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人到齐后，由徐世昌主持，说明请大家来的意思，把二十一条的大致内容相告。众人也都又惊讶又愤慨。
袁世凯首先划定原则：“日本人提出的觉书意义很深。现在看他们是从欧战一开始就精心谋划的，就是要趁欧战方酣，各国无暇东顾，趁机提出这种贪婪的要求，意在全面控制我国。日本人这是趁火打劫，尤其是第五项，简直是把中国当成第二个朝鲜，无论如何不能答应——连谈也不能谈！”
不能谈就只有拒绝，但如果拒绝，日本必然采取更强硬的措施，最后难免要诉之武力。孙宝琦回道：“诉诸武力不可取，段芝老已经说过，中日交兵，只能坚持四十八小时。”
袁世凯叹息道：“是啊，难就难在这里。而且现在日本加入了协约国，我们若与日本开战，便是向协约国开战，那就难免卷入世界大战。我国应当借欧战之机，加快发展自己才是正道。”
梁士诒道：“那就与日本人谈，尽量在谈判桌上争，能多争一分是一分。我们力争了，也好向国民交代。”
杨士琦回道：“日本人提出这么贪婪的要求，直接影响其他列强的在华利益，尤其与美国门户开防政策格格不入。日本人一再要求总统保密，就是怕其他国家干涉。我们正应反其道而行之，能拖一天是一天，而且应当把日本人的野心透露出去，以博得国际社会的支持。”
“日本人是想从速与中国签订协议，不给他国干涉的机会；我们正相反，应该行拖字诀，能多拖一天是一天。”梁士诒与杨士琦矛盾很深，但在此事上意见却完全一致。
袁世凯叹道：“这还是当年李文忠公采取的以夷制夷的外交方针，不失为一法。只是现在列强忙着欧战，只怕顾不上中国。”
大家七嘴八舌，商议到深夜，也没有更妥当的办法，最后决定与日本人谈，而且要极力拖延时间，等待国际社会介入。
袁世凯最后道：“既然要谈，那就要好好琢磨怎么谈。我今天夜里仔细看看日本人的觉书，明天一早你们来取。”
孙宝琦回道：“那明天一早，让润田亲自来取。”
散会前，袁世凯提醒道：“为了博得国际社会的帮助，日本人的过分条件我们会设法透露给列国。但如何透露，是要好好琢磨的。目前大家务必要严守秘密，不可自行其是。”
袁世凯连夜推敲二十一条，对每一条都用红笔标注了谈判意见。等他批完全文，已经是早晨四点钟。他上床睡了一觉，醒来时已七点多，这比平时晚了一个多小时。他匆匆吃完饭，曹汝霖已经到了。
袁世凯把批注交给曹汝霖道：“润田，你是在日本留过学的，比我了解日本人，谈判的时候一定多用心思，不要落入日本人的圈套。每一款怎么谈，我大致标注了意见，供你们参考。日本人的要求，有的违背国际公法，要以公法批驳之；有的是异想天开，根本办不到，也不能办；有的可以稍作让步。对于日本人要求将旅顺、大连展期至九十九年，这在前清协定东三省会议时，已允由日本展续满期，但没有九十九年之说，日本人的要求违背前约。日本人要求承认继承德国利益问题，应当中日双方合议，何能由日本议定，由我承认？这一条总要等到欧战结束，才能详谈，这是将来之事，不必先行商议，可从缓议。对于合办矿业，我的意思是答应一二处敷衍日本人，但必须照矿业条例办理，愈少愈好，以留下来与国人自办。至于建造铁路，中国向来仰仗洋款，向谁借都是借，日本人要造，也必须与他国借款造路相同，铁路行政权，须由中国人自行管理。日本人对汉冶萍铁矿厂野心很大，怎么拒绝呢？我认为不妨从汉冶萍是商办公司上着手，商办公司嘛，政府不能代谋。日本人还提出要将福建让与，真是极其荒唐，领土怎能让与第三国？至于第五号，分明是侵占我国主权，简直似以朝鲜视我，这种条件岂是平等国所应提出，实堪痛恨！这一项千万不去理他，万万不可开议，切记切记。”
曹汝霖看袁世凯批得密密麻麻，问道：“总统一夜未睡吧？”
“四点多睡的，一睡着就做梦，梦到我当年在朝鲜与日本人吵，吵得我头疼。”袁世凯又叮嘱曹汝霖，“润田，你是留学过日本的，又当了几年律师，与日本人谈判，你是行家。慕韩虽然也当过外交使节，但论外交，我担心他太过粗率，你要多提醒他。你告诉慕韩，日本人十分诡诈，要逐条逐条与他们磨，不可笼统谈，以免留下口实。”
“好，大总统放心，我一定把大总统的指示转达给孙总长。”
曹汝霖走后，袁世凯让人把政事堂参议、总统府秘书曾彝进叫来道：“叔度，昨天日本公使带着翻译来见我，向我提出了二十一条要求，并一再叮嘱万勿泄露。日本人所要求太过无礼，令人愤恨。你去问一下我们的日本顾问有贺，探探日本内阁的真正意图究竟何在？访问后立刻向我报告。”
有贺长雄是日本著名的国际法学家，任过早稻田大学、帝国大学教授，著有《国法学》《近时外交史》《最近三十年外交史》《政体论》《社会进化论》等法学著述，是世界上知名的国际法学家，留学日本学习法政的中国留学生都称他是“东邦法学之泰斗”。中国宪政与有贺长雄渊源十分密切，清末五大臣出国考察政治，回国后向朝廷提交的《欧美政治要义》报告书就是有贺长雄捉刀完成，此后中国仿行宪政，机构设置及宪法起草，都深受有贺的影响。袁世凯当上大总统后，在英国记者莫里循的推荐下高薪聘请为顾问。共和国的总统却聘请一位君主制国家教授当顾问，其用心难免引人非议，所以袁世凯同时又聘请了美国著名学者古德诺。
曾彝进早年曾经留学日本，入东京帝国大学法学部，有贺长雄正是他的老师，便问道：“大总统，去见有贺问题不大，我见他后怎么问？问他什么？还请大总统指示。”
“你先去摸摸情况，就告诉他日本公使直接见我提了二十一条的事情，看他都说些什么。”
曾彝进当天下午去拜访有贺长雄，转达袁世凯的意思。有贺长雄回道：“甲国对乙国有所要求，是极常见的情况，但直接面见驻在国元首，只有大使才有此权利，日本公使此举，实在有些失礼。”
