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士诒参加国会开院典礼，袁世凯则闭门不出，思考对策。等梁士诒一回到总统府，就立即着人把他叫来道：“燕孙，我听说国民党连颂词也不让你读。看来，国民党是铁了心要与我们过不去。他们的心像石头长的，怎么也捂不热了。杏诚来密电，南方蠢蠢欲动，我们必须设法防变。”
梁士诒问：“大总统有什么想法，吩咐就是。”
“如今财政窘迫如此，总要设法才好。”
“大总统吩咐，多少就是多少。”梁士诒虽然不任交通总长，但交通系的实权依然在他手上，袁世凯一有特殊开销，就向他伸手。
“每月总要有四五十万才好。”
“那就五十万吧。”
袁世凯很满意：“燕孙，还有件急务需要你回老家办办。”
梁士诒是广东人，回老家当然是回广东。
原来，广东护军使陈炯明颇有野心，与广东都督胡汉民面和心不和。袁世凯最擅长的就是拉拢分化敌手，所以此前他就请人传话给陈炯明，有意任命他为广东民政长或者广东都督。如今南北双方关系紧张，袁世凯派梁士诒亲自去做陈炯明的工作，让他叛离胡汉民：“你以修筑粤汉铁路的名义，到香港银行存上一笔款子，让陈竞存随意取用。”
梁士诒问：“大总统的意思，要存多少？”
“如果能够消弭战祸，百儿八十万都合算。”
“那就一百万，我先从交通银行划过去。”
“中，中。”袁世凯点头，“事不宜迟，你明天最好就走。”
“好，那我交代一下，今晚上就买票，明天坐早班车南下。”梁士诒知道事情紧急。
梁士诒一走，袁世凯立即召见陆军总长段祺瑞：“芝泉，南方在暗中备战，不能不防。”
段祺瑞回道：“国民党不顾大局，非武力震慑不可，大总统早该下决心。”
“共和了，民主了，我原本打算能迁就就迁就，可如今看来不是我想迁就就能迁就。我实在弄不懂什么叫共和，共和共和，我看就是不和；民主民主，就是谁也不做主。可我是四万万人的大总统，总要对中国负责，对百姓负责。如今看来，不能不做军事上的准备了。汉口是个紧要地方，得派人去帮着黎宋卿驻守。”
“我正有此意，打算派一镇人马过去，足可以应付局面。”
“好，你要悄悄调动，最好能够不为人知才好。”
“那就以设防的名义来办好了。”大军调动，要想不为人知实在太难。段祺瑞的意思，把汉口的部队先调出一部分，然后再派部队南下，南下的同时，北撤的部队再混回去。
“还有上海，是国民党的中心。现在郑子敬只有一协人马，实力太单，要再派一协过去。”
郑子敬就是海军中将郑汝成，早年出洋学过海军，归国后在北洋水师学堂任教习，北洋水师覆没后，他投到袁世凯麾下，是小站时期就追随袁世凯的将领。袁世凯当上临时大总统后，他被任命为总统府高等侍卫武官。接下来又派他到江浙办理军队裁汰、发饷、善后事宜，去年底就被授为海军中将，统辖驻沪海陆各军及江南制造局。江南制造局能够制造枪炮弹药，万不能落到国民党手中。袁世凯的意思，再派一协陆军进驻江南制造局。
“那就先从山东调一协过去，再从直隶调补山东。”
两人数语之间，数万人的调动就此定案。
段祺瑞一走，袁世凯又让人约赵秉钧过来，有要事相商。赵秉钧赶过来的时候，已经快吃晚饭，袁世凯说道：“智庵，咱们边吃边谈。”
袁世凯的食量一如既往的大，吃饭可用风卷残云来形容。他喜欢吃鸭皮，拿一根牙签把几乎整张鸭皮剥下来，几口就吞下。他吃鸡蛋更是惊人，六七个鸡蛋转眼间就吃光了。
“大总统的饭量，真是让人羡慕。”赵秉钧看得有些目瞪口呆。
“我就这一样好处，不管别人怎么气我，我照样吃得下睡得香。”
赵秉钧还没吃完，袁世凯慢慢剥鸡蛋陪着他，边吃边说话：“智庵，南方要拿宋案大做文章。据杏城来电，他们从应某人家中搜去了不少文件，事情牵连到洪荫之，又因此牵连到你。”
赵秉钧回道：“大总统，荫之入部后，很少按部就班，我想见他一面都难。他与上海应某人联系的事，我根本不知详情，如果说牵连到我，那真是比窦娥还冤。”
“他们才不管这些，他们把这件事牵连到洪荫之，目的就是牵连到你，牵连到了你，顺理成章也就牵连到我，都知道你是我的老部下嘛，这是宋案的真实目的。荫之躲到了烟台，你有他的消息吗？”
应夔丞被捕后，洪述祖就知道他已经暴露，因此连夜逃到天津，又携妻妾子女逃到了青岛，躲进了德国人的租界。等他逃进了租界，袁世凯才装模作样发了一封电报，要直隶、山东地方官，严拿疑犯洪述祖。洪述祖在德国人身上下了本钱，所以德国驻胶澳总督府回复说，如果要拘押洪述祖，需提供确切证据。确切证据南方也没有，因此就任由洪述祖在青岛逍遥。为了避嫌，这期间他从未与袁世凯、赵秉钧联系过。何况，他从前也不怎么与赵秉钧联系。袁世凯如今问赵秉钧有没有洪述祖的消息，纯是明知故问。
“我有个想法，洪荫之毕竟是国务秘书，这么一走了之无法向世人交代。不如派人去青岛一趟，见他一面，劝他自首。如果劝不成，又不能引渡，到时候在报上做个说明，也是对世人的一个交代。”
“那就派言次长去好了。他正好分管综合厅，洪荫之归他正管。”赵秉钧当然明白袁世凯的意思，派人到青岛做做样子，与其说是劝洪述祖自首，不如说是劝他继续留在青岛。
其实，一个更重要的原因，赵秉钧不必说破，内务部次长言敦源与洪述祖是亲戚。虽然不是至亲，但两人走得很近。另外再加派国务秘书程世经陪言敦源一起南下，程世经与洪述祖也是密友。
这件事安排妥当，袁世凯与赵秉钧谈两件大事。
