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统三年九月初九，即公元1911年10月30日，袁世凯将由彰德乘火车南下，前往武昌办理剿抚事宜。他定于上午十点起程，因为王锡彤没有赶到，因此又推迟到下午一时。在等待的时间里，他一连收到五份上谕。前四份都是朝廷应资政院奏请，回应舆论，以求挽回民心。
一是以皇帝的名义其实是载沣下罪己诏，诏书中说“用人无方，施治寡术。政地多用亲贵，则显戾宪章。路事蒙于佥壬，则动违舆论。促行新治，而官绅或借为网利之图。更改旧制，而权豪或祗为自便之计。民财之取已多，而未办一利民之事。司法之诏屡下，而实无一守法之人。驯致怨积于下而朕不知，祸迫于前而朕不觉”。表示一定维新更始，实行宪政。
二是颁布明诏公布宪法，“著溥伦等敬遵钦定宪法大纲，迅将宪法条文拟齐，交资政院详慎审议，候朕钦定颁布用示朝廷开诚布公与民更始之至意”。
三是取消内阁暂行章程，实行内阁完全制度，不以亲贵充当国务大臣。
四是开放党禁，“所有戊戌以来，因政变获咎，与先后因犯政治革命嫌疑惧罪逃匿者，悉皆赦其既往。嗣后大清帝国臣民，苟不越法律范围，均享国家保护之权利。非据法律不得擅以嫌疑逮捕等”。
还有一道旨意，是回应袁世凯的要求，先拨给一百万两军费，“监国摄政王面奉隆裕皇太后懿旨，现在湖北用兵，军饷浩繁，著拨出宫中内帑银一百万两，由内务府交度支部专作军中兵饷之用”。
见了这些旨意，袁世凯对随同南下的段芝贵道：“香岩，朝廷如果能够早一年哪怕半年如此开通，何至有今天的局面。”
袁世凯已经成立了司令部，段芝贵负责司令部的一切事务，但他的心思并不放在天下大势上，要与他青梅煮酒论天下，则无异于对牛弹琴。果然，他对袁世凯的感慨答非所问：“如果没有这乱局，宫保还没有复出的机会。”
袁世凯按下与他谈大局的想法，转变话题道：“我准备在孝感设司令部，你选一个合适的地方。”
到了十二点多，王锡彤所乘坐的火车到了洹上村。他匆匆下车又登上袁世凯的专车，进门就道：“袁公，听说为等我让你推迟了三个多钟头，实在是不敢当。”
袁世凯笑道：“与其说是等你，不如说是与自己争辩。筱汀，我这次督师，情形很复杂，想听听你的想法。俗话说，当局者迷，旁观者清。你既不是革命党，也不是立宪派，更不是中枢官僚，你的想法不偏不倚，我要好好讨教。”
“我只有一句话，万事留有余地。”
“愿闻其详。”
王锡彤问：“袁公以为，你的敌人在哪里？”
“南有革命党叛乱，北有朝廷亲贵虎视。南方军事尚易结束，北方政治，头绪焚如。”
王锡彤又问：“如今朝野上下都希望袁公快刀斩乱麻，把叛乱剿平，像当年的曾文正、胡文忠公收拾洪杨之乱一样。袁公以为，大清还有救吗？”
袁世凯老实回道：“很难，天之所废，谁能兴之。不过，我为孝钦托孤，不能不明知不可为而为之。”
“袁公的忠心可感，我还是当初那句话，袁公胜了，叛乱平定后，等待袁公的是什么？军事取胜之日，可能就是袁公取败之时。所以，袁公对革命党，应当留有余地。”
“武昌的黎宋卿也给我来信，让我与他共扶大义。”
“现在哪一方都想争取袁公的支持。朝廷希望借助袁公平定叛乱；革命党希望拉拢袁公能得以残喘；立宪派还希望袁公能够成就真正立宪。”
袁世凯闻言认真问道：“那依筱汀之见，我该何去何从？”
“哪里也不去，哪里也不从。袁公倒向哪一方，必然失去另一方甚至两方。袁公独立自主，各方都要仰看袁公脸色，袁公居中运筹，且待最好结局。”
“大清的前途，一是立宪，一是共和。我主立宪，朝廷如今也想立宪。但如今已经有十余省响应共和独立，立宪何其难。”
“十余省独立，看似共和占优势，但须知其中立宪派的力量也相当大。局面到底如何发展，我实在看不明。所以，我还是那句话，一切留有余地。”
袁世凯拱手道：“受教了。‘留有余地’四字，我当谨记。”
第二天上午，袁世凯到达豫鄂交界的河南信阳。奉命回京的荫昌由南而北，在此与袁世凯会面。两个人一见面，荫昌第一句话就是：“盼了初一盼十五，你可总算来了。”
“你算跳出火坑了，我却又陷进来了。和华甫交接清楚了？”袁世凯笑着回道。按此前的上谕，荫昌指挥的第一军交由冯国璋指挥。
“我们两个好交接，对华甫来说，一切都是轻车熟路。”
袁世凯又问：“前线形势如何？华甫能不能拿得下汉口？”
“随我南下的北洋新军，基本未与革命党接仗。接仗的主要是张彪从武昌带出来的部队和河南增援的部队。革命党都是新募的兵，战斗力不怎么强。不过，昨天革命党中最善军事的黄兴到了武昌，黎元洪弄了一面大旗，上写‘黄兴到’三个大字，绕武昌城一周，革命党士气大增。”
对于黄兴，袁世凯早就从杨度口中听说过，知道他是湖南善化人，有秀才功名，却不热衷于科举，而是喜好军事。革命党组织的十几次起义他大都参加甚至指挥，很有实战经验。
袁世凯语气肃然道：“此人不可小看，华甫遇到劲敌了。”
荫昌分析道：“相比较而言，我军还是占优势。现在汉口陆军有一镇两协，约一万五千人，水师有三艘巡洋舰、五艘炮艇、五艘鱼雷艇。革命党大约有五六千人，且以新兵居多。如今袁公亲自督师，前线将士欢声雷动，不难一鼓**平。”
袁世凯摆摆手道：“你可别给我戴高帽，一鼓**平，谈何容易。如今天下有多半行省宣布独立，即便**平了武汉三镇，又能如何？”