曾彝进又问：“大总统对此事颇为重视，但对日本的宪政运行又不甚了解，到底是日本内阁的意思还是天皇的意思，大总统希望听听顾问的意见。”
“我国的宪政运行，与美国和法国都不同。外交、战争这样的大事，大权并不在内阁手中。最后还要召开御前会议，由天皇来决断。而对天皇决断起作用的，是元老们。比如松方侯爵和山县伯爵，他们的意见最为重要。他们不愿外交决裂，即使内阁也没办法改变。换句话说，大隈首相要在外交上有重大行动，需要得到元老们的首肯。”然后有贺又向曾彝进讲日本宪政与美国、法国宪政的不同。
曾彝进十分失望，觉得这些高谈阔论与二十一条实在扯不上关系，没法向袁世凯交差，打算再找什么人想想办法，打探点有用的东西。没想到回到住处，门房就告诉他，袁大总统派人来留话，让他一回来就去总统府。
曾彝进连忙赶往总统府回道：“大总统，与有贺谈了一下午，都是高谈阔论，有用的话一句也没打听来。”
“说说看，不论有用没用，你们谈的都告诉我。”
等曾彝进把会见情况说了一遍，袁世凯说道：“怎么说不得要领？听他的宪法论，我已经很得要领，很得要领呢。以后和他谈话，不论是什么话，都随时告诉我。”
曾彝进没想到袁世凯竟然很满意，十分高兴道：“啊，我真没想到，他那些高谈阔论还能有用，还需要我办什么，请大总统吩咐。”
“你还要再去一趟，你告诉有贺，我希望他能回日本一趟，打探一下日本元老的意见，这个二十一条到底是大隈首相的意思，还是元老们的意见。提出这样苛刻的要求严重侵犯中国的主权，是逼着中国与日本决裂。有贺曾经任过枢密院的秘书，与日本元老们很有交情，他应该能打探出确信。”
“是，我听有贺说，他与松方侯爵、山县伯爵还有大山岩伯爵私交都很好。要让有贺回国，二十一条的内容，大总统总要透露一些给有贺，不然他回国也没法交涉。”
“那是自然。”
吃过晚饭，曾彝进再去见有贺长雄。一听要回日本面见元老，有贺面露难色：“日本内阁这次提出的二十一条，是对中国主权的严重侵犯，袁大总统十分震惊，觉得没法向国人交代，他打算完全拒绝。这样势必要与日本决裂，这对中日双方都是灾难。”
曾彝进把二十一条的大致内容告诉有贺长雄，有贺听罢后道：“这实在有些过分，尤其是第五号，实在不智。我曾经给松方侯爵和山县公爵讲过国际法，还有些交情，我可以回国一趟，把情况告诉他们，听听他们的意见。”
曾彝进完成使命，十分高兴，从口袋里取出一张银票道：“这是一万元，袁大总统送给阁下作路费。大总统的意思，如果不够，可以随时再加。或者你回来后再给你增加。”
一万元已经绰绰有余，有贺长雄回道：“足够了。事关重大，我明天就起程回日本。”
有贺回日本，一个来回最快也要一个星期。而日本公使馆已等不及了，有贺在两名便衣宪兵的护送下登上去沈阳的火车时，日本公使日置益就打发翻译高尾打电话到外交部，询问何日开议。外交部的日常工作由曹汝霖主持，他接过电话道：“贵公使没有将觉书交与我总长，何能开议？”
第二天，日置益亲自到外交部向孙宝琦递交二十一条。孙宝琦拿过来随手翻了翻，因为他此前已经参与密议，对内容已经很熟，因此大发议论，并将各条一一指摘。这就犯了外交的大忌——办外交，最忌的就是不假思索，妄加议论。
“贵总长于觉书内容已经如此明了，将来商谈，自更容易。”日置益说话时望着曹汝霖微笑，意思是，你不是说总长不知道觉书的内容吗？
送走日置益，孙宝琦将会见情况写出会谈笔记，让曹汝霖亲呈袁世凯。袁世凯看了笔记，十分生气：“润田，我不是告诉你们，要逐条谈判，不要笼统议论，慕韩何以如此糊涂，你没提醒他吗？”
曹汝霖回道：“提醒了，大约是孙总长见到日置益气不打一处来，才大发议论。”
“慕韩荒唐，太草率，不能当此重任。”
当晚袁世凯叮嘱杨士琦，让他征求陆征祥的意见，希望他能出任外交总长。杨士琦奇怪道：“大总统，子兴通俄语和英语，不懂日语，让他与日本人谈，合适吗？”
“合适，合适的很，他不懂日语更好。”
杨士琦不解地望着袁世凯。
“我们这次谈判，行的是拖字诀。子兴不懂日语，当然需要翻译，这一翻译一解释，便可打发一半的时间。”
“明白了，明白了。”杨士琦恍然大悟。
第二天上午，令陆征祥任外交总长、孙宝琦调审计院长的总统令就发布了。日置益派高尾到外交部询问，为什么还没谈判却更换外长？这是对日本极不友好的表现。
曹汝霖回道：“正好相反，大总统对此次谈判非常重视，才任命有丰富外交经验的陆总长亲自主持会谈。而且陆总长素有耐心，必能一心一意与贵国详谈。而且此项任命我国政府也征求了外交团的意见，不信你可去问他国外交人员。”
日本人想尽快见到陆征祥，曹汝霖告诉他们，陆总长回家探亲，大约后天才能回来。
高尾问为什么这时候探亲？曹汝霖反问：“这时候探亲有何不妥吗？中国人讲究衣锦还乡，陆总长此时还乡再正常不过。”
其实，陆征祥是奉命设法拖延，暂不要开谈，因为有贺还没有从日本回来。
1月底，有贺回到北京。袁世凯已经从驻日公使陆宗舆的电报中提前得到消息，派曾彝进亲自去车站接。有贺一下车，曾彝进就问他消息怎么样。
“到我寓所详谈。”
曾彝进感到情况不妙，忐忑不安陪有贺到了家中。等家人摆上茶来，有贺才娓娓道来：“这件事真相已明。我见了松方侯爵，哪里知道侯爵实不知其内容。如此大事并未经过御前会议，松方只知道大隈要与中国解决悬案，不知其他。我将‘二十一条’内容告知松方，并言日本公使直接向驻在国元首提出要求，有失国际间通行礼貌。松方侯爵说：‘大隈重信言大而夸，你快回华告诉袁世凯，满洲系我帝国臣民以血肉性命从俄国人手里夺过来的，应当予帝国以发展的机会。至于满洲以外中国领土上的主权及一切，帝国毫无侵犯的意思。大隈的要求，是他大隈重信的要求，帝国臣民不见得都支持他的要求。’”