一件是请梁启超入都组党。
梁启超与袁世凯曾是不共戴天的仇人，但后来袁世凯当上了临时大总统，唐绍仪组阁的时候奉袁世凯令，让梁启超出任法部次长。袁世凯还亲自给身在日本的梁启超发电，邀请他回国赴任，在电报中盛赞有加，“公抱天下才，负天下望，简命既下，中外欢腾。”两人函电交驰，虽然梁启超未回国就任，但两人关系迅速回暖。当然，梁启超也有顾虑，袁世凯翻云覆雨的性格他已经领教，而且大多数好友认为国内形势不明，反对他回国。一直到去年11月，国民党运动选举有声有色，当时堪与国民党对抗的民主、共和、统一三党都邀请他回国。于是他回到阔别十四年之久的祖国，受到热烈欢迎。
梁启超与宋教仁一样是政党政治的倡导者。他认为要搞政党政治，像中国这样政党林立不行，而应该像美国一样，只需两党竞争才好。他的目标是把民主、共和、统一三党合并为一党，与国民党势均力敌，方可实现真正的政党政治。但三党各有算盘，梁启超运动月余没有结果，只好回到天津。袁世凯看中梁启超的潜在价值，以总统府顾问的名义，每月给他开三千元薪水。
“智庵，如今请梁任公出山的时候到了。国民党选举大胜，在国会中占据多数，三党都无力与国民党相争。要想有所作为，三党合并是唯一的正途。经此挫跌，现在三党也都认识到合并的重要，此时梁任公出山，绝对不会像去年一样劳而无功。”
赵秉钧点了点头道：“对，如果三党合并，无论在参议院还是众议院，都可以与国民党一争高下。三党都对总统抱友好态度，梁任公也对大总统佩服得很，那时候我们有此一大党支持，国民党就不致如此嚣张。”
“正是此意。如果三党合并成功，当务之急可与国民党争两院的议长；将来制定宪法、选举总统，都可做我们的援手。我给梁任公发个电报，邀请他立即进京。我想给足他面子，让拱卫军、军政执法处、巡警组成护送队，由杨杏城亲自到天津劝驾，足可以打动他吧？”
然后两人又商议接待梁启超的细节。
另一件事情，就是善后大借款。善后大借款从唐绍仪内阁起就开始谈，因为六国银行团提出的条件太苛刻而不能成议，熊希龄因此辞去财政总长一职。继任者是袁世凯的老友、实业大家周学熙。周学熙是理财能手，但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他认为中国非借外债不能度日。他与前任不同的是，把借款规模缩小了，由从前计划的六千万英镑缩减为两千五百万英镑（约合白银两亿五千万两）。最令袁世凯高兴的是，经过周学熙的策动，美国表示六国银行团提出的苛刻条件有损中国主权，决定退出六国银行团。其他五国担心美国会单独向中国借款，不得不降低条件，希望能尽快与中国达成借款协议。
“智庵，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你和缉之多费心，哪怕受点委屈，也要促成此项借款。有人说这是饮鸩止渴，有些言过其实了。利息五厘，这在各国借款中，也都是较低的。一面嚷着要军饷，要经费，一面又反对借款，真是岂有此理。去年孙先生到北京来，他对借款也是支持的，他也说过，舍借款一途，中国无法维持。”
“是，政府早就入不敷出，目前就有数千万的窟窿等着堵。各省把持税源，一拖再拖，今年四个月将过，解款连百分之十都不足。”
“所以借款是当务之急。缉之是顾大局的，你告诉他，受点委屈也要尽快签字。”
梁启超于次日进京，袁世凯安排的排场与当初迎接孙中山有过之而无不及。除了拱卫军、巡警以及军政执法处的明岗暗哨外，袁世凯还派出总统仪仗马队从火车站一直接到贤良寺。袁世凯为梁启超预备的下榻处本在军警公所，但杨士琦从天津发来电报，说梁启超在谈话中提及，当年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封疆大吏进京都是住在贤良寺，言语中颇含羡慕。于是袁世凯改变计划，派人立即部署贤良寺。等梁启超到达前门火车站时，贤良寺已经一切布置停当。
赵秉钧亲自在贤良寺迎接，当听说是袁世凯连夜命人将贤良寺重新打理，梁启超十分激动：“真是出乎意料，我不该多嘴的。”
等梁启超指挥人把自己的行李书籍安排妥当，赵秉钧说道：“任公，有句话袁总统让我转告。”
梁启超知道必是有机密不便当众交谈，所以屏退下人，两人在书房里谈。赵秉钧拿出一张支票道：“这是汇丰银行二十万元支票，大总统让我转交给你做组党之用。大总统知道区区二十万杯水车薪，让我转告任公，一待善后借款到账，就拨足一百万之数。如今中央财政捉襟见肘，还请任公体谅。”
去年梁启超进京，谈及组党事宜，曾经笑谈，非有五十万不可。没想到袁世凯竟然打算拨付百万，的确是出乎意料，所以回道：“有这二十万许多事情都可以办了，顶多五十万足矣。”
“您知道大总统的脾气，做事总是大手笔。大总统的意思组党与壮大党员要双管齐下，如果能把国民党的议员拉到本党中，那就有一箭双雕的奇效。如今的国会议员胃口大得很，听说要挖一个人退党要上千元，如果再拉进某一党又需上千元。所以，大总统的意思，一百万元说多也不多。”
国会议员因各党纷纷拉拢，身价倍增。他们入京途中及入京后，各党就开始上演了一幕幕争抢的闹剧。袁世凯方面当然也不甘落后，安排大量“招待员”专门负责收买议员。这些招待员各色各样的人都有，先打探各议员的爱好，任你好清淡、好漫游、好嫖赌或好古董字画，均有人投其所好，引之入胜，尤其是妓女荟萃的八大胡同，成了袁世凯麾下收买议员的交易所，只是效果实在有限。如今梁启超进京组党，希望能够借此机会，把一部分小党议员、无党议员拉进来，如果能够拉一部分国民党过来当然更好。