“那是后话。你既然复出，当然要好好打一仗让朝廷看看，同时也给革命党一个下马威，让他们不要小瞧了北洋军。”
“有道理，稍后我给华甫发电报。”
荫昌急于回京，当天下午就乘火车北上。等他一走，袁世凯就问段芝贵：“香岩，午楼要我好好打一仗，你以为如何？”
段芝贵回道：“当然要好好打一仗，让朝廷知道，也只有宫保能够降得住革命军。”
“好，那就给华甫发电。”
汉口城外的冯国璋接到袁世凯尽速收复汉口的命令，召集第一军将领开会：“他老如今出山了，我们这没什么好说的，要好好给他捧捧场。”
“军门吩咐就是，我们无不赴汤蹈火。”第一军的镇、协、标中上层军官，几乎都是袁世凯所提携。
汉口一带地势平坦，革命军唯一的依托就是汉口城内的街巷。他们藏于建筑物中，一条巷子一条巷子与北洋军争夺。打了一天，进展缓慢。冯国璋十分着急，晚上召集众将商议。第一军有位标统是汉阳人，对汉口地形十分了解，献计道：“革匪占据街巷，处处设防，唯有火攻，让他们无藏身之处，才好剿灭。”
冯国璋点头道：“好，看来只有此法能够见效。”
第二天，冯国璋集中所有炮火同时轰炸汉口，挑选的“先锋”趁着炮火潜入街巷乘机放火。汉口商业繁华，商铺鳞次栉比，又多是木质结构，大火一起，火借风势，风借火威，越烧越大，革命军失去藏身之地，当天晚上全部撤出汉口，一部分撤往汉阳，一部分则随黄兴撤往武昌。这场大火一直烧了三天，繁华的汉口五分之一的街区化为灰烬。
袁世凯南下前就没指望完全靠军事来解决问题，汉口一下，他就派人南下议和。前去执行这一使命的有两个人，一个是蔡廷干，广东香山人。当年曾国藩派幼童留学美国，十二岁的蔡廷干便是其中之一，回国后他先到大沽水雷学堂，后来到北洋舰队，甲午战争时任“福龙”号鱼雷艇管带，在威海突围时被俘，他们这批人被日本遣返后全部受革职遣散处分。袁世凯任直隶总督后，经唐绍仪推荐，蔡廷干被收入袁幕。袁世凯一复出，立即奏请授予蔡廷干三品京堂候补并加二品衔，正式职务是“海军部军制司司长补授海军正参”，作为袁的“海军副官”。袁世凯起用他的真实意图并非联络海军，而是为了与革命党谈判，因为如今的湖北都督黎元洪，在北洋舰队时是蔡廷干的手下。
与蔡廷干同行的还有一个叫刘承恩，湖北襄阳人。他是武备学堂出身，袁世凯在小站练兵时就被招入麾下，后来率军入广西镇压起义，留驻广西十年。如今袁世凯将他招来，给他的官衔是湖北候补道，用途与蔡廷干一样，因为湖北新军中他有不少老乡。
两个人带着袁世凯的密函先到武昌去见黎元洪，黎元洪对老长官蔡廷干很客气，但对袁世凯的密函中提议共同支持君主立宪却很不以为然：“满人居心狡诈，所谓立宪不过是虚应故事。”
蔡廷干解释道：“朝廷虚言立宪，实行专制，的确大失人心，这也是都督革命的原因。不过，现在朝廷已下诏罪己，宣誓太庙，将一切恶捐恶税全行改除，实行立宪，与民更始。我们两人行前，皇族内阁已经集体请辞，清廷下旨简授袁公为内阁总理大臣。你知道，袁公是真心推行宪政的。”
黎元洪赞同道：“袁公推行宪政，实行新政，成绩斐然，天下尽知。”
刘恩承接过话题说：“袁公的意思，既然革命的目的已经达到，都督何不传之各省，暂息兵端，以免生灵涂炭。袁公想请大家公举代表入京组织新内阁，朝廷仍拥有帝位的虚名，人民则达到参政的目的，可谓一举而两善存也。清室帝号虽存，已如众僧供奉一佛祖，佛祖有灵，则皈依信奉他，不然，焚香顶礼，权在僧人，佛祖也无能为力。”
黎元洪叹道：“如今多半省份已经独立，共拥共和，共和可以说深入人心，清廷此时想行宪政，晚矣。”
“不然。各省独立，谘议局参与其中，各省都督也都由谘议机构推举。谘议局本是宪政机构，所以独立各省，要说全然赞同共和，也未必。只要朝廷真心行宪政，他们还是赞同的。共和与君宪，相比较而言，共和并不适合中国。”蔡廷干认为，如果实行共和，中国各省都作为联邦的一个州的话，假如某个州要退出联邦，由谁来阻止呢？如今日本在东北、法国在两广虎视眈眈，如果他们策动这些省独立，有谁阻止得了？中国这样面积广袤的大国，自秦始皇起，就尊崇大一统的观念，合则兴，分则乱，所以实行共和并不适宜。
黎元洪自知论口才不是两人对手，到了晚上，为两人举行晚宴，特意找了一批能言善辩的人与两人争辩。一拳难抵四手，两人口才都极好，却不能说服众人，反而两人从心底里都有些赞同共和了。
黎元洪有些不解地问道：“我们都认为袁总督人才难得，不过我们不理解的是，满人那样折辱他，他竟然出来帮助满人。”
蔡廷干解释道：“袁公的意思，他三世受恩，不忍清廷被推倒，也不忍百姓受战乱之苦，所以才复出以维系大局。”
黎元洪趁机道：“袁公不忍推翻朝廷，不过是一己私恩。何如体谅天下苍生，投向共和，共同推翻清廷则易如反掌，甚至不战而胜，岂不于大局更利？”
蔡廷干和刘承恩都无话好说了。两个人又去汉阳见黄兴，黄兴同样对袁世凯评价很高，但他共和的意志更加坚定。两人无果而返，带回了黎元洪和黄兴的信，都是劝袁世凯投向共和。
黎元洪在信中说：“今日天与之机会，以假授予公也。公果能来归乎？与吾徒共扶大义，将见四百兆之人，皆皈心于公，将来民国总统选举时，第一任之中华共和大总统，公固然不难从容猎取也。人世之荣名厚实，孰有更加于此者乎？”