“那就好，那就好。总统可以稍稍安心了。山县公爵是什么意思？总统一定会问的。”曾彝进一听才放了心。
“山县公爵那里，我因怕招人耳目，所以没有去见他。不过，他与松方侯爵关系极好，他们的意见应该差不到哪里。”
曾彝进立即向袁世凯汇报，袁世凯十分高兴，连道：“得要领矣，得要领矣。满洲以外的，半个字也不能答应他。俄国从满洲抢去的，日本人已经都拿去了，他还想再发展，让他发展了，我们可就吃瘪了。”
次日，日置益约新任外交总长陆征祥会面。日置益急于迫使中国就范，因此提出每天都要会谈。陆征祥回道：“每天谈不太可能，我是外交总长，要参加国务会议，还要会见其他国家外交人员，部务事情也多，每周只谈一次我能保证。”
日置益则提出每周至少谈五次。
“一周七天，周六周日照国际惯例不谈，那还剩五天，我无论如何不能够保证每天都参加。如果贵使坚持每周谈五次，那就必须允许我不必每次都参加。”
外长不参加，谈了也是白谈。最后，双方同意每周谈三次。
陆征祥又道：“要谈的话，只能安排在每天下午。”
日置益回道：“下午也行。”
“那就下午五点开议如何？”
“五点实在太晚。每天下午两点开议最好，而且晚上也应当继续。”
“两点开议也无不可，只是我身体不好，如果夜间继续开会，不出一星期，我非住院治疗不可。”
最后双方议定，每周会议三次，每次下午三点开始，地点在外交部大楼，第一次谈判定于2月2日。
当天晚上，袁世凯召见陆征祥和曹汝霖道：“谈判的原则，我强调四条，一是涉及领土完整的内容绝不让步；二是第五号严重损害中国主权，绝不许议；三是我多次强调的，要逐条商议，不可笼统表态；四是能拖则拖。日本人想从速议定，我们则反其道而行之，能多拖一天是一天。”
陆征祥回道：“是，总统的指示我们一定照办。”
袁世凯又叮嘱道：“第一号涉及山东，现在欧战尚无结果，德国在山东败给日本，在欧洲未必败给协约国，所以现在谈德国权益让给日本为时尚早。你们就以此理由先避而不谈，可先谈东北的问题。日本人总是把东北与东蒙混到一起谈，这不行。日本人的权益，不能向东蒙渗透。”
1915年2月2日，中日双方进行第一次谈判。中方出席会议的有外交总长陆征祥、次长曹汝霖、秘书施履本。日方三人是公使日置益、一等书记官小幡酉吉、翻译官高尾。
日置益先致辞：“日本此次所提条件，是为两国永久彼此亲善起见，希望能够从速议定。久仰陆总长久历外交，誉满欧美，有幸与贵总长为中日永久亲善会谈，深感荣幸。这次敝国对此事极愿速结，希望贵总长能够先对我方所提条件有个总的态度，这样下面的谈判将会顺利的多。”
陆征祥随后致辞道：“中日两国唇齿相依，自应互相亲善，本席也是一向主张两国亲善，前在总理任内，财政曾聘阪谷芳郎男爵为顾问，交通聘平井博士为顾问，法律聘有贺博士为顾问。本次会谈，本席亦希望能够加深中日友善。至于会议，应循序进行，议决一条，再议一条，否则万一后面某条精神与前面协商结果不符，反添困扰。而且，本席刚出任总长，对贵方所提条件也未深入研究，总要容我有所思考。所以，本席认为还是逐条商议为妥。”
日置益没有办法，只好答应：“那就依贵总长之提议，逐条会谈。但在形成决议前，万勿对外泄露。”
于是开始议第一条，也就是日本提出的“将旅顺、大连租借期限并南满洲及安奉两铁路期限，均展至九十九年为期。”
陆征祥问道：“当东三省会议时，已允继承俄国未满的年限，何以现在又要重定？”
日置益回道：“重定年限，于原则并无变更，希望照允。”
因为袁世凯的意思此条关系不大，不必多做争论。所以稍加辩论，陆征祥就同意通过。见如此容易就达到目的，日置益笑道：“贵总长真是明白痛快，希望其余各条，都能这样的痛快商定。”
日本希望接下来商议第二条，陆征祥却道：“不急，且喝杯茶。”
于是上茶。陆征祥一口一口地品，然后讲中国的茶道，由中国的茶道谈到日本的茶道。这样一折腾，二十多分钟又过去了。
日置益一再提议，就第二、三、四条进行会议。这三条内容就是允许日本国臣民在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垦荒、经商、办工厂和采矿。日本的目的，就是向东北和东蒙古大量移民，为将来扩大侵略寻找机会。不过在日置益的口中，却是中日互惠的好事：“日本地狭人稠，东三省及东蒙古却地广人稀，若使日本移民到东三省不受限制，正是互相调剂，各得其益。”
陆征祥回道：“此地风气未开，教育又未普及，风俗习惯，各不相同，现在杂居易生误会。将来民智日开，教育普及，自然可以开放杂居，现在为时尚早。且贵国气候温和，东省寒冷，前我在俄国，见俄人只有往南迁居，没有见南方人往北来者。”
曹汝霖又补充道：“中国山东人往东三省者，都是春往冬还，亦是为此。”
日置益笑着对曹汝霖道：“曹君曾在日本，应知北海道寒冷程度，与东三省不相上下，但我国人往北海道去的亦不在少数。”
陆征祥依旧不答应：“目前我国尚未收回治外法权。贵国治外法权未收回以前，亦不许外人内地杂居。”
中方坚持不肯让步，日方则陈述种种好处，双方辩论得口干舌燥。于是陆征祥道：“我有些饿了，诸位想必也饿了。润田，快上茶点。”
于是再上甜点，陆征祥则介绍甜点的制作和典故。等吃完甜点，已经六点多，于是会谈结束。