“哦，我明白袁公的意思了，不过，这件事情我做不了，我多年在外，对国内情形不熟，非由济武他们来做不可。”
济武是汤化龙的字，他因为参与组建武昌军政府，算武昌首义功臣，不过，他并非革命党，而是立宪派，政治主张更接近袁世凯。去年他又组建了民主党，任总干事长。民主党奉梁启超为精神领袖，双方函电交驰，关系十分密切，梁启超视汤化龙为最亲近的“自己人”。
赵秉钧说明道：“派谁去做那是任公的事情，大总统的意思，一切拜托给您。大总统今晚在总统府设宴，到四点半就派车来接。任公稍做休息，我就不打扰了，届时许仁静来接大驾。”
“大总统真是太客气了。”
许仁静就是司法总长许世英，梁启超曾被袁世凯任命为唐绍仪内阁的司法次长，许世英来接，面子足够。
晚上到了总统府的宴会厅，袁世凯亲自迎到门外，握住梁启超的手道：“任公，去年时间太仓促，未得好好请教，这次你可要好好教我。”
宴会开始还要十几分钟，袁世凯陪梁启超到客厅小坐。作陪的自赵秉钧以下，各总长一个不缺。这时候有记者要挤进客厅，早被负责警戒的法警阻挡在外，梁启超挥挥手道：“把记者朋友请进来吧，无妨，无妨。”
袁世凯也赞同：“既然任公说无妨，那就无妨，让他进来吧。”
那位记者十分兴奋，问道：“梁先生，我是《申报》的记者，想借宴会开始前这点时间，请您谈谈对局势的看法。”
梁启超笑了笑道：“这个问题实在太大，有些老虎吃天。不过，我的确有些话想要对新闻界的朋友说。”
“那我缩小一下我问题的范围。民国肇建已有一年多，可是众人期望的国强民富并没有实现，反而政局更迭频繁，南北危机去年有所缓解，而近期复又加剧，在先生看来，到底是何缘故？”这个问题十分敏感，因为很显然涉及宋案，梁启超如何答复，袁世凯当然十分关注，心中颇为忐忑。
“民国肇建以来，国论纶歧，邦本屡摇，我以为问题根本出在民权与国权的关系问题上。专制政府，无民权可言，故推翻之。民国建立，各党皆言民权，殊不知，主张民权而应有度。我去年写过一篇名为《宪法之三大精神》的拙文。我认为，中国目前应持国权重于民权之论。皮之不存，毛将焉附？道理再明白不过。目前之中国，贫弱交积，内忧外患，要谋求国强民福，国权须重于民权，民权必须无条件服从国权，为了维护国权，必要时必得抑制乃至牺牲民权。我曾经说过，目下之中国，非参用文明专制之意，建强善之政府，不足以奏整齐严肃之治。”
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后，对自己虚位总统的地位十分不满，一直在设法突破临时约法的束缚。他认为中国的前途，大总统非有足够的权力不足以治国，所以梁启超的国权论很对他的味口，他率先鼓掌表示赞赏。
《申报》的记者追问道：“听先生的意思，好像反对民权、民主。”
“我绝无此意。而且民权和民主并非同一概念。我说的国权主义，强善政府，不是不要民权，也不是不要民主。我的意思是，不要过度强调民权，两者发生冲突的时候，民权应该给国权让道。我和宋钝初先生一样，是主张政党政治的。政党政治的根本就是通过政党监督政府行政，这就是保障民权民主的有效途径。”
“先生以为，如今的政党能够有效监督行政、保证民主吗？”记者的本意显然是在暗示袁世凯的势力太强大，政党监督根本无从谈起，所以袁世凯对梁启超接下来的谈话十分紧张。
“目前局面，当然不行。目前中国有二百余政党，就是国会中具有实力的也有五六个政党，这不合政党政治的正则。政党政治的正则，是两大党对峙，一在朝，一在野。在国会选举中占多数席位者组阁，是为在朝；少数者作为反对党，事事给予监督，是为在野。政党一旦超过两大党，则难免议论纷歧，为了一党之私而置大局于不顾，谈不到监督，只有添乱。所以，我这次进京，就是与民主、共和、统一等政党的同志交流意见，组建进步党，最终形成两党竞争、监督之局面。”
这也正是袁世凯所求，他的目的是以进步党牵制国民党；梁启超的意图是把中国政党政治纳入正轨，虽然目的不同，但在袁世凯看来，努力的方向却非常一致，因此他又再次使劲鼓掌。
《申报》记者时年二十三四岁，正是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年纪，而且正怀着为民代言的崇高使命感，因此追问起来十分尖锐：“如果先生组党成功，对现政府是什么态度？国民党对现政府是持激烈的批评态度。”
“政党的态度，不能对政府持无原则的批评为能事，而应对政府行政进行客观的评价和监督。一年以来，国中有两大势力，常对政治改良产生阻碍，一曰官僚社会之腐败的势力，二曰诱民社会之乱暴的势力。我进步党既以改良政治为唯一之职志，非将此两种势力排而去之不可，否则改良政治之目的终不可达。吾党鉴观各国前史，见革命之后，暴民政治最易发生，而暴民政治一发生，则国家元气必大伤而不可恢复，况我国今处列强环伺之冲，秩序一破，不可收拾，则瓜分之祸，即随其后，为祸之烈可想而知。故本党对于横行骄蹇之新贵族，常思所以裁制之。至于临时政府，既经国民承认设立，在法律上当然是国家机关，吾辈只当严重监督，而不必漫挟敌意以与相见；吾党对于临时政府之设施，也有很大意见。但，我国当此存亡绝续之交，有政府终胜于无政府。故吾党对于不满意之政府，犹予维持，以俟正式政府之成立，徐图改造。希望中国稳定，恐怕也是大多数人民之期望。极力维护国家稳定，也是我持国权主义的原因。毕竟，国家稳定，方可谈及其他。陷于混乱，百姓荼炭，国家分裂，还何谈民权、民主？那只能是纸上谈兵。”