黄兴则在信中说：“以明公个人言之，三年以前清廷之内政、外交稍有起色者，皆明公之力。迫伪监国听政，以德为仇，明公之未遭虎口者，殆一间耳。此段痛心历史，回顾能不凄然？明公何不反戈一击，灭此腐朽之朝廷？人才有高下之分，起义断无先后之别。明公之才能，高出兴等万万。以拿破仑、华盛顿之资格，出而建拿破仑、华盛顿之事功，直捣黄龙，灭此虏而朝食，非但湘、鄂人民戴明公为拿破仑、华盛顿，即南北各省亦当无不拱手听命者，苍生霖雨，群仰明公，千载一时，祈勿坐失。”
这两封密信，袁世凯亦喜亦忧。忧的是两人都不支持君主立宪；而两人都表示，如果他赞成共同，则支持他出任第一任民国总统，这实在是一大喜讯。两人在革命党中的地位仅次于孙中山，基本可以代表革命党的意见，自己有如此重要的威望，实在出乎意料。他把信递给段芝贵，等他看完了，便问：“香岩，革命党真会开玩笑，要让我当第一任总统。”
段芝贵却给袁世凯泼了一瓢凉水：“大帅别信他们的鬼话，他们无非是想把大帅拉过去帮助他们对付朝廷。孙、黄两人闹共和十几年了，大大小小的起事搞了十几次，他们怎么肯轻易让功于外人？真推翻了朝廷，未必肯把大总统相让。”
真是旁观者清，袁世凯只顾高兴，这么浅显的道理竟然也未去想。
蔡廷干却不那么认为：“香岩的说法有道理，但不见得就对。我看黄兴是个光明磊落的人，说一句是一句，不是食言自肥的人。”
段芝贵反驳道：“老蔡，我说句不中听的话，你可别生气。你们带回来的，不过是两人的私信，到时候完全可以不认账。”
刘承恩摇摇头道：“有我们两个做证，他们不会不认账。”
段芝贵不屑地一笑道：“认账有什么用？毕竟是两人私下议论，革命党也不是任他两人一句话就能定局。要动真的，那得到时候双方正正经经地坐下来谈，达成几项协议，那才靠谱。即便达成了协议，都可以随时推翻，何况两封私信？”
“你们都不必争了，我心中有数。我还是主张宪政，宪政搞了这几年已经深入人心，再搞共和那一套，多此一举。”
袁世凯让两人下去好好休息。等他们走了，段芝贵诡秘地说道：“大帅，何必费这些周折，如今朝廷民心尽失，革命党又看好大帅，大帅何不效法赵匡胤，北洋的众位兄弟无不愿意大帅黄袍加身。”
袁世凯瞪了他一眼道：“这种话你也说得出口，当心招祸！我三世受恩朝廷，怎么忍心从孤儿寡母手中取天下？天下人的唾骂不去说，就是袁家祖宗我也无颜去见。我叔祖、我三叔、我嗣父，都是朝廷的忠臣，都忠于王事，到我这一辈怎么能当曹阿瞒！你可真是能想。”
段芝贵没想到被这么一顿训斥，红着脸尴尬地站在一边。袁世凯觉得话说得重了，又道：“你说北洋兄弟都支持我黄袍加身，我以为不然。姜老叔、冯华甫还有张少轩，他们都是朝廷的不贰忠臣。就是北洋都支持，实力毕竟有限，北洋只限于江北半壁，江南则鞭长莫及。何况疆吏当中，忠于朝廷的也不在少数。”
这样一说，段芝贵感觉脸上好看了些，至少说明帝制自为，袁世凯不是不想，而是不能、不敢。
“我办事向来是求十拿九稳，没把握的事情不做，我最不屑于纸上谈兵。现在我想的是如何以最小的代价，尽快结束乱局。对付革命党，硬打不是上策。打完了武昌，还有湖南、江西、山西、云南，如今这么多省脱离朝廷，总不能一个省一个省去打。总终要立足一个和字，打也是为了和，简而言之，以打促和。”
“大帅的想法不错，可是朝廷未必愿和。大帅要和，会有人说大帅存有异志，是养寇自重。”
“难就难在这里。”袁世凯点了点头。
段芝贵问：“如今汉口已下，汉阳打不打？不打，对朝廷要有交代。”
“且让我想想。不打的理由不难找，刚经过汉口大战，军士需要休养，军械需要补充，这都是现成的理由。”
第二天，袁世凯还未拿定主意，传来一个惊人的消息：驻石家庄的第六镇统制吴禄贞截留了运往湖北的军火，并致电朝廷，要求明降谕旨，大赦革命党，速停战争，饬令冯国璋退出汉口，并严惩纵火的责任者。
袁世凯失声道：“吴禄贞反了！我第一军腹背受敌！都是这帮亲贵做的好事！”
吴禄贞是湖北云梦人，十六岁时父亲去世，家境困难，于是到湖北新军当兵，后来考入湖北武备学堂，因一篇《投笔从戎争先赴难》被张之洞赏识，随后推荐入日本士官学校学习，是留日第一期士官生。他学习成绩相当好，与同期的张绍曾、蓝天蔚并称为“士官三杰”。三人在日本都受到革命党的影响，尤其是吴禄贞，在日本期间就加入了兴中会。三人学成回国后，同为日本留学生的良弼正在通过引入士官生来消解袁世凯武备系的力量，因此都陆续得到重用。
1907年，徐世昌出任东三省总督，知道吴禄贞有才干，调他随行出关协理军务。一到关外，就遇到日本挑起的“间岛交涉”。已经占据了朝鲜的日本人得陇望蜀，借口延吉厅所辖临江一带地方有十余万朝鲜人居住，是中朝未定区域，日本驻朝鲜总监伊藤博文派斋藤领兵占据局子街。于是，徐世昌立即派吴禄贞去处理。
吴禄贞率几十名士兵加随从，冒着酷暑行走二十余天到达延吉。巧得很，日本带兵的斋藤正是吴禄贞当年的同班同学，成绩及各方面都比吴禄贞差一大截，当年考试，有许多时候要靠吴禄贞帮忙，所以一见个头瘦小、却十分干练的吴禄贞，先从心里就怯了。
一见面吴禄贞就问：“你为何擅自侵占大清领土？”
斋藤狡辩道：“这个地方本来属朝鲜领管，现在朝鲜是日本的保护国，所以我要来保护朝鲜百姓。你们为什么要到这里滋生事端？”
吴禄贞冷笑一声道：“我是大清的官，应当保卫大清的土地。中国人祖祖辈辈就住在这个地方，你们来强占了，还说我滋生事端。你也知道，吴某性情刚直，不愿意多说废话，贵军能够赶紧退出这个地方很好，不然的话，只有武力解决。我带来了一协的兵马，很快就到。”