第二天上午，陆征祥和曹汝霖带着会谈笔记去见袁世凯。袁世凯听说一下午只谈了一条，很满意，尤其对陆征祥拖延时间的手段大加赞扬，对接下来的谈判他也有具体指导意见：“接下来的这三条，日本人都是把南满与东蒙一起并说，这是浑水摸鱼，东蒙地位与南满不同，你们要注意此项。第二条说日本国臣民在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盖造房厂，或为耕作，可取得土地租借权或所有权。租借权尚不可许，所有权有碍国土完整，不能允准。第三条，日本人要求在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任便居住往来，并经营商工业等各项生意。任便往来怎么行得通，漫无限制，各国援引，万不可行。”
陆征祥回道：“总统的指示已经在批注中注明，我和润田都谨记在心。以后每次会谈结束，我或者润田都来面请总统指示。”
“子兴、润田，我不是不相信你们，实在是这次谈判关系太重。我被四万万人选为总统，就是受四万万人托付，领土主权在我手上被侵损，如何向国人交代？而且，这些年来中国人形成了一种很不好的观念，谁主战，谁就是爱国，不论能不能战；谁签了和约，谁就是卖国，不论经手人尽了多大的努力。像李文忠那样公认的外交家因为签了《马关条约》，就被骂为卖国贼，却无人去想，派别人去就会有更好的结果吗？日本人的二十一条，比马关条约更令人愤恨！咱们这些经手人无论做了多大的努力，看热闹的人未必理解，挨骂恐怕是逃不掉的。所以，我们得打起十二分的精神，能争一分是一分。”
“我和润田都知道总统的苦心，一定竭尽全力与日本人争。”
谈判进行得很艰难，每一条都要进行反复辩驳。日本人胃口很奢，谈判期间日置益一次又一次提出就第五号进行谈判。袁世凯希望得到列强的支持，但又担心泄露出去日本人反应会更强硬，一直犹豫不决。顾维钧建议道：“此种许诺是在威胁之下做出，中国没有义务遵守，应尽快让西方国家知晓，并寻求外交支持。日本人一再威胁我们不能泄密，越说明他们的要求太过无礼，我们当然不能按照日本人的愿望行事。”
“好，这件事就交给你来办。”袁世凯最终下定了决心。
顾维钧与美国公使芮恩施和英国公使朱尔典关系十分密切，此后中日双方谈判的情况不断在英美报纸上刊出。日置益十分生气，在一次会谈时质问中国为什么将谈判消息透露出去，陆征祥硬着头皮不承认。
终于，袁世凯希望的列强干涉出现了。英国在中国利益最多，对日本在中国不断获得利益十分警惕，向日本提出外交交涉，要求日本解释正在进行的中日谈判，日本都提了什么样的要求，并希望日本的谈判条件不要妨碍英商在华利益。日本挑了十几条提供给英国，同时表示无意涉足长江流域，对英商的利益绝无妨碍。英国的反应让袁世凯失望——英国政府认为，日本的要求并不过分。
美国也开始关注此事，美国国务卿布赖恩发给驻华公使芮恩施的训令中说：“日本提出的条件与过去日本做出的关于中国主权的声明不相符合，美国在原则上反对日本关于山东、南满、蒙古东部的要求。”
而俄国的态度却是完全支持日本。因为俄国与日本已经达成默契，双方一东一西，图谋蒙古。俄国颇具影响的《俄罗斯言论报》发表评论说，“日本在交涉中表现出很大的克制、稳妥的程度，具有诚意，而中国却实施一贯的阳奉阴违，以致未达成协议，实令人颇为费解。”
袁世凯看到俄国人的言论，气得大拍桌子：“俄国真是可恨！他们总是趁中国内忧外患来浑水摸鱼，从中国割取土地最多的就是他们。”
日置益对中国企图利用列强施压日本非常不满，在一次谈判中他对陆征祥道：“中国自己不能振作，却希望得到他国的帮助，这样的外交策略是可笑的，也是有害的。请贵总长回忆一下近数十年来的历史，中国执行以夷制夷的外交占到一点好处没有？当年日清战争，俄、德、法三国干涉我国归还辽东，结果辽东被俄国所据。教训不远，中国为什么总是乐此不疲？”
“不能说没有用处，这就好比一个人受到了欺负，要请大家来评评公理，虽然评理的人未必出手相助，但是非对错，大家却有个评判，仗势欺人者会受到舆论的谴责。一个有良知的人，面对正义的谴责会有悔悟和收敛，只有真正的无赖才会对公议舆论无所谓。”
陆征祥指桑骂槐，让日置益十分气愤：“所谓公理，也是建立在实力的基础之上。我们不要在这些没有实际意义的口舌之争上耗费时光，前面四号条款已经取得一致，我们该就第五号的条款进行会议。”
“第五号条款严重侵害中国主权，不是对一个平等国家所能提出的。我政府不就任何侵害中国主权的条件进行谈判。”
“这是敝国政府为了中日永久亲善而提出的条件，这些条件对中国也是有利的。如果得以实施，中日关系必将更加亲密，中国也将因此跨入文明国家的行列。”
“中国政府必须聘日本人为顾问，中国警察多数要聘用日本人，中国军械之一半要从日本购买，中国铁路修筑权要让与日本，中国铁路贷款必须借于日本，我从未见过如此苛刻的条约，我更不理解这样的条约对中国究竟利在何处！”
日置益冷笑一声道：“总之，日本政府出于善意提出的条件，希望中国政府能够给予答复。不然，一切后果由中国自负。”说罢傲然离席而去。
陆征祥和曹汝霖心事重重去见袁世凯。
“大总统，今天我实在控制不住，得罪了日本人。”
听完陆征祥的谈判情况，袁世凯道：“这事不能怪你，日本人实在欺人太甚。”
曹汝霖分析道：“想靠列强帮中国，我看指望不上。英国、俄国和日本同属于协约国暂且不说，英国向来是与日本结盟的，只要日本答应不损害英国的利益，英国就会沉默；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影响到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但美国也不会有实质的帮助；俄国不必说了，他如今是趁火打劫！”
