，明争暗斗何其激烈，各方都在争自己的利益，但最后最大的赢家仍然是太后。”
袁世凯点头道：“大哥看得透彻！真是一语点醒梦中人。可惜当时我以为太后已经站在宪政一边，以为正可趁机建立起内阁制，没想到让太后当了枪使。更糟糕的是，她有可能拿官制改革考验我，结果我考砸了，对我起了戒心，所以支持了铁宝臣，支持了双目，用以对付我和大佬。我现在想，彰德秋操，北洋军表现不俗，我还有些得意，现在看，倒不如让湖北新军出出风头，太后对北洋的提防可能还会轻些。铁宝臣本有夺取北洋新军的野心，回去在太后面前把北洋军说得如何如何了得，太后怕不怕？越怕，越要交到自己人手上。铁宝臣敢于一逼再逼，其实是太后的默许。”
“四弟也不必过于担心。铁宝臣虽然拿去了四镇的指挥权，但四镇的将军全是四弟的人，他一时也找不到替手，太后何其精明，当然明白这一点，所以不会对四弟太甚。北洋幕府人才极盛，这是四弟最大的本钱，无论军界还是地方，四弟的局面已经布开，哪能是想推就推得倒的。”
“这话对头。不过，要比起当年文忠公的布局，我还差一大截，最盛的时候，淮军的势力真是遍布大江南北。”袁世凯话头一转道，“我有个想法，你在中枢混实在没有意思，倒不如设法到地方去。”
徐世昌以拳击掌道：“真正是心有灵犀！我正想请四弟运动大佬，让我去总督东北。这次出关一看，东北真是大有可为。如果东北能抓到北洋手中，北洋的势力谁能撼动得了。”
“我早有打算。大佬的生日快到了，正好给他一笔让他心跳的寿礼，估计东北的问题就能解决。大佬爱财，倒是好办了。”
“四弟可不要小看了大佬，他是贪而不庸。”
袁世凯一双炯炯大眼盯着徐世昌，意思是，何出此言？
“大佬曾经上了一份密折，反对立宪，四弟可知道吗？”
“不能够啊！”袁世凯十分惊讶，“大佬一直支持推行宪政，他若当上总理大臣，那可真是一人之下万万人之上，他为什么反对？”
“我是无意中听振贝子说的，大佬的意思，军机见起总是全班，是为了避免领班军机专擅，好处是出了毛病，也不必自己一人担责。如果实行责任内阁制，他当上总理大臣，反而容易成为众矢之的，也容易为太后所疑心，何苦来哉。当然还可能有另一个原因，大佬已经预见太后对立宪是叶公好龙，所以不动声色上个反对的密折，为自己将来转身留余地。”
“啊，如果是这样，那真是老奸……”袁世凯可能发觉对自己的亲密盟友用老奸巨猾太不敬，改口说，“那可真是老谋深算，我从前反而是看轻他了。”
“岂止是你，我们都看轻他了。其实只要想一想，看上去他并没有出色的才能，可自从恭忠亲王之后，他就慈眷不衰，这就足以说明绝非泛泛之辈。”
“这可真要引起警惕了。”袁世凯感慨道，“人失去朋友，有时并非因为利益，而可能是因为看轻了朋友，而又被朋友觉察。大佬有此密折，提醒我以后万不可轻视大佬。”
“四弟在人情世故上无人可比。我一辈子也学不来，我们这些天子门生，大多是迂腐之辈。”徐世昌也附和道。
“大哥这么说，真是要让我无地自容了。振贝子那里也一样，不能拿他当个纨绔子弟。”
段芝贵陪同载振又是参观工艺局，又是参观工业品展览馆，还在河北公园会见了各界学生代表。不过，载振为杨翠喜嫁人的事而意兴阑珊，到了第三天下午，表示明天一定返京。晚上，盐商王锡瑛备了家宴，邀请载振、徐世昌一行到家中“吃顿便饭”，算是给两人送行。
盛情难却，载振、徐世昌到了王锡瑛府上，进了西路的一个小跨院。两人正在疑惑王锡瑛为何如此不敬，在偏院招待贵客。这时段芝贵叫道：“新娘子还不出来迎接新郎官？”
这时，一个身量极高而苗条婀娜的女子被一个丫头扶持，迎到门口。其时花烛初上，天色半昏，佳人站在门口，背后烛光摇曳，更加温馨动人，前来迎接的人正是载振朝思暮想的杨翠喜。段芝贵故作姿态，跨到载振面前说道：“贝子爷，两月前一面，翠喜对贝子爷一见倾心，竟至思念成疾。我与益孙感念她的一片痴情，决意成全，没经您同意，私下将翠喜赎身，希望贝子能纳为侧福晋。贝子若有不满，不要责备翠喜，怪我和益孙好了。”
载振喜出望外：“感激不尽，何敢责备！”
徐世昌笑道：“香岩，你可真不看事，还不赶快躲一边去，让贝子爷佳人携手入席？”
“对对对，快入席。”众人都附和。