梁启超大力支持袁世凯政府，态度已经十分明朗。《申报》记者并不甘心，看了一眼袁世凯继续追问：“那么，先生对大总统如何评价？”
“真是后生可畏！”梁启超对记者点头微笑，“你看来非要我出丑不可！不过，我很愿把我的真实态度告诉你。以今日大总统论，中外报纸评其人者多矣！有敬爱之至极点者，亦有憎恶之至极点者。然无论为敬爱、憎恶，大总统之政治才能有目共睹。以国外之经验，有政治才能者，一旦握有政权之时，必须有一大政党监督于其旁，谋顺其美，匡救其恶，不能令此种政治才能滥施于政治轨道以外，本党很愿担负其责。”
梁启超想带袁世凯走上政治轨道，颇有点像当年乃师康有为以光绪帝师自居的味道。这时外面有人来请，说宴会一切就绪。袁世凯等人将起身赴席，《申报》记者还不肯放过，对梁启超道：“梁先生，最后一个问题：你对宋案如何看？”
袁世凯所担心的一问终于还是来了，梁启超很干脆地回道：“很简单，刑事案件，以法律之法处之，不可以政治手段待之。法律讲证据，不能把政治上的敌对方想当然当成凶手。”
袁世凯恨不能拍拍梁启超肩膀以示感谢，但他最善于掩藏自己真面目，当然不会把感激之情溢于言表，便对记者道：“宴会时间到了，今天的访问就此结束，若有问题，以后有的是时间。”
入席后，袁世凯对身侧的梁启超道：“任公，这些记者咄咄逼人，可畏，又可恶。”
梁启超小声回道：“大总统要学会与舆论打交道。善为政者，必暗中为舆论之主，而表面自居舆论之仆，唯如此方能有成。”
“任公所教极是，一年多来，我常陷于被动，往往为舆论所困，就是不大会与他们交道。”
4月13日，国民党在张园为宋教仁举行盛大的追悼大会，由陈其美主祭，孙中山、黄兴等敬献挽联。孙中山的挽联是“作民权保障，谁非后死者？为宪政流血，公真第一人！”黄兴的挽联则直斥袁世凯为凶手，“前年杀吴禄贞，去年杀张振武，今年又杀宋教仁；你说是应夔丞，他说是洪述祖，我说确是袁世凯。”
袁世凯从报纸上看到黄兴的挽联，拍着桌子道：“真是血口喷人！真是血口喷人！”
此时，派去青岛的言敦源、程经世已经从青岛返回。两人当晚先去见赵秉钧，第二天由赵秉钧带领去见袁世凯。据两人说，到达青岛时不巧胶澳总督带着夫人去游曲阜、登泰山，一时回不来，他的副官不能做主，事情无法交涉。于是两人约会洪述祖，劝他自行投案。“德国人让我投案，我便投案。”洪述祖态度十分嚣张，还说，“共和是我首功，无我即无共和。宋教仁主张什么政党内阁，分明是反叛民国、破坏民国，所以我才杀他。”
据言敦源说，两人到青岛的经过每天都有日记。袁世凯言道：“现在南方说有证据证明，洪荫之牵连宋案，已经多次要求引渡，听他们的意思，好像是我们有意把洪荫之藏了起来。真是岂有此理。你们两个青岛之行，足以说明政府并无袒护的私心。我看，你们就把日记提供给报纸，让报纸全文登出。梁任公说，为政者要善用舆论，极有道理。”
两人的《公出日记》见报后，并没有起到袁世凯希望的效果，社会上反而认为两人青岛之行另怀目的。上海向来反袁的《民权报》刊文说：“闻言敦源此次赴青岛，表面上为办理引渡洪述祖交涉，而实则多方运动，冀勿将洪贼交案审办。现一切手续业已办理完毕，而洪贼仍逍遥法外，机见此事真相一斑。盖言敦源本与洪为亲戚，而又与洪同供职于内务部。此次青岛之行，闻系洪贼私党自告奋勇，临行时又经赵秉钧密授计划，识者早知其必有此种结果……”
这时候，上海地方审检厅上书司法部，要求在上海组建特别法庭，专审宋教仁被刺案。赵秉钧拿着电报去与袁世凯商议。
袁世凯问：“智庵，他们组建特别法庭想干什么？”
赵秉钧回道：“他们的意思，此案内务部秘书既然是被告，我也就脱不了嫌疑，是想让我到上海去受审。”
“这可真是岂有此理，就连前清衙门办案也不会这么荒唐，别理他们。”
“不理恐怕不行。国民党这帮人最善动用舆论张目，我们不回应也会落一头不是。”
袁世凯问：“那你的意思呢？”
“我问过静仁，他说临时约法和司法部编制法都没有成立特别法庭一说。”
“这不就是一个现成的理由嘛，让司法部依法把上海的要求驳回。国民党不是张口闭口就是法律嘛，咱依法办事。”
此时，引渡到地方的杀人凶手武士英突然在监狱中暴亡。
武士英原来关押在上海模范监狱，因为江苏都督程德全要组织特别法庭审理，所以于4月18日移押到江苏海运营仓，由驻军61团负责看守。这个团是前上海都督陈其美的嫡系，移押不久的一天上午，武士英感觉疲倦，而且昏昏欲睡，午饭、晚饭均未吃，也未按惯例散步。夜里十二点报告呼吸急促，结果到了下半夜就死了。地方检察厅会同红十字会五名医生前去检验，未查出服毒的证明，又开刀剖验，也未发现中毒的迹象，只在肠中发现火柴盒的磷纸片。武士英身体很健壮，却突然暴亡，实在匪夷所思。
案子未审，关键人犯暴亡，程德全直接给袁世凯发电，称“要犯武士英在押身毙，人言啧啧，嫌疑滋多。若此案审判再行稽延，致他犯再有变故，德全等实难负其责。应请大总统查照迭电，准予组织特别法庭，迅赐任命。”