斋藤见他如此强硬，退一步道：“你要求我们退出此地，可以送达文书到朝鲜统监处，如果有了统监的命令，我们就退出去，不然是不可能的。”
“我是军人，只知道保卫疆土，只懂武力解决问题，不负责谈判。你们要谈判，派人去我国外务部好了。你如果强占此地不走，咱们只有交交手。我也很想知道，这些年你这位老同学到底有没有长进。”吴禄贞这样一说，斋藤心里已经怯了。两人相斗，他自知不敌。
“你如果觉得回去没法向你们统监交代，我告诉你办法。”吴禄贞让随从解开一个包袱，里面全是地方志书及从前中韩交涉文书，“这些资料都能说明延吉地方全属大清，我已经写好一篇长文，我送你一册，你送你们统监。”
斋藤只好率部下撤回，不过他还不甘心，一路插上“朝鲜国地界”木牌。地方官报告吴禄贞，请示办法，吴禄贞回道：“统统给他拔掉，一把火烧了。”
地方官不敢，说怕日本人不答应。
“听我的，错不了。不然日本以后以此为借口，又制造麻烦。”
结果，斋藤前面插，吴禄贞派人后面拔，一直把斋藤逼过鸭绿江。
这件事让吴禄贞大获好评。清廷在延吉专设边务大臣，让他专意对付日本人。后来间岛危机化解，他内调回京，被授镶黄旗蒙古副都统。革命党对他寄予厚望，希望他能够打入中枢，他则提出了“中央革命论”，主张在京畿一带发动革命，可以直取清廷咽喉。后来趁第六镇统制段祺瑞调任江北提督之际，他以革命党提供的经费行贿奕劻，并在良弼的支持下得以出掌第六镇。
第六镇是袁世凯的嫡系部队，吴禄贞此前的统制王士珍、段祺瑞都是袁世凯的心腹，中上层军官仍视袁世凯为统帅。吴禄贞出掌第六镇，明眼人都知道是亲贵向北洋军掺沙子，第六镇的军官大都不太服气。吴禄贞性格刚毅，又颇为自负，便通过撤换将领的办法，杀鸡吓猴，达到控制第六镇的目的。他拿第十二协协统周符麟开刀，以吸食鸦片、不服调动为由，撤了周符麟的职，推荐自己的亲信接任。然而，陆军部同意他撤周符麟的职，却未答应他推荐的人选，而是将十二协下辖的二十一标标统吴鸿昌升任协统。
吴禄贞头三脚受挫，写信给陆军部，语气凌厉，笔锋直扫陆军部大臣荫昌。结果荫昌对他恨之入骨，新升任协统的吴鸿昌也对他不满。他上下级关系都处得很不好，第六镇的军官们多次起哄要挟，给他出难题，他这才发现袁世凯的影响在北洋军中实在根深蒂固。而荫昌也派人来搜罗他的材料，准备寻机撤掉他。吴禄贞十分失望，感到想通过第六镇发动革命已经不可能，就回到北京，终日与朋友酒食征逐，借以消除心中的惆怅。
今年军谘府下令在直隶永平府搞一次秋操，“士官三杰”的另两杰张绍曾和蓝天蔚从关外带兵前来。张绍曾时任第二十镇统制，驻奉天、新民一线；蓝天蔚任第二混成协协统，驻扎奉天北大营。两人带兵入关，秋操尚未举行，武昌起义爆发，秋操取消，张、蓝两人驻军滦州，不肯退回关外，也不肯南下攻打武昌，而是联合四五个协统通电朝廷，要求早开国会，另组内阁等“十二条政纲”，并且以进军南苑相迫。
这招让朝廷措手不及，一面答应公布宪法、另组内阁应付，一面派吴禄贞到滦州劝阻他的老同学，不要与朝廷作对。结果没想到吴禄贞一到滦州，与这几个人商议乘机起兵，响应武昌起义，直接进军京城，推翻朝廷。他们的计划是以第二十镇为第一军，从滦州西进；蓝天蔚的第二混成协为第二军，作为后援进行策应；吴禄贞率第六镇为第三军，由保定北上，形成两路夹攻之势，一举占领北京。张绍曾有所犹豫，而蓝天蔚却十分积极。
当时陪同吴禄贞去滦州的是军谘府供职的陈其英，他的哥哥陈其美是革命党，已经被推举为上海都督。吴禄贞想当然的认为哥哥是革命党，弟弟也会支持革命，所以有些秘密并不瞒陈其英。结果陈其英一回到北京，立即向军谘府告密。军谘府大臣载涛吓得手忙脚乱，因为重用吴禄贞他起了关键作用。这时候良弼给他出主意，此时千万不能与吴禄贞撕破脸，而是实行羁縻办法。这时恰好山西也闹独立，山西巡抚陆钟琦和混成协协统谭振德被打死，八十六标标统阎锡山当上山西都督。清廷于是授吴禄贞为山西巡抚，让他立即率第六镇前往山西赴任，并镇压叛乱。清廷的如意算盘是以一个巡抚顶戴即把吴禄贞调离京畿，让他到山西与阎锡山斗去，一举两得。谁料到吴禄贞却在娘子关与阎锡山和谈。山西新军只有一个混成协，三千多人，既要守卫北线大同，又要防南线娘子关，兵力捉襟见肘，正担心无法对付朝廷派来的“讨逆军”，没想到吴禄贞是友不是敌，所以立即答应了组建“燕晋联军”的提议，两人商定于11月7日共讨北京，并先派两营进驻保定，帮助截断京汉铁路，阻止袁世凯北上。
此时朝廷已经简授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他一旦北上，北洋六镇将完全为他所掌控，那时想起事就难上加难。所以吴禄贞一回到保定，就立即向清廷谎称山西民军已接受招安，并以改编降军为由，把晋军两营调往石家庄。随后扣压了运往武昌的大批军械粮饷，上奏道：“自湖北兵起，各省响应，如决江河，莫之能御。为今之计，莫如大赦革军，而息战争。夫革命军之所以敢冒不韪，赴汤蹈火而不辞者，因欲求国家之幸福，而非甘心与国家为难也。现禄贞已经招抚晋省混成一协，巡防队二十余营，可供征调。如蒙采一得之愚，请饬令冯国璋军队退出汉口，愿只身赴鄂，说以大义，命其投诚，以扶危局。徜彼不从，当率所部二万人以兵火相见。但朝廷若不速定政见，深恐将士激愤，阻绝南北交通，而防害第一军之退路，则非禄贞之所以能强制也。抑更有言者，官军占领汉口，焚烧掠杀，惨无人道，禄贞桑梓所关，尤为痛心，此皆陆军大臣荫昌督师无状，冯国璋等逢迎助虐，应请圣裁，严行治罪。”