“润田，你的话不是没有道理，但只是部分道理。列国出面，当然不会产生根本的作用，但作用还会有的。日置益如此气急败坏，正说明我们以夷制夷起了作用，他们不会一点也不顾忌国际社会的反应。他动不动就以武力相胁，我们也有军队，兔子急了还咬人。”
下午，袁世凯把顾维钧叫来道：“少川，现在谈判很困难，日本人态度很嚣张。我想争取国际社会给日本增加一点压力，俄国人与日本人穿一条裤子，指望不得；英国人向来袒护日本人，也靠不上。美国人在东北的利益较多，能牵制一下日本人的，如今只有美国。”
顾维钧回道：“有人说靠国际社会没用，这种观点我不敢苟同。我认为要想让日本人抛弃第五号的要求，非请国际社会出面不可。如果大总统允许，我建议把条约第五号内容提供给美国人，我想美国政府一定会出面向日本人施压。”
“我也正有此意。美国人向日本人施压，可能会有两种结果。一是日本人顾忌美国人的态度，或许会收敛他们贪婪的欲望；或者适得其反，日本人恼羞成怒，逼人更甚。”
“绝对不能签订第五号，是我们的底线。如果日本人铁了心要签订第五号，那么中日只有一战。还有一种可能，日本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思，如果中国反应激烈，国际社会施加压力，他们可能就收回第五号，我认为值得一试。否则，大总统难道真同意第五号？”
“决然不可。第五号那是灭我中国的条约，无论如何不能签。”
“好，大总统只要下定决心，我立即去找芮恩施交涉，请他把第五号内容密电美国政府，且看美国的反应。”
次日，顾维钧与陆征祥一起来汇报，有好消息也有坏消息。好消息是美国政府已经向日本提交照会，询问是否有第五号条款要求，并明确向日本政府表明美国的态度：“美国对一个国家在政治上、军事上或经济上对中国行使支配权力，不能漠不关心。如果这样的要求逼使中国接受，就会对美国产生排斥，使美国不能平等参与中国的经济和工业发展，并限制中国的政治独立。美国坚决支持中国的独立、完整和商业自由，并保持美国在中国的合法权益和利益。”
顾维钧将美国公使芮恩施提供的美国照会副本交给袁世凯。袁世凯点头道：“好，好，老美总算说了句硬气话，我想日本人不能不有所顾虑。”
陆征祥道：“也有坏消息，日置益照会外交部，为了加强青岛的防卫，防备德国人偷袭，他们要增兵青岛和旅顺、大连。”
“这是预料之中的，日本人无非是给我们施压，想在谈判桌上沾光。你们不必管，反正第五号不能开议。”
陆征祥、曹汝霖走后，袁世凯立即请徐世昌前来密议：“菊人大哥，日本人实在逼人太甚，陆子兴他们的谈判很艰难，我想让北洋的袍泽们出面，给他们撑撑腰。”
徐世昌回道：“大总统有什么想法，吩咐就是。”
“我想华甫、香岩、姜老叔他们这些将军们应该发个通电，表示拒绝谈判，不惜一战的决心。”
“好，这事我来联络。”
下午，袁世凯又叫来曾彝进吩咐：“叔度，我交给你个任务，你帮我把一笔款子用出去。”
曾彝进瞪着眼望着袁世凯，不明白花钱还算什么任务。
“你想办法结交一批有相当知识又怀才不遇的日本浪人，每月给他们提供一笔钱，让他们随时打探日本使馆和日本侨民的消息。”
“这不是难事，落魄的日本浪人不难找。但是他们这种人难得接触到机密，恐怕打探不来有用的消息。”
“消息有没有用我来判断。你只管让他们尽量给你提供就是，使馆的消息、日本侨民的消息，不管真的假的，大的小的，无论何种消息，你都来告诉我。比如最近来中国的日本人多，还是离开的多，离开的又是什么原因，离开的时候是否把家财一起卖尽，有没有一去不复返的势头。还有他们是否接到日本使馆或领事馆劝他们回国等等，事无巨细，都告诉我。”
“好，这件事好办。”
“还有一件事，你今天就去找有贺，好好向他请教宪法。”
“大总统，现在是什么时候，还和他研究宪法，能解决外交问题吗？”
“当然能，而且关系重大。我明白告诉你吧，我现在想知道的事情，是外交真正决裂后，大隈会采取何种态度，他是否会奏请天皇，立刻派兵来中国。按照日本的宪法，天皇是必须准其所请出兵呢？还是可以驳回不出兵呢？关键在这个地方！你万不可在谈到这个问题时涉及二十一条，要用旁敲侧击的办法，叫他就宪法论上解答问题。”
曾彝进当晚去了有贺家中，称赞其“宪法论”高明，很有兴趣向他请教：“袁大总统对用兵权十分关注。中国的临时约法，规定用兵权要通过国会的同意，这便等于剥夺了总统的军事大权。袁总统现在设立大元帅统率办事处，想把兵权收回来，但下面的抵触很大，他很想在将来的宪法中予以明确。我想听听日本宪法这方面的规定，以便将来对大总统有所献议。”
有贺回道：“在日本，内阁如果请求用兵，必须召开御前会议，诸位元老当然列席。天皇和元老如果不喜用兵，当然可以驳回。比如这一次，大隈以武力相逼，那他自己说了不算，就应该先奏请开御前会议，议决如何提出要求，如何让步，让步到什么程度，如果不让步而决裂了，采用什么手段，如何用兵。这次大隈贸然提出二十一条，尤其是第五号毫无准备，毫无后盾，天皇不知，元老不知，这只能靠侥幸成功啦。可国家大事，岂是投机可以办好的。如果袁大总统在谈判中决然驳回其要求，导致两国决裂用兵，那么，在日本那边，没有经过御前会议，日本是否出兵，还必须请示天皇，请示元老。而到这时候如果不用兵，就伤了帝国的威信，内阁肯定要倒的。”
“如果两国决裂，日本再开御前会议，内阁请求出兵，这个是可以的吗？”