在孙中山、黄兴的督促下，程德全又向报纸公布了从应夔丞家中搜到的主要证据，以证明赵秉钧涉案，逼迫袁世凯同意设立特别法庭，并请赵秉钧南下受审，司法部接电再次复电驳回。黄兴于是亲自给袁世凯发电报，说明必须组建特别法庭的原因，“盖我国司法难言独立，北京之法院能否力脱政府之藩篱，主持公道，国中稍有常识者无不疑之。况此案词连政府，国务总理赵秉钧且为暗杀主谋之犯，法院既在政府藩篱之下，此案果上诉至该院，能否望其加罪，政府无所相挠，此更为一大疑问。宋案务请大总统独持英断，毋为所挠。”
袁世凯接电，把赵秉钧叫来商议对策，决定赵秉钧发一个长电辩白，作为对江苏公布证据的回应。袁世凯则亲自给黄兴复电，为赵秉钧辩污，“至赵君与应夔丞直接之函，唯一月十四日致密码电一本，声明有电直寄国务院。如欲凭此遽指为主谋暗杀之要犯，实非法理之平。近一年来，凡谋二、三次革命者，无不假托伟人，若遽凭为嫁祸之媒，则人人自危，何待今日。公为人道计，为大局计，必得使法理与事实两得其平。国事艰难，人心险恶，转移风气，是所望于我公。”
袁世凯的回电，不但再次表示反对成立特别法庭，而且含沙射影，指责黄兴不能为人道、大局计，不顾法理与事实。的确，如果仅凭赵秉钧曾经给应夔丞密码电报，并让他有事直接电告国务院，就认为他是刺宋案的主谋，也的确太过勉强。因为作为国务总理，给有江苏巡查使名头的应夔丞发一本密电码并要求直接发电，并无任何不妥。
司法总长许世英夹在中间难以自处。南方怪他阻挠成立特别法庭，袁世凯又坚决反对。因此他递交辞呈，表示即日起就不再到部办公。
袁世凯不准许世英辞职，对成立特别法庭的要求也不愿多理睬，此时，他的心思完全放在了善后大借款上。因为政府入不敷出，真正到了揭不开锅的程度，何况南北战争已见端倪，他不能不为军费做准备。善后大借款双方在4月中旬基本达成协议，只等正式签约。这笔借款年息五厘，期限四十五年；五国是通过发行债券筹集，债券是以九折出售，还要扣除百分之六的佣金，所以中国是按百分之八十四实收，净收入其实是两千一百万英镑。
借款的用途，五国银行团做了严格的规定，一是用作偿还积欠外债。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后签订的四亿五千万两的庚子赔款都由各省拨还，各省皆有抵押，当时已积欠六百余万镑，一旦不能偿还，则各省抵押物即不能保全。二是用作清偿各省历年自借之款。此时已积欠二百八十余万镑，民国以来，本息无着，只能仰赖借款。三是用作赔偿外国商人在辛亥革命中所受损失约为二百万镑。四是用作各省裁兵费，大约为三百万镑。五是拨充六个月的中央行政费、崇陵工程、大学堂工程费及清室优待费，约四百多万镑。六是整顿盐务之用，约为二百万镑。以上六项，算下来两千万镑左右，实际能到手的寥寥无几。而本息合计，四十七年到期，中国共需偿还接近六千八百万英镑，损失不为不重。
除了沉重的利息负担，五国银行团还附加了条件。这项借款以中国盐税、海关税及直隶、山东、河南、江苏四省所指定的中央政府税项为担保。为此，中国政府要在北京成立盐务署，内设稽核总所，由中国总办一员、洋会办一员，专任监理各项事务。在各产盐地区设稽核分所，设经理华员一人、协理洋员一人，会同负责盐税征收、存储事宜。而且规定盐税的存储、提用必须总办、会办会同签字。这实际将中国盐政和盐税收入完全置于洋人控制之下，像海关一样，沦为洋人控制的机构。
国民党因宋教仁被杀，仇恨袁世凯政府，但又无过硬的证据证明赵秉钧、袁世凯为主谋，憋了一肚子火，正好善后大借款的事情此时透露出来，无异找到了一个出气孔。
4月24日，北京《顺天时报》首先发表了借款将成的消息。刚刚担任参议院正副议长的国民党人张继、王正廷闻讯，立即发表反对通电，指责袁世凯政府预谋“擅自签押，违法专行”，呼吁全国人民设法挽救危机。张、王的通电立即在全国掀起舆论大潮，从孙中山到黄兴再到国民党各种报纸、国会的国民党议员，全都站出来指责善后大借款违法、卖国。
黄兴在发给大总统、国务院、参议院、众议院、副总统、各省都督、民政长、省议会的电报中，先是指责善后借款未经国会批准，而后与宋案联系起来，“今宋案证据已经发表，词连政府，人心骇皇。倘违法借款之事同时发生，则人心瓦解，大局动摇，乃意计中事。兴襄随国民之后，尽瘁国务，略知民意所在。此种举行，兴逆料国民决不承认，敢申忠告，冀幸当局者停止进行……非得人民画诺，一文不敢苟取。”
孙中山发给各国驻沪领事的电报，则直接将善后大借款的目的归之为用于战争，“北京政府未得巨款，人民与政府尚有调和之望，一旦巨款到手，势必促成悲惨之战争，此可预言者也。世界文明各国，莫不尊重人道，用敢奉恳各国政府、人民，设法禁阻银行团，俾不得以巨款供给北京政府。”他还亲自到上海汇丰银行交涉，要求他们电阻总行签字。
不过，在各国看来，孙中山和国民党才是中国和平最大的威胁。眼看战争一触即发，五国银行团决定在关键时候支持他们看好的袁世凯，于26日晚上在汇丰银行签字，并立即支付二百万英镑。
国务总理赵秉钧、外交总长陆征祥、财政总长周学熙赶往位于东交民巷的汇丰银行，却发现国民党数人堵在大门口，原来他们得到消息，赶来阻止签约。几个人于是避开大门，从侧门而入，进行最后一次谈判。里面谈，外面则在叩门，要求见银行大班。银行大班派出一个三等秘书去应付，告诉他们借款签约是银行团与政府之间的行为，贵党无干涉之权。外面的国民党人仍然不肯散去，于是大班吩咐招印度红头阿三——也就是印度籍巡警来驱散，银行的守卫则哗哗啦啦拉枪栓，把反对签约的国民党人赶走。