朝廷此时明白，吴禄贞已经不可能回头。如果答应他的要求，令冯国璋退出汉口，则革命军势必重新占据汉口，那时候吴禄贞南下，与革命军南北夹击，第一军则有崩溃的可能。如今全国二十镇新军，已反了十余镇，未反的不足十镇，而其中北洋占了六镇。可见袁世凯治军的确非比常人，如今朝廷所能依靠的也只有北洋军了！于是军谘府下令以北洋将领李纯、潘矩楹分充第六镇、第二十镇统制官，免去吴禄贞的第六镇统制之职，授他为宣抚使大臣，加侍郎衔，让他到长江一带宣布朝廷之德；免去张绍曾第二十镇统制之职，开缺回籍。
这时候张绍曾、蓝天蔚都回复吴禄贞，决定响应他于7日举兵进京的部署，一起推翻朝廷。吴禄贞信心大增，当天晚上召开第六镇军官会议，宣布第六镇已经脱离朝廷，响应武昌起义。所有将士，于次日晨臂缠白毛巾，乘车前往京城。
吴禄贞本来并未实际控制第六镇，而且同驻石家庄的还有第一镇旗军两营，那也是朝廷派来监督他的，他为什么这么冒失的要公开宣布起义？因为形势变化，滦州答应举兵，燕晋联军已经真正形成，他又截留了大批军械粮饷，这一切都让他感到形势大好，何况他本人视谨慎为怯懦，以为武昌几个小军官能够掀起大变局，他一个堂堂的统制、燕晋联军的副都督如何不能成就一番大事？所以贸然宣布了起义计划，并威逼反对起义的军官：凡有不从者，军法从事！
等军官们散去，吴禄贞开始有些后怕。他当时的办公室设在石家庄站长办公室，办公室后面有一片花圃，他曾到花圃里躲避了十几分钟。发现没事后，又回到办公室与几名亲信制订起义计划。
十一点多，石家庄火车站突然响起一阵阵枪声。吴禄贞和几名亲信被杀，他本人的首级被割了去。进入石家庄的晋军一听到枪声，就仓皇而逃。
吴禄贞被刺身亡，袁世凯大大地松了一口气。皇族内阁已经请辞，朝廷简授他为内阁总理大臣，并急电催他北上组阁。北上就职也不是没有顾虑，大家最普通的担心是朝廷摆一场鸿门宴。但在袁世凯看来不足为虑，因为目前江南糜烂，朝廷危机重重，北洋新军是朝廷目前唯一可以依靠的力量，不大可能自断臂膀。何况奕劻亲自来信，说他的内阁总理大臣已经请辞了七次。摄政王也是真心实意请袁世凯北上组阁，以挽救危局。这时，江南立宪派的领袖张謇给他来信，竟然是劝他响应共和。
张謇一直主张君主立宪，他认为这是减少动**、实现中国政治改良的最好药方。但形势的发展出乎他的意料，也不按他的期望发展。八月中旬他为了大生厂的事到武昌，办完事后于十九日晚乘船东下，登船时武昌城内突然数处燃起大火，并传来零星的枪声。武昌形势不稳定，有革命党人闹事他是知道的，但当时并未想到这会是后来震惊天下的武昌起义。
张謇最不愿天下动**，尤其是武昌有他的产业。他乘船赶往南京面见江宁将军铁良，劝他出兵援鄂，并上奏朝廷请尽快解散皇族内阁，颁布宪法，实行宪政，以安民心。铁良对朝廷夺去他的陆军大臣之职并外放为江宁将军深为不满，无意率军援鄂，更不相信朝廷那帮亲贵真正实现宪政，就让张謇去与两江总督张人骏商议。但张人骏认为，武昌之乱，正是这些年搞什么宪政，把人心搞乱之故。他认为大清既不能行共和，也不能行宪政。
张謇十分失望，但他立宪救国的希望并未完全放弃。他到苏州拜见江苏巡抚程德全，劝他上奏朝廷呈请召开国会，颁布宪法。程德全对立宪十分积极，全力支持张謇召开国会、建设责任内阁的主张。张謇连夜为程德全起草奏折，一直写到半夜。
然而，立宪已经不能救国，十几天的时间，各省纷纷宣布独立，从前热衷立宪的朋友纷纷与革命党合作，十几个省的谘议局更是与革命党联合组织建军政府。尤其是他视为朝廷忠仆、一心挽救朝廷的程德全竟然也答应革命军的要求，出任江苏都督，并邀请张謇到都督府解释：“立宪已不足以救国，为了避免生灵涂炭，最好的办法就是响应共和。这也是不得已的苦衷。”
张謇虽然不甘心，但也不得不承认靠立宪救国已经行不通。
“现在最要紧的就是能保住江南不发生动**，别无他法，只有与党人合作。我们两人联手，能保住江苏不受战乱之祸，就是莫大功绩，一己之荣辱已置之度外。”程德全又解释道。
“我辈所谋，不仅是江苏一隅之安定，而是全国尽快消弭战祸。”要消弭全国战祸，一是劝革命军尽快设法安定地方秩序，张謇以为最要紧的是组建临时议会，领导地方秩序重建；二是让手握重兵的袁世凯支持共和，罢兵议和。于是又说，“雪楼公与沪上民军关系密切，组建临时议会要偏劳雪楼公向民军建议。至于袁慰廷那边，我和他还有些交情，我来劝说他好了。”
于是由张謇替程德全起草一份至沪军都督陈其美的通电建议仿照美国第一次会议方法，于上海设立临时会议总机关，请各省举派代表迅即莅沪。
陈其美对此建议深以为然，回电表示正有此意，并请程德全推荐江苏代表立即赴沪，筹建临时议会。
程德全看了电文后道：“季直，此代表非君莫属了。”
“我愿本打算亲自去鄂省一趟，与袁慰廷面商。”
“湖北正乱得一团糟，你何必以身赴险？你写一封信，打发一个妥当的人去见袁慰廷好了。”