“大隈提出的二十一条，涉及满洲以外的要求，本非日本帝国的本意，帝国十之八九不至因此出兵。但中国方面若有重大侮辱帝国威信的言语行动，他可以此为借口激怒天皇、元老乃至帝国臣民，促使他们用兵，这一层不可不防。总之，大隈这次的办法，手段太拙劣，在办理方式上又太不礼貌，大多数日本人不以为然，支持他的人没有几个。”
曾彝进将会见情况报告袁世凯，袁世凯决定会见有贺长雄，希望他完成一件重要使命。
次日上午，有贺长雄如约来到总统府。袁世凯先对他为中日友善所做的努力表达谢意，然后话题一转道：“此次日本要求各款，其重要部分亦为中国政府所料及，不难承诺。唯其中有害及中国独立权、违反现行条约及破坏各国在中国之机会均一者，则属万难承诺。如果承诺，必致全国舆论沸腾，群咎本大总统对于国民不负责任，革命党必借此以为口实，希图再举；其他各外国于欧战结局之后，必纷纷援例为同样之要求，彼时中国政府将无法拒绝。目前中日交涉遇到极大困难，日置益公使坚持就二十一条第五号进行会议，实在令我为难。此项条件不但于两国不利，且易引起人民仇日之心。日本政府对于元老很为尊重，元老都是持重有远见的人，博士与日本元老又深有交情，我意请博士回国向元老详细说明，请其谅解，顾全两国之友谊。博士必能谅解我的意思及政府为难情形，务请善为说辞。”
有贺长雄回道：“我素来抱一种意见，对于有三千年历史与四亿民众之中国，临之以高压手段，决非永久之良策，我很愿为中日永久友善尽一分力量。为了中日消除隔阂，永保友谊，我尚有一项建议，请总统俯允。”
“博士请讲。”
“现在中日两国中下等人交际频繁，而两国上流人士交际甚鲜，故彼此意见恒多误会。日本上流人士极希望与中国上流人士结风雅交，而苦无交际机关。如日本枢密院顾问官，均系老政治家，或博学鸿儒，素仰中国文化，极表同情于中国，若能招致此辈，更番来游，情意渐通，猜疑尽释，日本对中国之外交方针或可一变。兹拟设一外友会，专司此事，拟请云台公子为中国会长，松方侯爵为日本会长，不知大总统意下如何？”
袁世凯连连拍案表示赞赏：“好得很，好得很，中日之间正需一个这样的机关。日方由松方侯爵出任会长极为恰当，中方会长犬子不能胜其任，待我再斟酌。你回国后告诉松方侯爵，日方外友会的费用本政府愿承担，你回国前可先带部分经费转至松方侯爵，以便为中日友善沟通之用。”
其实，这不过是袁世凯表面的说辞，其真实的意思就是给松方一笔钱，让他策动元老，给日本内阁施压，在谈判上能够有所让步。
有贺很爽快答应了，同时建议道：“日前大隈内阁尚未奏请召开御前会议，如果召开御前会议，他的背后便有相当的力量，非大隈一人私见可比，非虚声恫吓可比，元老也无可奈何，之后的交涉或允或驳，那就请大总统决断了。”
听话听音，袁世凯明白，有贺的意思是说要运动元老，非在召开御前会议之前，而一旦经御前会议后提出的要求，还是答应的好，不然真要诉诸武力了。
“我明白博士的意思，天皇和元老的面子，中国当然要顾及。还请博士尽快回日本。”
有贺长雄次日就乘火车到沈阳，转道朝鲜回国。袁世凯把曾彝进找来道：“有贺回国后由你负责与他联络，你直接联络他肯定是联络不到，通过驻日使馆的陆润生就行。有贺与这边的联络，也是通过陆润生。”陆润生就是驻日公使陆宗舆，润生是他的字。
“有贺回国运动元老，我们心中有底，谈判时就不必看日置益的脸色了。”
“日置益贪心不足蛇吞象，满洲外的要求我尽量全数驳回。满洲内的要求，多少答应几点，而这几点纵使答应了，我有办法要他等于不答应。不但如此，我还要杀他个回马枪。”
曾彝进不知道袁世凯如何杀日本人一个回马枪，更不相信袁世凯还有什么资本可以杀日本人回马枪，但他也不能不服袁世凯的套路有时候的确出人意料。
有贺回国担负着秘密使命，他和袁世凯故意放了个烟幕弹，日本人办的《顺天时报》登载消息说，有贺今年契约届满，此次回日本将仍旧担任帝国大学及早稻田大学教习，中国政府遇有要务即行来京。报纸上还煞有介事地说，有贺临别赠言袁世凯，一是行政司法不宜相混，二是立法院宜速行组织，三是国民会议亦尽早成立。外人都知道，有贺因为合同到期而回国。
有贺回到日本后，先与驻日公使陆宗舆进行接洽，有什么情况请他随时发密电给袁世凯。有贺先拜谒井上，然后又拜访山县有朋。山县听取有贺的报告后，又让他转访松方正义，松方又请他再告诉宫内大臣大山岩。这些元老对大隈重信内阁未经御前会议就坚持开议第五号内容，并不惜以武力威胁中国深不以为然。松方正义召日本外相加藤高明，诘问他觉书中有第五项，何以没有报告？加藤说，这是希望条件。松方说，既然只是希望条件，对方不愿开议，即不应强逼开议，设若交涉决裂，内阁打算怎么办？加藤高明回道：“帝国出兵不出三个月，中国可完全征服。”松方则笑言：“莫要把中国看得太轻，若用武力，恐三年未必成功，遑说三月，应速自行善处。”
不久，有贺通过陆宗舆转电袁世凯：“谈判大局既定，民国宜以内政有种种困难为理由，要求结了，其关满蒙问题宜让步，并声明第五号毫无让步之余地。内阁若欲加以强制手段，诸元老必制止之。”
袁世凯把曾彝进叫来道：“这些天你要尤其注意日本使馆的动向，我决定要杀他们的回马枪。”
袁世凯说的回马枪，就是对二十一条提出最后修正案，第五号、第四号完全不予考虑，第一号关于山东问题的解决方案，中国承认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权益，而日本政府应声明未来将青岛交还中国，并撤回租界内外日军；第二号关于满蒙问题，东蒙古不予考虑，在同意日本人租用土地办厂经商耕作的同时，要求必须服从中国警察管理并像中国人一样照章纳税，东三省司法制度改良后，取消领事裁判权，所有诉讼，完全由中国法庭审理等等。