中国已经与五国银行团签约借款的消息一发布，亲国民党的媒体一片骂声，不但骂袁世凯、赵秉钧，连财政总长周学熙也骂得狗血喷头。赵秉钧既陷入刺宋案，又陷入大借款的风潮中，于是来了个以退为进，以病为由，向袁世凯请辞。
“不可，智庵。此时你不能告辞。他们正盼着你辞职呢，不能便宜他们。有时候，嫌疑不是能避掉，你越避越洗不清。他们是想找理由南北决裂，没什么好怕的，我巴不得他们来硬的。”
最后，袁世凯准了赵秉钧半个月假。那国务总理谁来代？他决定请唐绍仪再次出山，借他与孙中山等人的密切关系来调和南北。这时候已经从上海北归的杨士琦却劝道：“大总统，南北关系如果能够调和得了，当然请少川出山是个不错的主意。可是，南方的决心很大，调和未必有用。大总统别忘了‘清君侧、诛晁错’的典故。事情既然已经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白白把总理之位让给他人又有何益？请大总统三思。”
“中，我差点犯了糊涂。”于是袁世凯立即命人追回任命唐绍仪代理总理的总统令，改任自己的嫡系、陆军总长段祺瑞。
这时候，青岛的洪述祖又发了一个通电，在电报中解释自己为什么要“毁宋”，“述祖于辛亥秋，与唐绍仪在北方赞成共和，本为救国起见。一年以来，党争日剧，怪状百端，使全国陷于无政府地位，心窃痛之。尤以上年宋教仁等连带辞职，要挟中央，为党派专制祸始。中国教育幼稚，人才缺乏，合全国稳健分子，立贤无方，共谋政治，尚虞不济。宋教仁乃欲借政党内阁之说，以遂其植党营私之计，垄断政界，党同伐异。一室操戈是共争，非共和也，是党派专制也。其弊甚于清朝贵族专制，其祸必至于亡国灭种。非讦发宋之劣迹确据，宣布中外，不能毁其名誉，败其势力。述祖恐人微言轻，不得不假托中央名义，以期达此目的。又因总理不接洽，故索取密电一手经理。”他把赵秉钧以及袁世凯的嫌疑都解脱了，又为自己解脱，“述祖宗旨不过欲暴宋劣迹，毁宋名誉，使国民共弃之，以破其党派专制之鬼蜮而已。”“试思述祖如果欲戕其性命，何用重金购觅提票，以毁其名誉耶？”“再，毁人二字系北京习惯语，人人通用，并无杀字意义在内，久居京中者无不知之，岂能借此附会？”
洪述祖的电报对赵秉钧来说简直是及时雨，这时候特别法庭又连发两电催他南下出庭，他以洪述祖的电报自辩，说洪述祖与应夔丞两人通电，自己一概不知道，完全是洪述祖假借中央名义，“宋之被刺，正犯为武士英，嫌犯为应夔丞，与洪述祖究有如何干系，尚未判定。至于挟鄙人出庭，则系野心枭獍，谋夺政权，借端发难，血口喷人。且鄙人旧疾复发，已向大总统告假，正在养病，自不便赴沪。”
此时，天津有一名叫周予儆的女学生到北京地检厅自首，自称奉“血光团”之命前来北京进行暗杀活动。“血光团”团长就是黄兴，参议院的议员谢持就是“血光团”的财政部长，并说大批杀手已经潜入京城，专门暗杀政府要人。一时间，京津谣言四起，风声鹤唳。陆建章的军政执法处立即逮捕了国民党参议员谢持，查封他的住处，起出了炸弹、炸药、电线等物证。参议院议长张继发函给军政执法处保释谢持，谢持于当天夜里逃到了天津租界。
国民党报刊发文称北京政府有意陷害，栽赃黄兴。但国民党搞暗杀却绝非空穴来风，湖北、浙江、湖南、河南等地都发生了暗杀事件。驻扬州的苏军第二军军长苏宝山，尊中央，抑民党，结果收到熟人送木匣一个，内有古瓷花瓶，当他打开时烟焰四射，瞬间爆炸，当场炸死，而策划者就是陈其美组织的“锄奸团”。湖北暗杀事件则更多，军法处长办公室被炸毁，都督府高等密探一家四口被人乱刀砍死，更有女子暗杀队成员身藏炸弹，以告密为名要见黎元洪，幸亏被卫队搜出炸弹而幸免。湖北破获的暗杀、破坏案十余起，查获了大量枪支、炸弹。
袁世凯发布了《除暴安良令》，令“各省都督、民政长，转令各地方长官，遇有不逞之徒，潜谋内乱，敛财聚众，确有实据者，立予逮捕严究。其有无知愚民，或被人诱胁，或转相惊扰者，一并婉为开导，毋得稍涉株连。”
袁世凯此举，被国民党解读为欲军事压制民意。议员在参众两院大骂袁世凯，亲国民党的报纸也指责袁世凯要拿大借款发动战争，周学熙也被骂为助纣为虐的屠夫。周学熙何曾受过这种辱骂，他来到总统府道：“大总统，我也知道善后借款有伤中国主权，但总还不至于到丧权辱国的地步。大借款也不是我提出来的，何必如此糟蹋我的名声！我也是读书知廉耻的人，若论救国富民，我在直隶的功绩，可以拍着胸脯说无愧于心！怎么一当了财政总长，在他们眼里就成了不知廉耻之辈？他们知廉耻，那请他们告诉我，除了借款，他们可曾有别的办法？他们只知一味漫骂，这于国于民不知有何好处？他们口口声声为民请命，他们是为民吗？”
袁世凯笑道：“要说他们为民，母猪也能上树！缉之，这就是政党政治。”
“大总统，我要请辞，你还是放我回去办实业吧。共和这样的国体，我看比大清好不了哪里去。”
“缉之，稍安勿躁。我准备对报纸实行审查，不准他们这样泼妇骂街。现在我正处困难之中，无论如何你受点委屈，帮我渡过难关。”
当天晚上，袁世凯召集代理国务总理段祺瑞、秘书长梁士诒、海军总长刘冠雄、内务总长赵秉钧等心腹，密议形势及应对办法。