这桌宴席，吃喝成了点缀，众人分别向载振敬酒贺喜后，徐世昌说道：“春宵一刻值千金，我们不能不懂事，让新郎官和新娘子心里骂我们。香岩、益孙，咱们走，你们找个地方，好好请我吃一顿。”
第二天十点钟，段芝贵到王锡瑛府上接载振。一对新人依依难舍，身量比载振看上去还要高一点的杨翠喜一副小鸟依人的样子，不顾众目睽睽，趴在载振肩上梨花带雨道：“贝子爷不会一回京就忘了贱妾吧？”
“怎么会，怎么会。”载振又指指段芝贵说，“过几天就是我阿玛的生日，那时候香岩一定会去祝寿，就顺便把你带去。我回京先向阿玛禀明。”
“王爷不会嫌弃我吧？如果那样，我就跳海河好了。”杨翠喜说罢又哭。
“决然不会。我阿玛最开通，何况是我纳侧福晋。我二弟年前还刚娶了八大胡同的‘红宝宝’，我阿玛都没辙。”
庆亲王奕劻生有六子，三、四、六子都早夭，只有载振和二子成年，老五一副病歪歪的身子，不知能否成人。所以他对儿子都很娇纵，以至于闹了不少笑话。
袁世凯也到车站送行，在贵宾室等专车添煤加温的时候，仿佛不经意道：“贝子，听菊人兄说，朝廷有意在东三省实行行省制，督抚人选全在贝子夹袋中。行省初设，无异开疆，巡抚人选最好对东三省有所了解。香岩与东三省颇有渊源，当年日俄战争，他在辽河两岸驰驱年余，侦探敌情，联络中日，对东北风俗人情，将来要稳定地方，他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载振见段芝贵如此巴结，早就估计会有所求。不过，段芝贵目前是四品的道台，要升为从二品的巡抚，那是连跳两级，他略有些迟疑：“我试试。”
“贝子多费心，我这些属下的前程，我看得比我自己的还要紧。贝子也不必过于为难，先给他运作个署理巡抚过渡一年半载就容易水到渠成。”
“四哥放心，我会尽心的。”
“贝子在津门这些天，我瞎忙，没好好陪。过几天我就进京给王爷祝寿，那时候再请贝子赏杯酒。”这话的意思是，袁世凯和段芝贵还有厚礼。
“京中再见。”载振心领神会。
到了庆亲王生日前一天，段芝贵持袁世凯手条找到天津商会会长王竹林提走十万两银子，只说有项要紧支出，半年内他定会还上。王竹林既然能当上商会会长，当然也是手面很漂亮的人，笑道：“段大人何须解释，有袁宫保的手条，又有段大人的面子，我还怕您不还银子吗？您快忙正事去吧，哪天得空的时候，我请您。”
袁世凯与段芝贵带着十万两银票进京给奕劻祝寿，另外还有五百张貂皮和一件珍珠蟒袍。到了庆亲王府，袁世凯吩咐段芝贵拿貂皮和珍珠蟒袍去登记寿礼，十万两银票则交给在王府帮忙办寿的杨士琦。
庆亲王府内外车马络绎，翎顶辉煌，贺客盈庭。贝子载振代寿星款客，他看到袁世凯就小步跑过来，便道：“四哥，阿玛让您去他书房。”
“你忙去吧，我自己去就得。”
袁世凯话虽如此，载振还是安排一个小厮飞跑着去报告奕劻。到了“约斋”门外，奕劻已经在滴水檐下迎接。两人进了书房，奕劻叹道：“咱们费了那么多功夫，责任内阁还是没弄成，真是窝心。”
袁世凯劝慰道：“王爷，来日方长。宪政是大势，没人可以阻挡。”
“我是按咱们商定的方案复奏，当时子玖也是同意的，岂料他又单独上了一个折子。”瞿鸿禨上折子，并非自作主张，而是太后就责任内阁制专门征求他的意见，“他在折子中说，军机处‘立法精密，实为千古所无’。又说‘今中国官民程度俱有未及，议院未能遽立，地方未能自治，而先行立宪之官制，其势必多窒碍。’这是不仅反对内阁制，连宪政也反对。他这么一说，太后就改了主意。后来上谕中关于军机处的那套说辞，全是子玖的主意。”
袁世凯又问：“王爷，听说岑三至今还逗留在上海，以养病为由不肯到云贵去？”
岑春煊外号“官屠”，走到哪里都辣手治吏，往往一个折子，就参掉上百个贪墨庸劣官员。他以清官自居，与京中的清流互相标榜，尤其与瞿鸿禨的关系极密切。为了减少他的影响力，杨士琦出了个主意，以云南片马发生边案需派知兵大帅坐镇为由，把云贵总督调任闽浙，闽浙总督周馥则调任两广，而岑春煊则出任云贵。云贵远离京师，虽然都是总督，地位比两广低得实在太多。岑春煊知道这是奕劻和袁世凯有意要把他支开，因此以生病为由，逗留上海已经一个多月。