陆征祥和曹汝霖都有些担心，一旦激怒日本，谈判陷入僵局该怎么办？袁世凯则安慰道：“你们不必担心，我自有办法。”
文件提交后，袁世凯让曾彝进每天向他报告。第二天曾彝进就报告，日本使馆内乱作一团，使馆有人说，万没料到袁世凯敢于如此。又隔数日，传来消息说，大隈首相处境很尴尬，遭袁世凯回敬一棒，狼狈万分。
袁世凯也从陆宗舆密电中获知，大隈首相已经上奏天皇，准备开御前会议。随后陆宗舆转来有贺电报：“日内阁一变态度，减轻要求，深望中国亦一变态度，顾全元老面子。将来必要时，尚可以元老意向牵制内阁。”
有贺在元老中间穿梭活动，引起了日本内阁方面的警觉。陆宗舆不久发回电报，有贺被政府派警护卫，拘束行动，只能中间传信，不便自由活动。
袁世凯的消息来源从此只能靠曾彝进手里的日本浪人。但日本浪人虽然每天都向曾彝进报告，却提供不了确切的消息。袁世凯催得紧了，他便回道：“最近有浪人报告说，传闻东京来电，计有三案，第一案如何如何，第二案如何如何，第三案又如何如何。先提第一案，不行，再提第二案，再不行，提第三案，第三案不行，则决裂。我以为此种澜言，实在无报告价值。”
“你何以知其无价值，在我看来，一句谣言都有价值。今日之事，犹如打扑克牌，快到最后摊牌之时了。你以无价值了之，错了。是真是假，是虚是实，是大是小都要报告，万勿隐瞒。”
“是，以后不管什么消息，我一概向总统汇报。”
“这就是了。对了，最近有没有日本商人离开北京？多不多？”
“这个我知道，最近有三个日本商人走了。”
“他们是怎么走的？卖掉了家产没有？是不是日本使馆动员他们离开？”
“没有卖掉家产，也没有听到日本使馆动员日侨离京的消息。”
袁世凯自言自语道：“好，看来日本人还没打算动武——这种消息你要多上心，一听到日本人离开北京的消息，一定打探一下原因，以及是否卖掉家产，并及时告诉我。”
曾彝进领命而去。
这天，袁世凯接到陆宗舆电报，说日本内阁提出了最后通牒，估计已发驻华使馆，但具体内容不得而知。
袁世凯让曾彝进立即来见，却满城找不到他。到了晚上他才来报告，说他请一个在日本使馆有内线关系的浪人吃饭，据浪人说，日本使馆接到东京来电了，御前会议依诸元老意见，只有一案，满洲以外的要求不提了，满洲以内较原案略有让步。元老们最关注的权力是日本在满洲内地杂居权，在满洲得以租种土地，满洲警察局须聘请日本人为顾问。此三条最重要，非中国答应不可，不答应即决裂。
袁世凯笑道：“真货假货，我一眼就看得出，这个报告是真的。”
“或者日本人还可让步，焉知无第二案。”
“我同日本人办交涉数十年，他们的性情我摸得门清。他们性急，喜欢痛快。况且证以日本元老松方的意见，大都相符，我看这个报告最近于真。”
中日谈判已经停滞了三个多星期，美国的干预让日本内阁倍感压力，为了避免外交被动，逼迫中国尽快签约，一方面增兵山东和山海关，派军舰到渤海湾游弋，驻华使馆发布训令，令日本侨民准备撤离，极尽恫吓之能事，另一方面决定向中国下最后通牒。
5月7日上午，日本内阁将最后通牒电达北京日本驻华使馆的同时，将副本送达中国驻日使馆。驻日公使陆宗舆立即电告外交部。日本最后通牒的大致内容是：日本为东亚和平，并期将现存中日两国友好善邻之关系益加巩固，提出中日友好条款。然中国政府对日本善意未加体察，一意拖延，愈三月之余而无结果。鉴于中国政府态度恶劣，日本政府认为再无继续协商的余地。然，为维护东亚之和平，日本政府前次提出的修正案第五号各项，除关于福建一事外，概与此次交涉脱离，容后再议。前四号之内容，不可加以任何更改，请中国政府五月九日午后六时为止，为满足之答复，如到期得不到满足之答复，则帝国政府将执行必要之手段。
陆征祥和曹汝霖亲自将电报呈给袁世凯。
袁世凯看了之后道：“日本的正式通牒还没送来，估计不会有大的变化。子兴，你尽快亲自与美国和英国公使联络一下，看他们还有没有挽回的办法。”
曹汝霖回道：“英国指望不上，就是美国也不过是发几个强硬的照会，除此之外也没有其他行动。”
“日本人肯放弃第五条，与美国的帮助不无关系，有用无用，还是去联络一下的好。”
两人走后，袁世凯立即请徐世昌和杨士琦过来。
袁世凯说了一下情况后道：“日本人将下最后通牒，看来中日已到了摊牌的时候。”
徐世昌问：“大总统是什么想法？”
“日本人欺人如此，莫说我是大总统，就是寻常男人何尝不想与日本人大战一场。大战一场，虽死犹荣，还能博一个爱国的名声。可正因为我是大总统，就不能像寻常男人一样行事。大战一场，是必输无疑。明知必输而轻于一掷，是对国家不负责任。甲午之役，李文忠不想打，迫于舆论不能不勉强一战，结果丢了朝鲜和台湾，赔款两亿多两。庚申年，老太后是不甘受洋人的气，负气向十一国宣战，结果八国联军进京，两宫西狩，签订《辛丑条约》，赔款本息高达九亿两，使馆区、京津要塞、山海关铁路沿线外国得以驻兵，国权沦丧，想来不寒而栗。是战是和，我已经数月睡不好觉。菊人大哥，如果我下令与倭寇一战，拼个鱼死网破，会是什么后果？”
“你是大总统，不该存鱼死网破的想法。其实不用问，你心里也清楚，与倭寇一战，网不一定破，鱼却必定要死。因为一旦中日开战，就是向整个协约国开战，俄国必定要图谋新疆、蒙古，英国则必定乘虚而入，谋我西藏。何况地方各自为政，国家财政捉襟见肘，拿什么开战？仅军费一项就无法可想。”
杨士琦接话道：“不仅外患，内忧也很严重。如果孙黄之辈趁乱而起，局面就不可控制。”
“是啊，这也正是我担忧的。今天叫你们两位来，一是听取你们的意见，如果有拒约的好建议，咱们不妨认真筹划，二是如果没有更好的办法，我打算答应日本人的要求，请你们到时候能够支持，大家都难咽下这口气啊。”