形势的确不妙。南方国民党最近极为活跃，浙江、湖南、江西的国民党支部都致信浙、湘、赣都督，要求脱离中央。湖北第一镇统制黎本唐给段祺瑞来电，告诉他江西都督李烈钧正在联络皖湘对抗中央，并打算以南京为建都地点，举黄兴为正式大总统，而且派人到湖北来联络。李烈钧对中央不满，蠢蠢欲动，袁世凯已经有所闻，他最关心的是湖北的态度。
“湖北没什么，黎本唐此电的目的其实就是表明湖北的态度。他在电报中说，黎公不为所动，湖北绝对不附和，李烈钧等虽野心勃勃，但无所凭借，犹幕上燕，釜中鱼罢了。”段祺瑞回道。
黎本唐本名唐克明，因为攀附黎元洪，改名黎本唐。他致电段祺瑞，可想而知，是受命于黎元洪，向北方表明态度。
“湖北太重要了，地当南北要冲。辛亥革命爆发于此，绝不能让不逞之徒据有此地，宋卿的态度至关重要。”袁世凯交代道。
“黎公此前来过密电，最近湖北很不稳，他很担心黄克强到湖北去。”
“我们必须把宋卿拉到我们这边来。前些时候宋卿不是请饷吗？如今借款已经到手一部分，先拨给他一百万元，让他坐稳湖北。”
江苏的情形亦不乐观。段祺瑞的心腹徐树铮派到江苏的谋士发来密函，江苏的军队服从中央的稳健派大约三分之一，敌视中央的激烈派占三分之一，还有或左或右的不稳定派也占三分之一。态度最激烈的当属上海陈其美的部下，蛊惑暴动，驻南京的一个师已与江西李烈钧部联成一气。苏州的第二师较稳健，徐州的第三师态度不明，镇江的两旅则已经受到上海影响。
“江苏革命党的势力太强，程纯如又太容易动摇，实在不能叫人放心。倒是我老师是江苏的压舱石，但愿他能与纯如维持住江苏的局面。”
“江苏的局面能不能维持得住，关键看军事实力。如果北军有必胜之势，江苏则稳，否则纯如必动摇。”段祺瑞最相信武力，于是开始商讨如何加强军事。第一条便是多购军火；第二条便是向湖北和苏北调兵。
仅靠武的一套当然不行，还有文的一套。一是由交通部下令各电报局，凡是反对借款、议论刺宋案的电报一律不准发；二是严令各省都督严密防范，禁止各类集会公开演说借款及刺宋案；三是采取审查制度，不准报纸登载。
所议事项颇多，一直议到半夜。临结束时，袁世凯道：“梁任公说为政者要善用舆论，我看芝泉明天就召开个新闻通气会，对各种浮言一律驳斥。”
段祺瑞连忙摇手：“大总统，此事我可干不了。我最愁的就是说话，应付记者更是怵头。”
梁士诒帮腔道：“段总理说的是实话，我看就不必为难了。”
袁世凯则道：“芝泉不说，那总要有人说。燕孙，要不你来？”
梁士诒回道：“我说了不管用。我看，还是请大总统来说有分量。”
“好，那你要好好为我准备个稿子。”
第二天上午，袁世凯在总统府召开报刊见面会。他的御用报纸《亚细亚日报》、国民党的《民权报》、英国《泰晤士报》以及《申报》等七八家报纸派记者参加。
袁世凯开场道：“最近大家最关注的就是宋案和善后大借款，各种浮言甚嚣尘上，真是越说越奇。许多报纸谩骂政府、词连本大总统，实在不能不说几句。”
《民权报》的记者问：“大总统，刺宋案的确与政府有关，南京地检厅已经公布了证据，难道还不够吗？”
袁世凯回道：“是的，不够。他们的所谓证据，就是赵智庵交给了应夔丞一本密电。应夔丞是江苏巡查使，交给他一本密电有何奇怪？怎么可以据此称刺宋案与政府有关？没有证据，如何又能让赵智庵出庭受审？中外有这样的法律吗？”
记者随即又道：“宋先生即将入京组阁，对赵总理造成了威胁，这就是宋先生被刺案的动机。”
“你这是推测、猜疑之词。如果靠推测、猜疑，那有嫌疑的又何止赵智庵一人？宋钝初自从重组国民党以来，名声大噪，风头无两，在党内地位无人能及，那我可不可以推测，是他的成就威胁到了贵党的高层，而引来杀身之祸？我倒是听说，贵党向来有和平派和激进派之说，激进派动不动就闹革命，宋先生是和平派，主张用政党的手段取得政权，那我可不可以说，是激进派谋刺了宋先生？”
“大总统是影射孙先生吗？这是诬蔑！”《民权报》的记者大声道，“孙先生为了调和南北，不问政治，一心铁路实业，宋案发生时他正在日本考察！”
“所以，还是不要乱推测的好。有人红口白牙，信誓旦旦，说我就是杀宋钝初的幕后凶手，真是笑话。刺杀宋先生的正凶是武士英，可是他竟然突然暴毙。在洋人巡捕房里关了十几天没有出任何问题，转移到地方就突然暴亡，不可疑吗？据说看守他的，正是前上海都督陈其美的嫡系部队。出了这样的事，他怎么解释？”袁世凯反问道。
《申报》的记者回道：“多方的医生已经做了检验，死因并无可疑。”
袁世凯冷笑一声道：“死因并无可疑？一个皮实健康的人突然暴亡，这就是最大的可疑，何须证据？谁都知道江苏是国民党的势力在把持，谁都知道陈其美都督与上海帮会关系密切，若按你们怀疑赵智庵的逻辑，陈其美不是最大的杀人嫌疑吗？还有，上海发生了那么多起凶杀案，包括贵党的陶成章在上海被杀，这几年都没有破得了。单单宋先生的案子，竟然第三天就破了，而且破得那么巧，可不可疑？”
“那是宋先生在天有灵，不放过凶手。”有人大声道。
“哈哈！你们是靠在天之灵破案？”袁世凯冷笑道。
说话的人也意识到自己失言了，梁士诒这时候也提醒道：“大总统也不必激动，不妨慢慢与大家交流。”
“是的，我也愿好好与大家交流，但也希望诸位不要怀着偏见。”