“舟车劳顿，又要多耗数日工夫，如今局势是箭在弦上，我给慰廷发电报好了。当初他曾经答应我，会十分看重我的意见，但愿他不会食言。”
袁世凯收到张謇的电报时，已经决定起程进京。张謇在电报中说：“旬日以来，采听东、西、南十余省之舆论，大数趋于共和，以汉满蒙回藏组成合众，美法至人，固极欢迎，即英、德、日、俄社会党人亦复多鼓吹。而国内响应者已见十余省，潮流所趋，莫可如何。謇闭门默思，黄帝以来五千年君主之运于是终，自今而后，千万年民主之运于是始矣。今则兵祸一开，郡县瓦解；环顾世界，默察人心，舍共和无可为和平之结局者，趋势然也。君主如落日，共和如朝阳。公应扶朝阳，莫捧落日。”
袁世凯看罢电报，心情颇为惆怅：“连张先生这样的人也竟然放弃立宪，转而支持共和，立宪莫不是真到了穷途末路？”
段芝贵劝慰道：“张先生不过一书生，他只知劝大帅拥护共和，却不谈怎么酬庸大帅，我看全然是空话。反倒不如黄兴、黎元洪等人痛快明白。”
袁世凯瞪了他一眼道：“你懂什么？张先生可不是一般书生，状元而成为实业大佬，就不是一般人所能及。他这样的立宪领袖会投向共和，窥一斑而知全貌，可见共和之势不可挡。”
段芝贵愣了一下问道：“那大帅到底是啥意思？是北上组阁，还是响应共和？”
“我如何能够响应共和？”
“那大帅是要北上组阁了？那就要提防革党，他们最喜欢搞暗杀，对不支持他的人动不动就拿炸弹来威胁。”
“我已经派老大进京，联络汪兆铭，摸摸他们的意思。”
段芝贵说道：“他自从暗杀摄政王被判监禁，在革党中影响很大，都视他为英雄。”
“这次赦他出狱，我也是费了心思的，但愿他能念及此情。”袁世凯再次推迟计划，因为尚未得到袁克定的复信。
汪精卫本名汪兆铭，字季新，本是浙江山阴人，父亲游幕广东，于是举家寄籍番禺。他十三四岁时父母相继去世，跟着哥哥生活。后来应广州府试中第一名秀才，次年被官费派为留日学生。在日本期间结识孙中山，加入同盟会，因他文笔好，参与同盟会章程的起草。后来又以精卫笔名发表文章宣扬共和，反驳康梁的保皇论及君宪论，很受赞赏。
宣统二年（公元1910年）他到北京开设照相馆为掩护，暗中策划刺杀摄政王载沣。载沣每日上朝，必经一座小石桥。汪精卫和他的同党黄复生夜里在桥下安装好炸弹，只等次日一早载沣过桥时由汪精卫引爆。谁料极好的计划竟因附近居民的一泡屎而被破坏。原来，附近有一条胡同，叫鸦儿胡同。住在胡同口人家有时晚上方便，就到桥下来。当晚有个醉酒的男子到桥下方便，看到有两人鬼鬼祟祟，情形可疑。他不动声色，立即报告巡警。九门提督和巡警部都派人来了，结果就发现了装在洋铁桶中的炸药以及电线连接的一架电话机。巡警以洋铁桶为线索，顺藤摸瓜，查到最近买洋铁桶的都有什么人；而在附近守候的便衣，又发现了几个行踪可疑的人到现场探头探脑，两条线索都指向照相馆。巡警和九门提督的人蜂拥而入，抓住了主犯汪精卫和制造炸弹的黄复生。审讯时两人争相说自己主犯，真正是大义凛然，尤其是汪精卫，其供词洋洋洒洒三千言，言辞精美，慷慨赴死之义让参加审讯的警察内城总厅厅丞章宗祥和肃亲王善耆很受感染。章宗祥认为，如果按律处死两人，可能引起革命党的报复，不如判为永远监禁。善耆从善如流，进言载沣，判为永远监禁。汪精卫在狱中作诗一首：“慷慨歌燕市，从容做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此诗广为传诵，都说可与当年六君子之一谭嗣同的就义诗媲美。
赋闲彰德却又消息灵通的袁世凯，也听到了汪精卫的故事，通过杨度转赠一笔银子，以示敬意。后来他复出时要求释放政治犯，其中就特别点名汪精卫。载沣没有立即答应，但后来张绍曾等人搞滦州兵变又提出这一要求，迫于形势，载沣下令提前释放汪精卫出狱。出狱之日，路人争睹风采，道路为之阻塞。
按照清廷的旨意，汪精卫要遣返广东，交两广总督张鸣岐派用。但汪精卫却未离京，而是在京津之间活动，联络成立京津同盟会分会，被众人举为会长。成立当日，第一件事就是讨论是去袁还是留袁。
到会的有十三人，十人主张应当暗杀除掉袁世凯，因为他主张君主立宪。而且他手里有北洋军，实力太强。另外两人不置可否，而汪精卫却主张留袁：“袁世凯在彰德时就与我党同志有交往，此人并非顽固官僚。”
“君主与共和誓不两立，他主张君主立宪就是我党敌人。”
汪精卫反驳道：“不然，他在众人皆主张专制时力倡君宪，如今共和已成大势，他也可能弃君宪而转向共和。他是有实力的人物，促使他支持共和可以减少我党流血损失。联袁反清以成共和，应当成为京津同盟会的共识。”
虽然大家并不心悦诚服，但既然共举汪精卫为会长，也就勉强同意他的意见，暂时不采取暗杀行动。
汪精卫当日返回北京，立即与他留日时的同学兼好友杨度密谈：“皙子，我已经劝我党同志暂不与袁公为难，你可发电让他放心北上。”
杨度疑心道：“你可别糊弄我。”
汪精卫不悦道：“我说话办事向来光明磊落。如果袁公到京后不听劝说，坚持与我党为敌，那就另当别论。”
“到时就看你的口才如何，能不能说动袁公。”
袁世凯接到袁克定的复电，即整装北上，11月13日乘专车到达北京，前门火车站迎接的官员和巡警、九门提督的人马布满车站内外，真正是万头攒动。他的仪仗、卫队和随行人员先行下车列好队后，他在幕僚随从的陪同下走下火车，与直隶、各部前来迎接的官员稍作寒暄后，即换乘绿呢大轿，前呼后拥浩浩****进城。袁世凯端坐轿中，双手抚膝，望着轿外攒动的人流，想起当年在车站告别，真正是心潮起伏。算算罢职离京，两年十个月零七天。不到三年的时间，形势已经发生如此巨变，真是令人感慨万千。