徐世昌建议道：“到时大总统最好召集大家商量一下，也让大家能够理解大总统的苦心。”
杨士琦出主意道：“实在没办法，答应了日本人的要求，不等于将来就让他得逞。比如日本人在南满租地，到时下一条行政密令，谁租地给日本人就当卖国贼枪毙，让日本人一寸地也得不到。”
“对，对，我也正有此意。杏城，你以个人名义约张雨亭来一趟，此人不简单，我有事交代他。”张雨亭就是驻奉天的二十七师师长张作霖。
“好，我立即给他发个密电。”
日本驻华使馆方面接到通牒，并没有立即送交外交部，而是派一等书记官小幡来见曹汝霖，说日本政府预备下最后通牒，不惜一战，若将第五号酌议几条即可免此危险。
曹汝霖从陆宗舆的电报中已经知道日本内阁对第五号已经不再坚持，日本使馆如此不过是得寸进尺以向内阁邀功罢了，便对小幡道：“贵国已将最后通牒副本送达我国驻日公使，公使为政府代表，送交公使，即无异送交我政府。既下最后通牒，有何再商可言？”
小幡碰了壁，悻悻而去。
下午三点半，日置益亲自将最后通牒交送陆征祥，态度严肃，不发一言。
袁世凯接到正式最后通牒，要求到9日18时必须回复行或不行。算算时间，只有四十八小时。他立即召集各部总长、参议院议长、府院秘书长、陆军次长、外交次长等开全体大会，讨论日本最后通牒，应否接受。大家都到齐了，只缺最重要的外交总长陆征祥，打电话催请，说正与英使朱尔典会晤。
过了半个多小时，陆征祥才到，报告他与英美公使沟通的情况。
袁世凯问：“朱尔典怎么说？”
陆征祥回道：“英国也没什么好办法。”
“美国公使的意思呢？”
“与朱公使的意思一样，也劝中国不要与日本正式冲突。”
“我们该拜的都拜了，看来只能如此了！日本人当初提了二十一条，如今最后通牒中，已将第五号自行撤回，第四号全部删除，第三号中的两条删除一条，第一、二号中的十一条不是‘留待日后磋商’，就是加进了限制条件。这些不得不说是外交部努力的结果，尽管不一定是最好的结果。外交部坚拒到底，已尽其责任。日本这次提出的最后通牒，只有诺与否两字，我受国民付托之重，度德量力，不敢冒昧从事，愿听诸位的意见。”
段祺瑞立即表示反对：“中日并未失和，日本人却向中国下最后通牒，这在国际上是从来没有的。我们这样迁就日本人，何能立国？中日军备有差距，但无论能不能赢，总要先打一仗再说，一枪不放，就递降表，太丢军人的面子。老话说得好，宁为玉碎，不为瓦全。”
“段总长之说自是正理，然亦应审度情势，量力而行，倘若第五项不撤回，我亦与段总长同一意见。现在既已撤回，议决各条，虽有损利益，尚不是亡国条件，只望大家记住此次承认是屈于最后通牒，认为奇耻大辱，从此各尽各职，力图自强，此后或可有为。若事过辄忘，不事振作，朝鲜殷鉴不远，我固责无旁贷，诸位也有责任”。
段祺瑞仍然持异议：“民国肇兴，就签订这样丧失国权的条约，倘各国效尤，如何应付？”
“我岂愿意屈辱承认，环顾彼此国力，不得不委曲求全，两国力量如何，你应该最明白。”
闻言，段祺瑞无话可说，徐世昌出面道：“该尽的力都尽到了，目前除了接受日本的通牒，看来也没有更好的办法。”
其他人也点头附议，于是宣告散会。
第二天下午，袁世凯吩咐外交部准备回复日本最后通牒的稿子。袁世凯对顾维钧的印象很好，特别点名让曹汝霖与顾维钧亲自商议起草。当时顾维钧因为太过紧张、疲劳而发高烧，已在德国医院住院两天。曹汝霖亲自到医院去与他商议，顾维钧认为虽然是最后通牒，但应当辩驳处还是要表明态度，关于第五号日本的说法是“容后再议”，顾维钧认为这会留下后患，应当明确表示中国不予接受。两人仔细斟酌，三易草稿，脱稿时已经是早晨四时。由顾维钧翻译出英文稿，准备通报给西方国家使馆。
黎明后，曹汝霖携稿入总统府。袁世凯已在办公，埋头阅文件。
曹汝霖问道：“大总统这么早就办公了？”
“睡不着，干脆不睡了。”
曹汝霖呈上稿子，袁世凯正在审阅时，日使馆打来电话，请曹汝霖接。原来是翻译高尾，他说今日已到限期，贵方复文何时发出？曹汝霖答必在期内发出。高尾又说最后通牒复文，只有诺否两字已足，若杂以它语彼此辩论，过了期限，反恐误事，务望注意。
曹汝霖将日本使馆的意思报告袁世凯，袁世凯叹了一口气，把内史长阮忠枢叫来，让他参照曹汝霖的稿子重拟一稿，将辩论之处一概删去。
下午高尾又到外交部，说是奉公使命，要求先阅复文稿，以免临时有误限时。曹汝霖认为日本人干涉太甚，不同意让他阅稿。高尾很蛮横，说你不让阅，那我见总长。曹汝霖没办法，只好请示陆征祥，陆征祥说时间局促，免生枝节，那就先给他阅看吧。谁知高尾阅后不同意关于第五号“中国不予承认”的说法，要求须照原文更正。
外交部秘书往还磋商，易稿数次，高尾始终不同意，非按通牒原文“暂时脱离，容后再议”表述不可。最后陆征祥拍板道：“此事由我负责，即照原文，以后再议与否，要看那时情形，不必在此时文字上争执。”
定稿缮正，再翻译出英文、日文，陆征祥、曹汝霖和日文翻译施履本送至日本使馆，交与日使日置益，日置益踞座而受，十分傲慢。
三人出日本使馆时，已是午夜十一点。曹汝霖对陆征祥道：“陆总长，我感觉就像评书中所说，投降书递顺表。”
陆征祥安慰道：“润田，这算什么，当年我在驻俄使馆当翻译，俄财长维德为租借旅大问题，与杨钦差磋商不洽，后竟将条约摆在公案上，逼迫杨钦使签字。杨钦使答以未奉我皇命令，不能签字。维德拍案咆哮，出言不逊，骄横无礼，其情形比这次凶狠得多，至今心有余悸。杨使气愤填膺，年事又高，出门时在石阶上滑跌，遂至不起，客死俄国。弱国外交，言之可叹。”