“他帘眷太深，实在不能操之过急。有一次我说应当发电催催岑老三赴任，太后说，‘他身子骨不好，等他在上海养好病让他赴任不迟。云贵也太远了点，要是召他进京实在不方便。’看来太后也不愿让他去云贵，将来还要调剂个近一点的地方，尽快把他打发走。”奕劻也有些为难。
“千万不能让他内调，他要与双目一唱一和，那王爷就更难了。”
奕劻叹道：“谁说不是，如今军机四人，他们三个是一家，我是孤家寡人。”
“王爷不会是孤家寡人，北洋、两江、两广都唯王爷马首是瞻。如今东三省改制，这个机会不能错失，王爷要派自己人去看住。”
“是，我也正有此意。你是什么打算，不妨先说说。”
到了年底，岑春煊仍然不肯到云贵赴任，奕劻也没办法再催，但想了个辗转的办法，调四川总督锡良转任云贵，去处理片马边案，四川总督则说动太后让岑春煊补缺。川督因为兼管盐政，是有名的肥缺，而且下面又无巡抚掣肘，让岑春煊去也算不错的安置。正月十八上谕就颁布了，而且特别说明毋庸入京请训。岑春煊知道这又是袁世凯鼓动奕劻施的诡计，所以仍然以病为由不肯西行。
出了正月，东三省官制改革方案出炉。盛京将军著改为东三省总督，兼管三省将军事务，随时分驻三省行台。奉天、吉林、黑龙江各设巡抚一缺，以资治理。徐世昌著补授东三省总督，兼管三省将军事务，并授为钦差大臣。奉天巡抚著唐绍仪补授，朱家宝著署理吉林巡抚，段芝贵著赏给布政使衔，署理黑龙江巡抚。一时舆论大哗，因为东北督抚四人，三个是铁杆袁党。就是吉林巡抚朱家宝，也是在直隶为袁世凯赏识，四五年间就由知县升到了江苏按察使，署理吉林巡抚也是破格；而直隶候补道段芝贵也一跃而署理巡抚，更为史所罕有。
此时，瞿鸿禨的得意门生、浙江钱塘人汪康年刚创办不久的《京报》突然刊登一篇《庆亲王七十生辰特别赐寿记》，爆出奕劻借办寿为名大收礼金的情况。据称，奕劻寿庆暗备账册，现金一万以上及礼物三万金以上入福字册，现金五千以上及礼物万金以上入禄字册，现金一千以上及礼物三千金入寿字册，现金一百以上及礼物数百金入喜字册，整个寿庆共计收受礼金五十万之巨，礼品折银亦不下百万。《京报》则直接讽刺奕劻为“老庆记公司”。文笔十分辛辣，斥责奕劻“问之当世，实无可纪之功，笔诸史编，更无可书之绩。值国家危亡之时大办寿庆而不觉，但固己位则易，箝人口则难”。
奕劻知道必是瞿鸿禨授意汪康年所为，恨得牙疼却无办法。因为当时预备宪政，开放报禁便是措施之一。更让他担心的是，恐怕这只是一个开始，在御史台谏中瞿鸿禨颇多门生，一呼百应，如果他们乘机发难，真不知如何招架。更让他惊讶的是，西赴四川的岑春煊突然乘火车来到了京中。
“上谕不是说毋庸请训吗？他怎么进京了？”奕劻这一惊真是非同小可。数日前他得到上海方面的电报，说“大谋”已经乘轮西上赴川。当时还松了一口气，认为岑春煊去了四川，瞿岑不至搅到一起，就好对付些。现在看，《京报》发难，岑老三北上，皆是两人提前预谋好的。
岑春煊一下火车，就到宫门递请安折子，很快宫中传出话来，第二天一早递牌子。
第二天一早，岑春煊进宫，太后第一起就召见他道：“岑春煊，不是有旨说，不必进京请训吗？”
岑春煊以头碰地道：“臣原也不敢忤旨，但乘轮到了武昌，见京汉铁路已通，虽是天涯却如咫尺。臣已经多年不见太后，念巴蜀道远，此后觐见无日，恋主心切，竟不能自抑，因此忤旨前来，请太后皇上治罪。”
“我和皇上都视你如家人，你来了也好，哪里会治什么罪。当年西狩路上，夜宿破庙……”慈禧年老也是恋旧之人。
八国联军进北京的时候，岑春煊正在甘肃布政使任上，朝廷发出各省进兵勤王的上谕，他向陕甘总督魏光焘毛遂自荐要求带马队进京勤王。但马队也不能立即出发，他等不及，带着十余骑亲兵先行进京，两旗马队随后跟进。他是第一个奉旨进京勤王的，但慈禧一听他只带来了十余骑，真是啼笑皆非。联军进京前一日，两宫仓皇出宫西逃，路上正遇到岑春煊的两旗马队，成了护驾的主力。有天夜里两宫住在破庙里，既无被也无褥，太后皇上背靠背坐着过夜。岑春煊彻夜环刀立庙外，太后梦中数次惊呼而醒，岑春煊每次都朗声答道：“臣春煊在此保驾，太后勿惧！”慈禧对此念念不忘，到了西安有一次哭着道：“如果祖宗保佑能得以复国，必无敢忘你的忠心护主。”
忆及旧事，岑春煊也是涕泪交流。