接下来袁世凯解释善后借款的原因：“民国承前清凋敝之余，庚子赔款、各项借款，负债累累，库空如洗。黄克强任南京留守时，催饷函电一日数起。各省也纷纷向中央求援。中央又有何计？唯有借款一途。民国肇建，兵费一项每月就需九百六十多万元，比宣统三年涨了整整四倍。裁兵节饷固然不错，但裁兵就要清还欠饷，又是无米之炊。今年除关税所入全行抵还庚子赔款外，尚欠两千万元；已到期借债又有三千余万元，各省历欠又是三千多万元，各国追呼日迫，案牍俱在，所欠各款均有抵押，若再延宕不理，不但有失信用，而且债权干涉，破产之祸即在目前。黄克强曾经发动发行爱国公债，结果一年余实收不满一千二百万元。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就开始借款度日，财政部被人讽刺为民国借债部。就是宋钝初先生也曾经说过，借款为不可逃之事，无论何人执政，不能拒绝借款。”
《民权报》的记者道：“国民党并不反对借款，而是反对违法签约。”
“何为违法签约？大借款去年十二月就经临时议会通过。”袁世凯反问。
“如今正式国会已经成立，就应当经过参众两院通过方可签订。”
“政府已经将善后大借款向国会请示追认，可是众议院并未达成一致。”
“那就等众议院达成一致后再签约。”
“你说得轻巧。军队嗷嗷待哺，已经到了溃变的地步，各省请款函电如雪片般飞来，何能一拖再拖？”
结果，这次见面会开成了辩论会，最后是不欢而散。
南方要搞二次革命，北方不肯退让，战火即将重燃的危机日趋迫紧。但就全国而言，民意并不支持革命。理由很简单，大家都盼着安安生生过日子。党派如此纷争，大部分民众实在不可理解。上海总商会发布通电，要求维持秩序，保卫商民，实际就是反对革命。包括国民党人于右任、李书城、孙毓筠、章士钊在内的国事维持会发表通电，主张隐忍迁就，副总统黎元洪主张和平办理宋案和借款，江苏都督程德全发电主张去疑弭争。就是袁世凯的政敌岑春煊也领衔与曾经大力支持辛亥革命的伍廷芳、国民党人谭人凤、李鸿章的儿子李经羲等十余人发表主张和平解决通电，他们在通电中肯定了国民党的合法要求，但对国民党舆论偏激、煽动革命提出严厉批评，“舆论为国民导师，议论贵乎正确。现各党机关报纸每以挑剔臆造为能，人心惶惶，举国**，责以造谣惑众，其又何辞！唯口出好兴戎，望以后凭诸公理，按诸事实，毋为不经之谈。至各省都督，具有保护人民治安之责任，当必能持以镇静，不至逞小岔而乱大谋。各省军人同是共和国民，尤当同心同德，极力维持，一秉国民公意，和平解决各项问题，转危为安，民国幸甚！”
地方都督也开始直接介入纷争，湖南都督谭延闿、江西都督李烈钧、安徽都督柏文蔚、广东都督胡汉民，联名通电反对袁世凯大借款。然而，支持袁世凯的地方都督更多，直隶都督冯国璋、河南都督张镇芳、山东都督周自齐、奉天都督张锡銮、山西都督阎锡山、陕西都督张凤翙、云南都督蔡锷发布通电，谴责黄兴等人“不惜名誉，不爱国家，谗言横行，甘为戎首；始以宋案牵诬政府，继以借款冀逞阴谋”，表示坚决支持政府，支持大借款。如果说这些都督都是被袁世凯收买，绝非事实，尤其是云南都督蔡锷，曾经留学日本士官学校，是黄兴的密友，他反对采取军事行动的态度十分坚决，他又联合广西都督陆荣廷、四川都督胡景伊、贵州都督唐继尧致电参众两院和各省都督，认为宋案应该待法院查明真相，法律解决；借款是政府不得已之举，经临时参议院通过并不违法，对国民党激进派的做法严厉指责，“乃不逞之徒，假托全国公民名义，意在借此大题，以为扰乱破坏之计。试问我国现势，弱息仅存，邦人君子方将戮力同心，相与救亡之不暇，岂堪同室操戈，自召分裂！谁为祸首，即属仇雠。万一有人发难，当视为全国公敌，锷等才力纵薄，必不忍艰难缔造之民国，破坏于少数奸宄之手也。”
地方都督介入争端，说明局势已经进一步紧张。
五国银行团不顾国民党的反对，决定再交付二百万英镑给袁世凯，而且英国汇丰银行的大班直言不讳地对前去抗议的国民党议员道：“是的，我们是支持袁大总统。因为我们认为，只有袁大总统有力量给中国带来安定。贵党倒是应该检讨，动辄就鼓励暴乱，实在不智。”
不仅如此，上海英、法租界工部局下令禁止报纸发表过激言论，并驱逐孙中山、黄兴出上海。尤其是曾经加入过同盟会、孙中山的好友美国传教士丁义华也致电孙中山、黄兴，要求他们维持大局：
诸公用尽百折不回之志，造成灿烂庄严之共和民国，何来不幸之言，淆乱人心？必有幸灾乐祸之徒，乘机蛊惑。姑毋论是否有无其事，然人言啧啧，不但有损诸公名誉，即从前伟烈丰功，一旦付诸流水。况列强虎视，设若国会摇动，人民涂炭，强邻收渔人之利，所谓谁厉之阶？平日为国家者之初志何在？兴言及此，实深浩叹！现在国家既处于危险旋涡之中，正诸公二次建功之日，理应攘臂急起，力挽狂澜，总以国家民生为前提。
至于宋案，一经法庭，自有水落石出之期。中央借款，如果用非其当，想五国资本家亦不肯轻易通融。以上两事，均无可猜疑之点，将来中央必有详细之宣布，洞达如诸公，亦毋庸弟琐陈也。
孙中山只恨袁世凯颠倒黑白，蛊惑人心，尤其是策动外国势力施压尤为可恨。但他又不能跳脚大骂，只好忍着怒火，复丁义华通电，绝不承认有“二次革命”之举。同时声明，国民党并不反对借款，而是反对借款不经国会议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