请安的折子已经由袁克定送到宫门，袁世凯的轿子直接抬进锡拉胡同的府中。因尚未陛见，因此谢绝一切官员的拜访。但到了晚上，有两个人却不能拒绝，这就是杨度和汪精卫。
袁世凯在滴水檐下迎接两人，等杨度介绍了汪精卫，袁世凯当即称赞道：“久仰大名。都说先生是美男子，果然名不虚传。”
汪精卫辞谢道：“袁公见笑，如今中国不需要美男子，需要的是革命家。”
三个人在密室相见，杨度感叹道：“宫保终于又回来了。”
袁世凯也是十分感慨：“真没想到会有这一天。我出京的时候，就做好了终老山林的打算，无奈局势变化，非要我再出来办事。食君之禄，忠君之事，我也是身不由己。”
汪精卫闻言便道：“天下为公，是为大公。袁公如今应当忠于天下大公，而非一姓之君主。”
见状，袁世凯有些奇怪地问道：“本人地位，但知拥护君主到底。国有君主，推行宪政，有国会代表民意，有内阁负行政责任，有法部维护法纪，不是很好的国体吗？日本如此，英国如此，欧洲诸国如此者甚众，其善可陈，你们革命，原本也是为此目的，如今目的既然已经达到，何不坐下来谈谈，共谋振兴中国之策。”
汪精卫反驳道：“不然。我党革命之目的，是民主宪政，而非君主宪政。中国仿行君宪数年而毫无进展，反而陷于混乱，就是因为君宪并不适宜中国。中国疆域广阔，各地千差万别，集权于中央，专制于君主，不宜于治国，更不宜于地方发展。实行民主共和，地方自治，讲究民主民生民权，则富强可期。自列强以炮舰打开中国国门，林文忠公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洋务运动啊，维新变法啊，仿行宪政啊，六七十年而不能富国强兵，也不能养民育民，原因何在？皆因国家政体没有改变。”
“这是你的说辞。我以为，共和民主不适宜中国。中国数千年文明，向来是君主专制，有君主一统国家，此思想根深蒂固。而且正因中国地域广阔，更需要君主一统国家，可防止分裂崩溃。尤其列国觊觎，正想瓜分豆剖，地方自治，岂不给列国蚕食提供机会？真爱我中国者，必不行此共和自治之劣法。”
两人各执己见，谈至深夜，彼此不能说服。袁世凯看了看西洋钟道：“今天晚了，明天我还要早起见起，容以后再详谈。”
杨度也附和：“那就明天晚上接着谈好了。”
第二天一早，隆裕皇太后和摄政王在西苑仪鸾殿召见袁世凯。例行的问话后，袁世凯回奏道：“臣德薄才疏，不能胜任总理大臣之职，请太后、摄政王另择贤者任之。”
隆裕回道：“如今国家乱成这样，都说只有你能够挽救国家社稷，你就不必固辞了。”
载沣也道：“你一向公忠体国，时局至此，千万不要推推托才是。朝野都寄予厚望，全赖你悉心筹画，保全大局。”
袁世凯在孝感时就电报请辞，昨天递请安折又请辞，再加今天面辞，已经是三次请辞内阁总理。俗语所说，再一再二不再三，他见好就收：“朝廷如此信赖，臣只有勉为其难，以报天高地厚之恩。”
于是接下来谈如何应对当前的局势。
“总体方略，臣以八字概括：实内虚外，剿抚并用。”袁世凯以为，武昌的叛乱不易骤平，应当先固陕西、山西、山东、河南之防，以安京师根本之地，然后依次勘定南方。万一南乱难平，犹可划江而守，是为实内而虚外。如果急于求成，虚内而争外，一意争锋武昌，则京师空虚，根本一摇，大事去矣。如今对朝廷威胁最大的，一是山西，二是山东。两省都宣布独立，近在肘腋，无异于扼住了京津咽喉。袁世凯奏请，命原奉天民政使张锡銮为山西巡抚，再命直隶提督姜桂题率部进军山西，尽快恢复秩序。让第六镇第十二协原协统周符麟官复原职，驻防直隶西南，以策应姜桂题并兼顾河南方向。调第三镇统制曹锟驻防京城近郊，以防备滦州生变。同时对山东，则运动关系，说动山东都督孙宝琦取消独立。对武昌的革命党，则争取以和议解决问题，必要时候，则以打促和。
听袁世凯气定神闲地谈完他的方略，载沣不得不佩服他驾驭全局的能力。隆裕听袁世凯成竹在胸，心情也大为好转：“有你坐镇京城，我就放心多了。你放手按你的办法办吧，朝廷无不支持。”
袁世凯一出宫，很快就有两道旨意颁布——
前据袁世凯电奏，再辞内阁总理大臣，该大臣现已到京，本日召见，复经面奏恳辞。情词肫切，经朕晓以大义，并勉其力任艰难，该大臣公忠体国，时局至此，当亦不忍再辞。著即到阁办事，悉心筹画、保全大局，用副朝野之望。
又谕：现在军事未定，所有近畿各镇，及各路军队并姜桂题所部军队，均著归袁世凯节制调遣，随时会商军咨大臣办理。
袁世凯既然已经接受内阁总理大臣的任命，就紧锣密鼓考虑内阁的人选，锡拉胡同因之门庭若市。晚饭前，杨度再次来见，袁世凯一开口便道：“皙子，有话则长，无话则短，我有一堆事忙得不可开交。”
“汪精卫希望晚上再来见袁公。”
“他来就是了，昨天答应他的。”
杨度又道：“他的意思，还要带一个人来。”
“带什么人？”
“外务部的一个小官员，叫魏宸组，字注东，湖北江夏人。”
“想必也是革命党了？”
杨度回道：“这个不太清楚，他到比利时留过学，与汪精卫是老相识。此人精通英文，口才特别好，且对欧美各国政体多有研究。汪精卫约他来见袁公，大约是让他来当说客。”