“经此大难，我和皇上是一心求治，又是推行新政，又是预备立宪，就是期望朝野上下能够和衷共济，共度时艰。如今看，真是太难了。大清这辆大车，我真觉得拉不动了。”慈禧闭着眼睛连连摇头，眼角含着泪。
岑春煊也乘机进言：“近年亲贵专权，贿赂公行，以致内外效尤，纪纲扫地，皆由庆亲王奕劻贪庸误国，引用非人。若不力图刷新政治，重整纪纲，臣恐人心离散之日，虽欲勉强维持，亦将挽回无术矣。”
“何致人心离散？你有何证据，可详细奏明。”慈禧颇有怒容。
岑春煊又问：“天下事人同此心，事同此理。假如此间有两御案，一好一坏，太后要好的还是要坏的？”
“当然要好的。”
“此即是人之心理。臣请问，今日大清政治是好是坏？”
“因不好才改良。”
“改良是真的还是假的？”
太后紧皱眉头：“改良还有假的？此是何说？”
“太后固然真心改良政治，但依臣观察，奉行之人实有蒙蔽朝廷，不能认真改良之据。前奉上谕，命各省均办警察，练新军，诏旨一下，疆臣无不争先举办。但创行新政，先须筹款，今日加税，明日加厘，小民苦于搜刮，怨声载道。倘果真刷新政治，得财用于公家，百姓出钱，尚可原谅一二。现在不唯不能刷新，反较从前更加腐败。从前卖官鬻缺尚是小的，现在内而侍郎，外而督抚，皆可用钱买得。丑声四播，政以贿成，庆亲王被人讥为庆记公司，中枢如此，天下可知。此臣所以说改良是假的。”
“你说奕劻贪，有何凭证？”
岑春煊回答：“纳贿之事，唯恐不密，一予一受，岂肯以凭据示人？但曾记得臣在两广总督兼粤海关任内，查得出使比国大臣周荣曜系粤海关库书，侵蚀洋药项下公款二百余万，奏参革职拿办。当时奕劻方管外务部，周犯系奕劻所保，非得贿而何？”
“奕劻太老实，是上了人家的当。”
“当国之人何等重要，岂可以上人之当自解？此人不去，纪纲何由整饬？”
“懿亲中多系少不更事，尚有何人能胜此任，你可保奏。”
岑春煊回道：“此乃皇太后皇上特简之员，臣何敢妄保？此次蒙皇太后皇上垂询时政，是以披肝沥胆，不敢一毫隐瞒。唯启程之时，因应奏之事极多，而牵涉奕劻关系重大，不得不入京面陈，故特冒昧前来。”
“你先在京住下，慢慢回奏。”
到了第二天，太后再次召见岑春煊，岑春煊所谈依然是奕劻贪墨弄权，卖官鬻爵。这样的故事实在太多，真的假的，朝野传闻多的是。慈禧是第一次听到，深感震惊。即将跪安时，岑春煊又道：“臣在京数日，尚觉所怀未尽，又须远赴川省。臣不胜犬马恋主之情，意欲留在都中，为皇太后皇上做一看家恶犬，未知上意如何？”
慈禧回道：“你言过重，我母子西巡时，若不得你照料，恐将饿死，焉有今日？我久已将你当亲人看待。近年你在外间所办之事，他人办不了，所以未能叫你来京，你当知我意思。”
“臣岂不知受恩深重，内外本无分别。只是譬如种树，臣在外，系修剪枝叶，树之根本，却在政府。倘根本之土被人挖松，枝叶纵然修好，大风一起，根本推翻，树倒枝存，有何益处？故臣谓根本重要之地，不可不留意也。”
太后点头道：“你说得极是。好在外边现已安靖，四川的乱子由锡良去料理，你先下去吧，明日可有旨意。”
第二天，关于岑春煊的任职上谕颁布，“著授邮传部尚书。”
岑春煊奉到旨意，一面请人办谢恩折，一面递牌子请见，参劾邮传部侍郎朱宝奎，“以市井驵侩，工于钻营，得办沪宁铁路，勾结外人，吞没巨款，因纳贿枢府，得任今职。若该员在部，臣实羞与为伍”。
朱宝奎是常州武进人，盛宣怀的同乡。他与詹天佑一样，都是曾国藩派赴美国的留学生，归国后参加中法马尾战争、中日黄海海战。后来大造铁路，被盛宣怀推荐到铁路局任职。盛宣怀有个美婢，朱宝奎欲纳为妾，被盛宣怀拒绝，因此怀恨在心，结果将铁路局的种种积弊抄录累年洋商交涉案叛归袁世凯。袁世凯当时正垂涎铁路、电报、招商三局之利而不详其底蕴，如今得此密件，据之参倒盛宣怀，尽撤其差，把铁路局交唐绍仪，招商局交杨士琦，电报局交吴重熹，而朱宝奎今日终为邮传部侍郎。岑春煊参他，既有示威袁世凯，又有替好友盛宣怀报仇的意思。
慈禧还有顾虑：“朱某既然不肖，可即予罢斥。但总要有所凭据，以什么罪名罢斥他？”
“就说是臣面参好了。”
这样的例子不是没有，但近乎欲加之罪。慈禧对岑春煊深信不疑，竟然点头同意，当天就有旨意，“谕内阁：据岑春煊面奏，邮传部左侍郎朱宝奎声名狼藉，操守平常，朱宝奎着革职。”
侍郎乃堂堂二品大员，竟然只凭岑春煊一句“声名狼藉，操守平常”而被夺职，当时都中人士“群相惊告，诧为异事”。官场毕竟有官场的规矩，岑春煊未到任先参劾属下，且是欲加之罪的方式进行，真不愧“官屠”的恶名。这一招的确给袁、庆党徒一个下马威，但也犯了急躁操切的毛病。京官们开始觉得岑春煊比袁世凯更可怕，都怕这个“官屠”要拿京官动手。
瞿鸿禨当然知道京官们的担忧，所以他与岑春煊商议，风纪败坏的根源在奕劻，参倒奕劻，袁世凯才能失去内援，庆、袁为首的浊流才能敛手，整肃吏治才能有效。所以此时不宜再参劾其他官员，而应将矛头直接对准奕劻。
岑春煊叹道：“无奈他帘眷太深，太后不肯发话。”
瞿鸿禨鼓气道：“树大根深，怎么可能一下就能扳倒。不过，经过你的面劾，他这棵大树已经松动，如今再加一把力不难连根拔起。”
岑春煊下决心道：“我既然自喻为太后皇上的一条恶犬，不妨再咬一口。”
瞿鸿禨连连摇手：“这次不劳你亲自出马。”
第二天，《京报》刊出一篇题为《特别贿赂之骇闻》的文章，披露的是段芝贵购妓杨翠喜献给载振，又以祝寿为名行贿奕劻父子十万两的事情。此文立即成为京中最大新闻，街头巷尾、茶肆酒楼，无不津津乐道。
议论归议论，但此事不但涉及段芝贵，更涉及亲贵大臣奕劻，也涉及势力强大的袁世凯，所以台谏御史也束手。此时，有铁面御史之誉的赵启霖具折参劾。赵启霖与赵炳麟、江春霖早在四年前就曾经共同具折参劾奕劻贪墨纳贿、卖官鬻爵，因查无实据而被降职，不过却名声大噪，人称“三霖”。这次赵炳麟、江春霖都不愿冒险，赵炳麟还劝赵启霖道：“此案若只涉及段芝贵尚可参奏，但事实上既牵连亲贵又涉及重臣，妄奏则殃及自身，有性命之虞。”
赵启霖反驳道：“维护纲纪、弹劾不法是我辈职责，如今朝中出了如此荒唐的丑闻，我辈却不置一词，岂不有愧职守？大不了丢掉一颗脑袋。”
赵炳霖又劝：“我是没有老兄的浩然正气了，不过，你我都是瞿相国的门生，如今瞿相国与庆王相斗，难免让人指责参与党争，是非混淆，难以辩污。”
“清者自清，浊者自浊，何须辩污。”
赵炳麟只好摇头告辞。
赵启霖参折当天递了上去。第二天军机见起，即将跪安时，慈禧从御案上拿起一份“白简”道：“奕劻，赵启霖有个参折参你们父子，你怎么说？”
自从《京报》发表段芝贵获官的丑闻后，奕劻就料到必有御史参劾，他接过参折，战战兢兢看完，硬着头皮道：“奴才父子绝不至于如此荒唐。”
“京中万口喧腾，你当我不知道？东三省不得已而改置督抚，我破格用人，原为振作三省起见，没想到你们如此狠心欺我！”
奕劻跪倒在地，磕头道：“奴才不敢欺太后！”
慈禧震怒之下要立即严谴载振和段芝贵，此时瞿鸿禨不能不出头说话：“太后息怒。事之有无，未可预定，遽加严谴，恐非所以体恤亲贵之道。”
“那就让孙家鼐和载沣彻查。段芝贵声名如此狼藉，无论事之有无，都不宜出任封疆。”
出宫后，奕劻忧惧羞愤，自觉无颜回军机处，出宫回府，绕室蹀躞，午饭也一口未吃，午睡也睡不着。到了下午，让人去给醇亲王载沣和孙家鼐送信，相约在醇王府相见。两人上午就已奉到上谕，当然知道奕劻所为何事。三人见面，奕劻说道：“此事吾父子名誉不足惜，可是事关国体，非我父子一己荣辱，还望两位秉公确实查办，如其事属实，予甘认面欺之罪；如无其事，亦应将查办之详情宣布天下，毋使吾父子贻笑于全球也！”言之泪下。
载沣见奕劻如此难过，不知如何劝慰，便道：“庆叔放心，一切有我和孙中堂。”
这话有毛病，仿佛他拿定主意要袒护奕劻父子。
孙家鼐也道：“王爷不必如此忧心如焚，清者自清，浊者自浊，我与醇王一定一秉大公。”
奕劻的目的已经达到，多言无益：“两位即已奉旨，我就不好多说了，以免连累两位落下袒护亲贵的口实。”
奕劻告辞，孙家鼐并未立即回府，而是与载沣商议如何查办。孙家鼐自有主张，但不知载沣是何心思，因此没有贸然抖出自己的打算，而是先问：“王爷觉得应当如何查办妥当？”
载沣回道：“赵启霖说段芝贵购戏子以献，到载振家中一搜有人无人，便就真相大白。”
孙家鼐斟酌着说道：“办法倒是简单有效，不过王爷，我们直接去庆王府搜人，便是表明我们已经相信确有其事。如果查得出人还好交代，如果查不出，以王爷与庆王同为亲贵的关系，到时候脸上怕是不好看。”