“我一直是力主君宪，皙子你是知道的。我不明白，你也是主张君宪的人，怎么会帮汪精卫他们来劝说我支持共和。”
“汪精卫的意思我当然明白，他是想借袁公之力倒满以成共和。革命党虽然取得了十余省的独立，但实力实在有限，各省都督和掌实权的官员，相当一部分是各省绅商和原来的官员，尤其是他们并没有真正属于自己的军队。这些省闻风独立，也可以闻风取消独立。而袁公不同，袁公旧属朋僚遍布朝野，北洋六镇更是唯公马首是瞻。可以说，袁公站到哪一边，哪一边就胜。公若支持共和，朝廷就会土崩瓦解；公若支持君宪，革命党便没有与公抗衡的本钱。”
袁世凯摇摇头道：“我三世受恩，要我支持共和，背离朝廷，我不能背此骂名！”
“我当然清楚，不过，汪精卫可以靠袁公倒满以成共和，公也可以利用革命党倒满以成君宪。”杨度以为，不妨与革命党人谈条件，如果促成共和，大总统应当由他袁世凯出任；而后再更改国体为君宪，由大总统改为君临天下的大皇帝也无不可。
袁世凯摆摆手道：“皙子，你可真能胡思乱想！我说过，我不可能逼迫朝廷迁就共和。更不可能出尔反尔，再改大总统做什么皇帝梦。有孙、黄这些人，大总统何时轮得到我。”
“不然，革命党有个想法，只要能够实现共和，谁来当大总统不拘成见。”杨度又低声道，“汪精卫的意思，如果袁公能够迫使清廷退位，促成共和，他愿说动南方，以大总统酬庸。”
袁世凯一哂道：“咦，汪精卫是何人，能做得了革命党的主？皙子真是书生之见。”
“袁公，无论如何，先谈谈再说。机不可失，不然，袁公真要大动干戈，与革命军来个鱼死网破？”
这当然是袁世凯最不愿做的，他是一副不情愿的表情道：“好吧，你这样不遗余力帮他们，我就与他们谈谈再说。”
到了晚上，汪精卫果然带着魏宸组悄悄来到锡拉胡同袁府。魏宸组时年不及三十，年轻英俊，十分干练。他对世界各国政体如数家珍，对袁世凯所说中国不适宜民主宪政的理由一条条都驳得有理有据，让袁世凯无话可说。谈到深夜，袁世凯不再坚持君主，最后叹道：“你说的也许都有道理，但中国要办到共和哪里那么容易？”
汪精卫坚定地说道：“共和虽不易，但中国非共和不可。”
魏宸组则补充道：“中国非共和不可，共和非公促成不可，且非公担任不可。”
闻言，汪精卫也立即赞同：“若公能够推翻清廷，促成共和，首任大总统非公不可。我也很愿为此效力。”
袁世凯不再推让，但坚持不能由他向朝廷提出共和的要求。
双方经过商议，达成三项默契：一是保证中国领土完整，独立之省是脱离清廷，而非脱离中国。二是由国民会议出面决定休战与国体问题。三是为达到第二项目的，一方运动资政院，一方运动武昌政府。作为促成这一默契的先声，杨度代表君主立宪党，汪精卫代表民主立宪党在北京组成“国事共济会”，提出南北停战，由国民会议协议国体问题。为此，袁世凯拨付专项经费五十万元。
杨度是才子，汪精卫也是满腹才华，两人第二天就拿出了“国事共济会”宣言和章程：“近者革命军起，东南响应，北京政府与武昌军政府各以重兵相持，两不相下。设必欲恃兵力以决胜败，无论孰胜孰败，皆必民生涂炭，财力困穷。以保一君主为目的，而使国家流血，君主立宪党所不忍出也；以去一君主为目的，而使全国流血，民主立宪党所不忍出也。设更不幸而二十行省中有南北分立之事，以内部分离之原因，而引他国瓜分之结果，则亡国之责，两党难辞其咎，岂救国之本意哉？然两党之政见应何去何从，非两党所能自决也，必诉之国民之公意。因之两党之人联合发起，以成此会，意在使君主民主一问题，不以兵力解决而以和平解决。要求两方停战，发起国民会议，以国民之意公决之。无论所决为何，君主、民主两党皆有服务之义务。不服从者为国民公敌也。”
当天，袁世凯的组阁计划也面奏朝廷，朝廷当天下旨同意：
谕内阁：袁世凯面奏组织内阁，推举国务大臣，著命梁敦彦为外务大臣，赵秉钧为民政大臣，严修为度支大臣，唐景崇为学务大臣，王士珍为陆军大臣，萨镇冰为海军大臣，沈家本为司法大臣，张謇为农工商大臣，杨士琦署邮传大臣，达寿为理藩大臣。
又谕：袁世凯面奏请设各部次官。胡唯德著补授外务部副大臣，乌珍著补授民政部副大臣，陈锦涛著补授度支部副大臣，杨度著补授学部副大臣，田文烈著补授陆军部副大臣，梁启超著补授法部副大臣，熙彦著补授农工商部副大臣，梁士诒著补授邮传部副大臣，荣勋著补授理藩部副大臣。
袁世凯这份内阁名单，除了他的亲信外，还兼顾了多方面的代表性，独将皇室亲贵摈弃于外。亲贵大臣们无不愤愤不平，但真正是敢怒而不能言了。
隔一天袁世凯又奏称，内阁现在业已成立，嗣后所降谕旨，凡关于某部事项，即著该国务大臣随同总理大臣署名。所有与宪政相抵触的事项一律停止，除照内阁官制召见国务大臣外，其余召见官员均暂停止；总理大臣不必每日入对，遇有事件随时自请入对：其余各衙门应奏事件，均暂停止；所有从前应行请旨事件，均请示内阁办理；关于皇室事件如宗人府、内务府、銮仪卫、钦天监等衙门仍照向章具奏，统由内务府大臣署名具奏后，仍即时知照内阁，但所奏以不涉及国务为限；各部例行及属于大臣专行事件，毋须上奏；向由奏事处传旨事件，均暂停止，内外折照题本均递至内阁，由内阁拟旨进呈，再请钤章。
这样一来，袁世凯便把大权完全集中到内阁手中，摄政王的职权，只有钤章一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