载沣恍然大悟，心中羞愧，说话就有些磕巴：“中堂说得，说得极是，我欠考虑。怎么办合适，我听中堂的。”
孙家鼐分析着说道：“王爷言重了。我先不说庆王父子的事，先说点题外话。如今大清国的形势比任何时候都严峻，想必王爷也心中有数。咱们关起门来说话，我也就知无不言。如今外患不至于遽发，但内忧却相当严重。大清仿佛是一个身患重病的人，只宜慢慢静养，耐心调慑，或可能渐复元气，不致竭厥。所以，任何的急躁操切都是大清的灾难，所谓猛药治重疴，不是治病，而是送命。这就是我之所以戊戌年反对操切变法，今年又反对责任内阁的原因。我听说南方革命党提出要‘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分析这句话的深意，他们蛊惑民众的核心，就是满人已经荒唐得很不像话，无资格秉政。我倒希望赵启霖所参是子虚乌有，若查实了，庆王父子果然如此荒唐，革命党人会不会说：大家看，满人如此荒唐，中国还有希望吗？”
载沣恍然大悟：“中堂一心为满人着想，为朝廷着想，真是忠心可嘉。”
孙家鼐却不承认：“王爷，我不是为满人着想，我是为天下百姓着想。我这一生，经历了洪杨之乱，捻子造反，拳匪患乱，联军屠城，哪一场乱子都是百姓遭殃，人命贱如草芥。我老了，只想看到国家能够平静，百姓不再遭乱。”
“中堂的苦心真是感人至深。中堂就说吧，这案子怎么查，我无不附赞。”
“我们查案，应当从天津入手。核心两条，一是说段芝贵买戏子献给振贝子，那就到天津去查一查，有没有这么个戏子卖给了段芝贵，或者卖给了什么人；二是说段芝贵从商会会长处借款十万贿赂庆王，那就去商会查查有没有这笔借款。这两项基本的事实查清了，接下来的事情才好办。”
“就听中堂的，先去天津，那咱们什么时候动身？”
“当然是越快越好。不过，我身子骨不好，恐怕去不了天津，只能派个忠实可靠的人代我去查办。王爷大驾亲临当然好，如果实在太忙，派一个办事认真的人去也一样。”孙家鼐建议道。
载沣再忠厚，用心一想也明白孙家鼐的苦心，到时候万一有什么纰漏，两人都有转圜的余地。因此也决定派人代他去天津查办。
听说查案的人员已到了天津，袁世凯再次把杨以德叫来询问：“老段现在陷于是非中，此时他无法出面，一切由你来应付。怎么样，都准备好了吧？”
“宫保放心好了，保证出不了纰漏。”杨以德如今已是探访局总办，很得袁世凯赏识。
“该花的钱就花，总之要给老段洗洗清楚，尤其不能让振贝子蒙受不白之冤。”
“实事俱在，就是谁来查也是子虚乌有。”
两人一本正经睁着大眼说假话，袁世凯知道已经弥缝好了，稍稍放心：“你对他们两个说，他们是查钦命案子，我不方便出面，不然会让人说我为下属弥缝，请他们谅解。查完了案子，让他们在天津好好玩一阵，耍钱还是吃花酒，随他们喜好，一切开销都由你想办法好了。”
杨以德领命而去，到利顺德饭店见满洲印务参领恩志、内阁侍读润昌，他们两人分别代表载沣和孙家鼐查案。等酒足饭饱，三人商量查案的要领，润昌首先说道：“既然杨总办对一干人等十分清楚，明天就先提杨翠喜和王益孙问话，下午如果来得及，再去商会查账。”恩志是大老粗，但因为是载沣所派，润昌不能不特别尊重，因此转头问他，“恩兄，你看这样妥当不？”
恩志附和：“妥当，妥当。”
“咱们是初次见面，但行家一伸手，就知有没有。我干巡警几年了，像两位这样精于查办事件的，不是巴结两位，还真是第一次见到。我受宫保所托，也受当事人所托，一定要给他们洗清不白之冤。而且说句实话，我是第一次直接从宫保那里接差使，所以办得好不好，关系我个人前程，还请两位兄弟多关照。”杨以德说罢，从怀里掏出两张银票，一人一张，各两千两，“这是我个人的一点意思，请两位收下。这可不是收买两位，两位也不是能收买得了的人，是兄弟的一点敬意。这与明天的调查无干，明天该怎么查就怎么查。”
两千两银子，在恩志看来不是小数，他拿眼睛只看润昌，润昌会意：“这是杨总办的个人心意，咱们既然是兄弟，当然不好见外。恩兄，我看恭敬不如从命。明天咱们查案照样一秉大公，不徇私情，想必杨总办也能理解。”
杨以德回道：“咱们都干这一行，当然理解。”
于是恩志欢天喜地收下，塞到贴身的衣袋里。借恩志出门方便的时机，杨以德又拿出一张银票对润昌道：“宫保对老兄早有耳闻，对老兄的能干很是欣赏，特别交代我别致敬意。”
恩志随时会回来，不容推让，润昌从容收下道：“请转告宫保，清者自清，浊者自浊，我们受王爷和中堂所托，当然要查个水落石出。”又低声说，“恩参领是第一次办事，很不懂道，不过放心好了，一切有我。”
杨以德拱手道：“全都拜托老兄。”
第二天先提审杨翠喜，她一脸茫然道：“我出班子不假，但一直没离开过天津，更不认识什么贝子。我是什么身份，哪有嫁给贝子的福分。我家老爷姓王，大名王锡瑛，字益孙。我嫁他做妾已经好几个月了。”
润昌问：“有何凭据？”
“我家老爷与戏班子有契约为凭。”
于是再提王锡瑛，王锡瑛是候补道，又是世代盐商，身价不同，润昌和恩志都起身致意。
“我喜欢看戏，也捧红了不少角，对杨翠喜那可真是一见倾心。”于是王锡瑛讲了如何捧杨翠喜，又如何不惜重金娶回家。
润昌问：“口说无凭，你娶小妾，应该有见证人或者什么凭据吧？”
“当然有，花了三千五百两银子。契约我都带来了。”
润昌接过看了一眼，递给恩志，恩志看过复又递给润昌。润昌又问：“这是重要证据，我怕要暂时借用一下。王观察不会有异议吧？”
“没有，我还是懂一点规矩的。”
不到午饭时间，杨翠喜的身世就弄清楚了。
到了下午，润昌突然说道：“我看不必让商会拿账本来，我们直接上门去查，给他个措手不及。恩兄，你看如何？”
恩志当然没有不同意的道理。
一行人到了商会，立即封存账簿，把去年以来的流水账查了个底朝天，的确没有十万两银子的出入。于是再提审会长王竹林，王竹林一副惊讶的表情：“借给段总办十万两银子？数字如此巨大商会哪里筹措得来。再说，商会往外借银子都要与各位商董会议，然后再立有合同，哪能我说借就借？”
找了几个商董来问，都说从没会议过借十万银子的事情。
润昌又道：“这流水账我也要借用几日，等我交了差，一定派人奉还。”
当天晚上，杨以德陪两人吃饭，润昌道：“王观察有点荒唐，官员纳妓为妾，大干律例，他难道不知？”
王锡瑛是候补道，但若严格按律例追究，纳妓为妾也要革职。杨以德求情道：“我只知杨翠喜唱戏，应该未入娼门吧。两位，我立即着人让王益孙过来面禀，此事关系个人前程，不能出差错。”
第二天上午，润昌对杨以德道：“杨总办，我们兄弟两个昨天商量了个稿子，今天打算先发给王爷和中堂，先请你看一看，是否妥当。按规矩说，这是不应当请你过目的，可是，谁让我们是兄弟呢？恩兄也同意请你看一看，规矩是规矩，兄弟是兄弟。”
“承蒙两位信任，感激不尽。”杨以德接过来，仔细阅看，是以恩志的名义上的说帖——
奴才恩志与润侍读到天津后，即查访歌妓杨翠喜一事，天津人都说杨翠喜被王益孙买去。奴才等当即面询王益孙，王益孙名王锡瑛，系兵部候补郎中，于二月初十日，在天津荣街买杨李氏养女杨翠喜为使女，价三千五百元，并且立有字证。王益孙称，杨翠喜现在家中服役。
奴才等面询杨翠喜，杨翠喜说：先在天仙茶园唱戏，于二月初，经由中间人梁二说合，父母同意将身卖与王益孙充当使女。奴才等找到梁二与杨翠喜父母，后者称他们的养女确实被王益孙买去，充任使女。
至于王竹林借十万金一事，据王竹林称，他名叫王贤宾，系河南候补道，充当天津商务局总办，与段芝贵并无来往。现虽充盐商，并无数万之款，所办商会，年终入款七千余元，本局尚不敷用。商会事件，系各商共同办理，并非一人专理。奴才等人调阅了商会的账本，没有发现这笔款项。商会的人也作证，给段芝贵十万金一事，不但未见，而且未闻，他们情愿具名甘结。天津其他商人也都称，王竹林没有向段芝贵借款一事。
杨以德看罢，放了心：“两位老哥辛苦了，我建议暂到明天给王爷和中堂发电报。今天两位老哥就好好玩一玩。商会王会长感念二位为之辩污，早有一份孝敬，被我阻拦下来，怕的是影响两位老哥办案。今天案情已白，这份孝敬无论如何两位要收下。”杨以德送出的，每人又是两千两。
晚上怎么玩，两人又生分歧，恩志有心猎艳，润昌手痒想赌。于是杨以德派随从分成两拨分别陪同，他则亲自去陪润昌。润昌临下场前，杨以德又奉上一张两千两银票充赌资。赌到深夜，结果润昌输掉了恰好两千两。他倒很看得开，立即收手，笑着对杨以德道：“杨兄，看来这银子命里就不该有。”
第二天发回电报，很快就有回示，要带杨翠喜、王锡瑛、王竹林及商会账房、杨翠喜的养母等人到京由醇王面审。
醇王面审结果与恩志、润昌的调查完全相同，第二天复奏后，当天就有上谕，在简述调查结果后，便是对御史赵启霖的处置，“该御史于亲贵重臣，名节所关，并不详加访察，辄以毫无根据之词，率行入奏，任意诬蔑，实属咎有应得。赵启霖著即行革职，以示惩儆。朝廷赏罚黜陟，一秉大公，现当时事多艰，方冀博采群言，以通壅蔽。凡有言责诸臣，于用人行政之得失，国计民生之利病，皆当剀切直陈，但不能摭拾浮词，淆乱视听，致启结党倾陷之渐。嗣后如有挟私参劾，肆意诬罔者，一经查出，定予从重惩办。”
虽然调查有了结论，却未能服众，江春霖为赵启霖抱打不平，上疏指出载沣、孙家鼐查复的案情有六大疑点：
买献歌妓之说，其于天津报纸，而王锡瑛系天津富绅，杨翠喜又系天津名妓，若果二月初即买为使女，报馆近在咫尺，历时既久，见闻必确，何至误登？可疑者一；使女者婢女之别名，天津买婢，身价数十金至百金而止，更无昂者，以三千五百元而买一婢，是比常价增二三十倍矣。王锡瑛即挥金如土，如此虚掷，愚不至此，可疑者二；翠喜色艺倾动一时，白居易琵琶行所谓名在教坊第一者，无过是矣，老大嫁作商妇，尚诉穷愁，岂有年少红颜，甘充使女，可疑者三；王锡瑛称在天津荣街买杨氏养女，不言歌妓，而翠喜则称先在天仙茶园唱戏，经过中人梁二与父母说允，又不言养于李氏，供词互异，捏饰显然，可疑者四；既为歌妓，脂粉不去手，罗绮不去身，其不能胜操作也明甚，谓在家内服役，不知所役何事？可疑者五；坐中有妓，心中无妓，古今唯程颢一人，王锡瑛而曰买为使女，人可欺，天可欺乎？可疑者六。臣以情理断之，出名顶领之说，即使子虚，买妓为妾之事，更无疑义。
奕劻原本并不希望将赵启霖革职，但起草上谕的瞿鸿禨坚持如此，显然是以牺牲赵启霖激怒清流。奕劻一看台谏不肯放手，这样僵持下去，或者再有人追根究底，案情有了反复，太后想护他也护不住了。所以，他把载振叫到面前道：“你闹得这场荒唐事，看来不好收场，你请辞吧。”
载振心有不甘，但知道不如此则不能保住老子的禄位，所以只好答应。但调查结果自己是“清白”之身，却又请辞，这措辞实在太难。于是找杨士琦商量。杨士琦的文笔十分厉害，并不输于他的四哥杨士骧，安慰道：“贝子爷且闭门读一年半载的书，过了风头便可复出。”
“可惜了小振这孩子。”慈禧阅到载振的请辞奏折后又说，“这折子难为他写得出来。”
这奏折写得的确不同凡响，“臣系出天潢，夙叨门荫，诵诗不达，乃专对而使四方，恩宠有加，遂破格而跻九列。倏因时事艰难之会，本无资劳才望可言，卒因更事之无多，遂至人言之交集。虽水落石出，圣明无不烛之私；而地厚天高，蹐踞有难安之隐。所虑因循恋栈，贻衰亲后顾之忧；岂唯庸懦无能，负两圣知人之哲。不可为子，不可为人。再四思维，唯有仰恳天恩，开去一切差缺。愿从此闭门思过，得长享光天化日之优容。倘他时晚盖前愆，或尚有坠露轻尘之报称。”
奕劻上朝时，也再次向慈禧面请准载振开缺，于是当天就有准载振开缺的上谕。但这份上谕对载振自出任农工商部尚书以来的功绩大加赞赏，且寄予厚望，“现在时事多艰，尔年富力强，正当力图报效，应随时留心政治，以资驱策，而有厚望。”
然而舆论并未平复，御史赵炳麟又上奏折，请朝廷收回成命，将赵启霖官复原职。汪康年主办的《京报》继续穷追不舍，“近年来政府屡经弹劾，而竟悉置不问，只见言官数次遭谴，难道被劾者真的无瑕可摘吗？近五年来，国事之进步如何，民生之休戚如何？任由一二大臣搅乱朝局，其利害波及全国，政府竟不能加以制止，难怪招致天下谴责。”
奕劻看到这样的文章，恨得直拍桌子。在他看来，《京报》无异于瞿鸿禨的喉舌，这些文章都是瞿鸿禨所指使。他把杨士琦叫来，指着《京报》上的文章道：“杏城，我本想退一步海阔天空，无奈人家要赶尽杀绝。你辛苦一趟，去天津和慰廷商议，有什么办法把这些蛇蝎请出朝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